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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存的幸福，或许它的独特性就在它的宿命之中：用一种奇妙的方式来说，像我自己的父亲[10]一样，我已经死去了；像我自己的母亲[11]一样，我仍然活着并且逐渐老去。这种双重根源仿佛来自生命阶梯中最高的一级和最低的一级，既是堕落又是新生，这一点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就正好解释了我的中立状态，即我摆脱了与生存的一般问题相关的派别纷争，它使得我与众不同。对于上升或者下行的生活的最初迹象，我比仍然在世的任何人都更为敏感。在这个领域，我是彻头彻尾的大师，我熟知这两个方面，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两个方面。我父亲在他36岁时就去世了：他待人体贴、和蔼可亲，但体弱多病，像个命中注定的匆匆过客，与其说那是生命本身，不如说是一张和善的生命催单。与我父亲生命衰老的同一年纪，我的生命也衰老了：在36岁时，我的生命力降到了最低点——我仍然活着，但我的眼睛无法分辨距离我三步以外的东西。那时（1879年）我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职务，整个夏天像幽灵一样住在圣莫里茨[12]。第二年冬天，也是我生命中最黯淡无光的时刻，像幽灵一样在瑙姆堡[13]度过了。那是我生命的最低潮。
在这一时期，我写下了《漫游者及其影子》。毫无疑问，那时我与影子（幽灵）十分亲近。第二年冬天，也就是我住在热那亚[14]的第一个冬天，以《曙光》的形式，产生出了与极度的血肉贫乏密不可分的愉悦与灵性。这部著作反映出的纯然的清醒与喜悦、理性的丰沛，不仅与我严重的生理虚弱相一致，而且与（我遭受的）过度痛苦相符合。剧烈的头痛伴随着猛烈的呕吐持续了三天，这期间我甚至具有了高度非凡的思辨清晰性，并且极为冷静地思考了许多问题，而在我健康状态稍好一些的时候，思考起这些问题来我往往缺乏毅力，不够敏锐也不够冷静。我的读者们可能知道我在何种程度上把辩证法看作颓废的征兆，比如最著名的苏格拉底的例子。所有对于理智的病态干扰，以及伴随着发烧的半昏迷状态，直到今天对我来说仍然是完全陌生的；要想了解它们的性质与频率，我不得不求助于有关这一主题的学术著作。我的血液循环很慢，没有人能查明我发烧的原因。有一位医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我当作精神病人治疗，最后他宣称：“不！您的神经没有任何问题，倒是我有点儿神经质。”无论我由于全身疲惫而怎样遭受肠胃系统的严重衰弱之苦，都没办法查出我身上有局部衰退的现象，也查不出胃部的任何器质性病变。我的眼疾有时使我面临失明的危险，但它也只是一个结果而非原因；因为当我的整体生命状况得到改善的时候，我的视力也会提升。即使已经承认了这些，我还有必要再说明我对于颓废问题多么富有经验吗？我对于它们了解得一清二楚。就连一般意义上理解和领会的精致艺术，对于细微差异的敏锐感觉，那种明察秋毫的心理，以及我所掌握的其他所有技能，都是在那时学会的，这是那个时期的特殊馈赠，这期间所有内在于我的东西都趋于精细了——无论是观察力本身还是所有的观察器官。从病人的立场看比较健康的概念和价值，以及反过来从生活富足、自力更生的人的立场俯视颓废本能的隐蔽活动，这是我所进行的最长久的训练，是我最重要的体验。要说这里面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我以这种方式成为了大师。现在我对此得心应手了，我已经掌握了倒转视角的诀窍：这或许就是只有我才能“重估一切价值”的首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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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除了是个颓废的人，还是个与其相对立的人。