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命运所能给人的启示是不分长幼的。老年人喜欢回顾，青年人喜欢憧憬；而老年人能够从青年人的憧憬中找到的，与青年人能够在老年人的回顾中发现的，实际上是同一种东西，那就是选择。
命运的选择，机会的选择，有的差之毫匣，却失之千里；有的海角天涯，却殊途同归。——人生的不同，只是选择的不同，不在于谁经历了什么，谁没有经历什么，而在于每个人在命运的挑战面前是怎样经历的……并且，每个人的命运中都包含着一代人的命运。
赵荣声出身于安徽省安庆地区一户四代翰林之家，抗战前就读于北平燕京大学，是“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是国内第一个用中文公开报道延安情况的人，并写过一本书《活跃的肤施》（肤施，延安别称），1937年出版，当时影响很大。后来由于偶然机会他被八路军派往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司令部做秘密工作，孤军奋战。刘少奇、朱德、林伯渠、滕代远等领导同志都亲自指导过他的工作。他在反动阵营中曾与形形色色的人物接触和斗争，富有传奇经历。解放后他遭遇不公，命运坎坷，或沉或浮，也颇有意味。
一、选择的命运
失意的安庆青年
在滚滚长江下游的安徽境内，有一座沿江古城——安庆。此城风景秀丽充满诗情画意，名胜古迹颇多。每当皓月当空，渔歌唱晚，此地渔火点点，光波粼粼，着实令人陶醉。人们常说，这里的江水与岸柳相映衬，春宜晨，夏宜风，秋宜月，冬宜雪，一年四季都有看不尽的美景。
1915年的北京城里，有个颇有名气的安庆人，他创办并主编《新青年》，提倡民主与科学，介绍马克思主义，抨击封建的伦理道德，倡导新文化运动，这位后来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安庆人叫陈独秀。
这一年，正值陈独秀在京城闹腾得红火热闹的时候，在他的家乡安庆城里的名门望族赵家，出生了一个男孩，排行“荣”字辈，取名赵荣声。
赵家的高祖赵文楷（字介山）是清朝嘉庆丙辰科状元，家有数千亩良田，五世同堂，聚族而居。和赵荣声同属“荣”字辈的还有后来成为著名社会活动家的赵朴初（幼名荣续）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荣琛。
赵荣声的祖父这一支，在赵家大族中属于家道中落、生活拮据的。祖父辈兄弟十二人各有高官肥田，族人大小百口住在一片大宅子里。赵荣声的祖父因考举未中而精神受了刺激，终日疯疯癫癫，不久便死去了。因此赵荣声一家在“状元府”中受尽白眼，荣声父亲赵纶士终于熬不住，跑到了南京去教书。
小荣声就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中渐渐长大了。他虽不愁吃穿，却过早地明白了人情世故，饱受了阔亲戚的冷落，在他幼小心灵里埋下了反叛的种子。高小毕业后，荣声随父亲到南京一所安徽中学就读，离开了家乡安庆。
未名湖畔的洗礼
1935年，21岁的赵荣声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他抱着研究社会、改造社会的雄心，在当时于上海申新纱厂作总工程师的叔父的资助下来到了北平。
燕京大学，位于北平西郊清华大学西南，是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一所贵族化大学，它在北京诸高校中有着类似“租界”的地位。
赵荣声虽然出身于安庆有名的四代翰林之家，是书香门第之子，且又有着深厚的国文根底，但和学校的那些洋学生比起来，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不过同学们很快就发现这位表面文静的安徽同学对各种社会活动充满了热情，无论干什么事都有着一股坚定、执著的精神。
当时燕大在校学生有800多名，多出身于富裕家庭，其中相当部分是海外华侨子弟，这些学生大多信仰基督教，在政治上比较保守，安分守己，对学业也不大关心，他们所真正感兴趣的是学校隔几日便举办一次的舞会、或某位好莱坞明星的传闻轶事，以及几所大学校际足球比赛等等。而他们的理想也只是将来能有个较高的学衔、较好的职业、美满的家庭而已。
然而，在燕大校园里，却一直有思想进步的学生在活动，那校园西南角处的青冢，便是于1926年“3·18”惨案中英勇牺牲在北洋军阀枪口下的燕大女学生魏士毅烈士墓；那紧锁眉头、悲愤哀伤的学生中有不少是家乡沦陷的东北籍同学……
如今，当华北也即将沦陷为日寇占领区的前夕，当越来越多的学生表现出高涨的爱国情绪之时，燕京大学校园中也秘密地出现了进步的知识分子社团组织。
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成立了！
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成立了！
左翼语言学家联盟（语联）成立了！
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也成立了！
在左翼文化总同盟的旗帜下，爱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逐步团结起来了。
赵荣声中学时代即已接近进步学生，到燕京大学之后，他常与同班同学讨论时事，针砭时弊，因而很快被吸收为“社联”盟员。一个年轻人，思想活跃，有正义感，社会活动能力强，在当时的氛围之中是不可能不卷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这就是赵荣声所处的时代给予他的环境。
当时他在“社联”写标语、撒传单。夜间，他和同伴们走上街道，其中一人迅速用白灰浆在墙上写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救国”等内容的标语，另有两人一前一后放风，以咳嗽为暗号；有时，他们把领导同志带来的油印传单塞到居民住宅的门缝里。
作为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中的普通一员，赵荣声当时并未意识到，他所做的这一切，正是为党所组织的另一次重大行动奠定着基础。
这便是震撼世界的1935年12月9日的“一二·九”运动。
赵荣声作为燕大一年级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从始至终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中的历次活动。是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熏陶、锻炼了他，使他迅速跻身于少数进步学生行列。
“一二·九”运动除了对实现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至全民抗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外，还为我党迎接抗日战争培养准备了一大批干部。经历过“一二·九”运动洗礼的学生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成为各个抗日根据地的一批十分重要的力量。
不久，赵荣声与进步学生们一起在燕京大学的贝公楼集会，成立了一个永久性的团体，后来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
画在纸上的镰刀斧头
一个人青年时代的活动和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今后一生命运的抉择。
1936年4月的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一位个子不高、30岁左右的男青年找到赵荣声。当时赵荣声已当选为燕大学生会执行委员兼出版委员会主席，并任《燕大周刊》主编。那人就是在《燕大周刊》的编辑室里找到他的。
来者自我介绍，名叫虞悦，说是经一位朋友介绍来找赵荣声的。
赵荣声看他很神秘，索性邀他去宿舍谈。一路上，虞悦谈起学校的学生运动，谈“一二·九”，谈南下扩大宣传团，似乎对学校以及赵荣声的活动十分清楚，并且还对他的为人和一贯表现做了评价。
赵荣声好生奇怪，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
虞悦微微一笑，低声说：“党一直在关注着你。”
赵荣声心跳加速了。
此时，他们已坐在四层楼上他的宿舍里。窗外就是未名湖，湖畔翠柳摇曳，湖光潋滟，春色正浓。
“你，是共产党？”赵荣声热切地问道。
来人点点头，说他是中共西郊区委派来的。这是第一位对赵荣声公开承认共产党员身份的人！
赵荣声急切地问道：“你看我能不能入党？”
虞悦笑了，说：“我来找你，正是为了这件事。你的表现我们都清楚。目前，我们的一些党员被捕了，许多工作需要有人去做。我看，你来做吧。”
“好！”
赵荣声的入党仪式十分简单。他神情肃穆地望着虞悦，后者用红笔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一面带镰刀斧头的红旗。
这就是党旗了！中国共产党，这神圣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光荣的称呼！每一个不辜负这称号的人都将以毕生的精力为正义、平等、民主和科学而奋斗！为民族解放、为祖国强盛而奋斗！
虞悦左手高举起那面画出的红旗，同时庄严地举起了右拳。赵荣声也随他举起右拳，低声复诵了他领读的誓言。
此时，他想了很多，很多。
宣誓完毕，虞悦点燃一支火柴，将那张画着红旗的纸烧掉了。纸带着火苗掉在地上，瞬间便化为灰烬。
赵荣声明白，从今以后，他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他已经宣誓，把一生献给党。他个人的一切利益都得服从党的利益祖国和民族的利益。
然而在那种秘密的环境里，尽管他是一个勇敢而忠诚的共产党员，但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关于党的领导人以及有关党的其他知识，他都缺乏了解。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新党员的遗憾。
斯诺指路
当然，赵荣声根本没有料到，一个更具体地了解党和党的历史以及党的领导人的机会，竟在他入党一年之后到来了。
1937年3月的一个春日的下午，他被通知前往燕京大学校园内美籍教授夏仁德（Ranoloiph Salev）家中聚会。
夏宅坐落在燕京大学著名的未名湖畔，是一所独立的中式双扇木门小院。夏仁德先生当时担任燕京大学心理学教授。“一二·九”运动前后他勇敢地庇护过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进步学生领袖，后来他又索性腾出一个房间，把钥匙交给进步学生，任他们使用。于是不少有关学生运动的重要问题在这里商议，马列主义书籍和秘密文件在这里隐藏，地下的中共西郊区委和燕京大学党支部都曾在这里开会。当时的进步学生们便称这一间房间为燕京大学校园中的“苏区”。
1937年3月的那个下午，二十多名燕大进步学生聚集在夏仁德教授的客厅里，与新近从陕北苏区访问归来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行了一次激动人心的谈话。在此之前，赵荣声只是在报道中国学生运动的英文报刊上见到过斯诺的名字，只知道斯诺是新闻系的教师，并未听过他的课，此回是第一次见面。他没想到斯诺显得这么年轻，看来比这些中国学生大不了几岁，而他夫人的美丽而能干也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斯诺于1936年访问了陕北苏区。他带来了一部他自己拍摄的小电影、二百多张照片以及他用两个多月时间撰写的《红星照耀着中国》（又译《两行漫记》）的初稿。
赵荣声与同学们争相传看着手稿和照片，充满新鲜气息的、令人振奋和激动万分的画面中，有神采奕奕的红军指战员，有朝气蓬勃的苏区妇女和儿童，还有带着神秘微笑的斯诺本人与富有传奇色彩的红军将领们的合影……这时，龚澎用英文低声朗读起斯诺的《红星照耀着中国》的手稿，并向斯诺提出借走原稿的要求，斯诺答应了。直到十多年后赵荣声才意识到，他和他的这二十几位同学竟荣幸地成了这部轰动世界的名著的第一批读者。
后来斯诺先生还在夫人的协助下，为大家放映了他自己拍摄的小电影。当时放映机还是手摇的，斯诺边摇着手柄边亲自用英语解说着，时而也夹杂着说几句半生不熟的汉语，引起大家阵阵的笑声。
打在白布上的颤动不定的黑白画面中出现了毛泽东主席检阅红军时的情景。红军兵强马壮。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以及其他革命领袖个个神采奕奕，陕北土地上生气勃勃和新气象感人肺腑，赵荣声和同学们禁不住热烈鼓掌，觉得自己的心都快从胸膛里跳出来了。然而斯诺先生当时并不十分清楚，在身边这些情绪激昂、热泪涌流的男女学生中，竟有许多是秘密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如今他们在美国记者拍摄的影片中第一次见到了自己为之献身的党的缔造者和领袖们，他们能不为之低声的欢呼和鼓掌吗？
当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中出现了“美髯公”周恩来副主席与另一个虬髯满脸的男子握手时，斯诺解说道：“这另一个大胡子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帝国主义’！”
学生们吃惊之余定睛看去，才发现那不正是因采访繁忙索性留起胡子的斯诺先生本人吗？大家哄堂大笑，继之又热烈地鼓掌。
为这个终生难忘的下午，赵荣声始终感激斯诺。是斯诺开拓了他的眼界，不仅使他第一次看到了苏区，而且使他看到了一个真正的记者为了表达自己的信念所应该而且能够做到的事情。
斯诺接着又对他们讲了自己在红军中生活了三个月的见闻，他与毛主席的谈话以及听来的许多“红小鬼”身经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神奇故事。他注意到，斯诺夫人显然已不是第一次听斯诺讲这一切了，然而她在一旁仍然是兴趣盎然地用清澈的目光望着斯诺，并且与学生们一起笑，一起鼓掌。赵荣声不禁想起了另一双明亮的眼睛，那是靳明的黑色的瞳仁，它同样充满了热情和信任，勇敢与智慧。此时，他决心像斯诺夫妇一样与靳明互相支持，相敬如宾，共同度过战斗的一生。
最后，斯诺拿出一页纸来，上面是用中文抄录的一首七律《长征》，作者是毛泽东。
作为地下党员，赵荣声还未曾读过毛主席著作，而今日一读《长征》，顿觉其气魄宏大，境界不凡，忙掏出本子抄录下来，当作一件珍宝。
然后斯诺说：“我对他们的了解还是很有限的。如果你们要知道更多的东西，最好是亲自到那里去看看。”
说者有意，听者更有心。一个外国记者尚有如此的勇气和力量前往不为众人所熟悉的谜一般的陕北苏区去采访，而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中共秘密党员，为什么就不能踏上那片光明的土地去看一看呢？
众人散后，赵荣声独自留下来凑到斯诺面前，向这位并不比自己年长多少的年轻教师仔细询问起来。斯诺热情地望着眼前这个肤色白净、睁着一双圆眼睛的青年学生，尽量把自己走过的路线讲得具体，细致，还特地将需要注意的事情详尽地指出来。
摩登小队
那时的燕大还放春假，和西方的多数学校相同，为时一周。
1937年的春假，赵荣声早已做了周密的安排。4月1日那天，他和其他九名志同道合的同学，打着一面蓝呢子三角旗，上面用黄丝线绣有“燕京大学”四个字，匆匆出了校门。
十人小队是个精心安排的数字。当时的铁路局有个规定，满十人的团体便可半价买票。他们这些学生既不愿目标太大，又想省些路费，于是联络了十位同学。这十名同学中，有柯华、朱劭天、欧阳方、张非垢……当然还有靳明。
他们到达西安的时候，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刚刚过去四个月。虽然事变是和平解决，国共之间的战事暂时停息，但是，笼罩在八百里秦川上空的仍然是阴暗不定的政治气候。
进入苏区仍很困难。
记得在学校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赵荣声和一位叫天蓝的同学合写了一副对联，偷偷贴在燕大法学院穆楼的门厅里，对联上联是：一代枭雄引君入瓮。下联是：十年天下杀人如麻。
一时间，人们争相传看。
后来一“放蒋”，校园内右翼学生又猖狂起来，把对联撕了，还扬言如果查到写对联的人，要处死他。
