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对于决定部队分散游击没有表示异议，因为这既有中央电示的精神，也是目前客观条件允许的唯一出路，但是对于叫他离开部队，他明确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说：“这支部队是我们从鄂豫皖带出来的，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这是徐向前的肺腑之言。他知道两个领导人离开部队将要造成的影响。但是，陈昌浩带着不容分说的口气又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向前留在军中，目标太大，很不安全，不利于军队的分散行动。”“你们走吧，赶快回去向中央汇报去。”有人这样提出。
经过一番争论，会议终于还是作出了徐、陈离队的决定，并当即向中央发电报作了报告。会议还决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八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把西路军余部编成三个支队，分两路行动。一路由王树声、毕占云率领，由康隆寺向北依托祁连山打游击；另一路由李先念率领，从康隆寺向南深入祁连山区。参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612～615页。
“……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50～551页。
奔赴延安
3月的祁连山，冰封雪盖，气温仍在零下二十多度，没有一点春意。遭到惨重失败的西路军将士的心更为凄凉。
1937年3月16日，徐向前、陈昌浩告别部队，启程东返。快出祁连山时，为缩小目标，把护送他们的警卫排和陈明义、肖永银等人遣散后，只留一名保卫干部在身边。走到西洞堡附近的一个山沟里，四周没有发现敌军，他们便停下来休息，叫保卫干部找点水来喝。
漆黑的夜，满天星星放射着寒光，四野寂然无声。徐向前刚刚离开喧嚣的战场，此时感到特别冷清。他一会儿坐一会儿走动。西路军四个多月的艰苦征战，一幕幕闪现在他的脑际：指战员们渴望打通国际路线的赤诚的心，严寒不惧，艰苦不惧；男女将士露宿在冰天雪地之中，日日夜夜英勇拼杀，弹尽粮绝，饮雪吞毡，视死如归。多好的一支队伍啊！快天亮了，找水的人还没有回来。徐向前和陈昌浩估计可能出事了，两人就赶快上了路。
第二天，徐向前和陈昌浩走到大马营附近的一个村庄，投宿在一个汉人家里，主人是个医生，原籍湖北，和陈昌浩算是老乡。住下来后，徐向前和陈昌浩都认为这里仍是是非之地，不好久留，决定明天早一点起来赶路。可是，第二天早晨起来，陈昌浩提出要在这里休息几天再走。徐向前说：“我们要去汇报，哪能停在这里？停在这里，就等于束手待毙呀！”陈昌浩说他拉肚子，感到身体不行，执意要停留几天。徐向前见他不肯走，只得独自一人匆匆上路。
徐向前在奔赴延安的路上不敢接近任何人，除了投宿和就食之外，尽量使自己的行动不为人们注意。有时晓行夜宿，有时夜间赶路，有时宿在群众家里，有时露宿在戈壁滩中，寝无正时，食无正点。一件白楂破羊皮袄白楂羊皮袄：外面没有罩布面的羊皮皮衣。和一顶“开花”的狗皮帽子，包裹着身躯和那又瘦又黑的脸庞，年方36岁，看上去像五十开外的老羊倌。
徐向前走在祖国西陲的大地上，却有与世隔绝的感觉，世间发生的事情，什么也不知道。此时，由王树声、毕占云率领的一路红军小部队，因力寡而不支，大部壮烈牺牲，不少人被俘；九军军长孙玉清也在甘州南山落入敌手，余下的分散走在去陕北的路上。这些事他不知道。由李先念率领的一路，在青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上，意外地收到了中央电台的呼号，得到了“设法进入新疆”的指令和陈云将前往迎接的通报。这样的喜讯徐向前也不知道。他所知道的只是他自己的行动：找党中央去。
在永昌至凉州的路上，徐向前意外地碰上了特务营的曹营长。平时大家都称呼他“曹大头”。两人相见，犹如亲人相逢。曹营长像每次侦察回来汇报敌情一样，讲述了部队分散后他所知道的一切。他关切地对徐向前说：“总指挥，可要小心啊！有专门抓你的布告，说抓到你有赏。”徐向前淡然一笑，说：“放心吧，天下还是咱们的。”
他俩一路走着，看不到树木，见不到人烟。风沙卷着上一年留下的骆驼草秧子滚来滚去。有时，经过他们曾经打过仗的地方，就停下来，谁也不说什么，默默悼念那些为革命而倒下的男女将士。
