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不仅在艺术理论和史学上有突出的建树，其文学创作（特别是散文）更是卓然成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杰出的地位（〔美〕梁容若《中国文学十八家传》这本很有影响的著作就将张岱列为中国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十八个大作家之一。）。本章探讨、评价张岱的散文创作成就。
一、概说
提到张岱的散文，总有一种说不完、道不尽之感。他崛起于徐渭、钟惺、谭元春及公安三袁之后，坚持“不落依傍”、“张子自为张子”的创作主张，集诸家之长而不受人之役，“不主一家而别成其家”（王雨谦《琅文集叙》，凤嬉堂抄本卷首。），有着自己全新的独特面目。其文集初出，祁豸佳即以“磊韵秀，亮拨不群”祁豸佳《琅文集序》，版本同上。评之；王雨谦更誉之为“文中之乌获，而后来之斗杓”（王雨谦《琅文集叙》，凤嬉堂抄本卷首。）。其在当时的重大影响可见一斑。康熙年间其文集刻本问世后，流传更广，影响愈大，张岱作为明末新式散文的“大作手”地位得到了确认。本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陶庵梦忆》、《琅文集》的校点出版，特别是经过林语堂等人的片面宣传，张岱曾一度以“性灵派小品文大师”的面目出现在一般读者心目中，至今天在相当程度上亦复如是。其实，张岱固然是性灵小品的绝对高手，但其散文的内容范围和文化蕴涵远比林语堂等人所介绍的要广泛、深刻得多，对其深厚凝重的文化意蕴以及集晚明“新文学”（周作人语）之大成的重大革新意义，尚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和发掘。
张岱散文，内容极为丰富，粗略归纳，至少可以分作这样三类：
（一）史传散文以《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古今义烈传》、《史阙》等历史著作中的纪传作品为代表。张岱是大史学家，其史学著作不但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有极强的文学性，“统腐《史》《世说》为一家之言”（刘荣嗣《序义士传》，《古今义烈传》崇祯刻本卷首。），有着独特的个人风格。上述诸作中的绝大部分人物传，特别是《石匮书》及其《后集》中的“石匮书曰”，都可作为优美的散文来读。以文学笔法写信史，这在《史记》之外尚颇为少见。
（二）回忆录以《陶庵梦忆》、《快园道古》、《西湖梦寻》为代表。这三部作品均为甲申（1644）国变之后所作。《陶庵梦忆》回忆“少壮华”，广记风物、民俗，之“如历山川，如睹风物，如瞻宫阙宗庙之丽，《采薇》《麦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诙谐”砚云甲编本（《陶庵梦忆》佚名序。）。《西湖梦寻》记西湖名胜，所重亦在“梦”，是“梦中之西湖”（作者语），每记旧游之地，“故宫离黍，荆棘铜驼，感慨悲伤”，不能自已（《西湖梦寻》卷四。），与《陶庵梦忆》同一格调。《快园道古》以平易语言记“国朝”典章掌故，或追忆归闻，“忆即书之”，合笔记体与回忆录合一，颇具特色。
（三）小品和游记以《琅文集》（凤嬉堂抄本作《张子文秕》，按文体分为十八卷）为代表。这是作者精选之作，又经友人王雨谦“痛芟雠校，在十去七”《琅文集》祁豸佳序。的各类文章的精选本。全书包括、记、启、疏、檄、碑、辨、制、乐府、书牍、传、墓志铭、跋、铭、赞、祭文、琴操、杂著、颂、词诸体。除琴操外，体裁与一般明人小品集相似；创作时间自少壮至暮年，近六十年。
柱铭在张岱一生的创作中也占相当地位，惜《柱铭抄》本集已佚（《序》尚存），部分篇什保存在《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中。依作者本人分类，这也是小品的一种。
任何分类无疑都是相对的。历史散文中的传记文，少数近似人物小品；回忆录中不少就是小品。文章不外记人、记事，游记中也离不开人与事。以上分类，只是为叙述方便，大略言之。
二、题材的革新与拓展
中国古代散文自来有尊经明道的传统，自韩愈以降，在“文以载道”的创作原则指导下，更大体上形成了一定的固定套数。特别是正统古文家目为偶像的“唐宋八大家”，宗经、载道成了创作的基本主旨，因而就总的趋向而言，至其末流，散文大体上说越来越失去了文学的本真面目，沦为载道的工具。
晚明王学崛起，在王学左派特别是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影响之下，文学界才出现一个类似魏晋而超越了魏晋的新的天地。徐渭肇其端，公安、竟陵扬其波，张岱则集其大成，以出色的创作实绩成为承先启后的“绝代散文家”。以张岱为杰出代表的明末散文，成了那个时代扭转散文创作潮流，开启一代新风的“新文学”（周作人语）。
张岱散文的杰出成就既体现在文化蕴涵、语言、结构诸因素上，同时也体现在题材选择、文章立意的大胆突破上。他的为文“不再当政治和宗教的差”（周作人《再谈徘文》），而是始终将文章着眼点放在普通人、平凡事上，在平中见奇见趣，彻底突破了传统散文的宗经载道原则，在中国散文史上具有重大的革新意义。
（一）对旧题材的扬弃
传统古文之末流相当一部分已沦为格式化的应制公文或说理传道的卫道文、装点门面的谀墓文，其文学的主体价值实际已丧失殆尽。即便是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大倡“文以载道”，尽管他本人才气过人，在散文史上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其文学主张在客观上把中国散文由先秦到魏晋的汪洋恣肆、不拘一格引向了窄街陋巷。
散文到了张岱这里却另辟蹊径，别有洞天。在这一新天地中，它找回了自我，找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本真面目。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且做一些数字统计：
与时代风尚相关，韩愈为文大抵志在为官，这里姑置不论。就文笔清新，在散文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柳宗元而言，其现存诗文集共四十五卷，其中碑文占三卷（卷五～卷七），谀墓文五卷（卷九～卷一三），祭文二卷（卷三、四一），另外卷一九有吊文过半，还不包括其诗作中的谀墓文字，合计已占四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此外，还有公文启二卷（卷三五、三六），表两卷（三七、三八），奏章一卷（卷三九），真正属于今天所说的文学作品的文字为数并不多。
再譬如集政治家和文学家为一身的王安石，现存文集三十六卷，其中书八卷（卷一～卷八），宣诏一卷（卷九），制诏五卷（卷一～卷一四），表七卷（卷一五～卷二一）、启三卷（卷二二～卷二），所占篇幅三分之二强。书八卷中有三卷是以《上……书》为题的纯粹公文，另五卷也是答复僚属的官场文字，他的那篇传世之作《答司马谏议书》即是此类。
人称其文委婉曲折、擅“春秋笔法”的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现存《居士集》五十卷，其中诏册一卷（卷一九），神道碑、铭四卷（卷二一～卷二三），墓表二卷（卷二四、二五），墓志铭十二卷（卷二六～卷三七）；另《外制集》二卷及拾遗一卷，《内制集》八卷，《表奏书启四六集》四卷，《奏议集》十八卷，《河东奉使奏草》二卷，《濮议》四卷等。各种公文（特别是内、外制及批札）占其文集的二分之一以上这只是为比较而言，在唐宋人的文学观念，“文章”亦包括应用文字。有些应用文即便以今天的眼看看，仍有一定的文学性。
张岱一生未仕，故其集中无应制公文；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对文学的认识：他主张文学以“我”为主，“宗子自为宗子”（《与毅儒八弟》）。其现存散文集《张子文秕》凡十八卷。共收序文三十五篇、记七篇（其中《越山五佚记》可再分为五篇，共十一篇）、启四篇、疏三篇、檄四篇、碑二篇、辨二篇、制二篇、乐府十篇、书牍十四篇、传六篇、墓志铭四篇、跋十七篇、铭六十八篇、赞十九篇（其中《水浒牌四十八人赞》凡四十八篇，合计六十六篇）、祭文十篇、琴操十篇、杂著三篇、颂九篇。
