李国梁
辛亥革命时期，分布在南洋各国的华侨约600万人，其中闽籍华侨约占40%。他们中出现一大批忠实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仁人志士，在侨居地发展革命组织、宣传革命思想、筹捐革命经费，回国参加武装起义，贡献巨大。
南洋地区一度成为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基地，闽籍华侨功不可没。在南洋各国从事商业贸易的闽籍华侨人数众多，其中不乏富商巨贾，他们原来多是当地华侨社团领袖，具有较强的号召和影响力。如陈楚楠、陈嘉庚、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郑螺生、李源水、庄银安、徐赞周、萧佛成等著名革命骨干，都属于这一阶层。因此，闽籍华侨在协助孙中山革命派建立发展革命组织和筹款助饷方面能有重要的贡献。
闽籍华侨是福建侨乡地区辛亥革命的先锋力量。在海外接受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华侨志士，返回家乡积极宣传革命，发展同盟会等革命组织，扩大革命影响，尤其在1911年武昌起义后的革命高潮中，闽籍华侨在福建光复运动中的积极作用更是十分突出，福州、厦门、泉州等地的光复起义，都有归国华侨参与发动和领导。这是南洋闽籍华侨与辛亥革命运动关系中的一大亮点。
辛亥革命时期，华侨追随孙中山先生，纷纷参加革命活动，对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起过巨大作用。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1］，成为评价华侨伟大贡献的至理名言。福建是我国的主要侨乡之一。福建籍侨胞广泛分布于南洋各地，人数众多。他们不但在侨居地积极参加和支持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而且还返回国内进行革命活动，对福建侨乡的辛亥革命运动起过重要作用。关于前者，即华侨在海外侨居地的革命活动，已有许多研究成果问世，鸿篇巨著不少。关于后者，即华侨与家乡革命运动的关系，不少著书虽有涉及，但到目前为止，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以南洋闽籍华侨为例，在论述他们在侨居地从事革命运动的同时，也特别注意论述他们在国内家乡辛亥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与地位。
一、辛亥革命时期的南洋闽籍侨胞
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的总人数约五六百万。据《东方杂志》估计，1907年华侨总数达6317389人。［2］又据清末官方估计，散处世界各地的华侨人数“不下五百余万”，［3］其中90%以上分布在东南亚地区，其次分布在美洲、日本、澳洲、南非等地区。华侨籍贯几乎全为广东、福建籍，其他省籍的华侨人数所占比例极小。福建籍侨胞人数约占华侨人数的38%，［4］约20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菲律宾、缅甸、英属海峡殖民地（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槟榔屿、吉隆坡等地）、荷属东印度（现印尼）、婆罗洲等地，侨居在暹罗和其他地区的闽籍华侨相对较少，但也有一定数量。
福建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悠久。宋代以来，福建人到海外贸易，由“行商”而“住商”，定居海外之事有所记载；明代中叶之后，沿海大批居民移向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尽管封建王朝厉行“海禁政策”，但旅居国外的闽籍华侨已达到几十万人。［5］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福建沿海特别是闽南各县人民大批相率渡海去南洋。他们之中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内破产失业的劳动人民，因经济压迫或天灾人祸往海外谋生路，由亲族相互牵引协助来到南洋，也有大量的“契约华工”被贩卖到南洋做苦力。据统计，1880~1910年的三十年中，从厦门、汕头、香港三地出境的移民达到6327398人，其中仅从厦门出去的移民就有2107012人。［6］另一种是国内反清起义的志士及其后代，在反抗斗争失败后，逃往海外谋生。例如新加坡华侨、孙中山的同学吴杰模的父亲，还有爪哇糖业大王黄仲涵的父亲黄志信等人，就是因为参加1853年的闽南小刀会武装起义，响应太平天国失败后逃往南洋的。［7］永春人林俊会组织红线会，起兵响应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其弟弟与儿子逃往印尼，又组织天地会，后合入于义兴会。辛亥革命前夕，新马地区的“三生馆”领袖戴炎、蔡永应等人，原来都是泉州的三点会（即三合会）成员，后来逃亡出国的。［8］总之，闽籍华侨中的大多数人，是因为经济贫困、政治迫害在国内无法立足而离乡背井的。他们移民海外的具体动机不尽相同，但是都有着不满现实的情绪和敢于冒险的性格。到了东南亚以后，他们披荆斩棘、流血流汗，对侨居地的开发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一小部分华侨，通过多年的辛勤经营、刻苦奋斗，在经济上建立了基础，甚至跻身中小资产阶级。但是，他们却长期遭受当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分子的歧视、排挤和迫害，在居住地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二三等公民。清朝政府曾长期视华侨为“背弃祖宗庐墓”的“化外之民”，不仅对海外华侨的利益不予保护，反而对归国华侨和华侨眷属进行巧取豪夺。清末时期，清政府对海外华侨的政策有所变化，有意保护海外华侨，以利用华侨经济力量，但却没有实力去真正做到“护侨”。
