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从自身的视角，只能从矛盾中看到现实。
他越忠于自己所见的矛盾，就越愿意接受现实。
——艾尔弗雷德·卡津
我想起我儿时的伙伴马特·考夫曼（Matt Kaufman），那时他上五年级，一头金色卷发，顽皮捣蛋，生命充满各种可能性。一天，他正在小镇边缘玩自行车后轮支撑，突然，一个高中生开着车从山上呼啸而下。马特被撞飞，落在了旁边的操场上，他的身体肿胀到原来的两倍大。当时学校刚放学，一个小孩目睹了这一场景，他站在马特一动不动血淋淋的身体旁，等待救援直升机到来。在去医院的路上，马特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时我才上四年级，事发后，我在楼梯上摆弄着玩具人偶，心中有些不安，我的母亲过来告诉我，我的小伙伴去世了。刹那间，我浑身充斥着一个问题：“为什么？”玩具从我手中掉落，歪歪扭扭地躺在台阶上。
孩子们的不幸遭遇，一针见血地指明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它和我们以为的样子有多么不同。除非具有足够的想象力，相信前世今生或是父债子偿，才能从大多数这样的惨剧中瞥见一丝丝正义的影子。想一想：此时此刻，在某个地方，就有孩子在父母的打骂下瑟瑟发抖，有的在沿街乞讨，有的在去学校的路上胆战心惊，有的咳出鲜血，有的先天畸形、痛苦不已，还有的过早夭折。就在此刻，某处不知又有哪个马特·考夫曼在痛苦中扭动着身体。美国国家犯罪受害者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Victims of Crime）的调查显示，每5个女孩和每20个男孩中，就有一个遭受过性虐待。这些孩子正在遭受什么样的折磨？我不忍细想。
然而，逃到成年人的世界也没有多大帮助。世界上每分钟都有人在遭遇性侵犯，每分钟都有人还没来得及发挥潜能就死了。每一秒，每一瞬间，我们都在承受莫名而来的痛苦。这些痛苦看起来没有任何意义：歇斯底里的状况、不公的待遇、孤独或丧恸的境遇、恐怖主义的威胁、独裁的暴政、酷刑的折磨，还有无聊、沮丧、羞辱、压抑、绝望、单相思以及恋爱的痛苦。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在《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一书中这样说：
人这一生，没有哪种状态是令人满意的。无论什么年纪，都是如此：小的时候，仿佛在奴隶主的残暴统治之下，只有无尽的服从；长大了，就得工作，为生活操碎了心……等老了，骨头酸痛、内脏绞痛、身体抽搐，成了丧宴（拉丁语：silicernia）的常客，听觉迟钝、视觉模糊、头发花白、脸上布满皱纹、声音嘶哑，老得不认识镜中的自己，对于别人和自己都是种负担；人到古稀，就像《圣经》中大卫所说的那样：“无所不悲。”他们不是活着，只是苟延残喘。[1]
正如伯顿四百多年前的这本老书所言，无意义痛苦并非新鲜事物。这些惯常的痛苦，我们的祖先也不能幸免。此外，他们还要被迫应对那些恐怖的灾难：私刑、瘟疫、广岛原子弹爆炸、三十年战争、斩首、运输奴隶的航路，还有特雷布林卡（Treblinka）集中营。他们常常会染上各种疾病：小儿麻痹症、黄热病、钩虫病、疟疾、麻疹、腮腺炎、风疹和天花，饱受折磨直至死去。那么，这些疾病的消除（至少在它们已经被消除的地方），是否造成了一些正义与善良的缺失呢？换句话说，是否有心智健全的人希望我们更广泛地重新引入这些疾病？这对我们生活的世界意味着什么？
动物界的情况又怎样呢？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曾说：“有人说，在这个世界上，快乐比痛苦重要……如果读者想快速判断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可以想象一只动物在吃另一只动物，然后比较一下两只动物各自的感受。”[2]所有生命的代价都是死亡，任何有神经系统的生物，从最低级的甲壳类到进化链上的高级生物，都会遭受生理的痛苦。达尔文在一封信中坦言：“我无法相信一个仁慈全能的主会刻意创造出姬蜂这种生物，让它们寄生在毛毛虫活体内吸食养分，或刻意创造出猫这样的动物，让它们肆意折磨老鼠。”[3]姬蜂科的一种，会在活着的毛毛虫体内产卵。当卵孵化后，姬蜂幼虫会从宿主的体内吃出去。一位动物学家发现：“对于达尔文所研究的寄生姬蜂而言，宿主被吃的时候是活的，吸收的养分才新鲜，才更利于姬蜂的基因，尽管这会使宿主极度痛苦。”