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巴金
1980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组团访日，团长是巴金，副团长是冰心、林林、还有艾芜、公木、杜鹏程、敖德斯尔、邓友梅等作家。冰心老人当年80岁，巴老76岁，考虑到两位老人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太好，所以巴老女儿李小林，冰心女儿吴青随行，照料二老生活。全团12人，翻译只有我一个，临行前忙得天昏地暗。
巴老是3月20日来到北京的，我去国务院第一招待所看他。我到作协工作不久，过去虽读过许多巴老的书，但还没见过巴老，这一次给巴老当翻译，心里很紧张。一路上我就想，见到巴老，我应该说什么呢？他是大作家，我是小翻译，干脆给巴老鞠个躬吧。
走进213房间，一位戴着眼镜，身着蓝色中山服，满头白发的老人站起来，伸出了手。我忘了鞠躬，赶忙迎上去，握着他的手说：“巴老，我是小陈。”巴老说：“你是和我们一起去的翻译吧？”我说是的，我的日语不好，请巴老多指教。巴老笑了，说：“我可不懂日语呀！我是四川人，说话口音很重，不太好懂，会给你翻译带来困难，请你多帮忙了。”
我说您刚才讲的话，我都听懂了，四川话独有一种音乐美，我很喜欢。
213房间很小，两张床，再放两张沙发，就已经很拥挤了。我说巴老客人多，房间太小了，来两三个人，连身都转不开。巴老说：“很好，很好。开人大，开文代会，我都住在这里，没关系的。”
我汇报了出访的准备情况，并说日方强烈要求巴老在日本举行一次讲演会，如果能写出讲稿，就可以译好带到日本去，免得到时候来不及。巴老说：“讲稿已经写好了。”说着拿出了《文学生活五十年》，大约有7000字，抄写得清清楚楚。
这时，服务员进来说，这个房间太小了，还是换一间大一点的吧。我也帮腔说，换一间吧，这间房子我进来都觉得憋得慌。巴老没有继续坚持，随和地说：“也好，也好。”
第二天下午，我下班回家时，顺便给巴老送去一些有关日本的资料。巴老昨天说好久没去日本了，得熟悉一下情况，还有日本诗人松尾芭蕉写鉴真和尚的俳句，他忘记了，叫我帮他查一查。
我敲了几下门，里面没有动静，又敲了一下，听里面说：“请进来”，便推门进去，看见巴老手里拿着一本《当代》。他刚才在专心看书，没有听到敲门声。我把材料交给巴老说，咱们这个团很大，又都是名作家，我很紧张，正忙着看有关资料，熟悉作品。我感到当文学翻译很难，无边无际。这句话说的是屈原、李白、杜甫，下句话可能就是雪莱、拜伦，甚至是萨特、海明威，临阵磨枪都不知怎么磨，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巴老说：“你不要担心，去几次多谈谈就有经验了。小高（高行健，原作协法文翻译）去年到法国不搞得很好吗？我前几次去日本，有位女翻译叫安淑渠，还有一位叫刘德有，他们日文都很好，工作也认真负责，代表团和日本朋友对他们评价很高。”
我说安淑渠同志还在《人民中国》杂志社，刘德有同志当了局长了。
巴老说：“当局长可以，但最好别丢了专业。培养一个人很不容易，要花许多时间，很多钱。”
我说，昨天我陪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先生去见阳翰笙同志，也谈起过这些事。清水先生对一位敦煌学专家去当文化厅副厅长大惑不解。他说这是个宝贵人才，应该为他创造条件搞研究，而不是叫他去当官。
巴老说：“是这样，我赞成。有些作家写了几篇东西就去做官了。做什么官呢？作家就是要写东西，不然还算什么作家呢？当了官，心里还想着写作，不安心，工作做不好，创作也没搞好，我看还是应该叫他们写东西……”
从巴老那里出来，骑着自行车回家，心里踏实多了。巴老是个和气的人，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给他当翻译，我不会紧张的。
巴金与日本读者
在东京的朝日讲堂，巴金发表了《文学生活五十年》的讲演。偌大的讲堂，座无虚席，一些后来者，只好坐在台阶上、走道上。一位日本朋友说，日本的生活节奏快，大家都在忙自己的工作，如果在星期日讲演，人可能会来得多些，但能坐满讲堂的2/3，也就到顶了。今天是星期四，居然来了这么多人，实在出乎意料。很多人是从外地来的，请假来的，我们事先估计不足，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否则可以找一个更大的礼堂。
巴老讲完话，人们一时还未意识到，过了一会儿才响起稀疏的、继而热烈的、海潮般的掌声。人们迟迟不愿离去，好像还期待着什么，纷纷站起来，尽情地鼓掌。一些人离开座位向前台涌来。
清水正夫先生领着巴老从台上直接回到了后面的休息室，但还没等巴老坐稳，读者们就蜂拥而至，把休息室前面的走廊堵得水泄不通。从埼玉县赶来的若生爱子，在会场上写了一封信，要亲自交给巴金。她在信中说，“我在中国工作时，就读过巴金先生的《家》，深受感动。今天能听到先生的声音，非常高兴。我现在每周和朋友们搞一次读书会，下一次我们将读先生的《家》。”
一位研究巴金的大学生因为有事不能来听巴金的讲演，感到非常遗憾，就委托他的母亲向巴金转达他的问候和敬意。请假来听讲演的平田百合子说：“巴金先生用笔来探索人生，他的真诚和执著令人尊敬。”有几位青年一直跟在巴老的身后，但没有说话的机会，恳切地跟我说，能否要一张巴老的名片。
人越来越多，有请巴老签名的，有想和巴老照相的，有来表示敬意问候的，有来采访的……急得接待事务局的清水正夫和西园寺一晃先生团团转。他们的确很难办，阻止吧，这些人都是巴老的读者，不能伤了感情；不阻止吧，巴老刚讲完话，还没喘口气，又怕累坏了老人。清水和西园寺两位先生是见过世面有丰富经验的人，一时也想不出好主意，只好并排站在门口，委婉地向热情的读者们解释，说巴老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请大家谅解。然而，还是不断有人“闯过封锁线”，走到巴老身边，握手问好。
当我们乘新干线由广岛前往京都时，途经一个小站，停车一分钟，这时站台上出现一条横幅标语，上面用斗大的汉字写着“欢迎中国作家巴金先生”，几个手拉标语的人挥手向车内致意。他们笔挺的西服上，隐约可见雨水打湿的痕迹。车窗是密封的，彼此无法说话，但从他们的手势、表情、眼神可以看出他们内心的激动。不知他们的姓名，不知他们从哪里来，更不知道他们怎样得悉巴金经过这里，但他们来了，冒着大雨来了，向巴老表示他们的敬意。
巴老看到那条标语，心情也不平静，走到车窗前，向这几位不知姓名的朋友招手。车徐徐开了，那几个人深深鞠躬送行。巴老也站在车窗前，恭恭敬敬地向他的读者深深鞠躬，之后缓缓坐下，默默地沉思什么。
京都到了。巴金刚刚走出车门，一位戴眼镜的女士从欢迎人群中迎着巴金走来。她紧紧拉着巴老的手，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亲切地谈起来。原来这位是巴老第一次见面的“老朋友”岛田恭子女士。岛田毕业于大阪外语大学中文系，大学时代读过巴老的《家》。她结婚后，生了孩子，成了家庭主妇，整天围着丈夫孩子转，听着锅碗瓢盆交响曲，内心极为苦闷，难道我的一生就这样度过吗？她不甘心，但日本已婚妇女大多如此，自己也不能免俗。痛苦中，她想到了《家》中的觉新、觉民、觉慧。她当然不是要离家出走，但要为自己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于是她开始学习研究丢弃已久的中国文学。当时，中国正在革文化的命，巴金正在“牛棚”里，她无法买到巴老的书，后来托人从香港南国出版社买来了《巴金文集》，用两年时间读完了近400万字的作品。
正在这时，她从报纸上看到巴老还活着的消息，马上给上海作协写了一封信。1978年7月，她收到巴老的回信，信中说：“在我遭受‘四人帮’迫害的时候，你还买我的书，读我的书。你对我的信任和理解，我非常感谢。”
后来，岛田恭子开始编撰巴金年谱，每有疑问，就写信请教，巴老总是热情回信，解答疑难，不断的书信往来，使他们成为不曾见面的老朋友。这次岛田听说巴老到京都来，撇下家务和工作，主动来义务服务。岛田恭子激动地说：“见到您，我真高兴。”巴老说：“你对我的信任，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感谢你……”
在长崎举行的酒会上，中川和夫先生拿来了两本县立图书馆藏书。一本是由岛静子、冈崎俊夫翻译，1952年筑摩书房出版的《寒夜》一本是由冈崎俊夫翻译，1953年岩波书店出版的《憩园》。纸张早已发黄，书页上有汗渍和手印，原来的书皮早已破碎，重新包上了牛皮纸。20多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借阅，借书卡片已更换多次。中川先生请巴老签字，巴老在扉页上写道：“来到长崎，我实现了四十几年前的心愿。”
我问巴老，四十几年前的心愿是指什么？巴老说，“1934年我第一次到日本时，就想到长崎看看，但一直没有机会。”当时他在日本写的文章，后面的地址都落的是长崎，这样写是为了不暴露行踪，也流露出他对长崎的憧憬，以后又三次来日本，但也没有到长崎，今天他终于来到了这个与我国隔海相望的城市，实现了46年前的愿望。
中川和夫举起巴老签名的书，当场宣布：从此这两本不再外借，将作为长崎的一份财富永远珍藏起来。
在日本访问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人拿来纸笔，请巴老题字留念。忙完白天的日程后，我就捧着纸笔到巴老的房间去。说句老实话，我有点心疼巴老，怕他累坏了。访问参观的项目排得满满的，完全是以日本速度在运转，连我都有点吃不消，更何况上了年纪的巴老？但巴老好说话，不管是地方行政长官，社会名流，还是一般读者，他都是有求必应。
日本有一种方块硬纸板，一尺见方，上面有一层宣纸，专用来题字写诗，日语叫“色纸”。我每天晚上都要送几张到巴老的房间，上面附着求字者的小纸条，第二天早晨取来交给接待委员会。有一次，我数了一下，竟有十几张。巴老又特别认真，不是写上名字就完，总要根据不同的人，写下一句有意义的话，为此不知花费了多少时间。我希望巴老别答应那么多，少写几张，多休息一会儿，但巴老却说：“我们作家是靠读者养活的，要为读者服务。”
中国作家代表团将由长崎乘飞机飞往上海。候机室里，来送行的人很多，几位日本朋友依依不舍，流下了惜别的泪。巴金的眼圈也红红的，与送行的人一次次握手，一次次告别。
这时，有一位日本老人走来，对我说，他是巴金的读者，从报纸上知道巴金先生今天回国。他坐了1个半小时的汽车，赶到机场来为巴老送行。他说：“我知道巴金先生很累，我不说话，只想和他握个手，表示我的敬意，可以吗？”
我走到巴老跟前，讲了这位读者的请求，巴老马上走过来，握住那个人的手说：“谢谢你特意赶到机场来。”
那个人，信守诺言，紧紧地握住了巴老的手，但一句话没说，之后深深鞠了躬，转身走出了候机大厅。他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我至今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巴老的读者。
巴老对读者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把读者当做知心朋友，主张把心交给读者，因此他也得到了读者的心。
我不会写诗
日本京都的岚山，古称荒癉山，是丹波高地一座不起眼的小山，但在镰仓时代，后嵯峨天皇在此大兴土木，建造离宫，移植樱树，使这里成为春赏樱花秋观红叶的名胜之地。
这里有渡月桥、法轮寺、小督癊等古迹，但对于中国人最有吸引力的，是坐落在大堰川北岸龟山公园内的周总理诗碑。
