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是芦苇，自然界最柔弱的生命，但却是会思想的芦苇。——帕斯卡尔《随想录》“人只是芦苇，自然界最柔弱的生命。”人们的生命过程有多么的艰辛啊！更何况它们从生到死都处于暴风骤雨之中，普通的中国人就是如此。可以这样说：能从二十世纪活到二十一世纪的普通的中国人，都是幸存者。正因为人们会思想，才有痛苦。也正因为人们有痛苦，人们才比神们伟大。也正因为普通中国人的痛苦特别沉重，才尤其伟大。
我在童稚时期就开始经历各种苦难，苦难的生活促使我思想，思想促使我早熟，早熟的孩子在身心两方面承受的痛苦更多、更深。那时一个生存于专制的弱国而又勤于思考的年轻人，对于左倾思潮就像铁对于磁那样。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的腐败和对美国人的依赖，促使有思想的青少年地迅速向左倾思潮靠拢。一旦接触了左倾思想，就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反对独裁政权的学生运动。我以为所有的年轻学生都像我们一样，一点即燃。的确是这样，有许多年轻人都自愿冒着生命的危险走到我们中间来，就如饥如渴、生吞活剥地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就以天下为己任，激昂慷慨，奔走呼号。但是，即使在当时，也有许多年轻人对于我们煽动性极强的说教反应冷淡。包括我当时最倾心爱慕的一位女同学在内。为此我激愤并难以理解。极端的热情和极端的幼稚，激愤的文字和尖锐的言谈，我立即成为特务追逐的对象。
1947年夏秋之交，我——一个17岁的男孩，每天都在特务的视野之内等待一个“家里人”（中共地下组织的向导）的到来，向我悄悄地说：“走！回家去！”那将是一道严峻的命令：立即奔赴如火如荼的解放战场！可“家里人”什么时候才能来呢？一方面是焦急的等待，一方面又担心“家里人”会突然走到我的面前，使我措手不及。我喜欢生命在死亡威胁中的刺激，精神在神秘使命重负下的矜持，自以为世人皆醉我独醒的自豪，大睁着双眼在暗夜里惴惴不安的等待……为了向一个我最不愿意离别的人告别，我走进那条熟悉的小巷，小巷里一半是金色的阳光、一半蓝色的阴影。小巷中间有一口小井，青石砌成的井沿儿被柔软的井绳磨出一道道深沟，说明这口小井很有些年头了。小井蜷缩在小巷的北侧，正对着一扇经常在我梦中出现的小门，门框上的春联是杜甫的两行诗句：“桃花细逐扬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横幅是：“春意融融”。作为一个激进少年，我立即想到：内战的炮火已经隐约可闻了，为什么小巷深处的人家在希冀中会还有这样不切实际的图画呢？那时候我是多么的幼稚啊！以为中国人除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有的人都要造反，都要革命，安于现状不仅可笑，也不可思议，甚至是卑鄙的。
我扣响了那扇小门，开门的是她！她微微一笑，没有说话，她是一个习惯用微笑传达信息的姑娘，只有我才能把她的微笑破解为丰富而深情的语言。院子是长方形的，砖地上因为常年的阴湿铺满了青苔，小小的花坛里好大一丛嫣红的月季花！
她母亲在堂屋里迎着我，请我坐下，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她们母女俩并肩坐在床边上，准备听我滔滔不绝的演讲。因为我只要有机会走进她们的小屋，我就会激昂慷慨地向她们高谈阔论，讲内战和学生运动的形势，讲专制政府的黑暗和民众与知识分子的情绪。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是：她们听到的好像是一些与她们无关的闲话，从未表示过可否。她们微笑地看着我，从她母亲的笑容里甚至可以看到一丝讥讽……但这一次我守口如瓶，因为我即将离去的行动是不能告诉任何人的。在她家吃了一餐朴素的午饭就告辞了。她把我借给她几本“赤色禁书”还给了我，默默地送我走到门外。我期待她说点什么，对我、对我借给她的书，哪怕说上一句话，但，她一如既往，没有吐露一个字。门缝在我们的相向凝视中渐渐合拢了，我被丢在一半阳光、一半阴影的小巷里。后来，我在小井边又留了很久，这是她天天汲水的小井，她用这口井里的水洗衣、淘米、洗菜，她就是吃这口小井的水长大的。我曾经多次在这口小井边等她，希望她出来汲水，十次有九次是空等。如果她真的出来了，我会满面绯红、结结巴巴地说：我是偶然经过这里的……记得我们是在张骏祥先生写的话剧《万世师表》的排练和演出中相识的，那时我只有十五岁。我们扮演的是一对小情人，按剧本里的规定，在第二幕应该手拉手出场，每一次我都不好意思伸出手来。我对她念过台词里的“我爱你”，在台下我却从始至终都没敢启齿。两年来，我一直在企图影响她，看来，让她和我一起走向革命，走向战场的希望落空了。所幸我还懂得人各有志，不能相强。那天，我才明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或必须投身汹涌澎湃的大潮。宁静、平凡的生活更加吸引绝大多数人，包括她。也许她宁愿和妈妈相依为命，像妈妈一样，做一辈子清苦的教师。1952年冬天，我曾经回到那口小井边去找过她，给我开门的却是一个中年人，自称是她的舅父，他告诉我：她们在战乱中失踪了！半个世纪以来，我都相信她们真的是在战乱中失踪了，甚至想到过死亡。90年代我重回故里参加母校信阳师范建校90周年纪念大会，发现那条一半阳光、一半阴影的小巷已经被极其难看的、新建的简易楼覆盖了。可那口小井，那座单门独户的小院、对联、青苔、嫣红的月季花……都还在我的记忆里如昨日般鲜明。1999年7月，突然，我从一位同学的回忆母校生活的文章里得到她在台湾的消息，我大吃一惊，立即写信拜托那位同学转给她一封信。一个月之后，收到一封来自海峡彼岸的信，信封上写着我往日的名字。就像一只从早年的梦中飞来的燕子，径直落在我的手掌上，默默地辨认着我。我怕它会受惊飞去，久久地没敢拆看……早已成为死灰了的热望，在一声怦然心动之后，又飘起袅袅光焰。她还活着！半个世纪的连天波涛，半个世纪的不测风云，半个世纪的恒常潮汐，半个世纪的连绵战火。我也会得到一个奇迹！一张纸的飘然而至，使我的时光顿时倒流了51年。我也像她在信里说的那样：“惊喜万分”！正如当年我的推测，她在信中告诉我：她和她的妈妈一样，流亡到台湾，做了几十年教师。在虽然艰辛、却相对平静的岁月里结婚、生儿育女、退休……眼前看到的是一行行老练、工整的字迹，耳边听到的却是一个妙龄少女的声音。她在信中问到：你呢？是呀！我呢？——我黯然了……唉！怎么说呢？人生最难话得失！
我在1947年逃离蒋管区，走向为争取建立一个新中国而战的战场。我多次问过自己：你设想的新中国新在哪里？我回答说：新在没有皇帝和变相的皇帝；新在她是一个独立而充满自信的国家；新在她能轻易地给予人民平等与自由；新在人与人之间没有猜疑和忌恨。1949年当五星红旗在北京升起的时候，我正随军转战在南海沿岸，那时的心情正像我在一首长诗里描写的那样：甘愿为了这巨大的欢乐去赴死。那首诗的题目是：《海一样瑰丽而深邃的梦》，足以印证当时的心情。转录如下：
海一样瑰丽而深邃的梦
一场酣畅淋漓的夜战！紧接着
就是披着星光对穷寇的乘胜追击。
每一次夜战我都要掉队，这一次
却是我把团队远远地抛在了背后。
那是1949年十月的第一个破晓，
作为一个大进军中的士兵，我当然知道：
今天将在北京一座宫门外的广场上，
升起了一面让世界震惊的、崭新的国旗……
当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单兵的时候，
一眨眼，夜已经裹着紫色的披风悄然隐去，
一个从天上垂向地面的大幕骤然升起，
啊！新世界的色彩原来是一望无际的湛蓝！
陌生而又熟悉，意外而又亲切！
这是大海吗？是大海！是的……！
儿时我有过多少次海一样瑰丽而深邃的梦啊！
今天才得以面对梦一样瑰丽而深邃的海！而且是南中国海，南中国海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在破碎、贫瘠、荒芜的国土上，背负着沉重的失望还在不断栽种希望的孩子，慷慨的南中国海给了我一万倍的补偿。浸在泪水中的我扑倒在柔软的沙滩上，尽情地接受着温暖的南国之风的抚摸；
明丽的南中国海披着雪白的婚纱，
风情万种地向我一跃而起，那样轻柔！
她为我捧起一轮硕大无比的太阳，
我庄严地低下头去接受她授予我的金冠。
大海之上是一座火海，桔红色，
波涛在蓝与红之间唱起深情的颂歌，慢板。
这天、这海、这太阳、这整体的辉煌，
使我恍然不知此身今在何处……
我希望这炽烈的天火把我点燃，
而后在空中轻盈地随风而逝。
一无所有，但那是在献身之后的一无所有，
灰飞烟灭，但那是在永生之前的灰飞烟灭；心甘情愿地埋没在五彩缤纷的虹彩里，心甘情愿地葬身于海的永无休止的欢歌中。当枪弹呼啸着擦过我的耳轮的时候，一艘登陆舰像是刚刚从海底浮现出来，无数惊恐的眼睛和黑黝黝的枪口瞄准着我，一时我竟然忘了自己是在追击穷寇的士兵。登陆舰不就是一个缩小了一万倍的王朝吗？它装走了中国大陆的全部罪恶和黑暗，装走了一个专制的政府，一个独裁的皇帝，装走了腐败透顶的官吏和阴险毒辣的特务。装走了压榨、凌辱百姓的庞大机器，装走了所有公开和秘密监视人民的眼睛，装走了所有公开和秘密瞄准人民的枪口，装走了我们民族无穷的灾难和最后的悲哀。滚吧！越快越好！请看！我不是在填压而是在一颗颗地退出我枪膛里的子弹。你们却误解了我的行动而加深了对我的敌意，一个多么有趣、多么不成比例的对峙啊！
恼羞成怒的敌军把惊恐、仇恨，
和全部剩余的炮火，向我一个人喷射过来。
而我的眼前却只有舒心的蓝和纯净的白，
以及使我心醉神迷的、温情的阳光。
我想唱，我想喊，我想拥抱大地、拥抱海，
甚至包括那些向我军疯狂反扑的敌人。
“卧倒！”战友们在我背后厉声提醒我，
团队已经赶到了，可“卧倒”是什么意思？
我挥舞着双手迎向和海浪一起扑来的弹雨，
喃喃地说：这可是最后一场腥风血雨呀！
面对如此密集、如此猛烈的炮火，
我突然敞开雪原月色似的胸膛。
我只拥抱过我可怜的父亲，
那是在他被日本宪兵拖走活埋前的那一瞬；
我还拥抱过我坚强的母亲，
那是在我奔赴战场的前夕，她还在梦中。
我没有更高的奢望，没有……
我只期待着属于我的那一颗滚烫的子弹，
如果能准确无误地命中心脏，
一颗，即使是一颗流弹也就足够了！
“卧倒！”战友们一定以为我已经疯了。
可我为什么要卧倒呢？你们应该明白，
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之白骨盈野，
为之眼泪淌干的不就是今天的到来吗！
今天，在今天，只有在今天，
我的死亡才和痛苦、和悲哀无关。
在这个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时刻！
在金沙滩上洒一小片鲜红的热血，多好！
当海风吟唱着在岸边寻寻觅觅的时候，
一棵坚韧的芦苇匍匐在地亲吻着沙丘；
灵魂升空，俯瞰着自由人漫步在自由的大地，
躯体入地，和绿遍天涯的芳草一起重生。
唉！雨点一般的子弹，却没有一颗击中我，
作为士兵，我为惊慌失措的对手感到羞愧。
多么遗憾啊！一个自动向枪手走近的靶子！
一个欢呼雀跃着赴死的士兵竟然没有倒下。
从而没能如愿以偿地在十九岁的时候死去，没能把祖国留在我幼稚、但十分虔诚的祝福中，没能把亲人的笑容定格在我冷却了的角膜上，那将是一幅永远属于我的、无比美丽的图画。而我却活着，耳聪目明地、清醒地活着……——那是一种真诚而高尚的激情。这样的心情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上半叶，我记得1950年元月随先遣营从广西南宁出发，十余天日夜兼程的追击，国民党军李弥兵团的残部被压在红河河谷，困兽犹斗，他们把剩余下来的炮弹全部都倾泻在我们的头上了。可以说，那是我遇到过的、空前激烈的战斗，有时候被炮火压得十分钟抬不起头来。我军伤亡惨重，战役结束以后，团长把一百多个重伤员交给我，他明明知道我并不是他所属团队的士兵，而是师部的一个宣传干事。我立即在当地游击队的帮助下，动员了两百多个民工，就地用竹竿扎成担架，抬起来，跟着我就出发了。我第一次不是跟着别人，而是别人跟着我，而且有几百人。在陌生的哀劳山上寻找医院，听当地的彝族山民说，箇旧附近有个矿区医院。我带着这些民工和伤员跟着向导找到了那所医院，但那些医生护士向我提出种种借口，拒绝接收这些濒临死亡的伤员。一个刚刚进入二十岁的士兵，我第一次大发雷霆，质问他们：你们是医务人员，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救死扶伤，何况这些躺在担架上的伤员都是创立新中国的功臣，你们能心安理得地看着他们不停地流血而不予理睬吗？你们反动，没有人性！我的愤怒不仅使来劳军的中学生们十分惊恐，我自己也很意外。那些医生无可奈何，才勉强把伤员接受下来。所幸时间很短就被接回到自己的野战医院里来了。后来听师卫生处的战友讲，矿区医院的医生们对待那些伤员很冷漠，伤员接回来的时候，许多伤员的伤口都没有经过消毒处理。这是一件使我终生引以为歉疚的事。
1952年初夏的一天下午，作为一个22岁的边防军基层军官，我接到组织部门的通知：西南军区调我去贺龙司令员身边工作，即日启程，到重庆西南军区报到。这项命令不仅使我感到不安，连师和军，以及军区的领导人都感到诧异。既然是命令就必须执行，于是我很快就从红河边境出发，乘汽车取道以险恶著称的滇黔公路先到贵阳，再从贵阳入川，蜀道真难！沿途住的都是“鸡鸣早看天”的旅店。一个星期才到达重庆。到了西南军区以后我才知道：我的任务是生活在贺龙元帅的身边，在他空闲的时候，倾听他讲述前半生的战斗经历，作为写作素材。因为很多他的部下觉得他年事已高，而且血压偏高。当时，我既兴奋而又感到负担沉重。无疑，对于我，这是一个艰难的美差。贺龙元帅目前正在成都，参加中共中央西南局为四川东、南、西、北四个行政区的合并而召开的高层会议。我必须去成都贺龙元帅的寓所报到。那时成渝铁路刚刚通车才几天，我可以不用搭汽车了，第二天我就乘上了去成都的快车。我在火车上彻夜失眠，一直都处于忐忑不安之中。当我跨进四川成都东二巷贺龙元帅临时寓所的大门以后，就被侍卫引向花园右方的一间中式大厅。在秘书看介绍信的时候，贺龙元帅突然笑容满面地从里间走出来。只一瞬，我就不紧张了。贺龙元帅看见一个很年轻的军人向他敬了一个军礼，叫了一声：“老总！”他走到我的面前，先向我伸出他的手。他比我想象中的贺龙年轻得多，温和得多，儒雅得多，亲切得多。好像我不是第一次谒见他，似乎和他见过多次面。他幽默、自信、快活、幸福而特别富于人情味。说实话，我万万没有想到他最终和悲剧会有什么联系。他先问我：“你是哪里人啊？”“河南信阳。”他立即大声说：“啊！我晓得！在武胜关以北，驻马店以南。”他看出了我脸上的惊奇，笑得更欢快了。我想，他一定在某一个时期，率领部队行军打仗，到过我们那一带。“住下！住下再讲。吃饭了没有？没吃饭先吃饭。”我被安排在一座西式楼房的楼上一间房子里，后来我发现，那间房子正好在贺龙元帅和夫人薛明卧室的顶上。此后，每当他下午不开会的时候，就和我面对面坐在他卧室窗外的走廊上，他讲，我记。湘西方言比较好懂，既接近四川话，又像鄂西话，还有些黔东话的尾音。有时在讲到激愤的时候，也会加上很强烈的手势。他用了好多个下午，向我讲述了他自己许多质朴而传奇的经历……我在他的身边见过许多赫赫有名的军政首脑，那时中共的高级干部平易近人，一点都不让下级紧张，回想起来，心里涌出一阵阵辛酸来，让人既怀念而又难以置信。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跟贺龙元帅去灌县钓鱼。他的座车是那种比较笨重的苏制“吉姆”，我坐在前座，不小心把司机老朱的茶杯踢翻了，老朱小声跟我开玩笑：“你也是首长，就别坐在前头，应该往后坐。”他的耳朵很尖，听见了，笑着说：“后头很宽的嘛！可以坐五个人。”我和老朱就都不敢响了。那时候从成都西北郊去灌县的公路还是土路，汽车很少，车速一快就卷起很大一片灰沙来，那天上午公路上全是进省城来的“鸡公车”，那是一种古老的独轮木结构小车，据说就是诸葛孔明发明的“木牛流马”。推车人还是十分辛苦，车轴“吱吱扭扭”的声音很响。他一再要老朱慢些，老朱一减再减，车速减低了很多，灰沙仍然很大。他不忍心了，用手拍着前座的靠背说：“算了，今天不钓了，回去！回去！”我既感到遗憾，又觉得高兴。遗憾的是错过了一次在都江堰上垂钓的机会，高兴的是他今天又可以和我谈话了。惟有在钓鱼的时候他是一个宁静的人，非常专注，一语不发，顶不喜欢别人伸根杆子挤在他身边说话了。
一天，我随贺龙元帅出门，（这一次我坐在他身边）车过杜甫草堂。他忽然吟起诗来：
“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
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
这着实使我大吃了一惊，说实话，我都记不全杜甫这首诗。而且他的读音准确，“赊”字和“斜”字都入的是“花”韵。
“说明唐代这里的人很少嘛，‘此地两三家’。当初杜甫的草堂也就是几间茅草房，逃难的人，流离失所，哪有钱起这么大的瓦屋呢，就是有钱，也没得心思。他又不想在成都安家，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后人修起的……他做梦都想回中原嘛！”
接着贺龙元帅又吟诵起来：
“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他用手肘碰碰我：“你来念下头两句……”
幸好这首诗我还记得。于是，我接着读：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我在贺龙元帅身边工作的那一时期，每逢周末或假日，他都要参加舞会。有时就在他的临时寓所里，那时胡耀邦、陈赓、李达、宋任穷、李井泉、阎红彦、张际春等等都正当壮年。邓小平有时也会来，但他并不跳舞，只打桥牌。他如果外出参加舞会，随行的总有我。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他本来完全不会跳舞，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才学跳舞的。那是1949年中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晚会上，孙夫人宋庆龄走向他，请他跳舞。他站起来红着脸说：“孙夫人！我不会。”恰巧毛泽东听到了他的回答，大声说：“贺龙！这是文明啊！不会，学嘛！”他所以对这件小事津津乐道，正因为这件小事和毛泽东有关，在这样的时刻，他的笑容就像孩子似的天真烂漫……