[4]或许C.S.刘易斯（C.S.Lewis）的《痛苦的奥秘》（The Problem of Pain）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倒数第二章“动物的痛苦”（在下一章“天堂”之前），他在此章中承认，他对人类痛苦所做的细致的神学解释并不适用于其他生物。对于为什么动物只能被迫遭受痛苦，却无法解释并超越痛苦，他最终得出的答案是：“我们无从得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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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编写者的说法，“evil”（恶）一词的词源，是指“超出适当程度”或“逾越适当限度”。痛苦是我们对超过限度的表达方式，所以“恶”原本指一切产生了伤害的事物。我们可以从《牛津英语词典》几页有趣的解释中挑两个例子来说明：1480年，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1】抱怨“被称作黄疸病的黄色邪恶（euyll）”。1655年，卡尔佩珀（Culpepper）【2】告诫说：“头痛发作时，手脚冰冷是种邪恶（evil）。”
尽管我们厌恶黄疸病和偏头痛，在脚冷时尤其如此，但我们现在很少会说这些疾病是“恶”的，至少不会正儿八经地这样说。对我们来说，“恶”主要指故意施加不必要的痛苦。“恶”是纳粹分子那样的人做的事，我们神话中的恶魔是希特勒那样的人。然而现代性发生了一种有趣的转变，我们随后会讨论。由于这种转变，“恶”的概念从自然事件中被抽离出来，局限于人类行为的领域。黄疸病和地震是自然而然的不幸，不是人为加诸的恶。不幸之事无可避免，只能任其发生。就像现代人所说的那样，人生倒霉之事十之八九。
为了让我们回到更宽泛的“恶”的概念上来——这一概念既包括人类的恶行，又包括自然发生的苦难与死亡，我选择使用“无意义痛苦”（pointless suffering）一词。我承认这个词有点奇怪，因为本书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人们如何在痛苦中找到意义：艺术家在痛苦中找到创作出重要艺术作品的灵感；精神的寻求者在苦难中找到通向上帝的道路；哲学家在苦难中找到本质的救赎以及对人类基本美德的锤炼。但我认为，“无意义痛苦”一词说得通，原因有二。
首先，我认为一些痛苦确实显得毫无意义，至少乍看如此。尽管我们都知道，人生中有些苦难是好事，作为人，我们不可能不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苦难，但这些苦难似乎不符合任何通常的善良或意义。或许，我们要做的就是看穿痛苦的无意义表象，并最终获取其意义；又或许，我们需要忍受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痛苦，并且坚信，虽然我们看不到其意义，但它确实存在。不过，对宇宙而言，痛苦或许真的没有意义，而我们必须找到其他方式来应对，或干脆缴械投降。不管怎样，无意义痛苦都是创造意义的旅程的开始。
其次，在痛苦的伟大哲学中，我们的痛苦经历的核心总是存在一种悖论、一种辛酸的矛盾——痛苦确实是创造意义的核心，然而，即便我们竭尽全力，一些苦痛还是令人难以忍受、无法理解。所以，我们用来对抗“恶”的主要概念——上帝、自然、人性、艺术，都散发着浓烈的神秘气息。这些概念及其相关的做法，帮助我们理解并接受痛苦。它们蕴含一种突如其来、令人惊讶的崇高感，让我们的理性难以合理地处理其反矛盾性。如果我们的大脑足够活跃，能够体会一些苦难的奥秘，我们便会称其“不公”（有意义但不公），而不是“无意义”（有一定的意义，但在某些层面上仍毫无意义）。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强调，我们要探讨的最重要的苦难的例子，不管它多么有意义，都无法摆脱无意义。比如，我在最后一堂会讲到，蓝调音乐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奴隶制及其遗留问题做出的妥协。奴隶制所带来的苦难在蓝调音乐中获得了意义，这是一种强大的意义，可是奴隶制的苦难依然是毫无意义的——这不仅错，而且大错特错。当我们在痛苦中找到一种意义时，我们千辛万苦形成的理解总是包含一些我们既不明白又不能接受的内容，至少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如此。无意义痛苦是创造意义的旅程开始的地方，也是它结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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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来说，人类面对痛苦有两种重要的反应，我将其称作“解决它”的态度和“直面它”的态度。
