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见过面的老师和见过面的编辑
几十年后，木斧回顾他的创作历程的时候，深有感慨地说：“我是一个普通人，平凡的人，我需要的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我需要前辈和同辈的培养和扶持，在新诗创作的道路上，我实实在在地有过许多老师。”（《诗的求索》）前一句话，是出于谦虚，而后面的几句话，倒是包含着对于扶持他走上诗歌创作道路上前辈和同辈的谢意。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凡是给自己以启迪，传授了一点自己原本不知道的知识的人，都可以称作老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以人人为师，而又师于人人的。木斧对他的这样的老师们一直是很尊重的。他不止一次地说，王育民和方然是他的两位引路人。引路人，也就是导师之意。在他的意识中，这样的老师还有许多许多。
“曾在写诗方面给过我帮助的不知名的王育民，便是我的启蒙老师，他使我从古书堆里探出头来，爱上了白话文和现代文学，还有金刃，三十年后我才知道他就是刘炼虹，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写的《答〈沉默〉》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开始懂得追求诗美。”（《诗的求索》）木斧称他们为老师，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木斧后来曾经称多位同志为引路人、老师。从当时的情况看来，直接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而可称为恩师的，有两位，即方然和伍禾。这两位老师，木斧从未与他们见过面，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再见面了——用木斧的话说：“他们两位早已见马克思去了。”
先说方然。木斧说：“方然不仅引导我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而且引导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党的培养下，我参加了地下党所领导的秘密革命青年组织‘民协’，从而使我成为一个报纸的文艺编辑。参加革命促进了我创作上的早熟，在革命的大风暴中发表了大量的诗篇。”“这一切使我至今也不能忘却我的老师，我的领路人方然。”
方然（1919.9.30—1966.9.21），安徽省怀宁县人。原名朱声，又名朱传勤。1937年“七七事变”后，方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3月赴延安，在延安公学学习，后转入延安作协从事创作。1940年回到国统区，考入成都金陵大学中文系，从事学生运动。1946年3月参加当时进步的文艺团体《学生报》的工作，任主编。还参加现实文学研究会及平原诗社。在《平原》《文艺杂志》《文艺阵地》《文艺生活》《诗创作》《诗垦地》《希望》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诗作，成为当时影响广泛的“七月诗派”的重要诗人。1946年9月东下重庆，同阿垅等创办《呼吸》月刊，任主编，在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论文和书评。并译出许多苏联作家关于文学语言的文字，重译了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同时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斗争。曾因著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而遭逮捕，经营救获释后去南京参与欧阳庄等人编印的《蚂蚁小集》，后到杭州，为浙东游击区做联络工作。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浙江省文联的筹备工作，主持《浙江文艺》的编务，发表过一系列论文。1955年因胡风冤案被捕，“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即被迫害致死，粉碎“四人帮”后始得昭雪。