诗碑是日本各界人士集资兴建的，上面镌刻着廖承志手书的周总理诗《雨中岚山——日本京都》，碑后日文是：为纪念1978年10月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为表达京都人世世代代友好的心愿，在这渊源深远之地建立伟大人物周恩来总理诗碑。
我们随巴老、冰心、林林，日本剧作家依田义贤等一起来到岚山。巴老走在最前面，手捧着一束鲜花，他低着头，好像在想什么，脚步格外迟缓。走到诗碑前，巴老献上鲜花，与大家一起向诗碑鞠躬。
摄影留念后，大家走进日本式茶室休息。对面是苍翠的岚山，一片片、一簇簇盛开的樱花，如缥缈的绯红色的云霞，山下，大堰川清澄碧透，蜿蜒东去。这时，冰心老人拿过笔记本，挥笔疾书，记下了当时的万千思绪：参谒总理诗碑，谨步总理“大江歌罢棹头东”原韵：
高歌直下大江东，
力挽狂澜济世穷。
仰首默吟低首拜，
岚山一石一英雄。
1890年4月10日冰心
巴老接过来，念了一遍，说写得好。依田义贤先生要求写给他做纪念，冰心老人拿出一本随身携带的周总理诗集，写在扉页上。
我说，巴老，您也写一首诗吧。巴老说：“我不会写诗，你们替我写吧。”我说：“我替您吃饭还行，别的可替不了。”巴老笑了。他坐在茶室里，眺望远山，喝着甜米酒，口里念念有词。我以为巴老在作诗，但仔细一听，是背诵冰心老人刚才写的那首诗，不由得一惊，一个76岁的老人，居然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
我说“巴老，您的记忆力可真了不得，看一遍就能背下来。”巴老说：“我年纪大了，记忆力不行了。年轻时，能记住，现在虽然当时能记下来，但过不了几天就忘了。这首诗写得不错，所以一下子就记住了。”
大家谈起了诗，巴老说：“艾青的诗，写得好，有形象，译成外文也很受欢迎；他的知识面广，视野开阔，诗的内容也丰富。”
在回来的汽车里，冰心老人说：“我们上次到日本来，听说日本人发明了一种打弹子的游戏，日语叫‘扒金库’，与巴金的名字差不多，所以我们就封老巴为‘扒金库’老板。”巴老笑着说：“我还能当老板，那可要发财了。”
在巴金家做客
中国作家代表团从日本长崎回到上海已经两天了，明天大家就要离开上海各奔东西，十七天朝夕相处，相依为伴，过得充实而愉快，一想到即将分手，都有些恋恋不舍。
我们这个团有巴金、冰心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的人品和文品深受日本各界人士的敬重。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隆重接待。到达东京的第二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就在首相官邸接见全团，因为他年轻时读过巴金的书，是巴老的读者，到外地后，均由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出面接见，作为作家代表团，享受如此高的外交礼仪，是过去没有过的。
有人说，咱们走之前再去看看巴老吧，大家一致赞成，巴老虽然住在家里，但也参加团里的总结会，天天见面，不过，离开上海前，我们还想再看看他。
巴老当年76岁，虽然头发全白了，但身体还好，走路慢一些，但脚步稳健，他不是我们团年纪最大者，冰心老人大他4岁，整整80.在我们团里，对巴金有两种称呼，我们叫巴老，冰心称老巴，相同的两个字，位置一调换，意思大不一样，难怪老外搞不大明白，汉语实在太奥妙了。
坐在汽车里，远远就看见巴老站在门口，春风吹着他的白发，象飘荡的芦花，我们跟在冰心老人后边，走进巴老的小院。
这是一栋花园洋房，房子前面是一片松软的草地，种着玉兰树、樱花、月季花。樱树不高，满枝绯红的花朵，只是时令已过，在即将凋谢的樱花下，已长出嫩绿的叶。
巴老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先去叫外孙女起来，一起在院子里散步，然后埋头书桌前，开始工作。
大家走进客厅，坐下来喝茶闲聊，有人问：“文革中没有把你赶出去？”
“当时楼上都封了，贴了我几千张大字报，说我是卖国贼，反革命。”
“书呢？”
“我写的书，各种版本都给抄走了，散失不少，别人的书，他们没有拿。”巴老说着，把签好名的书送给大家，一本是《爝火集》，一本是《往事与随想》。
我和杜鹏程想看看巴老的书房，上了二楼，巴老的书房，四壁都是书柜，外文书和辞典占据了很大的空间，有日、英、法、俄、世界语书刊，还有一些线装书，但不多，里面靠墙的地方，放着一张写字台，上面堆满书刊、文具、稿纸、显得很凌乱。这是巴老晚上写作的地方，外面的一间，光线很好，也放着一张写字台，是白天写作的地方。桌子上放着一张夫人肖珊的遗像。巴老每天与夫人相对而坐，在夫人的亲切目光下工作。
我们从书房出来时，巴老陪冰心老人上楼来，巴老说：“小陈，你需要什么书自己随便拿吧。我这里买书方便。”
我在巴老的书柜里拿了一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往事与哀思》，并在扉页上写“巴老家的书，可以随便偷，随手拿了一本，留作纪念，算是开头。”我读给巴老听，巴老笑了，连说：“好的，好的”。我说：“巴老如果同意，就请您签字画押，以后我可要在偷特偷了。”巴老拿起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表示授予我随便偷书的特权。
我们告辞出来时，巴老一直把大家送上车，又特意走过来对我说：“您什么时候想偷书，什么时候来，我随时欢迎。”大家都笑了，说今天出了个小偷。
巴老是喜欢青年人多读书的，从1980年以后，巴老每出一本书，都忘不了我，有时是自己亲自打包写地址寄来。如今我的书房里有几十本巴老的书，都是巴老送给我的，这些书使我明白了许多为人为文的道理。
三份生鱼片和两杯酒
当翻译是个苦差事。
不知底细的人，以为这种工作很风光。其实，个中甘苦，只有自己知道。在宾主谈笑风生中，翻译的大脑就像个交换台，不断把A语变成B语，再把B语变成A语，而且必须全神贯注，一丝不苟。这种强脑力劳动，几个小时下来，筋疲力尽。
这些姑且不论，单说吃饭，就是“吃说难以两全”的难题。主人热情，口若悬河。客人机敏，妙语连珠。宾主觥筹交错，欢声笑语，翻译两边传递，忙得不亦乐乎，口腔超负荷运转，也就没有了吃饭的时间和空间。
记得我刚当翻译时，一位有经验的老翻译看我顿顿吃不饱饭，面黄肌瘦，对我说：民以食为天，当翻译得学会吃饭，在宴会上，你千万别吃硬的、带刺的、不好嚼的东西。你要挑那些软的，没刺的，一嚼就烂的，甚至急眼时不嚼也能吞下去的东西吃。
我虽然得此秘传，但生来愚钝，每有宴会，还是十有八九食不果腹。我总以为这是工作，嘴里含着东西讲话，终究不雅。
从事外事工作二十余年，在异国他乡留下许多斑驳杂乱的记忆，但对于一九八〇年春天，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那个团很大，有十二个人，而且都是海内外有影响的大作家。当时我来作家协会不久，对团长巴金、副团长冰心、林林，还有艾芜、公木、杜鹏程等作家不熟悉，心里很紧张，忙着阅读他们的作品，了解他们的创作风格。全团就我一个翻译，行前我也充分做好了饿肚子的准备，带了一些牛肉干、饼干等，以备不时之需。
但出乎我的意料，这次出访，我居然没有掉肉，以同等体重出入国门。
我是翻译，所以常常坐在巴老、冰心老人身边。他们总是说，年轻人，多吃点，别剩下，为我夹菜添饭。有一次吃生鱼片，巴老看我吃得香，说：“我这一份，你也吃了吧。”冰心老人说，“还有我这一份，也请你代劳。这是生东西，喝几口酒有助于消化。”我本来滴酒不入，但老人家这样讲，我就喝了一杯日本酒。那清纯微甘略苦的酒喝到肚里，我的脸红了，眼睛也红了……
巴老是团长，经常要讲话。他总是看我吃得差不多了说，我要讲几句话。我跟在老人家身后，走到话筒前。巴老讲话时，眼镜总是滑到鼻尖上，微闭着眼，讲两、三句停一下，叫我翻译。他那从心里流出的真诚话语，常常赢得一片热烈的掌声。我说，巴老讲得真好。巴老说，你译的好。我说，我译的并不好，但给您当翻译，我不紧张不害怕倒是真的。
代表团回到上海后，巴老在静安饭店为大家饯行。巴老颤颤悠悠地举着一杯葡萄酒，慢慢走到我身边说：“小陈，全团你最辛苦，我谢谢你。”
我一仰脖，把这杯葡萄酒全灌了下去。当了这么多年翻译，什么人没见过，什么滋味没尝过，一时间，酸甜苦辣，百感交集，怎么能不感动？
十二年过去了，那三份生鱼片和两杯酒至今其味无穷，这是一种理解、尊重、温暖。
巴金与山崎的谈话
1980年秋天，日本报告文学家山崎朋子来中国采访，为她写亚洲妇女史收集素材。在北京采访后，我陪她到上海。
山崎到北京之后就提出，到上海时希望能拜会巴老。我与上海作协联系，徐铃同志说，巴老最近身体不太好，总感冒咳嗽，届时如果巴老身体情况允许，是愿意见的。
山崎是日本文坛非常活跃的女作家，作品多，影响大，人也漂亮，可谓才貌双全、风姿绰约的女强人。1979年在中国放映的日本电影《望乡》，就是根据她的长篇报告文学《山达根八号妓院》改编的，其中的女作家三谷圭子就是她的化身。电影放映后，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巴老《随想录》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即《说“望乡”》、《再谈“望乡”》，就是为这部电影辩护的文章。巴老不仅肯定了这是一部好电影，而且对于其中的女作家三谷圭子给予很高评价，说“她真正做到了和阿琦婆同呼吸，真正爱上了她的主人公。她做得那样自然，那样平凡，她交出了自己的心，因此也得到了别人的心。
山崎知道巴老为《望乡》辩护后极为感动，所以非常希望拜访巴老，当面表示她的感谢和敬意。
见面那天，巴老身体积确实不太好，脸色苍白，声音嘶哑，还不时咳嗽。
本来说好这次是礼节性拜会，但山崎朋子是报告文学作家，谈着谈着，就变成了采访，谈了妇女解放问题，巴老对青年作家的希望，写作计划，文革中的经历等等，整整谈了两个小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原子弹问题。
山崎说：“我生在长山崎，长在广岛，对这两个地方很有感情。听说先生今春天访问日本时，特意到了这两个城市，归国后写了一篇文章《访问广岛》，开头第一句话是：这次访问日本，我实现了二十多年的心愿：我到了广岛。”
巴老说：“我还写了一篇，叫《长崎的梦》，还没有发表。”
山崎说：“长崎和广岛毁于原子弹。中国也有原子弹，不知先生怎么看？”
巴老说：“只一个国家有原子弹，原子弹就会爆炸。多几个国家有原子弹，相互制约，原子弹就可能不会爆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只美国有原子弹，就爆炸了，炸在长崎、广岛。如果人类把钱花在和平事业上，不去制造原子弹，当然更好，但世界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没有办法。虽然遗憾，但为了原子弹不爆炸，不能只有一个国家有原子弹。“到广岛，实现了我二十多年的愿望，感到很高兴。广岛已经从废墟中站立起来，成为一个美丽的现代化的城市。我看见了和平力量和建设力量的巨大胜利。我感觉到任何原子武器、核武器都摧毁不了的人民的力量。我也看了和平公园和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自己的感想：‘全世界人民绝不容许再发生1945年8月6日的悲剧。世界和平万岁！’我看到了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亲身体验到了人民对于和平的强烈愿望，因此，我对人类的未来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的。”
