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肯义乌为华厦第一市，既非是因为它在全国几万个专业市场中连续七年营业销售额领居首位，也非因为这个几乎在一夜之间崛起的已具现代化色彩的城市如何在浙中闪烁着夺目的光彩，而是从亲闻目睹的几件事中所感受到的——我第一次对义乌感受到激动的是，这里的主人亲自领着我来到那个无边无际的商品大世界里，无比自豪地用脚随意在原地划拉了一下，说：这儿的每平米土地出售价高达6.9万元！6.9万元1平米？那在此处盖楼设店的业主光买下这块地皮就得50多万元？在我倒抽一口凉气时，主人潇洒地笑笑，说业主虽出钱多些，但能获得如此一块风水宝地，赚得会更多！后来我查阅资料方知，深圳黄金地段的地价历来是中国最高的，曾经拍卖过1平米为7.2万元的天文数，可那是十年前的事，现今别说深圳，就是香港最繁华的商业用地能开出5万元1平米的价来，也是少有的超级新闻了。但义乌的6.9万元1平米是在1998年发生的事。有道是，贫市长街不留一分银，贵市寸土买得成吨金。可见义乌的市含金量之高。
第二件事是我今年初再赴义乌途中的一路感受。那夜我下飞机出杭州城已过10点多钟，从西子湖畔到义乌需要近3个来小时的夜路。我原本以为可以偷着一路眯吨儿，但后来始终没能，因为我的双眼完全被公路上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所感染，而这样的感受使我一下联想起一年前我访美时从纽约到华盛顿那一段夜路。虽然杭州到义乌的路远比纽约到华盛顿的高速公路差得多，然而如此川流不息的车辆使人怎不对义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市肃然起敬？由此我同样联想到在同样时间的一次行进在京津高速公路上的那种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不见一辆车的情形。于是那一夜虽说风尘仆仆，却异常加深了我对义乌市的真切了解和理会。
什么叫市？只有那种大道通衝、商客云集、永远红红火火地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
义乌就是这样一个叫人从心底称道的商市。义乌的市既在你所能看到的髙楼与大厦、马路与商坞的视觉中，又在你用同样的钱买到比其他地方更多种类、更高质童的实惠中。而更多的是你能从这儿的空间，从这儿的氛围，从这儿的每一个飞驰的车辆，从这儿每一张精明脸庞与每一句随口倾出的语言中感受到……
大梦谁先觉——三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如果说20世纪后20年的中国是条真正醒来的巨龙，那么催醒这条巨龙的人便是邓小平。短暂的历史所发生的巨变的现实，证明了邓小平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是中华民族再度称雄世界的思想基石。
如果说当年安徽凤阳农民在一张土地承包书上重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而走出了中国农民实践小平理论的第一步，那么义乌人仅用十几年时间在一片贫瘠的黄土上建成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现代化大市场，则是中国农民真正运用小平理论，进行着一场祖先们几千年来一直梦想却始终得不到实现的伟大革命，这就是使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泥腿子们得于扬眉吐气地成了城市的主人，和使每一块过去只种粮食的庄稼地也奇迹般地变成了生金收银的市场。
听起来似乎是很平淡的一段往事，然而作为同一时代的我们，又怎能不理解其瞬间的历史中曾有的那充满曲折与惊涛骇浪的漫长……
义乌在哪里？义乌人是谁？义乌？好怪的两个字，什么意思？兴许几年前像我这样常在各地奔跑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话。
是的，连义乌人自己都这样告诉我，换了十几年、二十来年前，他们自己都不愿张口让外人知道自己是啥义乌的人。那是义乌人没有自己敢显耀的地方名称，取代他们的是被人瞧不起或吐唾沫的鸡毛换糖的敲糖帮。在过去的江南，有句话这样说：苦，苦不过大年初一披风戴雪走千家的敲糖帮；烂，烂不过夜宿猪棚日讨饭的叫花子。据说，已有几百年靠敲糖换鸡毛历史的义乌人，在十二三年前的公元1986、1987年时，才彻底扔下那副靠赚一撮鸡毛一根猪骨来维持生计的换糖担子。
后来我才明白，今天的义乌人为什么一听说我要写一部义乌新史时就最先把冯爱倩抬了出来。
出现在我面前的冯爱倩，是个很典型的南方阿婆。她说今年她已经59岁了，生意做得不大不小，现在主要精力在参与管理中国小商品市场。忙哩，几万个摊拉，十几万个商家，天天都有你干不完的活，做不完的事……冯爱倩递过名片，我一看职务还真多；义乌市政协委员、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主席、市场治保副主任……
人家说我是华夏第一市里的一号臣民，这还真不是吹出来的。你们现在外人来看看我们义乌市场今天这么热闹，这么了不得，可你们是怎么也想不出我们现在这些百万富翁、亿万富婆，在当年是如何一步一磕头、一跪三作揖走过来的。冯爱倩眼里的闪着晶莹泪花。
