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莱戈伊·基米诺夫·波波夫。保加利亚人。身高一米八。瘦削。暗褐头发。胡子刮得很干净。长脸高额。眼睛呈暗褐色。月牙形眉毛。鼻子上翘。耳朵呈卵形。
上述三人长期逗留在德国进行政治活动，与国会纵火案有关系。知其居住、隐蔽场所的活动情况者，从速报告警察部门。凡发现与纵火案有关的活动证据者，政府给予重奖。
通缉令贴出，为了得奖，大量的“目击者”提供的情报像雪花一样飞往侦察总部。
虽然侦察总部发现这些情报统统都是假的，但为了证明三名保加利亚人是卢贝的同伙，侦察总部仍凭“目击者”们提供的证言，将三名保加利亚人判成了是国会纵火案的同犯。
季米特洛夫拒绝在审讯录上签字，他一直申明国会纵火时自己并不在柏林。季米特洛夫坚决否认赫尔玛证明的他曾在“巴伐利亚饭馆”与卢贝见面是事实。
因为跑堂赫尔玛证词中所说的日期，季米特洛夫正在生病卧床，从未离开过库林卓大街九十六号公寓。
三名保加利亚共产党人真的是卢贝的同伙吗？巴伐利亚饭馆的跑堂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意人。希特勒的秘密警察正在日夜不停地为他们的主子寻找各国共产党在德国的蛛丝马迹，其用意昭然若揭。
6.季米特洛夫的推理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于1882年6月18日出生于保加利亚多米尔乡一个农民家庭。十三岁时，因父亲去世，不得不中断学业，当了排字工人。
同希特勒一样，季米特洛夫也在未接受过系统的正式教育的情况下，就开始了人生的旅途。二十岁时，他加入了保加利亚民主党。
1904年，十五岁的希特勒因成绩太差在奥地利的林茨中学被校方勒令退学时，二十二岁的季米特洛夫却以印刷厂工人工会负责人的身份当选为保加利亚总工会书记。
1932年9月下旬，季米特洛夫作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领导了保加利亚共产党进行武装起义。起义失败，保加利亚昌科夫政府下令逮捕所有保加利亚共产党员，彻底取缔共产党的活动。共产党的起义领袖先后逃往南斯拉夫和维也纳城，建立了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保共流亡委员会。
由于共产国际发现季米特洛夫是一个能坚持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且是一个最忠实的执行者，只要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即使是错误的，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执行。所以，1924年春，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将季米特洛夫从维也纳召去，让他专门从事共产国际的工作。
在1926年以前，季米特洛夫作为一个忠实的共产国际的办事员，勤勤恳恳地在莫斯科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而这期间，他至于做了哪些具体事情，却是不为外人所知。
1926年起，季米特洛夫被任命为巴尔干共产党联合事务局的负责人，以各种化名，在维也纳从事了三年的秘密活动。
1929年秋，共产国际调季米特洛夫到柏林从事宣传和搜集情报的工作。这时的季米特洛夫，其头衔是共产国际西欧负责人。不过，他并不与德共直接发生任何关系。
从1929年秋带着共产国际的国际统治委员会伪造的身份证和护照潜入柏林，到1933年春被德国希特勒手下的警察逮捕，三年多的时间里，季米特洛夫以柏林为据点，频繁地来往于巴黎、维也纳、阿姆斯特丹和莫斯科之间。为了甩掉盯梢者，季米特洛夫在往返住地、到达秘密会客点和跨国活动时，总是不断进行巧妙的化装或多次换乘不同车辆。虽然柏林警察早发现有一个频繁活动的外国人，“是共产国际活动家”，但总是抓不到这个人。
直到被逮捕前，季米特洛夫自信自己的秘密活动干得很漂亮。
从被拘留后受审的情况看，季米特洛夫发现，德国警察并不知道自己在柏林活动的具体内容。
“我被拘留，主要是持假护照和随身带有共产党的传单的缘故。即使被判有罪，也不过拘留几个月后驱逐出境吧？”季米特洛夫显得很乐观。至于国会纵火案发生的当天，他和另外两个保加利亚人都不在现场，相信对纵火案与他有关的怀疑不久将会因调查清楚而消除。
4月3日预审开始，德国警车把三个保加利亚人从莫阿比特送到了柏林地方检察厅。从预审时的警戒森严的气氛中，季米特洛夫感觉到了不祥之兆，事情并不会像他预先想到的那样简单结束。
不出季米特洛夫所料，在第二天的审讯中，预审员申明了拘留他们三人的理由是：
“一、企图以暴力颠覆德意志共和国政府。二、与卢贝共同策划对国会纵火，并企图在这以后发起暴动。”
预审官向季米特洛夫等三位保加利亚人出示逮捕证。
“你们搞错了吧？”季米特洛夫见到逮捕证后，先是目瞪口呆，但马上镇静下来，向预审员反问道。
“‘巴伐利亚饭馆’的跑堂一定把奥地利作家雅科布·罗斯纳错当成卢贝了。我常跟罗斯纳在‘巴伐利亚饭馆’见面。”