除了别的以外，我能提出的一个明证是，每当我的精神或身体衰弱的时候，我总是会本能地选出恰当的治疗方法；然而颓废的人总是选择对自己不利的治疗方法。就整体而言，我是健康的；在某些细节上，我是颓废者。我使自己处于绝对孤独状态的能力、断绝我所习惯的全部生活状况的能力，我的自我强制，我拒绝让自己被娇惯、拒绝被妥善照料、拒绝就医，这些全都暴露了我本能地决定我对当时最需要什么的绝对确信。我把我交到自己手上，我使自己恢复健康：正如每位心理学家都会承认的那样，在这项事业中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就是一个人在本质上应该是健康的。本质上的病态性不可能变得健康。另一方面，对于本质健康的本性来说，疾病甚至可以成为对生命强有力的刺激，使生命更加丰盈。按照这一点，我现在觉得我长期以来所经受的病痛仿佛使我再一次发现了生命，发现了新的自我。我体会着所有美好的事情，甚至是一些琐事，而其他人很难以这种方式体会它们。出于我对健康和生命的意志力，我创造了自己的哲学。需要充分理解的一点是，正是在我生命力最低落的那几年，我停止了继续做一个悲观主义者。自我恢复的本能不允许我继续坚持贫穷和绝望的哲学。那么，我们靠什么来从众人之中分辨出卓越之人呢？我们通过如下事实识别他们：一个卓越的人能使我们的感官获得愉悦，他仿佛由一整块奇木雕琢而成，那木头质地坚硬、色泽温润，而且散发出迷人的芳香。他只欣赏对他有益的东西，一旦超越了对他有益的限度，他的快乐和欲望就会停止。他发现了疗伤的良药，他知道如何把严重的意外事故变成对他有益的东西，凡是杀不死他的都将使他更加强大。他本能地汇集他所见、所听、所体验到的一切。他就是择优的原则，他拒绝了很多东西。无论是读书、与人交往，还是欣赏自然风光，他总是与自己相伴。凡是他选择、认可、信任的东西，他都予以尊重。他对各种刺激反应缓慢，慢条斯理是长期的谨慎和有意的高傲造成的，他用这种缓慢来检验即将来临的各种刺激，他不会幻想在半路就碰到它。他既不相信“厄运”，也不相信“罪责”；他既能理解自己，又能理解别人。他懂得如何遗忘：他强大到足以使一切事物成为对他有益的东西。
瞧！我正是颓废者的对立面，因为我所描述的不是别人，而恰恰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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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双重经验意味着通向两个表面看起来相隔甚远的世界的道路，在我的本性之中可以详细地找出与它相对应的东西。我就是我自己的补充：除了第一个视野，我还有第二个视野，或许，我还有第三个。由于我血统的独特性质，我可以做出超越局部、超越民族、超越有限视角的展望。成为一个“善良的欧洲人”，对我来说毫不费力。另一方面，我可能比现代的德国人、纯帝国时代的德国人更像德国人，我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我的祖先是波兰贵族，或许因此我的血液里就有了许多种族本能，谁知道呢？甚至还有自由否决权，我想到旅途中遇到的很多人都说我是波兰人，连波兰人自己也这么说。我却很少被当成德国人，这或许是因为我身上的德国性非常少。然而我的母亲，法兰西斯卡·奥勒尔无论如何都是地地道道的德国人，同样，我的祖母埃德姆特·克劳泽[15]也是地地道道的德国人。我祖母的青年时期是在古老而美丽的魏玛[16]度过的，她与歌德的圈子不无关系。她的兄弟，柯尼斯堡[17]的神学教授克劳泽，在赫尔德[18]死后应召担任魏玛教区总会长。她的母亲，我的曾祖母，以“穆特根”（“Muthgen”）之名出现在青年歌德的日记中，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的祖母结过两次婚，并且她的第二任丈夫就是艾伦堡[19]教区会长尼采。1813年，正是大战之年，当10月10日拿破仑率领参谋部进驻艾伦堡的时候，她生下了一个儿子。作为一名萨克森人，她强烈崇拜拿破仑，或许我也是如此。我的父亲生于1813年，死于1849年。