其实，如果我们把“忘了它”的态度算进去，就有三种了。“忘了它”这种态度可能没有多少哲学意义，却很可能是最普遍的态度。正如帕斯卡尔【3】以其一贯冷嘲热讽的语气所说：“人们无法终结死亡、痛苦和无知，于是为了幸福，他们决定不去想这些事情。”[6]当我们的朋友毫无征兆地中风，当我们的周围突然发生一桩可怕的犯罪事件或重大自然灾害，当我们被诊断出某种恶疾，我们会感到非常震惊。而我们的震惊，不就恰恰证明了我们生活在对周遭苦难的视若无睹之中吗？多数时候，我们稀里糊涂地混了过去，直到再次恢复健忘的半幸福状态；有时我们却没能混过去，连命都没有留下。在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中，一只神鹤给智慧的主角坚战（Yudhishthira）出了一道谜题：“世间怪事千千万，你觉得最怪的是什么？”坚战给出答案：“最怪的是，人虽然看到身边不断有人死去，却从不相信自己也会有死的一天。”[7]
一段从柯南·奥布莱恩（Conan O'Brien）主持的《柯南·奥布莱恩深夜秀》（Late Night With Conan O'Brien）中截取的视频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在这段视频中，美国的“当代帕斯卡尔”——喜剧演员路易斯·C.K.（Louis C.K.）认为：我们总是玩手机，主要原因是我们很难独自面对存在。他说：“生活无比悲哀，光是活着，就够惨了。”在我们的各种计划和项目的表面下，是“永远的虚空……你知道一切都是徒劳的，而你是孤独的”。[8]我们无法直面由这种悲哀产生的焦虑，于是不停摆弄各种工具，以分散注意力。这位喜剧演员的观点，与帕斯卡尔不谋而合。帕斯卡尔曾说：“事实是，当下常常令人痛苦。为了免于受苦，我们不去思考当下，将其推到看不见的地方。”[9]
喝几杯小酒解愁，发几条短信聊天，或是任何你用来“放空”的习惯，都具有如睡眠需求那样的强迫性。我曾经为了忘记与宇宙中的大灾难相比不值一提的烦心事，足不出户地将电视上所有的少年棒球联盟世界大赛（Little League World Series）看完了。我绝没有鄙视这种“忘了它”的态度的意思，但从根本上说，忘记痛苦意味着失去人性。路易斯·C.K.还提到，有一回，他在广播上听到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唱Jungleland（《都市密林》），深受启发，他没有逃避自己的焦虑，而是站在那里，让焦虑扑面而来。他惊叹道：“实在是太美了！悲伤是那么富有诗意！经历悲伤的时刻，是种幸运！……当你允许自己感到悲伤时，你的身体会产生抗体……它让幸福感涌入身体，与悲伤汇合！”如果我们总是看体育节目、从不关掉手机，那么这种独一无二、悲惨又美丽的生命就会从我们中间流逝。植物生长，然后枯萎；动物遭受痛苦，便本能地减轻自己的疼痛；而我们人类却必须用我们的理性，找到一种应对痛苦的方式——这就回到了之前所说的“解决它”和“直面它”两种态度。
当我们选择“解决它”的态度时，痛苦似乎成了一种有待化解的不平之事：我们最好将其最小化乃至消除。感谢这种“解决它”的精神，使我们用自己的创造力之火锻造出了各种发明，用于改善我们的生活。人类的大部分文明，包括大量科学与政治以及几乎所有的技术，都源自这种“解决它”的态度。
不过，还有“直面它”的态度，许多宗教、艺术等人文学科，以及相当一部分的科学和政治，都体现出了这一点。这种态度认为，我们必须忍受自然造成的苦难，如此才能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直面疼痛、苦难和死亡，是通往更深层次的存在所必须迈出的第一步。我们常常不会一开始就将痛苦解决掉，而“直面它”的精神让我们度过艰难时刻，使其成为我们人生历程的关键组成部分。我们的精神产生了大量抗体。我们会在思考宇宙原本的样子时满心喜悦，而不是沉浸在对宇宙应有的样子的幻想中。我们会捍卫有尊严地生活的自由，尽管它时不时为我们带来潜在的痛苦。在最受灵感眷顾时，我们将不公的苦难转化成深刻的艺术、文化与知识，将死亡和不公上升到熠熠生辉的境界，升华成美、冒险与救赎。