通过以上统计和数字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张岱散文中绝少以前那些文章大家连篇累牍的谀墓文，（他自己明确声称：“余生平不喜作谀墓文”（《张子文秕·周宛委墓志铭》），没有那种陈腐气的应制文，没有方巾气重的论道文。这种情况无疑与他像李贽那样“以吾手写吾心”“宗子自为宗子”的文学主张密切相关，即文学应是自己心灵的真诚流露密切相关。同时也与他严肃的创作态度有关：“其后汇所存稿，悉简其代作、应制诸篇什，尽付一炬，有所存贮，又皆其作而自选也。今兹选刻，稿尚盈笥，王白岳又为之雠校，十去其七。”参见本书“文艺-美学思想”对此问题的论述。更和他本人选择题材之严格、下笔之精审分不开：“陶庵所作诗文，选题、选意、选句、选字，少不惬意，不肯轻易下笔，凡有所作，皆其选而后作者也。”《张子文秕》见凤嬉堂抄本序《文秕》卷首。所以他的文章才能“譬之文豹留皮，但留其神光威沈；孔雀堕羽，只拾其翡翠金辉。”《张子文秕》见凤嬉堂抄本序《文秕》卷首。
所谓“选择”，无疑是一个有意识的舍弃过程。正确的选择需要若干条件，在选择过程中准确的眼光和识力关系至大。下面我们就从张岱对哪些题材的扬弃中去看一下其艺术识力。
在张岱现存诸集中，除了《石匮书》某些列传前的总论和文末论赞（“石匮书曰”）外，并无专门的论文。论文向来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大宗。本来，对某一事物、现象阐述自己的看法、发表自己的见解对于散文来说是最相宜的，但自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中提出“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和“论者，伦也”的观点之后，不少论说文便往往被限定在某一狭小的圈子里，成为论经原道、维系风化的工具。到了宋代以策论取士，特别是明代以八股取士（特别是后者）后，“以徘优之道，抉圣贤之心”（钱钟书语）的诠经论文便被抬到了“一览众山小”的地位，成为文章之正宗，使得散文题材范围日益狭窄。张岱有意回避作这种论文无疑和他自幼尚奇，善于发现生活真趣，而不喜板着面孔正襟危坐的性格有关，更和他反对时文八股有着深刻的思想上的渊源。在他看来，“举子应试，原无大抱负，止以占毕之学迎合主司……书生文弱，少不更事之人，以之济世利民、安邦定国，则亦奚赖焉……八股一日不废，则天下一日就不得天平矣。”张岱《石匮书·科目志总论》。
其次，张岱集中没有传统古文集常见的“谀墓文”。历代文章大家有许多人把谀墓文的写作看作自己的“副业”之一，乐此不疲，往往专在语言精工、技巧纯熟上大显神通，所作谀墓文连篇累牍，如前所举欧阳修即有十二卷之多；与张岱同时的古文大家钱谦益在很长一段时间就靠撰写谀墓文维持生计，今存《初学》、《有学》两集中有墓志铭十二卷、墓表二卷、祭文、哀词各一卷。这些尽管文词十分华美，但无端“代人歌哭”，故作哀痛，业已成为对死者客套赞美与歌颂和对生者安慰奉承的熟套。
“素不喜作谀墓文”这一点显示出张岱对艺术的独立性的极度尊重：他以艺术本身价值为标准来衡量一切，反对一切非艺术的功利因素对艺术的干扰，用周作人的话说，他在文学上革命性的贡献就在于“不当政治和宗教的差”（周作人《再谈徘文》。）。
再次，张岱集中除《贺鲁王册封启》外，没有应制公文和官样粉饰文章。这固然与他一生未仕有一定关系，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把文学视为生命的一部分，“性命于斯”，以此来表现自己的真情性、真面目，抒发自己的真情感、真理想。中国传统文人大多在“学而优则仕”思路的诱导下，将读书作为进身之阶梯，而缺乏对真理、对艺术的执着追求，缺乏终极关怀和真正的人文精神。由于儒家实用理性的影响，把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务，或者通过它宣传伦理维系社会既定秩序被看作天经地义。《乐记》曾说：“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又说：“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知乐则几近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矣，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从这乐礼相贯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即是“乐”完全服从于现实的人伦和政治的需要。这样看来那些充栋汗牛的应制公文和粉饰文字也就不足为怪了。真正想远离这一模式而又能做得到的能有几人？冲淡如欧阳修，洒脱如苏东坡尚且不能全免，就更不用说文学侍从之徒如杨亿、三杨诸人了。张岱在这一点上，以其“不为”的方式完成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对自己艺术独立品格的塑造。
（二）对传统题材的改造
若仅从篇目来看，我们会发现张岱散文和传统古文之间也有相同之处。然而，深下去看，我们就会发现张岱是在用“旧瓶装新酒”，在传统的标签下，售的是他本人对艺术的独特理解。这样，他就从根本上即从文章的内在实质上对传统古文进行了新的改造。
首先，从张岱的序跋文来看。《张子文秕》共收序跋文五十六篇合约二卷。这五十六篇文章可谓写得摇曳多姿、神采各异。
下面举《夜航船序》加以分析：
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盖村夫俗子，其学问皆预先备办，如瀛洲十八学士，云台二十八将之类，稍差其姓名，辄掩口笑之。彼盖不知十八学士、二十八将，虽失记其姓名，实无害于学问文理，而反谓错落一人，则可耻孰甚。故道听途说，只辨口头数十个名氏，便为博学才子矣。余因想吾越，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乃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橱，而其无益于文理考校，与彼目不识丁之人无以异也。或曰：“信如此言，则古人姓名，总不必记忆矣。”余日：“不然。姓名有不关于文理，不记不妨，如八元、八恺、厨、俊、顾、及之类是也；有关于文理者，不可不记，如四岳、三老、臧谷、徐夫人之类是也。”
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拳足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余所记载，皆眼前极肤浅之事，吾辈聊且记取，但勿使僧人伸脚则可已矣。故即命其名曰《夜航船》。《夜航船》卷首。
《辞学指南》云：“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文体明辨》中也说：“《尔雅》云：‘序，绪也’，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赠序而外，一般的序文或是对书的写作缘由，内容、体例加以叙述、申明，或发表自己对社会、历史、人生诸问题的观点和见解。前者往往是叙事性的，后者则多论述体。
上引《夜航船序》虽也命名为“序”，但并未受上述套数束缚，而是宕开笔端，以“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一句议论说起，谈吴越风俗，辨学问真伪，最后以一个幽默故事作结，用“余所记载，皆眼前极肤浅之事，吾辈聊且记取，但勿使僧人伸脚则可已矣。故即命其名曰《夜航船》”几句回到序题本身。其用笔之老练纡徐，从容舒卷，令人击节。在短短五百字的小序中，竟能做到山重水复，峰回路转而又有条不紊。看起来似乎是随笔所至，漫不经心，实际上却紧扣题旨，在旁枝横溢之际陡然回到序文的本旨，亲切自然，不落俗套，在看似闲谈之中将作文的缘起、写作背景和内容都一一交待清楚，而这一切只有当读者读到“故即命其名曰《夜航船》”时恍然大悟。
张岱的序文都具有很浓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如《茶史序》可作一篇笔记小说来读；《陶庵时后方序》所记治病过程，“曲折有致，几能和传奇媲美”，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之所以有可读性，根本原因即在于真，行文又有高超的技巧。