山崎说：“原子弹毕竟是杀人的武器。先生说多几个国家有原子弹，相互制约，才能制止核战争，我还是不能理解。”
巴老说：“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你可以不理解，也可以不赞成，这没有关系，但事实是，35年来，天天叫核战争，谁也没敢用，这一点就很能说明问题。”
以后我多次在巴老会见日本作家、记者时当翻译，但没有再谈及过核武器问题，不过，我发现巴老在回答各种问题时，总是实事求是的，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懂就直言相告我不懂，能回答多少就回答多少，从不说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话。他的真诚和坦率，能使很刁钻的记者变得心平气和。
作家要争光不要争官
一九八一的四月十一日，巴老到北京来，住在国务院第九招待所，离作协不远，我去看他。
小林外出办事，还没有回来，巴老一个人坐在房间里看书。他让我坐在他身边，起身要给我泡茶。我说，巴老您别动，还是我自己招待自己吧。我不知道巴老是来开会还是办事，但下午巴老没有事，于是就聊起天来。巴老平时话不多，但喜欢和熟人摆龙门阵，他说聊天不紧张，也不累。到巴老家里时，我们几个年轻人又说又笑，山南地北，海阔天空，巴老从二楼书房下来，坐在我们旁边，听我们吵吵嚷嚷，饶有兴趣的样子，偶尔也插一两句话。
巴老说，我最近看了一些小说，中篇评奖的小说也都看了，觉得近几年的文学上的收获很大，比三十年代的作品多，质量高，题材广泛，超过了三十年代，令人高兴。比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就写得很好。
我说，今年《十月》第二期，有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我看了，很喜欢。
巴老说，我回去也找来看一看。
巴老对近几年文学事业的发展，由衷的高兴。一谈起来，有说不完的话，记得去年秋天，日本著名报告文学家山崎朋子拜访他时，问及中国青年作家的情况，巴老了谈了许多。
巴老说：现在，中国文坛上新作家，年轻作家很多，很活跃，各省都有，因此也比较普遍。他们有生活，有感受，有话要讲，所以拿起笔来写作。他们写的，全是新的东西，没有旧的痕迹。来势猛，人数多，产量高，这是大好事，我心里感到高兴。我们这些老人，应该帮助他们，爱护他们，尊重他们。年轻人把我们抛在后面，跑到前面去了，值得庆贺。也可以说，本来就应该这样，文学事业才能发展，繁荣。
我说，一些很有才华的作家，在创作势头很好的时候，却走上了领导岗位，繁杂的行政事务缠住了他们的手脚，以后恐怕很难静下心来写东西了。
巴老说：有人认为作家的地位低，想去做官，我不太赞成。我并不认为作家比官的地位低，也不想争官。作家要写作品，要为国家、民族争光，而不要争官。要在文学上下工夫，在艺术上不断探索，写出好作品来，这才是作家的正业。作家要有自己的思想，不要有风吹草动就跟着转。中国人民在十年浩劫中吃了苦头，应该吸取教训。我觉得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没有不希望中国繁荣昌盛的，在这个基础上，大家齐心协力，事情就好办。
巴老又说：《随想录》第二集已经编好，香港很快就要出来了，但国内还没有出。这一集中有两篇关于赵丹的文章。赵丹在临去世前，讲了一些话，我以为他讲得好，因为他怎么想就怎么说。我们这个民族，要讲实话，事情才能办好。把缺点问题都讲出来，目的是走正确的路，这对于国家民族有好处，不要一听到缺点就觉得刺耳才好。
最好的礼物是友谊
1982年9月，日本北海道新闻、亚非作家日本员会联合访华团，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访问了一个月，最后到达上海。回国前，全团去拜访巴老。
这个代表团由获芥川文学奖的作家高桥揆一郎、巴金的老朋友女作家丰田正子、画家赤穴宏、摄家座光寺昭曲、文化记者稻叶吉正等5人组成。这个文化代表团，也是个完整的工作班子，准备回国，在北海道新闻上出一期纪念中日建交10周年大型特刊。他们读过巴老的书，对巴老很敬重，在来访之前，就提出希望有机会拜会巴老。
在兰州时，有一次我去高桥先生的房间，看见全团都在那里，听丰田先生在读着什么，以为在开会，转身要走，但高桥先生示意我坐下。丰田先生继续念道：“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绝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我突然想起这是1980年巴老访日时，在京都会馆发表的讲演《我和文学》的结束语。巴老那次访日，发表了两次讲演。一次是由朝日新闻社主办，在朝日讲堂发表的《文学生活五十年》，稿子是在国内写好译成日文带去的，由丰田正子先生代读日文稿。一次是由一家新闻社主办，在京都会馆发表的《我和文学》。我记得原计划中似乎没有这项日程，是后来增加的。巴老本来可以把《文学生活五十年》再读一遍，但他不同意，说人家来听讲演，不能炒冷饭，于是在旅途中赶写讲稿，直到清晨一点钟，才在广岛把讲稿写完。丰田先生刚才读的，正是这一篇。
在苏州开往上海的火车上，全团要求我译一下巴老发在9月20日人民日报的文章《答井上靖先生》。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中日建交10周年与老朋友井上靖先生的通信，同时在日本与中国发表。巴老在文章中回顾他与井上靖先生的友谊，也谈了日本修改教科书事件。他说：“把侵略改为‘进入’，可能还有人想再次‘进入’中国。”“这些年我同日本友人欢聚，常常感觉到：保卫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责任重大。”巴老还说：“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也是无穷的。问题在于让他们看见真相。先生，作为文学家，我们有责任把真相告诉他们，免得他们再受骗上当。”
汽车停在巴老家门口，巴老身穿浅灰色中山装，站在院子里迎接客人。他走路很慢，而且脚下不太稳当。
巴老说：“我最近身体不好，手和脚都肿了，写字手也抖得厉害，但头脑还清楚。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总要留下一些痕迹。20多年前，我访问过丰田正子先生的家。你和你丈夫也到饭店看过我。我记得你家很远很远，路上走了很长时间，在你家只待了一小会儿。那时我说，我家院子里埋了一坛子绍兴酒，等你们来我们一起喝。但那坛子酒在粉碎“四人帮”时大家喝光了。我送给你们两瓶我家乡的五粮液，这种酒很好喝，但我身体不好，不能陪大家喝，你们一定要尝一尝。”
丰田正子先生说：“旅途中，我们读了先生的《我和文学》和《答井上靖先生》，深为您无情解剖自己的真诚而感动。先生为人生、为社会而写作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这次来中国访问之前，我心情很矛盾。教科书问题，明明是侵略，非改成进入。这不是欺世惑众、文过饰非吗？作为一个日本作家，我感到没脸见中国人。我们一路上，都在唱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表达我们的心情。”
高桥先生说：“我不会讲话，见到先生很紧张。您是大文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赞成先生说的，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这是我们作家的责任。中日友好，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的深刻认识基础上，否则不会有真正的友好。刚才在路上为先生买鲜花，店员听说是献给您的，热情地帮我们挑选，可见先生深受读者的尊敬。”
巴老说：“我不是什么大文豪，是个普遍的中国作家，只是年龄比你们大。我也不会讲话，所以才用笔写。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我给井上先生那封信，加了编者按语，大意说个人间的友谊，是国家民族间友好的基础。我认为讲得有道理。我1980年访日回来，写了长崎和广岛，也写了友谊。”
高桥先生说：“这次到中国来，接触了许多作家，虽是初次见面，但心是相通的。回国后，我要多写介绍中国的文章，我想这是献给先生的最好的礼物。”
巴老说：“对，最好的礼物就是友谊，就是美好的感情。”
日本作家要求与巴老合影。高桥先生说：“请先生坐在中间，我们站在后面。”巴老说：“你们是客人，我不能坐着。”高桥先生说：“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大作家，影响了几代人，我们是晚辈，理应站着。如果先生也站着，我们连站的资格也没有了。”随行的记者刚拍了一张，巴老说“我坐着不好”，还是站了起来，到门口与大家并排留影。
这次见面，大家和巴老一起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巴老坐在沙发上，大家站在他身后，一张是巴老和大家站成一排。坐着的那张，巴老显得严肃，站着的那一张，巴老表情自然和畅。
我根本没有那么想
1983年10月31日，我去华东医院向巴老辞行。这次到上海，我是陪日本作家山崎丰子（《华丽家族》的作者）来的。巴老29日在病房里会见了山崎，并与她畅谈了一个小时，我当翻译，又有记者在场，根本没有时间与巴老聊天。山崎昨天已飞回日本，我明天就回北京，所以临行前再去看看巴老。
病房很安静，也很简单，一张床，两把椅子，一张小桌，桌上放一把香蕉。巴老穿着白色蓝条的病号服，拄着拐杖，慢慢走过来和我们握手。巴老的手很柔软，也很温暖。就是这双手，写了半个世纪。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多种语言，跨越了民族的界限与语言的障碍，在不同的国度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曾握着巴老的手说，这是一只写出了《家》、《春》、《秋》的伟大的手。但巴老自己说：“这是一只普通的手，用来吃饭穿衣的。”
闲聊时，李小林拿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长佐藤纯子的来信，说井上靖、白土吾夫等人12月20日到上海，希望拜访巴老，请巴老出席明年在东京举行的国际笔会大会。
巴老说：“我身体不好，行动不便，去了给人家添麻烦，还是不去为好。”我说：“看您现在的身体情况，完全可以去。井上靖先生多次亲自来请，倘若不去，日本朋友们会失望的。”巴老说：“谁知道明年我身体的情况会怎么样呢？到时候再说吧。”
巴老去年不慎跌伤腿，在病床上躺了许久，现在虽然能下地活动，但得拄拐杖，行动极为不便。
日本著名作家、日本笔会会长井上靖先生是巴老20多年的老朋友，去年曾两次到医院看望巴老，恳切邀请巴老去东京参加笔会大会。井上先生说：“这次我们是东道主，巴金先生一定要赏光，到东京后，在大会上露一下面，之后就可以到箱根去休息，我们保证不叫你累着。”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先生去年率日本作家代团来访时，也多次说到此事。他对巴老说：“只要您到了日本，我们5个人去机场接您。您走不动，我们轮流背您，而且绝对保证安全。您到笔会一坐，不用讲话，这个大会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我知道巴老在犹豫。他不愿使日本朋友失望，又对自己的身体缺乏信心，怕到时候给朋友们添麻烦……
