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斯蒂芬娜下班时，听到警笛尖啸。纳粹军队包围了一所房子，拉出了几个恐惧万分的犹太人和藏匿他们的波兰人，他们被推到墙边。“放！”纳粹军官一声令下，枪弹穿透了受害者的身体。
斯蒂芬娜注视着血淋淋的尸体，头晕目眩。一连几个星期，她都无法入睡。一天夜里，她步履艰难地走回家里，寻思着自己到底还能支撑多久。
她一进门，见约瑟夫和其他人正在和海伦娜玩捉迷藏。孩子追逐着，眼睛发着光，快活地大叫：“我逮着你了，约！”
“这些人是我的朋友。”斯蒂芬娜心里默默地说，“我不能抛弃他们。”
几个月过去了，和风送暖，如丝的春雨飘洒在普热米什尔的大街小巷。一天，窗口的守望者突然发出警报：“纳粹往这边来了！”逃亡者们连忙爬上阁楼。
斯蒂芬娜开了门。一个军官简短地命令道，她必须在两小时内搬走。部队在街对面设了一家医院，要她腾出房子给护士住。
纳粹走后，斯蒂芬娜和约瑟夫商量对策。约瑟夫说：“你和海伦娜得马上离开，到乡下去躲一躲。”
“那你们怎么办？”
“和他们拼了！”他回答。
斯蒂芬娜凝神静气，心中默默祈祷。好像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在告诉她：“不用走，没什么可怕的。送你的13个人上楼。打开窗户，就像你要留下的样子开始打扫，边干活边唱歌。”
斯蒂芬娜平静地对约瑟夫说：“带大伙上楼去，我不离开你们。一切会好起来的。”然后，她和海伦娜打开窗，着手进行春季大扫除。
纳粹军官很快又回来了。他说：“你不用走了。我们只要一个房间，给两个护士住。”
他们又逃过一劫。但危机还没有完全消除，他们将不得不和两个德国人在同一片屋檐下生活。约瑟夫让斯蒂芬娜相信：“我保证她们来时，大伙不出声。”他答应毫不懈怠地保持警戒。
两星期后，护士搬了进来。她们白天大都待在医院，但到晚上，常常把德国士兵带回来，在卧室里热热闹闹地聚会。
恐惧和不安攫住了逃亡者。一天下午，两个护士回来很早，跟着来的是两个带枪的士兵。四个人低声谈论着，突然，一个护士爬上了通往阁楼的梯子！
躲在假墙后的约瑟夫听到脚步声，立即发出警报，每个人的行动都仿佛一下子凝固住了。约瑟夫透过小孔，看见楼梯顶端冒出了一个金发脑袋。那个护士皱着眉头打量了一下阁楼，很快就退了下去。不一会儿，四个德国人离开了屋子。大家又经历了一次性命攸关的考验。
过了几天，新的麻烦又来了。德方管理人宣布，工厂准备拆散，迁往德国。斯蒂芬娜没有了薪水。
大家只好拼命编织。一件毛衣挣来的钱仅够他们三天的口粮。市场的毛线供应也没保障。他们成日在饥饿中挨过。
一天，护士们气急败坏地从医院冲回来。白肤金发的那位向斯蒂芬娜喊道：“我们要回德国了。你得和我们一起走，病房需要一个佣人！”
灾难接踵而至。约瑟夫害怕斯蒂芬娜要是不走，德国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他再次提出拼死一战。斯蒂芬娜摇了摇头。
她开始收拾行李，给海伦娜穿上最好的衣服，满心欢喜地告诉护士她多么盼着离开这儿。车开来了，护士们爬了上去，司机按着喇叭催促斯蒂芬娜。但她磨磨蹭蹭，突然叫道：“我改变主意了，我不走了！”
护士们大声威胁着，但是等得不耐烦的司机把车开走了。斯蒂芬娜笑了。她回到屋里，伸出双臂拥抱约瑟夫。“如果她们硬要我走，我会揍她们。”她说。
一天早晨，望风的约瑟夫大叫：“德国人要走了！”
三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德国士兵耷拉着脑袋灰溜溜地走过塔特斯卡大街。这是逃亡者最后看到的纳粹形象。
13个逃亡者终于确认自己安全了。他们冲下阁楼，涌上了大街。约瑟夫又笑又叫：“德国佬滚蛋了！”
塔特斯卡街3号的居民们互相拥抱，每张脸上都挂着愉快的笑容。约瑟夫紧紧地拥抱了海伦娜，然后久久地拥抱着她的英雄姐姐。
1945年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约瑟夫向斯蒂芬娜求婚。斯蒂芬娜逗他：“你说只待一个晚上，现在想待一辈子了？”
