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姐志鹃
一
这不是一篇悼念文章，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不是悼念两字能形容的。
志鹃去世对我来说不只是走了一个战友，一个亲人，随她而去的是我经历的一个时代。那是个光彩夺目、青春焕发的时代。物质上很艰苦，精神上很多彩，我们在枪林弹雨中夺取明天，相信明天更美好。
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的生活有了根本改变，不管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比那个时代好了上百倍上千倍。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失去了点什么宝贵的东西呢？比如说那种亲密、无私，甚至可以说圣洁的人际关系……
二
我知道阿姐会生气，因为遗体告别那天我哭了，当着一屋人我出声痛哭。她警告过我：“小邓，你记住，你要是再当众哭鼻子，我永远再不理你，我是说话算话的！”
说话时间是1947年一个夏夜，在鲁南突围的路上，在茹志鹃写过的“澄河边上”。
华东野战军文工团一个队正在叶飞将军率领下，摆脱九倍于我的敌人追击与拦截，越过津浦线，越过澄河，向西疾进。
那是华东战场最残酷、最激烈的一年。我们刚在孟良崮消灭敌军七十四师，增援敌军就沿陇海路、胶济线、津浦路从南、北、西三面合围扑来，只在东边留一出口，口外是大海。老蒋先生给“徐州剿总”的命令就是“把陈、粟共军赶进大海！”我们跟蒋先生斗了斗心眼：白天在敌机侦察下红旗招展地摆庆功宴，演戏祝捷；夜幕一落分头转移，悄无声地从敌军夹缝中钻出口袋。南、北、西三面并进，只留下大海一面供蒋先生凭眺。野战军文工团分作几队深入部队。我和志鹃姐到一纵部队演戏庆功。天黑戏散就随部队插往鲁南敌后，先向南疾进，天亮后有敌机侦察时转向东行，来到沂可岸边，接到命令停止前进，埋锅造饭，指战员抓紧时间休息。大家以为吃饱肚子后要东渡沂河。不料一觉醒来，接到紧急命令做180度转弯，沿白天走来的路退回去。越过白天来时的路口，继续往西，往西，往西！越过铁路之后，接到的命令仍是：“一直往西，没有命令不准宿营，不准转向。临时情况各部相机处理，大方向要坚持不变！”
就这样，我们远离了根据地沂蒙山，向豫、皖、苏、鄂一带走了下去。正逢雨季，走山道山洪暴发，走平原遍地成河，最难走时拼搏一夜才移动四公里！脚上的鞋被泥水沤烂山石磨穿只好丢掉，军装淋湿了烤干烤干了淋湿仍贴在身上。多少个日夜没正经开饭没进村宿营，饿了抓一把雨水沤烂的煎饼渣填到嘴里，困了边走边打瞌睡。因为不定什么时候就碰到敌人伏击，我两个脚掌溃烂，背部生起核桃大的脓疮，仍旧咬紧牙关前进，不敢掉队一步。
这天夜里走在一片泥泞的小道上，后边赶来一支炮兵，带着几头驮炮弹的骡马，一会儿插到我们左侧，一会儿蹿到我们右侧，把队伍搅得挺乱。走到一个岔路口，我站住脚想看清前边同志往哪边走，一匹骡子从我身后蹿过来，炮弹箱铁角正撞在我背上疮口，钻心剧痛使我顿失控制，尖叫了一声中带出了哭音。立即招来一阵责备与嘲笑：“嘿，碰一下就大声叫痛，像个丘八吗？”“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你算轻伤还是重伤！”“这动静像个男人吗！”……
我那一点哭音本是在失控状态中流露出来的，发现后已极力忍住，他们这一说，委屈超过了痛感，也惹起逆反心理，能忍我也不忍了，索性痛痛快快地放声哭起来。火上浇油，又引出来怒吼声：“要哭到路边哭去，别叫我们陪着丢人好不好！”“这么大了，理智点！”
一片男人声中，冒出个女中音的话声了：“你们公平吗？炮弹箱把他背上的疮都撞破了，怎么不说炮兵反倒说他呀！”她提高声音严厉地喊道：“炮兵同志，骡子撞我们人了，为什么还不来人牵着！”这两句话，把责骂声压了下去。有人跟着说：“可不是，小邓背上血都渗出来了。”炮兵那边本来看着我笑的，这时不笑了，有人默默走过来拉住缰绳，把骡子牵到一边去了。
我想收住泪水却收不住，只是刚才带有苦味这时变得甘甜。我站到路边等说话的女同志上来，轻轻叫了声：“志鹃姐……”还没等我说出感谢话，她拉了我一下，压低声音说：“小邓，你记住，要再看见你哭鼻子，我永远不理你。我是说话算数的！”
这话我记住了。此后几十年我几乎没再哭过。1957年定为“右派”，我没哭。“文化大革命”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我眼都没眨。甚至母亲去世也只是默默地擦了擦眼泪。这次为志鹃送别，在去殡仪馆的路上我告诫自己：“快七十岁的人，不要失态。”可是一进灵堂就失去了理智。
三
五十多年来，我的小说中出现最早而又重复最多的女性形象，就是位大姐型的女兵。
我第一篇小说写于1952年。那年夏天我参加“赴朝慰问团创作组”，住在大连写作。我写了篇小说《咱们都是同志》，写的是朝鲜女兵救助中国人民志愿军伤员的故事。写好后交给团长田汉同志审阅。田老读完高兴地说：“小小年纪写女人还写得不错么！女兵金大姐形象生动，毫不概念化。八成你心里有个人作蓝本。”
这篇小说处女作发在北京文联的《说说唱唱》上。发表后主编赵树理同志对我说：“看来你能写兵，下个月正逢‘八一’，刊物要发篇纪念性作品，你再写篇好不好？”
我就写出了第二篇小说《成长》，是抗日战争故事，主要人物又有个女兵！老赵同志看了后说：“女兵写得不错，就是认不出她姓甚。别的字你写不清楚，我根据上下文能猜，这姓名没法猜。到底是个啥大姐？”我拿过纸写了个“茹”字。老赵同志看看说：“茹大姐？你咋想出这么个姓来，这叫我上哪儿猜去？”
那时我二十多岁。后来被划入另册停笔二十二年。小平同志的拨乱反正政策再给我写作机会时，我已年近半百。第一部中篇小说就是《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写了一群女兵。我对其带头人、班长周忆严描述是——
“周忆严今年十九岁，但看起来要大些，即使在比她大三两岁的人中间，她也像个大姐。她很少发火儿，至多脸红一阵，话语带点颤音。碰上叫人们狂喜的事，她也不会大笑大喊，多半把两个好看的嘴角弯上去，轻轻地在嗓子里格格两声……”
周忆严班里还有个比她小六岁的小兵，既不懂事又老气横秋外带调皮捣蛋。在艰苦战斗中周忆严以班长的严谨和母爱温暖竟把她调理成了合格的革命战士。
这几篇作品似乎只有最后一篇志鹃看过。这篇小说发表不久，她来北京开会，一见面就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女兵》我看了，写得不好。开头虚张声势，好像周忆严身上要发生多惊心动魄的情况，结果什么大事也没有，毫无精彩之处。”
过了一阵她忽然问我：“我只比你大六岁吗？不止吧。”
我说：“宿迁战役时我十五，你满二十一。”
她说：“我一直觉得比你大得多……”
过了一会儿又说：“你现在大了。《军长》、《那五》都写得蛮好嘛。写那些才显出你的特色来，不要再写什么女兵了。”
大概她没看过我另外几篇女兵的小说，因而提也没提起。
我直到最近才发觉这个女兵形象，在我作品中出现最早而又重复最多。我从没意识到这是志鹃姐的影子。把人物命名为“茹大姐”完全是下意识的。
我庆幸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请志鹃看这些作品。看了她肯定不喜欢。我写得不像，连她十分之一的面貌也没描述下来。我写她永远不会赶上安忆。
但是这篇文章我不能不写。不写我的心安不下来。我只能写我心中的茹志鹃，和别人眼中的她未必一模一样。我只想把自己心目中的茹志鹃记录下来，为怀念她的人增加点话题，给研究她的人留下点资料。
四
战争时期，革命军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密、坦诚、透明、平等。也争吵，也怄气，但说开就完，不搞你死我活的斗争。见不到敌意攻击、恶意诽谤、穿小鞋、放暗箭、脸上赔笑脚下使绊等丑行。我十五六岁时常受几个大同志数落、气恼、冷落，原因在我。他们无坏心也无恶意，充其量是用成年人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孩子的言行，恨铁不成钢。这是我成年后回首往事悟到的。在当时我却是很不服气，很愤慨。在逆反心理作用下还故意干惹他们生气的事，当然他们也有误解我的时候，我真的在做好事也被看成是逞能干、出风头。
平心而论，当年同志们对我还是够容忍的。假如今天有这样的孩子在我面前，我也不会喜欢他，我的态度也许要比当年人家对我强烈得多。瞧么，年纪不大，毛病不少，任事不懂，老气横秋，鹰嘴鸭子爪，能吃不能拿！叫他点汽灯烧坏纱罩；叫他敲锣敲断锣锤；唱歌跑调；演戏竟犯“舞台自由主义”。秧歌戏本就以唱为主，派他个主要角色，上台去没唱两句觉得嗓子不好，竟大声向乐队宣布：“别拉了，不唱了，改成快板。”弄得后台乐队无法伴奏，前台演员不会接词儿。团里开会批评这一错误，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定语。这叫什么？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自由主义？都欠准确。只好现创造个名词“舞台自由主义”！有时他也想干点好事，结果把好事干坏。部队住在老乡家，帮群众干活儿是好事。扫院子、打柴火都行，可他偏要给房东到井上挑水。沂蒙山区挑水用瓦罐，水没挑来罐子打了好几个，只好大家凑钱替他赔！战争环境中人们难免有些暴躁，责骂他几句无可厚非。
却也有人不恼怒，不发火儿，以更深的爱心来感化他。
这样的同志有：马旋，鲁萍……不止一个，总代表就是茹志鹃。
被骡子撞后有一天白天行军，碰到敌机轰炸，她跟我趴在一个坟头后边，敌机俯冲扫射时我们埋下头，敌机扫过后我们就聊天。她好像不经意地问我：“那天你为什么故意放声哭？”
我说：“疼的，骡子把我背上疮撞破了，我忍不住疼。”
她说：“头一声是没准备，忍不住，可一发现你就忍住了。正好这时有人出来批评你，一听批评你又故意放声哭的，对不？”
我冲她笑笑：“你看出来了！”
“这点鬼把戏还骗我？你跟他们故意赌气，是不是？”
我说：“我忍住疼不再哭，他们还骂我丢人！反正是丢人，那就哭个痛快。”
“我正要替你说话，可你这一哭我没法说了。”
我摇头说：“说也没用，反正我在他们眼里一无是处！”
“不，许多同志还是公平的。丁队长，马旋，顾绛，连小梁背后也说你有优点。”
“我还有优点？”
“从突围以来，你没掉过队。”
“这是应该的。”
“应该的事多了，并不是人人都做到呀。还有，在澄河边上，你跟小耿两人在河岸上放哨，前有洪水后有追兵，你毫无惧色，设法联络上胶东民夫，把我们大家都架过河来了，这应当算坚强勇敢吧？给你俩记一功也不算过分吧？”
我暗中得意，但仍用不在乎的口吻说：“嗬，照这么说我还不错呢！”
“你打锣用心时打得很好，汽灯也点得不错，演戏也入戏，既不忘词也不怵台。你还能编快板，填唱词，按你的年纪这也不容易。”