再以他的檄文为例略作分析。
《说文》：“檄，尺二书也。”李贤注《后汉书·光武纪》曰：“《说文》曰：檄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谓之檄，以征召也。”颜师古注《汉书·高帝纪》：“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鸟羽插之，示速疾也。”颜、李二氏的注都说明檄文在古时是天子用来征召用的。
现存张岱诸集中，仅《张子文秕》有檄文四篇，分别是《征修明史檄》、《斗鸡檄》、《讨蠹鱼檄》和《癸丑兰亭修禊》。
《征修明史檄》以檄名篇，实则是一篇充满感情色彩的“征集明史资料广告”。他首先批评了以前诸家所撰明史或“矫枉持偏”，或“掩非饰过”，或缺乏才、胆、识，或“挂一漏万”，接着谈自己重修明史的志愿和申明修史书的重要性，最后恳祈天下诸君“勿吝珠玉”。文章以情动人，有很强的感人效应。作为一篇实用文章，张岱除晓人以理外，还动人以情，这在同类文章中是不多见的。
《癸丑兰亭修禊檄》虽亦以檄名，却是以骈文形式记述一次集会的盛况，更像一篇记事散文。
《斗鸡檄》和《讨蠹鱼檄》都可以当作寓言或小品来读：以物喻人，物中含理，文风活泼，构思精巧，体现出作者尚奇之个性。
这四篇檄文的最大特点是和前些檄文的几种用处都不相契合，有的甚至差别很大。张岱在檄文中充分溶入自己的真实而浓烈的情感，并将自己的个性映射其间。
讨论张岱对传统题材的改造，不得不讨论一下他的祭文和墓志铭。
前面我们说到张岱不作“谀墓文”，但文集中存有四篇墓志铭和十篇祭文。他的墓志铭和祭文均为亲朋好友而作，出自真情至性，绝不是“代人歌哭”，与钱谦益等人的不少墓志文字完全不同。
墓志铭和祭文都是生者对死者表示沉痛哀悼的文字。死别是人生的至痛，也是情感的极至，化为文字必感人至深。但传统古文已将这种情感礼仪化、形式化，甚至庸俗化了，这样祭文和墓志铭实际上成了“谀墓文”，至哀至痛之情在谀墓文作者笔下往往主要成了衬托生者的工具。譬如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十二卷墓志铭强半是写某官某长，另有近半则是为他人代作。往往“定价”作一篇得银多少，雇主再将钱氏文章作为高雅而昂贵的赠品赠予死者的亲属，如《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赠右都御史赠太子保谥忠烈杨公墓志铭》、《山东青登莱海防督饷布政司右参政赠太仆寺少卿臣姬公墓志铭》、《山东青登莱海防督响布政司右参政赠太仆寺卿谭公墓志铭》等等。这样的所谓“作品”实际成为商品和礼品，作家成了文匠。
在这一点上，张岱完全相反，保持了一个文学家的独特人格和卓荦见解。他所作的四篇墓志铭和十篇祭文无一不是为至亲好友而作的（《自为墓志铭》是写给自己的，除外），均以深情动人，以真情取胜。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绝不作无病之吟，更无仪式化的俗套。
《祭文伶文》是张岱为家中一位伶人而作的。对于这样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人物，作者将其当作至交，所作祭文，从家常琐事娓娓写来，哀思绵绵，用语又洗尽铅华，用语平实而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夏汝开，汝尚能辨余说话否邪？”催人泪下。从文中所写对夏氏人家不尽的牵挂中，表现了作者绵绵哀思和对朋友的真切关怀。
《周宛委墓志铭》是为至友周宛委而写的。张岱文中全以平常语叙事，而情真意挚。这篇墓志铭既对一位才高位卑者的不平命运充满了同情，又形象地刻画出这个失意文人亦狷亦狂的形态和嗜文若痴的性格。对自己的至交老友有敬佩之心而无饰美之辞，反体现出作者的对友的无限思念之情。墓志铭能做到这种功夫，真可谓不失文章本分。
（三）对新题材的发掘
无论是对旧题材的扬弃抑或是改造，大都是属于破的范畴，具有更高价值的是能破又能立。张岱在散文史上的地位即在于此。
第一，张岱在散文上的突破首先表现在对题材横向的拓宽上。
传统古文要么被文人当作进身之阶或传道工具，要么以或谏或颂的形式心系庙堂，等而下之者则吟风弄月，故作风雅，而恰恰失去了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当反映普通人生活这一基本价值取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岱散文有着重大的建树，在一定程度上，它给散文重新定了位，从而也恢复了散文贴近生活的平常面目。
首先，张岱散文在题材上说已相当广泛地涉及了普通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些“古文”家不屑下笔的题材，在他的笔下，化大俗为大雅，别具风旨。以饮食文化，如：
饮酒：他写有《张东谷好酒》的嗜饮，《湖心亭看雪》中的义饮，《陈章侯》中的艳饮，《闰中秋》中的雅饮，等等，甚至还谈及《品山堂鱼宕》中“新雨过，收叶上荷珠煮酒，香烈”的煮酒法。《石匮书·妙艺列传·吴伟传》中还记述了一则金銮殿酒醉泼墨作画的故事。
茶道：张岱精于茶道，连南京著名品茗专家闵文水时他也大为称赏（参看《自为墓志铭》及《西湖梦寻·闵老子茶》），其《茶史序》对此记述颇详。《陶庵梦忆》一集中对茶事记述甚多，有谈择水的《禊泉》，有讲茶掌故的《露兄》，记茶艺专家的《闵老子茶》，等等。
饮食：张岱自称“老饕”，对各地方物名产的记叙尤有时代风貌。如其《老饕集序》就叙述了自己对饮食文化的精辟见解。他的散文小品中对各类食物更是津津乐道，《乳酪》、《方物》、《樊江陈氏橘》、《鹿苑寺方柿》、《蟹会》等诗文合一，化俗为雅，为明代小品之精粹名篇。《品山堂鱼岩》中谈到各类水生食物——莲、黄、菱、鱼等等。其余在谈到风土人情时涉及食物的篇章尚有《闰中秋》、《严助庙》、《二十四桥风月》等。
论及张岱对散文题材的拓展，还须谈一下他对戏曲的描写。到了晚明时期，中国戏曲艺术已臻成熟。张岱自幼耳濡目染，对戏典艺术深有研究，其散文之中涉及到了戏曲艺术的许多环节：有说演戏趣事的《金山夜戏》，有谈看戏经历的《过剑门》，有评戏的《阮圆海戏》，有谈演员训练的《朱云崃女戏》，有描摹表演神态的《刘晖旨女戏》和《彭天锡串戏》，有记述演员及其演技的《朱楚生》，等等。
张岱生性尚奇，对各地的民间绝技充满了浓厚的兴趣，《绍兴琴派》之谈琴，《性美堂灯》之谈灯，都精辟里，俨然行家里手。《吴中绝技》中逐一列举了七种高超的民间工艺，而《诸工》一篇则通过对打竹工、漆工、铜工、窑工地位的肯定，表现出朦胧的人本主义思想：“天下何物不足以贵人，特人自贱耳。”
《张子文秕》中有描摹各种文物鉴赏的短铭文六十八篇。他甚至干脆将其二十八件古砚命名为二十八友，反映其喜爱之深。《陶庵梦忆》中记述各类古玩的篇章还有《齐景公墓花》、《仲叔古董》、《朱氏收藏》、《甘文台炉》、《砂罐锡注》、《天砚》等等，无不是描写细致入微的谈文物鉴赏的名篇。
至于各种民风民俗，无论是扫墓祭坟，还是烟火灯会，在张岱的笔下，无不情趣盎然，带有很强的时代色彩和地域文化气息。如记录各地传统节日风俗习惯的《扬州清明》、《闰元宵》、《西湖七月半》、《虎丘中秋夜》；谈及烟火灯会盛况的《绍兴灯景》、《世美堂灯》、《鲁藩烟火》、《龙山放灯》；涉猎各地奇风异俗的《泰安州客店》，《秦淮河房》、《西湖香市》、《鲁府松棚》、《严助庙》、《金山竞渡》、《天堂寺僧》、《牛首山打猎》等等，另有《斗鸡社》、《噱社》记述各种趣闻逸事。这些都是正襟危坐的传统古代文章大家们所不屑一顾的题材，张岱对此却津津乐道，在精短的篇幅里以一个普通人的心态去感受、体验生活，并在其中发现了无穷的乐趣。那些古文大家们视为传世的论道文字现在恐怕已无多少人问津了，而张岱这些贴近生活的篇幅短小的名作无论何时对研究明清之间的文化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对散文本身的发展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张岱对各地的山水景观也是兴趣盎然。他曾走过近半个中国，因而在他的散文之中，山水小品和介绍各地园林的园亭小品也占有相当的分量。
