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土尔扈特部的回归
土尔扈特部是清代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元臣翁罕后裔。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附近的雅尔地区，17世纪30年代，其部首领和鄂尔勒克因与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不合，遂率其所部及部分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牧民西迁至额济勒河（伏尔加河）下游，自成独立游牧部落，但仍不断与厄鲁特各部联系，并多次遣使向清朝政府进贡。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派出图理琛使团，途经俄国西伯利亚，两年后至伏尔加河下游，探望土尔扈特部。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土尔扈特汗敦罗布喇什遣使吹扎布，借道俄罗斯，历时三载，到达北京，向乾隆帝呈献贡品、方物、弓箭袋等。
土尔扈特人自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后，不断反抗沙皇俄国的侵略与奴役。17世纪60年代，俄国著名农民领袖拉辛领导顿河农民起义后﹐伏尔加河两岸土尔扈特人民纷起响应。17世纪末，土尔扈特著名首领阿玉奇汗率领部众积极支持巴什基尔人的起义。18世纪初，土尔扈特人民仍不断掀起武装起义，反抗沙俄在伏尔加流域的统治。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阿玉奇汗之曾孙）为摆脱沙俄压迫，维护民族独立，率领部众发动了武装起义，并冲破沙俄重重截击，历经千辛万苦，胜利返回祖国。
乾隆非常重视和欢迎土尔扈特部回归伊犁。有的大臣却认为：“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干严谴，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癸巴存稿》卷六）不主张抚慰。有的大臣说：“以抢伊犁之故，其部众悼于远徙。”认为渥巴锡想趁准噶尔新亡，利用真空来抢伊犁，所以东归。作为清政府也有这样一种考虑，担心返归土尔扈特部众重返故地后，会扰犯边地，破坏边疆刚刚获得的安宁。
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1771年5月10日），乾隆在得悉土尔扈特部归来消息的两天后，增派正在返京途中参赞大臣舒赫德，命其“在何处接旨就此立即返回伊犁，协助伊勒图（时为伊犁将军）办事，此去伊犁，不必声张，务必谨慎，伊到彼处，真有其事，可细心从事。（《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折，第四十二件）。”
乾隆在得到舒赫德各种密报，及时得到了阿布贲汗向伊犁将军关于土尔扈特东归的报告和渥巴锡派格桑喇嘛快马向清政府的说明东归的报告，又认真听朝廷大臣的议论，在分析了这些大量材料后认为：“土尔扈特部归顺，是因为俄罗斯征调师旅不息，并征其子入质，且俄罗斯又属别教，非黄教，故与全族台吉密谋，挈全部投中国兴黄教之地。”乾隆从当时土尔扈特实际处境来看：“彼已背弃俄罗斯，岂敢与我为难，是其归顺十有八九，诡计之伏十之一耳。”他指示廷臣对土尔扈特东返的意图，不必多加疑虑。
然而清朝的廷臣和民间的野吏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利益，仍然是众说纷纭，不时俱奏条陈。乾隆根据得到的情报，最后做出了符合实际的判断：“明知人向化而来，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至寇，甚无谓也。”并进而制定了收抚土尔扈特部落的方针。
乾隆得知渥巴锡率土尔扈特十六万余人从伏尔加河出发，而到达伊犁仅剩七万余，不足其半，并且牲畜衣物尽失，“冻馁尪瘠之形，时悬于目而恻于心”。他感到对土尔扈特部万里归来，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给予欢迎，而且还应当切实解决他们面临的生活困难。他说：“夫以远人向化，携孥挈属而来，其意甚诚，而其阽危求息，状亦甚惫。即抚而纳之，苟弗为之赡其生，犹弗纳也。赡之而弗为之计长久，犹弗赡也。”乾隆说自己为此寝食不安，昼思夜想，了解困难详情，商讨赈济之方，无暇无辍，终于想出比较周密的解决办法。在乾隆的亲自布置下，清政府从陕西藩库贮银中调用二百万两运往甘肃购买物资。具体来讲，从游牧于伊犁、塔尔巴哈台、察哈尔的厄鲁特牧民中购买马牛羊九万五千五百多只，又从清政府直辖的达哩刚爱、商都达布逊牧群拨出牛羊十四万，要求张家口都统常青负责将牲畜送往伊犁。又调官茶两万余封，屯田仓米四万一千石，从甘肃边内外及南疆各城购羊裘五万一千件，布六万一千匹，棉花五万九千余斤，毡庐四百余具，命陕甘总督吴达善和陕西巡抚文绶具体负责购买和运送这些物资，伊犁将军伊勒图负责物资发放事宜。乾隆要求伊勒图务必做到“口给以食，人授之衣，分地安居，使就米谷，而资耕牧”，保证归来的广大牧民建立起新的家园。此外，乾隆皇帝还连续八年免除土尔扈特部赋税。直到1871年，国家百年未征土尔扈特部兵丁。