“可除去你谁也不承认我也有长处。”
“那是因为你尾巴翘得太高，引人反感，其实大家心理也承认你有优点。”
我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就算人家不承认，自己总还得承认吧？首先要自己看重自己！自己把成绩不当事，当着全队一哭鼻子，人们当然就只记着你的眼泪鼻涕，谁还记得你放哨值勤的样子？划得来吗？”
我不再嬉皮笑脸，有点难堪地把头枕在胳膊上了。
她眼睛盯着我继续说：“你的优点，要培养出来并不容易。你的缺点都是些屁事，注意一点就可以克服。叫小缺点掩住了大优点，不上算，好冤枉！”
我已养成条件反射，听到教训从心底反感。可是志鹃教训我，我却没有反感。听别人一说我就浑身发冷；志鹃说我却能从心底生出暖意。嘴上不说，心里把她的劝告接受了。
不久调整序列，男女分别编班。惟独把我从男同志抽出来，编进茹志鹃当班长的女兵班。后来又改回来男女混合，我仍留在她的手下（有人说是羽翼下）度过了解放战争的大半段时光。我一人调进她组时，队长一宣布就有人发出了笑声。队长特意做了解释：“这是茹志鹃同志建议的。她说女同志组确实需要有个男同志帮助做事，大家想想前天夜里行军的事，那就是个例子……”
连续雨季行军，同志们的大腿都被磨破沤烂，夜行军时男同志都“解放前进”。前晚走到半路要换向导，前边传下口令：“往后传，有穿着裤子的上来一个。”传遍男兵队伍没人应，传到女兵处才有人回话：“请男同志先穿上裤子，我们好上去。”传到一半，有人醒悟似地说；“男同志穿上裤子直接去找向导好了，还用女同志上来干什么。”
队长这样一说，没人做嘲笑状了。会后，丁队长把我叫到一边说：“今天你表现很好，有人笑你也没吵，这就是进步。”我说：“我服从命令。”我没讲茹志鹃已经给我透过信。头一天她对我说：“男女同志要分开编组，可我想把你调到我班里来。”我说：“我愿意。”她说：“你要想好，这班可就一个男同志啊，有人会说笑话的，你不要跟人吵！能做到吗？”我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她才去队部提的建议。
自到她手下我的日子就好过了。没有人对我再说刺话，我也就不再赌气斗嘴。怕给组里添烦，我也少惹是非。在男同志组时，别人都比我年纪大，我干活儿少点心里无愧。一夜行军走得腰酸腿疼，到目的地号房子抱铺草我就偷点懒。如今我是惟一的男子汉，不能女同志干活儿我反赖着不动。有一天我在泥泞中挣扎着打起摆子来，浑身发抖两腿伴蒜。茹志鹃过来要背着我走，遭到我强烈抗议。我赌气离开她跟马旋一块儿去走，虽然是由马旋拖拉着走完全程，但没叫人背。这样，在小组会上我就受到了表扬。我以前净受批评，一表扬浑身紧张，从此事事小心，不敢放任。我这摆子是隔一日一发，发烧时我决不声张。有一天我参加抱铺草，动作慢了点，并且喘粗气，茹志鹃马上伸手摸我的脸，摸完立刻说：“放下，你在发烧，为什么不说话？”我说：“我能干！”她瞪眼说：“我命令你坐在这里给大家看背包。”我站着不动，她两手按住我的脖子硬把我按在背包上，又打我一拳头，说：“气死人！”扭头就走了。我坐在背包上禁不住眼泪直流。我自小离家，几乎不知道什么是母爱，这一拳打出了我对她的信赖与敬畏。是一种小辈对长辈的依恋之情。
六位女兵带一个男兵，有些预料不到的麻烦。冬天地上铺个长草铺，既不脱衣又要盖被，我睡紧靠墙一头，茹志鹃睡我身边做隔离带，别人全在她的另一侧。夏天不大方便，有时把我寄存在别的班去。茹志鹃向人家声明：“表现不好你们就批评，别留情面。”又要对我嘱咐；“烧洗脚水，打扫卫生，上门板还铺草这些要抢着干啊，不要跟人家犯贫吵嘴……”
我嫌麻烦，就找个磨房、草屋或门洞等处，自己单独住。住草屋点油灯，茹志鹃不放心，就来跟我做伴。她有记日记的习惯，我一人占着一盏灯比跟大家挤在一个灯下方便。她记日记时要抽烟，我就坐在旁边给她卷大炮。
志鹃二十一岁已是成熟的大姐模样，我十五岁个儿又矮人又浑。她写日记我坐在一边替她卷烟，看上去大概挺奇怪。有天房东大嫂到我们住的地方抱柴烧，笑着问志鹃：“参军还带着你弟？”茹志鹃一本正经地说：“不，还有我哥呢，我们弟兄都在部队。”
大嫂点头说：“这也好，有个照顾。一来我就看出来了，他跟你是一家人。”
我没跟她商量，当着房东面叫了声“阿姐”。
她开心地笑了。房东走后她说：“老百姓不理解革命同志关系，说是姐弟她才懂。”
从此我有时就叫她“阿姐”，不久就有人反映给队里了：“这小邓旧意识还挺强，他管茹志鹃叫阿姐，多庸俗多肉麻！世界上是最高尚、最革命的称呼就是‘同志’二字呀！”
队长丁世贤笑笑，未置可否。
我把这反映告诉志鹃姐，她说：“别理他们。”五在我小说中反复出现“女兵大姐”是下意识行为。我从未有意写过茹志鹃（《女兵》除外）。很早我就发现自己眼里心里的茹志鹃跟别人看到的茹志鹃不完全一样。
有一次，几个男人背地里对女同志评头论足。有一人说：“茹志鹃最有女人味。”我听了立刻反驳：“不，她没有女人味，她好就好在最没有女人味。”那人跟我关系不错，就解释说：“我说的女人味没有坏意，你别瞎生气。”我摇摇头不想再和他争论。
我没觉得茹志鹃跟男人有何不同。她当班长发口令跟男班长一样雄壮。她不修饰，不打扮，不婆婆妈妈，不嗲声嗲气。她肩宽腰直昂头挺胸。鼻高口宽浓眉亮目，英俊豪爽。小事不拘小节，大事从容大度，为别人事争得脸红耳赤，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甚至她的缺点都与男人相似。男文工团员夏天嫌长裤太热，把裤脚剪去签个边作短裤。她也照样，而且连边也不签，腿上挂一圈流苏。女文工团员比男团员勤洗衣服，领子袖口要做个假的当装饰；茹志鹃洗衣周期和随便程度与男同志保持一致，领子袖口也无装饰。别的女同志领了津贴费要买鸡蛋洗发买头绳扎辫；她买纸买墨水或买烟买吃食与大家共享，洗头却用锅底灰滤水。有一天白天行军，女同志的头发都梳得又齐又亮，就是她头发乱糟糟，连耳旁的一绺都没扎一下。男同志们就指手画脚哧哧发笑。休息时我对她说：“把头发梳一梳扎起来，乱死了！”她用手梳了两下，把挎包翻了翻，两手一摊说：“没有毛线了。”我说“我找小梁要去。”她说：“不用去，我有了。”低下头把她的短裤撕开条缝，然后围着大腿撕下一条边来，抬手系在了头上。本来小声笑的人反倒变成大声笑了。我赶紧替她解释：“昨天刚洗过短裤，干净的。”
这是小事，在大事上她更不亚于男子汉。我小时对共产党员崇敬，都是从熟识同志处受到身教而得来的。除丁峤给我较深的教育外，我最多受益于茹志鹃、马旋、鲁萍几位同组女党员。朝夕相处，谁也作不得假，我看到她们的品质和本色。
鲁南突围路远山遥，同志们结成伴互助前进。茹志鹃看见马旋背起发烧的小梁她也要背着我，遭到我严词拒绝，只好拉着我的手前进。一连几夜没停脚，我困到了极点，一边走着我就睡着了。她把我叫醒说：“打起精神来，你这样比叫我背着还累！”我见她累得那样心中有愧，就甩开她的手说：“你叫我自己走，我就睡不着了。”刚放下我的手，看到一位外单位女同志走不动，她又把人家背起来了！
她关心人并不限于本单位。有天中午吃饭时，我们正坐在路边从粮袋中抠煎饼渣，走过来一个伤员，左手用绑腿吊着，右手拄着棍，站住脚看了我们一阵，叹口气又继续往前走。茹志鹃立刻追了上去问那位伤员：“你是不是想吃点东西？”伤员说：“是啊。可我看你们袋里粮食也不多……”茹志鹃立刻把袋里煎饼渣全倒出来捧给了伤员。这工夫马旋也赶了上去，问了几句话，听说他是挂彩后从敌军包围中冲出来，已和自己部队失去联络，连伤口都没来得及处理，赶忙找出红药水和自己带的绷带，给他上药包扎。此后几天，这伤员一直尾随我们左右走路。休息时茹志鹃和马旋就给他送食物，为他整理绷带，但因没有药物，无法治疗，伤员的胳膊一天天变黑，渐渐委顿，直到一天歪倒在一棵树下再没起来，我们无力带着他前进，只好低下头从他身边走过，可是茹志鹃和马旋却走到他身边，一个把一包干粮放在他身旁，一个替他拉了拉衣服，擦擦汗水，又把绷带整理好才说了声：“再见。”那伤员用低得听不清的声音一直在说：“不用管我了，好同志，快点走吧。”
越过津浦路后，天气转晴。我们遭到敌机轰炸，被拦在马坡村四个多小时。黄昏后敌机返航我们上路，出了村就是湖边，在没胸深的湖水中又摸索着走了几个小时，我们天亮赶到澄河边上，部队早已过河西去了。连日大雨引起山洪暴发，澄河水陡涨，我们已经无法过河了。这时前有洪水，后有追兵，面对河水中漂滔着人体和马尸，同志们脸上不由得露出惶恐。
丁队长率大家撤到堤岸下小村，先开党员会，后开全队会，说明目前情况的危险性。敌军追兵离我们不到二十里，洪水挡路无法渡河，我们只有当机立断，做最后一次轻装，准备留在这个地区打游击，等我大军反攻回来再返建制。但是我们只有两支手枪一枝马枪，还有几位女同志小同志，打游击是不容乐观的，因此会游泳的同志尽可以自行过河去追赶主力部队，不必跟大家一起冒险。他只希望会游泳的同志发挥阶级友爱，能带几个女同志和病号过去……
有人就说：“丁队长你患肺结核，要带人过河就先带你。”
丁世贤掏出手枪说：“大家看，我这枪里有三发子弹，两发是打敌人的，最后一发留给我自己。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没过河，我决不过河。还是带女同志先过。”
茹志鹃和马旋说：“别的女同志先过，我们跟全队战斗在一起牺牲在一起！”
所有会游泳的同志都拒绝过河，最后决定全队同生共死。老丁接受大家意见，下令马上做饭吃饭，派我和小耿立即到河岸上值勤望，尽量寻找、发现友邻部队共渡澄河。
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我俩居然发现一支掉队的胶东民工还没过去，他们把扁担扎成架子，叫我们用手攀着架子，他们游水，硬把我们架过去了。
我们离开部队太远了，过河不久就遭到了青纱帐中还乡团的狙击。丁世贤一边虚张声势高喊：“一排向左，二排向右进行包剿！机枪赶紧架起来……”一边小声催：“快跑，快跑！”马旋拉起我的手就跑。茹志鹃却掏出她的那枝从没响过的小手枪，闪身出队在一旁催促别人前进。我说：“你快走呀。”她说：“我有枪，应当做掩护……”
在战场上她哪有什么女人气呢？
她的大度和宽容更令我永志难忘。
我们突围到鲁西南杀了个回马枪，在沙土集消灭了段霖茂的五十一师。情况好转了，主力部队到黄河北休整，我们却接受又一项艰难的任务：暂时脱离建制，留在“豫皖苏边区”做开展工作，武装土改。
这个地区情况，茹志鹃在她的《三走严庄》中有过“客气”的描述——严庄不算是个新区，这个地区武装力量不够强，还残留了一部分政治土匪，他们勾结地主，经常有活动，甚至半夜抬了铡刀进村找村干部。因此，这地区的土改工作就有点特殊，农民一方面迫切要求土地，一言面又有顾虑，不敢要土地……