张岱在描写人物上将则自己的目光由庙堂转向民间，由达官贵人转向寻常百姓，由“经国之大业”转到写“吾性吾心”，这确是散文史上的一大创举，值得大书特书的。虽然当时的传奇戏曲和白话小说都开始表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唐人柳宗元的散文也偶尔涉及平凡人物，但那是个别现象，不成系统，更重要的是并非自觉。真正在散文领域中以平常心大规模地表现普通人平凡事，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张岱虽不是开创者，但集诸家之长，表现得最成功的他是第一人。《石匮书·隐逸列传》和《石匮书·妙艺列传》所记述的大都是名不见经传、足不登金銮的小人物，其中有书画家、雕刻家、艺人甚至工匠、樵夫，对他们不幸的命运表示同情的同时，着重揭示其身上的闪光点。《石匮书后集·列女传》则对战乱年代妇女们的悲惨遭遇和正气凛然的行为多有记述，有坚决不受侮投井而死的麦名世之女，有杀敌逃走的京城外女子张氏，有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宫女费氏等等。《陶庵梦忆》记录了不少市井百姓的聪明才智，如夏耳金的剪花，张大来的高超球艺等等。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陶庵梦忆·祁止祥癖》）在张岱的朋友圈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人有着各种奇疵异癖，皆因他们真情至性，率性而行而被别人目为怪人。张岱在自己的文章中给予他们以真诚的理解、尊敬和呵护。其中有声言“人无癖不可与交”的祁止祥，有因情而死的朱楚生，有“性命于戏、生死以之”的刘晖吉，有精于茶道也癖于茶道的闵文水，有或“癖于钱”，或“癖于酒”，或“癖于气”，或“癖于土木”，或“癖于书史”的五异人；有“性有洁癖”的倪瓒、有性喜酒妓、作画若神，有李白风度的吴伟等等。其中写吴伟一节说：
一日被诏，（伟）正醉中。官挟掖入，跄踉行殿中。上命作禊泉图。伟跪地翻墨汁，信手涂成。上叹曰：“真仙笔也。”
这些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在中国古代散文的艺术长廊上留下了颇为别致而夺目的一页。
第二，张岱在散文题材上的突破还表现在纵向的深入上。张岱思想占中心地位的是爱国主义，这和他所处在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国破家亡的悲惨经历以及他自幼所受到的正统教育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作为明朝遗民，他至死不肯与统治者合作，并在文章之中处处表现自己的爱憎之情。如对“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抗清英雄的歌颂（见《石匮书》），对少壮时种种繁华的追忆（见《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对侵略者种种令人发指的罪恶暴行的揭露和谴责（见《石匮书后集·列女传》）。尽管张岱的爱国主义在总体上并没有能超越他所处时代的限制，没有超越文天祥们的效忠故君的爱国模式，但他的那些揭露和谴责之中含着对人的尊重，同样包涵了晚明个性解放的新的时代特质。
与此相关联的是与他对人的尊重相一致的对生命过程、生活情趣的珍视。这里也许还谈不上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但是他对人，特别是对普通人，对妇女、或者和地位低下者人格的尊重，敢于并善于发现他们身上热爱生活的优点、智慧上的闪光点或人格上的夺目处。而这种思想，在只有等级，只有秩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伦理和政治关系，缺乏最起码的相互之间尊重、理解，缺乏起码人格上的平等观念的封建社会，是有着鲜明的反世俗的异端倾向的。它的出现是晚明时代那种学术气氛空前活跃、官方文化禁锢被动地相对松弛，各种新学特别是王学和李贽童心说纷纷向程朱理学发动猛烈进攻，整个社会商业文化气息日趋浓厚，对普通的生活情趣、凡世的享乐日趋重视的整体文化氛围的产物，也和他的一些师友如陈洪绶、祁文载诸人的直接、间接影响极有关系。
张岱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个自觉致力于用散文来表现普通人的生活，表现其对“人”的尊重和现实生活的真挚喜爱之情的作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文学健将周作人对人之推崇备至，认为他的文学有重大的革新意义，是那个时代的“新文学”。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说：“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岱的大多数散文的确堪称为“人的文学”。
三、史传散文
以《左传》、《史记》为代表的先秦两汉历史散文，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在历代散文家的作品中，史传散文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品类。由于这种文体集叙事、记人、说理、抒情为一本，能充分发挥作家多方面的才情，因而备受作家的偏爱，不但历史学家欧阳修、王世贞等如此，无专门历史著作的大散文家如柳宗元、苏轼等，也都有大量历史散文名作传世。
张岱的历史写作深受司马迁的《史记》影响。他对司马迁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基础上“发愤”修史的精神十分钦佩，其著作中提到司马迁处不下数十次。其22岁～32岁费十年之功完成的为《古今义烈传》一书一出，一时著名文士如陈继儒、祁彪佳、刘荣嗣、刘光斗等无不称赏、赞叹不已，认为“其条序人物，深得龙门（司马迁）精神；典赡之中，佐以临川（刘义庆）”，风格“孤韵苍翠”（《古今义烈传》崇祯刻本陈继儒序。），“奇古灵隽，盖统《腐史》《世说》为一家之言者。”《古今义烈传》崇祯刻本刘荣嗣序。都无例外地谈到了它继承《史纪》传统，同时辅以《世说》幽远灵隽的风格。在以后所创作的《石匮书》及其《后集》中，这一风格更加成熟，是将历史与文学十分纯熟地统一于一体的典范之作。
《古今烈传》自序云：“自史乘旁及稗官，得四百馀人，手自钞集，系以论赞”（浣鸿轩抄本卷首。），其目的“志在表征，故略于正史，详于外史；略于前代，详于本朝”（浣鸿轩抄本卷首。）；又《凡例》云：“凡慷慨赴义，必于仓皇急遽之交、生死呼吸之际，感触时事，卒然并裂，如电光江涛不可遏止，虽平生未通半面，遽欲与臧洪同日死者，此为第一；其馀受人恩节，有为而死，如荆轲、聂政之流，不在此列。”浣鸿轩抄本卷首。荆轲、聂政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目为“义烈”典型的人物，但在张岱看来，他们的“义”，是因受人之恩，带有报恩、交换的功利色彩；另外，“君臣之分，莫逃于天壤，无论名节悬于其前，实亦斧钺逼于其后。故一丁艰厄，有死无他”，于这类人物他亦选择极少。在作者看来，真正的“义烈”，是不带功利目的的，人物往往带有独立特行的强烈个性色彩。而作者在写作时，笔端多充满感情，文字简洁，祁彪佳在于序中评曰：“其点染之妙，凡当要害，在余事宜一二百言，宗子能数十字辄尽情状。”崇祯原本卷首序三。如《宋秀传》：
宋司狱，名秀，山东宁海人。（杨）椒山见戮，遂挂冠而归，终身不谈朝事。
赞曰：宋司狱，来乞休。轻萏芥，多蜉蝣；论海大，溺鼠溲。余譬此，重山丘；虽鸣羽，重山丘。一叶堕，皆知秋。刊本卷八，页十三。
正文仅二十五字，作者没有写这位小司狱宋秀平时如何，而只选取杨涟蒙冤被戮，宋司狱“遂挂冠而归，终身不谈朝事”这一件事着笔，便将宋司狱出自至性的“义”举写得血肉饱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其赞语，笔锋充满情感，“虽鸣羽，重山丘，一叶堕，皆知秋”，对一位地位低下者的人品充满无限敬意，同时于对宋秀的赞颂中隐含着对时政黑暗的批评。
每篇传文的论赞，或为对传主思想行为的概括，或补正传文中未提及之事，直抒己见，文笔于平易中见清新，语句跌宕多资。且举为例：
死节易，立孤难，两人之意铁般般。群虎盘踞饲彪羊，手无尺挺相遮拦，即将羊子寄□□。（程婴传“赞”，按，所空二字因受虫蛀无可辨认）岱子曰：（荆）轲之死，为丹，为见，为期；高渐离，轲之友也，乃不惜霍目为死友。虎狼之情，较之然诺而死，更高一等哉！