在他担任距离吕岑[20]不远的洛肯[21]教区的牧师职务之前，他在阿尔滕堡[22]宫廷待过几年，在那里他曾负责四位公主的教育工作。他的学生分别是汉诺威的女王、康斯坦丁的女郡主、奥尔登堡的大公夫人和萨克森—阿尔滕堡的特丽萨公主。他深深地敬重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23]，正是这位国王恩准了他在洛肯的牧师职务，1848年的事件使他极为受伤。我生于10月15日，因为这一天正好也是这位国王的生日，于是我自然地获得了霍亨索伦（Hohenzollern）皇族的名字弗里德里希·威廉。生在这一天的一个好处就是，整个童年时期我生日那天都会举国欢庆。我为拥有这样一位父亲而深感荣耀，这份荣耀包含了我所能说出的一切，除了生命以及对生命的伟大肯定。我认为都是因为他的缘故，我不必怀有任何特定的意图，只要付出一点耐心，就可以自然地融入高尚而精美的世界。在那里我感到宾至如归，也只有在那里我内心最深处的激情才能得到释放。尽管为了这份荣耀我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它却不是一桩亏本买卖。哪怕只是想对我的查拉图斯特拉稍加了解的人，他也必须置身于与我相似的境地，必须像我一样被构建出来——把一只脚踏在生命的彼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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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我认为最值得激起别人对我的敌意的时候，我也根本不知道这种技巧，这一点我仍要感谢我无与伦比的父亲。无论我如何非基督教化，我都从未经受过别人对我的恶意。如果你愿意纵观我的一生，你也许会发现别人对我展露恶意的痕迹，但这是极少的，甚至可以说只有那么一次，然而你却会发现非常多善意的迹象。即使是那些令人讨厌的人，我的经验都能毫无例外地博得他们的好感。我能够驯服熊，我能让粗人举止得体。我在巴塞尔大学教授高年级希腊文的七年间，从来没有惩罚过学生，即使是最懒惰的年轻人在我的课上也非常勤奋。对于意外事件，我总能应对自如。我必须能够即兴，以便保持镇定自若。无论何种乐器，即使是“人”这种走调的乐器，如果我没能用它弹奏出美妙的乐曲，那我肯定是生病了。我经常听那些“乐器”说起自己从未发出过如此动人的声响。最让我高兴的曲调也许就是来自那个英年早逝的年轻人海因里希·冯·施泰因[24]，他在审慎询问并且得到许可之后，曾在锡尔斯—玛利亚[25]旅居了三天，他告诉那里的所有人，他并不是为了恩加丁而来。这个卓越的年轻人以其普鲁士青年贵族的激烈单纯性深陷在瓦格纳[26]的泥沼之中（还有杜林[27]的泥沼！），在这三天中，他就像受到了一场自由风暴的感召，仿佛骤然生出羽翼振翅高翔。我一再告诉他，这是高山上清新空气的作用，任何一个人站在海拔比拜罗伊特[28]高6000英尺的地方都会有这种感受，但他不愿意相信我的话。尽管如此，如果有人曾对我进行过很小的恶作剧或者严重的冒犯，这些并不是出于“故意”，也绝不是被恶的意志所驱使的。恰恰相反，正如我已经暗示的那样，我要抱怨的正是善的意志，它们给我的生命带来了不少祸害。我的经验使我有理由怀疑所谓“无私的”冲动，以及随时准备给予帮助和建议的“睦邻之爱”。对我来说，这些冲动就是软弱的表现，是无力抵抗刺激的范例——只有在颓废者那里，这种同情才算得上美德。我要指责这些具有同情心的人太容易遗忘羞耻感、敬畏感和敏锐感，正是敏锐感使人懂得如何保持适当的距离。过分的同情散发着下层民众的气味儿，而且与恶劣的举止非常近似。有同情心的人可能会灾难性地陷入一场生死攸关的命运，一种痛苦的孤独，一种负有重大罪过的特权。我认为，克服同情心也算一种高尚的美德。我在《查拉图斯特拉的诱惑》[29]中设想了这样一个情景，一声巨大的痛苦的呼喊传到他的耳朵里，同情就像临终的罪孽一样向他袭来，要让他背弃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仍要保持自我，保持自己高尚使命的纯洁性——从卑鄙可耻、缺乏远见的冲动之中保持纯洁，正是这些冲动引发了所谓无私的行为。