右翼学生们组织庆祝“放蒋”大会，在冰冻的未名湖上速滑狂舞，这一幕就在眼前。
赵荣声一行十人都意识到了危险。往延安去，中途会有国民党特务和军队的关卡，随时会被逮捕、被抢劫以至挨冷枪。
怎么办？热情让位于理性。他们商量了，结果是：冒着风险前进。
他们先在西安逗留了两日，招摇过市，参观了大雁塔和碑林。第三天黎明，三辆预先雇好的铁皮木轮马车准时开始向陕北进发了。
前边就是斯诺特意强调的国民党的第一道关，渡口，它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关卡。
此处没有桥，因此一切车辆和行人都要下来乘木船摆渡。这十位燕京大学的“少爷小姐”等在渡口，自然十分显眼。“少爷”们身穿皮夹克，“小姐们”一身摩登旗袍，肩挎五六架照相机，还打着呢料三角旗。一见他们这种样子，国民党军官和特务们也懒得盘问，竟然轻而易举就放他们过去了。
三天之后，他们终于搭上了红军的运粮车前往延安。他们攀上车顶，在粮袋上铺开毛毯，亦坐亦躺，高声谈笑唱歌。春日已来到黄土高原，坐在车顶，尽情享受着当空丽日，拂面和风；放眼望去，古老的高原丘陵起伏，千沟万壑，苍凉豪放。春天来到高原，也进入了他们的心间。
巧遇黄华
第四天中午，他们终于到达古城延安。这是北宋时抵抗西夏入侵的历史名城，海拔一千多公尺：民国初年才将延安府改称肤施县。
延安城墙倚山而建，雉蝶严整，环城一条蜿蜒河流，即是著名的延水。沿河是翠绿的柳堤，其中竟有几株桃花盛开，十分好看。城门西边墙上是“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八个大字，用白粉刷写，还有不少红绿纸标语。走到城前，他们顿觉自由舒畅！好了，不必再像白区那样压抑和秘密地行动了，拍起手来，跳起来，喊起来吧！
他们下榻在外交部招待所。这里虽是土炕，但很清洁。几位“红小鬼”为他们送来洗脸水和热茶。
赵荣声因为听过斯诺的介绍，见过斯诺为“红小鬼”拍的照片，顿时感到很亲切，仿佛旧友重逢，端起相机就要为他们照相，同学们也纷纷上来，与他们合影。
这时，只听身后门开了，有个人自我介绍说：“我是外交部派来接待你们的，我叫王友平。”
赵荣声回头一看，立刻兴奋地喊起来，同学们也一拥而上，把王友平团团抱住。
原来这个王友平正是燕大老同学、老朋友、“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领袖——黄华！
旧友故交，情绪更高涨，气氛更融洽。黄华也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是在十个月前，陪同斯诺访问延安后留下来的。
“一二·九”运动后，黄华从中外报刊上得知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想到手无寸铁的学生如果不与武装斗争相结合，作用是很有限的，因而萌生了去陕北参加红军的想法。恰在此时，斯诺去找他，问他是否愿意陪他去采访陕北苏区，帮助做翻译，黄华立即答应了。虽然当时毕业在即，但那一纸文凭已对他丧失了吸引力。黄华请示过市委之后，先行一步，辗转到达西安，又化装成东北军士兵搭乘东北军运货卡车进入陕北苏区，与斯诺会合。当斯诺采访告一段落将返回北平之时，黄华受到红军和苏区斗争生活的强烈吸引，便一个人留下来，在党中央直属机关工作。
此后几天，他们都是在黄华的陪同下度过的。初识女八路丁玲到达延安的当天下午，黄华就领着他们上街去转。当他们一行人从一个青年团会议的会场出来时，远远的，迎面来了一位女八路。她剪短发，圆圆的脸，身穿灰布军服，军帽上红星闪闪，很是英俊。黄华为双方作了介绍，学生们都睁大了眼睛，原来她就是1933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囚禁了三年的女作家丁玲！
她竟然在延安。
丁玲也同样惊喜。她刚刚听说北平来了十个学生，十分想见到他们，立即跑上街来找。她想从他们那里听一点白区的消息，白区救亡运动、白区文化界的近况，她与学生们一见如故，转身就领学生们来到她的寓所。
她住在一所古老的大宅院里，有两间平房，这在延安是很高的待遇了；同院还住着陈赓等不少知名人士。丁玲寓所的内部陈设比较简陋，在土墙上贴着几张木刻、字画，还有鲁迅先生的遗容画片：书架上有不少中外名著，如《高尔基传》、《海上述林》等等。
在书架顶端，赵荣声看到一本薄薄的《朱德的故事》（莫休著）和一部厚厚的书稿《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他手疾眼快先抢到那部《长征记》。书稿全部是在白色的一面光的土纸上用毛笔小楷横行抄写的。外面是绿色纸做封面。翻开书看，其中记述的是红军从江西到陕转战二万五千里的全部历程，包括大大小小几百次战斗和克服的无数自然障碍，以及爬雪山过草地，渡金沙江，越大渡河……这一切过程的细节。书稿都是红军将士们的亲身经历，有的是根据日记改写，有的是几个人几十个人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回想起来的，有血有泪，可歌可泣。
见赵荣声紧抱书稿不放，丁玲主动介绍说，书稿是从几千篇稿子中选出的，先选出几百篇，然后再精选成一百多篇，按时间顺序编辑出来。后来才找人抄出三十四份，分别请丁玲、成仿吾等文学家加工润色。
赵荣声由于白区环境所限，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十分生疏，对红军用经历的艰苦卓绝的长征也知之甚少，因此他抱着这部手抄的《长征记》如饥似渴地看，生怕漏掉了什么。
“语惊四座”的毛泽东
会见毛主席的时间被安排在一天下午，黄华领他们来到了毛主席的窑洞前。
毛泽东主席走出来迎接他们。
这位被国民党的报纸描绘成“头发数尺，手指甲数寸”而且被“击毙”了若干次的毛泽东站在窑洞门前，身穿一套黑色粗布制服，身材高大，面容瘦削，神色和平，眼睛奕奕有神。
赵荣声代表访问团先送上从北平带来的两铁罐大前门香烟后，同学们才纷纷落座。
美国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已先一步来到这里，手中拿着一个大笔记本子。他们已听丁玲说过，史沫特莱已在延安住了三个多月，每天和朱总司令谈话，记录朱总司令所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
由于他们事先已把访问的题目送到毛主席那里，因此毛主席与他们简单地寒暄了两句之后，就径直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那一时期北平学生中普遍存在着的疑问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合作能否实现？能否长久？抗日战争能否打起来？如果打起来，中国能否取胜？
对于毛主席的谈话，赵荣声后来在他的纪实性小册子《活跃的肤施》中写道：“中国古代人对于善于言谈的人常用‘语惊四座’来形容，当我们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之后，觉得他的话不只让在座的我们震惊和开窍，而且还能够鼓舞亿万中国人，增加大家的信心和勇气。他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根据和最科学的分析，他对于中国人民和人民的潜力了解得那么清楚。他的历史知识和军事知识竟是那么渊博，他讲了许多战略和战术问题，都是我们这些大学生闻所未闻的。”
会见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钟。
其后的几天，他们又随陈赓师长春郊试马，还访问了内政部，参加了联欢晚会，参观抗大并与抗大同学举行了篮球比赛等等。
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们利用如此便利的条件采访到了丰富的材料。赵荣声记满了整整一个笔记本，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精神财产和人生财富。
他们循原路返回北平，像当初斯诺一样，他们向“民先”的同志们汇报了去延安的经过和见闻，展示了他们从延安带回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书刊和纪念品，其中还有苏区的财政部长兼国民经济部长林伯渠同志送给他们每人一份的一张苏维埃政府发行的纸币和两个铜板。于是第二个“燕大学生延安访问团”也组织起来，又沿着斯诺的足迹奔延安而去。
《活跃的肤施》
1937年7月7日的夜里，露营在北平西山温泉大觉寺的赵荣声突然被猛烈枪炮声惊醒了。与他一同参加北平学联组织的游击训练班的同学们也都被惊醒了。他们翻身坐起，屏息静听，来自西南方向的枪炮声一直响到天明。
第二天一早，他们赶回学校打听消息，才知在卢沟桥畔，中国军民终于向日军的悍然挑衅勇敢地还击了。
早已被毛泽东主席预料到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
7月28日，北平失守。
党组织通知他们，尽快向南方转移。
10月间，他辗转来到武汉大学借读，凭同乡的介绍，免费住进了大智门饭店。这家饭店的小老板名叫曾昭正，他曾经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歌咏队队长，后因积极响应“一二·九”运动被学校开除。
曾昭正还有一位朋友名叫冼星海，是位青年音乐家。他被曾昭正请来为当时正在武汉开展的《大家唱》活动做指挥。
他和赵荣声同被安排在大智门饭店四层楼上的一个高级房间里。房间内铺着地毯，有两张钢丝床。
有空的时候，两位青年人经常闲谈，竟是一拍即合，很快无话不谈了。冼星海和他谈音乐，谈抗日，谈统一战线，谈音乐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赵荣声则对冼星海谈燕大、谈“一二·九”谈他的延安之行，谈党中央的领导人，一直回溯到在夏仁德教授家里看斯诺拍的电影和照片，以及斯诺的手稿……
两位青年人越谈越投机，几乎每天都要在一起谈很久。谈得饿了，他们就一起去武汉有名的老通诚饭店吃物美价廉的风味小吃豆皮，或者去汉阳吃牛肉；一路上还是滔滔不绝地谈，常常是回到大智门饭店还要谈，一直到深夜。
有一次谈兴正浓时，冼星海突然问道：“你讲得这么好，为什么不把它写出来呢？”
问得赵荣声一怔。
访延安归来，赵荣声立刻动手写文章。他学的是美国社会学，但他想当的是中国的红色新闻记者，一年来主编《燕大周刊》的经历，使他的能力得到了更高的发挥和增强。他除了在赵承信教授的“社会调查”课上写了一篇《延安调查》的论文，引用了大量林伯渠等同志提供的关于延安财政经济、生活状况的材料之外，还在上海洪深、沈起予主编的《光明》杂志上发表了《延安的戏剧活动》一文。
然而，面对着冼星海那半是热望半是责怪的目光，他惭愧地答道：“我去延安访问时并没有要写书的准备，因此搜集的材料太少了，还没有斯诺的百分之一……”
冼星海也不无遗憾，说：“可惜呀，我们目前是看不到斯诺先生的著作了。我看，不如你就动手写一本！”
“可是，我去延安时用的笔记本，也没带在身边，仅凭一点记忆，恐怕……”赵荣声还是有些信心不足。
冼星海继续不松劲地鼓励他，说：“就写你给我讲的那些，我听了都非常感兴趣。只要把你见到的听到的这些写出来。能告诉大后方一直被关在铁桶里的青年，你就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赵荣声心里终于被冼星海鼓动得燃烧起了熊熊烈火。冼星海又和他一起对当前的局势做了认真的分析。抗日战争刚刚爆发，形势不仅迫切需要宣传延安的抗日纲领，宣传统一战线，宣传红军并且也确实存在着宣传延安和红军的可能性；国民党政府迁都武汉，刚刚在武汉成立了一个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由郭沫若先生出面主持，说明国民党政府还想做出一副放宽舆论尺度的姿态。如果能及时利用这个机会，尽早出书，倒也应该做一次努力。
第二天，赵荣声便去找了一位进步出版商，上海杂志公司经理张静庐先生。张先生的态度很积极，表示即使印出来被查抄，赔本，这本书也要出。
此后的两个星期，赵荣声每天钻进珞珈山武大图书馆里，日出而进，日没而出，仅凭记忆终于写出一部四万字左右的书稿，取名为《活跃的肤施》，署名任天马。
不久，还未能等到此书出版，赵荣声便奔赴抗日前线了。后来他听说，当国民党宣传部的老爷们察觉到这本书的真实内容时，此书已重印了第二版，早已发行到各省去了。
1938年4月，赵荣声第二次访问延安的时候，偶然在延安城内一家合作社里看到自己的这本书：《活跃的肤施》，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它。但是，因为当时他的身份已不同从前，他不能把书买回去保存，只好让店家拿过书来，他翻翻看看，把书摸了又摸，又还给店家。
解放后，当年与他同访延安的老同学朱劭天来信告诉他，在武汉大学图书馆里还存有一本《活跃的肤施》。后来，朱劭天把书借出来，帮他抄了一本。
至于《活跃的肤施》一书当时在爱国青年中发生的作用，也可以从贺敬之同志的诗中得以一窥。
现将贺敬之的诗摘抄如下：
我，
和我的小伙伴们，
躲过
三青团的
狗眼。
在传递着
传递着
我们的
“火炬”——
啊！我的
《新华日报》
我的
《大众哲学》
我的
《解放周刊》
我的
《活跃的肤施》……
——“决定吧？！”
——“决定了！”
“我们
到‘那边’去！
到
我——们——的
延——安——去！”
而我的
真正的生命
就从
这里
开始——
……
（贺敬之：《放歌集》74-75页）
二、命运的选择
卫立煌拜年
1937年10月，身在武汉的赵荣声接到由家中转来的信，是靳明写的。信中说，她已于两个月前到达太原，参加了著名女作家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
赵荣声当即就决定去山西！
很快，赵荣声在山西临汾郊区的一所小学校里找到了“西北战地服务团”。那天，他在村人指引下进了那所小学的院门。这时，一阵嘹亮的歌声传来，他循声而去，只见在一间教室中，几十名身穿八路军军装的青年男女正列队排练合唱。
在队前指导合唱的正是丁玲！与丁玲重见，她仍如半年前一样，穿着八路军军装，束着腰带，短发，双目炯炯有神。
丁玲尊重赵荣声的意愿，分配他去通讯股当了记者。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
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总部由五台山地区转到山西洪洞县，驻扎在县城东二十里的马牧村。‘西战团’就驻在距总部不到十里的万安镇上。
1938年1月31日，是农历正月初一、
赵荣声和他的同伴袁勃一早便被告知，有一个重要的活动要去采访。他们即刻上路，急步向十里外的总部所在地马牧村赶去。
当他们赶到马牧村时，只见村外一所学校门前正在布置会场。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同志告诉他们，那位蒋介石任命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要来！来拜年！
上午，三辆黑色的高级小轿车开到马牧村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门前。从里面走出一位面色红润蓄着一撮黑胡须的国民党将军。他就是卫立煌。跟他同来的还有十四集团军的两个军长郭寄峤和李默庵。十八集团军为他们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会。
在雄壮的军乐声和激昂的口号声中，朱总司令和卫立煌都做了演说，表示了坚决抗日绝不妥协的共同决心。
演讲完毕，文艺演出便开始了。这台文艺节目都是“西战团”表演的。节目生动活泼，风格别致，充满生活气息。活报剧《八百壮士》再现了上海抗战中国民党将士的英勇事迹，活报剧《沂口之战》直接歌颂了卫立煌的指挥，以及战斗在山西的中央军、晋绥军和八路军合作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事迹；还有秧歌舞剧《全民总动员》，身着各式服装、代表工农兵学商各界人士的人们跳起欢快热情的秧歌舞，展现了抗日战争最终必将获得最后胜利的前景。此外还有不少小调弹唱、快板、大鼓书等节目。
卫立煌对这些节目非常赞赏，而更令他赞赏的则是“战地服务团”这样一种军队政治工作形式，通过演出文艺节目来激发士气，鼓舞斗志，效果这么好，令他羡慕不已。