“解决它”和“直面它”是人类面对自身境况的基本态度。一方面，我们将永远与死亡、不公和痛苦做斗争；另一方面，我们最终也必须接受它们，因为它们是我们存在的前提。我在本书探讨的重要一点就是，生而为人，便会包含一种巨大的矛盾：拒绝痛苦的同时，不得不接受痛苦；解决痛苦的同时，不得不面对痛苦。仅仅面对痛苦，却放弃任何解决痛苦的努力，是种麻木不仁：这无视我们改善自身境况的能力，无论是从个体出发还是从政治出发，面对不公，我们将变得逆来顺受，自鸣得意。然而，只是简单粗暴地解决痛苦，不愿面对痛苦的阴影，是种肤浅：我们失去了通过苦难、悲剧以及人性的弱点丰富自身的能力，而这些是所有富有意义的事物的核心，是生命本身的核心；此外，拒绝接受自身的自主性以及世界的不确定性，我们还可能纵容暴政。那么，如何在解决痛苦和面对痛苦之间取得平衡？答案是没有完美的比例。但在本书中，我将试图探讨，我们最深刻的思想家们对人类生活的这一重大悖论的探究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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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写这本书，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当前的时代似乎迷失了应对痛苦的方向。数百年来，我们正逐渐忘却这一奥秘。简言之，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已经开始主要从解决的角度看待痛苦。因为我们历来用以对抗和纠正自然的药物、机器和政治制度，效果都不怎么理想，死亡和痛苦依然无可避免，所以我们不得不直面它们。面对天灾，我们一直都强颜欢笑、忍受自然，因而，我们解决苦难的精神从来都不怎么强。现代之前，面对苦难，最严肃的对待方式是哲学的直面观念。我们改造自然的能力，虽然所能实现的成果仍有局限，却突然得到了巨大的释放。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激进的技术创新已经改变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接受自然，认为唯一能用行动改变的只有历史，而现在，我们开始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以行动进入自然”（act into nature）[10]。举两个夸张的例子，在奥斯维辛和广岛，我们的所作所为不仅是人类的举动，还是上帝的举动；事实上，我们做的事情甚至超过了最可怕的自然灾害，有人出于恐惧和敬畏，将其描述为“上帝之举”。和纳粹的大屠杀相比，里斯本地震算什么？和广岛原子弹相比，埃博拉病毒算什么？现在，我们通过生物技术改变生死，利用大规模监控假扮全知全能，设计出“智能”的高科技，创造出虚拟世界，沉迷其中，乐不思蜀。我们的能力达到了如此高度，以至于我们开始认为，我们能够，至少很快能够支配痛苦了。于是，当我们无法解决某一问题时，我们的本能冲动是将其锁起来，抛之脑后，或者干脆解决掉具有这一问题的人。如今在发达国家，有非常多的人不仅希望，而且严肃地认为，他们会一直获得并享受舒适的生活，克服一切病痛，舒舒服服地活到耄耋之年。可是，他们奢华舒适的退休生活最终会怎样呢？现在先别操心这个了，少年棒球联盟世界大赛正在播出呢。
我们越来越多地把精力投入到寻求解决痛苦的办法中，这让许多人难以接受宗教等制度直面痛苦的理由，而这些制度曾经几乎是我们用来对抗苦难无情袭击的唯一手段。现在，如果宗教的社交和礼拜活动超出一周一小时，就往往被视为科技进步的绊脚石。在某些著名的无神论者看来，上帝只是阻碍进步的童话故事。一想到著名的神学难题“罪恶问题”（the problem of evil）——上帝创造了如此多的无意义痛苦，就难以相信上帝全善全能。在漫长的历史中，“恶”与其说是一个问题，不如说是需要被解决的根本谜题。神学家、哲学家、诗人和普通的信徒们，不仅将这世界看作创造之地，还将其看作救赎之地。在宇宙背后的高深玄妙之中，他们既看到了解决痛苦的特性，也看到了直面痛苦的特性。然而，一种新的看待痛苦的方式在18世纪出现了，并且在随后的几百年得到了广泛认同。哲学家开始明确地将伦理功利化，普通大众也常常无意识地这样做，功利主义倾向愈演愈烈。功利主义的伦理观大多认同：痛苦完全是不好的，减少疼痛和死亡是所有站得住脚的道德逻辑的基础。因此，“罪恶问题”被广泛用作完全否认上帝存在的明确理由——如果一个心地善良且无所不能的“生物技术专家”，创造出一个孩子会死于癌症的世界，那也太荒唐了。从这种将上帝看作“生物技术专家”的观点中不难看出，我们很难不将世界想象成功利主义的建筑工地。