……
赞曰：二鸦入秦，来食祖龙。尔断其臂，我刳其。但知友死，不令仇存。扑地一击，博浪齐雄。为轲死耳，于燕何功？（《高渐离传》赞）。①这些赞语，因倾注了作家的真情实感，且语言古雅别致，十分耐读。祁彪佳谓其“论赞杂出，一字之评，笔怀秋崖，舌蓄霜断，出没其意中，忖度其言外，秦铜相照，纤悉不能躲闪。其所鉴别，片言武断，尤足令千古输心。”《古今义烈传》崇祯原刊本卷一。陈继儒也亟称其“赞语奇峭，风电云霆，龙蛇虎豹，腕下变现；而隽冷悠然，飘渺孤鸣，天外呕呖，是又《汉书》、《三国》诸赞中所绝不经见也。”（同上卷首序三。）。遍观全书，这些评价是并不过分的。
《石匮书》（连同《后集》）系一部完整的明代传纪体通史，是张岱自32岁起，费三十年功夫“五易其稿，九正其讹”《张子文秕》卷一《石匮书自序》。精心结撰的一部巨著。其书完成后，著名文学王雨谦即首先将之与《史记》相提并论，谓“《石匮》告成，特与《史记》并有古今”（王雨谦《张宗子诗叙》，北图藏风嬉堂抄稿本卷首页二b。），全书凡二百二十一卷，人物传（传纪）一百四十五卷，占全书百分之七十以上。通过记人来记事记言，是《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学著作的一大特色和优秀传统。同《史记》一样，《石匮书》在文学上最出色的成就体现在人物传记的创作上。
以下试以《妙艺列传·倪瓒传》为例略加分析。
倪瓒字元镇，自号云林。汉倪宽之后也。世居无锡县桥梅里之祗陀。所居有清秘阁、云林堂。其清秘阁尤胜：前植碧梧，四周列以奇石，畜法书名画其中，客非佳流不得入。性有洁癖，园中竹石树花卉，晨起必课舆拂。葱茏刺眼，每雨止风收，杖屦逍遥，咏歌自娱。宾朋时至，笑语留连竟日终夜，好客之名闻于天下。其为诗萧散冲淡，时见气节；作画简雅闲淡，遂入逸品。尝有商人入贡，道经无锡，闻其名，欲见之，以沉香百触为贽。乃令人绐云：“适往惠山饮泉。”翌日又至，以出探梅花辞。商人徘徊其家，密令林云林堂使登焉，堂东设古玉器，西设古鼎尊，商方顾问其家人曰：“闻有清秘阁，可得到否？”家人曰：“此阁非人所易入，过吾立不可得见也。”其人望阁再拜而去。
石匮书曰：书画，小技也，而能于尺幅间传其人于千百年之远，然后知书画非小技也。我明之画，小逊元，而元末之名手无不聚于我国初。然而云林诸公，元末高隐，而及为开国名士，岂不多本也哉！《石匮书》卷二九《妙艺列传》，藏记抄本。
倪云林是张岱在《石匮书》列为第一的名画家，但传的正文仅200馀字：因为他是大名人，故而作者没有细写他的生平，只抓住三件小事写：清秘阁、云林堂的环境；有洁癖；躲见商人。一下子就把传主的性格特征突出出来了。写法上颇似苏轼的名文《方山子传》。至于传论结合的形式，更直承了司马迁的传统，如《伯夷叔齐列传》，真正写到传主生平的亦极简约，而重心在“太史公曰”。《倪瓒传》除在“石匮书曰”中讲明了“小技”与“大技”的辩证关系外，前面还有总论：“圣人（）游于艺列于据德、依仁之后，每为学者所疑。余观妙艺诸君子，而知圣人立言之旨矣。世人一技一艺，皆有登峰造极之理；至人必以全力注之，及其神通入化，必待天工，又不全藉人力；盖使人着力不得，不着力不得。服之习之，便自得之，故曰‘游’也。”作者通过这段议论，又对艺术创作中“人力”与“天工”、“着力”与“不着力”之间的辩证关系发表了极有见地的看法。这样，就为后面写倪瓒看似高傲，实则据德依仁而能“游”于艺的性格提供了铺垫。这种精心的构思，足见作者在该书《自序》中自谓曾“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的话是真确的。
善于通过赞语来点缀人物的性格，也是张岱纪传作品的一大特点，如《石匮书后集》卷十《毛文龙传》：
石匮书曰：有客从皮岛来，余问毛将军在皮岛何事？客曰：“日急京中邸报耳。”余曰：“邸报奚急也？”客曰：“阅邸报方知边事。”是一语可以定东江之案矣。《石匮书后集》风嬉堂抄本卷十。
关于袁崇焕该不该杀毛文龙的问题，史学界目前尚有争论，这里不拟讨论。这段赞语，以对话的形式，已将毛文龙疏于边事却又故意支吾掩饰的心理和形象刻画得十分入微活现：因为“文龙僻处海岛，去女真远甚，掩袭战功，以罔当宁，恐羽书不合，故急邸报耳。”
《史记》人称“谤书”，就是因为作者以“刑馀之人”时常在书中抒发愤懑和感慨。张岱经过甲申、乙酉（1644～1645）的沧桑巨变之后，以极顽强的毅力修订《石匮书》，其亡国之痛、爱国之情，时在书中自然流露，读来感人至深：
癸巳八月，余上三衢，入广信，所过州县，一城之中，但茅屋数间，余皆蓬蒿荆棘。见之堕泪，讯问遗老，具言兵燹之后，反复再三。江西士大夫响应金、王，株连殆尽，言之可悯。及至信州，见立砦死守者，尚有数十处。而乡村百性，强半戴发；缙绅先生间有存者，皆隐匿山林，不见当道；文士有知名者，不出应式。鼎革已十载，雒邑顽民，犹有故主之思。《石匮书后集》风嬉堂抄本，卷四十六。“思”，原作“恩”，此据抄本改。
正因为如此，《石匮书》一出，文学家王雨谦就敏锐地看到这部史著“悲歌行国，泣数行下”的悲剧性“诗性”，认为从文字到风格，与《史记》有异曲同工之妙。“《石匮书》告成，特与《史记》并有古今。”王雨谦《琅诗集序》，嬉堂抄本卷首。评价或许稍高，但对《石匮书》的文学成就和基本风格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
四、游记散文
如果说，人对山水自然美的第一次发现，标志着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感受力从迟钝走向敏锐的话，那么，人对自然美的哲理或解悟则是人对自我，对自我价值和主体意识的第一次具有飞跃性质的觉悟。
中国文化历史堪称名符其实的源远流长。因而，中国人对山川自然美的发现也相对较早。当历史进入“郁郁乎文哉”的周朝，人们的图腾崇拜意识（如南方之于凤，东方之于龙），已渐渐让位于山水自然，天（自然）人一体、二者相合相融的观念业已深入人心。从《诗经》“蒹葭苍苍，在水一方”、“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优美吟唱，到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以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均见《论语》）那种由自然物象引起的一唱三叹的哲理感喟，都说明中国人乐山乐水传统的久远。到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以及王弼、郭象、陶潜、王羲之等等），那种“以天地为绔衣”式的对大自然的一往情深，更带有浓郁的哲学意识，——它源于老庄而又在溶入佛理后自得新义。这一哲学变革是相当深刻的，以文学而论，唐代大大小小的诗人实已将“大好河山都唱尽”，但安史之乱后，“闳放”（鲁迅语）的唐帝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敏感的李商隐、皮日休、杜牧等人已明显感觉到这盛世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赵匡胤虽以阴谋兼武功并下收拾了残唐五代的割据局面，但从总体上显露出新建帝国的一副“小家子气”：事实也如此，有宋一代，内忧外患（特别是后者）不止，而繁文缛节以及压得人气闷的“理礼文化”陡增猛长；“奉旨填词”或“浅斟低唱”虽盛极一时，但由宋理宗“钦定”的程朱理学却压得士人彻底失去了性灵，有宋一代，虽不乏力图使天公重抖擞的王安石、试图合儒道哲学精华另创新体系的智者苏轼等，但无一不被祖传的老谱——“压下去或捧起来”——夭折了。至朱元璋匡定天下后，为“长安久治”计，“钦定”了由朱熹集大成的程朱理学为唯一的官方哲学，并且规定以《四书集注》为绝对标准答案的八股取士制度，使“一代文人有厄”（《儒林外史》第一回中王冕语），读书人无论其贤智不肖，都得“揣摩这（八股）举业的金针”；“以徘优之道，抉圣贤之心”，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也由此而臻达极致。