在五十年代初，无论什么人都想不到这样一个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到了愚忠地步的人，会落到如此悲惨的结果，贺龙元帅自己尤其想不到。那时贺龙的罪名虽然全都莫须有，问题既然已经由中共中央提出，肯定经过毛泽东的首肯，那就连贺龙本人都得严肃对待、认真思考了。如果按林彪们罗织的罪状，贺龙简直是一无是处。一出生就是“土匪、军阀”。南昌起义“投机革命”。在危急关头“向蒋介石乞降”。“杀害段德昌”。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伙同彭德怀卖命地搞“百团大战”（那时贺龙在对日作战中的勇猛和取得的胜利，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承认，并一再传令嘉奖。），向敌、伪、顽暴露八路军的实力。（多么荒诞啊！）主持军委工作时搞全军大比武，弄虚作假。多年的体育工作全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单纯技术观点冲击政治”。“二月兵变，篡党夺权”等等。所有这一切，对于贺龙来说，都百思而不可解，但贺龙完全可以说清楚。可贺龙向谁说呢？1966年9月5日一个炎热的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休息室里，毛泽东把林党主要干将吴法宪等人对贺龙的诬告信，交给贺龙本人。毛泽东说，他的态度一如既往，他告诉贺龙：“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的评价还是在延安时说的那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而且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回忆了许多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斗争的一些往事等到贺龙被隔离在西山的时候，贺龙和毛泽东的地理距离稍稍远了一点，但顶多不过20公里。而这20公里终于成了一个历史上的无限远！从此，他们至死都没能再次谋面。贺龙应该相信，9月5日，毛泽东对他讲的话是温情而又诚恳的。只不过，后来，他在林彪和贺龙之间作了理性的权衡，最后选择了林彪。相对于政治来说，情感、道义等等就极其次要了！
1952年底，我第一次从西南进京，在火车上我作为一个边防战士，请求列车广播员让我向同车的旅伴们讲话，我惟一的目的是想要让他们都像我一样感受到新时代、新中国的幸福心情。我们的新中国得到了独立，独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强之路就在我们的脚下。我们的人民正在走向繁荣富强，我们解放军战士愿意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来保卫欣欣向荣的祖国。回到故乡的第一个夜晚，我就在母校的广场上，给我的老师和同学们做了一次热情洋溢的演讲。
1953年我有十个月在北京创作电影剧本，从而开始接触文学界，一开始就和许多大名鼎鼎的文学家相识了，我把他们引以为自己的良师益友。很幸运，但与幸运同行的就是不幸。我很想把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日子忘掉，事实上当然做不到，可是，年岁不饶人，记忆的衰退使得往事如烟，越来越浅淡了。今天再来追忆，就像修补敦煌壁画那样艰难了。但修补是必要的。知识分子——即使是所谓党的知识分子，主观臆造出来的春天也是极为短暂的。那年夏天我被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送到北戴河，为他们修改根据我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改编的电影剧本，也是我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实际上我在边疆初期经历的生活比我在小说和电影里表现得丰富得多，如果忠于生活，作品要好看得多，也深刻得多。但当时中国的党和政府像苏联的党和政府一样，特别重视电影的作用，所以拍片很少，1953年全年只摄制了七部影片。一部电影剧本的投拍要经过层层审查才能通过，最后一个审稿人就是周扬，周扬不点头就不能投拍。所以在写作中费力、费时最大的劳作，就是如何才能符合党的每一个条条框框，以及堵好自己没发现、而审稿人可能发现的、属于意识形态的纰漏。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起，文艺工作者已经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党对文艺作品里的人物的最高要求，主要不是典型不典型或生动不生动，而是正确不正确了。等作品中的情节、细节，人物和人物关系都正确之后，距离党的要求越来越近，距离生活也就越来越远了。由于党对文艺功能的解释主要强调的是以党的精神对人民进行教育，电影好看不好看就相当的次要了。
在北戴河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碰见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搭上接副总理邓小平的汽车，只好坐在邓的身边。回忆起来，我第一次见到邓是1948年夏天，在河南襄城的大街上。那是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会师后，两个野战军领导人在襄城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会议，我恰好去襄城采买纸张，偶然碰见二野和三野的领导人，他们是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毅、唐亮、粟裕等等。那时碰到他们很容易，他们像我们一样，没有避弹车，没有警车开道，没有卫队。只有一匹马或骡子，每一个人只有一个背着驳壳枪的警卫员。那次战地高层会议以后的半年间，两支野战军联合对蒋军进行了一连串毁灭性的打击，包括年末的淮海战役。解放后，在成都贺龙元帅家里多次见过邓，但他都不记得了。在车上问到我，他才知道我是二野的部下。汽车开到一个森林茂密的所在，我才知道这里有一个中央领导人避暑的特区。那天正好是苏联贝利亚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在一座别墅的阳台上，邓小平和另外一些中央领导人在一起交谈贝利亚其人其事，他们个个神情严肃，深感意外，我就悄悄离去了。
在北戴河，中国作家协会和电影局以及中央各部都在北戴河建立了自己的疗养所，虽然都在特区之外。相对全国而言，五十年代，整个北戴河海滨就是一个特权阶层的避暑区。和我住在一幢别墅里的还有小说家萧乾、杨沫，剧作家林杉、沈默君等人。前辈女作家丁玲和方令儒住在另外一座别墅里，她们经常在傍晚来我们这里串门。当时我才感觉到文学界也并非亲密无间，党和非党，历史上的左翼与非左翼，在他们的观念里十分森严。我和沈默君来自军队，他就住在我隔壁的房间。在我眼睛里的萧乾，是一个既谦恭又和蔼的中年人，他极力想改变自己，把自己改变为在新中国的作家。正因为如此，他才响应党的号召来参加刚刚开始起步的新中国的电影创作，大家都知道，列宁认为电影是最有效的宣传工具。我第一次见到萧乾是在北京的羊市大街的中央电影局，他也来参加一个关于电影创作的会议。我只知道他曾经是二战时期驻欧洲的中国名记者。他在会上的发言中特别提到我，说是从我的身上感染到一股革命的朝气。完全是“一副苏联电影里的‘金星英雄’形象”。
虽然我很不理解，却毫不怀疑他的诚恳。他对我不可能有很多了解，因为在此之前，我只发表过有限的几篇小说，大概他觉得我最年轻，又来自边防军。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已经做了大官的文学界权威郭沫若曾经公开把他划在“洋奴、买办文人”之列，成为改造的对象。他很少参加傍晚在旁海的走廊上和大家一起闲话，虽然我也知道他不是不乐意参加。我很好奇，曾经两次到他房间里和他交谈。我注意到他在起草一部电影剧本的提纲，一张纸上零乱地写了许多英文。据说写的是二战时期的故事，我相信那一定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那时候，我和他都不知道即使是他真的写出来也不会拍摄。中央电影局所以邀请萧乾到北戴河写剧本，是主管电影剧本的副局长陈荒煤个人的意思，为了提倡大家都来写电影，当然也不好拂了萧乾的热情。后来的结果说明萧乾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对于他的提纲，在审查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提出一大堆“不正确”来，后来，他自己识趣地主动放弃了。当别的作家知道我曾经两次访问过萧乾的时候，都很担心。有一天，杨沫以老大姐的身份，很爱护的态度对我说：你不要多到他那里去，不好！他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没想到，四年以后，我和萧乾成了一样的人，都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你看嘛！他一天到晚穿着绣花睡衣，写剧本提纲还要用英文，不仅是洋派，完全是根深蒂固的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的语气使我觉得还有一句话没说出口，那就是：你很年轻，不要受他的影响，他会向你散布资产阶级细菌。
杨沫无疑是个善良正直的老大姐，而且是“一二·九”运动时期的老革命。那年，她身为中央电影剧本创作所的专业编剧，却没有进行电影剧本的创作，她认为电影剧本专业技术性太强，很难写。她打算先酝酿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在1958年出版并引起轰动的《青春之歌》。她在北戴河的时候，经常找林杉和我讲述她过去的生活，也就是未来小说的背景。林杉也是中央电影剧本创作所的编剧，他正在结构一部战争影片，那就是后来由沙蒙执导的《上甘岭》，影片描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一个战役。林杉是上海人，抗战初期加入中共，在地下活动中被捕，关押在苏州军人反省院403室。出狱后改名为施林杉（施林杉谐音403），奔赴延安。在发表作品时署名林杉。林杉羸弱矮小，高度近视，瘦骨嶙峋。但极为善良，内向，言语不多。显示出的是一副深沉而且“党性很强”的外貌，很为各级领导人所赏识。杨沫讲的故事中有许多她们家庭的趣闻，特别是她和她的胞妹——电影明星白杨的经历。我记得她讲到幼小的姐妹俩曾经随父亲到热河收租的情形，长期的干旱，使得农民无租可交。地主们动用军警镇压，私设公堂，严刑拷打，甚至打死勿论。后来她们的父亲求财乏术，在北京经营了一所大学，由于课堂简陋，师资缺乏必要的学养，报考的学生很少而关闭。一个夏日的中午，他从街上回来，妻子女儿发现他的头上不住往下流黑水，感到非常奇怪。揭开他的帽子一看，原来他在两鬓飞雪的头上涂了黑墨，正在和着汗水往下流。在妻子追问之下，他才啼笑皆非地承认办学亏空，捉襟见肘，存款已经所剩无几。正当穷极无聊之际，在报上看见一则富孀的征婚启事。
于是他就研墨抹黑了自己的头发前去应征，结果遭到那位富孀的好一顿耻笑和羞辱。在“12·9”学生运动的大潮涌动下，杨沫带着幼小的白杨参加了戏剧演出。不想，父亲坚决制止，杨沫和白杨却大胆抗命。父亲以拐骗罪向法院控告了杨沫和白杨的同仁。杨沫和白杨与父亲对簿公堂，最后被告胜诉。从此杨氏二姐妹遂与乃父断绝关系。姐姐在华北投身共产党的军队，妹妹在上海进入电影界，一举成名。杨沫在向我和林杉谈到，她在以自己的经历结构小说的时候，曾经有很多顾虑。比如：如何处理党和个人的关系？如何描写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能不能以知识分子作为书中的主要人物？如何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因为毛泽东把知识分子定为终生被改造的对象（当然不包括他自己），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妥当就难以出版，甚至要挨批判。林杉给她提了很多建议，而且鼓励她先写出来再说。我认为林杉的支持，对于没有处理过这样一段生活的杨沫来说，至为关键。杨沫刻苦劳作了四年，一经发表，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五十年代的读者比现在的少男少女还要天真烂漫，对杨沫那一代人经历过的战斗生活艳羡不已，个个都后悔没有在那个时代投身革命。林道静成了中国女青年的偶像，扮演林道静的女演员谢芳也成熠熠生辉的明星。杰出的话剧演员于是之扮演的余永泽，成为可憎可耻的右翼知识分子的典型。1958年，我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时候，杨沫还给我寄了一本《青春之歌》，而且在扉页上写了充满友情的话。大概她对于我居然成了右派也有不能理解之处吧！以至于在给我赠书这件细枝末节上和党稍稍有了一点点距离。
沈默君是一个很聪明的茶商的儿子，小时候经常跟随父亲的茶叶船从故乡皖南到南京、上海，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孩子，没有读过多少书。抗战时期在故乡参加新四军，那时会吹口琴就算是个文艺人才了。他比别的乡下人看的戏多，照猫画虎，为新四军的剧团写宣传抗战的剧本。后来在战斗中被伪军俘虏，伪军也让他为伪军剧团写剿共的剧本。他除了因为恐惧而屈从之外，也为了省事，把在新四军写过的剧本加以改造，把抗战的内容改为皇协军剿共的内容，只需把正反两派人物掉个个儿就可以交卷了。这说明他在当时就懂得“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这条许多艺术家一生坎坷都没能弄明白的“原则”。不久新四军打过来，他又回到新四军，继续革命，这一切他没有隐瞒。全国解放以后，解放军进驻上海，他被分配在接管电影院的工作组里。上海的电影院滞留了很多美国好莱坞影片和国产影片，他正好利用职权日日夜夜地“审片”，有些影片还反反复复地“审”。别人的目的是机会难得，趁机偷窥西方人五彩缤纷的生活；他的目的则是为了搞懂电影的秘密。他有一个很正确的想法，就是：一旦学会了电影的艺术技巧，不是也可把革命的内容装进去吗？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是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吗！地方政府成立以后，接管工作就移交给政府的职能机构了。沈默君又自告奋勇，以演员的身份，主动参加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摄制组，那部关于海军的影片很不成功，他的表演也很拙劣。但他是为了编写电影剧本而进入摄制组的第一人，他的目的达到了，实践使他完全弄懂了“西洋镜”的奥秘。很快编写了一部反映毛泽东在运动战中的伟大战略思想的电影剧本《南征北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开创了以电影的形式完美歌颂伟大领袖战略思想的先河。在剧本修改过程中，得到过陈毅元帅的指示；影片完成之后，果然获得党的高度赞扬。他被请到北戴河来，是电影局请他再创作一部军事斗争的影片。这部电影是表现1949年春天渡江战役前，一小队侦察兵潜入江南，和江南游击队秘密接触，为大军渡江提供情报。沈默君为了简便，把当初率领侦察兵小分队潜入江南的那位侦察参谋也请到北戴河。除了让他提供事实经过之外，还要对编剧虚构的情节和细节逐一进行探讨，以求真实。剧本写成以后，由汤晓丹执导、孙道临主演拍成电影，颇受赞扬。文革结束，沈默君曾经屡试不爽的创作方法终于失效了，只好放弃了写作。即使是邓小平到了1979年也认识到“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从属于政治的文艺只能是一时一地的宣传品。他在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上提出了这个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新奇的观点。这个讲稿虽然是由胡乔木起草，邓小平在会上讲了，至少说明邓小平是首肯了的。尽管后来全国在文艺审查中从未实行过，但是，这是一个很正确的观点。
