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同维经斯基见面的谈话会是在图书馆举行的，会上，他首先介绍了十月革命。他还带来一些书刊，如《国际》《震撼世界十日记》[2]等。后者是美国记者介绍十月革命的英文书。他为了便利不懂俄文的人也能看，所带的书，除俄文版外，还有英文、德文版本。维经斯基在会上还详细介绍了苏俄的各项政策、法令，如土地法令，工业、矿山、银行等收归国有的政策，工厂实行工人监督与管理，苏俄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管理全国经济工作的制度，列宁提出的电气化的宏伟规划等。他还讲到苏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面临种种困难，为了解决困难，不得不临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集制，等等。这次谈话内容相当广泛。当时我们很想了解十月革命，了解革命后的俄国，他谈的这些情况，使我们耳目一新，大家非常感兴趣。这就使我们对苏维埃制度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
维经斯基这个人工作很细致。他来了之后，除了开座谈会，介绍苏俄情况，了解中国情况之外，还找人个别谈话。通过个别谈话，可以了解座谈会上不易得到的情况。他是一个有知识，有工作经验的人，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回答得恰如其分。他的英文、德文很好，能用英语直接与同学谈话。他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问题颇有研究。关于五四运动，他问得很详细；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相互勾结的情况看得也清楚；对五四运动、辛亥革命以前我国的历史也很熟。他同李大钊先生谈得很融洽，对李大钊先生评价很高。他在座谈会上曾暗示说，你们在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又在研究马克思学说，你们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他勉励在座的人，要好好学习，要了解苏俄十月革命，正因为如此，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我们认为他谈的这些话，很符合我们的心愿。我个人体会，通过他的谈话，使我们对十月革命，对苏维埃制度，对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
维经斯基对李大钊所讲的最后一句话“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是最为重要的话。这使李大钊不禁记起一个多月前坐在那辆奔往天津的骡车上，他和陈独秀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那次低声长谈。维经斯基的见解，与“北李南陈”的心愿不谋而合！
“维经斯基先生，你要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可不去上海访问陈独秀先生。他是《新青年》杂志创始人、主编。”李大钊说道。
“李先生，我也早已听说陈独秀先生的大名，不知您能否代为介绍？”维经斯基赶紧说道。
“行，行。我写一封亲笔信给他，你带在身边。他看了信，就会愿意接受你的采访。”由于维经斯基一直是以记者的身份跟李大钊接触，所以李大钊这么说道。
李大钊拿起毛笔，当即挥就一封信，交给了维经斯基。
李大钊的这封信如今已无从寻觅，据当时李大钊的学生张国焘后来回忆：“李大钊先生介绍维经斯基、杨明斋去会晤陈独秀先生，似乎并不知道他们的秘密使命。因为李大钊先生和维经斯基后来都没有说过他们之间有过什么初步的商谈。大概李真的以为维经斯基是一位新闻记者。维氏与陈独秀先生在初步接触时，尚隐藏着他的真实身份。似乎也可以推知李当时的介绍信只是泛泛的。”张国焘也未亲眼见过那封介绍信，只是“推知”而已。他的回忆，仅供参考罢了。
带着“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这一重要而秘密的使命，维经斯基决定前往上海。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以及那位从海参崴赶来的萨赫扬诺娃与他同行，共赴上海。
马马耶夫夫妇仍留住在北京王府井附近，继续跟李大钊保持联系。
那位来自哈尔滨的斯托扬诺维奇也去了上海。1920年秋经北京的黄凌霜介绍，前往广州，住在东山，以“远东共和国电讯社记者”的身份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
就在维经斯基一行离开北京不久，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的另一领导人维廉斯基·西比利亚可夫抵达北京。他和斯托扬诺维奇一样，也以“远东共和国”的名义在中国活动。“远东共和国”是在1920年4月6日宣告成立的，所辖区域包括苏俄整个远东地区，首都设在赤塔。它在形式上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实际上是由俄共（布）领导。列宁建立远东共和国，为的是在远东建立一个缓冲国，便于同协约国打交道。1922年冬，当红军把日军全部赶出远东之后，远东共和国并入了苏俄。维廉斯基是以“远东共和国外交使团秘书”的身份在北京进行活动的。
维廉斯基曾召集北京的俄共（布）党员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并在会上很明确地指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已经具备客观条件。”[3]
此后，维廉斯基在中国工作多年，出任苏俄驻北京的帕依克斯使团顾问。
俄共（布）及共产国际从不同途径派出各种身份的人物来华活动，表明了他们对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无比关切。
