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垂在“老虎窝”旁边——湖北省警察厅背后——的武汉多公祠5号挂起了“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牌子。那里，成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们经常聚会之处，而“老虎”们居然没有发觉这眼皮底下的红色目标。
一个多月，这个“小组”增加了两名成员：
一位叫越子健，又名云诩，董必武的同乡，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据云是董必武介绍的。
另一位叫赵子骏，是武汉的青年工人，由郑凯卿介绍加入小组。
张国恩由于律师事务忙碌，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兴趣，在小组成立三个月后声明退出。
在1921年春，又有刘子通、黄负生加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这两个人曾创办《武汉星期评论》，都是湖北黄冈人——陈潭秋的同乡。
李汉俊在1920年冬曾由上海回鄂探亲，途经武昌时，曾与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们见面，向他们讲解过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学说。
另外，维经斯基的秘书马马耶夫和他的妻子马马耶娃，还有北京大学的那位“中国通”鲍立维，曾访问过武汉，都住在张国恩律师事务所里。马马耶夫本来想以教英文作掩护帮助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开展工作，无奈三位高鼻碧眼的外国人，在外国人不多的武汉毕竟是太惹人注意了。他们只是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利群书社参观了一番，不得不离开那里。
[1]《董老忆潭秋》，《楚晖》第1期，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陈独秀回北京后经天津再去上海。
[3]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包惠僧回忆录》，第36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山东的“王大耳”
共产主义之火，也在山东点燃。
山东虽是中国旧文化发源地，但讲到现在的新文化，却是幼稚得很。别的不用说，单就专门学校而论，还是被一班贩卖日本古董的客商在那里专利，很带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色彩。
从去年10月间，省议会议员王乐平组织了一个齐鲁通信社，附设卖书部，专以贩卖各项杂志及新出版物为营生。通信社虽以人的问题未能十分发达，卖书部却是一月比一月有进步，头一个月仅卖五六十元的书，到最近每天平均总可卖十块钱。卖书部创设的本意，固然非以营利为目的，但营业扩充，即是证明山东学界想着研究新文化的也很有进步……
这则题为《山东新文化与齐鲁书社》的报道，发表于1920年10月7日的北京《晨报》。这表明孔子的故乡，也飘起了新文化的旗帜。
这位在山东举起新文化大旗的王乐平先生，是中华革命党党员。在五四运动中，他是山东的活跃人物，曾作为山东省议会的代表前往上海，吁请上海各界支援山东人民的斗争——因为五四运动的斗争焦点之一，便是要求从日本手中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
王乐平在他住宅的外院创办了齐鲁书社，推销《新青年》《每周评论》《资本论入门》《唯物辩证法》《俄国革命史》等，在山东播撒马克思主义种子。
王乐平
王乐平在赴京时跟陈独秀相识，彼此间开始通信联系，当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曾致函王乐平，约他在山东组织共产党。
王乐平虽说是进步的开明人士，却不愿加入共产党，更不愿出面组织山东共产党，于是把此事转交给了他的远亲、同乡王尽美。
王尽美是山东莒县大北杏村人氏（今属诸城县枳沟镇），年纪比王乐平小得多，出生于1898年。他原名王瑞俊，字灼斋，天生一对大耳朵，得了个雅号“王大耳”。毛泽东在1949年曾这样谈及王尽美：
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条，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大伙都亲热地叫他“王大耳”……[1]
其实，“王大耳”在20岁之前，耳朵里听见的只是一个小小村子里的声音。这位佃农的儿子从小在依山傍水的大北杏村长大，12岁进了私塾，一边种田，一边学点文化，17岁便与李姓女子成婚。倘若他安于那小小的世界的话，可以在那祖祖辈辈生活的小村子里过一辈子男耕女织的生活。
然而，望着滔滔潍河水，望着葱葱乔有山（即南岭）树木，他心潮起伏，赋诗言志：
沉浮谁主问苍茫，
古往今来一战场。
潍水泥沙挟入海，
铮铮乔有看沧桑。
在20岁那年，他终于告别故乡热土，告别老母贤妻，前往省城济南，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范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还免费供应食宿。
他来到了一个大世界，他的“大耳朵”听到了时代的呼声，听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呐喊。
进校才一年，正遇五四运动，他成了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成了山东省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同时跟王乐平有了密切的来往。
不久，他来到更大的世界——北京。在那里，他知道了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迅速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之下，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通讯会员。