上海作协的徐钤对我说：“你送给巴老的柿子，巴老的外孙女端端吃了，涩得不行。”巴老说：“不是端端，是小棠。他到病房来，看见柿子很漂亮，拿起来就大咬一口，结果涩得直叫，马上又吃了一根香蕉才算好些。”巴老说完，嘿嘿笑起来，露出了牙，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像孩子一样天真开心。
我陪山崎丰子去西安时，在始皇陵那里看到农民卖柿子，黄黄的，亮晶晶的，又大又好看，就买了几个送给了巴老，没想到还不能吃。巴老说：“是不是要放到米缸里？”我说：“农民讲不用，马上就可以吃，也许放一放能好一些。”
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听说巴老住院了，特意发来了一封电报，说巴金不仅是中国作家，也是世界人民的作家，期望早日恢复健康。巴老对我说：“请你代我起草一份电报，谢谢人家。晚几天不要紧，回北京再发也行。”我说：“回到北京，我马上办。”
巴老把《巴金论创作》一书送给我说：“这里面收了你译的那篇我与木下顺二先生的谈话。”
我说：“巴老，咱们照张相吧。”巴老说：“屋里光线不好，咱们到凉台上去。”
已经是深秋，巴老还穿着一双凉鞋。上海作协的徐钤说：“天凉了，得做双新鞋了。”巴老说：“好，好。”巴老摔伤后，两腿不一样长，鞋子必须定做才行。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问巴老说：“前天您送给山崎丰子一件礼物，她回去打开一看，是漆器蚌。她不知道有什么含意，就问黄宗英。黄宗英说，这也许象征着作家从生活中汲取养料，提炼加工成为艺术品，就好像一粒砂子落入蚌壳中，经过若干岁月，变成一粒珍珠。山崎一听，激动得哭了。”
巴老嘿嘿地笑起来。他说：“黄宗英真聪明，会讲话。其实我根本没那么想。礼品是小林买的，已经包装好了，里面是什么，我根本没看见，哪里有什么深意。”
向你们致敬
1984年5月9日，巴老作为国际笔会第47届大会的特别荣誉客人到达东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日本笔会会长井上靖先生，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理事白士吾夫先生亲自到机舱口迎接。巴老坐在轮椅上，白士先生推着，井上先生走在后面，几十名新闻记者蜂拥而至，闪光灯晃得人睁不开眼睛，一直到贵宾室，才算安静下来。
晚上在京王广场饭店谈日程时，巴老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到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看一看，一是为老朋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前会长中岛健藏扫墓。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佐藤纯子女士与我说，明天上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是否可以不去，一是因为设在一座大楼里，上下虽有电梯，但要走一段路，二是事务局的主要干部都在这里协助日本笔会工作，可以天天见面。巴老的健康第一，万万不可有什么闪失。但巴老说，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为中日文化交流默默地工作，才有今天的局面。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以后不太容易来了，应该去看望一下。5月10日上午10时，巴老到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全体工作人员列队欢迎。这个协会创建于1956年，在中日建交前，就克服重重困难，为开展两国民间文化交流艰苦奋斗，做出了世人瞩目的贡献，在中日文化界无人不晓。
巴老打量一下办公室说：“曹禺从日本回来对我说，你们人很少，办公条件差，但工作做得很多，实在了不起，叫我也要看看。记得1963年访日时，我和你们一起吃饭，谈起协会遇到的重重困难，你们都哭了。冰心大姐、严文井和我也哭了。我本来想讲几句鼓励的话，但忍不住眼泪，话也没讲出来。那时候，白士是个小伙子，佐藤是个大姑娘。如今你们都是中年人了，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你们把中日友好作为毕生的事业，不为名不为利，这种精神我是很钦佩的。不论在什么时候，一想起你们，想起中岛先生，想起千千万万日本朋友，我就有勇气，有力量。今天我是特意来向你们致敬的。”
11点钟，由白士吾夫和佐藤纯子陪同，巴老乘车来到世田谷区的豪德寺，为中岛健藏先生扫墓，中岛先生的夫人京子女士也由故乡福井赶来，在门口等候。
中岛先生是著名文艺评论家、法国文学研究家，前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巴老1961年访日时与中岛先生相识，以后年年见面，成为无所不谈的至交。当年中岛先生为搞日中友好，受到歧视恐吓，文章无处发表，著作无法出版，生活困苦，但他卖掉汽车，添补家用，不畏强暴，不屈服不动摇，为日中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献出了晚年的全部精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岛先生四处打听巴老的消息，询问巴老的情况，直至病故前，还念叨着巴老的名字。听到中岛先生病故的噩耗，巴老十分悲痛，写了《中岛健藏先生》一文掉念亡友。
豪德寺入口有几座木结构建筑，后面是一大片墓地。巴老沿着沙石小路，吃力地移动左腿，默默地向前走，脚步缓慢而沉重。中岛先生的墓碑，用灰青石雕成，约有一米高，正面刻着中岛和夫人的名字，因为夫人还健在，所以用红色标出。白士先生指着墓碑说：“这是我们的习惯。”巴老说：“我们过去也这样。”
巴老走上前，把鲜花插在石瓶里，向中岛碑三鞠躬，并按日本习俗，用清水洒在碑顶。巴老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77年。以后再也见不着他了，但他永远活在我心里。”说着流下了眼泪。京子夫人说：“以前你多次劝他少喝酒。”巴老说：“他喜欢喝酒，又有海量。我虽然常常劝他少喝些，但我也知道不会有什么用。那时形势不好，他心情郁闷，借酒浇愁。1965年元旦，我和田汉陪他去苏州，过得很愉快，但现在他们两个都不在人世了。”
离开墓地时，巴老又为中岛先生鞠了一躬，向老友告别。他含着泪对京子夫人说：“看到中岛先生的墓，我安心了。他是多好的人啊，没有私心，为人民的友谊，献出了一切。”
巴金与井上靖
巴老拄着手杖走进井上靖先生清静幽雅的小院，身着宽大黑色和服、脚穿白袜木屐的井上靖先生和夫人从门廊迎出来，把巴老让进客厅。
客厅很大，三面是顶天立地的书柜，摆满装帧精美厚重的大书，南面玻璃拉门处摆着沙发和茶几，两侧的柜子上陈列着文物古玩。茶几的中间，有一个精美的大花瓶，插着一束盛开的蝴蝶兰。
巴老与井上先生是老朋友，最初相识是1957年，此后经常见面，用他们的行动，用他们的笔，共同为中日友好事业铺路搭桥，遂成至交。即使在十几年不能相见的痛苦岁月中，他们也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23年前，在中日两国关系还没有正常化的时代，巴老曾来到这个庭院。他们在二楼的书房里把酒论文，畅谈中日两国民间的文化交流。此刻，巴老望着草木葱葱的庭院，回忆当年的情景说，那时是早春三月，积雪未化，白花花一片。
井上先生也曾多次到巴老家里作客，到医院去探望巴老。他回忆1961年与龟井胜一郎先生到巴老家里，受到巴老夫人热情款待的情景说，巴老家的冰淇淋好吃极了，只可惜巴老夫人和龟井先生早已不在人世。
巴老对井上先生重友情、讲义气、为中日友好忘我奔波、仗义执言的侠肠义胆怀着深深的敬意。1970年，辞世的老舍先生还在受批判的时候，井上先生就写了散文《壶》，痛惜中国文学的巨大损失，为老舍鸣冤叫屈。巴老读到篇文章时，极为感动，同时也深深自责：“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我做过什么事情，写过什么文章来洗刷涂在这个光辉的（是的，真正是光辉的）名字上的浊水污泥呢？
井上先生很敬重巴老的人品和文品，认为巴老的《随想录》充满对人类深厚的爱。他说对巴金先生的尊敬，是日本，也是世界各国读者共同的感情。记得前年我随严文井先生到他家拜记时，曾风闻井上先生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文井说：“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希望先生也早日获此殊荣。”但井上先生马上说：“在亚洲作家中，我应该排在巴金先生之后。”看得出，他对巴老的文学业绩和人格的高洁是钦佩之至的。
井上先生说：“您能来开会，我作为东道主，感到很光彩。为了欢迎您光临寒舍，我特意挂上了梅原龙三郎的画《北京的天空》。”
巴老说：“您三次到医院盛情邀请，我不能不来。为了适应这次访问，我出院准备了半个月，天天活动一下，现在已经习惯了。国际笔会在日本开，我们也感到高兴，应该尽我们的力量，把这个会开好。今天我到中岛先生的墓地去看了看，现在安心了，不然总觉得有事。”
井上先生说：“5月的日本最好，风清气爽，阳光柔和。看到您面色很好，我很高兴。先生是全世界的宝贵财富，我们共同努力，保护您的健康。”
巴老回答说：“谢谢您的关心，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又病又老的中国作家。”
井上先生说；“今天下午，我要去祝贺老作家野上弥生子百岁大寿和文学生涯80年。野上先生耳聪目明，笔耕不辍。70岁时到中国访问，坐汽车由西安到延安参观。几年前，我夫人见到她时，她问我夫人多大？我夫人说72岁。她说真年轻啊！我夫人高兴了好几天，因为她这个老太婆已经好几十年没听到这样的话了。”井上先生说到这里，爽朗地哈哈大笑说：“我祝愿巴金先生长寿，进入21世纪。”
巴老说：“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使我也有了信心，我也要活到21世纪。”
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访日之前，几位领导同志叮嘱我们，巴老刚从医院出来，身体虚弱，日程不能太紧，要保证巴老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到了日本以后，我看日方安排的日程表基本上能够保证巴老半天休息，感到满意。但是，在日程表后面附了一张表，列着要求采访巴老的电视台、新闻社、杂志社的名单，总共有十几起，并没有列入日程中。
我和李小林、同行的上海作协徐铃同志商量，觉得见几家大报记者就行了，特别是与老朋友井上靖、水上勉、木下顺二、池田大作等人的对话，应该优先安排，其余的新闻单位可以不见。但即使这样，每天也有两项日程，不能保证巴老下午休息。
但是，实际情况远比日程表上的内容多得多。几乎每天都要增加新的项目。以5月17日为例：上午十点，松本清张、讲谈社来访；下午三点，时事通讯社采访；下午四点三十分，清水正夫、丰田正子来访；晚七点，西园寺公一来访。
