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和事业上的成就，除与家世有关外，交游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的张岱，性格豪放，一生交游十分广泛。他在《祭周戬伯文》中说：“余独邀天幸，凡生平所遇，常多知己。余好举业，则有黄贞父、陆景业二先生、马巽青、赵驯虎为时艺知己；余好古作，则有王谑庵年祖、倪鸿宝、陈木叔为古文知己；余好游览，则有刘同人、祁世培为山水知己；余好诗词，则有王予庵、王白岳、张毅儒为诗学知己；余好书画，则有陈章侯、姚简叔为字画知己；余好填词，则有袁庵、祁止祥为曲学知己；余好作史，则有黄石斋、李研斋为史学知己；余好参禅，则有祁文载、具德和尚为禅学知己。至如周戬伯先生，则无艺不精，无事不妙……”《张子文秕》卷十四。仅这里提到的，就达21人之多；这些人大都是著名学者或艺术家，属贵族文化层。
与此同时，他还交结了一大批山林隐逸、抗清志士、名位不显而才高的艺苑胜流、民间“奇技”、艺妓名姬、戏曲演员禅师羽客。这些人物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对张岱奇特人格的形成，对其天才极致地触雅、俗文化为一体的文化风蕴，特别是对成就其博大的学术和文学创作，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下从张氏本人记述中择其行实可稽而对张氏影响较大者略加考述。因张岱一生精力所萃，一史学，二文学，三艺术，于禅学亦造诣极高，故所考述，大致以此别类次第先后，而不严格依人物生卒年排列；又，张氏所交，以名宿为多，故考论中略生平而详学术、艺术成就；惟隐逸和民间艺人，以其事迹鲜为人知，对张岱文化性格形成影响也较大，则尽可能详加考订。至于按节分类，只能就大体而言，交叉在所不免，这是要特别说明的。
一、“史学知己”
张岱自22岁时立志修史，自少壮至老年，结识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史学专家。其中多为论学“知己”。其撰史，自创例发凡到基本史学观点的形成，都或多或少打上了一些朋友影响的印记。其关系较深者，如周懋谷、李长祥等人，自少壮至耄耋，友谊终生不渝，对张氏史学及思想的形成关系至巨，尤堪重视。于史学亦多造诣的思想家如黄道周（1585～1645），在思想、人格方面对张岱也有不小影响，故张岱目之为史学知己。《石匮书》初成，黄道周还曾为之作序（今佚）。
黄道周，字幼玄，一字螭若，号石斋，福建漳浦人。天启二年进士。福王时官至礼部尚书；南都覆，唐王监国以之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率部至婺源与清兵作战，兵败被俘，不屈绝食死。《明史》卷二五五及《明儒学案》卷五六有传关于黄道周的传记材料及死节情形，（另可参看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三七（排印本页220—225）、季六奇《明季南略》卷八“黄道周不屈”、“黄道周志传”条（中华排印本1984年版，页314）、徐《小腆纪传》卷二三等。陈寿祺撰《漳浦黄先生年谱》所记尤详。）。有《石斋集》等传世。
黄道周是—位哲学家，在史学上颇多建树，张岱在史学和哲学思想上受过他一定程度的启发和影响（详拙文《〈四书遇〉与〈榕堂答问〉》）。他是著名学者，同时亦为乙酉（1645）著名的殉国忠烈。张岱对他为人十分尊敬，在《石匮书》后集里，虽对其与同时代诸大儒一样临危缺乏应变不无微词，但对其坚贞劲节、一往孤忠充满了无限的崇敬之情。道周同时亦为诗文、书画大家，其书“尤精楷法”，“格调遒媚，直逼钟王。”（〔清〕王文治语），且“元气淋漓”，向为鉴赏家所重。张岱与他不仅是“史学知己”，在诗文、书画方面也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为真正的同道相知。
以学术相知之深和性格相契而论，李长祥当为张岱知交第一。从现存史料看，两人初次相遇殆在鲁王监国时（1645）。而细绎李氏《天问阁集》，两人文字相交当较早，约在天启年间。张、李二人，意气相类，皆为以“书生欲跋戎马之场”者。张岱69岁时作《自为墓志铭》，指定长祥题圹，大书“有明”二字，于此不仅足见张氏品行，李氏之为人大节亦可概见。
李长祥，字研斋，四川夔州府达州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生而神采英毅”，喜言兵，以书生“侧身军旅者十七年”（全祖望《前侍郎达州李公研斋行状》）（《全祖望全集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20页。），鲁王监国绍兴，加佥都御史；江上师溃，结寨于浙江上虞之东山一带，继续从事抗清军事活动。迨“天下大定，（乃）至昆陵筑‘读《易》台’以老焉”（李隶求《鲁之春秋》卷十八，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页。）。一生事迹详全祖望《鲒亭集外编·前兵部侍郎达州李公行状》及李隶求《鲁之春秋》卷十八等李长祥的传记材料（另可参看徐承礼《小腆纪传补编》卷四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85页。）。《行状》未记生卒年，据《西湖梦寻》李长祥序“甲申（1644）三月，一梦蹊跷，三十年来，若魔若呓”之语推测，其人约1674年前后尚在世。张岱与李长祥相识约在鲁王监国绍兴（1645）前后，后半生二人关系至密。《西湖梦寻》卷首有“古夔旧史李长祥”序；岱营生圹于顶王山之鸡头岭，长祥为题圹曰“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圹”（张岱《张子文秕·自为墓志铭》）。李长祥对张岱的史才十分称赏，认为“当今史学，无逾陶庵”张岱《张子文秕·与李研翁》：“蒙台兄过誉，谓‘当今史学，无逾陶庵’。”；岱则称长祥为“史学知己”张岱《祭周戬伯文》：“余好作史，则有黄石斋、李长祥为史学知己。”。其《与李研翁》书，自述《石匮书》及其《后集》及《张子诗秕》中有关诗作（如《项王里》等），精神十分契合。如反对门户和党争，是张岱的重要观点之一（参观《石匮书》卷一八六：“朋党诸君子，只要官做，则又百计千方说不要官做，故别其门类曰门户……”；又《石匮书后集》卷三十二：“烈矣哉，门户之祸人祸国家也！”等）。李长祥对门户之争“亦耻之”（见张岱《与李研翁》）；又如反对以成败论英雄，《石匮书》及《后集》迭有论述，长祥《天问阁集》持论亦复相当（见《天问阁集》中《甲申廷臣传》、《甲申宫人传》及卷三论史诸作）。据笔者研究，在历史观方面，张岱受李长祥影响甚大，说详拙文《天问阁集》与《石匮书》史论之比较。（《天问阁集》论晚明史事，多透辟语，梁启超跋言之甚悉，可参考。）在张岱友人中，不以文名见誉当时，而“无学不精”，远超侪辈者，则以周懋谷（1588～1675）为最突出。张岱友人中，他对张氏影响远逾他人。