“罗斯纳住在什么地方？”
“……”季米特洛夫不愿给朋友带来危险。
“2月26日我还在慕尼黑，我是28日早晨才回到柏林的。”
季米特洛夫在慕尼黑会见的是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员，甭说公开他们的名字，就是请他们提供证词都不行。
季米特洛夫虽然坚信自己无辜，但却找不出证明自己无辜的证据。他坚信，自己不仅与国会纵火案无关，而且与德国共产党也毫无干系。
季米特洛夫在被捕前从报纸上看到有关纵火案的消息时，首先得出的第一判断是：“只有疯子才干这种事情！”而其后当共产党的活动家纷纷遭到逮捕，他自己也被当做国会纵火案的嫌疑犯而被捕时，他不得不重新作出了这样的推理：
“也许是共产主义的仇敌搞的，他们企图以纵火来制造有利于破坏工人运动和德国共产党的空气。”
“这些家伙，明知我与纵火案无关，却硬要把我搞成同犯，这是一个圈套！”季米特洛夫再作进一步的推理。
“法西斯政府为使其对共产党的镇压合法化，必须从共产主义者阵营中制造出‘犯人’来，于是，我被他们选中了。”季米特洛夫这样想到。
“国会纵火案与其说它是共产党要暴动的信号，还不如说它是纳粹制造的阴谋！未来的法庭审判目的并不是辨清真相，而是一场向世界表明共产党有罪的政治表演！”
“这样表演的结果，将是十分拙劣的，但它表演的脚本现在却已经写好了。”季米特洛夫想到这里，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
7.“这是贪婪的豺狼和它啃不动的羊的斗争！”
1933年9月21日上午九时十五分，德国莱比锡市最高法院刑事法庭宣布：开庭审判国会纵火案犯。
担任这次刑事审判的法庭庭长，是魏玛共和国时代就曾审判过许多政治案件的老手威廉·宾格尔。
有趣的是：
十年前，因“慕尼黑起义”失败而被逮捕的希特勒，也曾经被送上莱比锡法庭的被告席。当时能言善辩的希特勒以他特有的演讲天才征服了所有的旁听者，使法庭的被告席成为了宣传纳粹的政治主张的讲坛，赢得了众多人的同情和支持。
十年后的今天，希特勒却把与自己持不同政见的人，送上了莱比锡法庭。而在这被希特勒送上法庭的人当中，却有人创造出了比希特勒当年的法庭论辩更加轰动的宣传效应——
千百万工人知道了他，他们同他一起体验了莱比锡法庭的整个阶段。他在莱比锡审讯时所说的每一句话，在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里都得到了回声。他成了从来不认识他的那些人的亲人。
他们为了他的命运而痛苦，为他所受的镣铐创伤而担心，为他的不眠之夜而苦恼。他们像为宣传劳动人民潜伏的思想和希望的革命讲坛而斗争一样，来为他而斗争。……
这个使“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里都得到了回声”的人就是季米特洛夫。
为阻隔旁听人和被告，警察在旁听席前列成一行。
从保加利亚远道而来的季米特洛夫的母亲和妹妹，泰涅夫的妻子，还有托格勒的妻子，也坐在旁听席上。
五名被告中的卢贝和托格勒被排在律师席的下面，三个保加利亚人在他们的背后排成一列。
每个被告人的左右两侧都有警察监视，不准他们相互交头接耳。
第一个被审讯的是卢贝。
卢贝全部肯定了起诉书上写的内容。此时的卢贝头发蓬乱，弓着腰坐在被告席上，目光呆滞，无神地望着前方。面对庭长的审讯，他露出茫然若失的表情，说话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甚至支离破碎、矛盾百出，使得庭长不得不一再进行重复发问。
旁听者们得到的第一印象是：卢贝像一个痴呆症患者。
当记者们如实地报道了卢贝的奇异情态后，便出现了这样的传闻：纳粹为了不让卢贝说出纵火案的真相，让他喝了掺有促使神经麻木的酒或吸了鸦片。关于这一点，最有力的证据是，大约半年后，季米特洛夫对一家法国报纸的记者作了这样披露：范·德·卢贝是被监禁者中唯一吃特餐的人。送食品时，卢贝的一份用纸包着，特注上卢贝的姓名。由此而论，在卢贝的食物中掺上麻醉剂是不无可能的。
9月23日，轮到季米特洛夫作陈述。
季米特洛夫从容地打开笔记本，用德语简略地陈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在柏林的活动情况。他说自己之所以用伪造的身份证在德国非法逗留，是为了逃避保加利亚政府的追捕；在德国的活动主要是从事救援保加利亚流亡共产党员。他重申：国会起火的当晚，自己在慕尼黑开往柏林的列车上，与纵火案毫无干系。
开庭时，庭长宾格尔一再宣称“公正审判”，面对其自欺欺人的一场令人嗤之以鼻的闹剧，季米特洛夫不无幽默地形容“这是贪婪的豺狼和它啃不动的羊的斗争”。
从审判一开始，季米特洛夫便把这场审判视为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冲突上的斗争。因此，作为共产国际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季米特洛夫早已抱定决心：即使被判处死刑，也要在审判席上斗争到底！
这确实是纳粹审判当局事先始料不及的。
因此，季米特洛夫一开始就采取了挑战性的态度。他站在被告席上，俯身面向在场的听众声明：
