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爆发后，捷报传到海外，广大侨胞莫不欢欣鼓舞，随即出现了筹款支援各省光复斗争和革命政权的热潮。“马来亚广大的侨众投身于实际的反满行动之中，成千上万的人剪去了辫子，焚烧代表满清的龙旗，并蜂拥而出向革命军捐献款项。”［55］1911年11月，福建光复后，闽军政府建立，百废待举，需款孔急。军政府建立了专事筹款的“筹饷局”，由黄乃裳兼任局长；闽都督孙道仁发表“致南洋兄弟父老书”，请求南洋支持新政权，“更集巨款，克日汇闽”。［56］新加坡华侨积极响应，1911年11月有3日，新加坡福建会馆在天福宫召开群众大会，成立“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选出以陈嘉庚为主席的20人委员会，并将会上当场捐得的2万元叻币汇往福建新政府应急。此后，陈嘉庚领导的保安会负责“筹款10余万元，汇交闽督作救济用途，并倡募民捐20万。”［57］马来亚怡保、槟城、雪兰莪、霹雳等地的同盟会也纷纷集会筹款，迅速汇款支持福建、广东和其他省市的光复事业。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之际，连闻名的保守维新人物、锡矿大王胡子春（永定县人）也剪掉辫子，捐献了5000元叻币巨款支持革命。1911年10月11日～1912年2月12日，仅仅4个月时间，新加坡、马来亚华侨支援国内革命的汇款总数已达叻币（或港币）87万多元，其中27万元汇往福建的革命政府。［58］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仰光，缅甸华侨也于10月11日设立了“筹饷局”，举徐赞周为局长。缅甸同盟会发出“告全缅侨胞书”，号召捐款支援福建光复。庄银安还被推举为南洋华侨代表，回闽协助进行光复事业。据担任福建革命政府筹饷局长的黄乃裳记述，光复后的新政府共计“得华侨汇款70余万”。［59］除了汇款外，闽籍华侨还推派代表回到福建慰劳，并带回各阶层侨胞的捐款。陈新政“受同志推任代表回国，抵闽后，即电南洋各埠乞将伯，应者又收十万”。［60］庄银安、丘廑兢携带仰光华侨捐款来厦门主持临时筹饷局，协助地方财政。泗水派庄以卿、庄少谷、王少文带2万元到厦门，支援光复斗争。［61］武昌起义后，大笔捐款源源而来，华侨对辛亥革命经济上的支援达到了最高峰。据估计，福建光复前后得到的华侨捐款，总数“不下200万元”。［62］闽籍华侨捐献的巨款，不仅支持了革命力量光复全省各地，而且使故乡土地上刚刚诞生尚十分脆弱的革命政权得以稳定，从而有利于建立新的政权体系。
五、参加光复起义的壮举
闽籍华侨对辛亥革命运动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们中有不少人直接参加了光复福建各地的武装斗争。福州、厦门、泉州等地的光复起义，都有归国华侨参与发动和领导。
在福州的光复起义中，黄乃裳是重要领导成员。早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乃裳就利用他担任福州英华、福音、培元三个书院教务长的机会，积极在学生中组织炸弹队，为在福建举行武装起义作准备。武昌起义爆发后，正在南洋的黄乃裳立即乘船返回福州以响应。农历九月十八日夜十一点，福州英华、福音、培元三书院的三十名学生炸弹队员，聚集在黄乃裳家里正装出发。十九日清晨，黄乃裳亲自举起“十八星大红旗”（当时革命军的旗帜，取十八省同时革命之意），率领他们和体育会百余人、商团百余人以及社会青年三十余人，由仓前山桥南公益社（即同盟会会址）出发开进城内，分守于乌石山、于山、越王山一带。下午，同盟会骨干身先士卒，驻闽新军革命派英勇进攻，几千名群众自发支援，终于占领道台衙门，福州庆获光复。1911年11月13日，在福州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闽都督府”，又组织临时参议会。黄乃裳积极参加了新政权的建设工作，任交通司司长，后又兼任都督府下设的政务院筹饷局局长，为新政权开辟财源，对于稳定福建光复后的局势立下汗马功劳。