这不能责怪日本朋友，因为他们非常尊重巴老，每项日程都来征求巴老意见。巴老总是点头说：“好，好，就是这个样子。”左一个“这个样子”，右一个“这个样子”，日程就越来越多了。我们看巴老活动太多，心里着急，怕他累坏了。因为他毕竟年事已高，又刚刚出院不久，因此决定向他提点“意见”，并且由小林出马。
巴老大概察觉出来我们几个对他已经有了“意见”，听完了小林的话，笑得很开心，说：“好，好，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以为他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同意压缩日程，但他又接着说：“既然来了，就要多做工作，我是个爱国主义者，累一点不要紧。”我们一听傻了眼。只有这一次，他行使了团长的权利，否决了我们的意见。
两个小妖怪
巴老近年来身体不好，常常住院，所以日方请巴老及随行人员小林、上海作协的徐钤和我早三天到达东京，目的是叫巴老休息一下，准备在大会上发表题为《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的讲演。
日本新闻界知道巴老到达东京后纷纷要求采访，巴老先后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朝日新闻、京都新闻、《昂》杂志、《图书》杂志以及一些新闻机构的联合采访。这种采访多以与日本著名作家对话的方式进行，没有主题，兴之所至，海阔天空，谈古论今，各抒己见，倒也轻松愉快。电视台记者在旁录像，摄影记者抢拍镜头，文字记者录音并整理文稿，之后在电视台播出或在报纸上发表。
不过，这种采访与中国不同，是“有料”采访，新闻机构要付给被采访者采访费，因为被采访者付出了时间和劳动。这一点与中国不大相同。现在国内的一些新闻报道，不但不付给被采访者采访费，反而要给记者红包，叫做“有偿新闻”，实在是怪事。
日本的采访费似乎与谈话内容无大关系，主要取决于被采访者的知名度和采访机构的经济实力。大报、大电视台似乎相当高，而小报及文学杂志，特别是纯文学杂志就相对低得多。
巴老与井上靖对谈了一个小时，经剪裁编辑，电视台播放45分钟，巴老实际谈话也就15分钟左右，因为翻译也要占去15分钟，付给巴老的采访费是62万日元，当场扣除所得税12万日元，实际收到50万日元，按现在的汇率折合人民币约4万元。我没想到采访费会这么高，巴老似乎也不知道有什么采访费。我拿着厚厚的一个信封兴冲冲地交给巴老说：“巴老，您老人家每月讲两次话就可以养活我们三个小的了。”巴老笑笑说：“老讲就没人听了。”
巴老在日本访问期间，大约收到了100万日元的采访费，扣除上缴所得税外，约剩余80万日元。
巴老身体不好，从上海出发时带了许多药。一个笨重的水银血压计，他的箱子装不下，放在我的箱子里。到了东京，我打开箱子拿东西，发现箱子底下滚动着无数个闪亮晶莹的银球，不知怎么回事，后来一检查，发现血压计被摔坏了，水银都流了出来。我想巴老这次是日本笔会的荣誉客人，他和李小林的往返机票，在日的住宿费用均由日方负担，而且巴老本人自解放后从未拿过国家的工资，靠自己的稿费生活，这笔钱完全可以自己支配。应该先给巴老买一个操作简便的血压计，再买一些药品带回去，还没等我的“如意算盘”打完，巴老就说：“你和小林把这笔钱马上给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送去吧。他们二十多年来，为中日友好事业苦苦工作，经济上靠会费和募捐维持，很困难，这笔钱送给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多少解决一点问题。”
巴老既然这样说了，我只好照办，和小林一起到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临时设在饭店里的接待办公室，把钱交给了佐藤纯子女士，并转达了巴老的意思。
佐藤女士说什么也不要，她说：“这是巴金先生的劳动报酬，心意我们领了，但钱无论如何不能收。”这样推来推去，不可开交，最后我们把钱放在桌上就急忙溜走了。过了一会，佐藤女士又叫人把钱送了回来。巴老叫我们对佐藤女士说：“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不要客气。我知道这点钱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但这是我的心意，不收就见外了。”巴老心诚意切，佐藤不好再推辞，最后由事务局长白士吾夫先生出面，正式接受了巴老的捐赠。
去银座散步时，大街上有摆摊卖玩具的，出售一种塑料做的小妖怪，下面安着轮子，往前一推，小妖怪就跑起来，嘴里吐火，每个售价400日元，是玩具中最便宜的。巴老停下来，叫小林买了两个，准备送给他的外孙女和刚刚出世的小孙女。
巴老的口袋里没有大把的外汇，和我们一样，只有公家发的6400日元零用费。他看见那两个小妖怪嘴里吐火，怪模怪样的，很喜欢。
这两个小妖怪，大概是他最喜欢最得意的礼物了。
这些，我们也应该有
新宿，是现代日本的象征，素有副都心之称。
三百年前，新宿一带是人口不过千余人的平原。当时由甲州到江户（现东京）中途落脚处是高井户，距江户尚有16公里，极为不便。1698年，一个姓内藤的藩主为政府献出一块地皮，建立新的落脚处，名为内藤新宿。现在新宿已成为东京最繁华热闹的地区，每天流动人口达三百万之多，是寸土寸金的商业贸易餐饮游览娱乐之地。日本人说食在新宿，是有道理的。在这里可以吃到日本、中国、朝鲜、印度、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的名菜，且价格低廉。
新宿西口高楼林立，有52层的住友大厦、55层的三井大厦、国际电信大厦、安田保险大厦等摩天高楼15座，如顶天立地的巨人，巍然屹立，耸入云霄，所以这一带被称为“日本的纽约”。
我们与巴老住在京王子饭店第39楼。这座豪华的大酒店耸立在“日本的纽约”的超高层建筑群中，共49层，高169米。巴老腿脚不便，一般足不出户，晚上无日程时，就坐在窗边看风景。
所谓窗户，实际是一面玻璃墙，房间多宽，窗就多大。站在窗边往下看，人像蚂蚁，车如闪光的甲虫。明明知道掉不下去，但心打战，腿哆嗦，手出汗，头发晕。实在是太高了。高得人胆战心惊。
我和巴老一般坐在离窗口一米多远的地方，往远处看。东京是座不夜城，五光十色，扑朔迷离，似乎比白天更加辉煌、壮观、富于色彩和活力。
巴老常常是默默地看着，默默地想着，有时也说几句话，但说话的时候不多，看和想的时间长。
有一次，他看了好半天，轻轻地说：战后，东京是一片废墟，但现在发生了很大变化。我1961年来的时候，没有这些高楼大厦。这次来，简直认不出来了。东京这个地方地震多，房子不好盖，过去都是些木头房子，很小，现在他们敢盖这么多高楼，说明他们的科学技术发达，可以适应地震。他们的经济搞得好，速度快，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如果我们好好搞经济，现在也可能与日本差不了多远。这些高楼大厦，我们也应该有。现在有了一些变化，搞特区，这就好。总之，要把经济搞活，再也不能吃大锅饭了。
巴老停了一下又说：前几天我坐车出去看了看，觉得东京的一些新建筑很漂亮，各有特色。我们的房子也应该盖得好些，要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好。不要刚刚盖好，就坏了，或者拆掉，这样反而浪费更大。
一天晚上，不知怎么说到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巴老说：中国人的事，总要中国人自己办，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自己要多做好事，不做坏事，并且有责任帮助别人做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大家如果都做好事，不为个人的私利干坏事，那么中国就会兴旺发达的。
坐在窗边，巴老常常陷入无边无际的沉思之中。他不说话，我也默不作声，就这样静静地坐着，有时会坐一、两个小时。巴老心里在想些什么，我并不知道，只能从他那类似自言自语的谈话中，知道一点儿。
但我觉得，这个从寻求救人救世也救自己而开始漫长的文学创作道路的老人，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人类的未来，热切企盼着祖国的繁荣和昌盛。
我不会讲话
我早就听说巴老不善于讲话，甚至听说巴老讲话口吃，说不清楚。巴老自己也说：“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惟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来，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巴老还说：“我不善于讲话，也不习惯发表演说，我一生就没有做过教师。”
这无疑是巴老的心里话，并非谦虚。
在我与巴老接触的过程中，也从未见过巴老有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时候。他沉思默想的时候多，开口讲话的时候少。但讲话口吃却是讹传，并非事实。
巴老似乎特别爱听年轻人聊天。在日本。巴老住的房间大，有客厅，是我们几个随行人员扎在一起海阔天空神侃的理想场所。即使吵得天翻地覆，巴老也不烦，有时还插几句话。同行的一位记者兄，嗓门高亮，讲话南腔北调，地动山摇，但巴老最爱听他侃。
巴老讲话最多的时候，是见老朋友。他常常张着嘴，眯着眼，嘿嘿地笑，声音不大，但充满天真，极富感染力。
我两次随巴老到日本访问，除正式的讲演会有稿子外，大多数场合都是即席讲话。讲话时，巴老手中片纸不拿，缓缓走到麦克风前，眼镜挂在鼻尖上，微闭着眼睛，不看听众（我估计是怕看到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心里发慌，讲不出话来，所以干脆不看）。巴老使用翻译很有经验，从不讲那些有无数个定语、状语的长句子，而且讲一句，停一下，等待翻译。他的讲话，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没有任何机智幽默，更没有任何包袱或噱头，朴素得就像拉家常一样，但总是赢得“满堂彩”。那热烈的掌声，不是虚与委蛇的礼貌，而是听众发自内心的激动。
在我的工作笔记本上，有1984年5月11日晚，巴老在东京会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即席讲话记录。那个宴会很大，有600多人参加，可以说囊括了日本文化艺术界的精英名流，当然也有政界、新闻界、经济界的著名人士。
巴老慢慢走到话筒前，开始讲话。起初声音很小，但越讲声音越大。
尊敬的井上靖先生，尊敬的宫川寅雄先生：
今天参加这个欢迎宴会，我很高兴，几乎忘记自己是一个刚刚从医院里出来不到两个星期的病人。23年前，我参加了第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访问。那时候，中日两国之间还没有建交，但我却感到日本的四面八方都伸出了友谊的手，使我满载着日本人民的友情而归。那次访问，我发现我们的友谊是建立在共同的信念基础上的。这个信念就是子孙万代友好下去。
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互相支持，互相信任。今天，中日关系终于从羊肠小道走上了光明大道，并且开出了美丽的花朵。