现代社会在解决苦难的求索中，取得了诸多成就，对此我深怀感激，可我想指出的是：我们的社会与苦难的关系常常是不健康的。我们倾向于将悲伤、衰老、糟糕的记忆乃至死亡，看作我们灵魂的外来入侵者，因而，我们倾向于用药物麻醉所有疼痛，让自己保持年轻，甚至延迟死亡，直至我们的生命失去意义。我们倾向于把幸福想象成买东西的能力以及与之相关的身份认同，因而，工作被视为一种“恶”，一种为了消费而进行的单调且重复的劳动，一种最好让机器人完成的苦工。我们倾向于认为技术能解决所有问题，因而，在我们眼中，自然不过是我们增强力量的一种资源，或是一只我们关在公园里的宠物。我们倾向于认为，政治就是保证人们的安全，确保经济稳健发展，因而，我们越来越愿意放弃民主的权利，与政府达成霍布斯式【4】的交易，换取安全与繁荣。我们倾向于认为，教育不过是对将来可以赚钱的技能以及解决问题的知识的装载，因而，人文艺术中直面痛苦的学科，只要不能高效解决问题，我们就不愿意学习（事实上，有人担心这些科目太过残酷，会唤起创伤性经历），或者，我们会将这些学科，这些人类生命的瑰宝，变成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有趣的是，我们越是将我们的生活看作有待解开的一团苦难的乱麻，我们的娱乐中就越发充斥着梦幻般壮观的死亡和暴力场面，例如，僵尸和《格斗之王》（Mortal Kombat）。我们正逐渐忘却存在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谈及解决各种问题时，经常使用战争字眼：反恐战争、毒品战争、犯罪战争、癌症战争。可想而知，未来我们将动员起来，支持对抗死亡的战争，弗朗西斯·培根在现代性萌芽之时就说过会有这样一天。仅仅与这些问题抗争是不够的，我们谈论这些问题的语气，好像必须一劳永逸地将其战胜一样。《申命记》【5】中写道：“这片土地上永远会有穷人。”[11]毒品、犯罪、疾病、恐怖和死亡，亦如此。我反对这种用战争的字眼谈论我们减少痛苦的努力的夸张做法。不仅如此，发动这样的战争，还可能瓦解我们的人性，并且产生新的苦难形式。我们必须接受，不道德行为、苦痛和死亡是人之为人的一部分，否则我们将把我们的自由置于危险境地。
请不要误解我。我们总是忘记“在对抗痛苦的同时，也要接受痛苦”这一悖论，这使得接受癌症、恐怖主义和贫穷，听起来像是失败主义的做法。我并不是提倡大家满足现状：对痛苦不做抗争，和只一门心思与之抗争一样，都愚不可及。是的，这片土地上永远会有穷人，但我们也必须记住《申命记》中的下一句：“你要向你的兄弟伸出援手。”接受并不意味着顺从。我们的生命注定要在无意义痛苦中收场，我们应该接受这一设定，但我们也必须为在本质上对抗无意义痛苦的人类目标而奋斗。如果我们被诊断出癌症，接受化疗合情合理；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到某个时候，为了保证我们的生活质量，再接受下一阶段的治疗或许已不值得了。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不管我们是否被诊断出癌症，痛苦都是活着的主基调，生病很正常，我们终究会死。意识到这些，对过有意义的生活至关重要。
我认为，我们强大的解决痛苦的心态，其主要问题是，这种心态将剥夺人类这一存在所独有的冒险精神。这种心态将我们分裂成雇主和劳工、销售者和消费者、医生和病人、演员和观众、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替人办事的人和需要雇人办事的人、精英和底层、慈善家和乞丐、圣人和禽兽，但我们应该是工人、实干家、发明家、守护者、艺术家、教师、学生、公民、人——这些角色都涉及共同承担风险和痛苦。我们应该是理解自身和他人人性之脆弱的人，应该是能够创造性地应对人类处境的人。向痛苦宣战，无异于将我们与人性分离开，这样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权利的滥用和意义的缺失。反恐战争迫使我们限制自己的自由，使我们拷问他人，包括那些无辜的人。