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之夜，像一只巨大无比的黑乌鸦，将它漆黑的翅膀，展开在上海城的上空。
人们在伤感、悲愤和惶恐中，度过了苦难的一九三九年；又用祈祷、祝福和企望，迎接新的岁月。越是在战争中遭受不幸的人，越是渴望摆脱厄运，祈求得到国泰民安和美满幸福。不管家里怎么贫穷，总要在辞旧迎新时放挂鞭炮，吃得稍好一点，象征晦气过去，兆示吉利到来。有钱有势或发了国难财的人家，则用五彩缤纷的焰火，五颜六色的张灯结彩，以及山珍海味和名贵美酒来辞旧迎新，希望获得更多的荣华富贵。
虽然种种寄托如梦幻，但不论走到哪里，都是一片情景交融的节日气氛。
住在法租界环龙路的大户人家，门口都悬挂着四个红色绸面的圆形大灯笼，上面用金银纸剪贴着四个大字，不是“紫微高照”，就是“瑞霭盈庭”。唯有两家不同，灯笼上贴着语意平淡的“辞旧迎新”四个字。这就是高宗武、陶希圣的家。
汪精卫集团的中央执委会的委员们，害怕遭到军统暗杀，都希望与汪精卫住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唯独这两个执委会的常务委员却住在环龙路的中段和南段。汪精卫出于关怀和爱护，几次劝高宗武和陶希圣搬家与他住在一起，而每次都被婉言谢绝。高宗武说：“我肺病严重，住在环龙路看病方便，出门不远就有医院。我出门穿着日本宪兵制服，乘坐的轿车也是日本驻沪宪兵司令部提供的，不会发生什么意外。”陶希圣的理由稍有不同，是他的妻子万冰如患有严重的妇科病。他们是跟随汪精卫十余年的亲信，在汪精卫的投敌中卖过许多力气，汪精卫对他们的安全放心不下，于半个月前，请土肥原出面交涉，各派十个日本宪兵保卫他们。
高宗武和施桑奴吃了辞年晚饭之后，夫妇俩默默地坐在会客室里，等待陶希圣的到来。这时，摆在小方桌上的电话铃响起来，高宗武抓起话筒一听，就知道对方是陈春圃，亲热地说：
“是春圃兄吗？哦，你们那里真热闹，鞭炮声不断，我从电话里都听到了。对，对，今年的除夕之夜比去年不同，应该好好地热闹一番。噢，啊，《要纲》和附件我还没有看完哩。哦，嗯，听到了，汪主席要马上收回这些文件。我今晚上抓紧看完，明日上午我给汪主席和你拜年时带去。什么，你马上来取？那我送去吧。你来？好，好，欢迎，恭候驾临。”放下话筒，他神色仓皇地对妻子说：“陈先生马上来取《要纲》和附件，你还有多少没有抄写完？”
“大约还有三分之一。”施桑奴一怔，“汪主席今晚上非将这些文件收回去不可，该没有对你产生什么怀疑吧？”
《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由陈春圃保管，昨天上午，高武宗以计划给《中华日报》写文章宣传中日和平为由，要求将这些文件借回家参考。陈春圃请示汪精卫同意，才让他带回来。时间不到两天，又急于要将文件收回去，无怪乎引起施桑奴的忧虑和惊慌。
“现在不要考虑这个。”高宗武着急地说，“陈先生驱车来到这里，最快也得二十分钟。你抓紧时间，把余下的部分用照相机拍下来。要快，不要慌，一慌就会乱。”
“你与我一道去，你翻，我拍，会拍得更快些。”妻子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对丈夫说。“好！”高宗武马上起身，随同妻子上楼。他由于缺少肌肉和脂肪，弱不胜衣，平日走路仿佛怕踩死蚂蚁似的，可现在却快步如飞。刚拍照了五页原稿，有人“砰砰”敲门。高宗武夫妇俩一惊，一颗心陡然提到嗓子眼。尤其是高宗武，顿时吓得毛发倒竖，脸色惨白，冷汗涔涔。“是春圃兄吗？你怎么来得这么快！”高宗武向妻子使个眼色，示意她藏好照相机。
“是我哩。”门外传来了陶希圣的声音。
“哎呀，吓死我了！”高宗武一只手捂住心口，一只手拔门闩，“原来是汇曾兄来了！”
“是怎么回事？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陶希圣惊异地问。
“汪主席派陈春圃先生来取这些文件，马上就到，还有三分之一没有抄写完，只好拍照。”高宗武心慌意乱地说，“要赶在他来之前拍完才好。”