对于方然的这些经历，木斧当时并不知道，而且在以后相当长时期也并不知道，一直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胡风冤案平反之后他到处打听，才对方然这位引路人的生平经历有了全面的了解。当时的木斧只知道，方然是一个思想很进步的人，是他的老师。木斧没有同方然见过面，只是因投稿的关系，收到过方然给他的三封信，时间都在1946年6月。
按木斧的回忆：“第一封信是刊用稿件的通知，署名是《学生报》编辑部，秀丽的毛笔小楷字打动了我的心。信上说，很难得看到这样文笔流畅的小说，字数不多，剪裁得体，而且出自一位十四岁中学生之手，很高兴，已发排，望今后继续赐稿云云。旁边又批了几个字：你会写诗吗？这是我的第一封用稿通知，我看了入痴入迷，整整兴奋了三天三夜。第二封是聘任书，署名仍然是《学生报》编辑部。那时印刷条件很差，仍是方然的毛笔小楷，‘兹敦聘默影先生为本报特约通讯员’，字迹十分整齐。这又是我生平第一次挂的头衔，又兴奋了三天三夜睡不着觉。第三封信署名方然，约我某一天到北门北巷子去见林祥治先生。后来我才知道，方然的第三封信写给我之后，就离开四川了，他把我交给了年轻的林祥治，可惜我没有同方然见过一面，我要是早生两年，我们也许会坐在一起促膝谈心了。”（《诗的求索》）
在林祥治家里，木斧还遇见了两位西北中学的同学杨玉煊和诸果，后来，他们一起成立了《学生报》西北中学通讯组。
方然不仅仅是诗人。他和木斧的交往，只是神交，可以用“神龙见首不见尾”来形容。他们没有见过面，木斧甚至只看到“方然”两个字，但方然却给了木斧创作的信心和勇气，这就使木斧终生受用，这已经足够了。
伍禾，也是木斧的一位从未见面的老师。他是湖北武汉市人。生于1913年10月11日，1968年12月22日遭迫害不幸逝世。伍禾原名胡德辉，1934年4月20日在上海《申报·自由谈》上发表诗《与流亡者》时署名“伍禾”，以后一直沿用，出版过诗集《箫》《寒伧的歌》等。1946年至1949年在武汉主编过《新湖北日报》“长江”副刊。新中国成立后仍在湖北省文联工作，1955年受胡风冤案牵连，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1948年2月，木斧参加《学生报》改刊的《学生》半月刊。具体工作是和葛珍一起，主持《学生》半月刊的文艺副刊“锻炼”。当时，木斧已经是一位发表了不少诗作、在成都颇有点影响的青年诗人了；但是，在葛珍这位年龄和诗龄都是老大哥的心目中，木斧的诗是没有地位的。“他总嫌我年纪太小，看不起我写的诗，动不动就以‘你不懂’来回答我的求索。”后来，因葛珍经常在武汉《新湖北日报》上发表诗作，知道这本副刊的文艺编辑是伍禾。他就把木斧介绍给伍禾，说：“你把你的诗寄给伍禾，伍禾是一个比较爱挑剔的人，但绝不放过好诗，让伍禾来检验你的诗吧。”葛珍还说：“如果你的诗上了他的副刊，你写诗就有希望了；如果上了‘文艺’副刊，你写诗就大有希望了。”一方面或者是出于赌气，一方面也或许是具有坚强的信心，反正，木斧是把自己的诗寄给了伍禾。木斧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凡是具有刺激性的挑战，他都乐于应战。
这年6月，木斧把自己的诗《走》寄给了伍禾，就是那首怀念王育民的诗。附信中少不了要说些“请指正”“修改”这类的话。7月27日，《走》在《新湖北日报》“文艺”副刊上刊了出来，同时附信给木斧说：“诗，不错。不改。照发，有好诗再寄来。”这使木斧喜出望外，这是他的诗第一次走出四川啊！经受了伍禾的“比较挑剔”的检验，木斧写诗的信念大增，他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奔跑得更有劲了！此后，他的《疯孩》《玫瑰花》《童话》《冬天》都陆续在伍禾那里刊登了出来。使大哥哥葛珍也对木斧另眼相看了。直到现在，说起这事，木斧还是掩饰不了一丝得意之情。