演出间隙，卫立煌就迫不及待地向朱总司令打听起“战地服务团”的事情来。朱总司令告诉他，抗战爆发后，在延安的一些作家，艺术家主动提出组织一个“西北战地服务团”，运用新闻、美术、文艺多种艺术形式为前线将士，为抗日战争服务。参加“西战团”的青年多数是来自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大中学生，他们通过在抗大的学习，懂得了更多的抗日救国的道理，工作非常积极，吃苦耐劳，生活标准同八路军普通战士一样，每人一个月只有一块钱津贴，但没有一个人叫苦。
卫立煌对朱总司令说：“早就听说八路军打不垮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政治工作做得好，如今看了‘西战团’的表演，我也想组织这么一个战地服务团，你说好么？”
朱总司令赞成他这样做。
卫立煌请朱总司令给他介绍一些人去，朱总司令慨然应诺。
欢迎会上，赵荣声作为记者始终在场。他穿着半新的灰色棉军装，腰扎皮带，英姿勃发。
当天晚上，赵荣声伏案疾书，一篇详细报道卫立煌春节访问八路军总部经过的通讯完成了。2月5日，由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公开发行的最新一期《群众》杂志刊登了这篇名为《西线上的一个盛会》的文章，署名任天马、袁勃。告别“西战团”
话说当这期《群众》（第一卷第九期）杂志到了卫立煌手里时，卫立煌已回到他设在临汾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他一边翻着杂志，一边感慨地对其左右说：“八路军就是人才多，能打仗，能演戏，还能写文章……”
这时，一位站在他身后的青年秘书说：“这个任天马我认识，也是我们安徽同乡……”
青年秘书叫刘毓珩，是“一二·九”运动中清华大学的进步学生领袖之一，后来由同乡介绍到了第九军军部当秘书。卫立煌的参谋长郭寄峤兼任第九军军长，十分赏识刘毓珩，因而常带他到总部来。
卫立煌一听刘毓珩认识任夭马，立刻说：“我就需要这样的人嘛，你去把他找来，到我这里来……他们为什么都不来我这里呢？”
刘毓珩当即给驻在洪洞县的“西战团”写了信去，然而却迟迟不见回音。
原来，此时赵荣声恰在临汾采访。一日，赵荣声和袁勃一起去临汾邮局寄稿件，正巧在邮局门口碰到了刘毓珩，他不禁一惊。
刘毓珩倒是毫无察觉，竟喜出望外地一把拦住赵荣声问：“收到我的信没有？到底来不来？”
赵荣声被问懵了，反问道：“什么来不来？你怎么去了中央军？”
“七七”事变以后，党组织为了保存进步力量，通知各校进步学生和党员尽早撤出平津，并约定到济南、太原、武汉等城市组织平津流亡同学会，再接关系。刘毓珩到武汉担任了平津流亡同学会主席，并准备参加全国学联的工作。他很有组织能力，也有威信，但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后来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对一些进步学生说，青年骨干不要都集中在大城市，应当到前线去，到友军中去，宣传抗日，撒播进步火种，才能保证统一战线有广泛基础，实现全面抗战。后来刘毓珩在郭寄峤的弟弟郭陆峤的介绍下到了第九军军部。
刘毓珩十分明确地把卫立煌希望赵荣声能到他的部队来工作的想法说了。赵荣声毫不犹豫地答道：“我不愿意去。”
后来赵荣声回忆道：“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到卫立煌那边去。此时虽已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是我对国民党的反感还很大，并肩作战是可以，如果也叫我穿戴上那么一套草黄色的衣帽，挂上那么一个‘青天白日’的帽徽，替一个剿共最有名的国民党大官儿当仆从，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还有一个明显原因，赵荣声是一个共产党员，怎能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去服务呢？
回到“西战团”，虽然赵荣声没有再提及此事，但还是被同行的袁勃当作马路新闻传开了，后来传到丁玲那里。丁玲是“西战团”的主任兼支部书记，她从中看到了不寻常的问题，便向上级汇报了这件事。
不久，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便把赵荣声找到马牧村。傅钟认真地听了赵荣声的汇报之后，果断地说：“你应该去那里。”傅钟又说：“八路军里能写报告文学的人很多，不缺你一个；而去卫立煌那里，若不是他主动要，谁也进不去。再说，八路军在名义上还是受卫立煌的指挥，你去搞好卫立煌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时近正午，赵荣声仍在僵持，他虽生性温和，但还真有一点韧性。傅钟副主任终于不得不把话谈得更严重些了，他说：“卫立煌已经提名要你，如果你不去，他会以为我们八路军故意不放，那就要引起误会，甚至会损害统一战线。”
那时全党全军都在进行有关统一战线的教育，统一战线关系到我国抗日前途以及共产党八路军生死存亡的大事。
赵荣声见恬己说到此处，只好松了口，答道：“好吧，我去。”
次日，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通知丁玲同志，叫她放赵荣声去卫立煌那里，别的不用多问。
犹如婴儿离开了母亲的怀抱，赵荣声将去过另一种生活了。
卫立煌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邻队高级将领之一。北伐时期他就在蒋介石的“老本钱”——第一军中任团长，与蒋介石的关系很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卫立煌跟随蒋介石积极反共，向苏区大肆围剿，任“剿总”中路第六纵队指挥官，曾在湖北黄安以西十里的冯寿二高地之战中险些被红军俘虏。后来他又在攻打鄂豫皖边区的军政中心金家寨时为蒋立功，蒋将金家寨命名为“立煌县”，是继“中山县”之后成为当时以人名作县名的第二个县。卫立煌立时在蒋介石嫡系中声名大振。
之后，红军长征时，卫立煌是在后面追剿的东路军指挥，西安事变之前，他被任命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西安事变时，卫也与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同时被扣，蒋介石被释放后，一到洛阳就冒用张学良的名义打电报到西安，要求杨虎城首先放出四个人，卫立煌就是其中之一，其余三人是：陈诚，蒋鼎文，陈调元。
1938年2月下旬，赵荣声恋恋不舍地离开这个与同志们一起红火热闹地战斗了四个月的集体，离开曾给予他充分的信任和重视的党的怀抱，心中自有几分怆然。
为了尽量地缩小影响，丁玲同志指示“不宜宣扬”。因此当赵荣声上路时，只有女友靳明依依相送。走到一个路口，赵荣声脱下身上的日本黄呢军大衣交给靳明带回去。这军大衣是缴获日军的战利品，部队送给了“西战团”，半数团员都有一件。他再次与靳明握别，然后转身大步走向远方……
初晤卫立煌
赵荣声赶到临汾才得知，卫立煌的司令部已向韩信岭阵地靠近，进驻霍县县城了。
韩信岭是从晋中到晋南的一处天险，在灵石县境内太岳山脉，上山70里下山80里，地势险峻。赵荣声乘不定时火车赶到霍县，下车的那一瞬，他听到了隆隆的炮声，声音沉闷而有力，说明战场已不远了。
他在城外一个小学校里找到了卫立煌的司令部。
司令部里的桌子上，几部电话机都在响，战况紧急。赵荣声被刘毓珩带到卫立煌身旁，匆匆问答了几句，卫立煌便叫刘毓珩带赵荣声去休息。当天晚上，赵荣声在秘书室看到总部发布的油印的《每日命令》，通告正式委任赵荣声为总司令部同少校秘书。
当时国民党军队中的所有文职人员都没有军籍，不是正式军官，但因符号、领章及生活待遇与同级军官等同，因此委任时在级别前面冠以“同”字。
最初的两三天，正是韩信岭战役紧张的日子，赵荣声亲眼目睹了卫立煌指挥战斗时的繁忙和辛苦。卫立煌总是在夜间工作，下级的电报电话常在夜间到来，他的指示、命令也常在夜间发出。
一天半夜，赵荣声被人从梦中叫醒，睁眼一看，是一位着装整齐，挂着盒子枪的卫士，那卫士声音洪亮地说道：“赵秘书，总司令有请。”然后他打起五节电池的长电筒为赵荣声引路，一直送到卫立煌的住处。
卫立煌的住室内壁上挂着许多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高及屋顶，虽是用蜡烛照明，但桌上燃着的四根蜡烛使屋里很明亮。赵荣声联想到八路军的节俭风气，无论多少人在一间屋子开会，也只点一根蜡烛，对比之下，心里觉得卫立煌到底是个国民党将领，自然如此浪费。
赵荣声向卫立煌敬礼后刚刚坐下，卫士就送上来一杯刚泡好的碧绿清香的六安瓜片茶。六安瓜片茶是安徽名茶，也是卫立煌最喜爱的茶；此种茶产于皖西大别山区的六安等县，由单片叶制成，不含芽头和茶梗，因其外形直顺完整，叶也背卷，如颗颗瓜子而得名；该茶以色泽银绿，滋味鲜爽形成特色。
在此后的几年里，赵荣声发觉，只要条件允许，卫立煌打仗无论打到哪儿都要带着这种茶。以至他的部下们也都追随他养成了喝六安瓜片茶的习惯。赵荣声每次去卫立煌那里坐，卫士都会为他泡上一杯六安瓜片茶；渐渐地他也喜爱上了这种茶。
烛光下，卫立煌先是详细询问了有关“西战团”的情况，比如多少人，做什么工作，怎样做这些工作，有什么特点等等。然后他决心已定地说：“那么你们就动手也给我组织一个这样的团体吧，就叫‘战地工作团’好不好？”
赵荣声有些吃惊，没想到卫立煌找他来是为了这个目的。
卫立煌又说：“你能够也找一些像‘西战团’那样吃苦耐劳的大学生来吗？”
赵荣声此时已成竹在胸，他说：“可以。我们能找到不少决心抗日的进步青年来为军队服务。目前西安成了华北战场的大后方，有很多平津流亡学生在那里，找几十个这样的人不成问题。”
卫立煌坦率地向赵荣声谈了他的打算，使赵荣声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看到让他做的事，是有利于抗战的，而并非是违反自己意愿的，他的心情也逐渐开朗了。对于卫立煌关于他的家世、经历的询问，他都直言不讳地做了回答，只保留了一点秘密，那就是他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他充满激情地向卫立煌讲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讲起大学生抗日救国团体“民族解放先锋队”……
赵荣声说：“我们‘民先’都是不怕艰难困苦、坚决抗日的青年，因为看到共产党抗日最坚决，所以大多数‘民先’都参加了八路军。”
卫立煌说：“这样的青年很好，我们也欢迎。我们成立工作团，可以多找几个‘民先’来。”
这是卫立煌与赵荣声的第一次长谈，从深夜两点直谈到东方发亮。
虽然是第一次交谈也同样给卫立煌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因此，有时夜间战况沉寂，电话电报不多，卫立煌就叫卫士来请赵荣声去谈话。卫立煌还主动向赵荣声谈了自己的身世，以及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做过孙先生卫士的经历。
卫立煌说：“上回你说你们积极要求抗日，谈得很好。你可知道，我决心反对日本，比你们更早20多年，是个老抗日派呢！当初我们为什么反对袁世凯呢？因为他想做皇帝，因为他和日本订了‘二十一条’，丧权辱国，我们不承认那个‘二十一条’，我们要打倒卖国贼袁世凯，后来就投奔广东去了。”
卫立煌告诉赵荣声，他在陆军大学学习的时候，主修课就是对日作战。他之所以把日本当做假想敌，研究了日本的战略战术，做了应战计划，就是因为他早就看到日本对于中国的威胁实在太严重了。陆军大学规定，每个学员都要选修一种外国语，他选修的就是日语，也是为了将来好研究日文资料，便于对日作战。
卫立煌还有一种独特见解。他认为，如果中国亡在白种人手里，要不了一代，中国人就能翻过身来：而若被日本亡了，就可能多少代都翻不过来。因为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吸收了大量中国文化，对中国历史、民情民俗了解最深。如今，日本开来了几十个师团，占领了那么多城市，中国死了那么多人，倘若我们不拼个你死我活把日本侵略者打出去，那么子子孙孙都要当亡国奴。
卫立煌发自肺腑的一番话，使得赵荣声了解了他非常坚决的抗日态度；而卫立煌本人则是心地坦荡，胸怀宽大的。
在多次谈话中，卫立煌还毫不掩饰地在赵荣声面前流露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好感，多次谈到他与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的几次见面，虽事隔数月，但彼此讲的什么活，是怎样讲的，他仍能琅琅地复述出来。
早在北伐之前，卫立煌就在广州听到过周恩来同志的演说，1925年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同志担任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亲自到前线督战；1926年北伐开始，周恩来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和第一军第一师的党代表，卫立煌是第一军的一个团长。当时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私下谈来，都不能不承认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当时在广东参加国民革命的很多人都以能一识周恩来为荣。卫立煌便是其中之一。
几个月前，卫立煌在忻口战役前后三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对于卫立煌的抗日决心及愿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做法部给予了热情的鼓励，两人还对发动民众、反对投降、全面抗战，坚持华北抗战的前途交换了意见。
因此，卫立煌一直很怀念他和周恩来的友谊。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托人写信给寓居香港的卫立煌说：“你在太原结识的朋友欢迎你回来。”卫立煌一见到这句话，立刻就打消顾虑启程回国了。这是后话。
对于朱德总司令，卫立煌也颇为赞美。朱总司令的谦虚朴素曾使初次见面的卫立煌暗暗吃惊。他对赵荣声说，厕身军旅多年，也见过不少各式各样的“总司令”却从未想到大名鼎鼎的朱总司令是这般平易近人。1938年1月，蒋介石在洛阳召开第一、第二战区高级军官会议，卫立煌与朱总司令同乘一节车厢赴洛阳，朝夕相对，便谈得很多。朱总司令虽不喜多谈自己，但还是以自己的经历为线索，联系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
当卫立煌听到朱总司令的经历中有许多与自己相同，同是出身贫寒，同是为追求真理找到孙中山先生，内心顿时发生共鸣；及至朱总司令讲到他是如何放弃川军师长的高官厚禄，苦苦追求共产党，被陈独秀拒绝后，便漂洋过海，从法国到德国，最终在柏林找到周恩来，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经历后，卫立煌更加敬佩不已。
对于卫立煌的了解，赵荣声到此才算有了个完整的认识。他没想到，原来周恩来副主席和朱总司令早就亲自对卫立煌做了那么深入的工作，花费了那么多心血，并且效果又这么好。这样一来，赵荣声心里对于卫立煌如何从一个剿共干将到一个与共产党八路军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友军将领的转变过程有了一定的理解。
摸清脉络
赵荣声一开始便有意识地在卫立煌的司令部里广结朋友。首先，他是安徽籍，这是个有利条件；当初卫立煌点名要他，他的安徽籍也是重要因素。第二个有利条件便是他出生于安徽世家，是“四代翰林”之后，不仅家学渊源，更有老辈少辈的朋友、同学关系。因此赵荣声没几天就在司令部里混熟了。
秘书们都归少将机要室主任戴允孙领导，赵荣声初次见戴允孙便认出了他。原来十几年前这位戴允孙曾在安徽省第四中学当过校长，而赵荣声的父亲当时于安徽省教育厅当省督学，两人是好朋友，戴允孙过去常到安庆赵家逗留，他们在一起打麻将的时候，八九岁的赵荣声也曾在一旁观看过。
第一天进机要室，赵荣声便冲着戴叫了一声“老叔”。戴允孙不解地一怔。待赵荣声随即报上家父姓名，他方顿时现出笑容，说道：“啊，想不到是你啊！都这么大了，真是‘雏凤清于老凤声’啊！”
接着，他以长辈的身份询问了赵荣声家里的近况，又问及他的经历。赵荣声一一作答。从此，在总部里，戴允孙也对赵荣声多有照顾。