“高先生你去门口迎接他，我和夫人来拍。”陶希圣比较镇静，“你找个什么话题与他交谈，稳住他。夫人一下楼，说明已拍照完毕，你再上楼来拿这些文件。”
“好！”高宗武想了想问道：“你与他见面不见面？汇曾兄！”
“我不与他见面为好。”陶希圣沉思着说。
从高宗武接完电话还不到二十分钟，陈春圃就驱车来了。高宗武把他领到会客室，吩咐女佣泡茶递烟，又端来一盘苹果和一盘糕点，笑着说：“春圃兄除夕之夜来，没什么好招待，很抱歉。”他抓起个苹果递给陈春圃。
“谢谢！”陈春圃接过苹果问，“夫人呢？”
“她在洗澡。”高宗武挨着陈春圃坐下来，估计妻子和陶希圣拍照未完，无话找话说，“春圃兄来得好，给《中华日报》的文章怎么写，想听听你的宝贵意见。”
“主题思想确定了没有？”陈春圃开始削苹果。
“我想以《论中日共同防共》为题写篇论文。”高宗武骨碌着眼珠子，直瞅着陈春圃，“文章从三个方面立论，先说共产主义是异端邪说和它对人类社会的危害，再说中日共同防共的重大意义，阐述内蒙地区是防俄反共的前哨阵地，共党在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地区的扰乱，日本在上述地区驻扎一定军队的必要性；最后，从共产主义的倒行逆施，从它的不得人心，从中日共同防共的强大力量，说明共党必灭。春圃兄你看，这样写行不行？”
“很好，很好！”陈春圃边嚼苹果边说，“从这三个方面立论，必定是篇虎头、熊腰、豹尾的得力之作。”
高宗武见妻子还没有下楼来，想了想，刺探地问。“原来没有想到汪主席今天晚上要收回《要纲》和附件，故没有抓紧时间看。他大概也是想写文章，需要参考参考吧！”
“他没有对我讲，可能是吧，”陈春圃一只苹果吃完，掏出手帕抹嘴，又提出新的看法，“昨天陈公博先生从香港来，很可能是送给陈先生过目。”
“也许是。”高宗武悬着的心落到了实处。他听到高跟皮鞋踏着楼梯板的响声，提高嗓子嗔怪地叫道。“桑奴，你这个澡怎么洗得这么久？快来，快来，春圃先生来了！”
“我不知道陈先生会来，洗了澡，就坐在书房看书，刚看了几页，李嫂又来找我，问明天早餐弄几个菜，又商量了好一阵。”她边揣摩边说，走进会客室来，“陈先生，失迎了，请原谅！”
“夫人不必客气，不必客气！”陈春圃一切都蒙在鼓里。“陈先生特地来拿《要纲》和附件，你上楼把它拿来交给陈先生。”高宗武望着妻子说。“什么《要纲》附件，我怎么知道你放在哪里？”她睁着眼睛望着丈夫，装着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样子。“好，好，我自己去拿。”高宗武起身上楼。高宗武送走陈春圃之后，把陶希圣请下楼来，两人坐在会客室，商量他们急待商量的问题。
“下午五点过十分，陈恭澍先生到我这里，为了让我们安全离开上海去香港，问我们哪一天动身，是乘飞机还是乘轮船，他们好事先采取保卫措施。”高宗武扬起脸来，向陶希圣望了一眼，“我想到汇曾兄在上海的亲戚朋友多，除夕之夜，贵府必定人来人往，我不便去，只好打电话请你劳步。”
“高先生已与重庆直接取得了联系，什么都说好了，可以马上动身；而我，还没有获得蒋先生的允许，现在怎么好决定哪天动身呢？”陶希圣焦急不安，抓耳搔腮地说。
高宗武与陶希圣成为知心朋友，是在近一个星期之内的事。十二月二十四上午，陶希圣害胃病，高宗武去看望他，两人在陶家卧室里的闲谈中，都感到和谈停战没有希望。高宗武从戴笠的书信中得知陶希圣在近两个月与军统有秘密联系，并要他在适当的时候串联陶希圣一道返回重庆。于是，他乘机问道：“陶先生！你年纪比我大二十来岁，知识比我丰富，看问题比我透彻，面临当前的处境，我们该怎么办？”
“我，明年就是花甲之年，没有什么想头了，既然已经来上海，只好跟随汪主席走下去。”陶希圣警惕地望着高宗武，“唉！傀儡也好，汉奸也好，戴着这顶帽子进棺材吧！”
“这难道是陶先生的真实思想？”高宗武逼近一步。
陶希圣一怔，反问一句道：“那么，高先生的真实思想是什么呢？”
“我，不妨对陶先生直说了吧！”高宗武隐去了两次被戴笠捉放的内容，把自己在香港时与宋美龄、戴笠的秘密联系，以及他来上海之后，杜月笙受宋美龄的委托，于十一月底，在法租界华格臬路寓所与他秘密会见的情况大致说了一遍，然后说：“自从参加六三花园的秘密会谈之后，我想到跟随汪主席走的是一条死胡同，没有任何出路，又通过我的老朋友、杜月笙先生的驻上海代表徐采丞先生找住在香港的杜先生，由杜先生亲自去重庆会见蒋先生，已征得蒋先生的同意，我准备在年底前离开上海。”