我说“客气”，是指她重话轻说了。这里是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交界。我们去的县叫“沈太鹿”，就是沈丘、太和、鹿邑三县交界处，黄泛区苦地方。熟土已被黄水冲光，留下来瓷板样的僵土，寸草不生，连蝗虫也难以存活。历史上以出陈胜、吴广等农民起义军出名，近代则成了土匪老窝。我们去时绝非只有“残留的土匪”抬着铡刀找村干部，而是成股土匪跟我们打游击战。我们平日只靠仅有的二三枝手枪和一支马枪自己保卫自己。男女同志搭配为伍，日夜站岗放哨，所以茹志鹃小说中有“这天晚上轮到我上半夜放哨……”的话。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每人承包一个村，从发动群众起到分田分地止全部任务一包到底，在二十天里完成。
我承包的村距全队驻地三里路，怕遭土匪袭击，太阳出来后进村，太阳偏西就回队。秋末冬初白昼最短，每天做七八个小时工作。二十天要改变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土地制度谈何容易！开始阶段访贫问苦，培养积极分子，讲解“土地法大纲”。茹志鹃抽空来现场为我助阵，这一段也还算顺利。进入到分浮财、斗地主时就吃力了。有的农民到外村分地主浮财争先恐后，在本村分地主土地时就往后退缩；有的农民背后诉苦声泪俱下，叫他跟地主面对面算剥削账又不肯出头。恰好进入评定成分，自报公议，三榜定案，平分土地时，传来不幸的消息：率领我们来的民运部长带着警卫员去界首集的路上遭土匪伏击壮烈牺牲，被截手断肢，脑袋挂在道边树上！听到这消息农民就打起退堂鼓来。这个说他要给亲戚帮工盖房去，那个说要赶着编点筐子卖钱，连开会都召集不齐人了。积极分子告诉我：土匪给村里传话，谁跟着共产党屁股转，工作队一走他们就回来算账！我就开会给大家讲大局形势：“我们连国民党的正规军都整军整师的歼灭，这点毛毛土匪能翻天？”我说时群众也就应和着点头。我说完要大家自报人口地亩，准备造册分地了，转眼间人溜走了一半，剩下一半还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我心头火气直往上冲。心想：“我们共产党拼命流血解放了这块地方，帮你们打倒地主土地还家，地是分给你们又不是我们带走。怎么倒像我在求你们办事？我讲得口干舌燥，你们连句话也不说？我着急的是，别的同志所包的村都到了划界立标阶段了，我连分配方案还没定下来，相形之下不更显得我鹰嘴鸭子爪了吗？”一气一急逼得我想出个坏点子，要将他们一军，我装作大度地说：“总这么愣着不是办法呀？时间有限，别耽误工夫了，这样，凡是觉得没地也过得去，不想分地的可以退场。谁愿意要地谁留下，留下的人咱们再仔细商量分配办法。”
这话一说，会场震动了一下，就静得连掉个针也听得见了。全屋人沉默了有四五分钟，忽然那个要给亲戚盖房的人咳了一声站起身来，向我赔了个笑脸，低头出门走了。随后编筐织席的跟着也走了，于是三三两两，接连不断站起来走，没多久一屋人全都走出去了。
剩下三两个积极分子看看我，互相咬咬耳朵，叹了口气，不知说什么好，居然也一声不响地走出了屋子。偌大一间空房子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一下傻眼了。想叫人再把大家召集回来，回来又能怎样？只好回去向茹志鹃如实汇报，承认自己真没本事，叫别人来吧。
我由衷地承认做错了事，垂头丧气做好挨批评被嘲笑的准备。
茹志鹃听我说完，先问我：“情况还有谁知道？”
我说：“别人我还没见着呢。”
她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去跟魏峨商量一下，你在这儿等我，先不要跟别人谈这件事。”
过了一会儿，她背着挎包回来急急地说：“走，我跟你一块回村去。”
刚走出村口，我村两个积极分子迎面而来，对我们说：“我俩正要找你们去，你们来了，太好了。”
他俩说我走后农民又聚在一块儿谈了起来，地谁不想要呀？就怕新四军一撤走，中央军来了脑袋要搬家。一听邓同志说不要地的可以走，有人想：走也好，要是土匪回来，退出了会场就没责任；要是新四军坐稳天下，该分地走了也会分。这样他们就走了。别人看他们一走，又怕留下的人越少分担责任越大，土匪报复也越狠，不如跟着走出去，因而大家都离开了会场。邓同志走后大家又聚在一块儿谈起来，听说别的村正嚷嚷地不够分，要是听邓同志一说这村人不要地，上边把俺村的地给外村分了，可后悔不及了……
我们赶回村时，会场里早坐满了人，连刚才没参加会的人这时也来了。
宣布开会后，茹志鹃抽着烟跟大家聊天似地谈起来，她的口音有人听不懂，我替她翻译。她说：夏天，刘邓大军从这里开往大别山，敌军想拦，叫咱在羊山集一下消灭了几万人，这是你们亲眼见的吧。刘邓大军走后我们华东部队过来，他们又想追，沙土集一仗我们消灭段霖茂一个整编师，这也是你们看见的吧。蒋介石的美械部队我们说消灭就消灭，几个毛毛土匪我们治不了？朱部长遭他们暗算不证明他们有力量，只说明他们在垂死挣扎。我们工作队就驻秋渠集，他们怎么不敢明着来？因为我们有大军在背后撑腰！耕者有其田是党中央的政策，早晚全国都要实行。如今你们周围村子都要土地还家，还组织起民兵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别的村老少爷们敢分地不是少个心眼儿，是对时局看得清楚，敢跟地主土匪斗争……
她说完大家议论了一会儿，几个积极分子一带头，人们都表示愿意要地了。茹志鹃叫他们马上自报公议，农民们竟早有准备，谁家有几口人，现在有几亩地，按全村地亩数平均还少几亩地，都说得头头是道。个别糊涂的也有，大家替他合计。没费多长时间就拿出个草案来，有了这个基础，改日再仔细平衡就容易多了。
散会时已明月当头。农民们扛着铁锹、镢头为武器，把我们送回队里。队长章烙、丁峤问：“什么事弄到这么晚？正要派人去接你俩呢。”我正要回答，志鹃抢先说：“制订分地方案正在兴头上，大家情绪甚高，我们不好半途休会……”
回到住处只剩我俩时，我对她说：“我真丢人，我愿意写检讨。”
她说：“要写检讨应该我先写，这任务对你过重了，我没及时了解情况，给你帮助，出娄子责任在我。”
我说：“你这么说我更惭愧。”
她说：“接受教训就好，外边工作不同于在团里，要想到自己是代表新四军说话，不能凭情绪干事，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农民正有顾虑呢，你叫不要地的人退出会场，那还不就把你一人晾在那儿了？”
我说：“我先写个检讨给你看看。”
她说：“先忙工作，这件事不必再嚷嚷，写不写听我的话。”
土改结束时我还受了表扬，没有人再提这件事。但我自己并没忘记，为了不叫志鹃姐操心，我做事谨慎些了。而真正体会到她包揽过失对我的重要性，是过了几个月之后。
陈毅司令员发现文工团老一队不知落在何方了。入冬以后他派骑兵到豫、皖、苏各县寻找我们，赶在过年之前叫我们归还了建制，领到棉军装，补充发装备。
不久部队开展了“三查三整”运动。对这次运动的整个情况我无权也无意评说。我只说在我们某些部队里是出现过极左情绪的。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居然要有“贫雇农小组”参加领导。有的“贫雇农小组”还要把地富家庭出身的同志当革命对象来“分浮财”。指战员们要开会检查“地富思想残余”。那时没有“上纲上线”一词，却有其作风。某女同志恋爱过一两次，非认识到这是“非贫雇农思想腐蚀革命军队”才能过关！
试想一下，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如果有人提出我把贫雇农赶出会场，破坏土地改革，该是个什么后果？幸亏有姐姐袒护（我只能用这两字），没人追究这件事，只要我检查把唱歌改成快板的严重错误。承认“这个错误造成一部分指战员军心涣散，我在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就放我过关了。
数月后上边下了“纠偏”指示，把过左观点全部推翻。从纠偏情形看，我们班是问题最少的。茹志鹃主持整风，尽力宽容大度，避免伤害同志，有人说点过头言论，她会上不予反驳，会后也不给汇报。官不究民不举，造成误伤最少。
“纠偏”时我问志鹃姐：“我客观上帮助蒋介石那话也应该纠吧！”
她说：“屁，你以为我会拿你那话当回事呀？你帮助蒋介石，还能叫你完成特殊任务吗？”
当时人人检查过关，个个愁容满面，想抽烟又没钱买。茹志鹃见我检查完没事干，开会总打哈欠，就跟大家商量，是不是可以叫我替大家到田里捡碎烟叶去。当地家家种烟，收完烟掉的碎叶随风乱飘，满地都是。大家正没烟抽，全体赞成，于是他们愁眉苦脸做检查，我在外边自由捡烟，回来后就坐在一边给大家卷高射炮。有关领导问茹志鹃：“有的班反映，小邓不开会光捡烟，有这事吗？”茹志鹃说：“有的同志检查的内容，他这年纪听了不好，怕有副作用，我故意把他支出去的。”
其实捡烟也有副作用，有烟没火，他们抽烟还要到灶膛里把烟点燃，我借此机会堂而皇之学会了抽烟。
六
老战友郭卓在《哭志鹃》一文中写道：“越是受气的娃子你越要护着，邓友梅就是一个。你总算把他帮带出来了。”
确实是她帮我走上了读写之路。
我只读过四年小学，没养成读书的习惯。在文工团我担当过“提词”重任。提一次词念一遍剧本，连提几场就背下来了。背多了就能照葫芦画瓢“搞创作”。1946年蒋先生撕毁“双十协定”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引起解放区军民愤怒。我编了个化妆相声《国大代表》，演出后张拓同志觉得不错，给我在新四军内部刊物《歌与剧》上印了出来，还发给我一斤花生几个柿子作稿费，成为我首次印成铅字的“处女作”。此后我就常写个快板唱词供即兴演出，但既没读书也没想写文章，只想当个好演员。不料十六七岁到了变声期，唱歌高不成低不就，戏里小孩角色本来也不多，我只能点汽灯打锣管小道具，很有点苦闷。这时我到了茹志鹃班里。
不论行军多累，茹志鹃都要写完日记再睡觉。女同志集中住，她点着灯影响别人休息。我一个人住磨道里单独有盏灯，凑到我这儿写正好。嘴上也说：“我写我的你睡你的好了。”她抽烟写日记我没法睡，就坐在一旁给她卷烟，于是她又说：“你少睡点也可以，越睡越懒，利用这时间读点书吧。”便找出本书扔给我。由半强制渐渐变成自愿，终于有一天没书可读我感到手足无措了。茹志鹃总背着书。突围前下令轻装，她把军装被单都扔了，就没扔日记本和书。她总是得到新书再扔旧书。所谓“新书”是指没读过的书，不是新版书。这些书来路不一。有和平时期从上海、济南带进来的，有开战后从敌军手中缴获的，也有打扫战场时捡的。不成系统，五花八门，好在队里对读书也没定什么规矩。革命的、进步的、不革命的、不进步的全可以看。大家立场倒极坚定，没发现有人受到精神污染！
我读完一本书，茹志鹃会向我提问或跟我讨论。我读完鲁迅的《野草》，她就问：“什么地方给你印象最深？”
我就背书中一段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外一株也是枣树……”
她笑道：“不错，背下来了，明白意思吗？”
我说：“没别的意思，就是有两棵枣树。”
“那为什么不说‘两棵枣树’，而要说‘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
