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千古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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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洪秀全:“天国”的实验与失败 (3)

从金田起义到攻占南京,仅用了两年多时间而已。而从武昌东下攻取南京,全程五百八十九公里,沿途十多座军事重镇,包括行军作战,总共只花了四十天,速度之快令人不可思议。然而,正是这势如破竹的背后,潜伏着诸多当时无法逆料的危机。

1851年3月23日,金田起义不过两个多月,在局势不甚明朗,前途一片迷惘之际,洪秀全就在东乡登极称王(天王),此后将这一天称为“登极节”,作为太平天国的六大节日之一,每年都要庆祝一番。9月25日攻占永安城后,更是颁布诏令,规定“小功有小赏,大功有大封”。12月17日,洪秀全举行封王大典,发布封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过早封王,不仅树大招风,而且形成封建等级制度,带来腐化堕落、贪图享乐、追名逐利的负面效应。如果洪秀全能像朱元璋那样懂得一点韬光养晦之术,就会学学他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政治策略,太平天国的结局必然有所改观。

洪秀全在一项移营动员令中曾明确提出建立“小天堂”的理念,至于具体建在哪里,太平天国高层领导人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洪秀全的指向不明,颇有走一步看一步的味道;石达开在贵县训练教徒时高呼“一打南京,二打北京”;杨秀清的目光,则紧紧盯着南京(金陵)。当太平军在湖南益阳获得数千条民船,建立水营之后,领导层似乎达成了“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志向。占据武昌之后,关于下一步的攻略计划,领导层又有过一番讨论与动摇,部分将领认为应该“遣兵道襄樊,北犯中原”,洪秀全也有将“小天堂”建在中原之意。而以杨秀清为代表的大部分将领则坚持东进,他们认为“金陵天府,饶富贵,宜踞为根本,徐图进取”。也就是说,先攻下南京作为大本营,然后再慢慢图谋发展。两种进攻方略,孰优孰劣,一时还真难判定。而实际结果是,太平军据守南京后不仅偏安一隅,难有大的发展作为,而且建立的“小天堂”长期成为一个无以摆脱的沉重包袱,最后遭致城破国亡的悲惨命运。

如果太平军挥师北上,以所向披靡之势迅速占领北京,不论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冷眼旁观的西方观察家,还是后来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都持赞同与肯定观点。太平天国奠都南京后派出一支仅有两万多人的北伐队伍,便能横扫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等地,行程数千公里,曾一度逼进距北京三百余里的保定,使得咸丰帝惊慌失措,一面加强京城防备,一面作好弃守逃跑的准备。如果没有定都南京的延宕,不给清军以喘息机会,数十万太平大军全力以赴直捣京城,真可谓囊中取物也。

令人遗憾的是,太平军不仅未能乘势攻取北京,而在进军南京之时,又忽略了武昌的重要战略地位,竟将它主动放弃,全军顺江东下。如果太平军分出一部分兵力守城,并不影响攻略南京。只要守住武昌,就可拥有武昌至南京的千里地带,以享有米粮仓之称的江汉平原之粮食,不仅可以保障天京的后勤供给,还能在版图上割裂清朝统治的完整性:“北兵不能渡江而南,两湖、两广、三江、闽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章奏不克上达,朝命不能下宣。”一招不慎,错失良机,给日后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与损失。

就在太平军东下占领南京之时,各路清军也分头逼来,建立江北大营与江南大营,对南京形成夹击合围之势。因此,建都南京后首要军事任务,就是解除清廷南北两大军事营垒的威胁,将其彻底荡平,收到一劳永逸之效。而实际情形是,天京长期遭受清廷江南、江北大营困扰,每当太平天国有所作为之时,它们就在大本营牵制捣乱。太平天国从1853年建都天京,到1864年覆亡为止,清廷这一强大的军事压力与威胁一直相伴始终。

