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中国最知名的“倒爷”是南德集团的牟其中。20世纪80年代末，牟其中对中国与美国、苏联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成功地当上了国际舞台上的“倒爷”。1991年，他利用800多火车皮的中国产品（其中包括积压的罐头、日用品、轻工产品、机械设备，涉及中国300多个工厂的产品），从苏联换回了四架民航客机和众多航空器材。“牟其中罐头换飞机”，一时间成为中国人口口相传的美谈。
1997年刑法修改，投机倒把被取消。2008年，适用了整整20年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被宣布失效。自此，“投机倒把”成为了一个历史性词汇。
“投机倒把”的罪名，曾经让成百上千的温州人心惊胆战，如同紧紧地扣在温州这座城市上空的“紧箍咒”。时过境迁，回想起历史的吊诡、温州的凄惨与曾经付出的血淋淋代价，不禁让人百感交集，悲从中来。
欺诈起步的市场
经济学家钟朋荣说：“温州模式的背后，隐藏着温州人思维的‘无模式’。”在一穷二白的发家史中，被“无模式”的温州人奉为圭臬的唯有“唯利是图”，他们不择手段、肆无忌惮，于是乱象横生，成为浙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异类”。
无知者无畏，无产者无敌。温州的民营经济正是依靠一群这样的无畏无敌者而野蛮生长，其中的主角就有温州农民。
回溯温州泰顺——浙南最大的二手机械设备交易市场的兴起，不得不承认那些并不光彩的细节。20世纪70年代末，泰顺农民用虚假姓名向全国的国营企业投递信函定购各种二手机械设备，设备到货后当即被就地倒卖获利。然后，这些农民又立即在报纸上为“虚假身份者”刊登死亡讣告。当外地国营企业追到泰顺来讨债时，村里的人便哭丧着脸把讣告拿给讨债人看：人死了，向谁催债？
这样的经济诈骗案例，并非单枪匹马操作，而是整个村庄的农民共同参与了。就是依靠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泰顺的农民有了创业的最初资金，二手机械设备交易市场开始起步。
在管理严重不规范的时代背景下，欲望的闸门一旦开启，法制的底线一旦被冲破，温州人的奸诈甚至野蛮的个性，一时间就再也无法收敛。
1981年,《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温州地区不少社队企业大肆骗钱》：
1.订合同、出广告就凭书包里的一个假印章。“书包工厂”伪造温州市各部门的印章，以及各种对他们有用的印章。凭这样的假印章，骗了全国各地许多单位与个人。刻假印章招摇撞骗，在温州已成为某些人的职业。所以，按读者揭发的厂名去找，好多都是查无此厂。乐清县清北公社农副产品加工厂，经县有关部门批准后，刻了印章，但至今没有资金、厂房、设备和固定人员；印章放在书包和抽屉里，作为投机骗钱的合法招牌。
2.最近，温州市有两个人骗了7万元。起初，这两个人向工商行政管理局打报告，说他们现办厂的厂房、设备、技术力量都有一定规模，请予批准。为了慎重，管理局人员到厂里察看，果真如报告中说的那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就批准了他们的要求。不久，他们骗钱的事情暴露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才知道受了骗。原来，骗人者事先与那个厂的领导拉好了关系，该厂同意骗人者利用他们的厂。像这样借厂行骗的事在温州并非罕见。
3.骗钱发工资。有些社队企业由于没有正式生产计划，时停、时开。开不出工人工资，就想歪门邪道。有一工厂用发假订货单的手段，骗了黑龙江省一单位的几十万元，几年不交贷款。这个单位派人到温州法院申诉。经法院一查，骗钱的工厂的财产早已被分光吃净，骗来的钱也分光了，无力偿还。
……