这一下把我问傻了，原来只觉得很有趣，没想到为什么。
“这叫强调。”她讲解说，“‘有两棵枣树’这么写给人印象不深。记着，这就叫强调……”
这是我平生第一堂文学课。
《红萝卜须》是一位法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写的是一个受人歧视的小孩的故事。我看过后她叫我说说感想。我说：“大人对小孩不公正，看来全世界都一样，这书把受歧视的孩子的心理写得很真实。”
茹志鹃说：“可是有地方写过头了！红萝卜须为不被人爱而苦恼这可以理解，可是他看老师喜欢脸色红润的孩子，就抓破自己的脸，把血抹一脸，对老师说‘我也有个红脸蛋！’这就过分了。把小孩子写世故了，不值得同情了。写文章要讲求分寸……”
本来我对这一段还蛮欣赏，她这一说我也跟着改变自己的看法，并且记住了写文章要讲求分寸。
不管我后来又形成了什么观点。但读书除直觉感受还要做理性思考，做技术分析，是从阿姐志鹃处受到的启蒙。
那时候，我觉得茹志鹃讲话句句是真理。她的某些观点，不管对不对我都接受，有的甚至影响我一生，哪怕后来从理性上我已发现不妥，感情已难改变。我读半本《红楼梦》时，她说她不喜欢林黛玉，又娇气又是非，小性子，群众关系极差。倒是薛宝钗说话有分寸，做事顾大体。要说性格坦诚直爽，黛玉也比不上晴雯。解放后我进“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正赶上研讨《红楼梦》高潮。认真学习后我当然接受作者曹雪芹对薛、林二人的定位，但感性上仍摆脱不了志鹃给我的影响。我不知志鹃自己是否一直保持她原来的看法。我未见她公开谈过这个题目。
学着写日记，也是她下的命令。那时我们没有“体验生活”这个词。上前线，下部队，参加战斗，进行采访，都叫“收集材料”。有一天我问她：“你每天记日记，都记些什么呀？是不是下部队收集的材料？”她说：“不是，是每天看到听到的新事，有些以后创作会用上，不记下来怕忘了，用不上练笔也好。你也应当学着记。”
我说：“天天行军，我没看到什么材料。”
她说：“天天记，你就会注意去找材料了，不然有的事发生在我们眼前，不经心也看不出意义来。”
我听了半懂不懂。
打完“豫东战役”，我们缴获一些白报纸，她缝了个小本给我说：“你拿去学着记。你编快板、写唱词蛮有灵气，以后可以往创作上发展。”我说：“我不知道要记什么。”她说：“什么感兴趣就记什么好了，就算练习写作。”
在她督促下，我终于养成了每日必记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淮海战场日记》，只是《文艺报》在发表时把题目改成《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了。“编者按”说这篇作品是“用日记的体裁，朴素地却是生动地报道了战场上文艺工作者的活动，实在是一篇值得推荐的文章”。
在文讲所时我曾把部分日记送给导师张天翼看过，在他指导下又演化成“生活手册”。部分内容也曾在《文艺学习》上发表。因“文学讲习所”被看做跟丁玲有密切关系，“文化大革命”中这笔记本就成了“文艺黑线孝子贤孙”的“罪证”，才知道日记还有帮助定罪的功能。听说“文化大革命”每过七八年要来一次，这毛病还是改了的好，从此把这个“坏习惯”改掉了。不仅不记新的，抄走的日记退还回来也把它都烧掉了。
事情难免挂一漏万，近日翻寻旧物，意外发现一个漏网的旧的小破本子，上边竟残留着几页日记。其中一天记事如下：
八月五日
真是该到我的末日了。一、二团不久要合编，茹志鹃要走了！
我的惟一的亲人，惟一的了解我的人走了，此后我要成为孤儿了。
以后（路）好坏只有自己去走，再没有人扶持你、帮助你、爱护你了……
这些话今天读来我也害臊脸红。哪里像个军人！哪里像个十几岁的男子汉？但事实终归是事实。在那艰苦的岁月中，志鹃给我的保护与关怀带有极深的母爱性质。以前我们都没意识到也决不会承认，今天我发现对她的依赖感和崇敬心正是一种亲情表现。
日记没有年份，从纸张看是1948年夏我们打开封得到的道林纸。事实上茹志鹃并没有调走。我们一直打过淮海战役，强渡长江，解放上海，进驻南京。建国之后，还是我先离开了华东野战军文工团。
七
残留的1948年日记，使我想起那个战斗频繁、工作多彩的年头。年初我们被骑兵从豫、皖、苏边区打回部队，不久就打响豫东战役，一口气解放了许昌、漯河、驻马店等城市。陈、粟首长为防骄傲情绪，命令文工团排演话剧《李闯王》。在本部队演完，又带着此戏去慰问从大别山回来的刘邓大军。开始和刘邓大军并肩作战，打洛阳，取开封，战睢杞。济南战役时排演苏联话剧《前线》。济南一解放，陈、粟首长在曲阜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我们为会议演出《前线》。会议一结束我们立即投身淮海战役。
解放战争中，茹志鹃只在这一年上台演过戏，《李闯王》中扮演“长屏公主”。我认为演得蛮好。别的不说，用一口浙江腔的“国语”把不太口语化的台词念下来就很不容易。可显然别人有不同看法，此后排戏就没她的角色了。数年后我从一本书中看到对茹志鹃演戏的评论：“演公主的女演员高举着两只手走上台来，好像缴枪投降……”我才知道为什么再没见她上台演戏。此书作者就是茹志鹃的丈夫，我们的业务教员、导演兼作家王啸平！
演技好坏并不影响茹志鹃的威望。越是革命紧要关头人们越是重视人品。她一身正气，不骄不娇，既没有搔首弄姿、扭扭捏捏的做派，更没有鼠肚鸡肠、嘴尖舌巧等恶习。她的精力全倾注在写作和工作上。鲁南突围中她一边拉着我行军一边顺口编出个歌词：“跑得凶打得好”，突围成功后得了奖。淮海战役中，她不避艰险，炮声一停就冲到战壕去“收集材料”。拿下徐州，她带郭卓等到铁路上熟悉生活，写出《800列车出动了》，成为前线剧团第一部写工人的剧本。刚从铁路回来，大军奉命南下。过黄桥，下扬州，占六合，渡长江，打守江顽匪，庆江阴起义……一路上茹志鹃赶写宣传材料，做街头宣传，忙得不亦乐乎。但一进上海，就又忙着到刚接收的被服厂去“收集材料”。她告诉我说：“我们要从头学起，到赶快熟悉城市工人的生活，不然就要无用武之地了！”
她成为我前进的坐标。我虽然学不到家，但尽量在做人和作文两方面按她的模式学。本来想做演员，她分析了我的长处与不足，认为还是往写作上努力有希望。我觉得她说得有理，便在本职工作之余学习写作。通讯，散文，鼓词，故事，什么都写。写得多了发表的也多些，终于引起有关领导的注意，刚庆祝完开国大典，就给了我到首都北京接受培养的机会。
初到北京时，我每星期都给志鹃写信。看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出了一种笔记本，每一页都有一幅作家艺术家的肖像和一段名家语录，我拿出一个月的零用钱买了一本寄给她。她来信夸奖我：“小弟，只有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我高兴极了，以至舍不得用它。”我还想给她买个铜狮子式的图章，但因为没钱没买成，特别记在日记本上，以防有钱后忘记。这些东西当时在我眼中都是高贵的奢侈品，是我自己不敢用的。买给阿姐，尽一点孝敬之心。
由于在部队时打下点生活底儿，到北京后受到些文学熏陶，在“文学讲习所”又受到较正规的文学教育，此后几年我连续发了点作品，多少引起注意。茹志鹃非常高兴，不断写信夸我赞我，甚至说看到我一步步追她，超过她，她由衷的高兴，比她自己写出好作品还高兴！其实她的成就比我高得多，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只拿进城头几年说：1949年《南京文艺》一创刊就发表了她的剧本《800列车出动了》；1950年上海《文汇报》刊载了她的小说《保栋梁与金凤》；过了两年她的话剧《不拿枪的战士》得了军区的二等奖。她就是这期间结的婚。解放战争中她就和王啸平要好，所以那时我就认为王啸平是我们团最有修养的艺术家，最有风度的学者，最出色的男人！进城不久王啸平就出版一本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艺术的书，我特意向于是之等朋友推荐。于是之笑着问：“作者跟你有什么关系吧？”我说：“按理我应叫他姐夫。”于是之还真在团小组会上向人推荐说：“这本书可以买来看看，是邓友梅的姐夫写的。”啸平和志鹃的感情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当然也闹过矛盾，还在他们“搞对象”时期，有一次茹志鹃生气地说要断绝关系。我很担心，又不敢劝阻，我一张嘴她就说：“大人的事你不要发言！”茹志鹃也有最信任的人，就是老大姐魏峨，我就找魏峨告急，要她劝志鹃不要跟啸平告吹。魏峨听了笑道：“你还挺操心呢，放心好了，他们不会断的。”作品得了奖，跟恋人结了婚，好事连连，刚进城这两年应该说是志鹃最顺当的日子。
以前我总认为茹志鹃是最不像女人的，但1951、1952年她给我的信上，谈家务谈孩子的内容就多了。大女儿安诺满月时，她寄来一张小孩照片和一封长信，照片后边还写道：“我的漂亮的小玫瑰花！”
1955年我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到南方旅行，专门到南京看望她。在“马标”他们家里没见到第一朵小玫瑰花却见到了更小的一朵玫瑰花，她正裹着尿布在小床上爬，我伸手抱了起来，志鹃说：“小心她会尿你一身。她叫安忆！”
志鹃虽然很爱孩子，但不黏糊。稍坐一会儿就和啸平两人陪我去游明孝陵和中山陵，在中山陵前我们拍了一张合影，相约以后每年见一次，没想到从此一别二十多年。
我被划入另册后，看到志鹃姐一步步向文坛高处攀登，是我最大的安慰。我见她的《百合花》和茅盾先生对其评论同时在《人民文学》发表，尽管我正处在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时候，还是厚着脸皮给她写了祝贺信。她回信没多说自己，除了说对茅盾先生的评论感激与惊喜外，更多的是谈我。她责备我不给她写信：“小弟，你要相信自己。跟我都断书信，说明你丧失了自信！”
尽管如此，我仍然没再给她写信。后来见到丁峤，她说茹志鹃出国路经北京时再三打听我的下落。有的说在十三陵挖河，有的说在延庆开荒种地，没人知道准消息。六十年代我摘掉帽子调往东北。郭卓去东北组稿听说我在当地，找到了我，一见面就说茹志鹃一直挂念我，要我给她写信。这时我才知道王啸平也被错划，只因是归侨，没离开上海就是了。不久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九死一生，我终于熬到了邓小平同志出来扭转乾坤！1978年5月，我接到传呼电话纸条，按纸条上的号码一拨电话，听到个令人心悸的浙江腔的女人声音：“喂，你是小邓吗？”
我已不记得是怎样跑到那个招待所去的了。看到茹志鹃、郭卓如天神下降站到我面前时，我弄不清是真是梦，也意识不到自己该做什么和该说什么。在一旁的郭卓看得清。她在《哭志鹃》一文中写到那次见面说：“死里逃生出来的姐弟俩，紧紧拥抱，贴脸……战火中血肉凝结起来的感情，深不可测……”