过去义乌人穷得远近闻名。别说乡下种地的农民，就是我这样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户的日子也过得有了今朝没明朝。如今早已是百万富婆的冯爱倩一谈起往事，总会情不自禁，她说，她年轻时也是种地的乡下人，为了实现做城里人的梦，敢作敢为的她不顾别人在后面指指点点，大姑娘一人扎到爷们堆里参加了生产合作社。那时冯爱倩的生活根基虽说还在乡下，但那种吃商品粮的感觉使大姑娘的她内心充满着自豪感和优越感，成天小嘴里有唱不完的小曲。但穷地僻壤的义乌小城镇，在当年就像一艘漂泊不定的破船，没几年，冯爱倩就被上面一声令下，又把户口转到了乡下。
为了养活五个儿女，仅靠在供销社工作的丈夫那几个死工资，连一家人的嘴都饿不了。冯爱倩十分辛酸地告诉我，有一次为了给孩子做一顿饱饭吃，她竟然连跨了六条门檻也没借到一粒米。她不得不携子拖女在丈夫单位下面当家厲临时工，并且一干就是七年。一晃到了1979年，孩子们也开始大了，上学、穿衣都得花钱，做妈的冯爱倩顾不了啥面子夹里的，她看到稠城镇的一块火灾烧毁的屋基地上有人提起篮子在卖各种小商品，一天也能赚回几块钱来。这对巧妇无米炊的冯爱倩来说，太有诱惑了。当她兴冲冲地到街道申请做买卖时，街道一名负责人大眼瞪小眼地朝她嚷嚷道：我们正准备抓那些投机倒把分子呢，你可好，还想跟他们合帮呀！冯爱倩吓得再不敢进街道管委会那个门。
可日子还得过。1980年，做了近40年城里人梦的冯爱倩终于实现了。为了把农村的户口迁到城里，她卖掉了10担谷子，每担8元，总得80元。入夜，冯爱倩摸摸口袋里的钱，心里不停地想着小钱变大钱的事。
哎，你有没有钱借我？她推醒正酣睡的丈夫。
你……半夜了想什么事嘛？老实巴交的丈夫揉了揉眼，问：要钱干啥？你不是刚卖谷嘛？
我想做点生意，那点钱不够本。
啥？你要做生意？丈夫似乎一下被吓醒了：我们今天下亇还在开会说要狠狠打击投机倒把，你不是将鸡蛋往石头上砸啥砸不砸的？我全家人要吃饭，谁管？冯爱倩生气了：你到底有没有钱借我？
除了工资全交给你了，我哪还有钱嘛？
丈夫说的是实话。无奈，冯爱倩后来只好托人从信用社贷了300元。有了这380元的本钱，她40岁的冯爱倩便开始了艰辛的从商之路。
最初的生意很简单，先到百货公司那儿进点很便宜的纽扣、鞋带、别针什么的，这些都是义乌鸡毛换糖人的必需品。少进小出，第一天摆摊，除去成本、开支外，尽嫌了6元多。冯爱倩的心里别提有多髙兴！她过去当了.十几年的临时工，一天工钱不过9毛钱，一个月下来也就是27元。如今一天就是6元，这笔账谁都会算。第二天摆摊比第一天还多赚了几元，第三天冯爱倩回家一点当天的生意，呀，整整嫌了22块！
做定了，这奸商我做定了！尝到甜头的冯爱倩从此一发而不止，她知道要嫌钱，一是必须进货便宜，二是必须出手快。当时义乌只有两个像样的集市，一是稠城镇集市，另一个便是鸡毛换糖的发源地廿三里集市。两个集市一逢农历双号，一逢农历单号。为了赶这两个集市，冯爱倩头天早晨在这个集市摆完摊后，下午就得立马乘车赶到外地进货，当天夜里必须赶完并配好货，这样才能赶上第二天的另一个集市。
不说一个妇道人家在大街上摆摊做买卖会遇到什么样的事，单说上外地进货这一项，冯爱倩说她现在想起来都会感到是一场场噩梦——……头年夏天，我到金华百货公司进货，求人敬佛，好不容易进了2000把纸扇，当我担着担子往回赶火车时，因为天热担重，又空了两顿没进一口水和一粒粮，我沿铁路道走着走着，突然心头发闷，两眼直冒金星，连人带担子倒在了铁路道边……我怎么也起不来，心想这回惨了，别说赚钱，就是性命都捡不回了。就在这时一位好心的道口工瞧见了，是他把我扶进小屋，又是端水又是帮着揉腰，才算使我缓过劲来。说起到外地进货的苦处，真能讲几天几夜。
那时各地的政策还没开放，我们这些个体户上国营单位进货，人家就像见瘟神似的害怕，生怕多收你一分钱也会沾上资本主义病菌。可毕竟有不少企业的积压产品太多，又见我们都是现钱交易，所以我们的货源还能解决。但回程的路常常比上门求货更难，铁路线上的打击投机倒把比抓小倫还严。为了躲避一道又一道的检査，我们都不敢走火车站的站台口，全得等火车出站或到站放慢车那段时间里扒窗上下车。你想都是几十岁的妇道人家，又带着筐子拖着货，那扒车的光景谁见了都说我是要钱不要命哪！可他们哪里知道，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孩子能上学吃饱饭，我这么做是既要钱来又不敢舍命啊！
有一次带着货跳车稍稍慢了一个眼神，结果差点摔断我的双腿。那时我们这些上街出门摆摊做生意的人，都被是看做投机倒把分子，你一不留神就可能被市管委那些戴红袖标的人抓进去，罚没钱物，上学习班。我印象中最可怕的情形要算外出进货回义乌的事。那时哪像现在条条大路通义乌，只有一条铁路连着外面，所以我们出去进货只能搭乘火车。每次回义乌时，眼看快到站时的那几分钟里，远远先把货从车窗口扔到铁路旁边的庄稼地或野草堆丛里，然后人再随着减速的车子一个跟头跳下去。转身猫着腰重新捡起货物拔腿便跑……你问为啥这么做？怕呀，每趟车到站时总有好几队戴红袖标的人，像宪兵似的在站口左右的几西米之间巡逻着，抓住还了得！说出来你可能觉得会好笑，有一次我跳车下来刚刚把扔下来的货物重新收拾到担子里，刚直起腰就见迎面有个戴红袖标的人朝我这边走来，吓得扔下担子扑通卧倒在地。你说戴红袖标的他检查就检查吧，可偏偏这冤家遛遛晃晃不走人，害得我整整趴在野草堆里好几个小时，苦啊，现在回想起来就要掉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