但历史是无情的。统治者可以通过制度窒息人性，而理论逻辑却有自身的演进轨迹。明代嘉靖、万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大规模发展，官方哲学内部起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迨阳明先生出，如暗室一炬”（张岱《石匮书》风嬉堂抄本《阳明弟子传》。），在思想界引起了巨大波澜。“心即良知”、“吾心即理”等命题的提出，看似朱陆内部之争的余波，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哲学革命关于王学的新评价，（参看拙作《康雍乾时期小说“反理学问题”综论》。）。“圣教叛徒”李贽、“灶丁哲学家”王艮、张岱的曾祖父张元忭……无一不是王学的衣钵传人。王学风靡天下，连清代笃程朱的翁方纲也无可奈何地者慨叹：“阳明之学既出，天下宗朱者，无复几人矣。”见翁方纲《复初斋集》。
美学思潮的变革和审美情趣的变化，恰与哲学的变革联在一起。明嘉靖、万历以降，对崇高（sublium）、对优美（grace），特别是对那种带有对人类终极命运进行思考的艺术作品的欣赏，已成为占主潮的审美趋向；而这背后所包涵的，正是艺术家或欣赏者主体意识的愈来愈强烈。与此相关，人从山川自然中观照自己，已成为游记文学的基本主题。
其时，艺术家的创作宗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有了原则的倾斜。以对明代文学的评价为例，“三杨”的台阁以及前后七子在有见识的批评家心目中已地位至低（参见张岱《石匮书·文苑列传》上），而作为文学形式之一的山水游记及其旁支园亭记，其旨趣和文化品位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以突出夸张“心”的本体作用的王学的产物。李贽、汤显祖、钟惺、谭元春、王思任、张岱、刘侗……诸人一出，文风骤然一变，“独抒性灵”，“以吾手写吾心”，成为晚明游记文学独占鳌头的主流；比之郦道元、柳宗元更富于哲学理趣的游记文极一时之盛。张岱的好友祁彪佳、王思任、刘侗……都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无论就题材的广度，发掘理趣的深度以及表现手法的丰富，都远越前人，蔚为一代奇观。而就人对自然解悟的深度而言，张岱在诸人中又确乎后来居上，“最为佼佼”，在文学艺术领域，他以突出的创作实绩和极富辩证法睿智的理论倡导而成为这一审美思潮的集大成者。
审美解悟在张岱的游记创作（含园亭记）中已成为基本的主题基调。以下试以其记游文（附诗）为例。《陶庵梦忆·西湖七月半》：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往西湖。大雪，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一小舟，拥毳，依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沆汤，天与人，与水，与山，上下一白，惟长江一痕、湖心亭一点、余与舟一芥，舟中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对坐，一童子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张子诗秕·观海》：
昔登泰山巅，群山如浪走。今在海中央，浪如山岳陡。山水既同胞，天地是其母。曾说变桑田，桑田尔自有。（据国家图书馆藏凤嬉堂抄本）《西湖梦寻·明圣二湖》附诗：
遥想山湖始，何缘得此名？恍逢西子面，大服古今评。冶艳山川合，风资细雨生。奈何呼不得？一往有深情？《张子文秕·岱志》：
余登泰山，山麓棱次起伏，如波涛汹涌，有水之观矣……山泽通气，形分而性一……有血而无骨，天地亦不能生人矣，而海云乎哉？
在张岱笔下，描山画水，如他自己所言，总是那么“一往有深情”。其友人王雨谦评其诗文，谓其写景述物，总“兀然有一张子在”，堪称的评。他笔下的山川自然，无不是由物起情，由情及理，由具体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凭藉他那特殊敏锐的悟性而溶铸成哲理情思。在这里，情与理，主体（作者）与客体（描写对象）总是互为含蕴而相得益彰，从而将审美主体的情感意绪升华到通常的山水游记所难企及的全新境界。使之臻至这种境界的，正是其对自然物象的一种哲理化的审美解悟。
由自然物象引起的哲理化的审美解悟，无疑与审美主体的人生阅历、人生态度关系至密。我们之所以认为张岱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与这一点密切有关。张岱出生伐阅世家，少时锦衣玉食，“无所不好”，对自然山水有着极好细微深切的审美体验。50岁以后，国破家亡，人生陡转，其对社会—人生的感慨至为深刻。因而以《西湖梦寻》和《陶庵梦忆》等为主要代表的游记文，看似信笔所之，然其中所溶入的哲理情思，往往出人意表，令人回味无穷。如《闰中秋》：
崇祯七年闰中秋，仿虎邱故事，会各友于蕺山亭。每友携斗酒、五、十蔬果、红毡一床，席地鳞次坐。缘山七十余床，衰童塌妓，无席无之。在席七百余人，能歌者百余人，同声唱《澄湖万顷》，声如潮涌，山为雷动。诸酒徒轰饭，酒行如泉。命小竹、楚烟于山亭演剧十余出，妙入神理，拥观者千人，无蚊虻声。四鼓方散。月光泼地如许，人在月中，濯濯如新出浴。夜半白云冉冉起脚下，前山俱失，香炉、鹅鼻、天柱诸峰，仅露髻尖而已，米家山雪景仿佛见之。
文章看似信笔所之，然极有思致：于极静中见动，复于极动中见静。“山为雷动”——“月光泼地如许”——“白云冉冉起脚下”……极富跳跃性的文句，内中所寓的正是作者面对中秋节良辰美景顿生的宇宙人生之慨。《岱志》一文，文末则从观山过程入手，从中体悟出自然哲理：“张子曰：山高数十仞，尽十里而没；山高数百仞，尽百里而没。岱至州城望之，不觉甚高；及至黄河舟次，七百里而遥矣，然犹及岱之螺髻焉，则其高可胜计哉！”通观张岱的游记文，他在自然美的解悟方面，确为眼光敏锐、思致深邃的高手。
以时代言，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整个艺术史上，晚明是继魏晋之后又一个“人的自觉”、“文的自觉”的时代，而且这种自觉有了其全新的时代内容。张岱在哲学上，儒佛道各取其长，但相对说来，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那种天人合一体理论占了主导地位。因而他的山水游记，绝不是无病呻吟的“赋得性灵”，而是一个经历了甲申之变后，“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自为墓志铭》）的大彻大悟的智者对生命真谛，对大千世界那种俯仰自得、目送归鸿式的心领神会，——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性灵。性灵，在他那里绝不是插科打诨式的“妙语”，而是生命智慧和人格的外化，是“真性情”、真人格的自然流露。
在游记文作家中，唐人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以冷峭孤寂见长，在那些被世人遗忘的“幽冷之处”寻找、发现“灵秀”之气，以此映衬自己因失意而寂冷的心态，如《永州八记》即是如此；欧阳修的山水游记则在一片“与民同乐”式的欢声笑语之中反衬自己的孤独，并试图借酒、借欢笑来麻醉自己的那分孤独感（如《醉翁亭记》）。一个是以冷喻冷，一个是以热衬冷，说到底这些游记大体上都是展示作家清冷的心态，在山水之中寄寓自己政治上的失意。按本原意义说，艺术本来就是通过为自己创造一种想象性经验或想象性活动以表现自己的情感。柳与欧的做法自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他们的所谓失意毫无例外地都是政治上的失意——即官场失意，在这与真正意义上“人的自觉”、“文的自觉”多少格了。相较而言，张岱的山水游记却是“上下四旁而言之”，“自觉为文”的意识要明确、强烈得多，他更多地有意识地记述各地奇事异物，风土人情，并在其中穿插自己对各种现象的评论和自己的生活智慧，读之如听老友叙论，娓娓动听，又时出警语，令人击节。如《岱志》对泰安客店商税、演妓诸情况的介绍中，忽横插“官员分款”一句，以及他对泰山无字碑的点评等，无不令人叫绝。他如《海志》中对舟人习俗的记述和对佛教的反思，《越山五佚记·曹山》中对“山为人所残”的思考等等，亦无不闪烁了智慧的光芒。而贯穿其中的，正是人的主体意识哲理式审美感悟的外化。