一座夏日别墅，住了几个作家，各人写各人的作品，而且有很可口的膳食。这显然是从苏联学来的，斯大林对待某些有用和驯服的作家十分慷慨。他赐给高尔基的住宅是莫斯科无人不知的著名的豪邸，苏维埃政权没收的贵族产业，扶梯是用整块大理石雕刻成的波浪。回忆在北戴河别墅那段生活，我不能不提到我们的厨师老张头，他虽然已经年届七旬，幼年、青年和中年时期的岁月都消耗在法国人的洋船上了，晚年精力仍然十分旺盛。每天晚上，每一位作家都要写出次日早、中、晚餐的菜单，由老张头去准备。早上，他骑车带来蔬菜、肉类和禽蛋（那是即将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前夕）。七点半，所有人的早餐都有条不紊地摆在餐桌上。在他清洗餐具的时候，他十岁的小孙子骑着自行车来了，问爷爷还需不需要再采购什么东西。孙子走后，老张头就靠在厨房门口的靠椅上打盹儿。一直到十一点，他才开始工作。你从刀在砧板上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他的刀工有多么高明！仅仅一个小时，饭、菜、汤就都齐了！而且色、香、味俱佳。我不止一次地听林杉、杨沫和萧乾商议，想把老张头请到北京，做他们的厨师。言语间似乎也有顾虑，怕党组织有意见。听说，当时北京已经有几个买房子、请厨子的作家艺术家了，不过，大都是党外人氏。夏天过去，秋天到来，作家们一个个先后离去，也没有一个人斗胆把老张头带到北京。
1955年春天，虽然中共高层出现了一个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文艺工作者依然感觉不到气候有什么异样。到了5月3日——6月10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给这些材料写了序言和编者按语。在全国范围之内声讨并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至此，毛泽东把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的思想当做资产阶级思想——亦即敌对思想看待之后，又把知识分子直截了当地当做了敌人。于改造知识分子的同时，在党内外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结果，不折不扣地做到了。胡风就是那只被杀掉用以警诫猴群的鸡。许多有思想的知识分子暂时被“压服”了，更多的知识分子自愿改造成为没有知识、没有个性，没有独立思考、盲目的“驯服工具”。当然，毛泽东曾经多次庄重地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在他的领导下终其一生都严格地执行的是“一花独放，一家独鸣”。只要你稍稍相信毛泽东的许诺和倡导，放一下，鸣一声；你就会落入万劫不复的陷阱。
事情要从后来往前倒叙。1979年11月中旬，我在北京参加第四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解放军文艺》编辑部转给了我一封从成都寄来的信。信比较厚，信封却很小。字迹流利，但很陌生。地址下面写着“张寄”，在“张寄”之后又加了一个括弧，括弧里是“即胡寄”三个字。我在记忆里搜索了很久都不得要领，我在成都生活过，可从来都没有姓张或姓胡的熟人。也许是一位读者的来信？我从左侧小心翼翼地把信拆开。第一页开头出现的是：“白桦老弟”四个字，落款是“胡风11月，14日，1979年。在成都。”啊！原来是他！一时间，百感交集。他怎么会在成都呢？这四分之一世纪，他是怎么挨过来的呢？一切都恍若隔世！这么多年，只听说他在押，除此之外，几乎没听到过关于他的任何消息。在我们这个国度，一个人的消失或死亡真的会那么容易吗！今天，这封信用一行行整齐的钢笔行书小字回答了我：胡风还活着，而且他对往事的记忆依然清晰，甚至还不乏锋利和幽默感。提到一些在文化领域里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作家们，丝毫都不掩饰他的挖苦和讥讽。他在信上告诉我，文革结束以后的短短两年间一直都在“不停地写”，已经写了“百来万字”。信只有一页，注释比正文长出了一倍。看来，胡风是在1979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我在文代大会上的发言《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次日给我写的。他在信中说“你为你的、也是我（们）的母亲做了一件……庄严而真诚的事”。其实，《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只是一篇肺腑之言。我在发言中说：“正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在醒悟，文艺创作才能出现今天这样正视现实的局面，第四届文代大会才能召开，许多老同志才能活着在这里团聚。正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在醒悟，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才有希望，文学才有希望。”
“作家、艺术家的使命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何违反历史前进规律的人给文艺施加压力，使之为他们的政治利益服务，最终是要失败的。我们不要忽视人类历史上这个极罕见的现象，研究它们的发生与发展，以及他们毛骨悚然的成功和悲惨的失败。
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职业像文艺家这样注定要接受历史的荣誉审判。林彪、‘四人帮’和他们那个‘顾问’都曾经凌驾于中国文艺家之上作恶多端。还有一些‘四人帮’的御用理论家和爪牙们不是不论大小都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了吗！新中国短短三十年的文艺史，沧海桑田，沉浮变幻，可资接受的教训很多。中国的文艺家还是有几根硬骨头的，一大批文艺家被一些‘左’派理论棍子打倒在地，埋葬在泥土里二十多年不是又复活了嘛！又开始发芽、开花并准备结果了嘛……历史不会埋没李白、杜甫、司马迁，但历史最终埋没了和李白、杜甫、司马迁同时代的显赫一时、逆潮流而动的权贵！今天许多年不能拿笔写作的作家不是没有被消灭掉吗？那些‘金棍子’不是一根一根都变成了麻杆儿了吗？三十年的文艺评论有几篇不加修改今天还能印发给我们一读的呢？”我还在讲话里严厉抨击了长期以来的造神运动。我说：“今年年初，我在全国诗歌座谈会上讲过：‘诗人同志们！我们千万不要再去歌颂救世主！’今天我重申，我仍然这样看。理由很简单：‘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句《国际歌》里的歌词是无数先烈临刑前唱的，先烈们告诫我们‘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从来就没有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去歌颂呢？有些装着虔诚之极的信徒们，非要说世界上有救世主这种东西不可，并且把救世主和革命领袖的概念联系起来。甚至等同起来，用以吓人。当张志新作为一个人、一个革命者已经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心灵中复活了的时候，那种造神杀人的残酷游戏可以收场了！”我所以再一次强调不要歌唱救世主，是因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黄克诚将军不止一次地在大庭广众的场合批评我，甚至理直气壮地反诘说：“如果毛主席不能算救世主，那么，共产党可不可以算是救世主呢！”这显然也是错误的，从他这个错误认识里可以看到，许多“老革命”就是这样把领袖和党潜移默化地尊奉为神和宗教的。黄克诚大将在战争中，立下过功勋。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朱笔一挥划到彭德怀元帅的“军事俱乐部”里，遭受很多的冷遇、误解和惩罚。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把彭德怀元帅置于死地，送了性命。
文革后，当无神论者黄克诚将军听到有人非神的时候还是非常愤怒。他愤怒，因为他和他们那一代人，都自以为他们长期以来是借助神的光环才有如此的显赫与辉煌的。而且在他的观念里，非神和非毛之间是一个等号。我在讲话里还谈到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那就是“安全问题”。我说：“当我十几岁的时候，从特务暗探横行的白区走出来，参了军，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我觉得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家里，安全极了。行军打仗我天天记日记，剖析自己的思想，记载我所感兴趣的一切。到了五十年代后期，一切文字都变成解释不清的罪状，最天真无邪的话都变成最阴险的反党言论。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了。”特别是我为今后忧虑。我说：“现在仍然不能说文艺家已经到了比较安全的时候了，不是还有人著文、投书、讲话，要把某人关起来，给某人戴上帽子吗？”这次讲话发表后，胡耀邦让人转告我，他对我的大部分观点都表示认可，只是觉得其中第三部分谈到知识分子的安全问题是多余的担心，“大可不必忧心忡忡嘛”！我当然理解他的善良用心，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并非多虑，而是他过于大意了。仅仅一年，《苦恋》（即《太阳和人》）摄制完成，在文化部送审期间，引起轩然大波。
1981年1月10日晚，我登门求见胡耀邦，惟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片子。他可能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拒绝了我的请求。他告诉我：“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里人看过这部电影的就是两派。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这次见面还是在那间小客厅里，比上次多了一个电视机和一张藤椅。他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后来，这部电影一直没有通过。真的很遗憾，1981年全年，举国上下都卷入了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事件，和共和国的主人——所有的普通人民一样，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主席也没看过这部影片。春节后一个日本有影响的报纸发出一则消息，题目是：“批《苦恋》意在阻挠胡耀邦出任党主席。”是海外传媒经常把中国的文艺和政治扯在一起呢？还是中国的文艺本来就和政治分不开呢？《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把这个简单的外电编发为《内参》，仅仅印了一份，送呈胡耀邦，显而易见，是为了提醒他注意，这件事的实质是什么。据另一份外电报道：中国不少有地位的人氏愤怒要求严惩剧本作者，重新戴上右派的帽子，押送还乡，劳动改造。个别人的主张尤为极端。一位掌握重兵的将军表示：如果有上方宝剑，我可以把作者枪毙。有些人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把胡耀邦说成“炮制反动电影《苦恋》的黑后台。”这样一来，一部再现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电影的问题就上升为政治问题了，中国人立即敏感地联想到《清宫秘史》、《海瑞罢官》。许许多多的工人、农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地给我来信、来电表示声援。
中国知识分子凭借历史的经验，完全能嗅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了。拍案而起者有之，投书抗辩者有之，从此躺倒者有之……已故的中央高级党校秘书长宋振庭，在当时打电话告诉我：尽管沸沸扬扬，耀邦在你这个问题上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抵制了那些左派同志，重申他一贯的主张：再也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予知识分子了！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胡耀邦阻止了一场落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巨大灾难。但他自己又将如何呢？众所周知，1987年元旦刚过，胡耀邦就被迫辞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让人感到既突然而又意外，为什么？他的过错里就有：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1989年4月15日，众所周知，胡耀邦再次“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与世长辞。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位从打土豪、分田地愤而冲出土屋草舍，走向漫漫两万五千里烽火长征路的那一代先驱者中、最不墨守成规的一位杰出人物。他的杰出还表现在他在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比较少，中国的农民运动，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始终都没有彻底摆脱对知识分子的偏见，让人困惑不解的是：中共大多数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毛泽东在长征前自己的困厄时期，对中共中央执行的“左”倾政策，十分清晰。抗战时期有一段从实用的角度，的确注意到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建国以后又重蹈覆辙，任意践踏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和尊严，乃至生命。从后果来看，比王明、张国焘等有过之而无不及。胡耀邦却不同，文革以后，他对历史的教训有过深沉的思考，和知识分子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友谊交往。
他不仅了解知识分子的苦难，也了解知识分子的心迹。冰心老人说过这样的话：“我还是那句话：他是伟人，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我是说自己，我快九十了，没死，他才七十三岁，却死了，他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知己，为我们说了不少好话，干了不少实事，这些年，他活得很累、很痛苦，而今他平静地去了，虽说早了些，毕竟摆脱了痛苦。”她的话我很有同感，许多知识分子都有同感。传说，在文革后期，当一位老知识分子坦率地问胡耀邦：您能够举出1949年以后针对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政治运动，有哪一次不需要平反改正的吗？面对这一难题，胡耀邦理所当然地很难接受，他首先是惊愕，然后是愤怒，甚至自然而然地对提问者的动机产生怀疑；但经过一番理性的思考以后，又不得不接受，并冷静下来，代替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共产党，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刻反省。所以，当他在中国失望的荒原上播种着希望的时候，首先向知识分子伸出了坦率、热诚的手。在我们需要从他那里得到更多希望的时候，他精疲力竭地躺倒了！他在去世前不久，向一些电影工作人员说过这样的话：“我们面对的困难很多，许多事在近期、甚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都不能如愿以偿。谁让你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呢！生活在这个时代，就要承担这个时代的苦难和使命，责无旁贷。”他没有虚伪的承诺，没有空洞的安慰，只有坦白地说出实情。那时的胡耀邦可以算得上是身居高位的人了吧！身居高位而能实实在在地思考、诚诚恳恳地说话并踏踏实实地行动，的确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以上是一段和主要内容相关的插话。请允许我再把话题回到胡风的来信上，胡风随信给我寄来1961年他“在公安部独身房（看守所）”写给我的九首五言旧体诗。注释的最后一条是：“不必想到不回信不合常情。辞不达意，不如完全省事。如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一天，咱们也乘机重见罢，也许还不止一笑而已咧！”可以看得出，他的身体虽然还没有完全的获得自由，心灵已经自我解放了。——我以为，这对于一个有个性的作家和理论家特别可贵。胡风的信使我既意外、又感动，虽然胡风暗示我不必复信，我还是想给他回一封信。当即向冯牧讲了（因为我和冯牧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在一个部队工作，多年来，许多重大问题我都要问问他。）。冯牧心有余悸地劝说我：“胡风的问题是毛主席定的，翻不了案。现在给他回信不仅给你找麻烦，也会给他找麻烦。何必呢？再说你的信他未必能够收得到。”历经坎坷的我完全能够体会得到：胡风此时的心情既敏感而又复杂，尽管他说不要回信，而他在心底里未尝不是热切地盼着我的复信。我如果真的不回信，他会很失望。但我还是被“何必”和“未必”四个字说服了。说明我是很软弱的，因为软弱和前车之鉴，我从不保留信件，但他的这封信和九首诗，却一直珍藏至今。
