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能够说出真相的卢贝一直缄默不语，或者语无伦次，直到被处死也只字未吐……
1933年2月27日，德国国会大厦被人纵火焚烧。这个案件发生在希特勒政权诞生后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巨案是谁策划的？背后的指使者是谁？六十年来一直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政治大谜。
被推上审判席的一共有五人。他们分别是二十四岁的荷兰青年工人范·德·卢贝，此人曾经是荷兰的共产党员，后脱党到处流浪；德国共产党的议员团长恩斯特·托格勒；另外三名是保加利亚共产党书记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及两名保加利亚共产党员。
审判的结果是：卢贝被处死，其余被判无罪释放。但德国共产党领袖托格勒被“保护性拘留”，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死在狱中。
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宣布：纵火犯的背后指使者是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则反驳说，纵火是纳粹头子希特勒为镇压共产党而制造的阴谋。无论谁是谁非，对历史的发展似乎已经意义不大，但是希特勒却利用这个机会制定了“防止共产党危害国家”的措施。
唯一能够说出真相的卢贝一直缄默不语，或者语无伦次，直到被处死也只字未吐。
悬案至今未得披露。然而，事实的真相究竟是如何呢？
1.“格拉菲理发店”的密谋
“起来！已经七点半了！”
瓦钦斯基唤醒了还在沉睡的范·德·卢贝。
卢贝起床后，洗过脸，穿上衬衣，系上领带，套上西装背心，又穿上裤子、夹克，再在外面套上一件大衣，最后戴上了一顶鸭舌帽。
国会大厦烈焰熊熊
瓦钦斯基看到卢贝那一身皱巴巴的肮脏的衣服，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你不刮刮胡子吗？”
“没有刮胡刀。”
瓦钦斯基从箱子里摸出刮胡刀，递给了卢贝：“还是刮一下吧！今天可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还是刮一下，留作纪念。”
卢贝刮好胡子，跟着瓦钦斯基走出了汉宁斯道夫一间由警察管理的、专门收容无处过夜的流浪汉的简易免费旅馆。
旅馆的入口处，一个名叫施密特的警察，以挑剔的目光瞅了一眼从房间里走出来的卢贝和瓦钦斯基。
“要出去吗？”
“是的。”
“你叫什么名字？”
“瓦钦斯基。弗良兹·瓦钦斯基。”
施密特在住宿登记册上填上了瓦钦斯基的名字，抬起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七点四十五分。”于是将时间填在了名字的后头。
“那一个叫什么名字？”
“玛丽努斯·范·德·卢贝。”卢贝从瓦钦斯基的身后探出头来回答道。
施密特填上卢贝的名字和时间后，用粗暴的语言，挥动手臂，像赶苍蝇一样说：“走吧！你们可不要在这一带惹麻烦！”
瓦钦斯基把卢贝带到一条胡同里的红砖房前，对卢贝说：“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把朋友领来。”
不一会儿，瓦钦斯基带着一男一女从房里走了出来。
瓦钦斯基告诉卢贝说：“他俩都是共产党员，决定跟我们一块儿干。”但值得注意的是瓦钦斯基并未将两人的名字介绍给卢贝。
女人有些不放心地问：“这个人也能参加吗？那可是一件大事。”
“没问题，这小子信得过。”
“你叫什么名字？”
“卢贝。玛丽努斯·范·德·卢贝。”
“不是德国人吧？”
“对，是从荷兰的莱登来的。”