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步步深入，清王朝的国势日衰，华侨在国外的处境更如江河日下，苦不堪言。因此，海外华侨对清政府的统治有着强烈的不满，迫切要求改变祖国现状，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做靠山，改变寄人篱下的地位。他们的处境和地位，决定了他们容易受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提出的革命反满思想。著名的同盟会员黄乃裳（闽清人）在谈到自己入盟以前的思想状态时说：“回想自三十七岁至四十七岁十余年中，见夫外力之侵迫，国势之孱弱，民治之腐败，社会之颓落，妄希效力于国家。”［9］黄乃裳曾是变法维新派，但是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他猛醒，“知非革命不足以救亡拯毙也。”［10］黄乃裳的思想有代表性，华侨中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正是在内忧外患中思考用什么办法挽救祖国前途的。著名闽籍华侨、缅甸同盟会会长庄银安谈到自己投身革命阵营的原因时说：“年十八渡缅甸，耳目所及，始恶外人之所以欺我侮我者，皆我国势不振有以致之。余因是革命思想油然而生，盖非革命不足以强国，非革命不足以唤醒侨民。”［11］华侨从爱乡爱国走向革命，对革命寄予无限希望，对革命党人宣传的革命反满思想自然比较容易接受。再加上华侨生活在国外，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较早，又处在清政府反革命暴力无法直接达到的地区，所以许多华侨在国内革命风潮的影响下，在革命派宣传教育下，成了辛亥革命运动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这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明白本党的主义在先，所以他们辛亥革命也在先。”［12］福建籍侨胞中，就有许多“革命在先”的志士，他们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建立的功勋永彪史册。
二、发展革命组织的中坚力量
1894年，孙中山在海外华侨中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之后又连续在日本横滨、香港、越南河内等地成立了兴中会分会。原籍海澄县（现厦门杏林区霞阳村）的港澳同胞杨衢云（飞鸿），早在1890年与友人谢缵泰发起建立了香港的“辅仁文社”，以“开通明智，讨论时事”为宗旨。1895年，孙中山先生自檀香山抵香港发展兴中会组织时，杨衢云等欣然赞成，且愿取消旧社名义，成为协助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分会的主要骨干，在1989~1900年期间，担任兴中会总会的首任会长。1895年，他协助孙中山先生筹划和领导兴中会成立后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即乙未九月广州之役），并积极为起义秘密准备武器弹药，“驻港为之转运，数月来未之或失”。［13］不幸的是，由于计划不周，举措不当，这次起义刚要发动就遭到清政府的血腥镇压，到广州参加起义的兴中会员不少人被捕牺牲，官厅通缉孙中山和杨衢云的告示贴遍广州城内外。在危险、残酷的环境中，杨衢云面无懼色，坚持革命活动，后来“乃家人及戚友苦劝离境，不得已奔赴南洋”避难。［14］不久他又辗转到了印度、南非、欧洲、菲律宾、新加坡、日本等地，“所至皆专向华侨为我们民族革命之鼓吹，”［15］同时也在这些地区的侨胞中发展兴中会组织。1901年11月，杨衢云在香港被清政府派遣的凶手暗杀。当时孙中山正在日本横滨，接到他遇害的电报后非常悲痛，随即通告在横滨的同志，集会追悼，印刷讣告，发寄中外，并在革命党人中募款以抚恤他的家属子女。孙中山先生在写信给兴中会员、杨衢云的战友谢缵泰的一封信中，说“先友杨君在港遇害之事，弟得接电者，即向同志周知，弟与各同志皆深为惋惜哀悼之情，有非笔墨所能尽者矣”。［16］可见孙中山及兴中会员们与杨衢云之间的革命感情。
1905年，孙中山领导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革命政党--同盟会，革命形势迅速发展。1906年开始，孙中山以及他委派的革命党人先后到南洋各地建立同盟会，发展革命力量。在革命思想的教育启发下，有许多福建华侨投入到革命阵营中，成为南洋各地同盟会组织的骨干和中坚。
侨居新加坡的华侨陈楚楠（厦门人）是南洋同盟会的创建者之一，担任过南洋英荷两属同盟会会长，被誉为“南洋革命党第一人”。孙中山在南洋开展革命发动工作，他是得力助手，曾受孙中山的委派到南洋各地建立同盟会分会。到1908年，仅南洋英荷的殖民地就有同盟会的分会和通讯处100多个。同盟会组织在南洋侨胞中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楚楠之力为多焉”。［17］另一侨居新加坡的闽籍华侨林镜秋（厦门人），也是较早加入同盟会的会员之一，曾被举为南洋同盟会书记，以后又担任同盟会中的福建帮长，“对于革命进行，奋斗费懈”。［18］
事实上，在马来亚各地，许多闽籍侨胞成为当地同盟会组织的领导人或骨干。槟城华侨吴世荣（海澄县人）被公举为当地同盟会会长，黄金庆（同安县人）为副会长。1910年，孙中山将同盟会南洋支部迁往槟城，任命黄金庆、吴世荣为支部负责人。［19］马六甲华侨沈鸿柏（晋江人）是当地同盟会负责人。他在1907年发起组织的“救国十八友”华侨爱国团体，于1908年被纳入同盟会马六甲分会，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已发展为200余人。［20］此外郑螺生（同安人）是同盟会怡保分会会长，闽侨陈新政、邱明旭是槟城同盟会的主要骨干，李振殿（厦门人）是沙捞越同盟会骨干。
在南洋其他地区，侨居缅甸的闽侨庄银安、徐赞周、陈仲赫、张友福、徐甘泉等人为在缅甸华侨中建立同盟会组织起过重要作用，庄银安被推举为同盟会缅甸分会会长。缅甸的同盟会自1908年建立后，仅一年多时间就在20多个城镇建立了分会组织。据统计，1908~1911年，缅甸华侨参加会组织的达到2343人，［21］其中许多是福建侨胞。菲律宾的同盟会组织成立于1911年春天，虽较其他地区为迟，但在此前几年，福建华侨郑汉淇、杨豪侣等人“均时常向侨众抨击清政，不遗余力，闽粤同胞多为感化”。［22］他们的活动已为菲律宾建立同盟会组织奠定了基础。当孙中山派人来发展同盟会时，郑汉淇等人马上响应，协助革命党人迅速顺利建立了分会组织，郑汉淇当选为会长。暹罗同盟会成立于1908年冬，由华侨报纸《华暹日报》社长萧佛成（南靖县人）任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