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第18节贝尔效应与戴维现象
英国学者贝尔天赋极高，曾经不止一个人预言说，如果他毕业后进行晶体和生物化学的研究，一定会赢得多次诺贝尔奖。但他却心甘情愿地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甘当人梯，提出一个个课题，指引别人进行研究，登上一座座科学的顶峰。于是有人把他这种甘为人梯的行动称为“人梯效应”，也称作“贝尔效应”。
宋朝太尉王旦曾经专门在皇帝面前夸赞寇准的长处，推荐他为宰相，但寇准却多次在皇帝面前痛陈王旦的缺点。
有一天，皇帝忍不住对王旦说：“你虽然夸赞寇准的优点，可是他经常说你的坏话。”王旦却说：“本来应该这样。我在宰相的位子上时间很久，在处理政事时失误一定很多。寇准对陛下不隐瞒我的缺点，愈发显示出他的忠诚，这就是我看重他的原因。”
有一次，王旦主持的中书省送寇准主持的枢密院一份文件，违反了规格。寇准马上将此事向皇帝汇报，使王旦因此受到责备。然而事隔不到一个月，枢密院有文件送中书省，结果也违反了规格，办事人员兴奋地把这份文件送交王旦，以为王旦定会报复寇准，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把文件退还给枢密院，希望他们修正。对此，寇准十分惭愧，见到王旦时便恭维他度量大。后来，寇准升任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寇准感谢皇帝对他的了解。不料皇帝却说：“此乃王旦的推荐。”寇准更加敬服王旦。
王旦做宰相十二年，推荐的大臣十几个，大多很有成就。王旦身上体现出来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贝尔效应。
与此相反，在选人、用人中还存在着一种“戴维现象”。
英国化学家戴维发现了订书匠法拉第在化学上的潜能，并将其精心培育成才，使法拉第名声大振。但此后戴维却开始贬低法拉第，身为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的他，是唯一投票反对法拉第参加皇家学会的。无独有偶，英国数学家康托因创造集合论而声名鹊起，于是遭到了他的导师柏林大学教授克罗内克的妒忌。克罗内克不仅千方百计地阻挠康托在大学任教，还对康托进行人身攻击，致使康托蒙受巨大的精神打击而患精神分裂，抑郁而死……
这种由识别和培养千里马，转而处处限制和妨碍千里马奔驰的现象，对人才和科技发展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这种现象在一些单位特别是专业技术干部密集单位也是客观存在的。有的专家与弟子或同事亦步亦趋时相安无事，一旦意见相左、观点不一时就难以容忍，甚至到了“水火不容”、“有你无我”的地步。有的专家培养了许多人，但却不能形成梯队，准备接班的往往是隔了几代的人。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扭曲，人际关系的失衡，还有一个治学态度和合作精神的问题。
为了科技事业的发展和学术繁荣，老专家要热情帮助和真诚提携年轻人，鼓励他们赶上和超过自己，不要怕年轻人超过自己，不要总以师长居尊，在做人和学术研讨上，相互之间是平等的。钱学森年轻时与老师冯?卡门因学术问题发生激烈争论，冯?卡门十分生气，说话尖刻。事后经思考发现学生是对的，第二天一上班就爬上三楼，来到钱学森的办公室，恭恭敬敬地向钱学森行个礼，承认自己错了。学术权威并没因此而被人“看低”，而是受到更多的尊敬。
陈景润在成长的道路上曾多次遇到伯乐，其中一位就是华罗庚。陈景润从二十多岁起就在中国的科学通报杂志上发表论文，显露出他在数论方面的罕有的天才。1954年，当时陈景润只有21岁，完成了论文《他利问题》，寄给华罗庚，对华罗庚的著名《堆类素数论》的一个结论提出质疑，并做了改进。华罗庚曾经对自己的得意门生王元说：“你们呆在我身边，倒让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改进了我的工作。”华罗庚将他调到北京，在科学院数学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在此期间，他一直是论文不断，引起国内外数学界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贝尔效应”和“戴维现象”启示我们应该向贝尔、王旦学习，要求领导者要有人梯精神，在人才培养中要以国家和民族大业为重，以单位和集体为先，慧眼识才，放手用才，敢于提拔任用比自己能力强的人，积极地为有才干的下属创造脱颖而出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