为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清政府和俄国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乾隆三十六年三月（1771年4月），俄国政府致函清政府，如土尔扈特叛逃到大清，要求送还。乾隆作了认真考虑后指出，土尔扈特部为清朝臣子和人民，清朝理应安置，我们也绝不会送还给你们。
理藩院在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四日（1771年8月13日）致俄国萨纳特衙门（枢密院）的咨文中明确宣称：“土尔扈特渥巴锡等并非我们武力征服归来我国的，也不是我们从俄罗斯设计骗来的，是他们居住在俄罗斯忍受不了你们俄国政府压迫，希望得到我们皇帝的恩典，愿意做我国的臣民，精诚寻求来的，既然是如此恭敬顺从归附清朝，难道还有交给你们俄国治罪的道理吗？这是绝对不可行的事情。”（《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四日折）
1772年8月12日，俄国萨纳特衙门再次行文清政府理藩院，要求将土尔扈特部交予俄方，甚至以武力威胁。理藩院即于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八日（1771年8月17日）复文：第一，俄国来文称，邻近各国都没有容留别国属民的例子，清政府不应容留土尔扈特人。 第二，俄国政府来文称，将俄国杜丁大尉等一百五十名俘虏放回。 第三，俄国政府来文称清政府如不满足俄国的要求，就是不信守和平友好的誓言，恐怕要战争不停，人民没有安宁定居的日子。清政府答复或者用战争，或者用和平，我们清朝政府就看你们俄国政府自己拿主意了……我们大清朝皇帝只有想安慰扶养人民大众，一定不肯轻信别人说什么废除和好的信约，你国如果想违背抛弃以前的协议，那就请便吧！表明清政府信守《尼布楚条约》，绝不会屈服于俄国的武力威胁。
同时清政府通知伊犁将军舒赫德和渥巴锡，指出俄国政府来文的诬蔑和妄想的不实之词，说明来归的土尔扈特部人民绝对不可能再送还给俄国的道理。清政府在这次外交斗争中，义正词严，不怕威胁，致使俄国的无理要求彻底失败。
（二）马戛尔尼入觐
乾隆面对西方殖民侵略采取强硬的态度，断然拒绝殖民者的无理要求。对于诚意遣使来华的国家，乾隆则采取友好态度，但仍然一律拒绝通商。
整个18世纪中叶，乾隆面临着日益强大的西方列国的威胁和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的压力，但依然盲目沉浸在自己“中央之国”的地位中。在这种情况下，中英两国一次较大的文化冲突到来了。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九月，由前驻俄公使、孟加拉总督马戛尔尼率领的由科学家、作家、医官及卫队等九十人组成的使团，携带天文仪器、车船模型、纺织用品和图画等六百箱礼品，乘船自朴次茅斯启程。使团带有英王庆贺乾隆帝83岁寿辰的信函和国书。
乾隆帝对英使首次来华极为重视。1793年8月，马戛尔尼一行抵达大沽，旋由接待大员陪同经北京前往热河（今河北承德）行宫。关于觐见礼节 ，马戛尔尼拒绝行跪拜礼。军机大臣和珅在热河约见使团，马戛尔尼称病不见，只派副使斯当东前往要求举行谈判。乾隆帝称该使“妄自骄矜”，对其来华别有所图，更具戒心，但仍表示可“顺其国俗”，行免冠屈一膝深鞠躬礼。
1793年9月14日，马戛尔尼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乾隆帝，正式递交国书并参加万寿节活动。马戛尔尼多次想与其讨论两国贸易和建交问题，均无结果。10月3日，英使提出书面要求六点：准英商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地贸易；准英商在北京设货栈；于舟山附近指定一小岛，为英商停泊、居留、存放货物之所；在广州附近辟一地，准英商享有与上款相同的权利；英商在澳门、广州内河运货得免税或减税；粤海关除正税外悉免其他一切税收，中国应公布关税额例，以便遵行。
乾隆以所请与“天朝体例”不合，一一驳回，并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警告英人不得再到浙江、天津贸易，否则必遭“驱逐出洋”。至此，马戛尔尼的使命归于失败。10月7日，使团一行乘船由运河南下杭州，然后改行陆路至广州离境，于次年9月回到英国。
马戛尔尼在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说：“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在热河，鞑靼皇帝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八个或十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
马戛尔尼归国后将自己清帝国一行写成游记，对乾隆治下人民生活穷困，思想愚昧多有记载，其得出结论：“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一个专制帝国，几百年都没有什么进步，一个国家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状态。‘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