周懋谷，字戬伯，与张岱一生交往时间最长，交谊至深，对他一生事业影响尤大。《张子文秕·祭周戬伯文》称：“余与戬伯结发为知己，相与共笔砚者六十三载。婆娑二老，顾影相怜……兄既玉碎，弟尚瓦全，回首思之，有何趣味？”语至哀切。岱所著明史巨著《石匮书》，戬伯曾细为校正，“善善恶恶，毫忽不爽……增一字如龙点睛，删一字如除棘刺”（张岱《张子文秕》卷三《与周戬伯》。）。《石匮书后集》初稿完成后，又曾送戬伯细为删订张岱《与周戬伯》：“弟向修《明书》（按，即《石匮书》），只止天启，以崇祯朝既无《实录》，又失《起居》，今幸逢谷霖苍（应泰）文宗欲作《明史纪事本末》，广收十七朝印报，弟于其中簸扬淘汰，聊成本纪，并传崇赖朝名世诸臣，计有数十馀卷，悉送文几，祈着丹铅，以终阙设。”。二人之论史观点亦“不谋而合”（张岱语）。国家图书馆藏凤嬉堂原钞本张岱《张子诗秕》卷四有《谢周戬伯较雠〈石匮书〉》、《寿周戬伯八十》两题三首，于周戬伯对自己修史事业的巨大帮助，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氏巨著《石匮书》的修成，周戬伯是最著要的协作人。
考徐元梅、朱文瀚等纂《山阴县志》卷十四《人民传·乡贤》：“周懋谷，字戬伯，天启辛酉举人，尝集越中名士为旧雨堂文会，松陵创复社按，（《复社姓名传略》载其名，然误其字为戬国。），推懋谷为越士冠，每综辑政典边檄机宜，讨论切中时弊。值〔甲申〕国变，遁迹田间。当道或造其庐，莫能得其踪迹……年八十八卒。”《山阴县志》嘉庆八年刊本页六二七a。《县志》未记其生卒年，据笔者推考，其生卒年当为1588—1675，长于张岱九岁推考证据如下：张岱《张子诗秕》有《寿陆癯庵八十》诗一首，略云：“记余是年刚十七，遂与索心论晨夕。结发交友只三人，陆子癯庵周戬伯。交友哪得花甲周？癸丑至今六十一，戬伯九十少三年，癯庵今年跻入秩……”张岱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他17岁时正为万历癸丑（1663），而此诗写于一“花甲周”之后的“六十一”年（“癸丑至今六十一”），即清康熙十三年（1674），其时周戬伯已87岁（“戬伯九十少三年”），上推87年（虚龄），其时应为1588；又据县志“年八十八卒”，故知其生卒年为1588—1675.他们的初次结识，时在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参见《张子诗秕·寿陆癯庵八十》诗及《张子文秕·祭周戬伯文》）。
张岱负盛名，交友既广，其所交者形形色色。在他的友人中，查继佐（1601～1676）是一位情形较为特殊的人物。他曾是卓有声名的抗清义士，也是精于各种艺事的艺术名家。同时，与大多数抗清志士不同的是，他还是一位著名的讲学家，其门人势力甚众。在著名的庄铤史案中，他又是最早自首出脱者之一。张岱与他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清初社会文人生活的一个特殊侧面。
查继佐，字伊璜，号与斋，人称东山先生或敬修先生。尝讲学于杭州敬修堂。62岁时以庄铤史案牵连入狱，获释后改名左尹，号非人。精史学，有《罪惟录》、《国寿录》等存世。同时亦工于书、画，山水画尤为奇秀，传世之作有（《江流所以长图》卷载《中国名画集》第八册。）。一生事迹本末，其门人沈超所编《东山先生年谱》（有求恕斋丛书本）载之甚悉。
张岱《西湖梦寻》有“社弟查继佐”序；《张子诗秕》卷三有《读查伊璜〈三说〉》七古一首：“高轩前岁过吾庐，得见异人读异书。捕龙搏龙力不暇，急与之角有昌黎。古来作史有几个？字字皆拾龙门唾。自出手眼惟君能，廿一史中参一座。皇明史无一留，草野收藏可汗牛。老生得此全无用，助尔添修彩凤楼。家集投来集若云，其中清浊未能分。多君笔有秋霜气，—卷裁成冰雪文。古今史贵—人成，四传《春秋》辅以行。折简殷勤招及余，他年留作褚先生。”又，张岱《四书遇》也曾引“查伊璜”说经语。可见两人早年交非泛泛。
查继佐与张岱有史学及艺术方面的共同爱好。据张岱诗，继佐是在“三说”（《说造》、《说外》、《说难》）（均《罪惟录》原稿中之部分）初稿完成的“前年”去拜访张岱的；而据查氏《罪惟录》自序，《罪惟录》写作“始于甲申”（1644）（《罪惟录·东山自序》，排印本叙页l，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据《东山先生年谱》“五十三岁”条，继佐（《说外》刊成时在1653年求恕斋丛书本，27页b。），他之初访张岱的时间应在这之后。又，揆岱诗中语，查继佐曾写信邀请张岱合作修撰《罪惟录》，但张岱一向主张“自古史贵一人成”，婉言逊谢了，而于其求借材料，则慨然相许（“老生得此全无用，助尔添修彩风楼”）。
但张岱婉谢参加合作《罪惟录》的事，很可能得罪了继佐。这从《东山外纪》中可看出一些信息。案，继佐门人所编《东山外纪》卷二有一条云：“山阴前辈张（宇）宗子，留心明史二十余年，汰繁就简，卷帙繁备，欲移其草就先生（继佐）共为书，先生曰：‘昔人以〈史〉〈汉〉字多寡为优劣，固未定论；然《宋史》大浩漫，使人不见旨趣，对之辄〔欲〕卧’”（求恕斋丛书本卷二页七a）。这段话一是批评张岱书惟求浩繁；更重要的是，明明是查氏向张岱索求材料，且邀同修《罪惟录》（见上引岱诗），《外纪》却将事情全颠倒了，说是张岱“欲移其草就先生共为书”。《外纪》为继佐门人所编，记事固有不确处；但大其基本材料系闻之于查氏本人无疑，查氏因张岱拒绝同修《罪惟录》而与之有隙，说过上引诸语，当是情理中事。
谷应泰（1629～1690）在张岱中岁以前二人并无任何联系，其开始交往始于1656～1657年间。
张岱《与周戬伯》书云：“弟向修《明书》（即《石匮书》—引者），止至天启，以崇祯朝既无《实录》，又失《起居》，今幸逢谷霖苍文宗欲作《明史纪事本末》，广收十七朝邸报，充栋汗牛，弟于其中簸扬淘汰，聊成本纪，并传崇祯朝名世诸臣，计有十数馀卷……”
谷霖苍即谷应泰，顺天府丰润县人。顺治四年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员外郎。顺治十三年（1656）以户部郎中提督浙江学政，莅位后，设书舍于西湖畔，署“谷霖仓著书处”，开始主编《明史纪事本末》。经谷氏恳请，张岱曾于1657年赶杭州参与其事，同时将《石匮书》提供给谷氏参考邵廷采《思复堂文集》（绍兴先正遗书本）卷三《明遗民所知传》：“山阴张岱……长于史学……沉淫于有明一代纪传，名曰《名匮藏书》……顺治初，丰润谷应秦提学浙江，修《纪事本末》，以五百金购请其书，〔岱〕慨然曰：‘是固当公之。公之谷君，得其人焉。”，使谷得以在短短两年内编成了《本末》这部巨著。关于《明史纪事本末》的原作者是否张岱，自邵廷采及温睿临谓谷应秦“以五百金购其〔张〕书”（温说见《南疆逸史》列传39）之说始，附和者甚多，如陆以《冷庐杂识》卷九“窍人之书”条等。不确。详第一章第二节对此问题的辨析。
张岱赶杭州，是他入清以后唯一一次与清人统治下的社会发生接触——仅是文化方面、且谷氏是以私人身份而非代表官方邀请“遗民”张岱参与其事的。
以喜作翻案文章著称的著名经学家毛奇龄（1623～1713）与张岱亦曾有过短暂交往。毛奇龄《西河全集》内有《寄张岱乞藏史书》，略云：“向闻先生著作之馀，历纪〔明〕三百年事迹，饶有卷帙；即监国一时，亦多笔札……不揣鄙陋，欲恳先生门下，概发所著，汇寄姜京兆宅，钞录寄馆，以成史书。”按，《石匮书后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附录有毛氏此信。
毛奇龄，一名生生，字大可，学者称西河先生。浙江萧山人，早年曾一度参加过抗清运动，后折节为学。有《西河全集》存世。康熙十七年，应博学鸿儒荐，授翰林院检讨，入史馆修撰《明史》。他与张岱的《乞藏史书》即写于任职明史馆时。但因信中希望张岱“将〔书中〕本朝称谓一易”，为张岱继然拒绝。毛投书张岱，固是因为仰慕张氏学问，但因乞书系代表新王朝的官方史馆而为，自会为入清后遁迹山林的张岱所不理睬，此“道不同不相谋”也。