王尽美，又写作王烬美
罗章龙曾这样追溯往事：
早在1919年下半年以后，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后期，我们北京国立八个院校的学生会和外省的学生会建立了联系。起初我负责做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工作，山东的学生会经常有人来北京联系。我们北京大学学生会也经常派人去上海和南方，因为济南是沪京往来的必经之地，因此常中途在济南停留。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同山东学生会的代表王尽美同志认识的。那时候，我们北京学生会的办公处设在校本部，王尽美同志为联系学生会的工作曾多次到西斋来找我。1920年3月，以北京大学为主，由国立八个院校联合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王尽美同志又来到了北京。我领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教室、学生宿舍等处转转看看，还去看了一些外面来旁听的学生，同时，向他介绍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
在北京念书的学生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是北京的会员，在北京以外各省市念书的学生或工人被吸收入会的叫作通讯会员……王尽美同志对这些都很感兴趣，他登记作为通讯会员加入了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那时我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书记，他回去之后经常和我通信联系，交换刊物……[2]
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讯会员，使王尽美的思想发生了跃变，最终成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于是，在济南内贡院墙根街济南教育会那里，居然挂出了一块非同凡响的大木牌，上书：“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挂出这牌子的时间大约是1920年9月光景，创建这个研究会的主角是王尽美。参加者最初十来人，后来发展到五十余人，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邓恩铭、育英中学的国文教师王翔千。
王翔千比王尽美年长十岁，原名王鸣球，山东诸城人。王翔千跟王尽美也有一点亲戚关系——王翔千妻子的姑母是王尽美的婶母——所以他们早就相识。
王翔千肄业于北京译学馆，但古文底子颇好，擅长诗词歌赋。受他的影响，王翔千的弟弟王象午也加入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王翔千的女儿王辩（后来改名黄秀珍），也很早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在陈独秀给王乐平去函，希望他在山东组织共产党的时候，李大钊从北京派来当时北京《劳动者》编辑陈为人找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商议如何在山东建立共产党。可见，“南陈北李”都关注着山东。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召开了欢迎陈为人的茶话会，陈为人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
在“南陈北李”的帮助下，1921年初，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秘密成立。最初的成员除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外，据查考，可能还包括王复元、王象午、王用章、贾乃甫等人。
[1]王乃征、王乃恩：《怀念我们的父亲》，《王尽美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罗章龙：《我对山东建党初期情况的回忆》，《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水族青年邓恩铭
下大雨，
涨大河，
大水淹到白岩脚，
掩住龙脑壳，
鲤鱼虾子跑不脱。
这首儿歌的作者，便是邓恩铭——王尽美的亲密战友。
邓恩铭比王尽美小三岁，生于1901年1月5日（《辞海》1979年版“邓恩铭”条目，曾误为1900年生，到《辞海》2002年版时才纠正。邓恩铭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冬月十五，换算为公历即1901年1月5日），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年轻的党员之一。
邓恩铭不仅年轻，而且是水族人。他出生在贵州省荔波县水族聚居村寨水浦村的板本寨，那里离荔波县城大约二十公里。
水族是中国人数甚少的少数民族，到1990年，中国的水族只有34万多人，聚居于贵州三都、荔波、榕江、从江、都匀、独山一带和广西北部毗邻地区。水族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
“水家的山歌唱不完，夜连夜来天连天。”邓恩铭从小说水族话，唱水族山歌。他的奶奶是水族歌手，教他学会一支又一支水族山歌：
邓恩铭
砍柴一刀刀，
担柴一挑挑。
谁知一餐饭，
多少眼泪抛。
如此朗朗上口的水族山歌，绝不亚于唐朝诗人李绅的诗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邓恩铭从小在这些水族山歌的熏陶下，懂得人世间最质朴的爱与憎。
邓恩铭出生在医生之家，祖父邓锦庭、父亲邓国琮都以行医为业。邓恩铭原名邓恩明，字仲尧，6岁时进私塾，16岁时入荔泉书院。
