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和国内泡沫经济崩溃、政治丑闻层出不穷的冲击下，基础动摇的自民党政权令国民屡屡失望。因此，宫泽作为池田勇人的高徒，吉田主义路线的继承者，人们对这个新保守的旗手寄予了很大期望，称其为“正式内阁”、“重量级内阁”、“务实内阁”等，希望其顺应新形势，继往开来，拓展充满时代感的“革新”政治。宫泽内阁成立之初的舆论支持率高达55.7%（《读卖新闻》的舆论调查），仅次于海部，超过了其他几位前任首相。
宫泽上台之初，在11月8日第122次临时国会的首次演说中，公开表明要将日本建设成为“生活大国”，建立一个“公正社会”。作为一个“经济通”，显然这是他此前提出的“资产倍增论”的具体化。为此，宫泽首相的咨询机构“经济审议会”还于1992年6月25日召开全体会议，确定了题为《生活大国与五年计划--与地球社会共存》的新五年计划（1992-1996年），目标是充实社会资本，美化生活环境，增加休闲时间，提高老人保障，缩小中央与地方差距，普及创造性和国际性的教育等。然而，面对海部内阁遗留下的种种难题，宫泽在直面经济衰退逆流的同时，不得不忙于应付PKO法案和政治改革问题。
当上“船长”的宫泽继承了海部的思路，在联合国维和的旗帜下积极推动“向海外派兵”。在施政演说中宫泽将通过《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案》（“PKO法案”）置于首要的位置。1991年11月27日，在社会党和共产党两党议员的怒吼和谩骂声中，自民党和公明党联合，在众议院国际和平合作委员会上强行通过了新的“PKO法案”。翌年6月15日，国会正式通过了该法案。与积极的改宪派中曾根不同，宫泽一直是坚持宪法第九条的护宪派，但在小泽等人力主向海外派兵做国际贡献的推动下，宫泽一定程度上调整了自己的姿态。1992年9月8日，宫泽主持内阁会议，通过了在柬埔寨和安哥拉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的实施计划。9月17日，第一批先遣队423人前往柬埔寨，从此正式掀开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帷幕。
如何在“冷战后的时代”“构筑新的世界和平秩序”，宫泽主张“以日美欧为主体、以日美为主导”，特别是强调了“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础……两国在进一步加深经济关系以及包括促进相互理解在内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同时，要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必须自觉承担共同责任，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合作”，“基于亚太地区的多样性，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要扩大政治对话机会，在政治方面也积极发挥作用”，“宫泽外交”意欲将日本外交变守势被动为积极主动，变经济外交为政治外交。
美国总统布什于1992年1月访日，经过首脑会谈，双方共同发表了《世界增长战略》、《东京宣言》和《行动计划》三个文件，确认了两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着眼于中长期的双边合作。1993年4月，宫泽访美，与新总统克林顿的会谈中，双方就构筑包括安全、全球合作和经济在内的新型关系达成一致意见。随着冷战体制的解体，日美两国在军事安全利益相对减少而贸易摩擦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在谋求日本进行经济合作的同时，不得不在政治上向日本做出让步，而日本在追求政治利益的同时，不得不在经济方面给与美国让步和支持。于是，在布什总统时，宫泽做出了190亿美元的美国汽车零部件采购计划，到克林顿总统时，宫泽又制订了13兆日元的内需扩大政策。美国则表明支持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等。
宫泽长期以来一直重视中日关系的发展。1986年竞选自民党总裁时，他就提出“中日关系与日美关系同样重要”，“日本在国际问题上离不开美国，在亚洲问题上同样离不开中国”。上任后，他又多次强调“要继续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双方开展了一系列互访活动，其中天皇访华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1992年1月，渡边美智雄外相访华。4月6-10日，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宫泽在欢迎宴会的致辞中再次强调指出：“今天的中日关系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或地区性的关系，而且已经进入‘世界中的中日关系’的时代。自苏联解体之后，正在重建国际新秩序的当今世界，要求中日两国在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同贵国今后也将继续加深政治对话，以致力于实现‘为世界做出贡献的中日关系’”。
经过宫泽的多方努力，10月23-28日，明仁天皇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日本天皇访华，这在中日关系史上是第一次。在欢迎宴会上明仁天皇表示：“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国给中国国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并开始了国家的复兴。从此，我国专心致力于建立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新的友好关系”。对此，宫泽认为，“此次天皇访华，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交往中尚属首次。值此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这一象征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时期，此行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