毛奇龄虽一度参加抗清，但终为清朝新贵，张岱鄙其为人，此不待辨言。惟毛氏生长浙东，以学者面目出现，对张岱充满崇拜之情。其致书张岱乞藏史书，向慕之诚，未为不真，情辞可恕。其不可宥者，乃以“新朝”价值观加诸视新朝为敌之“顽民”张宗子，在张岱看来，不故加辱侮。张岱鄙其为人，不为无故。
二、文学知己
王雨谦论张岱创作，谓其文“不主一家，而别以成其家，故能醇乎其醇，亦复出奇尽变，所谓文中之乌获，后来之斗杓也。”《张子文秕》序。不主一家而自成家，确为张岱散文的最大特色。他广交游，对艺术有极高的识鉴能力，能入能出。其一生交游，与其创作风格的形成有至为密切的关系。举凡“郦道元之博奥”，“刘侗人之生辣”，“袁中郎之倩丽”，“王季重之诙谐”，均兼收并取，合成一家之言，即所谓“不主一家而别以成其家”者。
张岱在文学界交游至广，于其时代主要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大都有所来往。其与人交，最大的特点在于能明辩良莠，吸取众长而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张岱青少年时代，最早对他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大他41岁的陈继儒（1558～1639）。
陈继儒，字仲醇、眉公，华亭人，明末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亦为张岱祖辈，因与张岱祖父张汝霖为“三十季老友”（陈继儒《序义士传》，崇祯刻本《古今义烈传》卷首。），张岱与他相识甚早，曾受过他很大影响。
据张岱在《朗乞巧录》（手稿本）中自述，他8岁时祖父汝霖带他到武林（杭州），遇陈继儒，继儒谓汝霖：“闻文孙善对，吾面试之”，因指《李白骑鲸图》曰：“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张岱对：“眉公跨鹿，钱唐县里打秋风”，使得陈继儒十分欣赏，叹为奇才案这则故事，张岱在《自为墓志铭》（《张子文秕》卷五）及《快园道古·夙慧部》中都曾提到，文字与《朗乞巧录》略有异同。）。张岱《古今义烈传》初稿成，陈继儒又为之作序，认为此书“洋洋大章，洵是持世之作”（崇祯刊本《义烈传》卷首）。在69岁时所作《自为墓志铭》中，张岱对这位文坛、艺坛前辈对自己的赏识和知遇之恩仍充满了无限感激之情。
陈继儒对张岱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诗酒风流（早年）、浪迹山水、兴趣广博，陈如此，张亦然；特别是在文学事业上，陈继儒为文“大抵沿公安、竟陵之波，务求诡隽”（《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三。），是力倡口不择言，言不择事的小品文能手，在散文创作成就上，张岱固然后来居上，但与这位前辈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于书画一道，陈继儒不仅是一位大鉴赏家，自己也精于绘事，其山水画空远清逸，尤精于水墨竹、梅，传世之作《梅花图册》，点染精妙，是晚明文人画中的佳作。张岱人品傲岸，固绝无陈氏“飞来飞去宰相衙”之习；但在文学、艺术事业上，陈氏确对张岱确曾产生过很深的影响。
在张岱一生的学术、文化有一位对其影响相当大的人物——王雨谦。王氏在绍兴是广有影响的人物，并以文学才华见誉于朋辈。
王雨谦一生与张岱交谊至厚，张岱《张子文秕》、《张子诗秕》均有王雨谦序，且细加删订评点《琅文集》序载国家图书馆藏风嬉堂抄本《张子文秕》卷首，无纪年，末署“年家社弟曲辕王雨谦撰并书”，无纪年。有“白岳”、“王雨谦印”两白文印；《张子诗秕》序亦载凤嬉抄本《张子诗秕》卷首，末署庚子（〔清顺治十七年，1660〕王潞溪识字田夫雨谦撰。两书均有王氏眉批及夹评。），《陶庵梦忆》亦有其序文。雨谦著《虎史》，张岱为之序《张子文秕》卷一《白岳山人〈虎史〉序》。其所著《廉书》，岱亦有《与王白岳（雨谦）》书细加讨论，促其“大着眼孔，冷着面皮，硬着心肠”细加删芟（《张子文秕》卷九）。又，《张子诗秕》有《寿王白岳八十》一首。张岱诗文集中提到王雨谦共有十数处，二人交往之密切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考徐元梅、朱文翰等纂《山阴县志》卷十四：“王雨谦，初名佐，后更今名，更字白岳。明末海内大乱，诸名士皆掉臂谈兵，雨谦亦受沈将军刀法，挥霍起舞，悉中程度。倪元璐戒雨谦‘藏锋锷，为万人敌’，遂折节一意读书。崇祯癸酉（1633）举于乡。南都再破，雨谦跋涉入军中，后潜身归家。国初网罗前代遗逸，雨谦同年王三俊闻（之）于津要，婉辞之，键户与女夫俞公谷共辑《廉书》若干卷王雨谦的著作，《廉书》未见，其诗文集《硕迈集》北图特藏部存有作者手稿本，笔者曾亲见，序末署“岁柔兆提格十二月雨谦撰”。俞公谷，字康先，号鞠陵。（《会稽县志稿》卷十九有传。），年九十卒。“雨廉善画，规模董、巨，清远脱欲；与王作霖辈为方外友，与蔡子佩辈为诗友，结同秋社。年八十余犹能舞百二十斤大刀。”《嘉庆山阴县志》嘉庆八年刻本卷十四人民传，乡贤，页七六b。据此，则知雨谦与张岱不仅为诗文知已张岱所列“诗学知己”中，雨谦亦为其一，（见《祭周戬伯文》。），且同为故国遗民，志同道合，在入清以后走着几乎相同的人生道路。
王雨谦对张岱的史学成就和文学才华十分钦佩（参看《张子文秕》、《西湖梦寻》王雨谦序及其评点。），特别是其《张子诗秕》序，最早深刻地将张岱作《石匮书》与司马迁《史记》相比较，称张岱（三）十年苦思，《石匮书》告成，特与《史记》并有古今。认为二者是发愤之作的典型，《史记》为“史中之诗”，《张子诗秕》则为“诗中之史”；其论张岱著述风格，尤见深刻，认为“即俾宗子（张岱）不作诗，《石匮书》中未尝无诗也”（见北图藏风嬉堂原钞本《张子诗秕》卷首。），是最早认识到《石匮书》这部史学巨著之创作动机和重大价值的评论家。
明亡以前，王思任（1575～1646）是与张家祖孙三人（汝霖、耀芳、岱）来往都十分密切的友人，与张岱文字相交尤深。因汝霖与思任为进士同年，张岱称他为“年祖”。他与张岱的笔墨之交深而且早。张岱二十岁时辑《徐文长逸稿》成，思任为之序，谓其“能箕裘祖、父之博雅”见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王季重十种杂序·徐文长逸稿叙》。按王思任为《徐文长逸稿》作序的事张岱在《与王谑庵（思任）年祖）》中也提到。岱集中有《与王谑庵（思任）年祖》、《王谑庵先生传》、《王季重先生像赞》等。《祭周戬伯文》中称之为“山水知己”。
王思任字季重，号谑庵、遂东，四明人。先后任兴平、当涂、青浦知县，刑部、工部主事，但一生宦途偃蹇，三仕三黜。“五十年内，强半林居，乃遂沉洒曲蘖，放浪山水，且以暇闭户读书”（《张子文秕·王谑庵先生传》。）。鲁王监国，起为礼部侍郎，旋进尚书。贝勒破绍兴，绝食而死有关王思任的传记资料极多，《石匮书后集》、《南疆逸史》、《小腆纪传》、《明季南略》、《鲁之春秋》等所记互有异同，尚待辨正。王思任事迹，除国破绝食死节外，最为人所传诵的是他严拒马士英败走入越的复信中语：“吾越乃报仇雪恨之国，非藏污纳垢之地。”。除了作为死节名臣外，王思任亦以文学和书画名世，文学上有《文饭小品》、《王季重十种》等存世，其诗文“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摹”（张岱《王谑庵先生传》），对后代散文发展颇有影响。论文则主张独抒性灵，是明末小品文的“一代作手”（张岱语）。书法与董其昌、陈继儒齐名，其书法真迹《自书诗赋》手卷今尚存世（藏上海博物馆）。