“是的，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是的，以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资格来说，我是一个负责的领导者和工作者。因为如此，我不是一个采取恐怖主义的冒险家，不是阴谋家，也不是纵火犯……
“当我从报纸上得知国会失火时，便马上想到，此举的后台不是卑鄙的煽动者，就是精神或政治疯子……
“我确实是苏联共产党的一个热烈的拥护者和崇拜者。因为这个党正在管理着世界上最大的、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国家，并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斯大林领导下，这样英勇地和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引证了马克思的名言：
“他们（共产党）公开声言：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社会制度才可以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整个审判过程中，庭长先后多次阻止季米特洛夫讲话，但季米特洛夫决定完全无视法庭手续和日程，他要表达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强调自己遭逮捕的无理，暗示纵火案发生的真正背景。
庭长提醒季米特洛夫：
“我不允许你在法庭上任意作共产主义宣传，你总是这样干。倘若你再这样放肆，我就不得不阻止你的发言。”
季米特洛夫毫不理会庭长的警告，仍滔滔不绝地辩论道：
“我必须绝对否认那种认为我是追求宣传目的的说法。或许，我在法庭中的辩护已经产生某种的宣传效果。或许，我在法庭中的行为可以作为其他被控的共产党人的榜样。但是，那些都不是我的辩护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反驳这个说托格勒、波波夫、泰涅夫和我自己与国会纵火案有关的起诉书和控诉。一定要提到宣传问题，那么我不妨公平地说，在这个法庭里有很多发言是具有宣传性质的。戈培尔和戈林在这里出庭，起了对共产主义有利的间接宣传作用，但是没有人能以他们的行为产生的这样的结果而责备他们。”
季米特洛夫说：
“不仅我自己被报纸肆意攻击——我对这种事是完全漠然视之的——而且我的民族也因我而被指控为残忍的、野蛮的。我被称作巴尔干的可疑分子、一个野蛮的保加利亚人。我对这类事不能默而不言。”
他越来越激动：
“是的，保加利亚法西斯主义是残忍的、野蛮的。但是保加利亚的工人阶级、农民和文化人既不残忍、也不野蛮。”
他接着说：“是的，巴尔干的物质生活水平还不能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高，但是要说保加利亚民族在政治上或精神上比其他民族低，那就错了，我们的政治斗争，我们的政治愿望，与其他民族的斗争和愿望是同样的崇高。在外国奴役下生存了五百年而没有丧失其语言及其民族性的一个民族，已经并正在与保加利亚法西斯作斗争的工人和农民构成一个民族——这样的一个民族不会是残忍的、野蛮的。挑拨和疯狂——有人却对卢贝进行挑拨，驱使狂人卢贝去纵火。”
季米特洛夫的强有力的雄辩打动了在座的记者和一切旁听的人的心。
美国记者埃德加·甘萨后来在《欧洲内幕》一书中写道：“谁也没有料到季米特洛夫会采取那般令人佩服的大气态度。岂止如此，这位保加利亚人是聪明绝顶的。”
季米特洛夫的有利辩护，使法庭和纳粹党人狼狈不堪。谁是卢贝的主子显然已经大白于天下。然而，希特勒是一个不要法律的人，他自然希望季米特洛夫是放火的指使者。即使不是，只要这个保加利亚的共产党领导人被推到被告席上，就对纳粹党有利。至于审判的结果如何，希特勒是并不关心的，他关心的是这场大火总算烧起来了。
8.整个审判的最大之谜
早在莱比锡法庭审判前半年的3月3日对卢贝的预审中，谈到关于纵火焚烧国会大厦的动机时，卢贝当时曾有这样的供词：
“我认为，为了表示对现行体制的抗议，必须得做点什么。如果工人阶级按兵不动，我一个人也应采取行动。考虑的结果，认为纵火是最好的办法。但因我不想伤害普通的人，所以就选择了象征体制本身的国会大厦。”
当时，不管怎样审讯，卢贝都矢口否认有同伙存在。3月3日预审记录中写道：
“关于是不是我一个人犯罪的问题，我可以明确地说：是的！我未曾借助于任何人的帮助，在国会大厦里纵火是我一个人干的。”
事过半年，卢贝在审判庭上的表现和言词又是如何呢？
9月24日至26日三天内，莱比锡法庭对卢贝离开荷兰莱登到柏林来的过程及其在柏林的活动重新作了审议。
当庭长按照卢贝预审时的自供书对卢贝进行提问时，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卢贝一律不再作出肯定的答复，只是作了“记不清”或“也许是那样”的模棱两可的回答。
从回答的方式和卢贝的痴呆状，使人们不由得产生了“所谓卢贝的自供是检察方面所捏造”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