一天到了黄河边，军人特有的警惕性，使他们没有直接到渡口去。远远地观察了一下，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牧羊老人，便走过去同他搭话，问渡口好不好过。老头憨厚朴实，说渡口有兵在那里盘查，说是要抓什么人。徐向前判断一定是马家的部队。他们避开渡口，向上游走去。走了10多里路，发现河中有人在摆渡，急忙走近一看，是个壮年汉子，正划着羊皮筏向岸边靠。他们上
前同摆渡人打招呼。徐向前从兜里掏出两元法币（当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说：“我们要去那边，劳驾送我们一下。”摆渡人接过钱，微笑着把他俩让到筏上，没问来历与去向，便朝对岸划去。过了黄河，回民少、汉人多，他们吃住方便多了，心情略为轻松了一点。到了打拉池，两人找了个车马大店住下来。这里是个小镇，有几家店铺，来往的外地人不多。徐向前急着想了解一下目前的局势，让曹营长出去找几张报纸来看。在这个偏僻小镇上，找张报纸难啊！一天，徐向前和曹营长在街上看到有卖旧衣服的，就用一个金镏子（戒指）换了身长袍和棉袄。他俩脱掉白楂羊皮袄，一个打扮得像商人，一个像伙计，活动方便多了。他们在街上从人们的闲谈中了解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把张学良扣押起来，强令东北军撤出陕甘边境，开到河南、安徽去了。这里已不属马家军的统治地盘，是邓宝珊的防区，离红军的陕甘根据地不远了。
徐向前归心似箭，第二天就离开打拉池，昼夜兼程，翻过六盘山，到了陇东重镇平凉。这时，国民党的队伍正往西开，街上人慌马乱。徐向前在书店里买了张地图，找个旅店住下，关起门来和曹营长看着地图，商量了一番。第二天清早，他们一路向东，日上三竿的时候，在一个村头路旁看到个农民摆摊卖馍，就停下脚买吃的。这时徐向前远远看到对面山上有队伍活动，便问那农民：“你们北边的山头上住的什么军呀？”农民答：“是红军。”听到“红军”二字，徐向前和曹营长高兴得几乎忘掉了进食，匆匆付了钱，起身便朝北山走去。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你为一个既定目标奋斗的时候，尽管很坚定，但又感到渺茫、艰难、遥遥无期，而当目标达到的时候又感到突然。徐向前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奔波，4月下旬的一天，在一个叫小屯的地方遇上了带侦察分队执行任务的红四军参谋长耿飚，被迎到了司令部。
1937年4月30日，刘伯承派人把徐向前接到援西军总部镇原。老战友相见，悲喜交集。任弼时、张浩和杨奇清等也都赶来了。大家就像庆贺打了胜仗一样，欢迎徐向前的归来。当天，刘伯承向中央军委发了电报：“我们的徐向前同志已于今日十九时到达援西军司令部。”同时电告了彭德怀和周恩来。
这一晚，大家谈到午夜，徐向前介绍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一路征战的情况，谈到最后的失败，他感到很痛心。刘伯承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是四方面军的旗帜，你回来了，就等于西路军回来了，休整休整，咱们一块再干！”
徐向前在镇原休息了半个月，5月16日，同任弼时、杨奇清一起到了云阳，见到了彭德怀、左权等人。5月20日，周恩来从西安专程赶到云阳看望徐向前。这时周恩来已经剃去了长胡须，显得格外年轻。徐向前和周恩来从1925年在黄埔军校相识，10多年来几次相聚又分别，这次见面，谈话的主题是西安事变后的局势发展，是抗日民族战争的前途与战略。徐向前急于去延安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汇报，因牙疾发作，周恩来和彭德怀、任弼时都让他到西安去治疗，于是便随周恩来一起去了西安。临行前，他把身上带的10多个金戒指交给了彭德怀，说：“这是从石窝下山时，组织分给我作路费用的，路上只用了两个，剩下这些，我用不着了，全部缴公。”
在西安，徐向前住在红军驻西安的联络处。这个联络处是西安事变发生不久设立的，在北新街七贤庄一号院。林伯渠、谢觉哉都在这里。他们和周恩来一样都关心徐向前和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命运，想方设法营救被俘的指战员。在联络处，徐向前还见到了陈赓和宣侠父。
在徐向前到西安之前，他的消息一直没有对外公开，为的是要国民党允许红军派部队到黄河沿岸接回徐向前、陈昌浩和他们的部队。徐向前到西安时，国共合作已有了新的进展。5月间，国共双方组织了一个考察团，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顾祝同（又是重庆行营主任兼西安行营主任）为负责人，准备到陕北、陇东红军驻地考察。借这个机会，经周恩来安排，徐向前是考察团28个成员之一。