1961年，夫妇俩移居美国。约瑟夫在波士顿郊区开了一家牙科诊所，他们生了一儿一女。海伦娜也结婚了，她当了医生。2001年，斯蒂芬娜和约瑟夫参加了美国华盛顿的“二战浩劫纪念馆”落成仪式。出席这一仪式的有以色列、波兰、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首脑。纪念馆提醒人们：在最邪恶的时期，人们能忍受痛苦，也可以行善。
温柔之手
文 / 提莫迪·S.亚瑟
这件事发生在哪儿、什么时候发生的，也许并不重要。反正有一天，我路过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夜幕不知不觉地降临了。由于是步行，我估计还要一个小时才能到达要去的小村庄，因此，我计划在第一个出现的房屋中歇脚过夜。
暗夜逐渐笼罩了朦胧的晚霞，这时我发现自己走到了一个小屋子旁边，窗户上没有窗帘，灯光射出来，让人感到愉快而舒适。小屋子坐落在一个院子里，与我脚下的道路距离不远。我拐到旁边，穿过歪斜的大门，向小屋走去。大门轻轻地晃动，门闩在我背后锁上了，发出“咔哒”声，不过我没有注意这些，而是向门廊走去。那里站着一个瘦弱的女孩，她听到了动静，站在那里看着我。
关门的声音刚落，一串深沉、急促的狗吠声就像回声一样响起，一只大狗突然出现在门口，就像幽灵一样。就在它要跃起的时候，一只手轻轻抚在它那毛发蓬松的脖颈上，同时一个女孩的声音轻轻说道：“进去，老虎。”不是用命令的口气，但是她的声音非常坚定，似乎清楚它一定会服从命令。她一边说，一边用手轻轻压了压这只狗。它转过头，消失在房间里。
“你是谁？”一个沙哑的声音问道。一个结实的男子出现在门口。
“这里离C城有多远？”我问道。我想，我是要找个地方过夜，开始时还是不要说太多。
“去C城？”男子抱怨地说，但是不像开始时那么严厉，“离这儿还有整整6英里。”
“那么远！我从来没来过这里，而且我是步行来的。”我说道，“如果您能为我腾个地方让我待到早晨，我会不胜感激。”
我看到那个女孩的手快速地移向男子的手臂，扶在他的肩膀上。女孩紧紧地靠在他的身上。
“进来吧，我们会尽力帮你。”男子的声音变了，这让我很奇怪。我走进一个大房间，房间里燃着一团火。火堆前坐着两个粗壮的小伙，他们睡眼惺忪地看看我，没什么欢迎的表示。桌子旁站着一位中年妇人，两个孩子在与地板上的小猫玩耍。
“一个陌生人。”刚才在门口非常无礼地迎接我的那个男子说，“他希望在这里留宿。”
妇人怀疑地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冷冷地回答：“我们这里又不是旅店。”
“我知道，女士。”我说道，“但是我不能在外面过夜，而且这里离C城还很远。”
“他很疲惫，而且是步行，那太远了。”男子温和地说道，“所以让我们别再争论这件事了，母亲，我们必须给他一张床。”
女孩已经悄悄走到了她母亲身旁，我都没有注意到。她低声而快速地向她母亲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到，只是注意到在她说话的时候，她把一只小小的、白皙的手放在她母亲的手上。这一触摸是否有什么魔力？妇人的态度从排斥变为欢迎，她说：“是呀，这里离C城真的是很远，我想我们可以为他安排个地方。”
那晚有很多次，我观察到了这只手和这个声音的魔力——虽然轻微，但对对方却非常有效。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后，我打算离开，这时我的主人告诉我，如果我再等上半个小时，就可以搭他的马车去C城，因为他恰好有事要去那里。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
半个小时后，农夫驾着马车来到屋前的路上，并请我上去。我注意到拉车的马是一匹暴烈的加拿大矮种马，看上去非常耐用。农夫坐到我身边，家里人都出来和我们告别。
“迪克！”农夫专横地嚷道，同时用缰绳飞速一抽。但是迪克一动未动。“迪克！你这个无赖！走啊！”农夫的鞭子清脆地抽在马儿的耳朵上。
但迪克还是没有动，它很不驯服地站着。农夫又不耐烦地给了它一鞭，但马儿只是跳了跳。农夫又着急地抽打了六七下，他的力气都用尽了，但马儿就是无动于衷。一个粗壮的小伙走到路上，抓住了迪克的缰绳，把它往前拽，同时用粗暴的声音叫嚷着，但迪克这时更倔强了，它的蹄子贴住地面，一动不动。