志鹃要到我家里看看。当我领她走进我孤零零乱糟糟的住所时，她把眉头皱成了一团。不等坐下就打听我的境况。听说我已妻离子散，并已被迫“自愿退休”，她什么都不再问了，用手支着头仰首看天，半天没说话。
为缓和气氛，我说：“阿姐，我们多年没在一起吃饭了，今天我要给你做顿饭吃。”
她说：“好的！”
我买了肉和黄酱给她做炸酱面。我做饭她站在旁边看，越看越不放心，不断发出疑问：酱不是这样炸法吧？这菜煮熟了吗？面怎么这么粗呀？我发现她有些女人气了。我想办法叫她安心坐下，从床下找出一沓我写的文字：“你坐下看看这个好了。”
她问：“这是什么？”
我说：“有天我上街，听到商店里收音机广播陈毅军长去世了，心里非常难过，回到家一肚子话找不到人诉说，就写在了纸上。只为宣泄自己的感情，没打算给别人看，所以没头没尾。”
她一看稿子就再也没出声。等我把饭做好，叫她把稿子收拾起来吃饭时，她用手按住稿子说：“喂，你把它改成小说吧！”我奇怪地说：“没人会发表我的作品，改小说做什么？”她沉稳地说：“你改出来我拿去试一试。不说我们认识，争取先发出来。万一发表后有人反对，就承认情况调查不细，疏忽大意……”
我考虑有没有必要叫她为我冒险。她拉住我的手说：“你才四十多岁，既没工作单位又没事可做，这怎么行呀！试一试，也许能打开一条路呢！我是来开文联理事会的，会上一致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据说大有来头。局势会往好里转，我们能见面就是好兆头……”
我匆匆整理成一篇小说，叫她带回上海。但二十多年除去思想汇报和认罪书，别的没写过，已不会写小说，改得不成样子，她看后很失望，立即退回来叫我再改写一遍。信中写道：“我相信你能改好，你也要相信自己能改好！”
八
茹志鹃退回稿子叫我再作修改，不久又写来第二封信——“小邓弟：你可以慢慢地、精心地修改了，看样子你和王昊这一组纪念陈老总的稿子要放在七月份了，五月要纪念毛主席的讲话，主要发现代题材的东西。另外，我把你给我写的工厂（劳改时所在）名称交给了管政审的同志，可能去函调。我不知这个单位会不会跟你过不去。由此一想，越感到你有个工作的需要，非常迫切。原作协秘书长孔罗荪同志可能去北京工作，我请他帮助你。此人十分热情。他认为你需要工作，就是为创作也需要有个工作单位，户口问题也是有了单位才好解决。
上次我去徐州，是为了我女儿的事，经过努力，她可能调回上海工作。特告。”
这个“女儿”就是安忆。大概没人知道在同一时间里志鹃伸手拉扯起两个作家。
我重新改写了小说，把稿寄给了她。她回信说——
“接到你第一次改的稿子，我苦恼了三天，也动手整理了，但是想想还是不行，接到第二次改的稿子，看后才放下心来——邓弟，从这篇稿子看，你的水平比‘有的人’高得多，高得多，为什么你总要把自己贬得这么低？气人！”
我写信告诉她，我正在构思一篇写女兵的小说，但尚未成型，待有了眉目时再向她报告。
我劳动过的工厂对我不错，很快给调查信回了话：“此人在改造中没有发现新的罪行。”稿子决定七月份发出。茹志鹃寄来清样给我看。她认为我原来起的名字不好，她也起不出好名字来，她请编辑部同志全体动脑筋，一气起了七八个题目，最后从中选定的题目是《我们的军长》！
信上说：
“大作深得我们上下一致的赞扬，我很得意。只是觉得你下面一篇还没写出，你又没有其他的事情，为什么偷懒如此？该打！我要你放排枪，意思就是一篇连着一篇。为什么不赶一赶？我希望九月号的《人民文学》上见到你的《女兵》。再不能掉队掉下去了。”
1978年7月号的《上海文艺》又出现了失踪多年的“邓友梅”三字和他的小说《我们的军长》！我拿着这本刊物止不住热泪滚滚，对着南方放声说：“阿姐！我谢谢你了！我该怎么报答你！”空喊听不见，我急急把这几个字写下来，寄往上海。
这封信惹得她大怒！她来信责备说：“每来信必感谢，实在有些不必要。文章是你写的又不是我写的，何谢之理！而且竟然说出报答的话，岂有此理！简直有点‘四人帮’的帮风！”发过脾气，她又转回来督促我的写作：
“我认为你现在需要准备一些写得像这一篇那样的好小说，你需要放一个排枪，《上海文艺》、《北京文艺》、《人民文学》连发三篇……”
“你的那篇大作，已有了强烈的反响。九月份准备发表评论你的作品的文章。现在我有一个矛盾，就是你手里那个《女兵》，从你的角度考虑，是给《人民文学》发表有利，但从我们刊物看呢，当然很欢迎。只要我一开口，你是不会拒绝的。我怎么办呢……我考虑再三，我还是不开口。首先我是姐姐，然后是编辑。不过你快点吧。在我们九月号评论你的同时，就在《人民文学》发表吧！”
在为我文学上的复出绞尽脑汁的同时，她还为我的家庭生活操心。到我家来时，临走对我说：“写作有点头绪后，婚姻问题也要考虑一下，总不能就这样一个人过下去。”
恰好在我改第二遍稿时，婚姻问题也要列上了日程。我在信中向她做了报告。没有明说，只说有个人愿意陪我远离都市，过乡间生活。我如今最高的愿望就是远离城市的嘈乱，平静的乡村中有几间房，种上十几棵果树，自由活动于黄土蓝天之间，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可能她已听到什么风声，信寄出不久，就来了回信——小邓弟：
本来我想等我把你的稿子整理完，拿出插图以后再给你写信，现在实在耐不下去了。
小弟，我对你的下半辈子是关心的。现在你在政治上已熬到一个转机，那么我希望你不要把另只脚陷进生活的烦恼中，几间房、十多棵果树之类的田园诗是符合了你目前的遁世思想，我看了稿子后觉得你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又对生活看得较深，总以为你是相当成熟了。但是看来一个人是复杂的，你有成熟的一面，也有极幼稚、极小资的一面。
我多么想有一种防护屏障，把你保护起来，不受侵害，但是我能把你藏到哪儿去呢？
以上有些话，我也许将得罪某个人，但是为了保护我的弟弟，也就顾不得了。
经过一番颇费周折的思想斗争，我改变了生活计划。她听说后长吁口气才放下心来，严肃地对我说：“你老老实实，需要一个普通的、忠实的、后勤的、安适的后方。把生活稳定下来，腾出手写作吧，偌大年纪了，谈恋爱也不能占太多时间。”
不久，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我们的军长》荣获了一等奖，成为我获得文学第二次生命的象征，是志鹃姐最先伸出手把我拉回文学天地中来的。
随后我找到了情投意合的妻子，建立起一个和睦温馨幸福的后方。
在半个多世纪里，不论是我的事业还是我的生活，志鹃阿姐一直地默默在关照着。
进入新时期，她边做编辑边搞创作，在不断发现新人、推出力作的同时，她写出了《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不模仿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好小说。正当看到一个茹志鹃新文风越来越鲜明之时，她却心甘情愿地把精力放到上海作协领导工作上去了。所以老战友郭卓写的《哭志鹃》文章一开头就说：
不该放松你的笔，
不该宦海去浮沉，
海啊海，那是弄潮儿的圣地，
那是可以没顶的汪洋。
其实，志鹃自己何尝不知道这对她是极大的损失和磨难呢？我曾问过她：“你干嘛要担任这工作，这会影响写作的。”
她说：“我想为年轻人创造点条件，叫他们早点出头。他们有才能但缺少经验，要有人帮助解决困难才能闯出一条路来。我愿意为他们铺路。”
九
写到这里已是第九章，事勿十全，到九应该收场了。
写这文章，我心中出现的不只是一个茹志鹃。写这文章，也不只呈献给茹志鹃，有一长串名字和久违了的面容从我心底升起，都是关怀过我、培育过我、爱护过我的人。我们曾手拉手从战火硝烟中冲出昨天，创造今天，也期盼明天。岁月无情，光阴似箭，我们有幸参加演出的“二十世纪”悲壮喜剧已近尾声，虽有次序先后之别，作为总体，我们已到谢幕退场的时刻了。借此机会我向已退场和正在退场的同台伙伴，向大哥大姐们说一声感谢。我为至今仍未达到志鹃和你们对我的期望而自疚。晚了，没有我弥补的时间了。但我们没有理由感伤。就像安忆笔下的世界一定会比妈妈的更辉煌一样，接替的一代将会比我们活得更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文章写完已是1998年年底了。为写此文找出的旧日记放在电脑屏幕旁，我翻到50年前12月份的日记，想看看那时我们在哪里，在做什么？
1948年12月××日淮海前线上级来了命令，叫我们所有部队紧紧包围住杜、丘、李三个兵团。各部战士们在敌人周围筑起工事，这叫军事包围；在战士们的后边是各部文艺工作者，这叫“锣鼓包围”。自从战士进入工事后，我们的工作方式由各村巡回变成地堡访问，我们要用枪炮声和锣鼓声的合奏来迎接新的一年。
正是晚上炮击的时候，我们开始出发，一面在交通壕走路一面背词。一遍词背完正好到一营指挥所。二排与敌人火拼尚未撤下来，我们分散在避弹壕里对词和练唱，战士们蹲到避弹壕里听我们练唱，他们说：“女同志跑到前线上来表演，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打完仗评功的时候，一定给她们立上一功！”
抚卷沉思，恍如昨日，算来已过半个世纪，不由得胸中有沉重之感。我站起身想换一口清新而冰冷的空气。来到窗前，立即被室外景象打乱了思路——
汽车前灯和尾灯组成红白两条光链，朝南北两面无限远处延伸开去，穿着皮衣棉衣的人们像结成队聚成团的甲虫，提着大包小包，穿梭在麦当劳、保龄球场、奥之光连锁店、芭提亚泰国餐厅、三利百货商场的夹缝之间。公司灯光广告，玻璃橱窗，把夜晚的空间填满，照亮，拼装成一个繁华而忙乱的世界。
快过年了，现在人过年已经完全是另一种过法了。
漫忆汪曾祺
曾祺西归，报刊约我写悼念文章我婉拒了。心中乱糟糟的，几句悼文能表达多少哀思？安定下来后，再冷静记述回忆更好些。曾祺人缘好，朋友们写的悼念文章各报刊都能见到。并不缺我这一份儿。
汪曾祺和林斤澜是建国后我结识得最早的朋友。说这个没有自吹之意。他二位成仙得道，我望尘莫及，是后来的事。四十七年前还处在大哥二哥相差不多的阶段。曾祺虽已出过小说集，是沈从文先生入室弟子，但这没给他戴上光环，倒还挂点阴影，被认为曾是另一条道上跑的车；斤澜在台湾是地下党员，蹲过国民党军事监狱，九死一生跑回来后只着迷写剧本，写的不少却一部都没上演过（至今也没听说有人上演），相比之下当时处境最顺的倒是我。小八路出身，写工农兵，在“批判武训传”等“战斗”中表现得既“左”又“粗”。文章虽写得平平却被认为“党性较强”。我与曾祺、斤澜感情密切，好心的同志还提醒“交朋友要慎重，不要受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