温州好些地方制造假黄连素成风。瑞安的一个公社就有30多个这样的厂。这些假药厂是未经批准的非法生产单位。他们制成的假药，以3倍，甚至5倍、8倍的利润，通过各种渠道，大搞不正之风，直接远销省外医药公司或医疗单位。瑞安县封了52个假药厂，把其中骗钱多的一个厂的负责人拘留，法院依法判了刑。处理前，有人为犯罪分子开脱：这药不是假的，因为有成本，虽治不好病，但也治不死人。有领导同志求情说：“社队企业没饭吃，望你们高抬贵手。”
时至今日，我们依旧能从这篇文章中窥见温州民营创业群体曾经的草莽生涯。
中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刘吉在2004年曾这样描述温州人：“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很穷，温州人的出外谋生，当时被叫做‘可怜的温州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温州假冒伪劣产品泛滥，背负骂名的温州人被称为‘可恨的温州人’；上世纪90年代，温州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迈出了大步伐，全国都有温州人在闯市场，全国市场都有温州产品，大家都说是‘可怕的温州人’；如今的温州，产品大阔步走向国际市场，行业打赢国际反倾销官司，人人称温州人为‘可敬的温州人’。”
所谓的“可恨”阶段，正是温州人在体制之外甚至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外，疯狂地敛财。各种欺诈行为在温州滋生。
70年代的欺诈，发展到80年代，便是温州假货，以次充好。最轰动的自然是杭州大火烧毁的温州皮鞋。同样，在这个低压电器之乡，有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不足1%,各种伪劣现象俯首即是：熔断器中的石英砂，居然用稻糠代替；继电器的白银触头，用白铜甚至贴片冒充……
“苍南的假商标、永嘉的假广告、瑞安的假汽模配件”在全国各地也同样恶名昭彰。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庄晓岩五连胜，获得女子72公斤级以上柔道冠军。之后，她在人民大会堂获得健力宝公司的嘉奖，领回了一个“金罐”。
多年来，她都将金罐保存在银行的保险柜里。直到2011年11月，她惊讶地发现金罐上起了个小包，随后下意识地用手一摸，金罐上有了个小白点。把金罐外层的金属撕开了，结果里面露出了银白色。
这并非个案。之后媒体曝出，1988年汉城奥运会冠军陈龙灿、韦晴光的“健力宝金罐”也同样非真金。“健力宝金罐”事件由此吵得沸沸扬扬。
表面上，这件事情涉及的只是曾经辉煌一时而如今陨落的企业——“健力宝集团”。曾经见证那个时代的人透露，如“健力宝金罐”这种所谓的“黄金”制品在20世纪80～90年代一度非常流行，而最早的“黄金”制品则是来自温州。
改革开放前，国家对黄金的统制非常严格，黄金在寻常百姓家中罕见其踪影。物以稀为贵，20世纪80年代初，走在时代尖端的温州人开始打“黄金”的主意。温州人开始在全国各地搜集民间黄金，甚至绞尽脑汁地从各种废弃设备、器具中提炼黄金。诸如“戒指”、“项链”等黄金饰品，开始作为温州的“特产”出现。
在民间，黄金是饰品，是收藏品。而在工业制造中，黄金同时也是一种产品原材料。到80年代后期，政府对工业黄金的管制有所放松。这时，“黄金”礼品开始出现。
当时的“黄金”礼品并非纯金，只是表面镀金或者掺杂部分黄金。不良商家利用民间对拥有黄金的巨大渴望，以及老百姓对真金缺乏足够的辨识能力，“黄金”制品往往被当做真金和纯金。这种金闪闪的制品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对黄金的渴望，并成为风靡之物，“健力宝金罐”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在温州人开始暴富的年代，黄金也成为温商体现身份和开拓市场的重要工具。在上世纪80年代，穿金戴银、双手佩戴七八个金戒指的温州人满大街都是。更传奇的是，当时流传着温州人请客为了凸显派头，会上一道“表表心意”的汤：海鲜大盆中浮一小盆，上面有规则地摆了十只进口手表，在座各位一人一表，是为“表表心意”。