消息一公开，震动了国民党各界。顾祝同抢先会见和宴请了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时，徐向前是第一期第一队的学员，顾祝同是教官，他讲课不大受欢迎，曾有一次发生过被学生轰下讲台的事，当时徐向前就在场。这次见面，徐向前避而不提黄埔的往事，而把话题转到抗日上，问：“顾主任对抗战有何打算？”顾祝同抬起头，看看徐向前，说：“我想先听听徐将军的高见。”徐向前语调平和地说：“我没什么高见。当今之大计，莫过于民族独立；实现民族独立，莫过于民族团结；若要民族团结，首先国共两党要真诚合作。”徐向前停了一下，又说：“我赞成国共合作，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要把民众发动起来，让全国人民都投入到抗战中去，胜利就一定是我们的！”徐向前有点激动，到后来声音高了一点。可是顾祝同听到“拥护蒋委员长”这几个字时，眼睛里闪出了一道光；当听到“要把民众发动起来”时却神情黯然。徐向前后来说，他们就是对群众不感兴趣，你一讲发动群众，他就听不进去。国民党输给共产党，就是因为他们脱离了人民，失掉了群众。
徐向前在西安公开露面之后，没有随考察团去考察，他治好了牙病，6月18日同周恩来一道飞向延安。行前，周恩来安排了两架国民党军队的教练机。这种飞机，一架只能搭乘一人。周恩来乘坐的一架先起飞；徐向前乘坐的一架后起飞。起飞不久，前面那架就没有影儿了，前后失去了联络。徐向前是第一次坐飞机，舱内发动机的轰鸣声很大，驾驶员问他话，他完全听不清。结果，驾驶员写了个条子问：“我们飞到了什么地方？”这可把徐向前给问住了。他没到过陕北，说不清到了什么地方。过了一会，看到下面有一条河，他判断可能是洛河，就让驾驶员顺河而上，没多长时间，看到一个飞机场，正是延安，他们上午11时30分从西安起飞，下午3时才到，在天空转了3个半小时。
徐向前一走下飞机，忙问周副主席到了没有，接的人说还没有到。徐向前吃了一惊，说：“这下可糟了！”因为他已经领教过了，驾驶员辨别航向的把握性太差。这时接机的人也着急起来，担心出事。徐向前进到延安城里，才有电报来，说周恩来乘的那架飞机迷失了方向，油不够，又转回西安去了。
延安，这座陕北的古城，有宝塔、清凉、凤凰三山环峙。中共中央迁到这里后，成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是革命青年向往的地方。徐向前到延安，被安排住在旧城东北角的一座窑洞里，距毛泽东、朱德住地不远。他进城的时候，看到街上到处贴着宣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标语，抗日的气氛和国民党统治的西安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安时，他不能外出，街里乱得很，安全没有保证，特别是他回来的消息传出后，成了一个大目标，各报记者都想找他抢个头条新闻，他只好深居简出，理个发也要化妆才能出去。延安不大一样，处处呈现生动活泼的景象。
毛泽东接见了徐向前，拉着他的手，亲切地说：“向前，你受累了，辛苦，辛苦，祝贺你顺利归来！”说着，递给他一支烟，两人交谈起来，气氛轻松自然。
对西路军奉命西征和失败这件事，毛泽东问得很简单，但徐向前讲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把他认为该说的话都讲了。他知道，在这里讲话，不是他一个人，而是受西路军全体将士的委托向党中央汇报。他讲得很具体，很实在，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关于西路军的失败，徐向前讲了自己的责任，心情十分沉重，毛泽东安慰他说：“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还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这话使徐向前很受感动。
录自《徐向前传》，前三节是第十二章的全文，详细记述了徐向前率领红西路军西征河西走廊的全过程。《奔赴延安》是第十三章的第一节。题目为编者所加，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徐向前传》由国防大学《徐向前传》编写组编写，报经中央军委审定批准，由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