张岱少壮交游极广，晚年则避迹著述，“结发之友”中相与往来者仅周懋谷、鲁云谷等数人，陆癯庵亦为其一。
癯庵，未详其本名。考《张子诗秕·寿陆癯庵八十》诗云：“记余是年刚十七，遂与素心共晨夕。结发之友只三人，陆子癯庵周戬伯。交友那得花甲周？癸丑至今六十一。戬伯九十少三岁，癯庵今年跻八秩……”此诗无纪年，然揆诗中语，张、陆初次相识是在作此诗61年之前的万历癸丑（1613），则此诗之作时，岁次康熙甲寅（1674），是年癯庵年已“八十”，由引可推知，癯庵之生年当为1595，长于张岱两岁。又据岱诗，癯庵年至八十，仍“使酒骂座气尚豪”；复以善书名，“蝇头小楷斗大书”均“直能追古人”；处世则“白眼斜头看世人”（《张子诗秕》卷三），卓荦傲世，其与岱气味相投者殆以此。
与张岱在文学上来往甚密的张弘，为其族弟。张岱《祭周戬伯文》中称张弘（毅儒）为“诗学知己”。《张子诗秕》有张弘序（题曰《琅诗集小叙》）《张子诗秕》凤嬉堂钞稿本张弘序写于“乙丑（1649）重九”（原书叙二页3b），并题“张弘选”；但《张子诗秕》张岱自序作于庚子年（1654），王雨谦《叙》作于壬午年（1660），且其中收录1649～1680年的诗作甚多，可见此书已非张弘原选之貌；殆张弘选只是其中乙丑之前诗（为张选《明诗存》中之部分，参见《张子诗秕》张弘序）。张弘《纪年诗》有张岱序；又《诗秕》中有《毅儒弟作〈石匮书歌〉，答之》及《怀毅儒》二首，《张子文秕》中有《与毅儒八弟》、《又与毅儒八弟》等。
张弘，字毅儒，山阴人。选辑有《明诗存》。“发未燥、辄以全力为诗，受知于王季重（思任）、倪鸿宝（元璐）两先生……其诗深心厚力，真有出两先生之上者”张岱语，（见《张子文秕·纪年诗序》。）。他与张岱虽为“诗学知己”（上引），但对诗歌艺术的鉴赏标准颇有异同，张岱批评《明诗存》一书说：此书虽“博搜精选，具见心力”，但以“存人为急，存诗次之”（《与毅儒八弟》），且选录标准颇不统一（《又与毅儒八弟》）。现存张岱集中有与张弘两封讨论选诗的信，语言率直、坦诚，由此不仅可见两人交谊之厚，在创作及艺术鉴赏上时时互相认真磋商，同时也是表现张岱主张为文“贵我”、“宗子自为宗子”、“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艺术哲学基本观点的重要文献，弥足珍贵。
刘侗大张岱三岁，在文学创作方面，张岱也受过他一定影响。《帝京景物略》一书尤受张岱宝重。在《祭周祭伯文》中，他称刘氏为“山水知己”张岱《祭周戬伯文》：“余好游览，则有刘同人（侗）、祁世培为山水知己。”。实则二人除有山水游乐的共同爱好外，文学上知亦颇深契。刘文隽秀而“生辣”（祁豸佳《西湖梦寻》序中语），自成风格。张岱的《西湖梦寻》在体例上与刘侗的《帝京景物略》确如《四库提要》所说，有许多共同之处《四库全书总目》卷十六史部，地理类存目五：（《西湖梦寻》五卷）“国朝张岱撰……其体例全仿侗《帝京景物略》……”按，（《西湖梦寻》体例虽与《命京景物略》相类，便绝非“全仿”，比较两书即可知。）。
刘侗（1594—1637？），字同人，号格庵，湖北麻城人，崇祯六年中顺天乡试，次年成进士。后外放南直隶吴县知县，死于赴任途中。有《帝京景物略》等传世刘侗生平（参见《光绪黄州府志》十九“文苑”本传。）。
张、刘相交于何时，张集未记，然考方以智《流寓草》卷五有《赠刘同人、于司直》诗一首，方诗有纪年，作于崇祯八年（1635），其时方以智、刘侗均在南京，而据《陶庵梦忆》所载，1634～1638年间是张岱浪迹秦淮时间次数最多的时候，据此，则张、刘相识、同游殆在1635年前后。
以相知之深而言，祁彪佳在张岱相与往来的友人中为第一。彪佳虽为显宦，成名甚早，但一生强半林居，在文学上视张岱为知交密友，经常互相酬唱、切磋艺文。他们一同组织过“放生社”，1637年又与倪元璐等一同在张岱家正式组织文学团体“枫社”（见《祁忠敏公日记》），以促进戏曲及诗文创作为宗旨。
祁彪佳（1602～1645），字虎子，一字幼文，又字弘吉，号世培，山阴人。著名藏书家祁承之子。天启元年进士（《嘉庆山阴县志·选举》卷十页53a。又，同书彪佳本传。），曾官苏松府巡按。不久以侍养为名，上疏请求致仕，乡居九年。1645年清兵陷南京，黄道周等建议潞王以少师衔总督苏、松两府起复彪佳，未到任而杭州破，彪佳投水自尽，以身殉国，死前写了著名的绝命书和“含笑入九原，浩气留天地”的壮烈诗句。彪佳仕履及殉国事，明末诸史料中迭有载记，季六奇《明季南略》卷五“祁彪佳投水条”所记尤详，（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9—282页。）
祁彪佳不仅是著名的殉国忠烈，也是一位极有成就的散文作家和戏典理论家。其《寓山注》记园林景物，严整精工而清峭隽冷，“一壑—丘，皆成妙致”（《寓山注》中语），极具特色。他的《远山堂明曲品》和《剧品》，是研究我国古典曲、剧的重要文献。正因为他与张岱一样对文艺诸多领域有广泛的爱好和兴趣，两人交往十分密切。仅《祁忠敏公日记》所记与张岱往还事达数十条；《尺牍》中存给张岱的信亦达十馀封。对张岱的文学才华备极称赞，如张岱以词作见寄，他夜半“亟起燃灯，快读大作，一字一叫绝”，称张岱“为金粟后身”，并感叹词曲一道，虽“习之者众，而解者寥寥。”《远山堂尺牍·庚午》，南图藏手稿本。岱作《寓山士女春游图》，彪佳回信称：“弟正病虐，从呓吃中得披《春游曲》，不觉霍然。始信读《檄》愈头风，良有以也。感慨惧怀，是一篇极大文字！”（同上[戊寅]）；彪佳寓山落成，遍求名士题构，亦以张岱为最：“五律七绝，唯仁兄所赋有惊人句、呕心语”（同上）。张岱则称他为“山水知己”（《祭周戬伯文》），在散文创作及词曲艺术方面两人常常互相磋商（参见《张子文秕·与祁世培》及《远山堂尺牍》中与张岱有关信件。）。岱作《义烈传》，彪佳亦有序。彪佳殉国后，岱为作《和〈绝命词〉》，语极哀痛；在晚年编成的《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中，又将彪佳列为卷首第二人《图赞》赞文云：“德格国事，文山户位；一旦殉亡，弃若蔽履；危坐正经，跌跏山水；首不堕冠，足不遗履；毫无戚容，满面戏委。如斯人也，乃以四负名堂，余曰：孔子何闻，而居阙里！”（乾隆刊本《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石匮书后集》中更有描述其壮烈殉国详细经过的传纪，文字风格壮烈，极为感人，充分表现出对这位故友伟岸人格的钦敬。尤可注意者，张岱《陶庵梦忆·祁世陪》条特地记载了他梦见彪佳殉国之后促其“尽快还山，完《石匮书》”自己方决定入山隐居的故事，其视彪佳为心灵深处最为相契者于此可见一斑。
三、抗清志士与故国遗民
张岱所称为“知己”者，有相当一部分牺牲于甲申、乙酉的抗清战争中，除上两节提到的黄道周、王思任、祁彪佳等人外，尚有数十余人。他们的壮烈事迹对张岱亦有相当深刻的影响。以下择其影响较大者略加介绍。
陈函辉张岱《祭周戬伯文》：“余好古作，则有王谑庵年祖、倪鸿宝、陈木叔为古文知己。”