就这样，从未与木斧谋面，而且也从未具体地对木斧的诗作加以指点的伍禾，以他扶植作者的又一方式——为诗人提供发表园地，而在木斧心中牢牢地树立了他的老师的形象——当然，这个形象只能是木斧凭借想象勾画出来的——这个想象中的伍禾将永远地留存在木斧的印象中，是改变不了的。直到1980年10月，木斧到了武汉，去看望徐迟同志。希望通过他找到伍禾，见见这位使他感到“写诗大有希望”的老师。他满怀兴奋地想：“他是个什么模样的人呢？”对于伍禾，木斧没有陌生感，只有熟悉感，就是要在这种什么也不了解的情况下见面，增添一些神秘感，才有兴趣吧！到了武昌，木斧先去找田野同志，一打听，大吃一惊，兴奋变成了悲痛，这位老师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去世了！希望成了失望！只是在田野的热心而详细地介绍了伍禾的生平、生活习惯、品格之后，才在一定程度上使木斧增加了对伍禾的了解。
但和未能一见方然一样：遗憾无法弥补，怀念却将永存！
在这种激情的冲撞之下，木斧铺开稿纸，在素白的纸上倾吐着对于伍禾的深情的悼念，他把这种悼念写在一首叫作《悼》的诗中：
待到我得到你的消息你和我已久久地别离望着激荡的扬子江我的思念永不停息你到哪里去了呢？
你是一个沉默的人胸中装着电闪雷鸣你去了，静静地去了你的雷和电呢？
你的诗呢？
扬子江的浪潮中，倾泻出
你的诗歌铺路的洁白的素绢！
“你到哪里去了呢？”“你的雷和电呢？你的诗呢？”木斧注视着浩浩荡荡奔腾东去的扬子江！问谁？
苍天无语，江流呜咽……
木斧说：“我们这批作者永远也忘不了她。”
她是谁？“是二丫。”木斧回答说。
1948年2月13日成都《西方日报》的文艺副刊“西苑”上发表了木斧的《寂静》。此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毫无顾忌地接二连三地向《西方日报》投稿，《西方日报》也毫无顾忌地接二连三地发表我的作品”。（《诗的求索》）
当时《西方日报》共有三种文艺副刊，一种叫“周末文艺”，由作家刘盛亚编辑，木斧在那里发表小说；一种叫作“方生”，崔之富编辑，木斧在上面发表杂文；一种就是“西苑”，由二丫编辑，是当时一个令人瞩目的文艺副刊。木斧在这个副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和另一名叫作湛卢的作者一起，被人称为“西苑”的两大台柱，以致使不少人误以为这二人和《西苑》的编辑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但就木斧来说，《西方日报》的三个文艺编辑，他却一个也不认识。特别是“西苑”的编辑，是男是女，姓甚名谁，一概不知。
后来，葛珍不知怎样弄清了，这“西苑”的编辑，就是经常在报上发表杂文的二丫。葛珍把他所“刺探”到的这一鳞半爪的“情报”透露给木斧，引起了他的好奇。二丫，多奇特的名字。也许是一个从破落地主庄园中冲出来的丫头吧！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一天放学后，冒着大雨，赤着脚，背着书包，木斧便大着胆子闯进了《西方日报》的院子，逢人便问：“请问有个二丫先生他在哪里？”谁也不知道。
后来，一位长着黑胡子的先生，在听到木斧的询问后，诡秘地笑了，指着一间房子说：“二丫就在那里！”
敲了敲门，木斧推门进去。这间小屋里，有一位年轻的妇女，正在给怀中婴儿喂奶，听见有人进来，才抬起头来问：“谁呀？”
这场面，使木斧颇为尴尬。他嗫嗫地说：“我找二丫先生！”
看到进来的只是一位小青年，木斧当时很矮小，更减了年龄，好像一个小孩，这位年轻妇女显然是把他当成送牛奶的小孩子了。听说找“二丫先生”，问话在嗫嗫中带有几分文雅，她犹豫地问：“不是送牛奶的吧？”
木斧被这一句疑问问得愈加糊涂，愈糊涂，就愈说不清了。