在福州光复不久，还有一支由革命热血青年自发组建起来的“福建学生北伐军”，成员有福州英华、开智等学校的学生及闽清县青年南洋华侨青年，计500余人，华侨许逸夫、廖国炎担任学生代表。黄乃裳关注和支持这支队伍的发展，千方百计筹款并个人捐款维持学生军的开销。1912年1月17日学生军出发北伐时，黄乃裳高举“祈战死”的大旗走在队伍最前列。［63］厦门是福建华侨的主要进出口岸，一向是同盟会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在厦门的光复斗争中，南洋华侨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尼泗水华侨王振邦是辛亥光复厦门之役的主要领导人，负责组织联系和经费筹措。在光复过程中，“林衡可、施明、黄蕴山分别占领各机关，清吏皆逃遁，民众鸣炮鼓舞欢迎”。［64］陈天赐、黄金安、陈清池以及华侨炸弹队的杨有本、蒋赢洲、蒋德卿、蒋报安、蒋以钦、王克昌、蒋世春、陈子山等五十六位归侨，都参与光复厦门之役。此外，还有四十七位华侨青年自筹川资，分别从缅甸仰光、印尼日惹、马来亚的吉隆坡、槟城、太平以及新加坡返回厦门，为新政权效力，其中有二十六人前往湖北参加敢死队。福州光复的消息传来，归国华侨庄育才、陈仲赫、陈延香、陈瓞臣、庄惠然、陈少荣等带领同安县和灌口两地的同盟会会员，配合原先组织的革命军发动进攻同安县城，驻军反正，革命军顺利进城，同安知县投降缴印，同安宣告光复。［65］
泉州的光复斗争也有华侨参加和领导。蒋以麟于1911年5月受泗水同盟会委派回泉州进行革命活动。他与当地革命党人许卓然、叶青眼和从海外回来的侨界同志取得联系，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同盟会员，争取革命群众。福州、厦门先后起义成功后，蒋单身前往会见泉州防军统制唐万胜，晓以大义，喻以利害，劝唐起义。唐终于接受革命党人所提出的条件，宣告反正，泉州遂得光复。［66］
在光复漳州的斗争中，同盟会员、华侨郑绍三等人曾暗中约集石码、角尾、福浒等地的农民百余人，各带刀、棍、鸟枪等武器，抵达漳州城郊支援。［67］
总之，1911年武昌起义后，在福建沿海主要城市进行的光复斗争，既有南洋华侨直接参与组织领导，又有赖于他们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闽籍华侨对家乡辛亥革命运动的贡献是巨大的。
六、几点看法
（1）从南洋闽籍华侨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诸多表现来看，他们无论是在南洋侨居地或在中国故乡之地，都在发展革命组织、宣传革命思想、筹捐革命经费和参加武装起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武昌起义后革命高潮中，闽籍华侨对福建光复运动的巨大援助，更是十分突出。毫无疑问，南洋闽籍华侨参加辛亥革命的事迹也充分表明了广大华侨的爱国主义热忱。
（2）南洋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当然不能以华侨的省籍或方言集团所属来区别其热烈程度，总的来说，各省籍、各方言群的华侨，都对辛亥革命有所贡献。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于南洋华侨在各地的分布与方言群体有极大的关系，华侨社会的地缘、血缘、业缘纽带十分强劲，孙中山先生及革命派在南洋地区发动华侨参加革命时，又与以“三缘”为主的华侨团体有密切关系，所以，不同省籍或方言群体的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又显现出某些特点来。就南洋地区福建籍的华侨来说，大多数人是说闽南方言的厦、漳、泉人士，少部分是属于福州方言、兴化方言和客家方言群体的人士，他们比较集中地分布在新加坡、马来亚、印尼、缅甸和菲律宾，而新、马正是海外华侨支援辛亥革命的中心和基地之一，所以上述地区的闽籍华侨中出现了一大批忠实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骨干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