瓦钦斯基提醒女人：“不要多管闲事，彼此间什么都不知道为好。”
女人带着三个男人来到了“格拉菲理发店”。敲开门，见一个枯瘦的青年男子从发黑的门缝里探出了头。
女人说道：“是我，我领着朋友们来了。让他们进去吧！”
房间又窄又暗，冷冰冰的，里面靠墙放着一张单人床。房中间一张木桌上放着肮脏的餐具和一堆乱糟糟的书。
这间房子的主人是女人的小叔子。
男人们随意地坐在椅子上和床上。
“巴尔奇怎么样？”跟女人一起来的男人问她的小叔子。
“还在找工作。我去把他叫来吧！”
不一会儿，那个名叫巴尔奇的年轻人被带进了屋内。女人的小叔子和巴尔奇都是共产党员。
“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呀？这么多人聚会在这儿。”
瓦钦斯基转过身子对巴尔奇说：
“3月5日国会搞选举，我们完全不是纳粹的对手。我们聚在一起正为了谈论这个问题。”
巴尔奇说：“我们就应该给纳粹一点颜色看看！否则，将会重蹈意大利的覆辙。”
瓦钦斯基有力地说：“如果有人想对纳粹发难，你们都愿意响应吗？”
“当然！如果有人出来点一把火，整个火药库就能来个大爆炸！”跟女人一起来的男人接过瓦钦斯基的话头激动地叫了起来。
“好！这个人已经有了，就是他。”瓦钦斯基用下巴指了指卢贝：“他今天晚上就要动手去火烧国会大厦，到时大家跟他一起干吧！”
卢贝不无得意地向在座的人环视了一眼。
卢贝是一个国际流浪汉，1909年2月13日生于荷兰莱登市一个贫民家庭。和希特勒一样都有同父异母兄妹，而且他们的父亲都是好吃懒做的酒鬼。不同的是卢贝的父亲在他四岁那年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卢贝十二岁时，他的母亲因劳累成疾而去世。从此，卢贝便成为流浪四乡的孤儿。
卢贝十八岁时，参加了荷兰地下党的组织“德·扎伊尔”，即“革命的播种者”。当时的卢贝是一个对社会极度不满，但又希望靠冒险成功的好吃懒做的青年。
从1928年开始，二十岁的卢贝开始到处流浪，先后到比利时、德国、法国及巴尔干半岛进行流浪性旅行。这个人每到一处，都要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曾多次被拘留，其罪行是私卖明信片，非法入境，或者弄坏别人的东西，或者调戏当地妇女。总之，都是些轻微的罪过。也许是出于放荡的流浪生活的冒险，其结果欧洲各个国家警察局的登记本上都有他的名字。
1931年春天，卢贝在德国被普鲁士警察逮捕，被拘留十天。从拘留所出来后，身无分文的卢贝退出了荷兰共产党，但却参加了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极左组织。这是一个仅有二十名党员的、近似于流氓无产者的小团体。卢贝之所以加入这个组织，主要是不满意奉行合法路线斗争的共产党组织，他认为只有砸碎一切旧有体制，无产者和工人才有饭吃。
1933年1月，卢贝因眼伤住进了医院。2月，当他听说德国工人因为纳粹上台而罢工时，心情无比激动，认为“工人当家的时代到了”。不久，卢贝悄悄离开了医院。
1933年2月27日中午，卢贝离开了“格拉菲”理发店，与瓦钦斯基约好相会的时间，独自来到柏林城慕尼黑街一家名叫“海曼·舒特尔商店”的杂货铺。他向老板购买了焚烧国会大厦的物品：四根炭精棒和一盒火柴。
卢贝把购买的东西装入大衣口袋，离开杂货铺，来到了大街上。
几个身穿褐色制服的纳粹冲锋队员，脚穿高筒皮靴，昂首挺胸、神气十足地与卢贝迎面擦身而过。
卢贝心里狠狠地骂道：“等着瞧吧！法西斯！走狗！”
下午二时许，流浪汉卢贝来到了国会大厦前的国会广场。
卢贝走到国会大厦后面的大门前，抬头望着这座此时正被萧萧细雨淋着的古式建筑物——耗时十年才修成的大厦。
“在今天晚上，我就要放火把它烧掉！”想到这里，卢贝不由得浑身一阵颤抖。
“等着看吧！明天，这里将变成另一个世界！而这个改变世界的人不是别人，他就是我——卢贝！”
2.“这是信号！这是革命的烽火！”