他竟能在冷酷、寂寞的单身牢房里写出诗来，真让我佩服不已，我在这几十年的岁月里，曾经有十余年失去自由的隔离生活，但我面对看守和关闭的门窗写不了诗，一行也写不了。因此我想到他在狱中，一定有很多时间是沉浸在对往事的美好回忆之中，回顾美好的往事当然比痴痴地面对铁窗要好受得多。从信上看，和26年前初次见到的胡风相比较，他的年龄似乎并没有增长。好像比当年的胡风还要热情、天真些。大约他以为：今天思想界、文艺界的大部分人对中国历史进程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和他一样。看来，一个人——一个有思想的人的肉体或精神的死灭，特别是精神的死灭，并不那么容易！当我忽然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甚至为多年运交“华盖”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自豪。
我和胡风的相识，是在1953年5月。一天，我接到通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和傅钟召见。那时的总政治部办公楼设在北京前门，我赶到主任办公室的时候，看见有几位地方和军队的作家已经到了，其中老作家有罗烽、胡风、王西彦等。中年作家有菡子、海默、胡奇、刘大为等。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前辈，我当时刚刚进入23岁，在他们面前简直就是一个顽童。两位副主任讲话以后我才知道，我们到会的人就是一个由中国作家协会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组织的作家访问团，“到东北和朝鲜访问从38°线那一面交换回来的中国战俘，然后写文章向全世界揭露美帝国主义、南韩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相勾结，残酷迫害战俘的罪行。”可能是我太年轻的缘故，第一眼就觉得胡风是一个老人，一个三分沉闷、三分无奈、三分忧郁的老人，不可捉摸的那一分当然装不下城府，好像是愤懑。
出发以后，只在沈阳稍事停留就到了濒临黑龙江边的大赉县，到大赉的时候，田野里的积雪还没有融化。那里原有的一个野战医院改为一个战俘集中营地，被交换回来的战俘将在这个营地里接受政审和体检。当时的大赉城像是一座寂寞的大村庄。全城最大的工业是一座罐头厂，入夜的大赉闪烁着点点微弱的电石灯，一朵灯光下是一个买猪杂碎的小贩，那些猪杂碎都是从罐头厂批发出来的边角料。当地人很少有闲钱来享用这些美食，所以非常便宜。作家访问团的到来，使得这一行业的营业额大增。每晚，我都要和这些老前辈们在一起，咬着猪尾巴饮酒。在作家访问团里，年龄最大的是胡风先生，我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他头脑里装着许许多多说不出的心思。正因为这样，我反而特别喜欢拉着海默、刘大为和胡风在一起喝一杯。我发现胡风也有鲜为人知的一面，例如，我们曾给一位身材修长的女记者偷偷起了一个绰号，叫鹭鸶。胡风先生微微笑着说：“在鹭鸶中间加了一个‘依”字，鹭依鸶，这么一改，不是很像一个外国女士的名字了吗？”事后想起来，我才意识到，他和我们在一起除了说笑，什么正经话（譬如文学）都没有交谈过。而那一短暂相处，对于他，几乎是最后的轻松而快乐时光了。当时，我无论如何也不知道他内心的痛苦有多么深重！一个刚刚进入文学界的新兵，来自还在进行局部战争的云南边境。在边境上，能读到一个月前的报刊，算是很快的了，而且经常读不到报刊。那时候可以携带的半导体收音机还没出世。不仅对历史上文艺论争中的是是非非和人际关系一概不知。也不知道1952年5月25日《长江日报》发表过一篇舒芜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检讨他自己1944年写的《论主观》一文的错误。至于《论主观》的内容和它的前因后果，我更不清楚，后来经《人民日报》转载并加编者按也没读过。甚至半年前（1952年12月）全国文协召开“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这样的大事我都不知道。
1953年的《文艺报》在第二和第三号分别发表的林默涵、何其芳的批判文章《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我既没读过，也不知道其中埋藏的杀机，可见当时顶着一团“边防战士”光环的我，实实在在是一个懵董人。我因为要给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修改剧本，在大赉的时间很短，提前就匆匆返京了。到了夏天，听说胡风终于在北京地安门有了一个住处，平房，单门独院。我约了空军的刘大为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一次，在他家吃了一餐简单的午饭。正如他在诗中提到的，吃的是红米饭。同席的还有他的得意门生路翎。为此，在1955年夏天的“肃反运动”中，交代了几十次都没法交代清楚。加上1954年春天，我访问滇西北，途经大理，给胡风、罗烽等几位老作家每人寄了一块天然大理石砚台，大理石砚台没有实用价值，只是一个纪念品而已。没想到这块砚台在“反胡风运动”中成了压在我身心上的一座大山。1997年春天，在四川见到梅志大姐，才知道：那块砚台居然还完整无缺的留在他们的家里。它从纪念品变成阴谋勾结的可疑物证以后，走过漫长岁月的黑暗隧道，终于又恢复了它本来的属性。胡风在1979年的信里写道：“相处太短，我感觉迟钝，吟时竟然觉得是真在怀念了你。第九首也就等于委屈了你。你当记得鲁迅说过：听到我认识的人去革命，我是高兴的；但听到我熟识的人去革命，我是有点担心的。真的，我没想到过是你。但也请你原谅我，我在想到你的时候写下了‘梅放三冬后，菊开十月前’的。现在我只希望我应的‘景’是前一句而不是后一句。”我读到他引用的鲁迅先生的话，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颤。他说的“梅放”、“菊开”是第八首的最后两句。第九首里有“路有前车迹，怀君善入时。”的担心和劝告。在单身牢房里，胡风当然不可能知道，早在1957年，白桦就因为未曾顾及前车之鉴，不“善入时”，被胡风不幸而言中，头顶上被扣上了其重千钧的右派帽子。1961年胡风在单身牢房里给我写诗的时候，我已经在工厂里劳动改造了三年。在1979年看到这组诗，有点隐隐的后怕，不知道胡风在狱中是用什么方法把这些诗保存下来的？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发现，仅仅为了这组诗（即使是无标题），也能把我当做漏网的胡风份子打死勿论。也许是当时连狱警们都没想到胡风能活着重见天日，写的东西再多、再“恶毒”，也毫无意义而没有搜查。为了叙事的方便，将他寄给我的诗抄录如下：
怀白桦胡风
——原为《怀春曲》中“协奏曲”（后集）第九曲，无标题。吟成于1961年间，在公安部独身房（看守所），时已独“乐”天年矣。
1
惯惜初青果，难忘战士衣。
倦鸿归故泽，伤马返边陲；
同业如同道，共行不共归；
年青能善感，握别意依依。
2
善感方多感，从文更重情。
乡园能变化，道路应清明；
为爱旌旗美，当求铁火诚；
伸腰张笑眼，含语进兵营。
3
求诚求入众，边地见山民。
土吐荆榛色，衣沾血火痕；
善颜流汗泪，疑眼看风云；
见义胸如醉，惊尝手足情。
4
千年承迫害，边地久凄凉。
石草荒山瘦，刀锄热汗忙。
辛劳虽智短，朴实又情长；
信义心无隔，声诚意不藏。
5
情苏催意得，新笔发新声。
路醒门窗醒，人亲口眼亲；
欢舞群脚转，铃响马蹄奔；
苦也终春到，花红叶叶青。
6
花红人更好，合步结同心。
待测高天阔，休疑广土深；
门窗憎黑夜，口眼乐青春；
举首朝阳下，光明色色新。
7
文市如花市，花开手定忙。
柳枝辞沃土，入室别温阳；
水涸莲难赤，尘蒙菊不黄；
色香三日尽，懒眼竟如忘。
8
南疆游子路，北国故人颜。
白石方方整，红粮粒粒圆；①
怀诚能有笑，解惑竟无言。
梅放三冬后，菊开十月前。
9
年青心向上，夜里脚朝低。
见伪心难服，逢诚意不疑；
求诚定合掌，嫉伪枉疑眉。
路有前车迹，怀君善入时。
①白石指的就是那块砚台。
回想1955年，别人看到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的编者按》的感觉如何，我不知道；但它对我的震撼，空前强烈。我对照那些“材料”，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泽东的按语，不知不觉周身冷汗淋淋。明眼人一看便知，那些信件和日记都是指令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交出来，或是从他们的家里查抄出来的。“编者按”里的文字，是按照对假想敌的怀疑、猜测和仇恨，虚构了一个遍及党内外、军内外、各行各业的、庞大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同时也虚构了它的纲领、组织、计划、信号、行动、情节等等。再用至高无上的权威加以肯定。接着动用全国的舆论工具，掀起排山倒海式的大批判。这些出自许多著名大作家之手的批判文章，只有武断的谴责，没有理性思辨。而且似乎个个都和胡风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使我百思而不可解。从那时起，中国的人文环境就被彻底的破坏了。把本来应该有的、必要的、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立案、调查、取证、起诉、法庭辩论、宣判、上诉、复查、再次法庭辩论、再审判等等全部省略。成百上千人的生死、荣辱，只凭一个人一时的“浮想联翩”就一锤定音了。各地的监狱和劳改队只凭“胡风份子”四个字就照单全受。今天，我坦白交代：在当时我就对事实的真实性，处理这一事件的方式的合法性（虽然无法可依），以及在道义上能否站得住脚？等等都产生过怀疑。但对我自己的怀疑，即使在梦中我都会咬紧牙关，守口如瓶，没向任何人透露过，所以怀疑得十分痛苦。
因为，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谁怀疑毛泽东就等于怀疑自己和宇宙的存在。我暗暗庆幸自己只给胡风写过一封信，而且没有涉及任何人与事，仅仅是问候而已。如果我在信中把“鹭依鸶”的戏言再重复一遍，纵然浑身是口，也无法说得情楚。弄不好，那位身材修长的女记者和我都成了胡风份子。于是，我不仅下狠心毁掉了从战争年代就开始记的日记本和所有采访记录本。而且再也不记日记、不记笔记、不保留信件了。非写不可的信件也都像电报一样简练。一个作家，不记笔记，不记日记……意味着什么？但，文字太危险了！自己的一支笔，比任何自杀工具和剧毒药物都要危险。非常不幸！后来几十年的生活证实，我的决定是正确的。试想，几十年的日记，给审查你的人能提供多少个人物关系，多少个可疑的线索，晦涩的词句和连自己也记不清的“反动隐语”啊！仅一本记录贺龙口述材料的笔记本，在文革中，就能够置我于死地了！多年以后，我还在庆幸：我的一生竟然还有过一次先见之明。
就在1955年春季、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总政治部电影处的放映室看到贺龙元帅。他带着儿女来看美国旧电影《翠堤春晓》，电影处长虞棘坐在他的旁边。
（在这里允许我说明一下我和贺龙的关系。1952年一个初夏的下午，我作为一个22岁的边防军基层军官，在红河营房里，接到组织部门的通知：西南军区调我去贺龙司令员身边工作，即日启程，到重庆西南军区报到。这项命令不仅使我感到不安，连师和军，以及军区的领导人都感到诧异。既然是命令就必须执行，于是我很快就从红河边境出发，乘汽车取道以险恶著称的滇黔公路先到贵阳，再从贵阳入川，蜀道真难！沿途住的都是“鸡鸣早看天”的旅店。一个星期才到达重庆。到了西南军区以后我才知道：我的任务是生活在贺老总的身边，在他空闲的时候，倾听他讲述前半生的战斗经历，作为写作素材。因为很多他的部下觉得他年事已高，而且血压偏高。当时，我既兴奋而又感到负担沉重。无疑，对于我，这是一个艰难的美差。贺龙司令员目前正在成都，参加中共中央西南局为四川东、南、西、北四个行政区的合并而召开的高层会议。我必须去成都贺龙司令员的寓所报到。那时成渝铁路刚刚通车才几天，我可以不用搭汽车了，第二天我就乘上了去成都的快车。我在火车上彻夜失眠，一直都处于忐忑不安之中。当我跨进四川成都东二巷贺龙元帅临时寓所的大门以后，就被侍卫引向花园右方的一间中式大厅。在秘书看介绍信的时候，他笑容满面地突然从里间走出来。只一瞬，我就不紧张了。他看见一个很年轻的军人向他敬了一个军礼，叫了一声：“老总！”他走到我的面前，先向我伸出手。他比我想象中的贺龙年轻得多，温和得多，儒雅得多，亲切得多。好像我不是第一次谒见他，似乎和他见过多次面。您幽默、自信、快活、幸福而特别富于人情味。说实话，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和悲剧会有什么联系。他先问我：“你是哪里人啊？”“河南信阳。”他立即大声说：“啊！我晓得！在武胜关以北，驻马店以南。”他看出了我脸上的惊奇，笑得更欢快了。我想，他一定在某一个时期，率领部队行军打仗，到过我们那一带。“住下！住下再讲。吃饭了没有？没吃饭先吃饭。”我被安排在一座西式楼房的楼上一间房子里，后来我发现，那间房子正好在他和夫人薛明卧室的顶上。此后，每当他下午不开会的时候，就和我面对面坐在他卧室窗外的走廊上，他讲，我记。湘西方言比较好懂，既接近四川话，又像鄂西话，还有些黔东话的尾音。有时在讲到激愤的时候，也会加上很强烈的手势。他用了好多个下午，向我讲述了他自己许多质朴而传奇的经历……这是一个在农民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典型的英雄人物，最后在文革中死于非命。他的悲剧充分说明：一旦从思想上交了械，不管你交给什么人，就是一个白痴，即使你曾经是百战百胜的元帅也要丧命。）
电影放完以后，我送贺龙元帅和他的儿女们出门的时候，贺龙小声以严峻的语气问我：“你是什么时候认识胡风的？”我大吃一惊。他这一问，非同小可！说明中共高层已经在内部公布了一个相当大的可疑份子名单，我的大名赫然在焉。否则，一个元帅怎么会问我这样的问题呢！我回答说：“前年在一起参加过一个总政和作家协会联合组织的访问团。”“啊！这么说……是工作关系？”“是的。”“啊！”他脸上的紧张表情有了缓解。“来玩啊！”“好的，老总！”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机会和他见过面了。因为不久在京的军内作家、画家和一部分编辑就被集中在广安门外六里桥莲花池，开始了“反胡风”运动。若干年后，我们这些过来人都把莲花池戏称为“莲大”。当时集中在那里的作家、艺术家很多，有那沙、寒风、黄宗江、林予、公刘、黄胄、魏钢焰、王宗元、李瑛、沈默君、胡奇、柯岗等等。军队诗人胡征因为一开始就被铁定为胡风份子，已经无须“审查”，而被关进另外的地方去了。开始的时候，一些年青作家还不知厉害，自以为少小投军、纯洁无瑕而有恃无恐。参加过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的中年作家，已经预感到山洪即将暴发的恐怖了，显得忧心忡忡，食欲不振。担任“学习班”领导的虞棘在做动员报告的时候，首先要求“所有人的日记、信件和武器都要主动上交。”我当时还不知厉害，甚至有些得意地回答说：“我已经不记日记，也不保留信件了。武器，只有一挺‘水机关枪’。”为此，虞棘找我非常严肃地批评了我一顿，他说：“如果组织上一定要你交出一挺水机关枪来，你怎么办？”这个“学习班”雇用了一个相当高明的厨师，姓郎。就是这位郎师傅，给“学习班”的初期带来了不少轻松，每一个人都可以预先点自己喜欢的菜肴。他的麻辣肚块、鸡丝拉皮、东坡肉、摊黄菜、酸辣汤……都很精彩。日复一日，郎师傅发现，点菜的人渐渐少了，到了秋天，就没人点菜了。给啥吃啥，有人甚至啥都吃不进了。据我知道，有人只见过胡风一面，或写过一封信就定为胡风份子。我何止见过胡风一面，还千里迢迢寄给胡风一方砚台！实在是有口难辩。诸如：为什么要送给胡风砚台？砚台暗示什么？为什么去看胡风，在他家里见过什么人？有什么密谋？吃过饭没有？吃过，为什么？没吃，为什么？见到过路翎吗？见到过。路翎对你说了什么话？就像在集体创作一部《一千零一夜》那样的书一样，一个故事引发出十个故事，一个悬念引发出十个悬念，一个问题引发出十个问题……后来莲花池的运动从“反胡风”渐渐过渡为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运动”。试想：把一群知识分子集中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空间，不同的阶段，给予不同人以不同程度的信任和充分的时间，让你们大胆怀疑，相互揭发，立功自保。大部分人，既是审判员、看守，同时不知道哪一天又会变成囚犯。今天是审判员、看守，明天可能就是囚犯。于是，就有了互相撕咬，轮番逼供。众人在被审查者主动上交的日记里，按照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所加按语的方法，挖空心思去寻找破绽，罗织罪名。每天除了吃饭，就是“围猎”。有一位年轻编辑，东北人，记有大量的日记。从日军占领的满洲国时期到光复，从光复到解放战争，从解放战争至今，洋洋大观。而且他精通日文，他所阅读的《托尔斯泰全集》就是日文版。这么一个人，他自己昨天的一言一行都成了他自己今天难以逾越的关隘。好像他就是满洲国惟一的继承人，满洲国的一切罪孽都要由他来承担似的，被整得死去活来。诗人公刘因为童年时期流亡赣南，被当时的国民党赣南行署专员蒋经国的一位部下视为神童，带他到新兵团作过演讲。随着“围猎”者丰富的想象，他就成了这一官员的干儿子，进而又“提升”为蒋经国的干儿子。日夜轮番突审，逼得他两次自杀未遂。当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只好顺应某些人急切的立功愿望，编造了一个以他自己为主角的美蒋特工从香港潜入大陆的故事。