打击犯罪的战争迫使我们不仅监禁大量的人，当然也包括无辜的人，还迫使警察队伍采用战斗中的装备和行动。与疾病的战争导致许多人伴随着哔哔作响的机器死亡，而不是与朋友和家人牵手，或在养老院的陌生人中间，看着自己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逐渐衰弱。这些战争还令当权者异想天开地以为，必须承受痛苦的是别人。我们忘记了自己和遭受水刑的嫌疑犯、绝望的瘾君子、试图自杀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最根本的是，当我们用解决痛苦的思维模式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的生活时，我们将远离那些能赋予生活价值的东西，于是我们的关系缺乏深度、食物缺乏滋味、音乐缺乏美感、司法缺乏仁慈、工作缺乏乐趣，而我们的休闲活动不过是打发时间，无法为生活增添任何生气。正如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谈到对生活处境的抗争时所说：“其他战争都是对外展开的，而这种战争要与自身抗争，用自己分泌的毒液吞噬和毁灭自己……我们陷入了什么地步？我们的解药自带病毒。”[12]简言之，试图消除所有的痛苦，会造成新的独特的痛苦——意想不到的毁灭，乃至人类价值的丧失。
本书旨在让人们重新认识接受死亡与对抗死亡、困难与不公的悖论。简言之，是要揭开痛苦的神秘面纱，而痛苦之谜也是人性之谜。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探讨看待无意义痛苦之悖论的七种不同的方式。我会通过考察现代性的出现，以及我们在取得惊人的科技成果时，试图理解痛苦的混乱不堪的方式，来探讨我们的现状，或者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现状。第一部分的结尾将提出，即使那些曾经引导我们应对自身处境的传统已经变得岌岌可危，我们还是需要重新发现汉娜·阿伦特所谓的“人的境况”（human condition）。因而，在第二部分，我会遍寻我们的遗产，以便更新在对抗无意义痛苦时，占据人的境况的那些永久保有价值的方式。在此过程中，我看到在上帝、自然、人性和艺术等探索痛苦之谜的关键领域，仍然迸发着诸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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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在草原之光书店（Prairie Lights Bookstore）朗读我的书《最深刻的人类生活》（The Deepest Human Life）过后，迈克·塞万提斯（Mike Cervantes）找到我，介绍说他在附近的艾奥瓦州医学和分类中心（Iowa Medical and Classification Center），也就是奥克代尔监狱（Oakdale Prison），负责教育项目并且帮助出版一个刊物，他听我提到我为有犯罪前科的人上过课，便问我有没有兴趣到这所监狱教哲学。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并在过去的几年，一直抽空去那里上课。因为这份工作没有报酬，所以我只用教哲学，不用承担其他制度性的任务。这是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
作为一个以苏格拉底为榜样的哲学家，尽管历史和理论都很重要，但我并不只是把思想当作历史文物或理论模式进行探讨。我试图将伟大的思想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以此发现其中依然鲜活的精华和已经过时的糟粕。虽然监狱是非常可怕的地方，但却一直是哲学思想绝佳的实验室。于是，我立即开始在“这些人”中间实验这本书所探讨的关键人物及思想。（我将这些犯人统称为“这些人”。尽管一些好心人反对“犯人”“囚犯”等称呼，认为这样的语言不人道，但我也会使用这些称呼，因为它们清楚明确，不像那些政治正确的委婉词语，比如“监狱里的人”或“过渡期公民”那样含混不清。而且，我也不想对事情的真相欲盖弥彰。我在监狱中待过，相信我，这可和在那里做囚犯全然不同。）无论是约伯（Job）【6】所说的在不宽容的世界中坚守信仰，还是爱比克泰德（Epictetus）所说的在极端条件下保有自由，或者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关于惩罚的论述，我认为犯人们最有资格进行评判。我也希望，我对哲学的研究能让我有足够的能力教这些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以便他们度过这无情而又奇妙的人生旅程。我确信，他们身上也有值得我学习的东西，比如启发我哲学和宗教如何照亮或扭曲一个人的灵魂。在我看来，我们组成了一个相互补充的乐团，一个无形的理想国，一个包括那些逝去很久的哲学家、先知以及诗人的灵魂，也包括你的理想国。