这是查拉图斯特拉这样的人必须经历的磨难，也许是最后一个考验，这是对他力量的真正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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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不过是我父亲的再生，是他那过早逝世的生命之延续。有一种人从未享受过平等待遇，对于他们来说“报复”这个概念和“平等权利”概念一样难以理解，我就像是这种人。当遭受大大小小的愚蠢迫害时，我不允许自己采取任何安全措施或保护措施，也不进行任何防卫或辩解。我的报复方式在于尽可能快地用明智的举措对待愚蠢的行为，这样做或许还有可能压倒它。用比喻的方式讲，为了摆脱怨恨的体验，我会寄去一罐果酱。如果有人得罪了我，我肯定是要“报复”回去的，他可以确信这一点：很快我就会找一个机会向作恶者表示谢意（甚至对恶行表示谢意），或者向他请求一些东西，这要比给他什么东西更有礼貌。在我看来，最粗鲁的字词、最粗鲁的话语也要比沉默更加友善、率直。那些保持沉默的人的内心往往缺乏敏锐和优雅，沉默即是反对，强忍不满必然会使脾气变坏，甚至还会导致肠胃不适。所有沉默的人的脾气和肠胃都不太好。可以看出，我并没有轻视粗俗，它是迄今为止最富有人情味儿的反驳形式。在柔弱之风盛行的现代社会中，它甚至是我们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如果一个人十分粗俗，即使他很无理也算是一种幸福。如果上帝降临人世，他专行无理之事——不是承受惩罚，而是担当罪责，这就是神性的首要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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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怨恨，理解怨恨，有谁知道因为这两件事我是多么感谢我那长久的疾病啊！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人们必须从强壮和虚弱中有所体验。如果疾病和虚弱将会面临什么指控的话，那就是当它们盛行的时候，人类恢复的本能，也就是人们身上的防御本能和战斗本能会变得衰落。他不知道如何避开麻烦，如何做出妥协，也不知道如何抛弃事物。任何东西都会伤害到他。人和事纠缠不断，所有经验都留下深刻印象，回忆就像是化脓的伤口。生病本身就是一种怨恨。为了抵抗这种怨恨，对于病人来说只有一剂良药，我把它叫作“俄罗斯式宿命论”，也就是那种放弃反抗的宿命论。当一个俄罗斯士兵觉得战役难以承受时，他就运用这种宿命论把自己放倒在雪地上，什么都不再接受，什么都不再承担，什么都不再吸收，完全终止一切反应。这种宿命论的精妙智慧在于，它不仅仅蕴含慷慨赴死的勇气，而且在极端危险的情境中可以激发出自我保存的方法，把生命活动缩减到最低的必要限度，减缓新陈代谢就像是一种冬眠的意志。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深入，那就是苦行僧了，他们可以在墓地里一睡就是好几个星期。如果一个人凡事都要做出反应，那么他很快就会筋疲力尽，于是他就根本不做任何反应了：这就是原理。没有什么比怨恨的激情更能消耗人的精力了。羞耻，病态的敏感，无力进行报复却渴望报复的心理，各种“毒药”的混合，这确实是筋疲力尽的人可能想出来的最有害的反应方式。它会迅速耗费人的精神能量，并且导致有害分泌物（比如流进胃里的胆汁）激增。对于病人来说，怨恨是最大的忌讳，是不同寻常的威胁，然而不幸的是，它也是他们极为自然的倾向。那位渊博的生理学家，佛陀，深谙此道。从其战胜怨恨的效果上来看，为了避免与基督教这样卑劣的信条相混淆，我们把他所创立的“宗教”称为“养生学”或许更好一些：使心灵从怨恨中解脱出来，这是迈向康复的第一步。