“对不起，我只是来看一看二丫，看一看这个二丫是个啥子样子！”
“西苑”的编辑和作者就这样略带尴尬地见面了。这个见面是带有戏剧性的。这样，木斧知道这位年轻的妇女就是二丫，二丫就是杲向真；杲向真也弄清了，这就是木斧，他居然这么小！
这以后，木斧再也没有去找过这位二丫了。而当时的经常在“西苑”发表作品的作者中，知道“二丫”的真实身份者也是寥寥无几。1949年底，成都解放后，杲向真在《川西日报》编副刊，以后到了北京，担任《北京文学》的编辑。同时，杲向真当然不仅仅是编辑，她在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自己也写作了大量的杂文、诗歌、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品，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她忠厚老诚，朴实无华，沉默寡言，不会社交，只会默默地工作，作为一位编辑，她是一名普通的编辑，任劳任怨的编辑，默默无闻的编辑。”“她正派，除了认真按质量选择稿件以外，编辑和作者之间再没有其他的关系。”她也没有发表过“作风正派”“不盲目崇拜名家”“以扶植青年一代为宗旨”之类的宣言，却以自己的无言行动，体现她的编辑主张。
自然，杲向真不仅仅是扶植过了木斧这一位诗人。她背得出在“西苑”上发表过作品的许多四川诗人的名字和作品的篇名，并反复地向木斧询问一位叫作湛卢的四川诗人，可惜，木斧都不甚了了。只是以后，重庆出版社文艺编室原负责人王文琛来访问木斧。深谈之下，知道他二人都是在那个时期在《西方日报》“西苑”副刊上发表作品的作者，于是谈到了杲向真，更进一步，才弄清这位坐在木斧对面的王文琛，原来竟是当年与木斧并称“西苑”两大台柱之一的湛卢！而且知道，湛卢也和木斧一样，当时也未见过杲向真！
于是“西苑”的编辑与“两大台柱”才完全取得了联系；杲向真后来到了重庆，第一次和湛卢会见了！
作为一位编辑，一位作风正派的园丁，二丫——杲向真给20世纪40年代成都的文学作者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和永远的感激之情！
闪烁的星群
刊物是文学之花的园地，编辑则是辛勤的园丁；而文学新人，则是这园地里姹紫嫣红的花朵。
1948年，《西方日报》创刊以后，由于杲向真广招贤士，大量采用外稿，来稿一律按质量取舍，因而在《西苑》这块园地里，迅速地出现了一批文学新人。木斧就是这群新人中的一个。当时，他们大都很年轻，正是年华如火的季节。这批声名比较响亮的新人有：钟子舫、王大奇（乔琪）、苏菲（李大旗）、陈瘦民、张修文（隐波）、遥攀、陈新、杨子江、冯启康（方赫）、刘扬体（天涛）等。他们好似一颗一颗闪烁着光彩的星星组成的星群，在成都诗坛的天空中闪射着光芒，把成都诗坛的天空装点得美丽而多彩！
这是一个互相砥砺、互相促进的诗人群体。他们组成社团经常聚会，畅谈思想、抱负，切磋诗艺，冲撞着、促进着共同的提高，在诗的大路上携手前行！木斧是这个群体中年龄最小的诗人之一。他们都是他的大哥哥，是诗友，又是挚友。
苏菲，是这个诗群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也是回族，他和木斧是《学生报》的老相识了。他从1938年起，就在桂林的《救亡日报》副刊以“尔萨”的笔名发表作品，包括诗歌、散文、杂文、小说等。但因他的作品在四川以外的地方发表不太多，未能引起当时文坛更大的注意。在和木斧等人的交往中，他并不以老大哥自居。他极嗜读诗、抄诗、写诗，无论古今中外，能见到的他都读，读得十分认真。凡是他认为好诗，都要抄写下来，装订成册，保存下来。这种嗜爱，简直到了“迷狂”的程度，即使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靠拉板车出卖体力为生的时候，每天晚上，尽管精疲力竭，劳累不堪，但他照样读诗、抄诗，似乎不读不抄，他就不能入睡。“文化大革命”中亦如此，以后仍然如此，就是这个苏菲，凭着对诗的迷恋与执着，打下了深厚的诗的功底，在他的晚年，对新诗还发表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他无愧为一代卓有独见的新诗鉴赏家。