近20年的时间过去，一个突然的焦点事件，依然能折射出温州那不堪回首的过往。
人们总以为，时间能洗去一切。温州民营经济长时间的非规范化成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远去。但历史并不会因此消失，忘记过去即意味着背叛。多少年后，温州人要从“可恨”的臭名中摆脱，赢得“可敬”的口碑，温州上上下下付出了的艰辛，旁观者难以体会。
暴富之下的畸形
当金钱来得太快时，温州人开始迷失而疯狂。近几年来，逢年过节，常有媒体爆出“天价粽子”、“天价月饼”等新闻。事实上，在1995年的温州苍南县巴槽镇，这样奢靡无度的情节早有发生。
一天，村东头的鱼市场摆出了一条十分罕见的黄鱼王，围观的村民里外三层。按当地相传百年的旧风俗，谁要是吃到黄鱼王的鱼胶，来年必有好运。人人眼馋，可鱼只有一条，没法子，只能竞拍！在众人的起哄声中，1万元、2万元，价格节节攀升。有邻乡的开厂老板志在必得，一口气直接报价10万元。这下村里人慌了。鱼有可能被拿走不说，这脸还不给丢尽了？但一户人家又实在扛不下来。紧急商议的结果，村里6位腰板粗壮的大户“挺身而出”，合资12万元坚决留住黄鱼王。付的全部是现金，装化肥的编织袋塞了小半口袋。
当天晚上，村里男女老少奔走相告、喜气洋洋，就像过年一样，甚至还有人买了几挂鞭炮，放得震天响。村中心祠堂支起一口大锅，投进整条黄鱼王，炉火通红，熬啊熬。全村人都来了，一人一碗。汤喝完了，出钱最多的大户代表高声宣布：再发现更大的黄鱼王，不客气，照样拿下！
曾经有一段时间里，全国人民为温州人概括了“五毒”，分别是，“黑——靠走私起家，黄——淫秽色情交易猖狂，白——漫山遍野建椅子坟使青山白化，假——假冒伪劣商品泛滥，骗——欺诈行为屡禁难止。”
这“五毒”的存在，来源于温州人无以复加的强烈的赚钱欲望，当然毋庸置疑的是，正是这种“不赚钱，毋宁死”的激情，成为温州人的成功源泉。
其实这些社会怪相，在集体暴富的中国，司空见惯。旧的秩序被打破，新的规则还没有建起，在这新旧交织的变换与混乱中，正是各种荒诞剧轮番上演的时期。
温州作为“最先富起来”的地区，各种畸形的社会形态也更为突出：一些私企简陋的厂房里，密密麻麻挤满了人和机器，粉尘迷眼，怪味刺鼻；一些12～16岁的学龄儿童，为赚钱终日从事着紧张、单调和机械的手工劳动；一艘舟山渔轮在东海翻沉，33名渔民丧生，原因是船粘接板缝的桐油是假的，假桐油产于瑞安家庭作坊；市区一幢“敬老楼”，一层开商店，二层是文化娱乐室，三层放菩萨供人们烧香拜佛；出殡仪式上，24辆摩托车开道、上百人披麻戴孝，身穿白制服的管乐队吹奏着与哀乐大相径庭的乐曲：《十五的月亮》、《妈妈的吻》……棺材由马车拉着，上面放着基督教的十字架；新兴的“农民城”龙港，人们集资建学校、游艺场、电影院，同时也建庙宇，而更多地方“最好的房子是神庙，最差的房子是学校”……
炫富的人们相互攀比，从穿金戴银，到大秀豪宅，挥金如土，甚至祖坟和阴宅的壮观程度也成为相互竞争的项目。
“富不富，看坟墓” 在温州的传统观念中，“造坟”与“建房”、“生子”一起并列为人生三件大事。20世纪80年代末的温州，“造坟”运动席卷而来。
在“厚葬”之风最为风行的时候，有的“椅子坟”[浙江南部流行的坟墓形式，尤以温州为甚。由于形状同椅相似，故称“椅子坟”。椅子坟通常一头高一头低，依山而建，不立碑，墓主信息刻于正中石板上。后辈葬于先祖坟墓下方，一代代形成一个如同楼梯般的长墓。一座椅子坟的花费，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甚至几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