考陈木叔即著名抗清志士陈函辉（1589～1645）。据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二十六，函辉字木叔，号寒山，浙江临海入，崇祯甲戌进士。曾知靖江县。其为人不拘小节，喜放纵诗酒，曾为左光斗所劾。鲁王驻台州，函辉谒鲁王，希以“浙东沃野千里”之地理优势，统兵抗清，“报耻继统”。鲁王监国绍兴，拜礼部侍郎。张国维督师江上，函辉居中调度。迨江师溃，入云蜂山，作绝命词十章，投水自沉死陈函辉的传记资料，（另可参考《明史》卷三O五、《小腆纪传》卷四二、《明季南略》第二二六条“陈函辉自缢”等。）。有自作《小寒山子自撰年谱》一卷，载《台州丛书》后集。
陈函辉以气节名世，亦擅词章，“少年时落笔妙天下，笑骂皆成文章，人争诵传”（季六奇《明季南略》卷六）。又，其绝命词第七首曰：“手著遗文千卷，尚存副在名山。正学《焚书》亦出，所南《心史》难删。”其崇尚《焚书》的惊世骇俗和郑所南《心史》，与张岱如出一辙张岱以自已的《石匮书》比之于郑所南（肖思）《心史》，见邵廷采《明遗民所知传》：“公……沉淫于有明一代纪传，名曰《石匮藏书》，以拟郑肖思之《铁函心史》也”，又岱《张子诗秕》中有《借董伯英〈名山藏〉》等诗，多次以《石匮书》方《心史》，文繁不录。至于张岱之崇敬李贽，除《四书遇》多次引证李贽说经语作为“心得”之言外，《石匮书》卷二O二李贽传“石匮书曰”的议论尤堪重视：“李温陵（贽）发言似箭，下笔如刀，人畏之甚，不逮之甚，亦惟其服之甚。‘异端’一疏，庾死诏狱。温陵不死于人，死于口，不死于法，死于笔，温陵自死耳，人岂能之哉！”对李贽这位“异端”思想家的理解、崇拜之情溢于言表。以为学论，张岱称函辉为“知己”，自是深相知者之言。
倪元璐《古今义列传》稿本有倪元璐序，岱《祭周戬伯文》称之为“古文知己”。
倪元璐（1593～1644）字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天启二年进士，授编修。崇祯初，曾抗疏劾魏忠贤余党。累官至国子祭酒。为温体仁所忌，落职。后起复兵部侍郎，以母老辞归。闻畿辅被兵，冒锋北上，超拜兵部尚书。李自成入北京，自缢死。有《鸿宝应本》、《倪文贞集》等存世。《明史》有传。
倪元璐虽为显宦，然于史学，经学、文学及书画均有相当高的造诣。在经学方面，有《倪易内仪》《外仪》合二十一卷，通过阐发《易》理，抒发其“忧时感世”之志；诗文虽不脱王世贞旧格，然亦颇具特色（《四库提要·倪文贞集》）；其画则“以雄深高浑见魄力”（陶元藻语）；书工行草，“新趣异态尤多”（《广艺舟双辑》）。他于张岱，在《易》学研究上有共同的志趣，同调相知，且亦师亦友。
余增远《张子文秕》有《余若水先生传》。
余若水即余增远。增远字若水，明天启乙丑廷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清兵渡江，其兄余煌自沉死，“若水悼邦国之云亡，痛哲入之先萎，望水长号，誓不再渡，自是绝迹城市，岁庚戌（康熙八年，1669）无疾而终。”（张岱《余若水先生传》）。
案，余增远之卒年，张《传》记为1670年庚戌，似有误。据黄宗羲《余若水、周惟一两先生墓志铭》所记，他于“己酉（康熙八年，1669）十月一三日卒，年六十五”；余增远为黄宗羲挚友，他生病期间，黄还“令儿子正谊为之切脉”（《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201页。）。所记历历有据，更为可信（《南疆逸史·余增远传》亦取黄说），当以此为准，其生卒年当定为1605一1669.
徐沁《张子诗秕》卷三有《快读徐野公〈香草吟〉并贺其公郎入泮》—首，称誉野公《香草吟》传奇“力可驱山秦始铎”。岱晚年作《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又与徐野公逐家恳祈遗像（见《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张岱自序），是书之成，野公为合作者。可见两人交非泛泛。
徐沁，一名若耶，绍兴人，号野公，一号镜曲花农，大艺术家徐渭之孙，诗人、画家兼艺术鉴赏家，著有《香草吟》、《越书小纂》、《楚游录》及谈艺著作《明画录》等。岱与徐沁挨户登门祈求越中先贤遗像约在1669～1670年间。他与张岱的交往既因艺术上趣味相合，更因同样誓不仕清，以故国遗民志趣相尚。
周懋明岱《张子文秕》有《周宛委（懋明）墓志铭》，内称“余生平不喜作谀墓文”，然“老友周宛委先生去世”，谊不容辞而成此篇。
据张岱所记，周懋明（1601—1670）周懋明生卒年，张岱墓志铭称‘庚戌（1670）夏季，（先生）痛剧且革，又谓“先生寿登七十”，则其生于万历辛丑（1601），卒于康熙庚戌（1670）。为“濂溪（周敦颐）先生之后”，则懋明之祖籍为道周。其人少即聪颖，然科途淹蹇，“以奇文见斥，遂罢举业”。为人“傲岸佯狂，见人矫然愕窒，如野鹿山鸡，不可与接，一肚皮怨天尤人，磊坷不平之气，时时陡发”，所作《史断》一书，“眼前之人不足以供其唾骂，乃进而评鹜千古”，抉隐发微，最为张岱钦佩，至有“如此异人，如此异才，求之天下，真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语均（见《张子文秕》卷五。）。
张岱是一位眼界极高的人，一生傲骨铮铮，在今存张岱文集中，为人所作墓志铭仅三篇，此篇最为哀痛感人，且评价如此之高，足见两人交非泛泛，都是以“诗则昌谷之《恼公》，文则韩非之《孤愤》，赋则屈原之《离骚》”（《张子文秕》卷五。），不为时人理解而同调相知、曲高和寡者。
祁熊佳岱《张子文秕·祭周戬伯文》：“余好参禅，则有祁文载、具和尚为禅学知己。”《张子文秕》另有《祭祁文载文》等。
考祁文载即祁熊佳（？～1673）张岱《祭祁文载文》；（康熙）“癸丑（1673）八月十五日，祁文载先生解蜕而去。”。熊佳字文载，祁豸佳“胞弟”（前引周亮工《读画录》）。《嘉庆山阴县志》卷十四：“豸佳……弟熊佳，字文载……熊佳崇祯庚辰（1640）进士，除南平知县，召为兵科给事中”（嘉庆七年刻本卷十四页七十三b）。福王欲选采女入后宫，“熊佳疏争千余言”；又尝致书左良玉，谓“马士英人神共愤”，希“手刃之以谢天下”，良玉不听（同上页b）。明亡后，“当事币聘，皆却之。性嗜禅，日与老衲蒲团相对，谈世外烟霞，间呼传人奏丝竹，亲执管和之……杜门枯坐而已”（嘉庆八年刻本页七十三b）。张岱评其人曰：“文载固一代才子也，而无才子气……文载固三十余年纱帽也，而无纱帽气……居乡……又乡里之道学人也，而无道学气；甲申三月，龙蜕鼎湖，文载削发披缁，坐破蒲团十有余载……一付法和尚也，而无和尚气。”（《祭祁文载文》）又多才艺，“棋为国手，独步江南”（同上），于禅尤精，“偶谈禅理，阐扬佛法，真能使顽石点头”（同上）。张岱于这位“禅学知己”，推挹极高，赞为“绝世之聪明智慧人”（同上）；谓其一死，“屈指吾党，更无有第二人焉”。（张岱喜以禅解经马一浮评《四书遇》语，马氏评语手迹存浙江省图书馆。），与这位说法“能使顽石点头”的禅学知己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张文成《张子文秕》有康熙壬子《与张噩仍（文成）》书，就会稽当局聘张岱主修《会稽志》力辞不获允事，“一吐衷曲”。两人同修郡志共事时问长短无可详考，从张岱仅起草了十则“凡例”的情形看，殆仅数月。然两人意气相投，做事观点—致，为同调相知。