[1]张国焘：《我的回忆》，《“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汇编》（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即美国记者约翰·里德的长篇报告文学。
[3]《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第7期。又见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三益里的四支笔投奔陈独秀
且说陈独秀在阴历除夕——2月19日——下了那艘挂着“洋”旗的船，躲开警察的追捕，终于来到熙熙攘攘的上海，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这一回悄然潜入，上海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光临。他叫了一辆黄包车，下榻于并不醒目的惠中旅舍。
虽然连日奔波受了风寒，有点不适，但他还是稍事休息便朝五马路（今广东路）踱去。
在五马路棋盘街西首，坐北朝南，原本有一座两开间的中德药店。一年前，这里改换门庭，挂上了“亚东图书馆”五个正楷大字，装上了四扇玻璃门。门口一块小招牌上写着：“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发售图书杂志仪器文具。”西边的玻璃大橱窗里，陈列着《新青年》样本，还有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杨昌济著《西洋伦理学史》《伦理学之根本》，梁漱溟著《新编印度哲学概论》等书。
陈独秀见到这些书，不由得感到分外亲切。推门进去，店堂里正坐着那回跟他同往北京、同住中西旅馆的汪孟邹。见到陈独秀突然出现在面前，汪孟邹惊叫一声：“仲甫兄！”
陈独秀朝他摇了摇手，汪孟邹会意，马上带他上楼，细细叙谈。
汪孟邹和陈独秀是密友，都是安徽人。早在1897年汪孟邹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求学以前，两人便已密切交往，后来汪孟邹成为有名的出版商，并与陈独秀结为莫逆之交。
1913年，汪孟邹听从陈独秀的主意，到上海开办书店——也就是亚东图书馆。
老年汪孟邹先生
起初，亚东图书馆坐落在四马路的小弄堂惠福里。陈独秀认为缩在弄堂里，干不成大事，于是，汪孟邹鼓起勇气，盘下中德药店的房子，总算上了大马路。
亚东图书馆成了陈独秀在上海的一个据点。这家书店“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便全然由于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关系。
这一回，已经被免除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亚东图书馆楼上跟汪孟邹说出了自己出逃北京以后的计划：到广州去！
在陈独秀看来：“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其受腐败空气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现在之是想，改造广州社会，或轻易于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无穷希望也。”[1]邀请陈独秀去广州的是章士钊和汪精卫，他们希望陈独秀能到那里去和他们一起筹建西南大学。因此，这次陈独秀只是途经上海，小住数日罢了。
在惠中旅舍住了几天，北京警方似乎并没有派人追捕，陈独秀就搬到亚东图书馆来住。楼上有四间房，陈独秀和汪孟邹相邻而居，有时聊天，有时看书，陈独秀不再像旅馆里那么寂寞。
就在陈独秀托汪孟邹购买赴穗船票之际，忽于3月5日接章士钊从广州打来电报，说是因广州政潮突起，不宜办学，校址还是设在上海为宜，他和汪精卫不日来沪面商。
阴差阳错，原本只是路过上海的陈独秀，也就在沪滞留了。
亚东图书馆人来人往，非长住之地，何况陈独秀仓皇离京，家眷尚在箭杆胡同居住，不知那在屋前蹲守的警察如何对待他的家眷。陈独秀希望在上海找一处安静的住所，接来家眷同住，而且把《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从北京迁回上海。
汪孟邹给陈独秀出了个好主意：柏文蔚在上海的公馆正空着——他被委任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长江上游招讨使”，携眷上任——何不住到柏公馆去？
柏文蔚，当年的安徽都督，陈独秀是他的秘书长——“武有柏，文有陈”。陈独秀如今要住进柏文蔚的公馆，柏家当然一口应承。
柏公馆在何处？那便是本书序章中写及的周佛海之妻找到的第一个目标——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那里是法租界。
这是一幢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楼上成了陈独秀的卧室。那儿，原本是柏文蔚用的一张考究的大铜床，一只红木柜，一张大书桌，现在都由陈独秀使用。楼下的客堂间，也就成了陈独秀的会客室。
邵力子
陈独秀是一位富有“磁力”的人物。在北京，他在箭杆胡同的家常常高朋满座，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以及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都是那里的常客。
眼下，本来颇为冷落的柏公馆，由于陈独秀的到来变得热闹起来。
常常坐着自己专用的黄包车来的，是《民国日报》经理兼总编、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
《觉悟》副刊在当时颇有影响，与北京《晨报》的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号称全国“三大副刊”。《觉悟》副刊登过陈独秀的文章，邵力子跟他算是“文友”。