成功来得太顺太快,洪秀全、杨秀清等一班领导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自我意识开始膨胀,以为“依揆情势,须俟三两月之间,灭尽妖清”。于是,在清廷不堪一击,胜利指日可待的欢歌声中,太平天国过于轻敌,仅只派出两万多人的北伐队伍,不足一万人的西征兵力,就想消灭尚有数十万之众的清军,从而夺取全国政权,简直乐观到了天真的地步,结果铸成一系列无法挽回的军事错误。

北伐失利,请求增援,洪秀全、杨秀清派出的援军又只一万余人。尽管太平军斗志昂扬、英勇善战,但数量太少,与清军几乎不成比例,无疑虎口投食。因此,北伐部队全军覆没在所难免。而西征军的情况也不美妙,后来虽不断增援,兵力达到四万,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广阔战场取得了不少局部胜利,但就总体而言,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

北伐失败,西征失利,严重消耗了太平军的精锐部队与有生力量。1864年7月22日,李秀成兵败被俘,在《自述》中将北伐列为“误国之首”。

如果说洪秀全走向反清之路,最初动机不够纯粹,但当他超越个人恩怨之后,以建立人间天国为使命,便具有了为公不凡的性质与气概。他与太平天国其他领袖人物,也确曾以大无畏的反叛精神,进行过一番刻意改造现实的努力,但结果却总是背道而驰,令人慨叹深思不已。

太平天国是一个集宗教、军事、政治于一体的统治集团,先有宗教,尔后建立军队,由军队在血与火的攻伐中开辟根据地,从而建立世俗政权。

早在上帝会时,洪秀全就提出了“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主张。金田团营,意味着宗教与军事合一。太平将士,特别是高级将领,都是举家入营,有的甚至全族团营,男女老幼随大部队一同行动。男女严格分营,即使夫妻也要分开,丈夫入男营,妻子归女营,小孩随母亲。一家人七日方能见面一次,哪怕这一周一次的见面,也有人监视,谈话要高声,不能私语,一切透明而公开,不存在任何个人隐私。分营制于起义之初,不仅便于调度,易于管理,适应当时的军事需要,也可保障家属安全,使得将士安心征战,还体现了天国兄弟姐妹相互平等、一视同仁的原则。上帝会早期成员以客家人居多,骨干成员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都是清一色的客家人。客家人属中原移民,吃苦耐劳,耕读传家,女不裹脚。起事之地广西偏远闭塞,理学教化未能深入,底层妇女也不裹脚,被人称为“大脚蛮婆”。因此,最早团营的妇女少有生理束缚,她们与男人一样,也能挥刀舞枪,顽强地投入战斗。

太平军占领天京后,这一战时模式不仅严格执行,还掀起了分男行女行,入男馆女馆的高潮。上帝会认为两性关系不纯洁,必须严厉禁止,《天条书》第七条便是“不可奸淫”,而建立的军队政权更是将其绝对化,哪怕是正常的夫妻关系,也属禁止之列,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

而贵为天王的洪秀全以及其他诸王,与普通将士则形成鲜明对比。金田起义时,洪秀全就有十五名美妃;一年后的广西永安围城战时,已增至三十六人;在湖南道州,洪秀全又接纳何贡生“进献”的美女四人;攻占武昌,选民女“有殊色者六十人”;定都南京后,据有关资料统计,天王府内计有嫔妃一千一百六十九人,又因太平天国不设太监,所以府内另有一千二百名服役“女官”,二者相加,也就是说,天王府内共有两千三百六十九名女人供洪秀全一人驱使。当时的清咸丰帝总共也只有十八名嫔妃,还被人称为有声色犬马之癖。相形之下,王洪秀全可就比他“风光”多了。其他各王也拥有妻子多人,他们认为占有女人越多,就越显高贵。为了掩人耳目自圆其说,体现所谓男女平等的观念,太平天国诸王将便将所占女人改换名称,不再有妻妾之分,而是统一称妻。洪秀全的妻子多得连他自己也分辨不清,便以数码为序进行编号。他自称“天王洪日”,即太阳,那么妻子便是月亮了。他眼里的男女平等,就是将不可胜数的妻子统统称为月亮,封为“月宫”。