赵荣声中学时代替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南京安徽中学（原安徽公学）读书，这一段经历也出乎意料地成了他极有利的条件。那时有钱有势的安徽人家都时兴送子弟去南京的安徽中学读书。这样一来，在总部里，赵荣声因而又扯上了许多的关系。
赵荣声从这些同事的口中断断续续地听了不少卫立煌的历史情况及轶事；也看得出来，卫立煌的部下们在卫身旁工作多年，对卫是十分敬佩，一片忠诚的。他们为卫立煌的勇猛善战而自豪，又为卫不能得到应有的提引和奖励而抱屈。
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有五名上将，刘峙、顾祝同、蒋鼎文、卫立煌和陈诚。除卫之外，其余四名都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或区队长，因而他们虽然打仗不如卫立煌，但全是平步青云，只有卫立煌年年为蒋介石拼命打硬仗，却没有得到一点好处，连半个省主席都捞不上；而顾祝同早在1930年就当上江苏省主席了，部下们也都当了县长、局长的。
蒋介石曾说：“卫俊如（立煌）能打仗，但是没有政治头脑，不能独当一面。”因而总是把卫立煌派在第一线打仗。30年代前期，让他当了一段鄂东清剿总指挥，又调去当赣江清剿总指挥，并且还在前敌总指挥陈诚指挥之下，卫立煌曾一气之下甩手不干了，据说蒋介石已准备好撤他的职，后来经人出面劝阻才算作罢。
赵荣声从星星点点的情况中知道了国民党中央军内部争权夺利派系斗争的激烈，明白这也是为什么卫立煌要渐渐地在部队中培养自己的势力，专找同乡来当干部的原因。赵荣声还意识到，在国民党各派系的勾心斗角中，卫立煌实际上是被排斥在嫡系之外的，因之卫立煌只能以任用同乡这种封建地方主义关系来寻求支持。赵荣声想，既然蒋介石到今天全面抗战之时还在玩弄纵横捭阖的手段来拉拢同党，排斥异己，那么我又为什么不能利用同乡的关系帮助卫立煌向进步的方向发展呢？
西安建团
这年三月中旬，在西安的几家报纸上同时出现了一则招考启事：“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招收工作团员。”前往十四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报名的人还真不少。
考官便是赵荣声、刘毓珩等五名青年秘书。
临行前，卫立煌对他们说，“你们放开手来干，不要怕这怕那。在外面，秘书就是总司令的代表。”
考场里摆着一张长条桌，上面铺着雪白的桌布。考官们一字排开坐在桌后，正中坐的是他们特意请来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驻西安办事处处长罗迈伦。
前来报名的人中有不少是流亡学生，他们有的是在失业情况下暂时找个吃饭的地方，也有的是经过同学、朋友动员来帮助国民党抗日的，还有人是听说工作团回总部时要路过延安，借机会去找共产党的，作家雷加就是如此。
招募小组为了摸清投考者的思想状况以及对抗日前途的看法，举行了考试。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种办法。笔试的题目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于在笔试中没写清楚的人，他们在口试中还要重点了解。
这天上午，口试进行了一半，进来一位男青年。他留着学生分头，中等个子。赵荣声担任主考。问了几个问题，他答得都不错，显得很机灵。
这时，赵荣声又问道：“你参加过何种党派和社团组织——”其实，这只是一个例行公事的询问。
不料，那青年一听，立刻扬起脖子说：“我参加了共产党。”说完，眼睛就骨碌碌盯着赵荣声他们。
赵荣声一下子就明白了此人的身份，立刻拒绝道：“共产党？那不行，我们是国民党的军队。”
那人讨了个没趣儿，走了。
实际上，卫立煌公开招募战地工作团是没有经过蒋介石的“政工”机构许可的，因此蒋介石的特务们就动起来了。像刚刚发生过的那种公开自己共产党身份的事情还出过几起。
最终选定的战地工作团人员中，既有经过“一二·九”斗争锻炼的平津进步学生，也有刚从抗大毕业、途经西安时被林伯渠同志挽留下来支援战地工作团的干部，还有最重要的一批，就是直接从丁玲领导的八路军的“西战团”输送来的富有经验、富有战斗精神和吃苦精神的部分团员。
工作团成立以后，按照卫立煌的命令，第九军同少校秘书刘毓珩兼任工作团主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同少校秘书陈元、丁致中、赵荣声和孙鼎禾兼任工作团委员。其中除孙鼎禾是思想顽固的国民党员外，其余四人都是抗战爆发以后进入卫立煌总部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进步学生。陈元和丁致中也是刘毓珩介绍来的，先赵荣声半个月进入总部担任秘书。陈元还是“一二九”运动中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之一，是运动后期被清华开除学籍的四名学生之一，抗战前期表现一直不错，可惜后来投靠了蒋经国。这是后话。
献计成功
当赵荣声等五名秘书离开霍县前往西安招募工作团人员之日，却正是韩信岭战况紧急之时。
一个多月之后，新成立的战地工作团来到了黄河边上的延水关。赵荣声与刘毓珩两人决定先渡黄河，到设在对岸的永和县城里的前指总部向卫立煌汇报。
永和县城中一片瓦砾，残垣断壁，情形甚为凄惨。卫立煌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几孔极简陋的窑洞里。总部的同事们月余未见，全部形容枯槁，面目黛黑，神情疲惫。
原来韩信岭战役共进行了十来天。在这十来天中，由于第一战区防守平汉路的刘峙部队一退再退，从河北省的邯郸、武安直退到河南漳河以南的安阳；因此日军长驱直入，直下山西最南端的风陵渡。这样一来，不仅晋南二三十个县城将一一丧失，而且集结在韩信岭一带的军队也将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卫立煌在韩信岭战况如此危急的时刻，仍留在霍县前线坚持指挥，他运用朱德、彭德怀亲授的八路军游击战的方法，指挥在韩信岭的军队，十几个师分成数路，纷纷从日军的包围圈里拉出来，全部安全摆脱了日军的包围而没有溃败。卫立煌在当时能够使大兵团完整地摆脱包围，仍然留在山西，这在国民党军队中是很了不起的功劳。
后来卫立煌退到永和县时，被汉奸告密，日军派了几十架飞机轰炸，使这个极小的山城几乎夷为平地，其中一颗炸弹正落在卫立煌所住房屋的前面，把房屋震塌了，卫立煌身边一个传令排长中弹身亡，卫立煌本人被颓砖乱瓦埋在下面，侥幸脱险。
赵荣声在与刘毓珩一同进入卫立煌的窑洞后，首先注意到的是，桌子上只立着一根蜡烛了。这天，正是永和县被轰炸后的第三天。
卫立煌急于与集结在汾河以东中条山区的主力部队汇合。参谋处拟订了几项方案。
卫立煌倾向于冒险的方案。他宁愿顶着日军飞机的跟踪轰炸，强行冲过汾河。而他的参谋长郭寄峤则倾向于较为稳当的方案，即由晋西渡黄河，借道陕北南下西安，再由西安乘火车到河南渑池，再渡黄河到达山西垣曲县，即中条山区。
计划一时没有定下来。卫立煌几天来一直在和那些佩带金板领章的将军们商议此事。一天，待那些将军们离去以后，赵荣声留下来向卫立煌谨慎地进上一言，他说：“我看还是走陕北这条路好。这正是一个参观延安的好机会。百闻不如一见，实际去看一看，比看报纸或听别人讲要强得多。”
事有凑巧，恰好这时蒋介石来了电报，通知卫立煌赶到洛阳开会。因此，为了争取时间，取道陕北就成为正常合理的行动了。否则，那个时期，如果蒋介石的部下不与他打招呼就与延安的八路军交往是会受到蒋介石的嫉恨的。
插在晋北永和关与陕西延水县之间的黄河从北向南奔腾而下，两岸悬崖绝壁，激流湍湍。4月16日这一天，总指挥部在准备数天之后，从下午开始渡河，仅凭几只木船，靠船工摇橹往返。幸而没有敌机骚扰，整个指挥部于次日凌晨之前全部渡过黄河。
卫立煌访延安
卫立煌访问延安受到了隆重欢迎。
当满载着前敌总指挥部人员的十几辆汽车开到距延安二三十里的地方时，沿街就已能看到写有“欢迎卫副司令长官”、“团结抗日”、“加强国共合作”等内容的红绿纸标语了。在延安城门口，延安方面的滕代远参谋长、十八集团军陕北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交际处处长金诚已迎候多时。
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城内一座不大的院落里会见了卫立煌。当他们亲切握手之时，卫立煌的敬仰之情已溢于言表。
在毛主席的会客厅里，毛主席除了谈到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谈到反对投降主义，谈到日军的动向之外，还特别强调地提出了八路军长期深入敌后困难很多，尤以弹药和医药卫生器材的缺乏为严重，最后还提到了八路军夏季服装尚未发放的问题。
卫立煌一再诚恳地表示，一定要帮助解决。
中午，毛主席设宴招待。客人方面是卫立煌及其正副参谋长，一个参谋、一个秘书即赵荣声，主人方面还有滕代远和肖劲光。筵席非常丰盛。由于客人方面已在山沟里转了一两个月，早已是有什么吃什么了，因此这顿午宴真是让他们大饱口福，对每一道菜都非常满意，也顾不得客气，足足地吃了一顿。席间，毛主席谈笑风生，主客十分融洽。
直至40年后的八十年代，当时的交际处长、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金诚同志见到赵荣声，谈起卫立煌访延安这一段往事，他告诉赵荣声说，当时招待卫立煌的那一桌午宴总共花去50块银元，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当天下午，卫立煌如期去抗大参观井演讲。
当他们一行人最终来到抗大操场时，学生们早已列队静候多时了。卫立煌走上讲台。台下立刻此起彼伏地响起了口号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欢迎卫副司令长官！”“国共两党紧密团结起来！”——卫立煌的情绪受到感染，非常激动，把预先准备好的演说词忘得一干二净，做起即兴演说来。他用自身的作战经历说明了一个真理，只有和八路军紧密合作，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
卫立煌的讲话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他每讲一段，学生们就呼一阵口号，鼓一阵掌，卫立煌也愈发讲得激昂，学生们的口号就呼得愈响，整个欢迎会在热烈高昂的气氛中开得十分成功。
当晚，他们又出席了欢迎晚会。卫立煌与毛主席同排座，整个演出过程中他只顾与毛主席说话了。散会后毛主席又随卫立煌一同走回下榻处——城里的一座耶稣堂，又进行了长时间的夜谈。
百万发弹药
第二天天刚亮，卫立煌一行便出发了。滕代远、肖劲光和金城早早赶来送行，并且按照最高礼遇送到了三十里外。
一路上，赵荣声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即毛主席向卫立煌郑重提出的八路军武器弹药、医药用品、换季服装等。此次到延安，他虽然没有从领导同志那里得到什么直接命令，但是毛主席提出的困难，就是给他的任务。
中午，他们一行人在路边一家小饭铺吃饭时，卫立煌与郭寄峤谈起，在延安时，因为临时得知受了伤的115师师长林彪在二十里堡养病，所以去看望时没有送点礼，太寒碜了。卫立煌说：“要不要到了西安再补送？有没有这个规矩？”
赵荣声一听，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忙在一旁进言道：“我看，这份礼送不送并不要紧，他们不是说八路军急需枪弹、医药和夏服吗？只要在这上面帮点忙，比给林彪送礼有用多了。”
卫立煌当即摸着胡子沉吟不语。
第二天上午，卫立煌即来到西安北大街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驻西安办事处，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的身份批发了一个手谕：“即发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发。”
卫立煌直接把手谕交给第十四兵站分监杲海澜少将。杲海澜跟随卫立煌办后勤多年，是卫立煌得力部下，然而他一接过手谕便面露难色。
卫立煌说：“第二战区的军队受我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视同仁。十八集团军打得很好嘛，我们就要充分供给。”
然后他又问牛肉罐头还有多少，杲海澜据实以告，卫又吩咐他发给十八集团军180箱牛肉罐头。
赵荣声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是当天晚上他见到卫立煌时，卫立煌亲自告诉他的。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顺利。当时，国民党军委会专门派了一个后勤部副部长卢佐长期驻在西安，直接领导北方几省的后勤业务。杲海澜就去请示卢佐。
卢佐与卫立煌交谊甚好，最终他还和卫立煌结为儿女亲家。但是使他和杲海澜左右为难的是，他们既不愿违抗卫老总的命令，又怕蒋介石怪罪下来。因为按照蒋介石的一贯做法，发给十八集团军的弹药通常是两三万，最多也就十万八万，从来没发过更多的东西。杲海澜犹豫不决，只好又打电报到汉口军委会后勤部请示。
赵荣声得知后，便悄悄来到集贤庄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把情况向林伯渠同志直接做了汇报。林老指示道：“照这个样子，卫立煌发的命令能否兑现还不知道，夜长梦多，难免有变。你必须紧紧盯着这件事。一定要让他办成。”
林老又把这一消息通知了在西安的十八集团军兵站部长杨立三，叫他做好准备。
杲海澜拖了几天不见汉口回电，加之卫立煌又亲自打电话询问，不敢再拖，只好通知十八集团军派人来领取弹药。早已准备好运输力量的杨立三拿到领单之后，立即带来十八集团军汽车队的几部卡车直奔西安新城附近的后勤部仓库，先运子弹、手榴弹，最后运牛肉罐头，汽车不够用，还另外租了几辆商车。
46年之后，武汉军区副政委、当年任十八集团军后勤部第二科科长的谢胜坤同志亲口说，他对当时领取弹药的情景记忆犹新。他还记得，子弹是汉阳造的，用木箱包装，大多是五百发一箱，每箱二十公斤重；也有部分一千发一箱的。手榴弹大箱每箱五十枚，小箱每箱二十枚，一个人能挑两箱。罐头是红烧牛肉加黄豆，是当时很稀罕的东西，在国民党后勤仓库里也只有几百箱，此次卫立煌一下子批出180箱，已相当多了。
领取弹药几天之后，汉口的军委会回电了，不同意发给十八集团军一百万发子弹。惜乎晚矣。
朱总司令的预言
1938年8月，卫立煌接到朱总司令即将前来垣曲辛庄拜访的电报，立即通知工作团做好欢迎的准备。
大家都很高兴。赵荣声向同志们介绍了春节时“西战团”在八路军总部欢迎卫立煌的情形，说是要把这次欢迎会开得也像那次一样的水平。卫立煌和郭寄峤都亲自过问了欢迎会的筹备工作。
朱总司令预定到达辛庄村的那一天，郭寄峤带了一批总部负责官员以及一同去过延安的交际副官罗香山和秘书赵荣声，一齐到垣曲县城远迎。一会儿，只见朱总司令精神饱满地骑着高头大马穿过垣曲破旧的街道走来，他身后跟随着几位干部和一个警卫排。当郭寄峤陪同朱总司令渡河来到辛庄村时，卫立煌早已等候在村口，见面之下双方真挚诚恳之情尽皆表露。
晚上，便是工作团筹备的欢迎大会。麦场上，临时搭起来的戏台上悬挂着好几盏汽灯。汽灯的明亮程度大大高于一百瓦的电灯泡。赵荣声在偏僻乡村中呆久了，点惯了油灯和蜡烛，如今往台上一站，顿时觉得明亮如昼。
卫立煌总部全体官员以及邻村的一部分军队黑压压地坐满了会场。戏台周围贴着许多“团结抗日”内容的标语，戏台正面树立着大标语牌，上面写着，“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这时，随着一阵威武的军号声，朱总司令由卫立煌陪同进入会场。工作团的团员立即起身一遍又一遍地带领全场高呼口号。
奏乐之后，由一名工作团团员宣读了前敌总指挥部的欢迎词，然后朱总司令便开始了讲话。
赵荣声站在幕侧默默地深情地望着朱老总。记得在“西战团”的时候，朱总司令常常带着夫人康克清到“西战团”来看望大家，他态度和蔼慈祥，待团员们如同自己的孩子。如今，朱总司令仍是一身灰色粗布军服，紧束皮带，态度从容。他讲了抗战一年来十八集团军取得的相当大的成绩，也讲了不少经验教训，尤其强调了抗战力量之间的不必要的摩擦会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接下来的两日，朱总司令都是在与卫立煌的交谈中度过的。直至第三天的晚上，赵荣声才找到了单独见朱总司令的机会。由于此次接待任务是由副官处和工作团办的，因而赵荣声也有从旁照顾客人的责任。这天晚上，他看朱总司令房间里没有外人，便进去主动和朱总司令讲起话来，并汇报了他们党支部以及工作团在卫立煌总部做的工作。