对于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两国人民都做出了贡献，在此，我对在座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们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在文革中，在寒冷的夜晚，想起你们，我心理就感到温暖。
文革结束后，我到日本来访问，本来是想还友谊的债。访问结束在长崎分手时，我看日本朋友流了眼泪，那泪水像春雨，湿润了我的心，我也含着泪上了飞机。但我把心留在了朋友们中间。同时，我发现友谊的债是还不清的，而且越还越多。友谊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紧紧连接在一起。有这样的朋友，我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我认为，友情是一种最美丽的感情。为了世世代代的友好，为了友谊而团结奋斗，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我愿意和朋友们一起为友谊献出一切。
谢谢大家。
在海涛般的掌声中，日本著名女作家有吉佑和子走上讲台，献给巴老一束鲜花。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大画家东册魁夷先生，著名剧作家千田是也先生，舞蹈家松山树子女士……纷纷过来与巴老握手致意。
这样热烈感人的场面，在访问中多次出现。至今想起来，我这个翻译还是犯糊涂，不知道巴会不会讲话。你说他会讲话吧，这位满头白发的小老头平时少言寡语，你说他不会讲话吧，他的即席讲话又极有感染力，能使听众激动不已。对于这种极矛盾的现象不知做何解释。
想来想去，想起了一位哲人说的话：真诚是打开人们心灵的钥匙。我想这可能就是巴老讲话成功的秘诀。任何人，都希望得到真诚，甚至虚伪的人也不例外。巴老不讲假话、大话、空话，而讲真话实话心里话，用巴老自己的话说，就是把心交给读者。
一张照片
1984年5月20日，我们乘浪漫号快车去箱根，住在小涌园饭店。箱根是日本著名的风景区，疗养胜地。这里安静、凉爽、空气清新。打开窗子，满目青山，层峦叠翠，使人心旷神怡。
在小涌园旅馆，我们和巴老都换上了和服，并和日本朋友一起合影留念。巴老身穿一件黑色和服，白发如银，面色红润，神色安详，显得比平时胖一些，日本朋友开玩笑说像日本前首相岸信介。
巴老年轻时不喜欢照相，在照相机前紧张，不知道手脚放在哪里。但这张照片确实很神气，巴老自己似乎也很满意。他对小林说：“把这张照片给冰心寄去，免得她惦念。”
冰心比巴老大四岁，巴老称冰心为大姐。1980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时，巴老是团长，冰心是副团长。大家都称巴金为巴老，独独冰心称巴老为老巴。
记得那次去日时巴老和冰心坐一等舱，我们坐普通舱。一等舱里有香槟酒，冰心招呼我们几个年轻人过去喝酒。她像一个慈祥的老人，每逢有了好吃的东西，身边的每一个孩子都有份儿似的。那天我扎了一条银灰色的领带，冰心看了看我的领带，笑着对巴老说：“人老了，更爱美，你看你的领带，比小陈的还漂亮。”那天巴老扎了一条红色带花的领带，的确很漂亮。巴老笑着看了看冰心的女儿吴青，慢悠悠地说：“是呵，你瞧你的毛衣，比吴青的还好看。”大家都笑了。
冰心老人访日回来不久，跌伤了腿，住在医院里，我去看过一次，到上海时跟巴老讲了，他很是担忧。我每年都要陪外国作家团到上海几次，去看巴老时，他常常打听冰心老人的情况。
这次访日之前，我到冰心老人家里去了一次，请她为国际笔会东京大会写一篇文章，冰心老人说：“你告诉老巴，年纪大了，日程不能太紧，要注意休息，不要逞能。”
我说巴老很喜欢杭州，从日本回来，也许会到杭州住几天。冰心老人说：“杭州太热，也太潮湿，还是别去，要去秋天去。到日本，最好叫他到箱根住几天，离开东京，好好休息一下，那里安静。你把我这儿的情况告诉他，叫他放心。”我说，您放心吧，保证不让巴老累着，否则，惟我是问。
我想，当冰心老人收到这张照片时，肯定会高兴地说：“老巴又胖了。”
我这个团长讲民主
国际笔会在东京结束后，各国作家分两路到日本各地游览，我们一行随巴老到神奈川县的箱根休息。
巴老访日时，多次来这里小住，很喜欢箱根的秀丽幽静。巴老说他有一位叔父，早年留学日本，专攻法律，后来在成都当律师。他叔父就特别喜欢箱根，笔名就叫箱根室主人。
我们下榻的小涌园，是个温泉旅馆，每个房间里都可以洗温泉。旅馆的经理知道巴老腿脚不便，特意吩咐每天早饭送到房间里来，免得巴老下楼去餐厅。
早餐有三种，中餐、西餐、日本餐。日方人员问巴老想吃什么？巴老没回答，转头问我们：“你们想吃什么？”我说：“想吃日本餐，简单，清洁。”其实，我也就是随便说说，想都没想。巴老说：“想吃日本餐的举手。”没想到李小林、徐钤、上海电视台的祁鸣都想吃日本餐，举起了手。巴老最后也举起了手说：“好，好，就吃日本餐。我这个团长讲民主，服从大家。”以后每天早晨，服务员都把日本餐送到巴老房间的客厅里。客厅很大，足足能坐20个人。我们5个人一起吃饭，很开心，也很热闹。
我们都知道巴老早晨喜欢吃西餐，就和巴老开玩笑说：“您还是不讲民主好，一民主把西餐搞没有了，只好和我们一起吃日本饭。”
巴老只是嘿嘿地笑。
你要戒烟
去日本前，忙于准备工作，累一些，到上海后又着一点凉，结果一走出国门就开始咳嗽。尤其是晚上，咳声不断，睡不着觉。那时年轻，身体也好，出差时什么药也不带。上海作协的徐钤同志带了一点感冒药，全叫我吃了，也毫无用处。
早晨到巴老的房间去，巴老问：“你的脸色不好，是不是不舒服？”我说不要紧，就是有点咳嗽。巴老叫小林给我找点止咳的药，小林给我一盒参贝陈皮。这种药不难吃，是甜的，含在嘴里慢慢化。
第二天，巴老问我还咳不咳，我说还咳。巴老问吃的是什么药？我说是参贝陈皮。巴老说：“那不行，治标不治本，含在嘴里不咳，但治不了根本。你气管有炎症，要用点消炎药，不然好不了。”巴老又叫小林给我找药，小林找出一瓶，这种药，我没见过，上面是外文。巴老说：“你还年轻，要爱惜身体，烟抽得太凶，最好戒掉。不然年纪一大，气管就不好治了。我过去也吸烟，后来戒了。我看你也戒了吧。”
记得1980年访日回国时，我请巴老签名，巴老用毛笔在我的小本子上写：“感谢你的帮助。但我向你提出个要求，少吸烟。”我决心不大，在巴老面前一直不敢夸海口说戒烟，只是含含糊糊似是而非地点头。
小林说：“这几天小陈没吸烟。”巴老听了很高兴，连说好好好。其实，我并没有戒烟，只因一吸烟就咳得天昏地暗，所以没抽。
巴老给我的药很好用，吃了两天就不咳了，但随之嘴边又开始烟雾缭绕。小林说：“看，给他药治好了，又抽起来了。”巴老为我解围说：“慢慢来，慢慢来。”但又有点失望地说：“看来，没有多大希望。”
我这个人，没有毅力，至今还没有戒烟，但巴老对我的关心却时时记在心里，终生难忘。
我小时候最怕考试
一次闲谈，不知怎么说起了巴老《真话集》中的《小端端》一文。端端是巴老的外孙女，与巴老一起生活，当时正在上小学。端端说她是家里最忙的人，最辛苦的人，“比外公还辛苦”。她每天早早上学，晚上还要做作业，搞到很晚。巴老同情心疼端端，觉得孩子的功课负担不应该这样重。
我说，我的小孩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情况与端端差不多。孩子没有耐性，坐一会儿就想玩，没有办法，只好由家长坐阵督战。我的邻居有个孩子，父母都是外交官，写作业时，祖母在旁边看着，作业太多，他写着写着就不耐烦了，问祖母8 8=？祖母看他可怜，就告诉他16，祖孙两人一起做作业。现在孩子学习负担太重，家里有一个小学生，大家都变成了小学生，因为你要辅导他，就得跟他同步学，用一个课本，不然你就没法检查他，掌握他的真实情况。长此下去，如何得了？
巴老说：“教育，主要是启发孩子动脑筋，思考问题，灌输和责骂不是好办法，也是没有多大用的。我小时候，最怕考试。本来还会一些，但一紧张全忘光了。记得高中考化学，我只得30分，全班最后一名。另外，老师与学生的感情也很重要。学生对老师有感情，就会努力学，把这个科目学好。老师对学生有感情，就会有耐心，想办法叫学生学会。知识总是不断更新的，老师不能跟学生一辈子。学生如果不学会动脑筋思考，就难有出息。”
露脚趾的布鞋
巴老是国际笔会第47届东京大会的特别荣誉客人，享受特别待遇。所谓特别待遇，就是由东道主负担国际旅费及在日期间的食宿交通费用。除特别荣誉客人外，其他各国与会作家，一切均由自己负担。日本物价昂贵，堪称世界第一，所以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我和上海作协的老徐，是巴老的随行人员，也跟着沾光，住的房间虽无客厅，但面积也要比一般的标准间大一倍，而且不收房费。
大会发给巴老和小林的餐券，面额很高，两个人一天的伙食费为2万5千日元，约合人民币2000元，即便在日本，也相当于一般市民半个月的伙食费。巴老和小林邀我和老徐一起吃饭，这样可以为代表团节省外汇开支，又可以少浪费，而且可以聊天，免得寂寞。
我们一般都吃中餐。菜很多，水平也很高，如炸虾球，油焖大虾，红烧鲍鱼，燕窝鱼翅汤等，手艺不亚于国内名厨。我那几天上火，食欲不佳，虽然面对山珍海味，但兴味索然。巴老看两个人的饭四个人还吃不完，有些惋惜，每次都叫我多吃些。他说：“我年轻时，剩下的饭菜，都由我吃掉，不然浪费了太可惜。这里面你最年轻，应该多吃些。”但这样还是剩，以后就干脆点几个清淡的菜，可以吃光，不再浪费。虽然用的钱比餐券面额少得多，让饭店老板占了便宜，但总比暴殄天物要好得多。
巴老住在我们隔壁，是个带客厅的套间，房子大，灯也多。每有活动需要外出时，我们提前10分钟到巴老房间，与巴老一起出来，这时巴老早已准备好了，领带打得板板正正，手杖放在身边，坐在沙发上或斜躺在床上等我们。
离开房间时，他总是把所有的灯都关掉。有一次已走到门口，又慢慢走回去，我以为他忘了什么东西，原来是去关客厅里的灯。
记得3年前，日本著名报告文学家山崎朋子去拜访巴老时，巴老穿了一身蓝色中山装，黑色皮鞋。衣服虽然是新的，但也不是什么好料子，可能是棉布或化纤之类的东西。
山崎朋子由上海回国后，我也准备回北京，行前去巴老家告别，看见巴老已经脱下“礼服”，穿着一身早已褪色的蓝布中山装，脚上是一双旧懒汉布鞋。布鞋不知穿了几年了，上面有几个破洞，大脚趾那个地方洞最大，可以隐约看到脚尖。
我想，他不会没有钱去买双布鞋，大概是觉得还能穿，舍不得扔，还穿在脚上，但只对“内”而不对“外”，怕影响不好。
记得巴老说过：“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虽然我也要吃饭，但是我到四十岁才结婚，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我写作是为了战斗。”
我随巴老先后两次到日本访问，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月，我发现巴老的生活很简单，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也没有什么不吃的东西，以前抽过烟，后来戒了。能喝几口酒，但也跟喝药差不多，极少。他完全靠稿费生活，但却为建立现代文学馆捐款15万人民币，而且宣布以后所有旧作重版的稿费也捐给文学馆。这位朴实的老人，使我想起鲁迅先生的话：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
巴金与石上韶
在成田机场欢迎巴金的人群中，有一位身材高大、两鬓如霜的人，亲切地望着巴金微笑。他与巴老握手后，过来对我说：“我是石上韶，巴金先生的读者，也是《随想录》的译者，请多关照。”说着，他从皮包里拿出一份谈话提纲交给我，说“还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巴金先生。届时请帮忙。”他深深向巴老鞠了一躬，消失在人群中。