作为山水小品的旁支，园亭记在张岱散文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也写得十分出色。作者精于造园艺术，对江南名园的美学特征更是了若指掌，在《陶庵梦忆》中一连写下了《快园记》、《筠芝亭》、《园》、《梅花书屋》、《不二斋》、《天境园》、《范白园》、《于园》、《山舟子》、《悬杪亭》、《庞公池》、《愚公谷》、《琅福地》等十数篇园亭记，几乎涉及到了绍兴、杭州所有的名园。记中既有写园内布置，又有论及其构建特点，述评其美价值，写法上篇篇各有特色，能将园亭描写同个人观赏的感悟同融于笔下，故能准确把握住各园的神韵，如不二斋的清幽、于园的“波折”等，读来都令人心驰神往，启人遐思。
凡此种种，不正是一种真正哲学意义上的解悟么？他以历代显宦的世家子弟而到晚年食不继炊，以史学大师不肯写一字以承欢新主，用陶渊明的话说，确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松柏”、“怪石”、“冰雪”……这些反反复复出现在张岱诗、文乃到史著论赞中的自然意象，更是他俯仰人生，能承受“生命之重”的彻悟样态。我们认为，张岱游记之真价值、真特点正在于此。
五、人物小品
作为著名史家的张岱，为有明一代为数众多的人物作过传记，我们在“史传散文”一节已约略论及；作为杰出的文学家，他更为自己所熟悉的同时代各色人等写过不少小传——人物小品。其笔下的人物除极少数属上流社会名人外，绝大多数是名不见经传的社会底层小人物——民间能工巧匠、贩夫走卒、说书艺人、伶工艺妓、禅师羽客……等等。张岱以其特殊的人生体验、高品位的艺术修养和杰出的叙事才华，将这些人物写得声口皆肖，一行一止均有其鲜活的个性。这类人物小品，大多刻画入髓，极富特色，艺术上达到极高的境界。
张岱的当代人物小品，最大的特点是能准确地把握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如上所言，他的人物小品多写的是下层小人物。与一般贵族文人相比，张岱虽亦出身世家，但对俗文化和社会底层卓有个性和才华的人物有着思想上的积极认同，这使得他对其所写对象能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和出自内心的理解和推重。惟其如此，在描写这些人物时，才笔底生风，摇曳多姿，将人物的风度神韵、神情仪态刻画得栩栩如生。如《陶庵梦忆》中写女演员朱楚生，先叙其不同寻常的戏剧才华：“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盖四明姚益诚先生精音律，尝与楚生辈讲究关节，妙入情理”，其保留节目《画中人》等，“虽昆山老教师细细摹拟，断不能加其毫末也”。接下来更深入一层，从外貌描写再深入到其内心世界：
楚生色不甚美；（然）虽绝世佳人，无其风韵。楚楚谡谡，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性命于戏，下全力为之。曲白有误，稍为订正之，虽后数月，其误处必改削如所语。楚生多坐驰，一往情深，摇无主。一日，同余在定香桥，日晡烟生，林木冥，楚生低头不语，泣如雨下。余问之，作饰语以对。劳心忡忡，终以情死。《陶庵梦忆》卷五。
全文仅一百余字，将一位才高艺绝、一生“性命于戏”、“一往情深”而又胸藏无限酸楚的女伶形象刻画得令人过目难忘。以状人论，确如王雨谦所评：“醇乎其醇”，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化境。
与此文异曲同工的是《陶庵梦忆》中的《姚简叔画》。
张岱是著名的艺术理论家、鉴赏家，在他看来，“世人一技一艺皆有登峰造极之理。”（《石匮书·妙艺列传总论》）因而他对于对“一技一艺”之“登峰造极之理”有所了悟的艺术家总是尽可能去体贴、了解其特殊性格和心情意绪，故其笔下的这类人物，即使简简数笔，便能使被描写对象神情逼肖。《姚简叔画》全文不过三百余字，开首即以“姚简叔画千古，人亦千古”十字起笔，以气势和突兀感起胜。以下则款款平叙，写其为人、交友之道：从不滥交，交则以诚。而文末以全文一半的篇幅来记简叔的两幅画作，以工笔细致描摹。在这写法上似很特别，实则作者这样写法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姚简叔是大画家，文章开首即言其“画千古，人亦千古”，以下所叙，实即为此二语之注脚，唯行文高妙，不留丝毫人工痕迹。姚简叔作为艺术家，《石匮书》中有传（《妙艺列传》），比较一下《石匮书》中的姚氏传记，不难看出，《姚间叔画》这则记友人的小品是张岱经过精心构思的，与史书中的纪传完全是另一派笔墨。
张岱写人，善于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亦十分长于以精炼之笔写人物的外貌，往往简简数笔即十分传神，声口毕肖。如《柳敬亭说书》开头写柳敬亭：“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疤，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寥寥数笔，将一个不修边幅且长相奇丑的说书艺人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样写法看似平常，实则经过精心安排构思，正是这样一位容貌不堪的人物，却有着惊人的艺术才华，“善说书……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吞吐扬抑，入情入理，入筋入骨”，其说《水浒传》武松打虎一节，“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轰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细微至此。”状其艺，堪称出神入化。作者同时不忘写其对自我尊严和独立人格的追求：柳氏说书，冠绝一时，然绝不取悦于对其艺术不尊重的听众：人“倾耳听之，彼方掉舌。稍见下人占毕耳语，听者欠伸有倦色，辄不言……”在将其说书艺术和人格特点作了充分的刻画后，文末笔锋一转：“柳麻子貌奇丑，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故其行情正等。”《陶庵梦忆》卷五。一篇短文，写法上一波三折，无论是开头对柳敬亭外貌的描写，还是中间对其出神入化的说书艺术的着力渲染，无不笔笔精妙。而最后数语以之与王月生比照，尤堪称点睛之笔。这样的文字，确达到了他论及司马迁时所说言：“不苟袭一字，不轻下一笔”，“淡淡数语，非颊上三毫，则睛中一画。”《张子文秕》卷一《石匮书自序》。描摹人物至此“活灵活现”地步，能事极矣。王雨谦称其写人“但一落笔，便刻画入髓，毛发都动”风嬉堂钞本（《水浒牌十八人赞》王氏夹评。），堪称的评。
被张岱称为“南京两有情人”的王月生、闵文水，也是张岱人物小品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人物。两篇作品写法不用，然各臻其妙。《闵老子茶》通篇全用淡语，又多用对话，如讲故事，从容叙说自己与闵文水交往、讲论茶道的过程，平实中又波折叠起，以烘托闵文水为人之奇、精茶之深。《王月生》一篇则取直写法，首句即入正题：“南京朱市妓，曲中差与为伍；王月生出朱市，曲中上下三十年，决无其比也。”接着叙述她不同凡俗的矜贵孤傲，“女兄弟、闲客多方嘲弄、侮，不能勾其一粲；精书画、解吴歌，然从不露才，勋戚大老欲与亲近或交一言亦不可能。唯与深知其孤傲之性的闵老子（文水）友善。”最后一节，寥寥数十字，犹画之点睛：
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与俗子交接；或时对面同坐起，若无睹者。有公子狎之，同寝食者半月，不得其一言。一日口嗫嚅动，闲客惊喜，走报公子曰：“月生开言矣！”哄然以为祥瑞，急起伺之，面，寻又止。公子力请再三，蹇塞出二字曰：“家去！”《陶庵梦忆》卷八。
“家去”二字，含多少辛酸，多少幽怨！一个身处社会最底层者而力图保持自己的尊严和独立人格，通过这两个字，堪称“境界全出”。张岱写人物笔力的特出之处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极善于把握人物的内心世界、精神气质，发掘人物身上特有的才智外，张岱的人物小品亦以长于状写外貌和充满机智的议论见长。他写人物外貌，虽大多仅三言两语，然用笔如铁丝银钩，摹写惟妙惟肖。如写黄汝亭：“先生面黧黑，多髭须，毛颊，河目河口，眉楼鼻梁，张口多笑。交际应酬，八面应之。”（《小蓬菜》）写朱楚生：“楚楚谡谡，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朱楚生》）写范长白：“状貌果奇：似羊肚石雕一小猱，其鼻垩，颧颐犹残缺失次也。”（《范长白》）凡写人，总能抓住最基本特征，而造语又于平常中风奇特。