在当时，苏菲以一位有一定诗龄的“老诗人”身份，与木斧等平等交流，交换新作，完全平等地互相批评，于是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陈瘦民是当时《建设日报》的文艺编辑。1948年3月，木斧向《建设日报》投稿，被采用，陈瘦民在报上登了三天“代邮”寻找木斧，终于结识了。查《木斧诗选》《缀满鲜花的诗篇》，有两首诗与这个时间相近。一是1948年2月写的叫《骄傲》的诗：
云雀有飞翔的翅膀萤火虫有发亮的小灯人有人的骄傲
不是小丑的轻浮调闹不是英雄的擂鼓呐喊迷茫的浓雾里有闪光的虹！沉寂的土地上有响朗的歌！
另一首，写于1948年3月，题目是《夜的童话》：
孤独的寂寞的夜——
孤独得不能再孤独。我身后爬行的是狼、狐狸、田鼠……
寂寞得不能再寂寞。发声的只有狗的狂吠，猫的刺耳的尖叫，羊的悲鸣……夜的沉闷的空气塞住了我的喉头
我快要窒息了！
我睁大眼睛，注视着死亡的阴影一步一步近逼但我绝不屈膝！
跌倒了，又爬起来！
即使我成了一具僵尸，也不会倒桩！
我相信：这里不是夜的王国，而是黎明的故乡我并不孤独也不寂寞呵！
孤独和寂寞属于夜
而我属于光明
看呀，曙光将要从黑暗的云层中露出笑容！
看呀，我的伙伴们将要从四面八方合围而来我伸开双臂，向着明天……
陈瘦民编发的，就是这两首诗中的一首。这两首诗所表达的对于黑暗社会的愤懑，对于“明天”坚定追求的信念，确实很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唤起人们的共鸣！当然，也可能是别的同样格调的诗，使这两位心心相印的诗人走到一起来了，并结成了永不褪色的幸福的友谊！
以《西方日报》的“西苑”和《建设日报》的副刊作为阵地，这群年轻的诗人们聚集起来了，十天半月总要聚会一次，彼此交流作品，交谈各自的体会，有时召开诗歌朗诵会。但这个群体不是那种“沙龙”性质的东西，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的群体，随时都有志同道合的新面孔加入进来。
同时，木斧还和王大奇一起在《建设日报》办了一个诗刊，刊名为《指向》，又吸引了一批年轻诗人。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他们还挑出自己的作品，合出了一本书，书名《路和碑》，以“蜜蜂社”的名义出版。这便是新诗流派“蜜蜂社”的来历。
可惜我们现在已很难见到这本书了。
现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名诗人流沙河，也是木斧引入诗坛的，他的第一首诗是木斧发表的。他在为《木斧诗选》所作的序言性质的《写序的故事》中说，当时陆续在成都的一些报纸上看到木斧的诗，不禁“由惶惑而入迷。这种入迷显然不是纯艺术的。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学生罢课（反内战），贫民抢米（反饥饿），艺术也很难‘纯’起来。有一股跳跃的反抗力在木斧的诗中，使我入迷的是这个。木斧的诗引我去接近新诗；木斧诗中的反抗意识引我去接近校园外的社会现实。我自幼浸染在旧文化的泥塘里，所习无非子曰诗云，所爱无非唐诗宋词，所写无非之乎者也，……来到蓉城，入了四川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偶然在校园阅览室看报，读到木斧的诗，我才有了突变，如蛹初醒，乍见新诗之光。不久以后我就知道了，中国有一个‘吹号者’艾青，有一个‘战斗者’田间，还有一个绿原，他要把国民党之徒‘一直追到冥王星’，还有一个曾卓，他和他的同志关上了‘门’不让叛徒进来。我把他们的诗，择其尤爱者，抄在本本上。往往一遍抄录，便能默诵。在我，木斧是渡船，载我去新诗之彼岸”。1949年秋，木斧和流沙河结识了，从此，友谊飞速发展，一直持续到现在。（流沙河于2019年11月23日去世。编者注）