小伙子用拳头不耐烦地击打着马儿的头，粗暴地拽着它的缰绳。这样还是没有用处，这样的对抗对迪克没用。
“别这样，约翰！”听到小女孩甜美的声音，我转过头。她穿过大门，来到马路上，抓住小伙子，把他拖到一旁。但是她并没有用力，只是握住他的胳膊，而他自然地服从了，似乎他除了使她满意之外没有其他念头。
现在，她一边用她温柔的手轻轻抚摸着马的脖颈，一边对马儿轻声地说着什么。马儿绷紧的肌肉立即放松了——紧张的气氛瞬时消散了。
“可怜的迪克！”女孩边说，边轻轻地抚摸着它的脖颈，就像抚摸孩子一样温柔地摩挲着它，“出发吧，你这个让人恼火的家伙！”她抓起缰绳，用一种半责备、半爱抚的声音说。
马儿向她转过头，用头在她的胳膊上轻轻蹭了一会儿，然后竖起耳朵，轻快地小跑起来，就好像它从来没有起过叛逆的念头一样。
“这只手的力量真神奇！”在路上，我对我的同伴说。
他看了我一会儿，好像我的话让他很吃惊。然后他的眼睛一亮，简短地说：“她是个好孩子。我们都很爱她。”
这就是她那神奇力量的秘密吗？她那纤弱的小手的动作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甚至能感化粗野的心灵！她父亲的解释当然是真的。但我还是被女孩的神奇触摸所感动，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感动。我曾经见到过有同样力量的、充满爱意的美好的东西，但是它们都不如女孩的手那样具有魔力。我找不到什么更好的名字，只好称它为“温柔之手”。
善待每个人
文 / 韦恩·渥·戴埃
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父亲是纽约特洛伊的一位开业医生。他贴在办公室窗上的营业时间是1～3点，6～8点。但这没什么意义，因为他乐意在任何时候接待任何人。
哈得逊河泛滥的那一年，他坐一条划艇到一个病人家去。我想他是特洛伊投入汹涌激流的人中最勇敢的一个。我看着都感到害怕，父亲是不会游泳的。几个小时后船回来了，船上是疲惫不堪的医生和一只刚杀好的鸡——是一位手腕骨折病人支付的医疗费。
除开业就医外，他还是位狱医。在我12岁生日那天，他邀我一起到监狱去。他挨个进入每一间牢房，给一个个犯人就诊。对待那些人——他们大多是酒精中毒或肺炎——他也是非常讲究，每检查好一个病人都用肥皂洗手。在把听诊器贴到病人胸部之前，他用嘴把金属听诊器呵热，仔细地用手掌安放听筒圆盘，以使他的手指和拇指根部能直接贴到病人皮肤上。“你要接触他们。”父亲解释说，“有时候这就是你所能做的，除了所有的需要外，他们需要的是同情。”
面对有难度的诊断，父亲总是微微地说些什么：“看上去像是……”或“使我想起……”我当然不会答应这些具有修辞色彩的自言自语。但有一次我却答应了。那是在急诊室里，父亲正在给一位因车祸而致伤的病人检查胸腔。他有几根肋骨折断了。
“现在我们这儿有什么？”父亲轻声自言自语道。
“就像撑开的伞，里边的骨架都断了。”我大声说道。
父亲把手按在我的手上，“他醒着，你知道，我肯定他听到你说的话了。”
父亲曾对我说：“许多时候，你什么也不能做，但有一点除外——要多说些同情的话。”他认为，这对病人及他们的家属有着极大的价值。
“为什么每个人都得死呢？”我问道，“这不公平。”
“公平的。”他纠正道，“这是人的一部分。如果不这样，那将更糟。人就像旧画，它们可以暂时得到修复，但总要消失的。此外，人们比你想象的要勇敢得多。”
在我15岁生日前，父亲在诊所里倒了下去，两天后便去世了。自此以后，我开始了医学生涯。大学毕业后，我到纽黑文的一家医院工作。一次，一个患腿溃疡的病人躺在检查台上。我做了自我介绍。
“过去在特洛伊有个医生。”他说，“和你的名字一样。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大约20多年前，他治好了我的疝气。”
此时此刻，我的眼睛模糊了，我眼前的所有东西似乎都在跳动，在闪光。
“他是我的父亲。”过了一阵后我说道。
“一位很好的医生。”他说，“一个好人。”接着又说：“你认为能治好吗，医生？”
“行！”我对他说，“伤一定能治好，我可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