不料，一向温和的朱总司令竟显出了怒容。赵荣声心里一惊。
朱总司令口吻严厉地责备道：“你们这样搞怎么能行呢？”
赵荣声无言以对，想不出是哪里做错了。
朱总司令接着说：“你们在国民党军队中搞得跟八路军没有两样，让人一下子就看得出来你们是什么人，这样只能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很可能马上就把你们连根刨掉，换一些与八路军敌对的人来。”
朱总司令以会场正面的大标语为例说：“‘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是八路军的标语，虽然在理论上无可指摘，但要考虑到国民党嫡系军队的习惯，他们流行的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以及‘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朱老总又说，“卫立煌的地位不同于阎锡山。阎锡山在山西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军事政治都自搞一套，只要他不投到日本那面去，提什么新鲜口号蒋介石都莫奈他何，卫立煌就不同了，他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本身并不独立，完全听命于蒋。你们因此就应当注意环境的特点，不要把工作一天就做完了。”
朱总司令最后还提醒赵荣声，工作团办的“中山堂”里陈列的书籍多是生活书店或延安出版的，不妥，将来也要闯祸。
果然不久，即1938年11月左右，蒋介石接二连三地来电报给卫立煌，要求清除工作团中的共产党，后来蒋还不放心，又派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就近彻查，卫立煌无奈，只好让刘毓珩回第九军军部，由丁致中担任了工作团主任。
紧接着，12月20日左右，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了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卫立煌和郭寄峤都出席了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宣布命令：立即解散国民党军队中一切自行成立的、不属于国民党政工系统的工作团、服务团、宣传队，清除一切思想可疑份子。
显然，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也在“立即解散”之列。当时处理得很急，郭寄峤从武功打来电话，工作团来不及等卫立煌回来，便一人一份旅费遣散了。而赵荣声、陈元、丁致中等人因原职在总部而不在遣散之列。
工作团解散数日之后，武功又来电话传达了新的命令，总部即日行动，移驻河南洛阳。原来卫立煌升了官，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仍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总部的命令特地补充一点：赵荣声秘书暂不去洛阳，留在垣曲辛庄村待命。
剪烛夜谈
刘毓珩调走了，工作团解散了，赵荣声被不尴不尬地“待命”起来。这一特殊的“待命”，即使在这次大变动中也仍然很醒目。它似乎已明白无误地把赵荣声的身份标示出来。
继续等待下去还有意义吗？
每天，他和靳明一起与另一位留守的军官烤火闲聊，回忆着来到卫立煌总部一年多的时光。
又一次与战斗的集体分别，又一次孑然一身孤军奋战，其感觉比第一次离开“西战团”时更强烈，因为战地工作团毕竟是他和同志们亲手创立的呀。说心里话，他实在想跟着其他团员一起奔赴延安去。当大家被“遣散”时高唱着“我们相见在前线”的歌子挥手告别，他的心里是多么恋恋不舍啊。然而他又想起了组织上的重托，卫立煌对他的信任和重用，他与卫立煌多少次的深夜交谈，以及好几位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谆谆教导，这一切都使他坚定了等下去的决心。
早在赵荣声初到卫立煌总部时，卫立煌就常常请他到屋里夜谈，直至工作团成立以后，卫立煌如遇有什么新鲜的政治问题或者和八路军共产党有关的事情也总是找赵荣声去谈谈。尤其是赵荣声又陪他去了一次延安，回来以后卫立煌更是谈个没完，长此下来，似乎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特别是到达垣曲辛庄村之后，他与赵荣声夜谈的次数要远远地多于总部里其他任何人。
在工作团党支部里，若论工于应对，擅长辞令，刘毓珩要比赵荣声强得多。然而赵荣声虽然口齿并不那么灵活，但他稳当、纯朴，对于卫立煌那样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来说，交谈对象善于全神贯注地倾听，轻言慢语而又直言不讳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又何尝不是难得的呢？
有一回，有人从蒋介石的侍从室听来消息，说蒋打算让卫立煌当一个统一领导晋东南党政军的首领，晋东南十八个县的县长都由卫立煌委派。卫立煌十分高兴地把消息告诉了赵荣声，并说，要把工作团的团员们放出去当县长。
赵荣声一听就意识到，这是国民党顽固势力想借卫立煌的枪杆子进占山西，抵制共产党和牺盟会的发展。他想了一会儿才慢慢说：“这个官职连半个省主席都不到。按照你的资历和战功，早该当个省主席了。实际是明升暗降。何况，在抗战的紧急时期割阎锡山一块肉，不仅不利于团结，还可能引出很多麻烦，不能这样做。”
听了这番话，卫立煌也没什么兴趣了。后来他接到某些要员介绍其亲戚到山西当县长的信，更明白不能给他们当傀儡了，从此不再提及此事。
有时赵荣声还经常在卫立煌面前直接批评国民党的一些政策，卫立煌从没表现出不愿听的意思。有一次，赵荣声批评的矛头直接向指蒋介石，不免有些犹豫，卫立煌察觉到这一点，竟然说：“你在我这里是‘童言妇语，百无禁忌’，说什么都不要紧。”卫立煌那时年已45岁，赵茉声刚刚23岁，难怪卫立煌要那么说。
赵荣声陪卫立煌在一起夜谈，除了交换一些对时事政治的看法，还有一项主要内容，即是宣传讲解一些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卫立煌幼年从《三字经》启蒙，接着读《四书》，在私塾学了15年；后来寄身军旅，虽也熟读了孙中山先生所著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等，但对于近代社会科学却接触很少。因此对一些抽象的理论文章，他就常常要赵荣声为他讲述了。
赵荣声还为卫立煌开了一门课，讲苏联列昂吉也夫（又译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每晚讲一段。这本书还是赵荣声在燕大学习时，“民先”队里的政治学习教材，因此他讲来也还算熟悉，并且还能联系到当时社会的许多问题和现象，卫立煌倒也听得十分认真。
卫立煌如此用功地读书，对他的部下也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副参谋长文朝藉听说卫立煌在学《政治经济学》，以为是介绍资产阶级如何发财的经济学，便也请赵荣声给他讲，每天吃早饭时，边吃边听。赵荣声也不计较，每天不辞劳苦，不论晚上睡得多晚，早晨也按时去讲课，只是给文朝藉讲得比较通俗，只挑选着讲了一些商品生产、资本主义总危机等等章节。
此时，在赵荣声心目中的卫立煌已经不仅仅是一位与八路军友好的国民党将领，而且还是一名积极靠近共产党的进步军人。
卫立煌想参加共产党
记得1938年8月朱总司令来垣曲辛庄村后的一天晚上，卫立煌找出一本很厚的书递给赵荣声说：“这是朱玉阶（朱德）带给我的，他说这本书很重要。”
赵荣声接过一看，是一本精装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当年刚刚出版带到中国的几十本书中之一，赵荣声过去从来没见过。第二天，他还书时，说：“这本书太厚，我一时啃不下去，过去也没读过。”
他拒绝讲这本书也是有所考虑的，一是他对苏联党史确实陌生，二是这部书的书名上就标明是苏联共产党的党史，目标太大，时间一长难免不引人注意，不适宜在这种环境下学习。第二天他选了一本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不久，卫立煌又专门请赵荣声去他屋里。那也是个晚上，一进门，赵荣声便觉得气氛大不一样，满室氤氲，烛光昏黄，卫立煌一个劲儿地吸雪茄。赵荣声知道卫立煌平时并没有吸香烟的习惯，只是有时别人从国外带来雪茄烟送他，他才偶尔一吸。这时，卫立煌突然问他：“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么才能参加呢？”
这出人意料的问题使赵荣声心里一惊，却又马上转惊为喜。他抑止住内心的激动，沉吟一会儿才说：“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我只是个‘民先’队员，还不是共产党。我在八路军只待了3个月，时间太短了。共产党的组织是很保密的，怎么参加我也说不上来。”
卫立煌沉默了，大口大口地吸着雪茄。
一会儿，赵荣声说：“朱总司令常来，你跟朱总司令谈谈不好么？”
卫立煌说：“从垣曲到武乡八路军总部的路不通，朱王阶一时来不了。怎么办呢……这样吧，你到延安去问问。”
赵说：“去延安路太远了。不如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问问林伯渠老先生。”
卫立煌同意了，当下就从自己的行军床底下拉出一个小皮箱，数出100元钱交给赵荣声当作旅费，说：“不要去军需处领旅费了，以我的秘书的身份代表我去找共产党。不要跟任何人说你去哪里，不要耽搁，天亮就走。”
赵荣声领命去西安，直接找了林伯渠同志汇报了此事。林老听后并不表态，只是认真盯着赵荣声看了好一阵问道：“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怎么样呢？据你分析，他的思想到底是怎么一个状况？”
赵荣声以为，卫立煌想参加中国共产党有四种可能。
一是卫立煌一年来与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的来往，与八路军的接近以及对延安的访问等等，使他真心信任八路军共产党是想战胜日本救中国的。他曾经按照八路军的办法成立了工作团，而且从八路军、抗大要人，这样一个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人，现在想参加共产党，可能是真心实意的。
第二种可能，他与蒋介石集团有矛盾，尤其在抗日问题上，他怕蒋介石一旦向日本投降，他就没有了归宿，因此先和共产党联系好，好继续抗日。
第三种可能，就像中国过去许多军阀一样，想左右逢源，这里拜个把兄弟，那里派个代表，自己总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种，无非是想试探一下共产党的态度，或是执行国民党的秘密任务，至少也试探一下赵荣声是否共产党派进来的探子。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
林老听了他的分析后说：“你回去告诉卫立煌，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先生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要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
临走林老又叮嘱赵，这件事不要告诉别人，绝对不许乱讲。
回到辛庄村后，赵荣声如实地把林老的话报告给卫立煌。卫听后闷声不语。这年冬季，朱总司令从延安开会返回前方时再一次经过垣曲，他与卫立煌单独密谈了二天。究竟卫立煌是否又提到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赵荣声也不得而知了。
渑池受命
在卫立煌总部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赵荣声总共受过两次来自党中央领导人的批评。第一次是朱老总；第二次却是在与刘少奇同志初次见面的时候。
那还是赵荣声为了卫立煌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去西安回来一个多月后，大约11月中旬左右，朱劭天同志带给赵荣声一封信，是一位名叫“胡服”的人写的，称他为“荣声兄”，并约他去河南渑池晤谈。
“胡服是谁？”赵问。
朱劭天神秘他说：“就是刘少奇同志。”
第二天一早，赵荣声匆匆上路，黄昏时分终于到了渑池县。设在此地的十八集团军渑池兵站是北方的八路军和南方的新四军与延安的重要联络点。赵荣声一进兵站就跑起来，一下子冲进刘向三同志的屋里。
“刘主任，少奇同志在哪儿？”他急慌慌地问道。
暮色中，房间里还站着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他主动伸出手来，赵荣声立刻跑过去兴奋地握住他的手。啊！这就是少奇同志！原来他们见过面！
1937年12月，赵荣声还在“西战团”的时候，他曾到八路军总部采访，曾见过这位斯文儒雅的领导干部。他穿一身与众不同的蓝色棉军服（当时八路军都穿灰色棉罩服），身后带着四个警卫员。两个月后，赵荣声去临汾采访，又在临汾办事处见到过这位首长，并且经彭雪枫同志介绍还在这位首长的具体指导下修改过稿子，只是由于时间紧迫，他未曾请教过首长的大名……
吃过晚饭，赵荣声和刘少奇同志回到屋里，关上门。少奇同志点上了一支香烟后说：“中央最近刚刚开过会，讨论了统战问题，有些事情和你们这里有关系，怕你们搞出毛病，特地找你来说一说。”
当晚，赵荣声汇报到晚上十点多钟，由于一天旅途劳顿，他禁不住说着说着就打起呵欠来。少奇同志索性让他和自己并排睡在了他的床上。
第二天，天气阴冷有雾，渑池兵站不大的院子里很安静。吃过早饭，他们继续谈。少奇同志关好房门，直接了当地说：“你的胆子不小，想挖蒋介石的墙脚。但这样不仅对党没好处，反而很危险。
“我们党和国民党讲好了，彼此都不在对方的党、政、军里面搞党的活动，不建立秘密的党支部。我们就要言必信，行必果。
“卫立煌是蒋介石的台柱子，现在又带这么多军队，要是你把他挖过来，蒋介石怎么会甘心？他就会把力量用来对付我们，这样就会影响抗日战争的大局。”
赵荣声听了这番话，受到很大震动。连忙解释道：“参加共产党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不是我们有意引导的。”
少奇同志说：“昨天你还说，你们陪着他看延安出版的刊物和小册子，对他的思想有影响，这不是引导吗？”
赵荣声无言以对，自知是搞过了头。
接着少奇同志又宽容地说，“好了，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让它成为过去，以后无论在哪里，无论对什么人都绝对不许再提这一件事。‘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你总会懂得这两句语的意思吧。”
这时，刘少奇同志话锋一转，说了一件让他惶惑的事。“这次中央开会，做了一项决议：要撤退在国民党军队中所有的我党秘密组织。从现在起，你们改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军队，停止组织生活，停止和党从组织上的联系；保留党籍，长期隐蔽下去。你们几个人在这里是绝密的，只有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知道，也不列入文字记录。将来回去，我给你证明。
“卫立煌、陈诚这些人掌握兵权，我们和这样的人搞好关系将来大有用处。卫立煌虽然待你们不错，毕竟关系还浅，要真正成为他的心腹，使他能够对你们放心，能采纳你们的意见，还需要十年、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你们要做长期打算，跟着他做官，钻得越深越好，官做得越大越好。你们只要能在卫立煌手下呆下去就是成绩。‘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今后，你们不许找各处地方上的党组织，不许去八路军的办事处、兵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不要再去……至于要想知道党的政策，现在党有公开的报纸，一看就知道了。”