无独有偶，一位“围猎”的参加者（小说家）很快根据公刘的“原作”写了一篇小说，迅速在刊物上发表了。黄胄在抗战时期师从画家赵望云，赵望云为了一份粮饷，依附国军，挂了个校官的头衔。也给为自己抱孩子、洗尿片的弟子黄胄补了个勤务兵的“空名子”。通过黄胄的“交代”，我才知道黄胄走向大师之路的起点是“勤务兵”。所幸他只挂了个“勤务兵”的名字，“审查”的时间不长。到了秋天，在我们被严密禁闭的时日里，他已经被允许租赁一头毛驴，拴在我们的窗外，进行水墨毛驴的基础练习了。而宿命的结局是：几年后，从黄胄笔下奔出数千头生动活泼的水墨毛驴，遍及全国、乃至全世界。又过了几年，在文革中，黄胄戴着一顶“驴贩子”的帽子，被送往他熟悉的大西北，迫令他跪在流放地的水泥操场上画驴——那是悲剧的下集。和我关在一间房子里的有诗人李瑛，小说家林予等。李瑛的罪状是：四十年代下半页，在从事学生运动时，与胡风集团中的诗人绿原“关系密切”。由于严禁被审查对象交谈，不知道李瑛在想什么，只看见他每天花很多时间默默注视着一株盆花。我猜想他总也没法想通的一个问题一定是：盆花的叶、茎、花的轮廓、色彩都是那么清晰，为什么自己高唱着革命的赞歌走过的画卷一般美好的风景，会从本来的正片变成了负片——也就是黑白颠倒了呢？林予的罪状仅仅是：他曾经在日记里写过这样八个字：“难忘的1952年！”因为在1952年，他那出任过国民党县长的父亲死于狱中，小时候在生活中和他用英语会话的母亲也死于癌症。林予极为善良，也极为怯弱，日记是他自己上交的，从进入莲花池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像一只被火烧光了羽毛的小鸟那样，只知道颤栗。我相信他在日记里写的那句话，仅仅是出于亲情。因为他从不讳言父母对他的挚爱。即使是招认了自己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有仇恨心理”，也还是被隔离了十个月之久。近年，林予与黄胄已先后去世。我们这一代人，本来就没有青春，童年紧接着暮年；所以对死神的不期而至，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由于鼓励大胆怀疑，一位革命了不少年头的作家竟然会神秘地提出：南京金陵女大在解放前就是一个为国民党代训女特务的学校，许多金陵女大的学生都在五十年代初下嫁解放军，打入解放军。而且列了一个长长的嫌疑人名单，名单中还有不少战功显赫的将军。由于这个检举涉及的大人物太多，逐级上报以后没有下文。这位大胆怀疑者的收获就是自己不再被怀疑，而且一直作为有权怀疑和审查别人的积极分子。
开始审查我是从我和胡风的关系入手的，渐渐转入对我短暂而有过太多“进步”活动的历史的审查，对我开始了长达八个月的“隔离”。那时的所谓“隔离”，比起今天刑法意义上的监禁要严酷得多，不许往外写信，不许往外打电话，甚至没有放风的时间。外地有人写材料揭发：在我的家乡，当年和我发生关系的中共地下支部是“红旗支部”，所谓“红旗支部”就是敌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假共产党支部。我当时就想到：全国各地肯定到处都有和莲花池同样的地方，同样的逼供信……这是我第一次“怀质抱情，独无匹兮”的体验，感到特别委屈而难以接受。这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热烈追求革命得到的回报么？那年夏天，每一个夜晚我都面对着扑灯的飞蛾发呆。莲花池近在咫尺的一片芦苇荡，时时刻刻都在诱惑着我，我设计过一个一了百了的归宿：打算在去饭厅或上厕所的路上，突然逃脱，溜进茫茫苇荡，切开手腕上的动脉，让鲜血静静地还给泥土，结束25岁的生命。每当想到我已经有了一块永远回避人寰、了结此身的乐土的时候，就欣喜不已。这个想法我只悄悄告诉过林予……。谁知道，我写好的遗书被胡奇发现，一场更加无情的羞辱和残酷的批斗之后，“业余看守”们对我的看管更加严厉了。一转眼，苇丛茂密的夏天就匆匆过去了，万木凋零的秋天接踵而至，苇荡里一览无余，使得我因错过机会而惆怅不已。1956年春节到来之前才宣布对我的“审查”告一段落，终于离开大雪纷飞的莲花池。在和平门内的未英胡同总政电影处楼上一间房子里，孤独地度过了1956年的春节。买了很多爆竹，和邻居们的孩子在胡同口的雪地上燃放。那是经过一场角斗士式的血腥格斗之后的困倦，我时时会想起一个粤南人招待蓟北人吃猴的故事：
一个来自蓟北的燕赵男儿在岭南想尝试着吃一次猴脑。历代居住岭南的主人说：“吃猴需要胆量，特别在选猴的时候。”蓟北好汉哈哈大笑：“你没听说过燕赵多壮士吗？虎豹豺狼都不在话下，猴儿算什么？放心，在猴儿面前，我绝不亚于您。”“但愿如此！”于是，他们走进猴脑专卖店，匾额上写着“齐天大圣到此一游”，似乎在暗示：猴儿在此一游就玩完儿了。店老板循常例把他们带到猴笼前，请贵客自选一只中意的猴儿。蓟北好汉向猴笼看去，只见群猴鸦雀无声，一双双乞怜、恐惧的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看着他。蓟北好汉向前走了两步，那些猴儿们整齐地合起掌来，开始不停地向来人作揖。蓟北好汉忽然怯阵了，往后倒退了两步。岭南主人连忙跟过来，伸出一根手指顶住蓟北好汉的脊梁骨，并用力向前推，店主人说：“请客倌自选！肥瘦随意。”笼中的猴儿们实在是可怜之至，但最可怜的还是蓟北好汉。他连眼睛都不敢睁开，伸出一只手指，胡乱一指。猴儿们立即一起吱哇乱叫着抓住一只被指定的猴儿，拼命往笼门外推。那只不幸被选定的猴儿流着眼泪，像叩头似的用头撞着铁笼子。店主人开了锁，把它抓住，所有的猴儿争先恐后地向后退，惟恐把自己暴露在前面。蓟北好汉再也不敢夸口了，当店小二把剃光了的猴头卡在特制的桌子当中，用小铁锤敲破了天灵盖的时候，猴儿尖声大叫。主人微笑着给蓟北好汉斟酒，而蓟北好汉面对不停蠕动的脑浆突然昏倒，倒地不省人事。根据我自己在猴群中的经验，平时和你最要好的猴儿，在把你推向屠刀的时候最使劲儿。
两年后的反右运动就是以“反胡风”运动为样板进行的，只要一句话，一行文字，（在上海按柯庆施的标准：只要一个眼神，一声冷笑……）就够了。而且，定案的权力从“反胡风运动时期”的毛泽东，下放到每一个基层的党委书记。1957年6月6日至9月16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一个马拉松式的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我记得我的座位在蓝翎的旁边，我们这些年轻作家只是看着、听着这场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的“围猎”。一批又一批大师级的作家争先恐后地上台声讨“丁、陈”和被指定的同党（其中包括冯雪峰、艾青等），态度之粗暴，言辞之激烈，实在是出人意料。有人甚至语无伦次，摩拳擦掌，几至动武。他们是出于“义愤”？“私愤”？还是在恐惧威胁下神经质地“表演”？他们曾经是读者心中的偶像，社会的良心，此时竟然会扭曲变形得不敢相认！为此，我感到深深的羞愧。在那个热闹而恐怖的会上，脑海中时时会闪现岭南人吃猴的故事。再对照生活，常常使我混淆了人和猴的界线。是人性中有猴性？还是猴性中有人性呢？怪不得科学家咬定人是猴子变的。从这个故事演化过去，胡风又是猴笼里第一只被指定要吃掉的猴。胡风被指定为第一只该吃掉的猴，在文艺界并不感到特别奇怪，因为早在鲁迅先生还健在的时候，胡风就被左翼文化界目为异己分子，甚至是“奸细”了。胡风自己也在意料之中，因为他经常以比甘和屈原自勉。去过根据地，特别是去过延安、听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文艺家们，在1957年以前，做梦都想不到他们也会步胡风的后尘。所以，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在批斗会上都很不服帖。丁玲总想在“坦白交代”的时候，向众人说说她在延安时受到过毛泽东如何如何的重视和信任。每当她说到“那天傍晚，毛主席和我在延河边散步的时候……”立即遭到会议主持人的呵斥，斥责她亵渎领袖，斥责她混淆视听。那时的丁玲显得非常可怜，为了表白自己，她一次一次地泪流满面，每一次都被斥之为“鳄鱼的眼泪”。其实，她想说是实情，毛泽东对她真可谓宠命优渥。1936年丁玲到达陕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全部出迎。欢迎会上毛泽东填词《临江仙》相赠，每一次分配工作都要征求她本人的意见。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她应该明白，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北京此时此刻正在开一个批斗丁玲的大会。我们这些暂时还在充当“积极分子”的人，经常都能通过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的传达。
知道他们随时都要向中央反右领导小组汇报会议战况，毛泽东的指示是什么，邓小平的指示是什么，包括他们说话时的语气，都惟妙惟肖。例如，在高层听取汇报的会上，当吉林省汇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主要创作人员沙蒙、吕班、郭维均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有人担心今后的电影任务很难完成。领导小组主要领导人立即批驳说：“八年抗战没有电影看，照样打败日本鬼子。”当时，很多作家艺术家都觉得这条指示很有力量、很豪迈、很坚决、很革命，而且符合实际。大会要丁玲反复交代的问题有：被捕入狱，人物关系，“反党”言行（听来听去都是对周扬等人的不满），个人情感上的隐私，以及“一本书主义”。关于“一本书主义”，我特别难以理解，丁玲只不过要青年作家写一本有影响的书，怎么成了一桩滔天大罪了呢？我曾经和丁玲有过接触，但值得庆幸的是：我没进过文学讲习所，还不算是她的学生。我觉得她比周扬等文艺界的领导人好接近些，也多了一些人情味。见面除了谈党性以外，还谈文学。她的确问过我们这些当过兵、打过仗的年轻作家：“你手里的枪打死过人吗”这一类的问题。作为一个作家，我完全理解她的意思，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在会上被一位作家揭发出来，竟然成了“她在教唆年轻作家杀人”！为了自保，我也写过一首批判丁玲的诗，把她形容为一棵有毒的菌子，这颗菌子庇护着一些被她招募来的年轻人。但我在心灵深处仍然同情她、喜欢她。在不能免于恐怖的日子里，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是一个愚昧的懦夫，毫无例外地戴着面具，尽可能严密地关闭着心扉。如果说我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先是有恃无恐，而后是含冤负屈，结局是“党还是英明伟大的党”。到了反右运动时，才觉得没有汲取胡风案件的沉重教训，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所加的按语早已被我忘记得干干净净，1955年曾经使我不寒而栗。知识分子，无论你在党内还是在党外，只要对你有怀疑，你就是异己！
冯雪峰每一次的交代都是简短的，看得出他始终都不服气。对他的揭发，却让我们这些后生小子知道了他的传奇经历，他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从陕北到上海联络鲁迅和茅盾，建立上海文艺界统一战线。鲁迅先生病重之际，有些重要文章都是由他笔录的。1941年皖南事变，被捕囚于上饶集中营里……这样一位历经浩劫而幸存的老共产党员，即使会上揭发出来的事实都是真的，也只不过是：由于他对党内斗争的残酷性的了解比较多，说过一些伤感、悲凉和愤懑的话。三十年代在地下和丁玲的短暂恋情，以及建国后某一天对周扬座驾扬起的烟尘吐过唾沫。这一切和他经历的艰险和功绩对照起来看，算得上是在“疯狂地反党”么？
陈企霞的态度开始的时候最为强硬，每次让他坦白交代，他都大声抗议在此之前中国作家协会对他的非法拘禁。一天，陈企霞正在声色俱厉地反驳对他的批判，突然一辆连夜从天津开来的警车将一位女作家押送到会场上，出现了一个戏极具剧性的变化。这位女作家在会上作了彻底的交代，让人大感意外的是：她交代的并非政治阴谋，而是她和陈企霞的婚外情。歪打正着，使得陈企霞的心理防线全面崩溃，不得不“低头认罪”。虽然从方法到性质都有点荒诞，却实实在在地“轰垮了丁、陈反党集团顽固堡垒的一半”！而艾青却采取了另一种“对抗”形式，这位大诗人，习惯了诗的思维方式，时间、地点、数字的观念极为薄弱，一遍又一遍地写检讨，都因为连自己都念不顺溜而难以通过。有一次正在照本宣科，竟然念出这样的话来：“在我生孩子的那年……”使得全场哗然，几乎要哄堂大笑。很显然，这是夫人为他捉刀而没来得及改变人称的结果。艾青后来戴着右派的“桂冠”，先后下放北大荒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期劳动改造，由于受到农垦部长王震的特别关照，没有挨饿，也很少参加强体力劳动，文革后回到北京。重返文坛的艾青很可爱，又有了诗。我不会忘记，1979年在北京诗歌座谈会上，当我发言以后，他走过来递给我几只橘子，表示了他对我的愤慨的赞同。我不会忘记1981年春天，全国报纸、电视台、电台都在批判我写的一个电影剧本，艾青邀我到他临时居住的旅店，把海外作家们支持我而发表的一些文章（剪报）交给我。他问到我的处境，我为了简练，只向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位华中工学院的大学生执意要到我在武汉的住处来看我，我怕连累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一再婉言谢绝。但他在电话上保证：“只求一见，保证一语不发。”我只好答应他。那位青年，热泪盈眶地走进我的屋子，信守诺言，只握了握我的手，默默地在我的桌子上留下一块用红绸裹着的东西，转身就走。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块白色的岩石……说到这里，诗人艾青情不自禁地老泪横流。不几天，在一个有高层领导人参加的批判大会上，同一个诗人艾青，对我的那部电影进行了义愤填膺地声讨。不久，同一个艾青，见到我，用一个小学生对小学生的语气小声说：“我骂了你，在大会上……”我笑笑说：“我听说了。”我打心眼儿里没有怪他，只是觉得他的喜、怒、哀、乐，包括他的激动、恐惧都像孩子一样随意。舒婷却把一切都归结为“艾青老了！他真的老了！”这大概就是返老还童吧！可据我所知，也并非所有的老人遇事都那么随意，已故的陈寅恪和健在的巴金没有这种“返老还童”现象。
丁玲发配北大荒以后就没有联系了，大约是1979年，她在文革后回北京，举家临时栖身在北京平安里文化部招待所一个大房间里的第三天，我和冯牧去看望她，她和她的家人从神情到打扮，完全像是一户逃荒的农民。1980年在庐山开会，她的观点都还是可以接受的。到了1982年，在云南锡城个旧，我对她的观点就不能理解了。当沈从文题写的“文学林”碑石揭幕的时候，她避开了。她向文学爱好者演讲说：“你们应该知道，沈从文是不革命的，我们是革命的……”依然套用毛泽东在抗战时划定的“延安、西安”的政治界线来界定文学。轮到我演讲的时候，她一定要坐下来听。她说：“我倒要听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你。”我一再请她回去休息，她坚持要留下来。听完以后，她对我说：“你讲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嘛！”她大约以为我会放出什么骇人听闻的“异端邪说”来，显得有些失望。1984年，丁玲和舒群要创办一个文学刊物《中国》，为此，她给我写过一封信。她写道：“白桦同志：你现在在哪里？我们还是云南别后就没有见到了。现寄上不久前出版的一本小书，请批评。在云南我以为我们很可以交交心深谈的。但你没找我。我相信我们之间是没有隔阂的，但都由于种种传言，可能对我有些误会，我想将来总会消释的。我希望你能寄一篇文章、小说、诗、散文、剧本、通信给我们刊物，我一定发表，你会慢慢理解这个必要。我对真正的作家，都是敞开胸怀，都是当着姊妹兄弟的。希望中国的作家们真正地团结在一起。为建设祖国而努力。祝你好！丁玲9、9日”我认为，她是诚恳的，我给《中国》寄了一篇小说。我对她的确没有“误会”，这显然是她的误会。所以我从来没有和她深谈过，是因为她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人各有志，我对她很理解，但不能苟同。人，砸碎别人强加的精神桎梏，比较容易；砸碎自己给自己套上的桎梏，却很难，因为自认为那是闪光的项链，而不觉得沉重。罗曼·罗兰曾经说过：“我恨那怯懦的理想主义，它只教人不去注视人生的苦难和心灵的弱点。我们应当和太容易被梦想与甜言蜜语所欺骗的民众说：英雄的谎言只是怯懦的表现。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作为后辈对前辈，我和她没有任何隔阂，一如五十年代，我同情她，喜欢她。
但我没有向她表达过，因为我不善于表达。她很好强，也的确是一位强者。她很强，所以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对于她，委屈比苦难对她的伤害要大得多。在晚年很想办好《中国》，团结老、中、青年作家。可惜，由于时代和她自身的局限，在她还没有把中国人的劫难以及文学的劫难的深层原因梳理清楚之前，就与世长辞了。