敌意终结不了敌意，只有友好才能终结敌意：这是佛陀教义的开端。它不是道德的指令，而是生理学的告诫。由虚弱造成的怨恨对虚弱者本身危害最大，反之，对于一个天生精力充沛的人来说，怨恨就是多余的情感，对怨恨的驾驭即是其丰沛精力的证明。有一些读者知道我的哲学是以怎样严肃的态度向复仇感、怨恨感发起战争的，甚至发展到了攻击“自由意志”学说的地步（我与基督教的冲突只是其中一个特例），他们也将能够理解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阐明我个人的态度，以及在这个问题上我对自己实践本能的确信。在我比较颓废的时候，我禁止自己沉溺于上述这些情感，因为它们对我有害；当我的生命恢复到精力充沛的全盛状态时，我仍然不允许自己具有这些情感，但这次是因为它们与我不相称。我所谈到的那种“俄罗斯式宿命论”在我身上是这样体现出来的，多年以来我顽强地固守着那些偶然出现而又难以忍受的环境、场合、居所和同伴，这比改变它们更好些，比感觉到它们是可改变的更好些，比反抗它们更好些……凡是阻碍我奉行这种宿命论的人、想要粗暴地唤醒我的人，都被我视作死敌。事实上，他们每次这么做的时候都有致死的危险。把自己视作天命所归，不希望自己“有所改变”，这恰恰就是这种情况下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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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战斗是不同的事情。我生性好战，进攻是我的本能。有能力与人为敌，成为某人的敌人，这些都需要以强大的天性为前提，并且受到强大的天性的影响。这样的天性需要反抗，因此它们到处寻求阻碍。好斗的激情必然地属于强者，正如复仇感和怨恨感必然地属于弱者一样。举例来说，女人具有强烈的报复欲望，她的虚弱中蕴含这种激情，也使得她对他人的苦楚十分敏感。攻击者的实力可以从他的对手（的实力）来估量，每一次力量的提升都通过寻求更难应付的对手或者更难解决的问题而显现出来：因为一个喜欢争论的哲学家也要向问题挑战、决斗。其使命不是要战胜一般意义上的对手，而是要战胜那种与之作战时需要倾注所有力量、技巧和剑术的对手，也就是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对手。势均力敌，这是一场正派的决斗的首要条件。如果蔑视对手，就不会发动战斗。如果采取发号施令或者居高临下的做法，那就不应该发起战斗。我的作战策略可以归结为四点：第一，我只攻击那些胜利者，如果有必要，我会等到他们成为胜利者后再开战。第二，我只攻击那些在它们面前我没有盟友、必须孤军作战的事物，我不连累任何人……我从未在公众面前进行一项无损我名誉的活动：这就是我对于恰当行为规范的标准。第三，我从不搞人身攻击。我把个人当作放大镜，借此使那些一般的但又难以察觉和注意到的恶行变得显明。我曾以这种方式抨击大卫·施特劳斯[30]，更确切地说我所抨击的是一部老朽之作在德国文化界的巨大成功，并且当场揭穿了这种文化的本质。我还以这种方式攻击过瓦格纳，更确切地说我所抨击的是我们文化中虚伪和混杂的本能，它混淆了精致与强壮，混淆了软弱与伟大。第四，我只攻击那些排除了个体差异的、没有任何不友善经验背景的事物。相反，在我看来攻击恰恰是善意的证明，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还是感激的证明。我以攻击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某物的尊重，从而使得它与众不同。我把我的名字与某种制度或者某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表示赞成或者表示反对，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我向基督教宣战，我是有权这样做的，因为在这方面我还没有遭遇过什么致命的经历和困难，即使是最虔诚的基督徒也对我非常友善。