《光绪会稽县志稿》引《康熙（绍兴）府志》云：“张文成，字噩仍。博学好古。（康熙）壬子与修《会稽邑志》。文成夙负史才，《人物》一志为文成草创，同学董钦德订之。文成朴茂寡言，对人和煦，若以非议相干，则侃侃不屈。所著有《呓集》、《呓二集》。”（案：《邑志》稿多为张文成起草，而书成时则多用董钦德稿，体例驳杂，“挂十留三”，张岱于此颇致不满，见《张子文秕·与张噩仍》）张岱与张文成相知甚深。《邑志》张岱虽仅起草了《凡例》十则，未与全役。然此《凡例》仍是《邑志》全书的基本指导性文献。此殆因文成力争所致。以后续修之《会稽郡志》，亦大都附录了张岱所拟《凡例》全文祁豸佳岱《张子文秕》、《西湖梦寻》有“弟祁豸佳”序，对张岱的文学成就推挹备至，谓岱之文“有郦道元之博奥，有刘侗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丽，有王季重之诙谐”（《西湖梦寻》序二），谓其诗文“选题、选意、选字、选句，少不倔意，不肯轻易下笔”，故能“亮拔不群”，超越前贤（《张子文秕序》）。岱之诗文集内于豸佳之记载亦甚夥，《张子诗秕》有《寿祁止祥八十》（卷一），《陶庵梦忆》有《祁止祥癖》等，于《祭周戬伯文》中称之为“曲学知己”。
案：祁豸佳，字止祥，号雪瓢，山阴人，祁彪佳之从兄案，《乾隆绍兴府志》卷五四、《乾隆浙江通志》卷一八〇均谓止祥为“彪佳弟”，误。从书集成本周亮工《读画录》卷一《祁止祥》条：“祁止祥豸佳，山阴人，行五，世培中丞（彪佳）之从兄，予同门文载之胞兄也。”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所记更明。如崇初乙亥八月十一日条：“止祥兄于灯下做鬼戏，眉目生动”；乙酉六月初一日条：“……止祥兄尚有歌者携归。”又张岱有《寿祁止祥八十》诗，假如止祥果为彪佳（1602年生）“弟”，仅以年少一岁算，岱（1597—1680）长于彪佳5岁，作此访时已在1684年；岱卒子1680年，确凿有据（见拙文《张岱卒年考辨》），根本不可能来“寿祁止祥八十”。天启丁卯举人，以教谕迁吏部司务，不赴，明亡不仕，工诗，尤长于度曲，擅书画。“常按红牙板教诸子，或自度曲，或自倚洞箫和之，借以抒其愤郁”（周亮工《读画录》卷一，丛书集成本一二O页。）。又常“自谱新曲，教诸童子度之，以抒其抑塞不平之气”（《民国萧山县志稿》卷二一）；画则“入荆、关之室”（《乾隆绍兴府志》卷五四）；书法也“不在董文敏之右”（周亮工《读画录》卷二引曹顾庵语），“诗文词亦皆有致”（周亮工《读画录》卷一。）。张岱“少为纨绔子弟”（自为墓志铭），与祁同；明亡誓不入仕，与祁同；而“无艺不精”，曲高和寡，更是他们自少年至耄耋，友谊终生不渝的主要因素。
四、艺苑胜流与民间奇技
张岱兴趣广泛，于艺无所不精，一生结识了大批艺苑胜流。在其所之交中，既有名声显赫的艺术名家，亦有大量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奇技”、乐工优伶、茶道专家、禅师羽客等等。与这些人的交往，对张岱融合雅俗、形成其独特的文化风格有着非同导常的意义。以下择要介绍张岱的一些友人。
袁于令《张子文秕》有《答袁庵（于令）》书，于袁作《合浦珠》、《西楼记》评论甚悉；《张子诗秕》有《为袁庵题旌停笔书之》诗；《祭周戬伯文》中称之为“曲学知己”（《张子文秕》卷六。）。
袁庵即著名戏曲家袁于令（1592～1674）。于令名晋袁于令原名，（《顺治江陵志》谓“原名晋公”，未知何据。），又名韫玉，字令昭、凫公，号庵。清初曾以贡生为荆州知府。有《西楼记》等传奇八种及杂剧《双莺传》存世。（据《乾隆梅里志》记载，于令传世名作《西楼记》，最后一出为冯梦龙所补作“袁韫玉作《西楼记》，夜持百金求正于冯梦龙，冯曰：‘尚少一出，今已为增入矣’，乃《梦错》也。”（《乾隆梅里志》卷一八引《渔矶漫钞》），俟考）。
张岱对袁于令的戏曲才华十分欣赏，自谓“余见鹿城袁庵，舌吐三百不能合。《西楼》一剧传天下，四十年来无作者”（《张子诗秕·为袁庵题旌停笔书之》），认为“《西楼》，只一情字”，可方之于汤显祖《还魂》（《牡丹亭》）（《张子文秕·答袁庵》。），但对袁之《合浦珠》“亦犯只求热闹，不论根由，但要出奇，不问文理”之病，也提出了坦率的批评（《张子文秕·答袁庵》。）。两人互相切磋戏曲艺术，知无不言，故于令死后，张岱十分悲痛，至有“后来曲误谁能识，惟对春风吊柳七”（上引《题旌》诗）之语，两人私交之深，可见一斑。
阮大铖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号圆海、百子山樵等。人品不端，史有定论，然于戏曲却“大有才华”，凡所作“笔笔勾勒，苦心尽出”，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陶庵梦忆·阮大铖戏》）对阮大铖《燕子笺》、《春灯谜》等作品结构布局及语言艺术等方面的成就。近人刘世衍、吴梅等亦推挹甚高，参看《阮大铖戏曲四种》附录（黄山书社，1993）；陈寅恪则称许“《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伶。”（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五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43页）。张岱早年家蓄声伎，极精戏曲艺术，他虽对阮氏为人“居心勿静”批评甚烈，但早年却有一段交往。
张岱有《阮圆海祖堂留宿》诗二首，此诗无纪年。阮大铖《咏怀堂·戊寅诗》卷下有《张宗子、吕吉士、姚简淑、嵇仲举入山相访》五律二首《咏怀堂诗》戊寅诗卷下，山精舍刊本第二十页a。案，阮大铖对张岱等来访颇多感激之词，如第一首云：“感君历烟路，相访至钟林。”第二首亦有“亦有同心侣，遥遥问薜萝。其人在冰雪，相向在星河”（等语（二十页a）。），戊寅为崇祯十一年（1638），其时阮大铖避居南京祖堂山，二人相识，当在此年。
作为一个卓有见地的历史学家，张岱对“官史失诬，家史失腴，野史失臆”（《石匮书自序》）十分不满，他评论人物多能入木透底。以诗文、戏曲而言，张岱对阮氏的才华是甚为赞许甚至钦佩的，但并不因与自己有交往而稍恕其人品，在《陶庵梦忆》中即批评他“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阮圆海戏》），出色处仅在艺术方面；在《石匮书后集》中更明确指斥：“大铖在先帝（案指崇祯）时，每思辨雪逆案，蓄毒未发；至北变后，遂若出柙之虎，咆哮无忌”③（《石匮书后集》卷四八《马士英阮大铖列传》，中华书局1960年第二次印刷本283页。）。谓阮氏之败，“与被偷牛剧贼，抑又何异哉”③。从对阮大铖的评价中，亦可见张岱决不因个人恩仇而歪曲历史之语（参看《石匮书自序》）并非自夸之言。
周亮工《张子文秕》卷一有《印汇〈书品〉序》，注云“代周元亮”，此周元亮即周亮工。
周亮工（1612一1672），字元亮，又字缄斋，号栎园。河南祥符人。崇祯进士，尝官监察御史。明亡降清，任福建左布政司、户部右侍郎等职。其人品不端，仕清时又曾因贪污下狱，后获释。然颇具文才，尤精书画鉴赏（有《读画录》）。喜交游。他与张岱交往在明亡之前。以周氏之精于文物、书画，而请张岱代笔撰《汇印〈书品〉序》，亦足见张岱这方面之造诣之高。明亡前两人交往甚密，惟因周氏晚年尽焚其早年诗文稿，今存之《赖古堂集》、《因树屋书影》、《读画录》等，均无—语涉及张岱，殆因张氏为拒不仕清之大名人，周氏恐祸及己。而张岱一向讲究节操，于降清且贪酷之周亮工，入清后肯定无交往了。
姚允在岱《祭周戬伯文》：“余好书画，则有陈章侯（洪绶、姚简叔（允在）为字画知己。”又，《陶庵梦忆·牛首山打猎》提到他们1638年同游南京之事，并有“姚简叔画”条专记其人其艺，《石匮书后集》又列之于“妙艺列传”。