邵力子的家，离环龙路不太远——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5号（今西门路泰和坊）。“三益里”由王姓三人出资建造，“三人得益”，故名“三益里”。邵力子是个大忙人，所以包了一辆黄包车，总是来去匆匆，往往在陈独秀那里小坐片刻，便要离去。他的杂务实在太多，不光是那张《民国日报》要耗去他大部分精力，而且他常常要到各学校发表演说。他甚至还担任“上海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之职，要参加上海市河南路商界联合会总会的工作。他是上海著名的国民党党员，然而，却倾向激进，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曾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主义与时代》一文，声称：社会主义已在人们心目中有很大影响，“这决非单为好奇新的心理所促成，实在是时代潮流中已有需要这个主义的征兆”。
也正因为他热烈赞颂社会主义，便跟陈独秀有着共同的语言，也就不时光临渔阳里2号。
来自三益里的“高朋”，不光是邵力子，还有他家斜对门的三位“大秀才”。
邵寓斜对门的三益里17号，住着李氏兄弟。这“二李”的大名，在本书序章中已经提及——李书城、李汉俊。后来，中国共产党“一大”便是在李氏兄弟寓中召开。不过，此时李氏兄弟尚未迁往贝勒路，而是住在三益里一处三楼三底的宽敞的石库门房子。
在笔者访问李书城家属时，其遗孀薛文淑如此回忆：
在三益里居住时，书城与外界往来甚少，整天在家看书，不大出门，来访的人也不多。汉俊则与他相反，每天都很忙。他住在旁边楼下，我住在中间楼上，常常能见到朋友们找他。
经常来的多是与他年龄相仿、穿长袍的先生，也有一两位比他年长，还有两位剪短发、穿裙子的青年女性给我印象较深，但除了邵力子之外，其他来客我都不知道姓名。
我是刚从家乡[2]到上海的，对外界一无所知，更不知道革命之类的事。但是我觉得汉俊的这些朋友很异常，他们在一起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像是在吵架，我以为一定是闹翻了，可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常来，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
李书城与其家人
他们常深更半夜才出门，总是弄得声响很大。我对这些人的情况感到奇怪，曾对书城提出，但书城说“汉俊他们的事，你就不要去管”，可见他对汉俊的事是了解的。
书城早年投身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但他对以后袁世凯篡位、国民党的退让及军阀混战的状况深感失望，而将希望寄托在他弟弟身上。早年因家境穷困，汉俊从小就受到书城照料，并随他去日本读书。汉俊以优异成绩在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毕业后，因国内根本没有搞建设的条件，便从事革命活动，这些都是书城予以支持和鼓励的。他们两人的性格都很刚直，脾气都不好，但他们之间却很友爱和睦。书城母亲的规矩很多，她特别喜欢清静，对别人走路的要求是“轻手轻脚”，说话的要求是“轻言细语”。我们全家一日三餐都是在一张大桌子上吃饭，大家都遵照母亲“食不言，睡不语”的规定，能够例外轻声说话的只有书城兄弟，他们总像在讨论什么似的，一般都是汉俊先说什么，然后书城点头表示同意。汉俊对他哥哥也十分尊敬……
李书城家属赠给笔者一幅珍贵的照片——当年李家在三益里的合影。这张照片虽然残缺，但李氏兄弟都在画面之中。兄弟俩长得很像，个子相仿，都戴一副金丝眼镜，但李书城留着八字胡，看上去比李汉俊老成得多——虽然他只比弟弟大9岁。
李氏兄弟乃湖北潜江人。父亲李金山是潜江县私塾教师，育有三男四女，长子李书麟早逝，次子李书城便俨如长子，照料弟妹。1902年，12岁的李汉俊在李书城的挚友吴禄贞帮助下东渡日本。李汉俊极为聪颖，一口日语讲得如同“正宗”日本人一般。他还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尤其是德语，非常流利。
李汉俊最初喜欢数学，后来拜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帝国大学经济部教授河上肇为师，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当时，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甚多，而他懂德文又使他可以直接阅读马克思原版著作。这样，李汉俊成为当时中国最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之一。
这帧历史照片，摄于当年的“李公馆”。李公馆的主人是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后右一），李书城的弟弟李汉俊（后右二）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李汉俊衣着很随便，看上去像个乡下人。在上海，他曾去一家豪华宾馆看望一位德国教授，看门的印度人以为他是“瘪三”不许入内。不料，他以英语向看门者说明来意，使那位印度人吃了一惊，只得让他入内。过了一会儿，德国教授送他出门，一路上以德语谈笑风生，那位印度人方知自己“以衣取人”，看“扁”了来者，赶紧向他道歉。
李氏两兄弟之中，李书城不去环龙路渔阳里，而李汉俊则成了陈独秀客堂间里的常客。
李汉俊还带来另两位“大秀才”拜访陈独秀，他们便是戴季陶和沈玄庐。
戴、沈、李乃《星期评论》编辑部的“三驾马车”。那时候时兴“评论”，在北京影响甚广的是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上海这“三驾马车”效仿《每周评论》，在1919年6月8日创办了《星期评论》。此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7月14日问世。在这些“评论”之中，《星期评论》的发行量最大，达十几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