木斧也回忆说：“我现在依稀记得，在我提到诗刊《指向》编辑的时候，收到一篇来稿，题名《渡》，署名流沙。诗写得不错，而我当时主要考虑的还不是诗的艺术性，而是诗的思想倾向性。从思想倾向来看，这首诗是进步的，对新中国的诞生充满了希望，所以我把它发表了，同时还用编者的名义写了几句鼓励的话。”“诗发表以后，他来看过我，我们认识了，很快成为好友。”（《诗的求索》，第56页）
两位诗人所谈相结识的细节有些不同，但那无关紧要，反正共同的爱好和一致的思想促成和加深了他们的友谊，是无可置疑的。
这个诗歌群体就这样联系起来，发展起来了。他们的不定期的聚会，巩固着这种联系。有一天，王大奇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这一群人当中，将来会不会出现一个大诗人？”
这问得奇特，问得突兀，也问得贴切。是啊，迷上诗的人，谁不希望成为一个大诗人呢？可是，谁又能担保一定会出现个大诗人呢？面对这一个在每个人的潜意识中早有答案的问题，大家竟然一时哑然！
还是陈瘦民的一个通俗而又富有哲理意味的比喻打破了沉默：“一笼鸡总会有一个是会叫的。”
于是大家热烈地讨论起来，各自提出最可能的人选，并讲出自己的理由：为什么是他？他的才华在哪里？他的潜力又在哪里？你一言，我一语，彼此看到了对方闪光的地方，人人都充满了信心，鼓起了希望。
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批人并未都成为大诗人。人，谁又能预测自己以后的情况呢？但可以说，虽然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并未成为大诗人，却也没有虚掷年华，他们都在社会和人生的大调整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自己的岗位上闪射着光彩，他们都没有辜负这个时代！
仍然是一个闪烁着光芒的星群！
五十多年一晃而过，经过几度风霜之后，“我们当中出了一位大诗人，他就是流沙河。”木斧说。
还有一位，他就是木斧本人。这一句，木斧是不愿意承认的，但我们都这样认为！
陈瘦民的预言没有落空！
“疯孩”的控诉
“我十分珍惜我40年代发表的诗，犹如母亲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木斧在他的《木斧诗选》的后记中这样说。这不完全是出于敝帚自珍的一种感情。而是因为，这些诗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是40年代革命战争的产物，是受压迫者的呼声”，这些诗中，“个人的呼嚎”汇合在时代的“风声、雨声、雷声之中”，一起冲击着旧时代的堤岸！在这里，怦怦地“跳跃着‘诗人的赤子之心’”。（《诗的启蒙》）
从1946年2月发表第一首诗到1949年12月成都解放，木斧一共发表了一百五十九篇作品。这不是随意编造的，这是1956年立案审查统计出来的数字。其中诗歌占有将近总数的四分之三，其余的就是小说作品。可惜，由于1955年以后木斧身历坎坷，到现在能够查找到的诗篇，仅有三十二首。我们现在只能根据这仅占当时全部诗作五分之一的残片，勾勒出木斧当时诗歌创作的概貌。
流沙河说木斧那时的诗“有一股跳跃的反抗力”，这确是抓住了木斧当时全部诗作的特点。确实，控诉黑暗，呼吁反抗，呼唤光明，是木斧当时诗歌创作最主要的、最突出的思想和情感特点。
《沉默》这首诗奠定了木斧当时诗歌创作的思想和感情的基调。身处那样黑暗的时代，谁能够默默地忍受下去呢？这愤懑的呼号中跃动着反抗的灵魂！
木斧的诗是革命的产物、斗争的产物。他用他的诗，去呼唤斗争与反抗。按他的理解：“生活/就是战斗/我们呼吸和歌唱在一起/我们拥抱和斗争在一起/我们走着各种不同的/相同的道路！”这就是革命的、战斗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呼唤伙伴“不要停留/不要让年轻的生命/在等待中窒息”。他指出：“我们的路/就在前面/勇敢地向前走/为生活而战！”（《我们的路》）他的《血钟响了》是读过《夜未央》一书后，激情喷涌，不能自已的产物，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情绪：