在政治改革上，以利库路特丑闻为契机启动的政治改革，迟迟不见进展。不仅各方意见不一，而且不少人表面上高呼改革，实际上内心并不积极。政界沉浮多年的宫泽本人亦深谙其中之道，对触及政治资金和选举制度的政治法案“敬而远之”，其中他本人就并不赞成小选举区制度。然而，自民党的金权体制积重难返，政治丑闻不断，持续冲击着“宫泽丸”这艘迷失了航向的大船。
宫泽上任不久，12月“共和事件”爆发，他手下的宏池会原事务总长阿部文男曾收受共和钢筋公司的大量贿赂，1992年1月被东京地方检察厅逮捕。作为现任国会议员被捕，这是自1976年洛克希德案件中田中角荣被拘捕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因国会处于休会时期，检查厅当局在没有递交逮捕认可申请书的情况下实施了逮捕，对政界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对宫泽政权来说，无疑也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月，“东京佐川快递事件”曝光，总经理渡边广康被捕，其供认曾捐出22亿日元给12名政治家，舆论哗然。据《读卖新闻》的舆论调查显示，宫泽内阁的支持率由成立之初的55.7%一路下跌，92年1月份降为40.3%，2月为32.2%，3月跌至26.5%，五个月间竟下降了一半多，这种情况前所未有。一度出现宫泽内阁“三月危机”说，有人推测宫泽内阁是否会倒台。为了渡过危机，迎接7月的参议院选举，自民党力求加强凝聚力，一致支持宫泽内阁。中曾根称赞宫泽是“有毅力”的“顽强的男子汉”，年轻议员将宫泽政权称为“可信赖的正式政权”，金丸信大声疾呼：“宫泽政权不管是泥船还是木船，政治家都要与这条船共命运，同舟共济！”
然而，这位“政坛教父”其时也是自身难保。1992年8月，金丸信承认曾接受渡边的5亿日元“政治捐款”，决定辞去自民党副总裁和竹下派“经世会”会长的职务。这对将国会对策和党内事务全面委托竹下派的宫泽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9月，金丸信曾在竹下内阁成立之际，为了排除右翼团体的干扰而拜托日本黑社会的事实也被披露出来。翌年3月6日，金丸信及其秘书因涉嫌违反所得税法被逮捕。彻底对自民党丧失信心的国民纷纷走上街头，集会游行，成千上万的抗议信寄往国会。金丸事件加剧了党内派阀斗争，最终导致了自民党的分裂。其时，宫泽已经走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的前夜。
1992年5月，原自民党副干事长、熊本县知事细川护熙率先脱离自民党，成立新党“自由社会联合”，不久改名为“日本新党”。同年10月28日，小泽、羽田孜等人反对小渊就任竹下派新会长，宣布脱离竹下派，成立“改革论坛21”。12月18日，竹下派正式分裂为羽田派和小渊派。
围绕政治改革问题，具体该如何推进？众说纷纭，可实际上每个人都心中无数。以宫泽为代表的自民党“守旧派”认为自民党是唯一能胜任执政任务的政党，必须由自民党一党进行政治改革。1993年4月2日，自民党向众议院提出了关于政治改革的四项法案：公职选举法法案、众议院选区划定委员会设置法案、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政党补助法案。社会、公明两党也提出了相应的政治改革法案。在法案审议过程中，由于在野党不满宫泽的做法，社会、公明、民社、社民联、民主改革联盟、日本新党等六个在野党联合提出了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案，结果由于改革“推进派”羽田派等的39人“倒戈造反”，6月18日，众议院以255票对220票通过了内阁不信任案。不信任案通过后，自民党政治改革推进本部事务局长武村正义代表10名众议员提出退党申请，21日宣布成立“先驱新党”。23日羽田和小泽带领44名议员成立“新生党”，在日本政坛掀起一股新党热潮。
仓皇之间，宫泽宣布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问信于民。1993年7月18日，大选结果揭晓。自民党获223席，未过半数；社会党由原来的137席降至70席；日本新党第一次参选就获得35席；新生党获55席，增加了19席；先驱新党获13席，增加了3席；民社党15席，增加1席；共产党15席，减少1席；社民联4席，与原来持平。三个新党在选举时高举“推进政治改革”和“结束自民党一党统治”的旗帜，发挥了鼓动民心的作用。态度暧昧、政策不明的社会党却丧失了众多选票。自民党虽未过半数，但实际上还比解散时多拿了一票，基本上持平。这也反映了日本民众对自民党不满的同时，也希望政治能够保持相对稳定。
1993年7月22日，宫泽首相引咎辞职。“55年体制”瓦解，自民党一党执政38年的历史宣告结束，成为战后日本政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8月6日，八党派联合的细川护熙内阁成立，自民党被拉下台沦为在野党。执政一年零九个月的宫泽，奔忙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舞台上和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内政中，意欲救自民党于政治丑闻迭出的“水火之中”，不可谓不尽心竭力，然而在政治体制“疲劳”，政治改革多年不见进展的情况下，自民党分裂而下台，可以说是大势所趋，必然付出的“代价”。只是“大器晚成”的宫泽，做了这次值班“船长”，能力未及充分施展，自民党的大船就在他手中“沉没”了。于是，有人将身为第15任总裁的宫泽称为“自民党的德川庆喜”。因为120多年前的幕府末期，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把政权还给了天皇，宣告了260多年的德川幕府统治的结束。
离开相位五年后，在小渊惠三首相的再三请求下，宫泽出任了小渊内阁的大藏大臣，启用前首相再次入阁在日本战后历史上还是首次。因战前的高桥是清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也有人将宫泽称为“平成的高桥是清”。随后，他又担任了森喜朗内阁的大藏大臣和财政大臣。2003年众议院大选时，因小泉纯一郎引进议员退休制，宫泽宣布引退，将自己的选举地盘让给了侄子宫泽洋一。2007年6月28日，宫泽在东京去世，终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