作为史学家，张岱为文复极长于议论。在人物小品中，他的充满机趣的议论从不游离于所写人物性格之外，而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试举两例：
《祭祁文载文》：
昔人谓香在未烟，茶在无味，盖以名香、佳茗一落气味，则其气味反觉无馀矣。人如如此，可以悟道，可以参禅：祁文载少年博学宏文，以五经拔贡，取两榜如拾芥。而文载固一代才子也，而无才子气……文载固三十余年纱帽也，而无纱帽气……则文载又乡里之道学人也，而无道学气……则文载一付法和尚也，而无和尚气。《张子文秕》卷六。
《鲁云谷传》：
张子曰：云居心居高旷，凡炎凉势利，举不足以入其胸次。故生平不晓文墨而有诗意，不解丹青而有画意，不出市廛而有山林意。《张子文秕》卷四。
这两节议论都是紧密结合人物而发的，然极通透，充满睿智，可作为史论来读。至如其史著作《石匮书》中的论赞，更是精采至极，本章第二节及第六章已略作讨论，不赘述。
张岱人物小品多以下层人物——市井艺人、山林隐逸、“民间奇技”等为描写对象，这反映出张岱思想意识中特别值得称道的一面。他早年虽过的是“百口丛我食，奴仆伺颜色”的锦衣玉食生活，但没有来因对民间文化素有兴趣，特别是甲申国变后，自己也沦为贫民，其思想感情发生了质的变化，一些写人物的作品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也是十分感人的。试举《祭义伶文》为例。夏汝开是张氏家养伶人。在那个时代，伶人非但没有任何社会地位，连人身自由也没有。崇祯四年（1631）夏汝开病卒，张岱葬之于敬亭山，次年夏汝开逝世周年，他以主人之尊备羽牲致祭，并作长文“招其魂”，其文末云：
汝生前，傅粉登场，弩眼张舌，喜笑鬼诨，观者绝倒，听者喷饭，无不交口赞夏汝开妙者。绮席华筵，至不得不以为乐。死之日，市人行道，儿童妇女，无不叹息，可谓荣矣。吾想越中多有名公巨卿，不死则人祈其速死，既死则人庆其已死，更有奄奄如泉下，未死常若其已死，既死反若其不死者比比也。夏汝开未死，越之人喜之赞之；既死，越之人叹之惜之。又有旧主且思之祭之，汝亦可以瞑目于地下矣！《张子文秕》卷六。
将一个在那个时代被侮辱被损害的伶人与“名公巨卿”相比照，认为其价值远在那些上层人物之上，其见识实是不同寻常的。这从一个角度反映出张岱的价值观念。张岱散文之所以极具感染力，固然与他“笔具化工”、表现技巧十分纯熟大有关系，但从根本上说，题材、内容和先进意识还是根本性的因素，——试对读一下《石匮书后集》中对“膜拜贝勒”的“大老”们的严正斥责，我们对张岱散文的认识或许与一般印象中的不同：他绝不是林语堂等人所片面宣传的那种一味“空灵”的“性灵派大师”——即便笔致最为灵动的人物小品作为代表也不是！
六、张岱散文的文化学蕴涵
张岱散文之所以如此脍炙人口、耐人寻味无穷，除了文章技巧本身而外，还在于它充满了独特的文化学蕴涵。这种文化学蕴涵主要表现为：从题材到语言表达，他将中国文化中雅、俗两个系统的价值成分恰到好处地溶成一体，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躺在庙堂里吟风弄月的僵死“古典”，也不同于未经提炼的原始形态民间创作的新文风。这种新文风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进程的一种新走向。从价值取向上来说，它的“话语权力”再也不跟官方或市井心理走了，它开始定位于自我，“只自由说着自己的话”（周作人语）。
在晚明中叶以前，传统“古文”向来有自己特定的“疆域”，其文化精神从总体上说是贵族化的，民间文学一般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难以浸入贵族文化系统之中。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印刷业的快速发展和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部分士大夫文化好尚开始有所变化，审美情趣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转移。不过，就总体趋向而言，大部分传统文人对民间文化仍然是带一种猎奇的、居高临下的态度。以张岱同时代的作家而论，对民间文化或文学艺术感兴趣者颇不乏其人，但像张岱那样，因缘于特殊的人生经历、个性等原因，以一个普通参与者的身份乐此不疲则极为罕见。在他心目中，没有那种传统的“雅”“俗”之间严格分野甚或势若冰炭的观念，而是认为，所谓雅、俗只是相对而言，往往“俗”到极处恰恰也就是“雅”的极致，关键要在于历史地、辩证地看问题。化大俗为大雅之所以成为他最当行的本领，正是基这种对雅、俗关系的根本性认识。在他看来，民间之“一技一艺”与“商鼎周彝”之间在文化美学价值上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就在于他是以历史发展眼光看待文化问题的。这一点是张岱识见的卓杰处，其散文之富于文化学蕴涵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从承继关系上说，张岱散文，特别是《西湖梦寻》、《陶庵梦忆》除受到公安、竟陵两派的影响外，受南宋作家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二书的影响亦甚为明显。关于这一点，吴承学先生在《晚明小品研究》中作了较深入的发挥：“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便是作者在南渡之后所作的，全书记载了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的城郭、街坊、市容、贸易、河流以及民俗和宫廷生活等，从中寄托对北宋繁盛景象的追恋之情。作者在《梦华录序》中历数当时观赏之盛：‘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茶坊酒肆……仆数十年烂赏迭游，莫知厌足。’而这一切随着北宋的覆灭而成梦幻。于是‘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他还解释了其书取名‘梦华’之意：‘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可见他对于故国倾覆充满沉痛和怊怅之情。而《武林旧事》则是周密于宋亡以后回忆南宋旧事而作的。书中所记全是作者耳闻目睹的，凡朝廷典礼、山川风俗、市肆节物、鼓坊乐部，无不备载。他对于往昔的繁华也有一种如梦的感觉：‘时移物换，忧患飘零。追想昔游，殆如梦寐，而感慨系之矣。’（《武林旧事序》）而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二书，同样也是追忆旧朝盛事之作，也同样有一种往事如梦如幻之感，他与孟元老和周密心曲是相通的”（二四三页）。
这种广记方物、民俗，追忆旧游之作，看似“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话”（姚鼐语）的叙事方式，加之带着浓郁的哀愁和感伤的文字风格，使人把玩不尽。它“率性任直，清新空灵，兼雅趣与谐趣于一身。它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性，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无论是写景、叙事，还是说理抒情，都神韵飘举，趣味盎然”（同上二三八页）。实则，不只《张子文秕》、《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如此，《快园道古》及《朗乞巧录》，这一特点也十分明显：二书之追忆往昔、谈“胜朝”遗事，每于寻常处起笔，娓娓道来，看似平淡而充满了无限的机趣，“于今昔沧桑之变，三致意焉”（王雨谦评语）。二书均成书晚年，作者闻见更广，文字亦更加老辣而富韵致。从文化史角度言，尤值得研究者珍视。概言之，张岱散文受到孟、周二书的影响而青胜于蓝，综取众长，在明清之际相类题材的散文中，以其突出的文化学韵味和天才极致的文学水平而成为令人百读不厌的扛鼎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