我的悲剧在于：每一次都在劫难逃。1957年9月中，我就不能继续参加反丁陈的那个大会了。一个让我去昆明的通知，让人意识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桂冠已经将要坠落在我的头顶上了！在我收拾行装离开创作室的时候，小说家陆柱国对正在开会的诸同仁悄声说：白桦准是重任在身，——外调。恰恰被我听见，心里一阵酸痛。事情还得从春天说起，春天，我为了写一部关于清代傈僳人起义的长诗，去了高黎贡山。很不巧，到了高黎贡山不久，滇西和藏东的康巴人大暴动，澜沧江迤西的县、区政府决定转移内地，我是现役军人，留在当地是极其危险的，也只好和政府一起转移回昆明。一到昆明，有些好心的朋友就把我没有看见的报纸拿给我看，报上连篇累牍地披露着全国各地的鸣放消息，有关于政治体制方面的大胆设想，但大量的鸣放内容是具体而微的工作作风，以及如何纠正党员领导干部的缺点错误等等，更多的是善良的请求。激烈的抨击很少很少。我作为一个来自北京、曾经在云南生活过的作家，被邀请参加过省委宣传部的一次作家鸣放会议，我讲过一次话，一次人话。我只是说应该允许文艺工作者有个性，应该给予文艺工作者起码的创作条件，应该让作家协会成为作家自己的组织，而不应该是一个一般的衙门。我的发言十分温和，无论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都没有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意思。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云南的反右运动开展以后，竟会缺席把我指定了一个重要的反派角色。云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兼政委谢富志是云南名副其实的第一把手，他指令我立即到昆明接受批判。虽然我已经是总政治部的创作员而不是他的部下了，但由于他是中共中央委员，而且压倒一切的政治运动的需要，谁也不能阻拦。任何一次运动在开始的时候，一个单位的领导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取运动的旗帜，最高的领导最具有抓取旗帜的条件。
也有少数例外的，那就是第二把手或第三把手抓住了第一把手的弱点（特别当第一把手在上级领导心中已经失宠的时候），发动突然袭击，把旗帜抓了去，反手一巴掌，不仅得以自保，而且凭借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得到提升。当时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上将出于对自己部下的关爱，试图保护我，不让我去昆明，也不同意把我划为右派。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却坚决支持谢富志的要求，并坚持要把我划为右派。我只是一个小上尉，当然和谭政大将没有任何个人纠葛，只是因为分工领导军队文化工作的副主任是萧华上将，总政创作室揪出的右派愈多，愈说明萧华上将的不称职（最后，总政创作室被划为右派或中右的人几近一半）。我在景山背后萧华上将的寓所求见他，他答应为我说项，但没有结果。我不得不在深秋季节，千里迢迢，远赴昆明，接受批斗。途经武汉的那天，武汉全城都是游行的队伍，我才意识到今天是国庆节，我的情绪和那些欢欣鼓舞的人们恰恰相反。我想在中途休息两天，从车站提着皮箱徒步去投奔多年未见的大姐。这位大姐和我同父异母，极为善良，幼年时，为了孝心，听从父亲的命令，嫁给了一个富裕乡绅的继子，这个姐夫在我父亲的提携下，进入军官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地方军事机构中担任一名小小的参谋。抗战时期，我流亡在外，很多时间都由大姐照顾。解放后，姐夫随国民党将领张轸起义，仍然以反革命罪系狱。作为反革命家属，我的大姐先为别人当保姆，后来连当保姆的资格都没有了，只好住在她的大女儿家，为大女儿带孩子。她见到我在这样的时候来武汉，很疑惑，问我：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我没有回答她，她自己就否定了。她说：不会，你自小参加革命，也这么多年了，不会。你看我想到哪儿了！在经过南宁的时候，碰见昆明军区的一位画家，他显然提前把我当做了敌人，那陌生而敌视的目光使我不寒而栗。到昆明的第二天，就参加了全省的反右斗争大会。在这种大会上，历来不缺乏积极分子。面带幸灾乐祸的笑容积极分子们不到三分钟就吼叫起来：黄铁右派集团的急先锋白桦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我站起来了，面对着形形色色的目光。我意识到我在他们的眼睛里，已经进入他们事先给我派定的角色，我想笑。积极分子们立即大声叫道：你还笑！什么态度！低下你的狗头。虽然1955年我曾经在北京莲花池被隔离批判了八个月，最大的场面也只是七八个人。像这样的大阵仗，还是第一次。但我已经不会想到自杀了，也已不觉得丢脸了。为什么我会在这样严峻的场合想笑呢？因为实在太可笑了。我春天在昆明的发言所批评的人也包括黄铁，因为她是省委宣传部的文艺处长，我和她没有共同语言。
怎么忽然会成为她的干将和急先锋呢？宣传部长袁勃所以要整她，是他们之间的权利之争。在会上所有的发言者都十分踊跃，有的是落井下石，有的是表现对党的忠诚，更多的人是借以掩饰自己的惊恐。小会是在军区俱乐部召开的，全是军区宣传、文化部门的成员。无论亲疏，火力都很凶猛。揭发的问题没有一条实质性问题，既没有反党，又没有反社会主义的事实，但每一句闲话，和每一个人物的交往，其结论全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反驳，不能申辩，认定你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连你自己都产生怀疑：大概我真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一天，一位在战争中共过事的老战友突然来看我，向我透露说：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省委书记谢富志上将到军区政治部做了指示，他对白桦问题的看法是，问题严重，但他是我们四纵队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骄傲自满。批判可以从严，在处理的时候可以考虑不划为右派，留在部队下到边疆连队去当兵。我立即联想到沙皇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遭遇，又想笑，又没笑出来，可谓啼笑皆非。（谢富志上将是二十年代后期从大别山参军的红军战士，而后排长、连长、特派员、保卫科长、教导员、团政委、保卫部长、师长、师政委、纵队政委。解放战争中，他是我们二野四纵队的政治委员，陈赓大将一生中最不喜欢的搭档。1947年冬天党在部队内部进行“三查三整”的时候，谢富志以自己的出身农民为优越条件，发动警卫员、饲养员和炊事员向出身剥削阶级的陈赓司令员展开斗争，企图瓜分陈赓的浮财。陈赓将军从北伐战争前就在国共两党的军中历任要职，他的全部财产就是他的马褡子，马褡子里除了一床毯子、一只枕头、一床被单和几件换洗衣服以外，就是一本日记。结果，这些勇士听见陈赓的一声哼就作鸟兽散了。谢富志是革别人的命得以步步高升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和江青一拍即合，做了一番极为精彩的表演。由于患癌症去世，没有善始善终地和他的亲密战友江青演好最后的一幕——法庭受审。）那位老战友向我传达这一消息的时候，告诉我：这是最好的结局了，保留军籍、党籍，以后就好办了。在昆明挨批斗以后，就放我回北京。我当时很悲观，昆明是再也难以再来了，为此，我带走了一盆鲜红的茶花。
总政创作室，在我之前，已经有公刘、徐光耀、樊斌、何孔德等定为右派。我的问题由于上层意见的不统一，拖到1958年的春天还没定案。创作室主任虞棘在创作室的会议上，吞吞吐吐地希望不要把白桦划为右派，并透露了萧华的态度，同时，也把周扬在某次讲话中的意见说了出来。进入深秋以后，连周扬都感到在全国打成右派的作家太多了，有过“是不是可以宽大一些，少打几个”的表示。虞棘的发言，立即遭到创作室副主任魏巍等人的义愤填膺的反对，他们反驳虞棘说：“让萧华、周扬到我们会上来，听听我们的意见。”“徐光耀已经划成了右派，白桦也应当划成右派。”可见在政治运动中，无论多么左都不会错。而且，即使像萧华、周扬那样的高级干部，如果在飞速左转的战车背后助一臂之力，他们的确力大无穷；如果试图去阻挡一下，不仅无能为力，一不当心，自己也会被卷入车轮之下。因为向左转的战车，从来都不会装上刹车装置。创作室的积极份子们突然把矛头指向虞棘，指责他“一贯右倾，姑息养奸，使创作室的年轻作家都堕落为右派。”天啊！总政创作室刚刚成立一年多，虞棘哪有那样大的能量呢！他的革命资历很长，抗战时期在胶东地区是一位权威的剧作家，几乎当地所有的秧歌剧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六十年后的今天，胶东农村的耄耋老人还能哼出一两句他写的秧歌剧唱段。但在政治斗争面前，他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因为他太了解其中的利害了。虞棘当场昏倒，并立即送进北京医院，才没有继续对他施加压力。这些关于我的会议，我都没有资格参加。好心的秘书小夏经常向我透露过一些内情，所以，我一直都在惴惴不安地等待着角色的转换。1958年春天，由军事法庭宣判开除军籍，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从此被逐出文学界，逐出公开的社会生活。
1957年以后，作为右派分子，我常常想到云南西双版纳傣族一种愚昧而古老的陋习：当你一旦被一个有权威的人指称为“琵琶”（鬼）的时候，你的亲朋好友和近邻就信以为真，对你群起而攻之，把你当成祸害一切活人的鬼。焚烧你的房屋，有理。打你，杀你，也有理。把你驱逐到“琵琶”（鬼）寨，所有的亲人都和你断绝关系，你立即成为一个行动在阳光下的幽灵。那年我出版的长诗《孔雀》，是根据傣族爱情传说写成的，实际上也是一个借驱鬼来杀人的故事。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傣族这种愚昧而古老的陋习多么地相似啊！我再也没有莲花池时期那种对客观世界的过高希望和自尊了，所以也就没有在莲花池时期那样深重的痛苦和困惑。
逝去的岁月和逝去岁月中的故事，像焚毁了的花朵，很难再拾起来，那些变成黑色或灰色的碎片都散落在哪儿了呢？
1958年春天，我被逐出军队，逐出共产党，逐出北京。具体地说，是不得不告别北京的一个小胡同——未英胡同。五十年代，我在北京断断续续住了三年多，大部分时间住在西单未英胡同四号，那是一条很僻静的胡同。四号是个三进大院，当时是总政治部电影处和创作室。第二进的北房改建为一个小型放映间，来看电影的都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和将军，经常可以在那个简陋的放映间里看到罗荣桓、贺龙、萧华等高级将领。至于军内外的作家，在未英胡同出入的更是数不胜数，有些已经作古，如宋之的、马寒冰、杜鹏程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就是与我为邻的时候完成的。我在那里经常有一个铺位，有时在东厢一间小屋里，有时在资料室的书架中间。我至今都很怀念未英胡同，它靠着高大的和平门，曾经是条很安静的小胡同，我在那里写过许多作品。国庆节的夜里，在小放映间看完电影以后欢舞到天明。未英胡同虽然僻静，却很方便，右一拐是西单，左一拐是和平门。去湖南馆子“曲园”吃汤粉，经常可以遇见齐白石；去山东馆子“丰泽园”吃烤馒头，遇到过裘盛戎；去“全聚德”吃烤鸭，遇到过程砚秋。去“长安大戏院”听杨宝森压根就不需要坐车，遛个弯儿就到了。未英胡同的每一扇宅门都熟悉我，总是嬉皮笑脸地看着我走来走去。我不想去回忆在未英胡同经历过的欢乐和痛苦，那将是一本很厚的书。我只想把我最后离开未英胡同之前一件与一个生命相关的小故事记在这里，我曾为了那个生命多年都不能平静。经过一九五七年漫长的夏天、短暂的秋天和严酷的冬天，经过军队中、上层领导人的讨论、僵持、争辩，我在一九五八年春天被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亦即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热烈的理想主义者被理想抛弃的痛苦绝不亚于临刑前的死刑犯。我躺在第二进东厢一间小屋里不吃不喝、没日没夜，等待着迟到的流放。这时，整个北京城锣鼓喧天，为响应毛主席消灭四害的号召，连小脚老太婆都上了房顶，敲着铜脸盆，以疲劳战术消灭麻雀。我很羡慕那些有资格参战的人。我知道，我已经被划到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一边了。当一只失魂落魄的麻雀从窗外落进我的房里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开始，它以为我是一个有权对它采取革命行动的人，吓得蹲在桌子上颤栗不已地看着我。可能它渐渐看出我的目光和它的目光非常相似：惶恐，迷惑，对这个残忍的世界深为不解。它稍稍安定了一些，对着我乞怜地叫着，此时，我所考虑的是：一、把它抓住，上交。看着它的脖子被拧断，往山丘一般的麻雀尸体堆上一丢？不！把它交上去不就是一种出卖吗？而且谁也不会承认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革命行动，得到的只能是一个白眼和轻蔑的一声哼。二、把它赶到窗外，让它被追杀得心碎胆裂而死？不！虽然这样我看不见它的死活，但和这个念头同时出现的是：不知道哪一个时辰，我就会像它一样被赶出这间屋。我实在不能在自己被放逐之前做一次角色颠倒的演习，它不就是我么！三、把它收养起来，等这场浩劫过去之后再放它逃命？不！一个连自己也庇护不了的生命，怎么可能去庇护另一个濒危的生命呢？如若被发现，我还要承担窝藏反革命的罪责。这个惊魂未定的麻雀，和无计可施的我四目相对了两个多小时。忽然“砰”的一声，门被人踢开了，那个来宣布我去向的人走了进来。小麻雀立即扑翅飞起、夺门而出。我从卧式变为坐式，第一个感觉是得到了解脱，至少不是我赶它走的，它在我眼前消逝的时候是一个活泼泼的生命……我离开未英胡同的时候，没有小麻雀的仓皇，像具活尸那样木然。未英胡同的每一扇宅门都变得陌生而冷酷，对我视而不见。从此我再也没敢回顾过那条胡同，因为我的过于短暂的青春和那只亡命的小麻雀，同时从那里惊飞而夭折了。
北京军队的右派一般都要发配北大荒垦荒，或是晋西北山区修水库。我却让人艳羡不已地发配上海郊区一个军工厂当钳工，这不能不感谢萧华上将的眷顾。他的这一决定，在当时实在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它的恶果一直到文革时才显现出来，炮击萧华的大字报贴满了总政治部大楼，其中有很多是揭发他一贯“招降纳叛”包庇牛鬼蛇神的所谓罪行。他考虑到我的家在上海，而且我的妻子得了癌症。我的家为什么会在上海呢？那得从1955年的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以后说起。1955年在莲花池的八个月隔离审查，平生第一次感到身心倦怠，特别想有个安定的家室。1956年冬天到上海，和电影演员王蓓结婚。乔奇和孙景璐这对贤伉俪，把他们为朋友代管的两间位于绍兴路的房子借给了我当新房。结婚时，按照当时我所属的领导机关——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再叮咛：不可招摇。只在锦江饭店请了一桌客，主要是新娘结婚前在电影制片厂同宿舍的女伴。因而慢待了许多朋友，过了很多年以后，赵丹还嚷嚷着要补请他一桌喜酒。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总是不踏实，而上海的房子已经全都收归国有，私人租赁和买卖活动刚刚停止，托了很多人，求了很多机关，甚至还找过十年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过一段时间的风云人物张春桥，五十年代下半页，他只是中共上海市委文委书记。一切努力全无结果之后，1957年初春，我冒昧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兼专家局局长的齐燕铭写了一封求援信，很幸运，他应我的请求，给上海写了一张便条，上海市房管局才来找我看房子。开始，他们给我看的当然都是条件极差的房子，甚至是地下室。一次、两次，我实在是难以接受。第三次看的房子地处徐汇区一条幽静的小路上，那里没有店铺，只有住宅，在三条道路的交叉路口有一座街心花园，街心花园里矗立着一尊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头像，当时的上海，在街上矗立着外国诗人的头像，这是绝无仅有的了。指定要我看的房子按上海人的习惯说法，属于弄堂花园洋房一类。一进弄堂我就被它的清洁、安静和藤萝爬满墙壁的绿荫所强烈吸引。全弄只有24座连体花园洋房，一排四座。分配给我们的两间房子是弄堂最后一家的楼下，原是这户人家的饭厅和客厅，属于我们的还有落地窗外的一座80平方米的小花园。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我，在火车上和凌子风擦身而过，他却断然把脸转向窗外的时候，他我才感觉到这顶帽子的沉重。凌子风在北京舍饭寺，和我是忘年交，熟得不能再熟了，可他都要把我当做了“琵琶”鬼。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心绪回到上海的。而迎接我的是几个孩子在我上海住宅的篱笆墙外对着我高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反动派，要打倒，右派分子逃也逃不了！”