起初，我决定在监狱教学，其实出于一种自私的愿望，我想和“有趣”的人一起探索哲学。结果，很快我就获得了一种关键的启发：我们对待犯罪的方式，就是对我们如何看待痛苦的有力表达。关于痛苦的哲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调和看似不可调和的痛苦与正义这两个概念。监狱如果不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试图对痛苦和正义进行的调和，又能是什么呢？惩罚就是以好人的名义施加痛苦，这令人极难理解。这些人并非没有遭遇不公和痛苦。尽管我们所有人都施加过痛苦，但他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他们中有些人对他人施加过巨大的痛苦，包括强奸和谋杀。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入狱前和入狱后也承受过巨大的痛苦。我在准备写此书时，读过各种不同哲学家的作品，许多哲学家在讨论痛苦的意义时，将“惩罚”作为主要部分，这令我十分诧异。同样让我感到诧异的是，这些哲学家中的许多人从不同角度反对系统性的惩罚！“恶”的问题与监狱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监狱显然也是“对痛苦缺乏严肃思考”的种种可怕问题显露出来的地方。犯罪战争和毒品战争已经让220万美国人锒铛入狱——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人数几乎增长了10倍！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不到5%，却囚禁了世界上将近25%的犯人，每年花费高达800亿美元。我们庞大的“改造”设施取得了什么成效呢？再犯罪率几乎达到70%。（希望这些数据很快能成为糟糕的过去。）换言之，我们正在以正义和安全的名义践踏生命、拆散家庭、产生犯罪！如果我们想过上好的生活，拥有一个健康的社会，我们必须好好想一想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应该努力将不公看作构成我们的一部分，而不是某种可以直接隔离改造的东西。我们对待囚犯的方式，也是对待自己的方式。如果我们想过上好生活，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我们与痛苦的关系；如果我们想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监狱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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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当我告诉别人，我正在写一本书，叫作《关于痛苦的七堂哲学课》时，得到的最普遍的回应差不多是：“哦，真够阴郁的！”一位学者甚至批评我说：“哲学应该向人们展示快乐，而不是沉湎于痛苦。”我认为，这些回应恰恰是我们彻底忘却痛苦之谜的表现。痛苦和快乐密不可分。真正的快乐，需要我们直面死亡、痛苦和不公，不仅仅是安然地死去、少有痛苦地活着、偶尔犯些道德错误，而是让各种形式的痛苦如刺刀般刺入我们的内心。蓝调是一种极快乐又极伤感的音乐，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将蓝调音乐称为“双刃的”力量，他将其归为一种感官享受，一种在这身皮囊下完全鲜活的生活方式。他说：