我本质上是基督教的宿敌，我决不同意把数千年来的厄运施加在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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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能斗胆表明一下我的天性中使我难以与人交往的最后一个特征吗？我天生被赋予一种洁净感，它非常敏锐，以至于我能从生理学上断定，我能够嗅到邻近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嗅到最内在的东西，嗅到每个人灵魂的“内脏”……我这种敏感是以生理学上的触角为来源的，它使我可以探察和掌握一切秘密：有些人内心深处隐藏了许多污秽之物，这或许是卑劣血统的必然产物，尽管因为受了教育而得到了粉饰，我还是一眼就能看破。如果我的观察没错的话，被我的清洁感所拒斥的那些人，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我由于厌恶心理而引发的谨慎态度，但这些人的气味却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芳香……按照我长久以来遵守的习惯，纯净的环境和对自我的诚实乃是我生存的首要条件，不洁的环境将会使我死亡。我仿佛持续不断地在澄澈透明、波光粼粼的水中游泳、沐浴和嬉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我的耐心经受了巨大的考验。我的人性不表现为我能够理解别人的感受，而表现为我能够忍受这种理解……我的人性就是一个从不间断的自我克制的过程。但我仍然需要孤独，我要说的是康复，是返回自我，是呼吸自由、清爽、振奋精神的空气……假如人们理解了我，他们就会明白整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一首向孤独和纯洁致敬的赞美诗。谢天谢地，它不是在赞美纯粹的愚蠢！色彩感丰富的人会把查拉图斯特拉称作一颗钻石。对于人类、对于粗俗民众的厌恶，始终是我最大的危险。你们愿意听一听查拉图斯特拉所说的关于摆脱厌恶的那些话吗？
可是我的情况怎样呢？我怎样从恶心感中解救我自己呢？谁使我的眼睛变得年轻呢？我怎样飞上不再有任何贱民坐在泉水边的高处呢？
我的恶心本身为我创造了翅膀和预感到泉水的力量吗？确实，我必须飞上最高处，让我再找到快乐之泉！
哦，我找到它了，我的弟兄们！在这儿的最高处涌出快乐之泉！这里有着没有任何贱民参见共饮的生命！
快乐之泉啊，你为我差不多涌出得太猛了！你为了想让我的杯子盛满，你常常又把杯子倒空！
我还必须学会更谦虚地走近你：我的心仍然过于猛烈地向你涌流——
我的心，在它上面燃烧着我的夏天，短暂的、炎热的、忧郁的、快乐的夏天；我的炎夏之心是怎样渴望你的清凉！
迟迟不肯离去的我的春天的哀愁过去了！像六月雪一样意外的我的恶意过去了！我完全变成夏天和夏天的中午！
有着清凉的泉水和至福的宁静的最高处的夏天：哦，来吧，我的朋友们，让这种宁静更充满至福！
因为这是我们的高处和我们的家乡：我们住在这里，对于一切不洁者和他们的焦渴，是太高而陡峭了。
尽管把你们的纯洁的眼光投向我的快乐之泉吧，你们众位朋友们！泉水怎会因此变得浑浊哩！它将以它的纯洁对你们笑脸相迎。
我们在未来之树上筑我们的巢；大鹰将把食物衔在嘴里给我们这些孤独者送来！
确实，这不是不洁者可以参加共食的食物！他们会误认为是吞了火而烧伤了他们的嘴！
确实，这里没有我们为不洁者准备的住处！我们的快乐，对于他们的肉体和精神，将被称为冰窟！
我们要像强烈的风高踞于他们之上，与大鹰为伍，与雪为伍，与太阳为伍：强烈的风就是如此生活着。
有一天，我还要像一阵风吹到他们当中，用我的精神夺去他们的精神的呼吸：这是我的未来所愿望的。
确实，查拉图斯特拉对于一切低地，乃是一阵强烈的风；他对他的敌人和一切吐唾沫的人作如是的忠告：“当心不要对风吐唾沫！”[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