赵荣声听完怔在那里。就是说，以后和党的联系要断绝了，一切行动全由自己来决定来负责了，十年八年地隐蔽下去，再不能及时地听到党的声音了！他摇摇头，执拗地说：“少奇同志，我希望一定要有一个人和我保持联系，有情况可以报告，有问题可以请示，如果完全断了线，我不干。”
少奇同志考虑了一下说：“那也可以。”说完走出门去。一会儿，他带进一个人来。这人面貌朴实，毫无特殊之处，穿着上更是普通，风尘仆仆的，还满口山东话。少奇同志说，“你们见个面，以后如有事，他会去找你。”
赵荣声原以为这人只是个通讯员，却没想到他就是当时的豫西特委书记，数月之后的河南省委书记，12年后的全国总工会的主要负责人刘子久同志。这是后话了。
落脚洛阳
卢沟桥事变后，原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刘峙从保定一退数百里，一时成为全国唾骂的“长跑将军”。而卫立煌在北平北西山区与敌周旋，未受损失；忻口一战也打得漂亮，后来在韩信岭战役中居然把十几个师的兵力都安全转移出了日军的包围，此乃国民党嫡系将领中的上等战绩，因而蒋介石就把华北这份家业，第一战区和第二战区的一半交给了卫立煌。长官部移驻洛阳。
1939年1月之后，归卫立煌指挥的部队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第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九、第四十一集团军（其中第十八集团军虽然受他指挥，但他从未指挥过）。
不久，赵荣声到达洛阳后，便在距长官部较远的和平路公园附近一家木匠铺后面租了两间民房，把家安顿下来。刚安顿好，卫立煌就派卫士把他找了去。
卫立煌委任赵荣声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机要室同中校秘书。后来他对赵荣声说，以后恐怕不能像在山西时那样常常在一起了。他说：“如果有什么事情，在外面听见什么，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你看见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听见什么新鲜事情，都来跟我讲讲，八路的书报我们还可以关着门研究。”
他又叮嘱道：“你还要注意，洛阳情况复杂，有十三个特务系统，你在外边交游要小心，不要乱说话。在西工（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谁也不敢来惹你，要是你在城里出了事情，我也没有办法。”
看来，卫立煌在赵荣声去留问题上是经过反复推敲的。一方面，蒋介石新近表示出来的对卫立煌的极大信任使卫立煌的官瘾得到暂时满足，起到了笼络作用：况且华北历来是我国争战的战略要地，蒋介石把华北交给卫立煌，使之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卫是领情的，因而他不愿在留用八路军人员的问题上惹恼蒋介石；另一方面，卫立煌从内心里又不愿失去共产党八路军的支持和友谊。
不安心的“太太”
1939年2月至1941年10月这近两年时间里，赵荣声依照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在卫立煌的长官司令部里“沉”了下来，他个人的境况一直还算比较稳定。
在这段时间里，蒋介石制造了两次反共高潮。在华北战场，即卫立煌的防区内，虽然摩擦频仍，但毕竟未能酿成大祸，而转战在江南的新四军却终于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毒手……
赵荣声在总部里，日常便在长官部机要室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同时还着手写了一本宣传卫立煌抗日功绩的小册子《卫将军》，署名明明，1939年10月由重庆的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然而，赵荣声的妻子靳明却感到度日如年。她也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与赵荣声一起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又一起作为燕大十人访问团首次访问延安；1936年就参加了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她在1937年10月先于赵荣声参加了八路军的“西战团”。然而，当赵荣声被卫立煌留下来后，她的身份遂由工作团团员一变而为赵秘书的夫人，国民党军官的太太。这是她从心里所不能接受的。
赵荣声曾向她传达少奇同志的指示说，她的任务就是掩护赵荣声，并且要与卫立煌总部的军官太太们多打交道。后来她真的去和那太太们“泡”了几次。那些俗不可耐的军官太太们只要在一起，不是吵嘴打架，就是暗地互相揭老底；有的打麻将甚至两天两夜不下桌。在这些太太们的头脑里，什么抗日，什么救国，全然没有，只知道发财、升官。她们中间有一些是临时的“战时夫人”，所以有的就被称为“行军床”……
靳明本是思想单纯、性情直爽的女学生，和这些太太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生活趣味上距离都太远了，实在感到格格不入，后来便借口家离得远而不再来往了。
白天赵荣声去长官部上班，靳明就呆在家里，等到傍晚赵荣声回家，她就总要在言谈话语中流露出想念“西战团”，想念战友们，向往亲身参加抗日战争的情绪。
一天晚上，她突然说：“我要走了啊。”
“去哪里？”赵荣声望着她。
“去延安。”
“你不要自由行动。”赵荣声放下手里的书说。
“不，我就要走，这种日子不能过了。”
“又怎么了？”他问。
“我是来抗日的，不是来当官太太的，我要去延安。”
“可是，我们的任务就是……”
“你有你的任务，可是我不能只当你的附属品！我有我的独立人格。”
当晚谁也没有说服谁。第二天，赵荣声中午回到家里，发现靳明真的不在了。桌上用碗扣着为他准备的午饭。赵荣声一下子就明白了，不禁为靳明担起心来。
靳明当天坐火车到西安，先去找老同学辛志超。辛志超原在燕大宗教学院学习，后来一直搞民盟工作。他当时在西安一个基督教军人服务处。见到靳明，便想到赵荣声一定很着急。他对靳明说，国民党对出入延安的人盯得很严，目前从西安走很不安全；劝她还是先回洛阳等待风声稍松一松再说。恰好赵荣声的中学同学张本源在两安火车站当站长，辛志超把靳明交给张本源，嘱他快送她回洛阳，别让赵荣声担心。
第三天靳明又回到洛阳。赵荣声见她神情已很沮丧，也没敢多责备，只安慰了几句了事。
两个月以后的一天，赵荣声夫妇去陈元家里坐，恰遇陈元的清华同学牛荫冠在座。牛荫冠是原北平市西郊区委组织部长，听说过赵荣声。此次他来洛阳是作为山西牺盟会的代表找卫立煌交涉与国民党顽固派摩擦的事情的。此时事已办妥，准备取道晋南回晋西去，临行前来老同学陈元家告别。
靳明在旁边一听，便说：“哎，你等等我，我和你一起走吧。我要去延安。”
牛荫冠一愣，觉得与靳明不熟悉，况且还是个女的，便劝阻道：“目前去延安很不容易。”
靳明说：“去不了延安我就到晋东南找八路军总部去。”
说完，她也不顾赵荣声的劝阻，掉头就跑回家去。一个小时以后，她背着一个背包和牛荫冠一起上路了。赵荣声在别人面前又不好言语，真是有苦说不出。
40多年后，赵荣声在人民大会堂开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纪念会又遇到了牛荫冠，谈起当时情景，牛荫冠笑着告诉他说：“当初我带了靳明到山西，那里牺盟会的同志还以为她是国民党特务呢！”
靳明到山西的第三天便赶上了日军的五路“扫荡”。她又和牛荫冠跑散，在路上碰到燕大同学龚喻，他正从八路军总部前往洛阳，结果又被带回洛阳。此时她因在晋南逃避日军时，一天淌过七条河，受了寒，关节炎发作，一瘸一拐地回到洛阳的家里，倒在床上就哭了。赵荣声为她烧了热水敷腿，问她：“还走不走？”
她坚决地说：“还要走！腿好了就走！”
赵荣声看看实在说服不了她，就把情况向少奇同志汇报了，并把靳明带到洛阳东关外的贴廓巷（俗称铁锅巷）八路军洛阳办事处，由少奇同志亲自找她谈话。
靳明说：“我愿意去延安，愿意上前线，什么苦都能吃，就是不愿意呆在家里当太太。我有独立的人格，不做别人的附属品。”
少奇同志严肃地说：“如果你去了延安，别人会不知道？赵荣声就不能在这里工作了。你还知道党有组织纪律吗？轰轰烈烈固然痛快，当太太也同样能有大的作用。你留在这里，遇到事情两个人还可以商量商量，不是很好吗？党就是派你当太太，你就要一直做下去！这个话是我说的。”
当初，刘少奇同志为了保住赵荣声在卫立煌总部里的位置曾费了很多脑筋。为此他曾要求工作团党支部里的人都不要去延安，以免延安人多嘴杂暴露秘密，而且要求党员们绝对不许再谈这一段事情。连刘毓珩、王若兰离开卫立煌总部南下去新四军的时候，少奇同志都要求他们更改了姓名，刘毓珩自己改名陈其。少奇同志说，这个名字太像共产党了，于是给他加了一个“五”，改叫陈其五；王若兰则改名康英。如今，靳明再坚持擅自行动，那么过去这一切努力岂不都白费了？
靳明终于留了下来。卫立煌给她推荐了一份在省政府图书馆的工作，每日理理书，晒晒书；闲时还教教长官部里的一些子弟学学英语，便也安下心来。
告别少奇同志
在这段时间里，尽管赵荣声的主要任务是“沉”下来，但是由于少奇同志常来洛阳，因而他与少奇同志的接触就比较多。
少奇同志每到洛阳，刘子久同志便会亲自去通知赵荣声，他总是脚步匆匆地在木匠铺后边赵家门口说一句：“老胡来了，叫你去。”说完就走，以免被人看见。到了晚间，赵荣声就会去办事处。
当时洛阳每晚戒严，从晚间九时到次日天明，白天则有不少特务泡在十八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门外监视出入的人。赵荣声尽管知道夜行口令，但为了不引人注意也尽量避免夜行。他利用岗哨交接和特务们上下班时的空隙，也就是每晚将近九点，办事处门口的特务“早退”了，而办事处所在的东关外大街两头的岗哨尚未上班的时候，他悄悄进入办事处，然后在次日天明，大街两头岗哨刚刚撤去而大门口的特务尚未上班之时，再悄悄溜出来。因此，他每到办事处便总要住上一夜，因而也有了与少奇同志谈话的充裕时间。
夜间，他总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详细地向少奇同志汇报，然后再听少奇同志讲党的政策和理论，讲历史、古今中外。赵荣声如饥似渴地听，常常是不知不觉中已是东方发白。几十年之后，当赵荣声读到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时，他感到特别的亲切，因为其中的很多思想都是少奇同志在1939年7月前后与他在洛阳夜谈的内容。他心里认为自己也是这个报告的第一批听众之一。
1939年秋未，少奇同志准备南下。临行前又找赵荣声去谈话，提醒赵荣声的处境很危险，因为卫的部下有些人知道赵是从“西战团”来的，这是个很大的弱点。但他要求赵荣声既做长期打算，等待时机，沉下去就是成绩，还要充分做好一些风吹草动就会发生突然事变的准备。
赵荣声表示，一定能守住秘密，一定承担下这个危险任务。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乱说。
随着形势越来越险恶，国民党管辖区内白色恐怖也愈来愈严重。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开始在军队中“整肃军风纪”，九十三军参谋长魏巍（后改名白田）投奔了八路军，军长刘勘大怒，便下令逮捕了一些思想进步，平时与魏巍接近的人。当时，一位名叫余贻泽的秘书返回四川省亲，幸免于难。余贻泽原是燕大政治系研究生，比赵荣声高几个年级；抗战之后进入九十三军作秘书，因他常来洛阳办事，接触一多，便与赵荣声熟悉起来。
余贻泽归队途中在西安遇见军长刘戡，刘叫他先到洛阳一战区长官部文副参谋长那里办事。余贻泽来了，先找到赵荣声家。那天中午，赵荣声正在家里休息。余对赵说起此行目的。赵荣声一听便觉不妙，当即劝他，刘戡是个顽固的反动分子，你们的几个同事都被抓了，你不如躲避一下；赵荣声还提醒他，文朝藉副参谋长同时又是洛阳警备司令，你去找他，恐怕凶多吉少。
余贻泽尚不是共产党员，因而并不在乎，后来他去见了文朝藉，果然当晚便被文朝藉派人捕走了。
这个余贻泽即是十多年后，先后出任我国驻巴基斯坦、越南、希腊等国家的大使杨公素。
第二天赵荣声听说时已经晚了。按照纪律，按照刘少奇同志的嘱咐，赵荣声绝对不应再继续卷入这种事情里去了。然而赵荣声再三思量，平日里余秘书与他过从甚密，这是长官部的人们有目共睹的，事情出来，他若不闻不问，倒反而不入情理了。左右一权衡，他索性假戏真作，公开为余贻泽疏通起来。
此时卫立煌去了重庆。后来他辗转托了关系找到警备司令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司令高增级。高虽无权释放余贻泽，但能够使余贻泽在“拘留”期间得到相对的“自由”，可以看书看报，可以通信，甚至可以在看守的陪伴下外出吃饭，洗澡等等。余贻泽的哥哥是重庆千厮门一家商行的老板，得知此事后寄了很多钱给赵荣声，意思是要赵荣声用钱买通一些关系救他弟弟。赵荣声只好给余贻泽送去。余贻泽有了钱就出去大吃大喝，请客送礼，搞得陪伴的看守也渐渐放松了警惕。终于有一天，他趁外出洗澡的机会逃跑了。
余贻泽这一跑，一切责任全部落在赵荣声头上。他的四处疏通，他的探监，他的送款，全部被看成是预谋。无论外面的特务机关还是长官部内部都对他更加注意了。
侥幸脱险
当赵荣声正为余贻泽的事情去找卫立煌而未遇之时，卫立煌已被蒋介石召到重庆开会。卫立煌和蒋介石之间，在对待八路军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蒋提出，卫立煌暂住重庆待命，并趁此机会派何应钦到第一战区“巡视”。
何应钦到达第一战区之后，不仅任意改动了卫立煌原来的兵力部署状况，调走了卫立煌的主力部队，而且还在洛阳大肆举行阅兵式，在卫立煌缺席的情况下分别召见全战区的高级将领，吸引了各战斗部队的主要精力，而忽视了对日军的防御。结果，5月9日晨，日军突然以秘密集结的十一个师团，十五万兵马发动了进攻中条山的战役。
这时，一战区长官部只有参谋长郭寄峤在主持工作，他不知卫立煌在何处，只好急电何应钦。何应钦再次来到洛阳，仍不通知在重庆的卫立煌。此时卫立煌因在重庆“待命”无聊而上了峨眉山。当他从峨眉山返回重庆途中得悉前线吃紧，立即日夜兼程赶回洛阳。其时，中条山战役已打了好几天，一战区的军队正在极恶劣的条件下在中条山各山隘苦战，但因日军发动此战役是精心策划、长期准备的，不仅空中力量雄厚，而且还施用了毒气；因此中国军队仓促应战，败势已不可收。
在此之前，卫立煌曾指挥军队打败了日军对中条山的八次进攻，日军始终过不了黄河，因而卫立煌在社会上威信很高，由此才有“黄河保卫中华，先生保卫黄河”之誉（林伯渠语）。
中条山战役失败，蒋介石为了推卸他自己反共分裂政策招来祸乱的责任，并解脱他的嫡系何应钦的主要责任，便强令卫立煌“承认错误”，并趁机撤除了卫立煌兼任河南省主席的职务。
当赵荣声正因余贻泽的逃跑而备受猜疑、焦头烂额时，中条山战役打响了。洛阳连日遭敌机轰炸，许多机关都纷纷逃离洛阳。赵荣声便也以护送刚刚生下一个男孩的妻子以及机要室的家属转移为借口，躲到豫西伏牛山区的卢化县，一去数月。
八月间，卫立煌让戴允孙打电话，叫赵荣声回洛阳。当晚，赵荣声去长官部见卫立煌。这时卫立煌的省主席职务已被撤除，他精神不振，情绪消沉。赵荣声进屋后，见卫立煌正坐在藤椅中沉思。
赵荣声轻声问道：“长官近日身体可好？”
卫立煌抬头见是他，招呼道：“你来了？坐。”
赵荣声慢慢坐下，默默地望着卫立煌。四个月不见，卫立煌明显地消瘦了，肤色也黑了不少，眼神中带着一股虎落平阳、无以诉说的落寞神色。
卫士沏上一杯六安瓜片茶来，赵荣声呷了一口，以一种久违了的歉疚心情，缓言慢语地谈起了这四个月来在伏牛山区的生活情况和见闻：卫立煌也问了靳明和孩子的情况，谈了谈自己的身体。似乎是有默契，两个人谁也不谈时局，不谈政治，不谈任何敏感的话题，但彼此的关怀之情又充溢其间，真有些“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味道。
此时，长官部的警卫虽然仍由独立第五旅担任，但是汤恩伯的十二军已经开进洛阳，事实上卫立煌已处于十三军的“保护”之下了。鉴于此种形势，赵荣声向卫立煌提出，燕京大学已准备在成都重新开学，他想回校继续读书去完成学业。卫立煌很痛快地答应了，并主动提出为他提供学费。
此时十八集团军洛阳办事处主任也已易人，新主任是原八路军总部情报科长袁晓轩。赵荣声早在“西战团”时就认识袁晓轩，他本是东北军旧军官，“西安事变”后投奔了延安。他的妻子是东北地区最大的百货商人秋林公司老板的千金。他到洛阳办事处上任后，也经常到长官部卫立煌那里去，有时赵荣声看到他骑着一匹又高又大的白马招摇过市，却从没有打过招呼。