他俩没嫌我“左”得讨厌，我也没觉得他们“右”得可怕，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对这二人细品起来还有区别。跟斤澜是北京人艺的同事，又是我把他拉进北京文联。完全平起平坐。我喝他的酒，他抽我的烟，谁也不等对方招呼。只是我喝酒有啥喝啥，不挑不拣。他要烟却目标分明。给次的他不要，指着我的口袋喊：“凤凰，凤凰，你有好烟在兜里揣着呢！”。我只好把藏着的好烟拿出来共享。对曾祺我当兄长对待。写文章虚心地听他批评；读书诚恳地请他指导，连喝酒都照搬他的喝法。曾祺家住东单三条，文联在霞公府，上下班经过王府井。路边有个小酒铺卖羊尾巴油炒麻豆腐。他下班路上常拐进去“吃一盘麻豆腐”，他约我去，由他付钱，麻豆腐之外每人还要二两酒。他并不劝酒，只是指着麻豆腐对我说：“光吃麻豆腐太腻，要润润喉。”说完就抿口酒。我亦步亦趋，吃一口麻豆腐润一下喉，没多久酒量就上了新台阶！
讣告上说曾祺“终年七十七岁”，可我怎么也不相信，那时他才交“而立之年”。中国人提倡“老要张狂，少要稳当”，汪曾祺算个典型。若只见过他古稀之后的“张狂”相，绝想不出他年轻时稳当样儿！他三十岁时的扮相是，清瘦脸上常带稀疏络腮胡楂，背微驼腰咯弯胸脯内含，穿一件蓝春绸面出风滩羊皮长袍，纽袢从未扣齐，脚上是港造上等皮鞋，好久未曾擦油；左手夹着根香烟，右手里端着一杯热茶，说话总是商量的语气，没见他大喊大叫过。有次文联内部开会，某领导人观察了他一会，发言时增加了点新内容。他说：“现在新中国了么，我们文化干部也讲究点扮相么。要整洁，要充满朝气，别弄得暮气沉沉好不好……”他担当的角色，也没法不暮气。他是老舍、赵树理手下的大管事，在《说说唱唱》编辑部负责日常工作。《说说唱唱》本是“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专门团结、联系北京城的闲散文人卖稿为生的作者（跟现在的专业作家不是一个意思），如社会言情小说作家张恨水，陈慎言，武侠技击作者还珠楼主，原《红玫瑰画报》主编陶君起，大清国九王多尔衮的王位继承人，专栏作者金寄水，参加这里工作的还有来自解放区的革命艺人王尊三、大学教授吴晓铃，既会演话剧还会写单弦的新文艺工作者杜彭等。各有各的绝活，哪位也不是省油的灯。汪曾祺却应付自如，开展工作结交朋友两不误。这些人之间有时还闹别扭，却没听过谁跟曾祺有过节儿。这就靠了他的“稳当”作风。汪曾祺办事处人，不靠作派，不使技巧，不玩花活，就凭一副真面孔，一个真性情，对谁都谦虚有礼，朴素实在。真谈起问题来，你才发现此人学问有真知灼见，写作有独到之功，使你敬而不生畏，爱而不生烦。
汪曾祺最令我服气并为之不平的，是他为公忘私，个人利益服从工作需要的作风。他是上过旧大学的知识分子，是曾有过小名气的作家，按理（政治课上学来的革命道理）他得满脑袋个人主义，缺乏革命精神。因此他申请入党时支部曾责成我与他保持联系，进行“帮助”。结果我发现他的政治觉悟比我还强，个人主义不说比我少也要比我隐蔽点。我正在写作上冲刺，为了保护写作时间，凡对我创作有影响的事我一律推开。汪曾祺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出版，曾引起文坛轰动。轰动声中来到北平，转过年就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50年奉命再回到北京，从此当起了编辑。大家查查他的作品集就明白。从参加革命起到他定为右派止，没有再写过一篇小说。他全部精力都奉献给编辑工作了。那时期《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原稿上，每一篇都能看到他的劳动痕迹。他从不为自己失去写作时间叫苦，更不肯把编辑工作付出的辛劳外传。有的作者出名多年，仍不知自己出道与汪曾祺有关。
《说说唱唱》设在一幢日本式小楼里。房子里有大壁橱，专放废稿。来稿每天以百件计，可用量不到十分之一，壁橱里废稿如一座小山。想从这里发现可用之稿，也就如深山探宝。新收到的来稿还处理不完，也没谁花工夫钻到那里探宝。可汪曾祺竟沙里淘金般淘出篇名著来，他为什么和怎么去那里开矿的，我已忘记。只记得那篇稿子涂抹很乱，满纸错别字外加自造怪字如天书一般。任何编辑初读此稿，都会望而生畏，读不完三两页就照理扔进退搞堆。可汪曾祺以超常的毅力读完了后，认为思想，艺术都大有新意！是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花工夫改了些勉强能辨认的错别字，把它呈到了主编赵树理面前。树理看后拍案叫绝，索性亲手又改写了几段，润色了几处，这才拿到《说说唱唱》发表，结果一鸣惊人，中国从此有了篇小说名著“活人塘”，升起颗写作明星陈登科，却不知汪曾祺于此有功。登科是我老同学，我对他的创作成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对他“欲与仓颉试比高”的雄心壮志却不敢恭维。举例来说，他那原稿中写了好几个“马”字，下边都少四个点（即简化字那一横），前言后语的情节也都跟“马”不相干，汪曾祺面对这字抽了半合烟，最后也没认出来。幸遇高人康濯，猜着念“趴”，理由是“马看不见四条腿，那不是趴下了吗？”为慎重特别去信问陈登科，他回信证明就是念“趴”，并为编辑能认出他创造的字而欣慰！整篇中汪曾祺碰上的这类难题有多少？他从来没跟人谈过。
当然汪曾祺办的事，也不都令人服气。部队里出了个能人祁建华，发明“速成识字法”，为扫盲工作创造极大成绩。汪曾祺要找人写“通讯”（那时还不兴叫“报告文学”）供“说说唱唱”发表。他不便指挥别人，就叫我随他和姚锦一块去采访。我问由谁执笔写？他说采访完再商量。采访完他和姚锦像商量好似地说：“三人你最小，当然由你干，你交个初稿，我们俩修改。”等刊物出版后我一看，文章一字未改不说，却署了个颇为奇怪的名字：“锦直”。我问汪曾祺：“这名谁起的？锦直是什么意思？”汪曾祺说：“姚锦起的，锦直就是姚锦的侄子！”我说：“她这么写你也不改改？”姚锦又抢着说：“他改了，原来我写的是汪锦侄，是汪曾祺、姚锦两人侄子之意。他把汪字删去了……”我这才知道上了个大当。
那时没人认为汪曾祺懂京戏，连他自己也不这样认为。北京文联有人专管戏曲改革。副主席中有一位叫梅兰芳。而且文化局与文联合署办公，戏改科就在编辑部楼下，哪个团要演新戏，都要请他们去指导、审查。文化局和文联的业务干部，差不多都有一个“审查证”，什么时候要看戏，进剧场通行无阻。我们那个办公室楼里几乎人人会唱戏，连通讯员都能扎上大靠上台唱《界牌关》，可就没人听说汪曾祺也懂京剧。
曾祺看戏倒是有水平的，有些见解不是那些里手们所能提出。我和他看《筏子都》，他看完议论：“很有点儿希腊悲剧的韵味！子都人格分裂，被良心自责和内心恐惧折磨得发疯。白日见鬼，好，想象力丰富，编得有深度，演得有魅力，这种大写意的表演法是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优势！”看裘盛戎的姚期，前半部对剧本的编排结构，对裘的唱功做功，他赞不绝口。演到姚期父子绑上法场，他击节叫好说：“真是大手笔，好一出大悲剧。”但演到马五回朝搬兵，砸了金殿，逼着皇上赦免姚氏父子，并带姚刚到前线杀敌立功，他像气球泄了气，连连摇头。全场观众都出口长气露出笑容时，曾祺却遗憾地再三叹口气说：“完了，完了，挺好一出大悲剧，叫这么个轻佻的结尾毁了！”
比起看戏来，曾祺更爱读书。有一阵曾祺读《儒林外史》挺入迷，看稿累了就跟我们聊几句《儒林外史》令他佩服的篇章。他认为最精彩的部分是对范进老丈人的描写。平时他对范进举手就打，张口就骂，范进中举后高兴得发了疯。要靠他打范进嘴巴来治病了，他手举起来却哆嗦得打不下去了！这看起来滑稽可笑，细一思忖却让人心跳。中国人有这种心态的岂止只有屠夫？
可谁也没想到在这阵闲谈之后，有天他拿来部钉成本的稿件，带点恶作剧的神情对大家说：“闲着没事我写着玩，弄了个这个。你们谁想看看解闷？”看到题目是《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屋里人都嗯了一声，好像说：“就凭你这样派、沈派、现代派的小说作者，也会写京剧？”
几个朋友先后都看了，得出的意见几乎一致。人人钦佩，没有谁说写得不好。有的说：“寓意深刻，很有文采！”有的说：“遣词用语玲珑剔透！可算得高雅游戏之作。”可也没有一个人说适合上演，在舞台上会红！
这剧本就搁在那儿了。剧本是1952年，或1953年春天写的，那时他和我都还在北京文联工作。此后我进“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他调到“民间文艺研究会”，都离开了北京市文联。
1956年我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响应伟大领袖“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号召，到建筑公司作了基层干部。有天忽然接到曾祺电话：“喂，范进中举由奚啸伯排出来了，星期天在庆乐彩排，你瞧瞧去好不好？”
老实讲连这剧本的事我都忘了。能看看彩排当然好，不光我去了，还带了公司一位曾在剧团拉过胡琴的朋友和一位宣传部同事，一清早就去了大栅栏。
看彩排的人不多，主要是文化局戏改科同志和文联同事。大多数是内行。
奚啸伯先生是票友出身，颇有文人气质，是梨园界少数几个懂书法会写字的人之一，演范进中举怕是再难找到比他合适的人了。不过奚先生嗓子有个特点，音色好音量较弱。他又是票友出身，虽然身上不错，但纤巧而欠夸张，因此这出戏听起来有味而不叫远，看起来有趣欠火爆。这一来就突出了这剧本适宜读而未必适于演的特点。所以戏看完，朋友们都觉得词雅意深，但未必会得到普通观众接受，但戏改科的同志对此还是十分支持的。他们跟我说：“曾祺头一次写戏，能达到这水平就不错了。他以后要能接着再写，准会越写越好。”
我深知他是一时高兴，不会拿写剧本当正业。
果然，不久就来了个文艺早春。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刊的架子放下了，面目亲切平和了，文章的题材、体裁、风格多样化起来，真有点轻松灵活的味道了。汪曾祺没再弄剧本，倒是写起拿手的散文来了。《公共汽车》、《下水道和孩子》在《人民文学》上，在《诗刊》上一篇接一篇发了出来。发一篇招来了一阵掌声。这是他进入新中国后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刊物上发表纯文学作品。也是我们相识后我见他最意气风发，得意而不忘形的时期。可惜好景不长，刚进入1957年5月，报纸上就发现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反右派斗争！