姚允在字简叔，绍兴人。明末画家。因“世工图画”（《石匮书后集》卷六〇《妙艺列传》），自少即擅绘事。工山水，兼擅人物。周亮工评其画，谓他“一洗浙习，尽萃诸家之长而出以秀韵，每见令人静穆，不似近人但以浮艳悦人耳目也……纪所见名胜，幅幅皆有意致。”周亮工《读画录》卷二“姚简叔”条，丛书集成本页十三。张岱亦谓：“简叔下笔淡远，一洗画工习气。其摹仿古人，见其临本，直可乱真……四方赏鉴家，得其片纸，如获拱壁。”（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〇“妙艺列传”本传，中华书局1960年版340页。）而其人“画千古，人亦千古……塞渊不露聪明，为人落落寡合，孤意一往”（张岱《陶庵梦忆·姚简叔画》，上海古籍出版社版43页。），是一位十分崇尚风节的卓荦孤高之士。
陈洪绶以生死交论，陈洪绶（1598～1652）在张岱的友人中亦是“至契”的一位。
洪绶字章侯，又字老莲、老迟，甲申之变后别号悔迟见周亮工《读画录》“陈章侯”条，丛书集成本页九。案；关于洪绶字号及生平，同时代人著作所记极多，然说法不一，以周亮工《读画录·陈章侯》一条较准确，因周、陈为“莫逆交”（《读画录》页九），对陈的字号不致记错，此依周说。浙江诸暨人，明末杰出画家。曾求学于著名者刘宗周，补生员后应乡试不第，捐为国子监生；崇祯间召为舍人，得以观宫中藏画，揣习临摹，后南返。清兵入浙东，出家绍兴云门寺为僧，一年后还俗，在绍兴、杭州以卖画为生。擅人物、花鸟、仕女，版画亦极精（对陈洪绶画的评价，除《读画录》等外，另可参看王伯敏《中国绘画史》第518—520页）。其人“才足天，笔能泣鬼，目无古人”（张岱《梦忆·水浒牌》）。传世名作有《屈子行吟图》、《水浒叶子》、《博古叶子》等。另有诗文集《宝纶堂集》八卷存世。
张岱与陈洪绶少壮时即交往极密：“天启甲子”岁与洪绶等读书于西湖之岣嵝山房（《西湖梦寻》卷二）；“庚辰年八月”同往吊朱燮元（《陶庵梦忆》卷三）；崇祯己亥又同游西湖（《陶庵梦忆》卷三《陈章侯》）。张岱作《乔坐衙》一剧，洪绶为题词，对张岱敢于在剧中“讽刺当局”表示敬佩《乔坐衙》一剧今佚，赖陈洪绶题词得以知其内容。题词曰：“吾友宗子才大气刚，志远博学，不肯俯首牖下。天下有事，亦不得闲置……《乔坐衙》所以作也……然吾观明天子在上，使其人得间而为歌声，得问而为讥讽当局之语……”（陈洪绶《宝纶堂集》卷三），知此剧殆为天启末年张岱为“讥讽”（魏党而作。）。更值得提到的是，陈洪绶费时四个月而画《水浒牌》，不但为张仍促成张岱《梦忆·水浒牌》：“周孔嘉乞余促章侯作《水浒牌》，孔嘉乞之，余促之，凡四阅月而成。”，且为之作《缘起》（文载《陶庵梦忆》卷六），并为题像赞（《水浒三十六人像赞》，载《张子文秕》），在艺术创作上二人密切合作，在中国艺术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笔。在《石匮书后集》中，张岱把陈列入了《妙艺列传》（见卷六O）。
黄皆令《张子诗秕》有《赠黄皆令女校书》七言古—首，内有句云，“余见嘉禾杨世功，齐眉淑女生阀阅……才子佳人聚一身，词客画师本宿业。”揆诗中语，此黄皆令即清初“杨世功妻”、著名书画家黄媛介。
考盛枫《嘉禾征献录》卷五十“黄媛介”条：“媛介字皆令，亦善诗文，工书法。少许杨世功氏，杨贫，以鬻为业，父母欲寒（？）盟，介不可，卒归杨。”又《吴梅村全集》卷三十一·文集九有《黄媛介诗序》（上海古籍版第722—723页）。黄皆令与柳如是亦为密友，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二十有《赠黄皆令序》。明亡后，她“毁家游吴越”（《清代画史》），流寓苏松一带，后定居杭州西湖卖画为生。据近人陈寅恪的精密考订，黄皆令自杭州往游绍兴，与祁彪佳夫人商景兰等唱和，事在顺治十五年（1658）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08页）。按，商景兰（祁彪佳妻）有《送别黄皆令》、《赠闺塾师黄皆令》等（见《祁彪佳集》附《锦囊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274页）。（祁德渊（彪佳长女）有《送黄皆令归鸳湖》、祁德渊（彪佳季女）有《送别黄皆令》等（分见《祁彪佳集》附录，第290、292页）。），其时张岱正卜居绍兴快园，二人结识当地此时。
黄皆令的作品除有诗词集《湖上草》、《离魂词》传世外，另有画作《为河东夫人（柳如是）作浅绛山水》长卷传世见《古代书画过目汇考》著录。又，黄媛介早期画作甚多，有《空翠浮烟图》（1639）、《南松轩图》（1641）等，（参看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233页。）。
彭天锡彭天锡“串戏妙天下”，是张岱最欣赏的有“奇技异能”的人物之一，张岱诗文中提到他的次数颇多。分见“彭天锡串戏”及《张子诗秕·柳麻子说书》等。
天锡生平无可详考，据阮大铖《咏怀堂诗·舟中彭天锡见过》、《同彭天锡、（张）埙之阻风慈老矶感赋》、《危城中彭天锡世兄见访共住三月岩解扁舟同下秣陵感赋》等诗（山精舍刊本），知其人本为士人，明末曾在南京缙绅间广交游。他串戏以扮丑、净为最为当行本色，张岱论及其表演艺术，谓“盖天锡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机械，—肚皮坎坷不平之气，无地发泄，特于是（指串戏）发之耳”（《陶庵梦忆》卷六“彭天锡串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其妙处“口说不出”（《陶庵梦忆》卷六“彭天锡串戏”，版本同上。）。
夏汝开夏汝开（？一1631），世本“苏人”，以伶工身份来张岱家，在张家凡四年，因张岱“为人可倚，故携父母幼弟幼妹共五人同来”（《张子文秕·祭义伶文》。）。夏汝开虽身为“优伶”，然为人至“义”，他死后，张岱饱含深情地写下了《祭义伶（夏汝开）文》，对他的为人和表演艺术作了很高的评价，谓其表演“睁眼张舌，喜笑鬼浑，〔令〕观者绝倒”；并深刻地感喟：“吾想越中多有名公巨卿，不死则人祈其速死，即死则人庆其已死，更有奄奄如泉下，未死常若其已死者”，而夏泄开虽身份至为低微，“未死，越人喜之赞之；既死，越人叹之惜之。”《张子文秕·祭义伶文》。将—个在封建时代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伶工的价值置于许多“名公巨卿”之上，这是张岱卓不寻常的识见，他同濮仲谦等民间艺人的亲密友谊，也正是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的。
王月生张岱少壮“好美婢，好娈童”，但却是一个极富真情至性的人，他所交往的艺妓都是南京“上品”，而于朱市妓王月生情有独钟，此可见其性格奇特之—斑。
《张子诗秕》有《赠曲中妓王月生》：“钻研水火七十年，嚼碎空虚辨渣滓……及余一见王月生，恍见此茶无味矣”之语；又《陶庵梦忆》卷六有“王月生”条专记其人，谓她不止容貌惊世，其行止举措亦“曲中上下三十年决无其比也”。