陶希圣听了高宗武这段事关人生的重大抉择，而且冒着极大风险的话，仿佛是在意料之中似的，没有引起什么惊异，只淡淡一笑，说道：“你年轻，应该如此。同时，感谢高先生对我的绝对信任，向我吐露了内心深处的隐秘。我以人格向你担保，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做出卖你高先生的事。”他精明老练地瞥了高宗武一眼，“至于我，还是刚才说的，老了，混下去算啦。”
“陶先生话不由衷。”高宗武很激动，“我对你肝胆相照，而你没有把我视为知己！陶先生来上海之后，与戴笠先生书信往来，与陈恭澍先生的直接秘密联系，我知道得清清楚楚，你不必与我兜圈子了！”
陶希圣始而惶恐，继而惊喜，脸色也由白变紫，由紫变红，他紧紧地握着高宗武的手，把千言万语集中在一句话里：“我的好兄弟！”
高宗武与重庆方面的秘密联系，陶希圣早在一个多月前从陈恭澍嘴里略知一二。两人从香港来上海以后，都不与汪精卫住在一起，而同住在环龙路，彼此都意识到其中的秘密，只是心照不宣而已。
“请高先生再找徐采丞先生帮忙，最好请杜先生再去重庆一趟，如蒋先生同意，我们一道走！”陶希圣为有高宗武这样的知己而高兴不已。
“好！等会我就去华格臬路找徐先生。”高宗武感情真挚地说。
徐采丞满腔热情地接受了高宗武和陶希圣的要求，第二天就飞抵香港，向杜月笙汇报。杜月笙是上海青帮的重要头目之一，从一九二七年起就成为蒋介石的忠实支持者。上海沦陷后不久，他带着妻子和六个姨太太，以及已经同居，准备纳为第七房姨太太的京剧演员孟小冬住在香港。他居住香港期间，由亲信徐采丞和总账房万墨林为驻上海代表，负责管理他在上海的财产，指挥由杜月笙统辖的一万五千多名青帮成员。二十五日下午，杜月笙听了徐采丞的汇报，听说陶希圣要求与高宗武一道重返重庆，连声叫好。因当时气喘病复发，没有马上飞往重庆，直到二十九日病愈才启程。徐采丞只好在香港多住几天，等待杜月笙的消息。
现在，陶希圣坐在高宗武家的会客室里，想到徐采丞去香港已经六天还没有回上海，更是惶惑不安了：“唉！是不是蒋先生对我有什么看法？”
“不会，绝对不会。”高宗武的话有鼓励，也有安慰，“蒋先生一定会欢迎陶先生回重庆。再说，戴先生若没有征得蒋先生的同意，他绝不会与你书信联系。可以肯定，杜先生已经到了重庆，近两天之内必有好消息。”
“但愿如此。”陶希圣停了停，愤恨地说，“我每天一见到林柏生就十分刺眼，只想早点离开这个地方。”
自从汪精卫任命陶希圣为宣传部长、林柏生为副部长的第二天起，两人就开始闹矛盾。陶希圣以正职自居，在人事安排和工作安排上处处拉权，而林柏生凭着他与汪精卫和陈璧君的亲密关系，偏不买他的账。结果宣传部各处的正副处长三分之二是林柏生的亲戚朋友。对此，陶希圣很愤慨，找到汪精卫发牢骚。汪精卫安慰他一番之后，建议他今后少管宣传部的事，多考虑教育部的工作怎么开展。陶希圣一听，口里不敢说，心却冷了半截。这也是他迫切要求离开上海的原因之一。
“我虽然不在宣传部工作，旁观者清。我对林先生的专横跋扈很反感，也为陶先生感到不平！”高宗武同病相怜，“我对汪主席是尊敬的，但他有时候处理问题有一点感情用事。”
“岂止有一点！”陶希圣冷笑一声，“过去，我本着亲爱精诚的原则，有些话没有对高先生说。事到如今，说了也无妨。据周佛海先生透露，外交部长一职，汪主席准备自己兼，只让高先生当次长哩！”“我早就听说了。”高宗武的心被痛苦揉碎了，“我身体长期害病，当部长也不一定能够胜任。然而，作为汪主席，他不应该自食其言。让我当外交部长，是他当着许多人讲的。诚如陶先生刚才所说，还是早点离开这里为好，眼不见，心不烦！”他下面的话是自我安慰，也是自我陶醉，“让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随着辞旧岁而永远过去吧，我们在迎新年的欢乐时刻返回重庆，可以预见，迎接我们的将是崭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