汪曾祺这样的人，命里注定是脱不了反右这一关的。尽管他从来不锋芒毕露，也没写冒尖带刺的文章，我和他被请回北京文联参加座谈会，我说了话他没说话，可还是和我一样被错划成了右派。但当上右派后我俩运气却来了个剪刀差。我一头跌进深坑，再没缓过气来。他却因祸得福，先是碰到个比较讲道理通人情的改造单位，使他在劳动中仍保持了做人的尊严和闲心。碰到1962年与1963年暖流回潮，竟然续写出了《羊舍一宿》等小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发表的首批小说，接着安排工作时，靠了北京有关单位和热心老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以他写过《范进中举》为理由，把他调进了北京京剧团，当起了专业编剧。当时我在边远的改造地点，获得回京探亲机会，立刻约林斤澜一起找到曾祺为其祝贺。我们避而不谈文学，只讲吃喝。曾祺特意弄了瓶“莲花白”，做了一个冰糖肘子，一个炒鸡蛋，他颇为得意地说：“你们知道吗？以前饭馆招厨师，考他做菜手艺炒鸡蛋。鸡蛋炒得好，别的菜不在话下……”
没想到这一调动还救了他一命。
我恨透了江青和她培植的“样板戏”，但我还得承认“样板戏”救汪曾祺有功。汪曾祺除了是右派，还曾背着历史问题黑锅，所以他在北京文联积极申请入党而难以如愿。幸亏他搞“样板戏”得到旗手赏识，有关方面认真调查其历史，才发现所谓历史问题是个荒唐的笑话，掀去了扣在他头上二十多年的尿盆子。不然就凭这一件，能否挺立过文革十年，很难猜测。
汪曾祺靠“样板戏”保住命，出了名，甚至上了天安门，但始终保持清醒，从没有烧得晕头转向。这时我正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不止一只脚。这时他已搬到城里住了，我回北京探亲，事先没打招呼就去看他，他表示意外的惊喜。谈话中我表示为他的境遇高兴，相信他在顺境中更能把握自己。他说：“我还有这点自知之明，人家只是要用我的文字能力，我也没有过非分之想。知进知退，保住脑袋喝汤吧……”在那种形势下，他头脑不热，神智不昏，因之“四人帮”倒台后，他没有说不清楚的事。既没与人结下仇，也没给人下过绊，顺顺当当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时代，当然经过这场大的风波，他感到有点疲劳，尝过一轮大起落对世事有点冷漠。他很想休息一阵。这时就看出朋友的作用了。斤澜知道曾祺的心态，跟我说过多次：“咱们得拉着他一块干，不能叫他消沉！”恰好北京出版社要重印五十年代几个人的旧作，编为一套丛书。王蒙、斤澜、刘绍棠和我都在册，但没有曾祺。林斤澜就建议一定加上汪曾祺。出版社接受了意见，曾祺自己却表示婉拒。理由是解放前的作品有些不愿收，解放后的不够数。斤澜知道后找到他家与其争论，连批评与劝说，要他尽快再赶写出一批小说或散文集，凑够一集出版。他被诤友赤诚感动，这才又拿起笔来写小说和散文，由此激发了汪曾祺写作生涯的第三次浪潮！写过“样板戏”的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学界仍然闪光，但他并不因此而美化和粉饰臭名昭著的“样板戏”。这很显示他的人格和魄力。当有人怀念、留恋、美化曾使自己受益的“样板戏”，甚至辩解说：“江青跟样板戏并没多大关系”时，汪曾祺却不怕丢人，敢于露丑，现身说法，以自己经历的事实证明江青是怎样奴役艺术界，使其为“四人帮”反动政治服务的。汪曾祺并不因为自己受益于“样板戏”就颠倒黑白，误人保己。我曾在一个会上说过，就敢于否定样板戏这一点来说，汪曾祺是位英雄！
曾祺和斤澜年纪比我大，学问比我大，成就更比我大。朋友交了几十年，我们在文学上却谈得不多。缺乏主动求教精神，很可能是我无能并无成的原因之一。跟曾祺谈文学尤其少。算起来总共不超过十次。平均五年谈一回。
五十年代中，与我同辈的几位青年作家，如绍棠、谷峪都出了书，我还没一本集子，看着挺眼热，想把自己发表的作品编在一块出本书。可又觉得分量不够。找曾祺要主意，他沉吟片刻说：“出也行，不出也罢。”便不再多说。这话我反复咀嚼，才明白是持否定态度，又找到他说：“接受你的建议，不打算出了。”他笑道：“急着出书干什么？要急就急在创作路子上。你现在的题材，观点，文风都不错，跟时兴的路子一致，容易发表也容易被看好，这点你比我强。最大不足是作品中找不到你自己。”
这是我头次听说作品还要找到作家自己。从此自觉不自觉的总想找找自己。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前，斤澜在北京日报发了篇小文章，谈文艺观点，一千来字。字斟句酌，行文严谨，不少人看了叫好。曾祺却对我说：“你见到斤澜跟他提一声，讲究语言是他的长处，但过分考究难免有些娴巧之虞。这么篇小文章，何苦啊……”，我跟斤澜转达了，斤澜听了满服气，不断笑着点头自语：“娴巧，哈哈哈，娴巧，哈哈哈哈……”
1955年曾祺已调到《民间文学》杂志任编辑部主任。他来电话说：“我记得你到大凉山的时候，收集过彝族民歌。有整理好的吗？”
我说：“有，整理了几首，上百行，一直没拿出去。”
他说：“我给你发了吧，写几句序言一块寄来。越快越好。”
重读那些民歌引起我对大凉山多少回忆，感情冲动之下，序言写得就如脱缰之马，又臭又长。曾祺看后说：“民歌很好，只是您这篇序言怕要动动刀剪吧？个人感慨的部分你另外单写散虽然文好了，就别搁在这儿了。这儿就介绍彝族民歌。”我说：“好。不过要由你来删，我自己有点手软。”他说：“行！”接着又建议把关于一位土司的记述也删掉。他说那位土司既当过“国大代表”，又兼军阀部队的武职，是有出卖自己民族利益的劣绩的。虽然起义了既往不咎，我们写文章大可不必再替他宣传。当时我听了，真觉得曾祺在政治上也比我老练。于是我又为他因历史问题总是不能入党而暗表同情。
《彝族民歌选》不久在《民间文学》上发表出来了。这是彝族民歌首次与全国读者见面，凉山月色泸沽风情令人耳目一新。也许是有意嘉奖，曾祺寄来稿酬超过百元！是我五十年代拿得最多的一次稿费。
他写文章谈论我的作品，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烟壶》发表后，《文艺报》要发篇评论文章。想找位既熟悉我又熟悉北京的作家，问我找谁好？我说汪曾祺。果然找他一说他就写了。文章发表后我向他致谢，他说：“先别高兴，我还有话没写上呢。你那个库兵不行，是个多余的人物，这篇小说没他什么事也碍不着，只因为你对这种人物有兴趣就写上了。这不行！破坏了结构的严谨。我只在文章中说你九爷写得好，没提这写得不好的库兵，给你留点面子，当面这意见还得告诉你！”
他对《烟壶》这条意见，我没跟别人说过，不想泄这个底。为了纪念曾祺，今天我公之于众。他完全说对了，我心服口服，不过我不想改。
他对《战友朱彤心》持否定看法。这篇东西是他女儿汪朝先看的。汪朝看小说很有眼力，开始边看边说：“邓叔叔这篇东西写得不错，写得不错。”可越看越泄气，看到后来把杂志往桌上一扔说：“挺好的开头，结尾砸了，全完了！”听女儿这样说，他才拿来看，他说：“开头真不错，以喜剧手法写人物的悲剧性格，多好，而且已经完成大半，怎么突然弄出个正面结尾？真没劲，真糟蹋材料！”我有点懊悔地说：“原来我是写成此人一事无成的，刊物主编看后说，这样有趣是有趣，但主人公一生只闹笑话，毫无作为，是不是太没意思了？不过改不改随你，这只是我个人看法。我听了这意见后才改成这样……”曾祺说：“不在人家提意见，而怪你自己没主见，没主见说明你对生活理解、判断得还不成熟，怪不得人家。”我说：“不错，我也确实感到主编意见有道理。”他听了连连摇头：“可惜了，可惜了！挺好素材糟蹋了！还是我这女儿有点眼光！”
汪曾祺近年来被人们称为“美食家”，我很高兴，也为斤澜抱不平。五十年代斤澜的烹调不在曾祺之下，他做的温州菜“敲鱼”在北京文化界独此一家。他家吃菜品种也多样。曾祺桌上经常只有一荤一素。喝酒再外加一盘花生米。
我倒是常看到曾祺做菜。那时他一家三、四口只住一间屋。有个煤球炉子，冬天放屋里，夏天放门外。赶上做饭时间到他家串门，汪曾祺准在围着炉子忙活。五十年代曾祺做菜还不出名，作的品种也不多。除去夏天拌黄瓜，冬天拌白菜，拿手菜常做的就是“煮干丝”和“酱豆腐肉”。前者是扬州作法。但北京的豆腐干与南方香乾有别，不是那个味，汪先生有时就用豆腐丝代替，味道也过得去；后者是他耳闻加独创的吃法，听别人说了自己又揣摩着作的。质量不大稳定。1951年冬天一个星期日，我逛完王府井到东单三条曾祺家喝茶歇脚，一进门就闻到满屋酱豆腐味。炉子封着，炉盖上坐着小砂锅，隔几秒钟小砂锅“朴”地一响。我问他：“大冷的天怎么还封炉子？”他说：“做酱豆腐肉。按说晚上封了火坐上砂锅好，可我怕煤气中毒，改为白天。午饭吃不上了，得晚饭才能炖烂。”我歇够脚告辞，走到院里碰上九王多尔衮的后裔金寄水。闲聊中我说到曾祺怎样炖酱豆腐肉。寄水摇头说：“他没请教我，这道菜怎能在炉子上炖呢？”我问：“哪儿炖？”他说：“当年在王府井里我见过厨子做这个菜。厨房地下支个铁架子，铁架子底下放盏王八灯。砂锅的锅盖四边要毛头纸糊严，放在铁架上，这菜要二更天开炖，点着王八灯，厨子就睡觉了，灯里油添满，第二天中午时启锅……”他说王八灯是铁铸的油灯，黑色，扁圆型，有五根芯管，看着像王八。
第二天上班，我问曾祺酱豆腐肉味道如何？他没说好坏，只说“还得试”！
后来我在他家吃过两次“酱豆腐肉”。两次味道、颜色都不尽相同，看来整个五十年代都还没定稿。
1957年后我俩各奔东西。斤澜也下乡长期劳动，只在每年春节回到北京探亲时三人相会一次。见面都在曾祺家，一是他年长，本应我们去看他，二来跟他烹调手艺长进也有关系。斤澜厨艺落在他后头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提前退休，斤澜被分配在电影院领座，长期休病假。我俩有了闲空，曾祺却忙得邪乎，打电话总找不着人。有天终于在电话中听到他的声音，就约好时间去看他。他非常高兴，认真做了准备，把这些年练的绝活都亮了一下，嫂夫人和孩子不在家，我们三人冷热荤竟摆满了一桌子。鸡粽、鳗鱼、酿豆腐、涨蛋……虽说不上山珍海味，却也都非平常口味。我在底下改造得太艰苦了，酒又喝多了一点，一时大意把好大一个肘子吃下去四分之三。从此每逢我到他家吃饭，他都预备肘子，而且一定放在我面前。
早年没见过曾祺画画儿，也没听说过他会画。知道他有画家朋友，如黄永玉弟兄，都是画水彩，刻木刻的洋画派。还有个篆刻家朋友，是嘉兴寺的和尚，一块参加土改结下的交情。我见过他给曾祺刻的印章，也见过大和尚本人。称得上法相庄严，刻艺古朴。但没见过曾祺跟国画家交往。解放初期北京国画家一度生活困难，碰上中央整修天安门，老舍先生特意给中央写信，把城楼上画宫灯、屏风的活儿替国画家们揽下来，实行按件付酬，暗含着“以工代赈”，如此以陈半丁、于非厂（此处读庵）等为首的北京国画家都跟文联常来常往。来时我见到只有两人跟他们应酬。一是美术编辑，一个就是金寄水。没见曾祺参与应酬。我想他的画大概跟烹调一样也自学成材。中国书画同源，他有书法底子，看过芥子园画谱之类的书，又有传统文人气质，练起画来顺理成章，而且还确有独创之处。十几年前，我有天收到个大信封，一看地址是他寄来的。赶紧打开看。里边是一幅画，画的铁干梅花。树干树枝都是墨染，梅花是白色。是所谓“腊梅”。画中夹着个字条，上边说：“你结婚大喜我没送礼，送别的难免俗，乱涂一画权作为贺礼。画虽不好，用料却奇特。你猜猜这梅花是用什么颜料点的？猜对了我请吃冰糖肘子……”我跟舞燕猜了两月硬没猜出来。有天开会见到曾祺。我说：“我们猜到今天也没猜出来。肘子不吃了。告诉我那梅花用的什么颜料吧！”他冲我龇牙一笑，说：“牙膏！”