王月生，名月，“南京朱市妓”（《陶庵梦忆》卷六），生平不可尽悉。考明末郑元勋《影园诗稿》有《孙克咸招杨龙友、方密之、直之……诸词宗，王月生、罗小孙二美人于舟中开社……》诗，据此诗可踪迹者：其一，诗中有“奚囊倾出莲乙苦，玉腕挥来兰籍解”之句，“玉腕”句小注云：“二美人画兰”，知月生亦精于绘事；其二，王月生虽为朱市妓，然艳名噪，才名高，与一时名公方以智、杨龙友、姜开先等均过从甚密；其三，郑诗有纪年，作于崇祯十年丁丑（1637）。岱与之相识相接，时间亦大约在此前后。至若王月生之死，余怀《板桥杂记·珠市名妓·附见》中有所记载：“王月（案，即月生），字微波，母胞生三女，长即月……月尤慧妍，善自修饰，颀身玉立，皓齿明眸，异常妖冶，名动公卿……崇祯十五年五月，大盗张献忠破庐州府，知府郑履龙死节，（蔡）香君（案蔡香君即蔡如蘅，曾以三千金强夺月生归己）被擒，搜其家得月，留营中，宠压一寨，偶以事忤献忠，〔忠〕断其头，函置于盘，以享群贼。”其被杀之年不过二十岁。
何紫翔何紫翔与张岱相交甚早，万历“戊午”（1618）即与岱一同“学琴于王本吾”（《陶庵梦忆·绍兴琴派》）。《张子文秕》内有《与何紫翔》书。
紫翔仕履不可详悉。据张岱所记，其琴艺在明末绍兴琴派中颇为有名，他师从著名琴师王本吾，“得本吾〔琴法〕之八九”《陶庵梦忆·绍兴琴派》，（另可参见《张子文秕·与何紫翔》。），岱作《与何紫翔》书（载《张子文秕》卷九），与他细论弹琴“练熟还生”之法，就如何形成独特的个人演奏风格互相切磋。这封信不仅使一位卓成有成就的琴师赖之传名于后世，也是表现张岱艺术哲学主张的重要文献资料。
范与兰著名盆景艺术家、琴师。天启戊午（1618）张岱学琴于松江琴师王本吾，同学者除何紫翔外，另有“范与兰”等五人（《梦忆·绍兴琴派》）。《陶庵梦忆》另有《范与兰》一文专记其人。
据张岱所记，范与兰学琴少年师从王明泉，能弹《汉宫秋》、《山居吟》、《水龙吟》三曲；后见王本吾琴艺，大称善，“尽弃所学而学焉，半年学得《石山流泉》一曲”。其后自成风格，卓然名家（见《陶庵梦忆》中《绍兴琴派》、《范与兰》两文。）。又善种兰，并以此名家，年七十三犹乐此不疲（见《陶庵梦忆》中《绍兴琴派》、《范与兰》两文。）。
濮仲谦竹刻艺人。张岱《张子文秕》有《鸠柴奇觚记序》，专为“余友濮仲谦”刻竹作品“鸠柴奇觚”而作。又，《陶庵梦忆》有“濮仲谦雕刻”一文专记其人其艺。
案，濮仲谦名澄，以字行，金陵（南京）人。为金陵竹刻艺术的开山，同时工于刻犀和玉雕。张岱对这位民间工艺美术家评价极高，谓“南京濮仲谦，古貌古心，粥粥若无能者，然其技艺之巧，夺天工焉。其竹器，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数刀，即成佳作”（《陶庵梦忆·濮仲谦雕刻》）；称其作品“置之商彝、周鼎、宣铜、汉玉间，而毫无愧色”（《张子文秕·柴奇觚记》）。
闵文水张岱“茶淫橘虐”（《自为墓志铭》），于茶道极精，曾自作《茶史》一书此书已佚，（自序见收于《张子文秕》卷一。），在他的朋友中，有两位茶道专家：闵文水和胡季望。
文水，南京人，生卒年不详。《陶庵梦忆·闵老子茶》及《张子文秕·茶史序》记其精于茶理事甚悉，至谓“金陵闵文水死后，茶之—道绝矣”（《张子文秕·与胡季望》）。而据张岱回忆，闵文水对岱之精于茶道也极为佩服，谓“余年七十，精饮事五十馀年，未尝见客之鉴赏若此之精也。”（《茶史序》）胡季望《张子文秕》卷九有《与胡季望》书，细论茶事，称“金陵园文水死后，茶之一道绝矣”，季望“精于茶理……家多建兰、茉莉，香气熏蒸”，于茗事“独擅其美”，非自己所能及。岱于茶理之精连闵文水也“称奇”（参看《陶庵梦忆·闵文水茶》等），面对胡季望推崇如此，则胡氏擅茗事、为第一流品茶专家可知。
鲁云谷张岱《张子诗秕》有《癸卯（1663）六月鲁云谷鱼兰盛开茶话终日赋谢》七古一首，又《张子文秕》卷四有《鲁云谷传》。
云谷（？～1670）《张子文秕·鲁云谷传》：“今年庚戊三月之晦，与〔云谷〕、癯庵饮谢纬止家……次日……〔云谷〕则遗蜕在床矣”。（庚戊为康熙九年（1670）。），绍兴人，寓宝桥南。“深于茶理”，“乐此不疲”；精医术，“尤擅痈疽，更专痘疹；然皆以聪明用事，医不经师，方不袭古，每以劫剂臆见”，却往往“起死回生”。又多才艺，于乐器“无不精妙，而尤喜以洞萧与人度曲”（《张子文秕·鲁云谷传》）。张岱对这位布衣之交，十分敬佩，死后“痛悼不已”，评其人曰：“云谷居心高旷，凡炎凉势利，举不足以入其胸次。故生平不晓文墨而有诗意，不解丹青而有画意，不出市而有山林意”（同上），技奇，艺奇，人更奇，故张岱以之为“密友”（同上）。
具德和尚岱与具德和尚为“禅学知己”，文见上引。又《西湖梦寻》卷二《灵隐寺》文后附岱自作“寿具和尚并贺（灵隐寺）大殿落成诗一首。
据岱《西湖梦寻·灵隐寺》：“具和尚为余族弟”语，知具和尚俗姓张。考《灵隐寺志》，灵隐寺毁于崇祯十三年，“费八万金”，“历三年”，主持重建者为静涵禅师张有誉。有誉早年为京官，在弘光朝复官工部主事，见国事不可为，不辞而遁，削发为僧。据近人陈垣考订，静涵为著名禅师继起（1615～1672）弟子陈垣《清初僧诤记》卷二：“鱼山熊开元、静涵张有誉，庵僧鉴青，皆继起弟子”。（见中华书局1989年第二次印刷本39页。），是则静涵之学为济宗一系。
又据张岱自述，他于丁酉岁（1657）“往候”具和尚，其时灵隐寺“大殿尚未起工”，“逾三年大殿方丈”落成（张岱《西湖梦寻·灵隐寺》条。），由此可以推知，《寿具和尚并贺大殿落成》诗当作于顺治庚子（1660）年。
又，具和尚静涵为岱“族弟”（见上引岱文），其生卒未见载记，然岱《灵隐寺》文中记他于“丁酉”（1657）年问具和尚“大殿何时可成，和尚对曰：“明年六月，为弟六十……”，丁酉之“明年”为戊戌（1658），由此推知，具和尚之生年当为1599，小于张岱两岁。
金堡岱《西湖梦寻》前有署为“武林道隐”者序，此武林道隐即释道隐——金堡。
金堡系清初江南抗清义师中的名人，与瞿式耜、张煌言等关系均至密，在永历政权中以直谏声著；为僧后仍秘密从事反清复明活动，有《遍行堂集》存世。清初诸野史及今人考论其人其事者甚多，陈垣《清初僧诤记》所述尤确，不赘。惟其为僧后之佛号，除道隐淡归等而外，又称性因和尚，此见于其《上孔有德书》（见季六奇《明季南略》396条），附记于此。
另外，张岱与民间音乐家李玉成、王本吾、王侣俄，画家曾鲸（波臣），园林艺术家范长白，篆刻家胡兰渚，说书艺人柳敬亭，微雕艺术家王二公（王子一），弹词表演专家范昆白等均有深浅不等的交往，有的还是他的家中常客。难能可贵的是，他与这些人的交往全然不是出于居高临下式的好奇，而是真正认识到其不可忽视的真正艺术价值，出于对“世人之一技一艺，皆有登峰造极之理”《石匮书·妙艺列传》，抄本卷二一。的理性认识。这一点在那个时代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张岱在文学、史学和艺术理论上之所以卓有特色，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能将贵族文化形态的东西与正兴起的民间文化中的精华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这是他不同于众的卓越之处。比较一下其同时代古典形态贵族文化修养极高的钱谦益等人，张岱能领时代之先声的特点无疑显得十分突出。他同时与上、下层艺术家交往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这确乎反映了文学、艺术在明末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走向，而张岱之所为正反映了这个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