由于要严格执行我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分开的规定，自从刘子久同志调离后，赵荣声便不再去洛阳办事处，只和刘子久同志所介绍的戴日三同志作单线联系。戴日三比赵荣声年长10多岁，是老资格的党员。后来赵荣声又把戴日三介绍给文朝藉，当了洛阳警备司令部的秘书。
赵荣声把暂避一时的打算告诉戴日三，戴日三也同意他的想法。十月份，赵荣声借口送孩子回老家，请了三个月的假期。
此时前线战况不妙，日军已兵分三路渡过黄河，攻陷郑州，洛阳天天听得见枪声。卫立煌带领随行人员离开洛阳亲临前线指挥。
至于赵荣声当时没有坚持与卫在一起而外出暂避的选择是否正确，这只能由历史来判定了，尽管这在解放后复查时引起了不同意见。处在当时的条件，在没有党组织的具体指导的情况下，保存实力、首先保证党员个人安全的选择可以说是无可厚非的。
赵荣声携妻将雏离开洛阳，经颍河、淮河、淠河，走了一个多月，回到了安徽西部大别山南麓的太湖县老家，准备过了春节再回洛阳办理请长假的手续。不料春节刚过，他们就在报上看到撤换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消息。而新的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一到洛阳便封闭了十八集团军驻洛阳的办事处，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叛变，当了特务，洛阳城里捉了很多共产党。
赵荣声听后不禁大吃一惊。倘若他当初不是及时地做出暂避一时的选择，那么如今也难免遭到袁晓轩的毒手了。
袁晓轩对赵荣声的底细究竟知道多少，连赵荣声自己也没有把握。只是赵荣声到卫立煌总部几次与朱总司令的接触，袁晓轩都在座；卫立煌总部在山西垣曲时，赵荣声还多次请袁晓轩到街上的熟肉铺里吃烧饼夹肉；袁调到洛阳后，还经常借着去见卫立煌的机会带着老婆去卫的高秘温广汉家吃吃喝喝……
他这么贪吃贪喝看起来是小事，但在那种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又总令人看了心里不舒服。
袁晓轩把办事处的几十名人员分成两批，分途撤回西安前往延安，自己则和老婆留下来，终于公开投敌叛变了。不久后，他还在洛阳报纸上公开登出“脱党启事”并供出了他知道的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姓名住址。
袁晓轩变成军统特务之后，又继续犯下了捕杀共产党员的罪行。解放后，他被人民政府缉捕归案。
三、等待时机
聚散苦匆匆
赵荣声夫妇在安徽老家又住了大半年，直到1942年秋天，他们才收到一位老同学的来信，得知卫立煌已丢官，赋闲在成都。他们历经艰辛于1943年春天赶到成都，投奔卫立煌，并在其资助下重新进入燕大社会学系深造。
不久，蒋介石又恢复了卫立煌的上将军衔，终于任命他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
此次登台，卫立煌对于随从人员做了仔细的选择。他对赵荣声说：“你刚回到大学，就把大学课程读完再说吧。你还年轻，我们一起干一番事业的日子长着咧。远征军都是陈诚的人，你去也不会合适。”赵荣声自然也十分体谅卫立煌的难处。
两日前，赵荣声刚刚在戴日三的家中听张友渔同志讲西南地方势力的问题，说是象龙云、刘文辉等人都有反对中国法西斯的一面，应当团结他们。抗战初期，龙云在昆明保护了许多民主进步人士。于是，赵荣声便把张友渔谈话的精神向卫立煌讲了，建议卫立煌到云南后和龙云搞好团结。
后来，卫立煌到昆明后，果然对龙云以诚相待，和龙云结成好友，至死不渝。直到抗战胜利后，在蒋介石吞并龙云的行动中，卫立煌还出人出车把龙云的次子和大女儿秘密送往安全地带，惹得蒋介石十分恼火，却又抓不到证据。
赵荣声在成都燕大读了两年书，表面上是个老实的学生。当时燕大的学生有两类，绝大多数都是年轻的高中毕业生，少数就是赵荣声这样的重回学校读书的“老”大学生，他自嘲道：“从1935年到1945年，一个大学上了10年。”这颇有些像30年后，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的大学校园里的状况。
当时，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争取民主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赵荣声作为“老大哥”并不出面参加，但暗中他也向年轻的同学们介绍些斗争经验，出些主意。1946年春季，他们前往重庆范庄看望卫立煌，准备继续在他那里谋个职，这才听说他已复员回了上海。他们夫妇二人在重庆等船票数月之久。赵荣声夫妇只好等在重庆，顺便访朋探友。
直到1946年秋季，赵荣声夫妇才到达上海，找到卫立煌，是时，卫立煌已在做出洋的准备。
卫立煌率领中国远征军在九个月的时间里消灭了盘踞滇西、滇缅边境两年之久的五万日军，取得辉煌胜利，使得被日军封锁三年多的滇缅公路正式通车，盟军的援助物资得以从国外运进中国大后方。盟军总部为此向蒋介石举荐卫立煌为中国陆军总司令。
但是不久，蒋介石却委任了何应钦为中国陆军总司令，卫立煌为副总司令。卫立煌不愿与亲日派何应钦共事，拒绝到任。
1946年6月，蒋介石派兵大举围攻共产党的中原解放区。9月，在陈诚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蒋介石亲口通知卫立煌去美国考察。卫立煌虽时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一是他看得出，蒋介石在近期是不准备起用他的；二是他自己内心又十分厌恶内战，出国考察可以使他躲得远远的，因而又有几分求之不得的喜悦。
此时，卫立煌即将远行，思想已对以往的事情做了反复的总结，仍有不少的牢骚郁结心头无处发泄。见了赵荣声，他总有许多话要讲。他们谈了许多，有时谈话因客人来访被打断，卫立煌即使到了半夜也要打电话叫赵荣声去接着谈。有时，卫立煌叫赵荣声谈谈对时局的看法，赵荣声便开诚布公地指出他的前途，说他八年抗战搞得非常好，应保持荣誉，万万不可把这段历史糟蹋了，万万不可参加反共的战争，否则就会失去民心。
关于共产党，赵荣声说：“抗战初期，共产党三个师，现在已有一百万军队了，一个解放区连着一个解放区，日本军队都扫荡不了，别人更扫荡不了。而国民党内部更是一团糟，还在自己骗自己。
“孙山先生讲的，耕者有其田，在解放区都真正实现了。农民们自己组织起来，手中有了枪，保卫自己的土地，还能让谁重新骑在他们头上去吗？”
长期以来，赵荣声和靳明单独在白区工作，两人一直有自行分析当前国内外形势的习惯。他给卫立煌讲的那些事实和判断，都是他和靳明从各种报纸上分析得来的。赵荣声每次和卫立煌谈完话都与靳明一起分析。此时，他们对卫立煌的思想状况基本上是乐观的。
卫立煌出国考察行期逼近。临走前他反复叮嘱赵荣声说：“你就在上海等我，不要远去，我不久就要回来，多则一年。将来有许多事要做。”他还嘱咐赵，在他回来之前多搜集资料，好好研究当前的政治形势。
走西口
1947年元旦刚过，一男一女来到兰州西北行辕副主任、甘肃省主席郭寄峤的办公室。
郭寄峤抬头一看，吃惊得两眼圆睁，不敢置信地说：“哟！是你们？”
赵荣声身穿上海名牌西装，头发按时尚打得油光，一副花花公子的潇洒派头。他彬彬有礼地一鞠躬，说道：“我去年大学毕业，听说兰州需要人，早就应当来效劳的。”
靳明穿一袭花缎棉旗袍，领口、袖口和袍边都镶着狐皮。
郭寄峤这个人一向能干，在卫立煌手下时曾被蒋介石称为“标准的参谋长”。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还是很积极的，也很器重思想进步、有才干的青年人。战地工作团解散后，他在洛阳还常对赵荣声说：“刘毓珩走了很可惜，人才啊！”他向赵说：“工作团的人还能找回来几个吗？我们第九军军部里要。”
后来卫立煌在洛阳失势，郭寄峤离开卫投靠陈诚，官职也越做越大。
赵荣声原来是想在上海找个职业，等待卫立煌归国。12月间，他从家乡返回上海途中，经过南京去看望大表兄张友鸾，恰遇张友鸾在办一个《南京人报》，请他留下来做主笔，于是赵荣声便留在了南京。
上班十多天后，赵荣声在花牌楼的《南京人报》社附近，与一个人迎面而过，及至他猛然警觉之时，那人已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走远了。赵荣声出了一身冷汗。那人是谁？——原来是叛徒袁晓轩。
几天以后，赵荣声从美国大使馆参加完司徒雷登的酒会，又到梅园新村中共和谈代表团驻地去过，天黑才出来，走到《南京人报》社不远处，又一次看到了袁晓轩。此次，袁晓轩贼眼直往他身上溜，似乎也想起了什么。赵荣声见势不妙，过报社大门而不入，径直往前走，绕了几道街，来到甘肃省银行的南京办事处，见身后没人，才忙闪进门去。
这段时期，郭寄峤已当上西北行辕副主任并兼任甘肃省主席了。卫立煌一出洋，原来那些老班底的人都纷纷去投靠郭寄峤，郭也要依靠当年的那些人建立自己的摊子。前些日子，郭寄峤还曾托人来信找过赵荣声。如今，赵荣声看到已无法在宁、沪一带待下去了，便想暂且到兰州去躲避一下。
从1947年1月到1949年兰州解放，赵荣声是在西北度过的。在他印象里，虽然这段时间中国大地正进行着天翻地覆的解放战争，但在他个人来说，他的生活是相对稳定的。
赵荣声去了西北之后，郭寄峤安排他去《西北日报》社当社长。《西北日报》是甘肃省政府的机关报，赵荣声有些踌躇。一方面这是国民党的官方报纸，性质反动，当社长责任重大；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想，若以新闻界人士的身份在社会上活动，显然会比较方便，不妨做做看。
于是，当《西北日报》编辑主任金建生等前来旅社迎接赵荣声时，他便痛快地把家安在了报社。当晚，他去编辑部与上夜班的人员见面。金建生早已得知赵荣声是郭寄峤的“亲信”，便谄媚地告诉他，自从郭主席到任后，他已在《西北日报》上多次发表过“赞颂”郭主席的文章。赵荣声冲他点点头以示鼓励，然后对在场的人员发表了他的办报方针。他说：“我是燕京大学毕业的，我赞成美国的民主风度和自由主义。本报嘛，什么样的见解都可发表，文章谁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诸位愿意把报纸办成什么样就办成什么样，你们自己搞，是功是过，都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不管，文责自负。”
一番话，听得在场的人都有些发懵。赵荣声的态度与历任社长都绝对不同。《西北日报》历任社长不是中统特务就是军统特务，专横跋扈，控制很严；如今他非但不严加管制，而且还以标榜美国的“自由民主”为由放手不管。编辑主任金建生带头鼓起掌来。
赵荣声在兰州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交游。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将军的侄子张立钧是赵荣声在南京安徽中学时的同学，他正给张治中当随从参谋。凭着这一层关系，赵荣声又以新闻界人士的身份成了张治中将军的座上客。他还和张立钧一起经常出入上层舞会和沙龙，结识了不少将军和太太们，虽然没什么军事机密可言，但也保证了他自己的耳目灵通。
在这两年时间里，赵荣声有个显而易见的功劳，却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就是报纸的发行。他曾借口纸张昂贵示意职员发行得越少越好。结果两年下来，《西北日报》从日印三千份逐渐减至一千份，使得这个“省府办的报纸”确确实实变成了只有“省政府看的报纸”了。
当兰州解放时，地方党组织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兰州调查》，供党政干部参考，书中关于赵荣声的一段，根本没有提及他的政治倾向，只说他是个“纨绔子弟”。
四、再叩命运之门
故园重归
1949年秋，赵荣声、靳明夫妇重新回到北京，找到坐落在中南海新华门对面的全国总工会。刘子久同志就在全总当文教部部长。他们没有任何介绍信或证件可以证明自己的党员身份，因此，他们到北京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老上级做个证明，接上组织关系。
刘子久同志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见面就说：“不错，活着回来就是好的。”并且介绍赵荣声到全国总工会负责新闻发布组工作。靳明因学的是社会学系儿童福利专业，则被介绍到全总机关幼儿园当了主任。
全总机关党总支组织部门请他们写下了自己的简历。
提起笔的时候，赵荣声感到心情十分沉重。党派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做统战工作，从1938年初到1949年已是十一年了，自己究竟做出了什么成绩呢？不但没有带回几个军几个师的起义部队，而且那个卫立煌还在辽沈战役中充当了“东北剿共总司令”，被我军宣布为战犯，解放前夕逃往海外。当赵荣声在西北得知卫立煌接替陈诚出任了东北剿共总司令时，十分惊异，但他还是给卫立煌去了一封信，一方面“祝贺”他荣任要职；另一方面，是告诉卫立煌他本人的行踪，随时等待卫的召唤。结果不久之后，他收到了东北来信，却是一封简单的公文式复信，丝毫没有要他去的意思。他便轻易作罢了。
如今，赵荣声从内心深处感到辜负了党的嘱托，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那段时期，赵荣声在新闻组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向首都各新闻单位发布全国总工会的各项活动的新闻。新的工作给了他新的活力，他觉得自己又年轻了，似乎又成了“一二·九”年代里那个干劲十足的《燕大周刊》主编。
一天，他刚刚组织完一场新闻发布会，机关党总支的一位负责同志派人把他找去。赵荣声兴冲冲地来到机关党总支办公室。那位负责同志坐在办公桌后，镇静中透露着威严。等赵荣声坐稳，他劈头一句话就说道：“关于你的组织问题，我们不能承认。”
“什么？！子久同志可以证明。”赵荣声惊慌地睁圆了眼睛。
“子久同志只能证明你过去是党员，不能证明现在。”
“那么戴日三……”他的头开始发胀，耳朵嗡嗡地响成一片。
“据我们调查，戴日三自己的党籍也没有弄清楚，他怎么能证明你呢？”谈话人依然那么镇静，无关痛痒，然而坐在他对面的赵荣声却像落进万丈深渊，几乎失掉了对外界的一切感觉。
他想到十一年前春节过后，他背着简单的行装离开了新婚妻子的那一天，离开“西战团”领导和同志们的那一天；想起中条山里，烛光下，他与卫立煌的一次次的夜谈；想起在洛阳办事处躺在少奇同志的床上，少奇同志眯起眼吸着烟的情景；还想起年轻的妻子多次吵闹和她去延安的两次出走；啊，那时若跟她一走了之……
“难道，难道我十八年为党工作全部不算数了吗？”赵荣声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呢？”
“少奇同志也不能证明。”
“这不可能！”赵荣声委屈地叫喊道，直到三十年后他才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敢去问刘少奇同志。
那位书记依然振振有词：“我还问你一句，你的党费交到哪一天？”
“有十年没交党费了。”
“好，我问你，我们党有几个党章？”
“一个。”
“对，只有一个党章。”党章上写得很清楚，“半年不交党费，就算自动脱党。你十年不交党费，怎么还能算党员？”
“……”赵荣声无言以对。
这次谈话之后，赵荣声从全国总工会新闻组调到全总机关报《工人日报》工作。但他仍然没有放弃澄清自己历史、接上组织关系的努力，他不断地向党组织申诉着自己的意见。
1951年5月，中央组织部对于他的党籍问题下了一个文件：不恢复过去的党籍。“但依赵脱党期间并无反党行为，一般表现尚称进步，如经工作考验，重新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时，可以考虑吸收其重新入党。”
“脱党”、“并无反党行为”、“可以考虑吸收其重新入党”……上级的意见无疑是任何个人都无法更改的，它对赵荣声的打击是极沉重的。但是赵荣声还是在一个月之后即1951年6月，正式向《工人日报》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又是一个月后，《工人日报》编辑部全体党员大会通过决议，接受赵荣声重新入党。