我早知道他毛笔字写得不错。当年《说说唱唱》印信封信纸，刊名和地址用手写作写体，都是汪曾祺起稿。他挺爱干这件事。颜体、欧体、柳体，三种各写一张。楷书，行书各写一行，请全编辑部民主挑选。人们评头论足，叫好的人不少，但没人因此称他书法家。更没人求他的字。不是那时写得不如后来好，而是那年头写好字不稀奇。我们不到一百人的小机关，能写好字的够半打：老舍写魏碑，端木写小篆、王亚军、柳倩写行书，都有两下子。有次政治学习，上边交代讨论时要作详细记录，以备检查。组里选人作记录。主持人端木蕻良问：“选寄水行不行？”大家都说好，一向“逆来顺受”的金寄水却把手举得高高的喊道：“不行不行！”有人问他：“你向来不是宁当记录也不愿发言吗，这回怎么不干了？”他说：“干也行，我有个要求。”端木问：“什么要求？”寄水说：“允许我用毛笔记。别强迫我用钢笔。”端木一笑说：“就这要求呀？批准啦。”寄水松口气说：“这就没说的了。有同志提过意见。说我爱用毛笔不用钢笔是甘于落后，不求进步的表现，其实是我用钢笔跟不上趟……”
我现在手中还保存着寄水自己写的名片，放在书法展览会上决无逊色。但他连书法家协会大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
曾祺书法出名，首先是他写得好，其次也得承认他有福气，赶上了好机遇。
人们对曾祺与酒的关系说法颇多，认为连他的飞升也是凭借酒力，怀疑他不久前参加五粮液酒厂的笔会有不利作用。对此我持否定态度。曾祺嗜酒，但不酗酒。四十余年共饮，没见他喝醉过。斤澜顶多舌头硬点，从没有失过态。他喜欢边饮边聊，但反对闹酒。如果有人强行敬酒、闹酒，他宁可不喝。我跟他一块参加宴会，总要悄声嘱咐东道主，只把一瓶好酒放在他面前就行，不要敬也不必劝，更不必替他斟酒。大家假装看不见他，他喝得最舒服、最尽兴。
从八十年代起，家人对他喝酒有了限制。他早上出门买菜就带个杯子，买完菜到酒店打二两酒，站在一边喝完再回家。这种喝法非他独创。当年赵树理就是这个喝法。北京文联在霞公府，拐个弯就是王府井，从南口到北口，沿途有两家酒店，到八面槽往西则是山西大酒缸。树理拉我们去吃山西刀削面，从南口开始，见酒店就进，进去多了不要，只打一两，站在柜台前一扬脖喝完，继续前进。这样到大酒缸时已有酒打底，再要二两酒四两削面一盘香椿豆，连饭带菜就算全齐。曾祺继承这个喝法稍有变化。三年前他小病进了医院。我去看他时，他说大夫讲他现在的病没什么，要紧的倒是要马上戒烟停酒。不然后果堪忧。他打算执行。这以后我就有好长时间没见过他。隔了半年多在一个会上再见面把我吓了一跳。只见他脸黑发暗，反应迟钝，舌头不灵，两眼发呆，整个人有点变傻了！吃饭时有人给他倒了杯啤酒。他说：“就这一杯，我不敢多喝。”他三口两口把那杯酒喝了下去，马上眼珠活了，说话流利了，反应也灵敏起来。我回家后就给斤澜打电话，我说：“老头不喝酒有点变傻了。你最好跟他家里人说说，是否叫他少量喝一点，要不老头就傻了。他儿子王朗还是开通的。只是他那脸色太暗，缺乏光彩，这怕不是好兆头……”
也许我这话起了极坏的作用，此后吃饭他又喝点酒了。绝没有放开量喝。这次去宜宾，虽是在酒厂开会，备得好酒，他也喝得很有控制，我的朋友们一边暗地监视，并没见他失控过。倒是他应酬太多，令人担心。不断有人要他写字画画，常常忙到深夜。我曾劝他：“别太客气。累了就不要写。这么大年纪了，不是小孩。”他说：“没事，写累了倒下就睡着，倒也好。”
从感情上说，我倒觉得他临离开这个世界前，兴致极好地喝两杯未必是坏事。若在告别人生之前，连回味一下酒趣也没办到，反倒大小是个遗憾。
曾祺曾给我和朋友们讲过一件趣事：京剧团有个老演员参加体检。医生看了他的各项化验后说：“你的身体不错。可是不能再抽烟喝酒了，只要你下决心马上戒烟断酒，再活二十年没问题！”
老演员说：“不抽烟不喝酒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在潜意识里，曾祺可能是欣赏这位演员的烟酒观的。
我和斤澜都刚恢复工作，《北京文学》一位编辑陪同我们三人去一趟丝绸之路。到了吐鲁番、伊犁、酒泉、敦煌、兰州。因为只靠文化界朋友“友情帮忙”，没有官方的“公事接待”，这一路走得很艰苦。有时因为借不到车，关在旅馆中几天无所事事。有时车借到了司机大老爷却架子很大，拿我们当盲流对付。从乌鲁木齐去伊犁时，那位司机带的私货太多，把汪曾祺塞在大箱小包的缝中，还对他说：“老头，你给好好看着点！”到了伊犁，《伊犁文艺》一位资深编辑陪我们去察布查尔山中访问哈萨克牡牧去，那编辑批评了司机几句，第二天早晨回伊犁时司机竟把编辑扔在草原上……尽管受了许多气，吃了许多苦，但因做梦也没敢想今生今世还有机会享受这般自由，仍感到幸福天降，乐在其中！特别是曾祺，再艰苦他也没叫过苦，再受气他也不生气。我有时管不住情绪想发脾气，一见曾祺逃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超然冷静，马上气散火消。从新疆回来之后，我特地把藏了多年的《坛经》找出来从头读了一遍。
我跟曾祺相识近五十年，没见他人前发过火，没听他人后贬过人。几十年里我只听他流露过两次“不以为然”的情绪。一次是对当年把他定为右派的某位领导人，一次是对个别新潮派。他有次与二位文学新星一道外出参加活动，这二位嫌酒店档次低要搬家，嫌介绍时把他们排在后边要退席，说起话来气冲斗牛，一举一动都透着小人得志。有人谈起孙犁同志的文学成就，说他是少数几个真懂得什么是文学的人，他的语言只能体会，不能模仿的。他们把嘴一撇说道：“可是孙犁也缺乏自知之明之处，对我们这批人也想指手画脚，他写文章惹我们，我们就联合起来轰他，怎么着，他还不是叫我们轰的在读者眼里掉了价？！”
曾祺摇头，跟我小声说：“我不信未来的世界就是这些人的！他们要掌了权，一点不比‘四人帮’时期日子好过，他们当了政我绝不再干。咱不吃这碗饭啦行不行？”这是见他最激动的一次谈话。
从六十年代初算起，汪曾祺在京剧界干了三十多年，使他对京剧由爱好变成里手。多年在梨园行浸泡，使他性格上起了微妙的变化。以前他也说笑话，但比较文雅而含蓄，从不手舞足蹈。近年开朗了许多，说话增加了梨园界机智、幽默和俏皮。举手投足模仿舞台动作还蛮像样儿。有次他给我学一位武生念定场诗的舞姿。念到“鱼书不至雁无凭”时，作了个舞姿。一手高举，一手托底，抬腿抑头，颇为英武。我叫了声“好！”。他说：“好？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原来他也不知道。他看排戏，排到这儿就问那位角儿，“这手势表示什么？”那武生说：“汪先生你不知道？烟雾瓶！大花瓶呀，这两手是抱着花瓶的姿势啊！”说着他也笑了。并说：“过去京戏是口传心授，演员演了一辈子的戏，不知道台词是什么意思。”他对京剧创作确实也有了感情。新时期以后他继续写过几个剧本，但再没有样板戏那样的风头。他很下工夫写的《裘盛戎》，也只演一两场。我怕他伤心，主动拿到香港，在《大成》杂志发表，却在海外引起反响。
经过斤澜一片爱心的动员与劝告，他又拿起小说之笔。刚发表第一篇《大淖记事》，反应不错。第二篇还没寄出，又引出一段趣闻：北京市文联研究创作工作，一位京剧团老朋友发言说：“我认为对作家们的创作思想领导上还要多关心些。现在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不搞样板戏，不弄三突出当然是好事，可也不能完全不讲思想性啊。曾祺前两天写了个小说给我看，写小和尚恋爱，有趣倒挺有趣，可主题思想是什么？有什么教育意义呢……”大家听了只是笑，却被有心人记在了心里。此人就是《北京文学》老主编李清泉。会一散他就叫人找曾祺要稿子来看。一边看一边拍案叫绝，看完决定发表。这样推了他的第二篇名作《受戒》。从此一篇接一篇发表个没完，小说比他的样板戏更成气候。
有了《受戒》这件趣闻提醒，朋友们认为他既然以写小说为主，就不必再占剧团的编制，建议把他调到文联当专业作家。领导也表示同意了。没想到他却拒绝。他说跟京剧院有感情。力所能及还愿为京剧服务。这样直到去世，他再也没离开京剧团。
曾祺对剧团有感情，剧团对他也够意思，对他十分照顾。写什么，到哪儿去，从不干涉，能帮忙的还一定帮忙，不过有些事剧团想帮却力不从心。比如住房比较拥挤，剧团就难以解决。曾祺住房本来是太太单位新华社分的。当年孩子小，两室加半间也够住了。多少年过来，不光儿子女儿大了，还有了孙子外孙。老头只能连写带睡都挤在那半间里。好在作协领导和中宣部都很关心此事，新华社也给予支持，经过研究新华社慷慨地答应在八角村新盖的楼里再分一套大房子给他，面积几乎比原房大了近一倍。这消息传来，作家心中都感到很温暖。
不过直到去世，曾祺也执意不肯搬进那新居。王朗不忍看老爹老妈再挤，把自己分的房子让给了他们，儿子儿媳仍守在拥挤的旧居里。去年春节我陪翟泰丰等领导给曾祺拜年，就去的王朗献出来的这个虎坊桥新家。比原来宽敞多了，但仍然摆设很乱。给他们放下了年礼，说完拜年话，告别时悄悄问他：“老翟多次奔走，好不容易给你弄来一套房子，你怎么不去住？要占王朗的房子？孩子们不容易呀！”
他小声跟我说：“那地离八宝山太近，一看见那边的大烟囱，我就心里格恙……”
我理解他的情绪。我们都老了！
柳萌简历
柳萌，男，1935年10月出生，天津市宁河县人。50年代起从事报刊出版社编辑工作，1954年“反胡风运动”中遭批判受审查，失去到大学读书的机会；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发配北大荒、内蒙古劳改，一生中最好年华失落在荒唐年代。重新走上编辑岗位后，先后任《乌兰察布日报》文艺编辑，《工人日报》编辑组长，《新观察》杂志编辑组长、副编审，《散文世界》杂志编委，作家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副社长、编审，中外文化出版公司总经理、编审，《小说选刊》杂志社社长、编审。在长达几十年的编辑岗位上，主编过诗歌、散文、杂文、小说等作品，主持过多种文化图书的编辑出版。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写作，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散文随笔作品集：《生活，这样告诉我》（获首届中国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心灵的星光》、《岁月忧欢》、《寻找失落的梦》（获第三届中国纪实文学优秀作品奖）、《消融的雪》、《穿裤子的云》、《当代散文作家精品文库——柳萌散文》、《散文名家精品文库——柳萌卷》、《珍藏向往》、《真情依旧》、《生命潮汐》、《半生无宁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