我早就听说巴老的《随想录》在日本出版了，但没见过译本，不知道译文如何。我是学日语的，平素也译一些日本文学作品，深知译《随想录》这样的书，比译一般的小说要困难得多。因为他要求译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十年动乱”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有全面的了解，否则会谬误百出，使读者不知所云。但我很快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来看望巴老的日本文化界著名人士都谈到了这本书。井上靖先生说：“你的《随想录》中充满了对人类深厚的爱。”木下顺二先生说：“你尖锐地自我批评，自我解剖，这是很痛苦的，但也说明你对未来和现实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清水正夫先生说：“把你的经验教训思考写出来，对于全人类都有重要意义，因为我们不敢保证自己的国家不会发生这样荒唐的事情。”……
听到日本作家这些感人肺腑的话，深为巴老的文章被日本朋友理解而高兴，同时也对石上韶的辛勤的创造性的劳动怀着敬意。
石上韶先生1913年生，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系，后长期从事新闻工作，1967年退休后，开始学习中文。他年轻时对中国文学极有兴趣，学习过中文，但后来因为忙于工作而中断。
1980年4月4日，巴金在朝日讲堂发表《文学生活五十年》讲演时，他去听了，但当时他还不知道巴老在写《随想录》，只是想练练听力。
巴老的真诚打动了他的心，使他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这是一个多么正直的人啊！别人都在控诉，而他却在解剖自己，割自己的心。”
有一天，他偶然走进一家书店，发现了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随想录》，买了一本回来，很快就看完了。他知道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十年浩劫中灵魂所经受的苦难，感动得彻夜难眠。他想：“这样好的书，我一个读完就完了，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日本人懂中文的不多，我有责任把它译介给大家，一起分享这本书带给自己的激动、眼泪和思索。”但是，他只是个普通读者，不是翻译家，想出版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他想，哪怕是给周围的朋友们看看也好，于是开始了翻译。
我问他，翻译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什么？他说：“文革中的特殊名词，如牛棚、工宣队、勒令、牛鬼蛇神等等，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花费很大精力去查证、注释，否则日本读者根本不懂。在《随想录》《怀念肖珊》一文中，为搞清‘黑老K’，我翻遍了所有的工具书，也没有弄清楚。后来找到一本香港出的《当代中国作家风貌》，知道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出现过这个词，又几经查证，才弄明白了，写在注释中。又如《探索集》中有‘林彪的第一号命令’，我花费了很大精力，才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的《中国共产党简史讲义》中查到……总之，为了弄清一个词，一句话，我要跑图书馆，请教专家，实在弄不懂了，再给巴金先生写信求教。但我并不觉得苦。因为我是在做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
我看他送我的日文版《随想录》，其中用小号字排的注释，约占全书篇幅的十分之一还多。这里面不知凝聚了他多少心血和汗水。
1981年，他与筑摩书房联系，商定可以出版后，给巴老写信，请巴老写《随想录》日译本序。巴老说：“只有把想说的话全说出来，只有把堆积在心上的污泥完全挖掉，只有把那十几年走的道路看得清清楚楚、讲得明明白白，我才会得到心的平静。”
日文版《随想录》于1982年出版后，石上开始了同步翻译阶段，巴老发表一篇，他译一篇，《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也相继出版。
这些书在日本引起了巨大反响，读者信雪片般飞来。读者井上清说，他曾买了一本中文版《随想录》，每天阅读，书上留下了许多汗渍污垢，于是又买了一本。他的中文水平低，有许多地方看不懂，后来买到了石上韶的日译本，欣喜若狂。他殷切希望石上先生继续译下去。琦玉县的读者山下和惠来信说：“巴金先生独特敏锐的洞察力，朴实、纯洁、高尚的心灵，对历史的强烈责任感令人感动。”府中市的读者木元贺辅来信说：“这是经历了十年动乱的文学家写下的真实记录，不仅是巴金个人的经历，也是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真实写照。”日野市的读者伊泽巨万夫说：“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是痛苦的，但也证明作者的良知和爱心。日本人也有类似的经历和体验。当中国人在思考‘十年不幸’的时候，难道日本人不应该深刻反省自己历史上的错误吗？”……
石上韶先生对我说：“从听巴金先生的讲演，到翻译他的作品，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但我认为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我愿意把心中的一切秘密告诉他。在我的晚年遇到巴金先生，读他的书，译他的书，是我莫大的幸福。”
两个电话
1988年春天，上海作家协会徐钤同志受巴老委托，给我来了两个电话，我已记不清具体打电话的时间，但那两件事，我却牢记在心，至今不曾忘记。
第一个电话是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来的。老徐在电话中说，巴老有两件事，叫我抽空帮他办一下。一是听说冰心老人病了，住在医院里，叫我去看一看情况怎么样。巴老听到冰心住院的消息，不知病情如何，很担心。二是叫我到阜外大街北四巷找一个名为林小安的人，说林的父亲汤逊安病逝了，巴老已打唁电，叫我去看一看，代巴老送个花圈，并特意嘱咐，花圈钱由巴老个人出。
我马上给冰心老人家里打了个电话，问病房的号码。陈恕告诉我说，住在首都医院，已经退烧，看样子不要紧，医院今天不能探视，明天可以。这样我心里有了底，明天去看看再给巴老回话。
放下电话，我骑着自行车直奔阜外大街，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汤家。客厅里设着灵堂，挂着汤先生的遗像，两侧摆着花篮。
我自报家门说明了来意，汤先生的夫人极为感动。她说：汤先生生前，极敬重巴金，有一次有事去见楚图南老，不知怎么提到了巴金，结果把要讲的事忘了，从头到尾谈的是巴金的书。他很喜欢巴老的《随想录》，买了几本，但没有买全，出差到武汉时，还叫他的女儿到书店去搜寻。他敬重巴金的坦率、真诚、严于律己，说老实话的精神。
汤逊安先生是1938年入党的老同志，一直从事经济工作，与文学界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有见过巴老，但是巴老的热心读者。病故后，他的子女给巴老写了封信，转达了他对巴老的敬意。巴老收到了这封信，很感动，不仅发来了唁电，还要送个花圈，表达他对逝去的读者的哀思。
第二个电话是一天上午打来的。记得那天作协机关里没有几个人，大部分同志去天津春游了。老徐在电话中说：巴老叫我马上替他给葛洛同志打个电话，问问他写的信收到没有？
我问老徐，什么事这么急？老徐说：中国作协创联部正在评选优秀编辑，准备授予巴老名誉优秀编辑的称号。巴老说，这许多年来，我只是个挂名编辑，没干什么，事情都是别人干的，授予我这个称号名实不符，所以坚决不能接受，否则心里不安。这一称号，应该授予那些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同志，表彰他们为文学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已经给葛洛同志写信，讲了自己的看法，但怕葛洛同志没有收到，心里有点着急，所以叫我马上给主持评选工作的葛洛同志打个电话，再到创作联络部去说一声。
我给葛洛同志打了电话，得知巴老的信还没有收到，于是转达了巴老的意思，之后，又到具体承办评选工作的创作联络部办公室，当时只有刚来不久的大学生程绍武在，我讲了巴老的想法，这个热情坦诚的青年说：“巴老真高尚。一些人拼命争这个称号，而巴老给都不要，实在没法比。”
钱捐了没有
一九九〇年九月，日本授予巴金福冈亚洲文化奖创立特别奖。同时获奖的还有日本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英国中国科学史权威李约瑟博士，泰国著名作家、前总理克立·巴莫，日本东南亚政治文化学者矢野畅博士，均为世界一流的学者、作家、艺术家。
福冈是日本南部濒临博多湾的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两千年前，就是日本与国际交流的窗口。在中国《汉书地理志》中就有关于乐浪郡的记载。在《后汉书东夷传》中，说公元57年，博多小国向后汉光霸占帝进贡得金印。1784年，一家夫在耕地时发现了《汉委奴国王》金印，验证了史书的记载。
在日本的奈良、平安时代，日本的留学生就是由博多出发到中国学习的，所以从古代开始，福冈就在日中文化交流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福冈市政府为了振光福冈文化，把福冈建成现代的国际文化城市，利用在举办亚洲太平洋地区博览会时所获巨额利润，设立了亚洲太平洋地区博览会财团，奖励了亚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为人类相互理解和世界和平做出杰出贡献的作家、艺术家、学者。
评选委员会为巴金授奖的理由是：代表作《家》、《寒夜》等作品，充满了深厚的对人类的爱和人道主义精神，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一贯主张中国现代化；文革后，在批判社会的同时，诚实的批判自己，其文学活动在社会产生了巨大深远影响。
在授奖证书上有以下文字：您长期的文学活动，为亚洲的智慧、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授奖仪式之前，福冈亚洲文化奖委员会派出四人专程到上海，邀请巴老出席授奖仪式。他们知道巴老身体不好，说福冈各界人士盼望巴金先生光临，为保证您的身体健康，生活方便，家属、医生、护士、秘书，来多少人都行。巴老说我身体不好，行动不便，虽然也想去见见老朋友，但恐怕力不从心了。