识字知书之后，他写起山歌来：
种田之人吃不饱，
纺纱之人穿不好，
坐轿之人唱高调，
抬轿之人满地跑。
据《邓恩铭烈士专集》[1]查证，这是邓恩铭15岁时的作品。可见，当时这位水族少年的爱憎已很鲜明。
16岁那年，邓恩铭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他走出了世世代代生活的村寨，作千里远行。那是他的二叔黄泽沛热情来信，邀他到山东济南上学，他便与叔母、堂弟一起，经香港、上海，抵达济南。
黄泽沛，清朝进士，后来到山东当县官。他其实姓邓，他的父亲邓锦臣与邓恩铭的祖父邓锦庭是亲兄弟，由于他过继给姑母家，于是改姓黄。邓恩铭到了他家，也取了个黄姓名字，叫“黄伯云”。
离开水族村寨时，邓恩铭赋诗言志：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业不成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到处是青山。
邓恩铭在1917年10月抵达济南，便进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这是山东的名牌中学，在这里读书，邓恩铭知识猛进，眼界大开。
进入省立一中一年多之后，五四运动山呼海啸般爆发，山东成了全国注视的焦点。18岁的邓恩铭投身于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被同学们推举为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部长。
就在这时，他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领袖王尽美结识。从此，他俩肩并肩，在济南从事革命活动。
王尽美和邓恩铭等在1920年秋组织了“励新学会”，王尽美被推举为《励新》半月刊编辑部负责人，邓恩铭担任学会庶务。
《励新》半月刊在1920年12月15日创刊。《发刊词》指出，励新学会的宗旨是“对于种种的问题都想着一个一个地给他讨论一个解决的方法，好去和黑暗环境奋斗”。
为着更进一步“和黑暗环境奋斗”，王尽美和邓恩铭组织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这时的邓恩铭不过20岁，而王尽美也只有23岁。
[1]《邓恩铭烈士专集》由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编，1983年3月在都匀印出内部参考本。
斯托诺维奇在广州找错了对象
当共产主义之火在中国的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逐一点燃之际，中国南方第一大城市广州，也出现了共产主义“幽灵”。
广州是当时中国的一片热土，共产党的种子最容易在那里萌芽，因为那里是孙中山的大本营，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当维经斯基率领那个“记者团”抵达北京之后，便兵分几路：他自己率“主力”前往上海；马马耶夫夫妇和鲍立维去了武汉；那位从哈尔滨奉命赶往北京的大胡子、俄共（布）党员斯托诺维奇，则在上海住了几个月之后，被维经斯基派往广州。
热浪在广州澎湃，只有傍晚时一场豪雨骤降，才能使人舒上一口气。1920年9月，在寒带长大的斯托诺维奇新来乍到广州，真不习惯。对于满街戴着尖顶斗笠的广州人，对于人行道上便于遮雨的过街楼，他感到非常新奇。
斯托诺维奇在广州改了名字，叫Минор，即米诺尔。他与另一位俄共（布）党员Песлин，即佩尔林，一起被维经斯基派往广州。此外，还有一位既会讲法语又懂中文的越南人。斯托诺维奇用法语与那位越南人交谈。
斯托诺维奇此行的目的是在广州建立共产党组织，不过，他的公开身份是“远东共和国”记者。这个苏俄在远东临时建立的缓冲国，给人以“中立”的印象，也就使人们难以想到他会是俄共（布）党员。
他和佩尔林在广州市中心永汉北租下了“光光”眼镜店二楼（今广州北京路太平餐馆对面）。
他真的干起了记者行当，在那里办起了“俄华通讯社”。
斯托诺维奇在广州四处活动，寻找广州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便着手在那里组织共产党。不过，他不像维经斯基那么顺利，因为维经斯基在北京找到了李大钊，在上海找到了陈独秀，“扎根串联”那“根”都“扎”得很准。
也许是缺乏工作经验，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在广州所“串联”的，没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广州女子师范学校的英语教师黄尊生、谭祖荫，国文教师刘石心，当过漳州教育局局长的梁冰弦（他原先的秘书便是刘石心），在报馆当校对的梁一余，他的弟弟、雅号“生意佬”的梁雨川，还有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生区声白——这七位，全是无政府主义者。
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找错了对象，细细探究起来，是因为来广州时找错了“向导”。陪同他们来广州的，是广东台山籍的北京大学学生黄凌霜。黄凌霜是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曾加入过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又退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很自然的，黄凌霜引见的是广州的一批无政府主义者。
在那个时代，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同行，都举起了反军阀之旗，都要求民主。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组织共产党，使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的计划落空。
当事者谭祖荫在1981年的回忆，十分真实地道出了当时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