在这里我要特别说一说我的邻居陆先生，他是我数十年大起大落的见证人。看房子那天，房管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楼上的住户就是老早的房主人路先生。”我立即听出了“先生”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补充了四个多余的字：“资产阶级。”看房子的时候没有看见路先生，在厨房里看到路太太，她正在做饭，放下手里的锅铲，很客气回答我的各种提问，告诉我们：“今后我们是邻舍了，你们来了以后，两家将要共用这个厨房，大门内玄关的墙上有一部电话，你们就不要另外安装了，两家共用，节省些。”据路太太说，路先生在工厂上班。在出来的路上，房管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上班的工厂，就是解放前他自己的私产，现在已经公私合营了，他在厂里留用，担任工程师。我对这个弄堂的总印象很不错，对这路姓的邻舍也说不出什么不好，而且怕房管局的工作人员说我挑剔，当时就决定了：行！就住在这儿了！那时的上海十分方便，搬来之前，给家具店打了一个电话，马上就来了一个技工，按照我的想法，很快就在原客厅和原饭厅之间做了一堵可以兼做书橱的墙，原饭厅就成为我们的一间卧室兼书房，原客厅就成了我们的客厅和饭厅。
搬好了家已经是1957年的初春时节了。有一天夜晚，雨很大，我去兰馨看演出回来已是深夜了。上海人进进出出都走后门，在进门的时候看见一个高高的中年男人，披着湿淋淋的雨披从一辆很破旧的自行车上下来。等到他在门廊里脱下雨披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穿着一身藏青帆布工作服，袖子上还戴着袖套，每一个裤脚管都夹着一个晒衣服用的木夹子，半高腰的橡胶套鞋上补了好几个补丁。他笑着小声对我说：
“对不起，您就是白同志吧？”
我说：
“是的，您……？”
“我姓路……”
“啊！您就是路先生。”
“是的，”他当然知道我嘴里的先生并非尊称，而是为了显示各自的立场。他窘迫地干笑了一声说：“白同志！我们是近邻，以后有什么不符合革命原则的地方，请多多批评！多多指正！”
他这句多余而生硬的话使得我十分尴尬，怎么会把什么“革命原则”扯到邻里关系中来了呢？可在我们之间首先矗立起森严的阶级壁垒的是我呀！
“晚安！白同志！”他在门廊里把自行车摆好，很客气地道了晚安以后就上楼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和路先生的不期而遇。
路家有一位寄食的远亲，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妇人，据说，她的夫家在早年曾有恩于路家，路家为此将终身收养这位老妇人。她寄住在原来用来停放小汽车的车间里，全家三代都称呼他为“继娘”。这位半主半奴的“继娘”，经常由于自己的尴尬身份炫耀或愤愤不平的时候，嘴里总会漏出一言半语闲话，邻居们从这些零星的信息拼凑起来就能够知道路家的许多往事。
路先生并不是路家的户主，户主是路先生的母亲。这位路老太太已经是年逾古稀的人了，仍然不喜欢别人称她为夫人，而乐意让人称她为小姐。听说这位老“小姐”很少下楼，更不大出门。为数极少的几次出门，是到“红房子”西菜馆进晚餐，行前总是要打电话把“祥生”汽车叫到门前来，弄堂狭窄，进出都很艰难。每逢这种时候，她的大孙子都要说一句俏皮话：“又要考斯基（司机）了！”那时，对考斯基的揶揄，是没有禁忌的。因为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列宁钦定的“马克思主义叛徒”。
我第一次见到“小姐”是在一个春天的下午，丁香花的清香从窗外被微风送进室内，我正在看书。先是听见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楼梯上用上海话喊叫：
“人呢？人都到啥地方去了？我的下午茶呢？”继而听见有人叩我的房门。我开门一看，是一位老夫人，脸上涂满了脂粉，手里捧着一只描金的小茶壶，领口缀着花边的白色丝绸衬衣上，披着一件黑底暗红花的外套，纯黑色的曳地长裙。使我立即想起狄更斯笔下沉溺于旧梦的尘封美人。她说的是一口带有江南口音的国语：
“对不起！先生！我们家里的人都不在，我不知道煤气是怎么点燃的，想请您帮帮忙，给我点燃煤气灶……可以吗？”
“当然，”我从她的话里听出了她是谁。“夫人！”
“不，小姐。”她神速地纠正了我。
“小姐！跟我来。”我带她走进厨房，我划着了火柴，打开了煤气，点着。然后把火焰放大、缩小，关上，再打开。“很简单的，夫……小姐！”
“我从来都不敢动煤气和电器一类的开关，以往，也不需要我动。您可以等水煮开了再离开吗？”
“当然。”
“……听说您是位作家？懂外语吗？”
“不懂……因为参加战争，不得已只好放弃学业……”
“我对这种牺牲的得失，不敢置评……我想，一个作家不懂一门外国语是不可想象的，我可以教您英语，您有时间吗？”
“谢谢您，我怕很难抽出时间来，因为我的工作单位在北京。”
“很可惜……”这时壶里的水沸腾了。“这样是不是算是开了？”
“是。”我帮她沏好茶，关上煤气，把她送到楼梯口。我想扶她一把。她说：
“谢谢！不用，我还能跳waltz哩！”她说着把裙裾摆了一个半圆，踏着与她的年龄不相适应的、轻快的步子走上了楼梯。
有一天，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早上，为了赶火车，我在四点多钟就起来了，怕惊扰了楼上邻居的清梦，去煮牛奶的时候脚步很轻。一出房门就觉得有乐曲声隐隐从楼上飘下来，虽然声音很微弱，我还是能听出那是舒曼的《梦幻曲》。进厨房，就闻见一股咖啡香，厨房里立着一个陌生人，我只能看见他的背影。他头上戴着一顶十分鲜艳的花线帽，顶上那团红色的绒球耷拉在右耳边，身上穿着一件雪白的丝绒睡袍。煤气灶上正煮着一壶咖啡……我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他情不自禁打了一个寒噤，猛地转过身来，我这才认出他是路先生。我叫了一声：“路先生！”如果不注意，根本就看不出他的一双眼睛里闪烁过一瞬绝望的悲哀，只一瞬，他就镇定了。他从容地面对我：
“白同志！您起来得这么早？”
“我要出差到外地，赶火车。”
“啊！您真辛苦！”
“没什么，您……？”
“我还没睡呢！利用周末，为厂里搞一项技术革新……您看，我这身打扮像不像个马戏团小丑？”他的自嘲使我很意外，没等我答话他就继续说了：“这是从前当剥削阶级时候的行头，我觉得不穿是个浪费，浪费就是犯罪。都是些很结实的料子，白天把这种行头穿戴出来，别人当然很难理解，以为是我在做白日梦，梦想失去的天堂。所以我只能晚上穿戴，勤俭节约，废物利用嘛！还有这存放了好些年的咖啡，巴西产的，已经有点儿霉味了……一切供人享用的物质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巴西是个热带国家，种咖啡豆、摘咖啡豆都是非常辛苦非常辛苦的，有人说，一颗咖啡豆是用一千颗农场苦工的汗珠换来的……您看，我这么做对不对？”
我不经意地回答说：
“利用废物，当然是对的喽……”
“谢谢白同志……”他连连点头，匆匆地端着沸腾的咖啡壶上楼去了。本来就很微弱的《梦幻曲》嘎然而止。
那次一去就是一年，回到上海的时候，已是1958年的春天了。一年间，一个屋顶下的两家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从一个革命军人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下放上海一个军工厂当钳工，接受监督劳动。我的妻子跟着成了右派家属，我们这个二人之家也成了反动家庭。
在工厂里劳动改造的生活非常枯燥，开始的时候，从现役军人厂长到工人对我这个人很难理解，不明白，一个年轻军官，年青作家，一转眼变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可不可以和这个人接近、交谈？如何对待？职工们的目光陌生、新奇而恐惧，像是对待一只有毒但很漂亮的花朵。很快，工厂党委书记和厂长因为对我态度和蔼而遭到批评，和我接近的工人都被目为落后分子。特别是一位副厂长的夫人，下放劳动，和我同一个车间、一个班组，她为了争取入党，处处找我的毛病。虽然我进车间的第一天就会识图，一个礼拜就成为一个够格的钳工，月月都有技术革新，如果我不是一个劳动改造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第一个季度就能评为劳动模范。共产党的会多，我是个阶级敌人，除了批斗会以外，不能参加任何会议，所以下班以后的时间比较多，有时会到理发室坐坐，理发师傅的阶级观点不是十分严格，所以很愿意和我交谈。1959年初理发师告诉我：他的故乡苏北饿死了很多人，他的亲戚跑到上海来找他求救，希望他把枕头力的垄糠（也就是稻谷的壳）倒出来给他们带回乡下充饥。许多故乡人生了怪病，浮肿而死。医生都不敢诊断，因为那些人的疾病是饥饿。我不相信他说的是真实的事情，是谣言。1958年全国大跃进，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报的报道历历在目，亩产万斤、数万斤、十余万斤……那些粮食都到了那了呢？后来，和我同宿舍的一个退伍军人是我的老乡，党员。他在1959年夏天回了一次家，我注意到他回来以后变得沉默寡言起来。他的铺位在我的铺位上面，平时从来不敢和我说话。有一天晚上，宿舍里只有我和他，他躺在上铺，我躺在下铺。他开始慢慢地向着屋顶叙述着他返乡的故事：
“俺家乡的人差不多饿死光了，我几乎没见到什么亲人。那么多人饿死，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们是饿死的。我只见到一个姑姑，她还活着。连她的小儿子都饿死了，为什么她还会活着呢？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有一天夜里，狂风暴雨，霹雳闪电，俺姑听见一头牲畜把大门撞开了，她推开窗户一看，是一头饿疯了的猪。她马上跑出去关上大门，那头猪在院子里飞奔。俺姑拿起一根大门杠迎上去把猪击倒在地，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拿来的这股劲。她趁着小儿子没醒来，挖了坑把死猪埋在地里。她不敢告诉儿子，也不敢给他吃猪肉，因为他太小，不懂事，会露出口风。别人要是知道了，为了抢猪肉能把她娘儿俩活吞了。她总是在深夜里挖开泥土，割一小块肉烧熟咽下去。她眼睁睁地看着小儿子一天天地消瘦、浮肿，最后死掉……”我没有搭话，我装聋作哑。他当然也希望我是聋子。在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三面红旗大跃进的时期，散播这样的故事得到的惩罚将是最严重的。我心里明白，他实在是痛苦之极，又无人诉说。说给任何一个职工听，都有可能被告密。只好说给一个阶级敌人听，这个阶级敌人是他的家乡人。他知道这个阶级敌人不会揭发他，也不敢揭发他，即使揭发了，他也可以不承认，同时反打一耙，说是阶级敌人对党员的诬陷。不久前厂里有一个非常熟练的电焊工失踪了，我很喜欢他，因为他爱说俏皮话。后来听说他未经审判，关进了劳改农场。罪名是思想反动，开地下工厂。什么是地下工厂？有人对我说，他只是夜间在家里用电弧焊帮别人焊接过几根钢筋。
上海历来是一个阶级界限最为森严的城市，1949年以前，人的贵贱和自由度是以拥有金钱的多少而定的；1949年以后，人的贵贱和自由度则以政府给你划定的政治身份而定了。我在1958年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回来以后，听说我的邻居路先生在反右运动中立场坚定，在鸣放的时候不仅没有说一句有反党情绪的话，连眉头都没有皱一皱，和共产党同心同德，坚决背叛自己的阶级，拒绝并抵制一些资产阶级右派（都是他的亲朋故旧）的“反党”串联，而且拒绝在某人的一份向党“进攻”的意见书上签名，勤勤恳恳地劳动改造，自觉自愿提出减免保留工资和定息。反右运动开始后，积极张贴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不仅平安无事，而且得到厂工会的嘉奖。春节期间，厂工会把大红花送到他家里，使得左邻右舍羡慕不已。据说像他这样表现极好的的资产阶级分子，在上海只有千分之五。另一件大事是路先生的妹妹居然从海外写信回来了，这位大小姐在这个家庭里早已死灭，从来都无人提及。她在没出走的时候，由于追求自由、自主，与母亲反目失和，互相怨恨。女儿一怒之下铤而走险，跟着一个一文不名的烂海员远嫁南洋。这一行动使得举家蒙辱，母亲发下毒誓：永生永世、永远断绝母女关系。不想，斗转星移，这个被岳家看不起的烂海员发奋图强，奇迹般成了亿万富翁。母亲和女儿，兄长和妹妹的怨恨自然而然地就冰释了，而且倍显亲切，一封封催人泪下的家书飞往海外，虽然只能在信中表达思念之情，在海外生活的女儿一眼就能看出：在上海生活的家人食物匮乏、生活艰辛。当时上海的很多所谓“资产阶级”最后悔的就是没有在1949年春天之前远走高飞。如果幸而还有一个、半个亲属留在海外，你就有了所谓“海外关系”了。这种关系有利，也有弊。本来，“海外关系”只是个拖累，甚至是个祸害，能隐瞒的尽量隐瞒。随着五十年代末大陆的经济日渐困难，“海外关系”忽然变得有利可图起来。有了“海外关系”，你就可以享受到华侨家属的待遇了。当时，对于一个和西方世界没有经济联系，和苏联、东欧的联系由于交恶而几乎中断的中国来说，有限的外汇太珍贵了！当时按照外汇的多少，你可以配给到大米、白面、食油、猪肉和进入华侨商店的购物卡。当然，最好这种关系不是台湾，如果谁有一个亲人在台湾，他一定会矢口否认，报称：失踪。“小姐”的那位不肖的女儿恰好侨居南洋，所以不仅可以定期汇钱来，而且还能在大饥荒的1960年回到上海来探亲。百闻不如一见，大陆人的生活果然窘迫，上海在全国人的眼里算得上是幸福的天堂了，天堂尚且如此。百货商店货架上的空缺，居然用排成队的《毛泽东选集》来补充。样样都要配给，包括火柴、针线……像锦江、国际那样的著名饭店，都实行了高价销售的政策，它们的菜肴比配给价至少要高五倍以上。这些饭店从天一亮就排成了长龙，大部分是过去的美食家、今日拿定息的老年人，他们有钱，也有闲。老男人高高竖起曾经豪华过的大衣的领口，老女人把厚厚的羊毛围巾围得只露着迎风落泪的眼睛，大声交换着各自排队逐食的经验，他们几乎吃遍了上海一切特许供应高价菜肴的餐馆。“乔家栅的‘猫耳朵’还是好的！”
“王家沙的肉汤团不减当年！”
“洁而精居然还有地地道道的回锅肉！不过要赶早。”
“老饭店的狮子头满壮，很解馋。”
说到瑞金宾馆、东湖宾馆、上海大厦、兴国宾馆、衡山宾馆这些地方，个个愤愤不平。因为人所共知：那些地方永远都有美味佳肴供应，但就是不对外，只接待中央、上海和各省市的高级首长。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贵族，旧时代的贵族，有钱也不行，只能在秋风落叶中耐心排队买高价食品。
“小姐”远方归来的女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实实在在地觉得自己的亲人很可怜，本来熄灭了的亲情似乎又死灰复燃了。当她一回到南洋，看见任何一个城镇大街小巷都是卖吃食的大排档，就迫不及待地写信了，她写道：“上帝啊！您为什么在您抛撒福祉的时候，偏偏把集聚着您最多儿女的中国遗忘了呢？”据“继娘”用压得最低的嗓音透露，这封信吓得路先生面无人色，立即点火把信烧成灰烬，再把纸灰丢进抽水马桶，乎噜一声就冲到下水道里了。从此她就不断地往上海家里寄钱，不仅寄钱，而且大包小包给他们寄食物和一应用品，从泰国香米、加拿大精白面，到各种各样的罐头、克宁奶粉、瑞士白脱、比利时巧克力、日本针线盒和新加坡的各种各样的调味品……于是，我们两家共用的厨房经常在子夜以后会突然飘出咖喱的香味来。据说那位不肖的女儿每天开着劳斯？劳依斯轿车寄包裹当做乐善好施的体现。过了一个阶段，寄包裹已经不能满足她的心愿了，又花了很多钱，为母亲办理了移民香港的手续，而且在香港为母亲买了一套面向大海的公寓。对于她的动机，有三种说法。一说：这是女儿对母亲当年蔑视自己的报复。一说：这是女儿的以德报怨。还有一说是：她回到上海的时候惊奇地发现：母亲和哥哥满口“革命化”，对于现状一句抱怨也没有。好！你们越是革命化，我就越是要你们腐化。她当然不知道，留在上海的家人是迫于无奈才如此“革命”的，即使对海外回来的亲人，也不敢发一句牢骚，恐惧已经成了她的亲人们的习惯。从“继娘”有意无意传出的信息：“小姐”被当局迅速批准移居香港，是考虑到路家和张家的政治表现一贯积极，信任就是奖励的一种形式。
我接受改造的军工厂远在闸北以北的郊外，正赶上全国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每两个星期才回来一次，每一次都是很晚才到家。有一次和路先生在门口巧遇，他首先向我点了点头，虽然门廊里的灯很暗，我还是看见了他的眼神的变化，在最初一瞬闪现出的是一丝同情，那同情很快就熄灭了。我听见他在向我说话，但声音好像很遥远、很陌生，以往他是那样的谦恭自卑，现在却迥然不同了。他用酷似我们车间党委书记的口气对我说：“白……”他不知道对我称呼什么为好，犹疑了一下以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地叫了我一声“先生”，虽然他没有以牙还牙的意思，我当时却受到了深重的伤害。他说：“白先生！即使对地、富、反、坏、右，党还是给出路的嘛！”虽然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目光的焦点并不在我的身上，但对我的打击却是致命的。他本来是资产阶级呀！他有什么资格居高临下地以委婉的口气教训我呢？而且称我为先生！在同一个地方，我称他为先生，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今天他把球儿囫囵个儿的给扔回来了，我感觉他掷回来的球比我掷给他的那个球儿要重得多。可事到如今，我有什么话好说呢？他还是资产阶级分子，但他是和共产党站在同一立场的资产阶级分子，属于团结对象；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属于打击对象。我心里好一阵难受，说了一句话，即使是说了一句错话，一句反动的话，就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了么？多么难以理解，我没有资本，甚至和资产阶级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能够剥夺的什么呢？当然是本来就有限的人身自由了。何况我并不认为我说的那是一句错话？角色的转换怎么会这么容易，这么绝对，这么迅速，其反差又是这么大！？