巴老最后决定，由他的儿子李小棠代他去领奖。小棠没去过日本，巴老叫我以他外事秘书的名义与小棠一起去。临行前，问巴老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去办，巴老叫我们到东京代他去看看老朋友井上靖先生，遇到老朋友代他问好。还对我说：“这次你是团长。”我开玩笑说：“既然巴老任命我为团长，我当仁不让，就不推辞了。现在讲究官衔，小棠也应该有一个，就叫他弄个秘书长或副团长干干吧。”小林说：“你们两个都是官了，就是没兵。”大家笑了起来。
福冈的接待极为隆重，房间大得能打乒乓球，先进的高级音响电视设备，都不知道怎么用。吃饭也是随心所欲，接待人员，花钱如流水，我出国访问二十余次，还从来没有这么“阔气”过。我知道，是沾了巴老的光。
授奖仪式在福冈桑巴来斯礼堂举行，一千五百人出席，不仅有日本文化界、政界、社会贤达，还有各国驻日本的大使、公使等外交官。秦古典皇家音乐，极为隆重、盛大、肃穆、豪华。
小棠代巴老接受奖章，并代表巴老宣读题为《我与日本》的讲稿。巴老说：“我首先对福冈市授予我一九九〇年度福冈亚洲文化奖创立特别奖表示衷心感谢。我对亚洲文化的发展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得此殊荣，我认为这是福冈市和福冈市人民，对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尊重，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表示，所以我以愉快的心情接受这一荣誉。”
巴老还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作家。六十年前，我写第一篇小说时，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作家。”他回顾了自己走过的文学道路，受日本文学的影响，六次访日与日本作家结下的深厚友谊，最后说：“我今年八十七岁，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愿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献出余生，即使我的生命化成了灰烬，我燃烧的心也会在朋友们中间燃烧。”
在授奖仪式上，有一位令人难忘的老人，他就是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台上的受奖者、司仪、以及乐队均身着黑色燕尾服或黑色晚礼服，而李约瑟博士与众不同。他坐在轮椅里，上身是黑色缎子马褂，下身是黑色绣花缎子长袍，手里还拿着一顶瓜皮小帽。我差点笑出声来，悄悄问李先生的随行人员，她告诉我说，这身衣服是一九三八年在重庆时做的，他认为这是中国的礼服，有重要活动时才拿出来穿，他本以为这次能见到巴金先生，所以才特意从英国带来的。
福冈亚洲文化奖委员会，为受奖者颁发了奖章、证书，奖金五百万日元（约合人民币四十万元），还有一件博多泥人纪念品。但奖金不是现钞，而是一张巨大的支票。
我和小棠到东京见过井上靖先生后，回到了上海，由机场直奔巴老寓所，当面汇报。巴老听完后说：“你辛苦了，谢谢你。”接着又问：“钱捐了没有？”
我一愣，一时不知怎么回事？我不记得临行前巴老吩咐把钱捐给谁？所以莫明其妙。我说：“巴老，这只是支票，必须用您的签名或图章才能取出现金，现在没法捐。”巴老不再说捐钱的事，送我《巴金全集》1-12卷，书放在桌子上，高高的一大摞。
俗话说，知子莫如父，但反过来讲知父莫如子也似乎有道理。在日本访问时，小棠就跟我说过：“这笔钱，我爸肯定不会留，要捐献的。”我问捐给哪儿？小棠说：“我不知道，但肯定一分钱也不会留。”
我回到北京不久就听说，这五百万日元，巴老捐给现代文学馆三百万，上海文学基金会二百万，自己分文没留。我没看见有关报道，估计是巴老不愿声张，悄悄捐的。
友好精神要传给年轻人
日本《朝日新闻》1998年5月16日刊发了记者清水胜彦由上海发回的电讯：巴金在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怀念曹禺》，93岁的巴金患帕金森病长期住院，但创作激情不衰……日中友协全国本部副理事长古川万太郎先生看到这条消息，知道巴老身体健康，仍在写作，十分高兴，寄来了剪报并写信表示祝贺。
古川先生是巴老1980年访日结识的朋友。他是位研究日中关系史的学者，也是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的社会活动家。
我在将剪报和古川先生的信译成中文寄给巴老和小林时，附信说：“古川先生9月底将率东京都社会文化团到杭州访问，他很关心巴老的健康，想念巴老，届时若巴老身体情况好，建议见见老朋友”但对此，我没抱什么希望，因为巴老因身体原因已多年不见外国朋友了。
9月28日，我陪代表团一行由郑州到杭州，住在西子宾馆，正好巴老在那里休养。我去看巴老时，小林和老徐说，巴老到杭州来以后，身体比在上海时好得多，可以见古川先生，时间定在明天下午4时，那时巴老的精神最好。
9月29日下午，我陪古川先生去见巴老。我们走进巴老住的二号楼时，巴老已经坐在轮椅上等待，因为天气比较凉，腿上盖了毯子。古川先生握着巴老的手说：“在这里见到您，感到很高兴。我是在您的精神感召下，投入日中友好行列的。我们现在与中国作家协会的交流，就是您1980年访日的继续。”巴老说：“我也很高兴。1980年那次访日，大家过得很愉快，也结交了不少朋友。我感谢你为中国作协、上海作协、《收获》杂志与日本的交流所作的贡献。中日友好，有今天的局面，不容易，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为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要把我们的体验告诉年轻人，把友好的精神传给年轻人，使友好事业继续下去。”古川先生说：“请先生放心，我们要向先生学习，做好友好工作。同时请先生保重，您的健康对中国对日本都很重要，因为您是和平友好精神的象征。”巴老说：“我有许多话要说，但没有力气，说不出来。字也写不了，手不好用，所以心里着急。请你回去向那些老朋友代我问好。”
那天巴老精神很好，说了许多话也不显得疲劳，临别时，送给古川先生一本亲笔签名的大画册《巴金对你说》。巴老说：“古川先生的先生两个字写错了，是擦掉重写的，实在抱歉，但这样真实。”
我也想念日本朋友
1999年10月17日，我陪缅甸作家团到上海，一进饭店，我就给李小林打电话，问巴老的情况。小林说，爸爸最近还好，比较稳定，明天上午我在医院，你来吧。
我住的延安饭店离华东医院很近，步行10分钟就到了。走进病房，李小林迎上来，领我到巴老的房间。巴老躺在床上，头朝上，没戴眼镜，假牙也摘了，微张着嘴，显得清瘦，但脸色和精神都好。房间不大，床头放着一些医疗器械。小林说：“爸爸，你看谁来了，能认出来吗？”巴老插着鼻饲和氧气管，头部移动困难，小林叫我走近些，叫巴老看清楚。我往前走了一步说：“巴老，您好。”小林又问：“爸爸，这是谁，认出来了吗？巴老还是不作声，只是专注地看着我。小林说：“爸爸，小陈，陈喜儒来看你了。”这时护士给巴老戴上了眼镜，巴老嘴在动，要说话，但痰马上涌上来，咳了一下，护士拿管吸痰。巴老说话了，但声音细微，我听不清也听不懂。小林说：“爸爸说你发型变了，认不出来了。”其实我的发型没变，只是为了见巴老，新理了发。以前见巴老，我很随便，头发比较长乱，弄得整齐些，巴老反倒认不出来了。我开玩笑说：“巴老，我是为来见您，才特意理的发，想弄得漂亮点儿，不好看吗？”巴老说：“不好看。”我说：“好，下次来看您，一定弄得好看点儿。”
每次见巴老，总要聊一聊有关日本文学、日本朋友的情况，这似乎是个传统节目，我不说，巴老也要问的，但他现在身体弱，一想说话就有痰，不便多说，于是我和小林走到外间。
外间放了一张床，两张沙发，窗台上放着几盆鲜花。小林说，现在巴老不能离人，家里人轮流值班。与小林闲谈时，我把日本评论家尾崎秀树先生病故的前后（巴老已发唁电）、水上勉先生、白士吾夫先生、佐藤纯子女士、横川健先生等人的情况说了说。中午时，我向巴老告辞，回到了饭店。
回到房间不久，小林来电话说：“我把你讲的有关日本朋友的情况跟爸爸讲了，爸爸说，我也很想念水上勉先生，请小陈方便时代我向白士吾夫先生、佐藤纯子女士、横川先生等日本朋友问好。”
当天下午，中缅两国作家在上海作协座谈，我写了张传真，发给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横川健先生，转达巴老的问候。
10月19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专务理事白士先生复电说：“得知巴金先生没有忘记我们，关心着我们，使我们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水上勉先生虽然不时生病，但在文坛仍很活跃。佐藤纯子现在是我会常务理事，主持日常工作。井上靖先生的夫人芙美女士虽已90岁，但身体很好，在写回忆井上靖的文章，在庭院里种植蔬菜。中岛健藏先生的夫人京子女士也已87岁，在她的故乡福岛安度晚年，身体很好。
“认识先生，已经几十年了，您一贯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为亚洲的安定和世界和平而奔波。我们对您表示衷心地崇敬，并祝您健康长寿。”
我想，巴老得知这些老朋友的近况会感到欣慰和高兴的。
作者附记
这一组短文，大部分是一九八四年五月，陪巴老访日归来后，应某报之邀而写的，当时该报已决定编发在第七期。
但我想，既然是写巴老，应该告诉他一声，于是给巴老写了一封信，列了我写的几个题目。后来我的好朋友陈丹晨去上海参加《上海文学》颁奖大会，李小林对他说：“我爸说最好不要宣传他，能否跟小陈商量一下，把稿子撤下来，不知小陈是否会不高兴？”
丹晨从上海回来，马上跟我讲了。我想既然巴老有这个意思，当然应该尊重，于是把稿子抽了下来。
但有一位编辑舍不得撤，过了几个月后，在内部刊物《文艺情况》上发了几篇。一些人写文章引用时，也注明某内部刊物，实际上就是一九八四年《文艺情况》第十期。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这组短文一直沉睡在我的书桌里。前几天偶然与柳萌兄谈及此事，他说还是拿出来发表吧，这不是宣传，是实话实说。他也很敬重巴老的人品文品，觉得这些短文不应该再睡在抽屉里。
我因工作关系，一九八〇年、一九八四年两次随巴老访日，一九九〇年，以巴老外事秘书的名义与李小棠去日本为巴老接受福冈亚洲文化大奖。每年陪外国作家代表团到上海，总有机会见到巴老。
我只是把我在巴老身边工作时的亲眼所见，老老实实地记录下来，不加修饰，不发议论，就像随手拍下来的生活照片，既不讲究取景，也没有什么艺术构思。
翻出旧稿，又补写了几篇，就是现在这一束《巴金先生》，献给读者。
我知道，这不过是一株参天老树下的几片落叶，但我珍爱它，把它深深藏在心里。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于安定门
汪洪简历
汪洪，本名王增如，女，1950年生于北京市。1968年7月下乡到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北大荒生活14年。1982年调入中国作家协会。现在《作家文摘》报工作。副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撰写过《丁玲在最后的日子里》、《丁玲与叶圣陶的交往》、《剪柳春风—丁玲的故事》、《丁玲带我看望关露》、《丁玲与“诬告信”事件》、《中国1968—上山下乡》、《哭邵云环》等作品。编有《丁玲自叙》、《我在爱情中生长》、《西行阿里》、《心的嘱托》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