2月27日夜九点左右，二十一岁的排字工人维尔纳·塔拉从西姆街转过国会大厦的西南角时，突然听到前方发出了一阵玻璃被撞碎的清脆的响声。
塔拉抬起头，朝响声发出的方向看了一会儿，由于天黑，他什么也看不清楚。出于好奇心的驱使，塔拉大步流星地向声音响起的地方走过去，只见一个人手扶着窗框，另一个人正往里钻。
“有人想进入大厦！”塔拉惊慌地往回走时，看到一位警察正好从南侧走了过来。
塔拉向警察喊道：“喂！有人钻进国会大厦里去了！”
警察置若罔闻，毫无表情地走开了。
塔拉折回身又往北面跑去，迎面碰上一位学生模样的人带着一个警察正好跑过来。
这位学生模样的人，名字叫汉斯·福列达，是神学院的学生。
福列达从国会图书馆回家，在经过国会大厦时，同样听到了玻璃被撞碎的声音，福列达看到一个男人手里举着燃烧物正在国会大厦的阳台上往里爬，于是赶紧跑到西南角向一位名叫布柏特的警察作了报告。
布柏特、福列达和塔拉三人来到出事地点。透过被敲掉玻璃的窗框，看到窗内有一个人正点着火在里面走动。
布柏特向一位正在路过的国防士兵喊道：“有人正在放火烧国会大厦，快去报告派出所，让消防队来灭火！”
勃兰登堡凯旋门派出所在接到这个士兵的报告前十五分钟就已经接到一个民间人士的报告。
“二十一时十七分，国会大厦火灾。请求立即支援！”拉泰特让身边的随身警察带着这个报告返回派出所。
布柏特在请国防军士兵去向派出所报告后，朝食堂正下方房间里的人影开了一枪，但未击中目标。
此时是九时十三分左右。
位于林登街的消防总署，早于拉泰特报告之前，就接到了另外的人送来的火警报告。时间是在九时十三四分。
消防总署立即命令离国会大厦较近的利尼恩街第六消防队和莫特凯街第七消防队出动。
拉泰特掏出手枪，推上子弹，带上身边的两个警察，疾步来到了国会大厦的北部左边的楼道。隔着通向议会厅的门，看到厅内正在冒着火焰。
议会厅的西门上并没有上锁，拉泰特推开门和两个警察进入了会议厅内。
厅里鸦雀无声，四周一片漆黑，拉泰特用手电筒向四周扫视了一遍，并未见到一个人影，再往前走，只见议长席和议员席周围的帘布正在燃着火。
“厅里一定还有人！”
拉泰特和两个警察急忙跑出议会厅，跳上警车，直奔勃兰登堡凯旋门派出所，给林登警察总署打电话。
林登警察总署接到拉泰特的电话已是九时二十五分。此时，警察总署的消防车早已赶到国会大厦。
拉泰特走后不久，国会大厦的守卫长舒克拉诺维支带着巡查佩歇尔，悄悄地打开了拉泰特走时随手关上的议会厅西门，然后往里窥了一眼。
舒克拉诺维支和佩歇尔来到大厦东南部的“俾斯麦厅”。
“站住！举起手来！”佩歇尔突然发现了目标，举着枪冲了过去。
逃跑的人站住了。
佩歇尔扭住了这个人的右腕，只见此人光着膀子，浑身大汗淋漓。
这时已是九时二十七分。
“为什么要到大厦里放火？”守卫长舒克拉诺维支问被抓获的人。
那人情绪激动地脱口高喊：
“这是信号！这是革命的烽火！”
佩歇尔从被抓获者的身上搜出了传单和护照。
佩歇尔借着手电的光亮，打开了男人的护照。上面贴着一张戴帽子的照片，写有持照者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出生地：
“玛丽努斯·范·德·卢贝。1909年1月13日生。荷兰。莱登。”
由队长普列指挥的第六消防队的四辆消防车正在灭火。
普列打开食堂的一扇门往大厅走去。
普列从大厅走进有威廉皇帝纪念像的大厅时，碰上了第七消防队队长克罗兹。
克罗兹对普列说：“整个会议厅已变成一片火海！”
除第六消防队和第七消防队的八辆消防车外，先后又有另外的十多辆消防车赶来参加扑救会议厅的大火。
希特勒在纽伦堡阅兵
拉泰特巡查部长从勃兰登堡凯旋门派出所回来后，从二号便门进入了国会大厦。
拉泰特在搜寻着火的源头。与他走进二号便门左面的洗手间，在那儿，他发现了一条公用毛巾正在燃烧。
拉泰特来到了第一层楼房。在南门旁边的楼梯上，拉泰特发现了作案者的帽子、领带，还有肥皂头。
这时已是九点三十分左右。
当第六消防队队员伏利兹·波尔晓夫和谈利比·尼斯特从餐厅进入配膳室，顺着西门口的楼梯往下走了三步时，一道手电光从下面照上来。“停住！不准往这边来！我们是警察！”波尔晓夫和尼斯特吓得转身往回走。