赵荣声破涕而笑。新生活在等待着他。不料，当年冬季整风之后，全国总工会机关党委下来通知，吸收赵荣声重新入党的决议被否决了。原因是，在他申请入党的材料上，对于上级党组织说他是“脱党”这一提法“有保留意见”。
无以诉说
赵荣声有不少过去的老同学、老朋友、老战友，尤其是那些与他同时入党、参加革命的人，他们大多数都受到党的重视和培养，尤其在解放后，新中国急需人才的时候，他们都得到了国家的重用。
赵荣声自从分到《工人日报》社之后，一直离群索居，不去与老同学老战友来往。但是朋友们的消息还是不断地传来。刘毓珩改名陈其五，他从洛阳到了新四军后，很得陈毅同志赏识，在新四军和后来的第三野战军里一直担任宣传部长，解放后又在陈毅市长手下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充分发挥着作为党的鼓动家、宣传家的作用。还有黄华，他一直担任着中央外事方面的工作，1953年他又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政治谈判代表，在朝鲜的板门店与美军面对面地谈判，那段时期，黄华的名字天天出现在报纸上。1954年他又随同周恩来总理出席了日内瓦会议……还有龚澎、王若兰（后改名康英）她们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甚至还有那位从洛阳借洗澡之机逃出警备司令部监狱的余贻泽，他跑到延安去改名为杨公素，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大使，先后出使巴基斯坦、越南、希腊等国……
每当赵荣声在报纸上看到老朋友们熟悉的名字，看到他们的活动，更是感慨万分，有苦难言。别人都在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党，为新中国工作，而自己还在为澄清个人的清白而消耗着大量的精力。
他感到惶惑，更觉得抬不起头来。他一天天变得沮丧，变得消沉，充满悲哀和无望。尤其在报社的工作中，赵荣声的心灵受到了比其他任何非党人士都要严重的伤害。建国初期，“同志”的称呼刚刚兴为时尚，报社的工作人员中彼此都称同志，但赵荣声却对何场合称他“同志”，何场合不称他为“同志”十分敏感，以至常常被刺痛；党的活动不让参加，党的文件不让看，这对其他非党人士是天经地义的事，赵荣声却会为此动感情；到报社资料室借阅书刊也有党内、党外之分；到外边采访更是要区别党员记者与非党员记者的活动范围……
一天傍晚，同办公室的一位十七八岁的青年编辑对赵荣声说：“老赵，你整天看稿子，也该休息休息了，你出去散散步吧……我们要在办公室开团的小组会，你在这儿不大合适。”
赵荣声仓皇地走出门来，一时不知所措，茫然四顾，终于，他落泪了。他独自走向东单的那片空场，让委屈的泪水尽情地流淌。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赵荣声又写了几本书，其中最著名的是人物传记，《把一切献给党》。
195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赵荣声替别的同志去向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了解情况。两人在北海岸边长谈，吴运铎便从枪榴弹的形状谈到自己的经历。一谈谈到晚上九点多钟。赵荣声听了十分感动。使他立刻萌发了要把这个英雄人物写出来的念头。于是他们又一连六七个周六的下午都在北海五龙亭见面。而每个星期天便成为赵荣声全力写作的日子。
1953年4月3日，《工人日报》开始发副刊，连载赵荣声撰写的长篇传记体通讯《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他得了680元稿酬。这时他想起了吴运铎身上那件半旧的棉衣，便给会计写了条子，将稿酬转寄给了吴运铎。
1953年7月，此文被改名为《把一切献给党》以单行本的第一人称形式出版了，署名吴运铎。头版便发行二百多万册，一年之后，此书已被重印十五次。
别人不知道写书的是赵荣声，连他的十二岁的儿子也不知道。他不愿张扬。把一切都献给党了，又何必去计较个人名利呢。
1955年3月，卫立煌终于从香港返回大陆。他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和高度赞扬，随后卫立煌担任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他任“剿总”的真实情况也披露了一些。
1947年底，蒋介石急电把卫立煌从国外召回，要他去东北战场接替陈诚。当时即遭到家人和亲朋的竭力反对，但卫立煌考虑再三还是上任去了。他上任之后只是强调让军队休整，并未下达过任何一个战斗命令。蒋介石看卫在东北按兵不动，只好气急败坏地亲临指挥，卫立煌由此更有了理由，“既然你亲自插手，那就管到底好了”，直到东北战场全盘皆输之时，卫立煌才向他的心腹道出了他的秘密：他在这场战役中没有下达过任何一个战斗命令，没有调动过一支军队。他采取了“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对策，使蒋介石自己丢掉了东北的大片土地。
卫立煌的归国，使赵荣声的处境稍有好转。1956年4月，《工人日报》社选举全总直属机关和中直机关的先进工作者，赵荣声被群众自由提名当选；1956年7月，编辑部党组织接纳他为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
此时，赵荣声心中阴霾尽扫，真觉得天下阳光普照，前程大好。
卫立煌回国之后定居北京，赵荣声一直未去看望过他，尽管他始终在报纸上关心着卫立煌的消息。一天，当时己任北京文史馆员的符昭骞来找赵荣声。符是卫立煌在洛阳时第一战区长官部的参谋处长，后在郭寄峤手下任甘肃军管区中将司令，起义将领。他对赵荣声说：“卫老总回国后很想念大家，想请你和其他战地工作团的同志们去吃饭。”
赵荣声一口答应下来。卫立煌从香港返回内地，在海内外，尤其在台湾军政界引起很大震动，为我党的统战工作，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了不少的贡献。再说，三四十年代时赵荣声与他接触密切，相交很深；虽说赵与卫最初的接近是因为党给的任务，但长时期来双方互相了解，互相信任，推心置腹，都有很深的感情。去看望卫立煌既是统战的需要，也是人之常情。
然而，当赵荣声去请示当时的党委书记时，书记答复说：“你现在没有统战任务了。卫立煌的工作是统战部的事，你不用管。”
几十年后讲起这些往事，赵荣声说：“如果那时我去看望了卫立煌，还能通过他与刘少奇和朱总司令接通，那么我的党籍问题那时候就能解决了……”
生活里那么多的“如果”和“也许”，那么多的偶然，而任何一个偶然的机会都可能根本地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然而谁又能料得到哪些偶然是“吉”，哪些偶然是“凶”呢？
一年之后，1957年夏天，该是赵荣声由预备党员转正的时间。但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反右派斗争骤然开始了，在赵荣声负责编辑的文艺副刊《百花》上发表文章的几个人相继被打成“右派”。赵荣声幸免于难。
然而在1958年4月，编辑部党支部决定讨论赵荣声的转正问题时，第一天的党小组会就发出了不祥之音。会上，党员们给赵荣声提意见时，气氛逐渐由平淡变得激烈起来，而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地最终竟开成了一场斗争会。小组会一连开了六次，一次比一次人多，一次比一次激烈，最后一次相当于编辑部党支部大会，而且气氛越来越紧张，尤以一位人事科长的发言最为激愤。
他说：“赵荣声是一个最虚伪、最阴险、对党怀恨最深的反党分子。可是他平常隐蔽得很深，装得很像。他常常吹嘘他怎么怎么爱党，又吹嘘过去他为党干过什么什么工作，曾经欺骗过不少人，其实完全是假的，都是他编造出来的。今天大家戳穿了他的画皮，让他的原形显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真是一件大好事。”他还说赵荣声曾经为卫立煌歌功颂德，国难当头又临阵逃脱。解放后当了处长级编辑仍不满足，与党长期对立，等等。
大会开到尾声进入高潮，当场宣布赵荣声为“反党分子”，开除出党。
这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这辈子完了！
赵荣声离开编辑部以后，当过校对，资料员、勤杂工，还参加过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铁”活动；1961年被补划为“右派”，同年5月，他与全总系统的若干名“右派分子”一齐下放山东。
在靳明的忠实陪伴下，赵荣声一家三口来到济宁市，一落脚就是十八年。
他是属于他那一代人，带着那个时代的局限，抱着那个时代的信念，也分担着那个时代的灾难。
再叩命运之门
十年动乱，宦海沧桑：干部们一会儿被打倒，一会儿又被解放；一会儿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一会儿又被结合进领导班子……而在这一切变化的后面，则是一支支外调队伍的游动在起着作用。党的系统、政府系统、军队系统、还有民间的、群众组织的千百支外调大军撒遍全国。
文革动乱初期，一天，赵荣声正和几个“国民党残渣余孽”在仓库里干活。这时，一个“造反派”进来叫住他：“赵老右，到办公室来！”赵荣声来到造反总部，见有陌生的一男一女在等他。“造反派”说：“他们是来外调的，问你什么就说什么，不许隐瞒。”
于是，来人问道：“你是赵荣声吗？”
“是。”
“认识陈其五吗？”
“认识。”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
从此以后，几乎每隔十天半月就有外边的人来找赵荣声外调。
沉睡了多年的记忆又重新活跃起来，本打算永远忘掉的事情和淡忘了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又都重新回到脑海中来。正是上百次的外调帮助他调动了记忆，有时想起往事，思潮如涌，由此人此事联想到彼人彼事，又想到更多的人更多的事。有时调查一个人会来好几派的人，为了不出差错，每拨外调的人走后，赵荣声就把问答的内容详细记录下来，渐渐的他已记满了一个本子。
运动后期，大约是1974年，靳明患病，济宁医院怀疑是癌症，但又没有诊断设备，赵荣声决定带她上北京检查；同时，他也怀着一份希望带上了重新写的更加详细的个人历史材料。
回到北京，他便找了过去的《工人日报》副社长。此时尚未“解放”的章容同志，把材料交给他。章容一夜未眠，一口气看完了材料，后来他用责备的口吻惋惜地说：“脱党问题为什么以前不讲清楚？”
当赵荣声在北京积极活动的同时，全总“复查办”也已开始了对错划右派的问题和历史材料的调查。1978年12月10日，全总党组《关于赵荣声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下发。1958年定他为右派分子的结论应予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待遇，承认赵荣声1957年8月17日起为中共党员。
从“1957年8月17日起……”还有一条尾巴。1979年10月22日，全总党委“关于赵荣声党籍问题的复查结论”指出：“赵荣声同志从1936年到1956年的党籍应该恢复。”
那深绿色铁皮档案柜柜门的开启声是太沉重了，就像是赵荣声一回回的叹息，那摞比两块砖头还要厚的发黄的材料也太沉重了，它们是赵荣声一次次忠诚的倾诉，就像他悄洒偷抛的千行泪。
可是，作为一个老年人，他没有能躲过疾病的袭击。就在他看到这份结论的前9个月，赵荣声在一次艰苦的采访之后，因脑血栓形成，“中风”倒下。治愈之后，他的腰真的弯了，步履沉缓，口齿也不够清楚了。直至此时，他才在心中大喊：“我完了！惨啊！”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他在“中风”倒下之后想到的两句古诗。当时已64岁的赵荣声仍怀着一颗少年将军的雄心，还想去叩命运的大门哪。
奋笔著书
也许，最初的冲动始于那上百次的外调之中，也许始于“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之时故旧新知的相逢：也许是因为大病初愈，手脚尚欠灵活而头脑则变得愈发活跃；也许是因为1982年离休之后有了充足的属于自己的时间……是的，他要写书，写回忆录，写这一生曲曲折折，坎坎坷坷。
他曾动手写《一二·九运动亲历记》，中途却因当年自己编写的《燕大周刊》被北大图书馆列为珍品，不让借阅而辍笔。随后他只得化整为零，凭着记忆给全国好几家报刊撰写了关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回忆文章。
1981年，赵荣声还担任着工人出版社副社长的职务时，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的尚传道来找赵荣声，他来请赵荣声写一段关于卫立煌的历史，即卫立煌访问延安的一段，说是卫夫人韩权华推荐的，文章要求万字左右。他们坐下来谈卫立煌，越谈越热烈，尚传道就说：“你知道这么多事，那就多写点吧。”
赵荣声先是写了卫立煌访问延安的一段，尚传道来取稿，两人又继续谈，赵荣声就继续写，由一万字而二三万，而七八万，越写越多。此时他充分地利用了他的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的是他在解放后不同时期历次政治运动中记录下的关于人物、地点、时间、事实的证明材料。
他开始搜集关于卫立煌的一切资料。赵荣声在卫立煌那里当秘书仅四年时间，但他要写出卫立煌的一生，把他的思想脉络写清楚，必须做大量的调查工作。他查阅了大量报刊资料，拜访卫夫人韩权华、卫的幼子卫道然，陪同卫从法国回国的著名声学家汪德昭等六七次，并且细心的录下音来。他还与卫立煌的高秘温广汉多次通信，商议卫立煌的前期历史……与赵荣声同在卫立煌的战地工作团工作过的陈其五、朱劭天也把自己所记得的事情全部告诉了他。可惜陈其五、温广汉都未能等到这本书的出版便与世长辞了。
1981年12月，乘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在京召开之便，赵荣声拜访了来京开会的民革中央委员、贵州省副省长陈铁。陈铁自抗日战争时期在卫立煌手下任营长，以后一直跟着卫立煌，抗战时继卫立煌之后担任第十四集团军军长，直至卫在东北剿总当总司令，陈铁就任副总司令，对卫立煌十分熟悉和了解，握有大量第一手资料。1981年，陈铁已83岁高龄，多种疾病缠身，他是躺在房间里与赵荣声谈话的。临走，陈铁还把他自己写的《卫立煌先生史料的参考资料》的底稿交给赵荣声。几个月后，赵荣声收到了来自贵州的陈铁先生的讣告。
赵荣声开始动笔写《回忆卫立煌先生》，历时三年。
1985年1月，二十八万字的《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由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书名由赵荣声的堂兄赵朴初题写。第一版就发行十一万册。《中国文学》、《人物》、《纵横》、《人民政协报》、《深圳特区报》等二十多家报刊争相转载，几家在全国有影响的大报都作了介绍和评论。
人生之浮沉，恐难有规律可循，何况在不同的人眼中，浮沉又各有不同的含义呢。更有人说，对于功名，老年和青年人相比要淡漠得多，少年人追求功名，其急切，其热切，都是与生命同等价值的，待到进入中年，生命与功名便要分出距离来，那时的成功已无鼓盈之气，而只是瓜熟蒂落之感了。如果说少年成功象打水漂，成功会一个连一个地掠过水面，那么老年人的成功恐怕只有运动场上长跑到终点时的感觉了。
1988年春节前夕，赵荣声与他忠实的战友和伴侣靳明平静地度过了他们结婚五十周年的“金婚”纪念日。
赵荣声已于1995年2月17日逝世。他还有一部通讯文集等待出版，一部写了一半的《一二·九运动亲历记》有待完成。
谢文秀与邵燕祥
谢文秀简历
谢文秀，女，江苏人，1934年生于上海，195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编辑。从毕业分配直至1989年退休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小人物的工作与国家大气候密切相连。政治气氛稍许宽松时，让我当记者；阶级斗争弦一抓紧，我只能当内勤了。曾任中央台综合部副主任（1989年7月被免职）。
从事的是广播工作，稍纵即逝，基本无文字留下。偶尔写小文，只是习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