我认为，耽于感官享受是尊重和庆祝生命的力量及生命本身，是不管做什么都活在当下，无论是尝试去爱还是共享面包。顺便提一下，当我们再次开始吃面包，而不是我们用以替代的亵渎神圣、毫无味道的泡沫橡胶时，这对于美国将是伟大的一天。我这话也绝非儿戏。[13]
我无意阴郁，只是不想吃没味道的泡沫橡胶罢了。
我觉得，对哲学理论的认同或反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性情。所谓性情决定是否认同，就是当你一心追求智慧时，你会倾向于认同柏拉图的超越性或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抑或是道家的无为思想、儒家的仁，或是悲观主义的诚实、理想主义的乐观。学习最能体现你性情的伟大学说，读和你的秉性最契合的最好的书，就是做更真实的自己。教授哲学最令人满足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学生兴高采烈地欢呼：“原来我一直是一个斯多葛主义者，只是现在才知道！”
我认为，性情是决定我们如何应对苦难的关键因素。面对苦难，有些人喜欢克制欲望，他们必然会认同斯多葛派的学说；而另一些人，内心的正义感令他们无法克制，驱使他们追求正义，不愿接受血淋淋的现实。我刚开始动笔写这些章节时，就已经充分预料到，我提出的七种看待痛苦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兼容。
然而，随着我深入研究那些影响着我的不同思想家，我发现，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性情，但他们却落在了同一个核心悖论上，即解决和面对痛苦，只是他们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我发现自己也是在唱同一支歌曲，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曲调与他们大有不同。在本书最后一堂中，我将直接剖析蓝调音乐。蓝调音乐是一种重复的和弦进程——十分简单，却能不断地承载人类的复杂性。虽然我无意淡化约伯和爱比克泰德之间的差别，或者盲眼威利·约翰逊（Blind Willie Johnson）和穆迪·沃特斯（Muddy Waters）【7】之间的差别，但我逐渐认为，每当有人努力地接受活着以及必须死亡的人类境况时，都会响起一支深邃的蓝调。
此外，对哲学的研究不应止步于学习那些与我们自身秉性相投的思想。当我们能够挑战我们的秉性，增强那些同样存在于自我大合奏中的细小声音，以此拓宽我们的性情维度时，我们的自我就会变得更加丰富，我们灵魂奏响的乐曲就会变得更加悦耳。我信奉哲学多元主义。套用威廉·詹姆斯【8】的话，我相信，如果一个柏拉图主义者被说服，或以其他方式被迫成为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道家、儒家、基督徒或尼采主义者，那么我们的总体真理意识会因此被削弱。[14]人性的信息从未被读完，而每一个伟大的哲学思想都读出了其中一个音节。我们发现得越多，就读出得越多。虽然有一些应该指引我们所有人的根本坐标，但我的主要兴趣是拓宽我们的想象力和认知力。我的目标不是解决我们的道德问题，（有哪个哲学家曾成功地解决过这一问题吗？）而是拓宽我们的道德想象力。在我看来，最富有哲思性的哲学家是那些体现出广博人性，并坚决不肯被简化为“一种哲学思想”的人，比如苏格拉底、庄子、蒙田。
为什么只有七种看待无意义痛苦的方式呢？请容我为自己辩解几句。著名哲学家阿梅莉·奥克森伯格·罗蒂（Amélie Oksenberg Rorty）在其著作《恶的多种面孔》（The Many Faces of Evil）中也仅提出了六种，而我要承认，看待痛苦之谜的方式远不止六七种。有些读者可能会失望地发现，本书没有专门详细论述基督教和佛教的章节，毕竟基督教的核心象征就是耶稣受难，而佛教四谛中的第一谛就是“苦谛”。尽管本书确实适合讨论这两种传统（而且，我在本书表达的许多观点都受此启发），但我认为，由于基督教主张将痛苦转化为慈善之心，佛教主张将痛苦转化为悲悯之心，这两者相对说来众人皆知，而探索其外的道路更加有趣。另外，“七”是一个吉利的数字，我迷信地认为，看待最难看待的东西，七种方式就够了。美国著名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找到了十三种观察黑鸟的方式，而如果我找到十三种看待“恶”的方式，恐怕第十三种就是魔鬼本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