除议会厅外，其他地方的火，到九点半至九点四十五分，火势达到了最高潮。站在四十里外，也能看清从房顶上升起来的巨大烟柱。快到十一点，整座大厦的火才被扑灭。
大火扑灭后，在政治警察部队鲁道夫·狄尔斯的指挥下，刑事警察们立即开始了现场侦查。
刑事警察向守卫的温特问道：“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是谁？”
温特回答：“是共产党的议员托格勒和凯念。”
狄尔斯兴奋地对他的部下说：“纵火就是共产党暴动的开始！”狄尔斯立即给纳粹冲锋队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负责人哈因里·海尔道夫写了一封信，声称共产党的暴动已迫在眉睫。
海尔道夫在接到狄尔斯的信后，立即向冲锋队员发出了逮捕德国共产党活动家的命令。
海尔道夫在向冲锋队员下命令时说：“共产党要趁混乱之机搞暴动。要马上动员全体冲锋队员，防患于未然！”
一夜之间，共产党的大半活动家被逮捕。
对共产党的抓捕活动，是从国会纵火案发生的当夜开始的，一直延续到四月末。
一位历史学家曾这样写道：
“其规模仅次于俄国共产党的德国共产党，一夜之间就被消灭了。”
卢贝，这个有着幻想狂的“共产党员”，断送了德国的共产党组织，为希特勒的阴谋铺平了道路。而与卢贝一起在小饭馆密谋的三男一女却不知去向，甚至卢贝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会不会是纳粹的冲锋队员化装成所谓的“共产党员”来煽动这个早就脱党的卢贝？这是一个悬而又悬的秘密。
卢贝是一个对纵火有特殊癖好，而头脑却十分愚钝的共产党人，这个没有头脑的纵火狂是上天送给纳粹党的好礼物。
其实，他在小酒馆吹牛说要烧几所政府大厦，还要烧国会时，冲锋队的便衣就暗中注意到了。这个神经错乱的共产党人所要干的正是希特勒准备干的勾当，难道纳粹就不会暗中用钱培养一下这个一文不名的共产党流浪汉？
3.“光耀德国历史的伟大时刻到来了！”
1933年2月27日夜九时十五分，威廉普鲁士内务大楼。
身兼国会议长和普鲁士内务部长的赫尔曼·戈林正在加班。
突然，戈林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戈林接过电话，电话中传来了当夜国会议长官邸值班守卫惊慌的报告声：“我是保尔·阿德曼，国会大厦被人放火了！”
“什么！”戈林立即惊叫起来。
戈林放下话筒，向副官W·雅科比发出命令：“把格劳埃尔特叫来！”
路特维希·格劳埃尔特在五天前刚刚被任命为内务部的警务局长。
格劳埃尔特接到戈林的电话后，马上赶到了内务部办公室。
戈林告诉格劳埃尔特：“听说国会大厦被人放火了！”
“我们现在就到国会大厦去吧！”戈林接着说。
戈林和格劳埃尔特于九时半乘车来到了国会大厦。
戈林一下车，除了对消防队队长瓦尔塔·盖姆作了消防指示，还及时听取了国会事务局长莱因霍尔特·加来汇报国会大厦的有关情况。
“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是谁？”戈林问道。
“共产党的议员恩斯特·托格勒和威廉·凯念两人。”加来回答说。
戈林转过身对格劳埃尔特说：“这最后离开的两个人是重要的嫌疑分子，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几分钟后，政治警察部长鲁道夫·狄尔斯向戈林报告：
“犯人已被抓住，是个二十四岁的荷兰工人，好像是共产党员，托格勒和凯念直到晚上十时才离开国会大厦。”
戈林狂叫道：“够了！那不正是起火后的时间吗？”
狄尔斯接着说：
“据下面报告说，犯人在被抓获时，口中高喊着‘这是革命的信号’，‘是为了抗议’。”
戈林：“信号？他说是‘革命的信号’了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