太平天国从广西一路打到南京,沿途征掳了不少女子,这些女子与早期女营将士一个最大区别,就是均有不同程度的裹脚。因此,女营的战斗力渐次丧失,除两广妇女外,大多只能做一些背米负盐、担水搓麻、收割稻麦、抬砖运土之类的活路。据统计,南京女馆中妇女人数最多时高达十四万,她们的生活起居受到严格管制,没有半点自由,生理遭到压抑,人性受到扭曲,不满与逃跑时有发生。

民众起初对太平天国抱以热忱欢迎的态度,曾有民谣颂道:“洪杨到,百姓笑,白发公公放鞭炮。三岁孩童扶马鞍,乡里大哥吹号角。”当太平天国不仅对将士及其家属实行分营制,对普通民众也按军营方式管理之后,老百姓实在难以忍受苛刻的天条约束,不由得成批逃亡。太平军进入南京时原有百姓八十万,九个月后,仅剩十五万,其中妇女十一万,老弱男子四万。也就是说,行动方便的男子差不多都跑了。

后来,男女分馆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洪秀全不得不下令取消女馆制,准许男女配偶,并设立媒官专门管理。于是,新的规定“出台”了:凡男女十五岁以上至五十岁皆可“报名指配”,丞相许配女十人,国宗可配八人,其他职务“以次递减”,无职者也可配女一名,由媒官“掣签指婚”。在这一乱点鸳鸯谱的抽签制下,出现了“有老夫得女妻,童子获衰妇者”,且不准更换调配,于是,“贞女节妇自裁者,数千余辈,女馆遂空。”面对这种人为制造的婚姻悲剧,躲在深宫里的洪秀全很有可能并不知情;即使知之,恐怕也打动不了贵为天王的洪秀全的铁石心肠;即使打动,为时已晚,也于事无补。

太平天国的另一重大举措,就是实行圣库制,天下一切财物,“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起义之初,大多会众就是冲着“公平”二字投奔而来,一切财物归公,然后平均分配。奠都南京后,圣库制更是得到了认真切实的贯彻执行,太平军士除大官外,士兵军佐藏银但凡超过五两,一律杀头;民间也不能私藏金银粮食,金银存在水西门灯笼巷的天朝圣库,粮食屯于丰备仓、复成仓、贡院三处。所有百姓都按太平军的军事化模式进行管理,按性别、年龄、特长、职业等分别编入诸匠营、百工营、女营、绣锦营、牌尾馆(或曰老民残废馆),然后一律实行不同等级,仅能够解决温饱的供给制度。

可普通军士百姓生产出来的物质,节衣缩食省下的财富,并没有成为天朝储备,而是供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李秀成等少数王侯挥霍享受。洪秀全刚刚进入南京,就开始大规模修建金碧辉煌的天王宫。不久被一场大火吞噬,又拆除明朝宫殿,利用其建材重新修造,竟比以前更加奢华。其他诸王也都建有王府,东王府周围六七里许,内有五层高楼。因太平天国没有设置中央政务机构,而由天王宫及诸王府分别行使权力,因此各王府的官员、杂役格外庞大。除洪秀全而外,杨秀清总揽行政军事大权,东王府的官员杂役多达3564人。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所修王府规模虽小于天王、东王,但府内均设有六部,只是官阶有所降低,人数相对减少而已。这些成百上千名官员,真正从事政务者极少,大多都是服侍的差役。比如杨秀清出门参加一个迎神赛会,前赴后涌的仪仗队伍就多达数千人。由此可见,圣库制的设立,就是榨取军士血汗,聚敛百姓财富,专为高层领导服务,正所谓“破万人之财,聚一人之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