我的儿子出生于1959年冬天，那是继大跃进之后的第一个饥饿的年份。儿子一剪断脐带就要吃奶，他的母亲因病手术后没有奶水，当时的牛奶早已属于特权控制的配给品了，有钱也订不到。惟一一条路就是找奶妈，奶妈很容易找，上海周围全是饿乡，只要不带口粮，给饭吃，工钱都可以不要。奶妈为了求生，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乡下喝野菜汤。为了保住大人的性命，就不得不忍痛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乡下，孩子能否存活？实在很难设想！我们通过居民委员会找了个扬州奶妈，年龄在三十岁上下，很消瘦。她放下包袱正赶上吃中饭，第一顿她不好意思，只吃了个半饱就是两大碗。这顿饭之后，我和妻马上举行了一个秘密的紧急会议。儿子还不会说话，无从表态。奶妈的一顿饭足足吃了我们两个人的定量，打破了我们的如意算盘，原以为每人每顿少吃半碗就够她吃的了，谁知道……？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8斤，妻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5斤，一共53斤粮。我当时在工厂当钳工，我的一份粮要带到工厂里去，家里只剩下妻的25斤定量。从奶妈的饭量看，即使25斤全给她，她每天也只能吃一顿饭。奶妈不吃饱，就没有奶水，没有奶水，儿子就长不大。怎么办？即使有钱，没粮票，连一根油条也买不来，粮票更不能买卖，买卖粮票是违法行为，实在是没法办。这时候，我才体会到家无余粮的难处。每顿饭妻子的眼睛都注视着奶妈的嘴，那张嘴实在是可怕！开始的时候，奶妈还有些不好意思，三天过去，她就放开肚皮吃饭了！根本不把你们忧愁的目光和日渐消瘦的脸看在眼里。到了1960年，粮食更加紧俏了，多亏妻的同事们——当时活跃在银幕上的电影演员们，经常把他们节约下来的粮票凑起来送给妻子。有一天路家的“继娘”给我们刚刚出生的儿子送来一听克宁奶粉，这无异于大旱时节从天上落下一滴甘露，沁人心脾，又无济于事。当妻向“继娘”道谢的时候，“继娘”吓得两只手摇个不停，小声在妻的耳边说：“可千万别让楼上知道！这是他们给我的。他们以为你们不知道海外有人给他们运东西……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夜里往楼上搬东西总要经过楼下的呀！”在这时，他好像和我们更近些，因为我们和她都住在楼下。她说的也的确是实话，就是“继娘”不告诉我们，我们凭感觉也会知道，用上海话来说：我们和路家到底是“贴隔壁邻舍”，什么事能瞒得住“贴隔壁邻舍”呢？我们无需故意刺探，什么都一目了然。他们所顾忌的并不是政府，因为这恰恰是由于他们吸引外汇多，而且从来没有暴露出任何不满，才得到的优待。他们怕的是左邻右舍的嫉妒心，饭都吃不饱的人如果看见身边有人享用大鱼大肉，妒火必然上升，尽人皆知，强烈的嫉妒心能驱使人们做出想象不到的事情来。路家的整体形象就像我第一次看见的路先生那样，在风风雨雨中披着一件湿淋淋的雨披，至于他的面容，他的目光，他的皮肤，他的内心，你全都看不清。但作为他们的贴隔壁邻居，可以想象得出：他们拥有螺壳里的自由、温馨和幸福——如果在螺壳里也可以称之为自由、温馨和幸福的话……
这种脆弱的稳定一直保持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螺壳终于被击碎，出现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事情出在孩子们身上，路先生的长子达明在弄堂里有一个无所不谈的知心朋友法朗索瓦，这位法朗索瓦曾在北京某名牌大学攻读法国文学，所以自己给自己起了个法兰西名字。据说当初考进大学的时候政审就不合格，由于一位副校长“分数挂帅”的思想作祟，把他招收了进来，成为学校招生工作中的一个极坏的例证和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毕业前的一个月，学校以“思想反动”为由，将他除名。无所事事的法朗索瓦和达华的出身相通，不同的是：法朗索瓦不仅失去了父辈留下来的工厂，也失去了面子。他的档案跟着他也回到上海，档案里给他定性为“反动分子”，交给里弄委员会的婆婆妈妈们监督劳动。挨批判是他的新功课，那些婆婆妈妈嘴里尽是一知半解的报纸语言，驴唇不对马嘴，唾沫星子喷在脸上，越发引起他的不满。而他的不满——甚至仇恨都一览无余地挂在他那张瘦削的脸上。他和达明从小就是一起在狗尾巴上点爆竹，翻墙头捉蟋蟀的玩伴儿，一拍即合。两个人每天夜里在后门的门廊里“诎诎诎，诎诎诎……”谈“美国之音”和台湾电台广播的消息，说里弄委员会领导的坏话，发造反派的牢骚，诉被歧视的怨恨……不知道被哪个小赤佬听见了，到街道造反派那里一检举揭发，当天就把法朗索瓦专了政，一番武斗，打得他鼻青脸肿，不到半个钟点就“竹筒倒豆子”，卖了自己，也卖了朋友，达明随即被隔离。对于路先生来说，可以说是大祸临头。儿子的思想不就是他的思想吗！不同的是老子守口如瓶，十余年如一日，儿子则认为法朗索瓦完全可以信赖，万无一失，所以对他则信口开河。路先生随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首先向自己所属工厂造反派请罪认罪：痛悔自己革命警惕不高，教子不严，在坚决和儿子划清界限的同时，保证动员儿子反戈一击，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然后又向街道造反派请罪认罪……请求准许让他见儿子一面，做儿子的思想工作。由于态度诚恳而且卑微，打动了街道造反派的一号勤务员，慷慨特许他和达明见面，让他做分化瓦解工作。在造反派头头的监督下，路先生和儿子见了面，那是一间阴湿的地下室，儿子已经吓得面无人色，再来一次刑讯就有可能将自己以及全家的反党言行和盘托出了。路先生语重心长地规劝儿子无论如何要态度端正，实事求是地交代问题，沉痛深刻地认识错误……并且充分指出问题性质的严重性。并且反复述说共产党毛主席对路家天高地厚的恩情……一席话说得路先生自己泪如涌泉，达明跟着也涕泪交流，造反派头头大受感动，认为他们的激动完全出于忏悔。而实际上路先生是出于紧迫，达明是出于恐惧。路先生对儿子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语双关。他用眼神、用语气、用手势把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交代得清清楚楚。最后他一再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但这句话达明完全明白是一句反话，因为，路先生在家里有几条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秘密家训”中的第一条就是：“牢记：坦白从严，牢底坐穿；抗拒从宽，无罪赦免。”第二条是：“牢记：一人招祸，一人承担；咬紧牙关，严防株连。”所以达明在隔离中把自己摆在受了蒙蔽、受了欺骗、受了拉拢的地位，承认自己已经滑到反革命一边。幸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光辉的指引下，悬崖勒马，有了回头是岸的机会，今后，一定要努力改造世界观，脱胎换骨，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如此这般地检讨一番……空洞的内容在痛心疾首的外表装饰下顺利得到造反派的首肯。由于路先生一系列的力挽狂澜的措施，达明被定为盲从犯罪，态度端正，作为“争取对象”解除了隔离。法朗索瓦自然而然就成了主犯，一直到文革后才结束囹圄之苦。
文革期间我在外地被隔离审查，七年和妻儿不能相见，当我第一次回到上海，和妻儿团聚的第二天深夜，路先生突然来访。这是二十余年从来未曾发生过的事情，使我既诧异而又不安。他这次对我既不称先生，也不称同志，而是叫我老弟。他和我进行了一次语重心长地促膝长谈，他对我说：
“老弟！我们贴隔壁邻居二十余年，你对我们的情况、我对你们的情况应该是有些了解的。今天我们是一对一，没有旁证。如果万一你出了事，我可以矢口否认；如果万一我出了事，你可以矢口否认。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是怎么过来的，你们是怎么过来的，谁也瞒不了谁，不用细说。远亲不如近邻，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想跟你说说心里话。你如果觉得毫无可取之处，就只当是一阵风，左耳朵进，让它右耳朵出。我早就想劝劝你了，总觉得很不合适。你是老资格的少年革命家，我是什么？一个资本被没收的资本家。惟一的长处是痴长你几岁，我痴长的那几岁，恰恰是你所没有的。那时候你正在为革命散传单，抛头颅、洒热血，冲锋陷阵。中国文化中有许多足以求生自卫的东西，极其宝贵。也有很多高尚的东西，像暗夜的星光那样诱惑你，让你义无反顾地向它走去，在永远没法走近它的路上，遍布陷阱，当然，你会万死不辞。你不知道人性中的普遍弱点，不懂得人际关系中的奥秘，不管是什么社会，人际关系中的奥秘都是近似的。特别是利害，不管是权力还是金钱驱动下的复杂形态，你都很无知。譬如：忠言逆耳，这句话不但是对凡夫俗子，对至圣贤哲一样适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世界上，许多无言的动物比人聪明得多。田螺给我的启发最大，它们无疑是一种最弱小的软体动物，你注意到没有？它们从出生那天起，个个都不怕劳累的背着一个坚硬的壳。这二十多年来我也背着一个壳，很沉重，很不舒服，可没有这个壳，我已经早就不存在了！老弟！我知道，你在渐渐了解了我的时候，很鄙视我，认为我是可耻的两面派。我知道，可我不以为意。因为我的的确确是两面派，而且是刻意为之的两面派。虽然你鄙视我，我仍然非常感激你，因为你只是鄙视而已，没有加害于我，你尽管处境很不佳，加害我还是很容易的。
你很高尚，老弟！我很敬重你。可你为了人们对你的敬重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由于你的高尚追求，你的妻子，你的儿子，你的岳母就必须年年月月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整整七年，一年三百六十天，乘七，两千五百多天，天天以泪洗面，每天傍晚，我都能看见你的岳母和你的小儿子站在弄堂口等最后一班邮差，战战兢兢地问一声：有我们家的信吗？即使有，你在信里能说什么呢？每一封信都经过严格审查，也许他们所奢望的仅仅是你还活着……这一方面，你可能没有我们知道得深切。那时候，你看不见他们，而我却能天天看见他们。老弟！一得必有一失，我生下来就是生意人，很重视得失。得失相等，可以考虑。得太少、失太多就不能考虑了！你失去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是曹操在讨伐孙权时的感叹，他在全盛时期尚且如此，可见人生是很短的。我刚刚见到你时候，你是一脸稚气，一脸英气，一脸傲气。现在呢？苍老了！当然，我更加苍老。‘人定胜天’是古人的一句狂言。人，即使是秦始皇麾下的庞大军团也是无力回天的，他就是在疯狂求长生的时候一命呜呼的！‘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竟，这是自然界恒常的一个方面，有阴才有阳，有死才有生，有圆才有缺，有始才有终。我们可以有曹操的浪漫，不必有曹操的野心……今天我可以对你坦白交代，数十年来，我每天晚上都要啜饮一杯，只一杯，最上等的法国白兰地，XO，一天都没间断过。即使是六十年代初的大饥饿，只有你有可能隐隐约约地知道，我依然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虽然是缩在小小的螺壳里，在上海四周就有人以树皮草根充饥的日子里，居然有人在悠闲地啜饮XO，如果被饥民发现并且知道它的价格和来路，我一定会被乱棍打死。1966年那个上海血腥的冬天，每一夜都有老朋友自杀身亡，其中有所谓资产阶级，也有知识界的反动权威。我照样喝！虽然很苦，苦酒也要喝！苦酒能让我冷静，冷静能让我清醒，清醒的人才能有效地自卫。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出生，都有人在死灭。那一刻也许刚好某一位伟人、圣人，也许是一个恶人出生或是断气，我依然是一杯好酒，不增，也不减。既可以庆祝死，又可以悼念亡。老弟！我并不是说现在已经可以畅所欲言，已经可以揭去假面了！不！永远不！今夜我是不是喝醉了呢？不！我永远不会醉。我严格遵守着一个戒律：决不和除自我以外的另一个人谈心。今天对你却有了例外。因为：首先，我找的是历经坎坷的你，而且你即使以任何高尚或卑劣的理由也不能伤害我了（我所说的伤害与老弟的品质无关，老弟的一生只会在所谓理想的追求中迷乱。）。请别误会，我指的并不是我们的生存空间已经有了改变，不！人类生存空间的改变并不是像激进的革命家想象的那样容易，很难很难！因为它不是客体所能决定的，关键在于人性的改变，我们民族有一句名言：‘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了……老弟！正因为如此，我才敢于在你面前大无畏一回。你们革命者是在生命全盛的时候显示人的大无畏精神，如我等懦夫，只能在濒临死亡的时候……请原谅！今天我斗胆在你面前打开我这个密封了多年的瓶子。比起你来，你说成功者是你？还是我？”路先生没等我回答，起身就走。“再见！”
等我想追出去的时候，他已经上了楼。我咀嚼着他那番话，慢慢度到门外的小花园里。小花园的钢栅栏在大跃进时被拆除炼了“钢”，后来重砌的砖围墙在文革中再次被拆除，任何人都可以直达窗下，对我们这个反动家庭进行监督。现在又修起了新的围墙，丁香的枝叶渐渐又茂盛起来。我在窗下新种了一簇青竹和一丛蔷薇，青竹已经可以伴着贝多芬的《月光》缓缓摆动了，蔷薇也开始扶着墙伸向窗台。此时此刻我反复想到的却是：这高高的围墙还会再次被拆除吗？这高高的围墙还会再次被拆除吗？这高高的围墙还会再次被拆除吗？当我抬起头仰望苍穹的时候，看见上海的夜空上竟然会奇迹般闪烁着一颗蓝色的星星，我已经不记得在什么时候曾经见到过这样诱人的星光了。
所有的政治思想迫害运动，可以说，无一不是“反胡风运动”的翻版和继续。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并非史无前例，从内容到形式，和“反胡风”、“反右派”一脉相承。都是在极端权力的控制之下，以文艺批判为先声，先行定罪，挑动群众，施行残酷批斗，抄家封门，私刑逼供；叛卖自保，告密有功，腹诽立案，任意株连。污蔑、羞辱、囚禁、甚至处决人，都不需要任何程序。不同的只是：这种任意践踏公民的行为，在神州大地上无所不在地肆虐，受害人从知识分子扩大到党政干部和普通居民罢了。历次迫害运动严重挫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与独创精神，思想的翅膀被残酷地剪断了。到了这种时候，我已经不单单是逆来顺受、也不单单是委屈和激愤了。而是像越冬的落叶乔木那样，有了默默的思索。在暴风雪中形容枯槁的思索，比在春光里枝叶茂密的宣泄要有力量得多！
在1979年收到胡风的来信和赠诗之前，我一直都以为胡风不可能活着从双重牢狱（一重是客观上造成的冤狱，一重是自己的心狱）里走出来，因为有许许多多优秀知识分子没能活着走出来。结果胡风活着走出来了，除了极少的几个人，绝大多数人都热情地迎接了他。他的复出虽然有很大的偶然性，却雄辩地说明：中华民族良知未泯！一直到1984年，我才在北京他的寓所和他见了一面——也是最后一面。我特别奇怪并为之黯然的是：他在1979年11月14日给我写信时的自由心态和热情竟会荡然无存！他在信里不是曾经答应过我吗？“也许还不止一笑而已咧！”可当我和他见面时，他不仅没能一笑，可以说是一言未发。是因为他对和我同去的那位风派“朋友”有戒心？还是因为醒来时反而失去了梦中的天真？他复出以后写的那几篇短文能说明他么？他不是有了人身自由吗？看来，人身的自由和人心的自由并不是一回事……总之，很费了我一番猜测。
“人只是芦苇，自然界最柔弱的生命；但却是会思想的芦苇。”
1998年7月16日于上海
张凤珠简历
1929年生于沈阳，祖籍辽阳。在沈阳读小学，中学时因太平洋战争，随家流亡至四川三台，在三台读中学，东北大学先修班，1946年升入东北大学历史系。
1948年到冀察热辽解放区联大鲁迅文学院学习，后并入东北文工团回沈阳。1950年调东北文联，后在《东北文艺》杂志任编辑。1953年到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1954所边学习边任丁玲秘书。1955年调《新观察》杂志社当编辑，任文学组长。1957年受丁玲冤案株连，遭批判。1959年调宁夏文联，任《宁夏文艺》编辑。1965年调中国科学院156工程处，后划归国防科委1970年迁陕西临潼为兰字826部队，直至1979年重回中国作家协会。1980年筹备恢复《新观察》杂志任编辑。1983年调作家出版社。任副总编辑。1985年筹办《中国作家》杂志任副主编至1991年离休。一生中，除掉文革几年外，大部分时间是从事编辑工作。很尽职，也很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