屏住气
咬紧牙
在这黎明前的黑暗在这轰鸣前的沉默痛苦的锁
锁住了我的声音
在这儿
在一群热气腾腾的青年中间爱和恨
凝结成
共同的友爱和怜悯共同的理想和信心你们
为着人的尊严以喷溅的鲜血向腐朽的暴君抗争！
伸出
十万只灼热的手去敲响
血钟！
酣睡的人醒了！
洪亮的血钟响了！
幸福的热流！
降临了！
这是一首写于1948年4月的诗，诗以敲响“血钟”为象征，呼唤青年朋友和广大的人民群众起来，前仆后继，去摧毁“腐朽的暴君”，迎接“幸福的热流”！结尾三节，以华西里死和千万个华西里复苏，安娜的呼喊，汇成一种强大的感情震撼力量，鼓舞人们“向前进”，去和旧世界做最后的、殊死的拼斗！至今说来，仍使人热血沸腾，不能自已。当年一代一代的革命先烈为了新中国的诞生而前仆后继，呐喊进击的形象再次浮现出来！
当成都发生“四九”血案时，他以诗为武器，宣告：“血/不能白流，血债/要用血偿还！”要对旧的统治者“犯罪”！在《扑过去》一诗中，他这样写：
夜
闪着鬼火
你睒着绿眼的监视者呵
夜行人将以飞蛾般的勇敢扑过去！
这里，很明显的是，“夜”是当时黑暗社会的象征，“监视者”则是维护这反动统治的凶徒的化身。而“夜行人”则是革命者的象征。革命者无所畏惧，面对无边的黑暗，以飞蛾扑火般的不屈不挠、不得胜利决不罢休的勇敢和毅力向黑夜冲击！这里充满了信心，洋溢着力量！什么样坚固的势力能挡得住这样的冲击？黑夜终有尽时，光明就在前头！光明属于勇敢的“飞蛾”！
呼吁反抗和揭露黑暗，用诗来暴露国民党统治的罪恶阴谋和凶残腐朽，本来就是一个主题的两个侧面。在木斧此期的诗中，这也占有相当的比重。他1949年8月写的《讲故事》就是以寓言诗的形式来揭露国民党压迫民主、钳制“言论自由”的暴行：
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国家不准人说话
一个人正在问为什么不能讲自己的脑袋已经掉在地上……这个故事没有讲完
因为讲故事的被抓去杀头去了……
《血，不能白流》，也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灭亡前对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和屠杀：
刺刀
对准了
手无寸铁的青年倒下了
一个，又一个血淋淋的尸体
《冬天》更是采用象征的手法，把国民党统治下的国统区比喻作严酷的冬天，控诉这“冬天”的“冷风/吹打着/阴暗的门窗！扑杀着/大千世界的生命”的罪恶行径。
在这类题材的作品中，他写于1948年8月的《疯孩》最具有代表性。
木斧自述他写作这首诗的情况：“我还记得当时的写作情景。那是在流着眼泪反复阅读鲁迅的《狂人日记》之后。那时，我是把自己作为一个孩子来看待的。灾难深重的国统区，到处都可以看见‘狂人’式的疯子，令人窒息，令人悲愤。鲁迅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我已经是快要发疯的疯孩子了，我真想大喊一声：‘救救我呀！’于是我写出了《疯孩》。在诗的前面，我引用了鲁迅‘救救孩子’这句话。接着，我控告了国统区那个‘有形的、无形的怪物’，我宣告：‘中国的孩子，没有罪！’鲁迅的小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漫漫长夜中，给我振奋，给我沉思，这是我的诗歌创作激情的一股源流。”（《烙印——为〈当代作家谈鲁迅〉一书而写》）
让我们读读这首诗：
你知道
他为什么疯了？
你知道
他为什么发狂？他的爸爸
被内战的炮火毁灭了
他的妈妈
被生活的重担压伤了……这孤零的孩子呵生养在苦难的中国没有人
照顾
没有人
怜爱……
他受尽了欺凌，街头的警察，用粗实的木棒，敲打着他的脑袋；店铺的老板，用轻蔑的眼光，注视着他黧黑的面孔；过路的人，像观看马戏表演一样，议论着，又调笑着，像对待街上的野狗一样，用脚踢，用石子乱打……他忍无可忍了，他觉醒了，于是：
他呼吼了！
（那声音是多么可怕呵！）
他睁大了仇恨的眼睛
狂笑着，寻觅着
从人群满意的笑声中
又颓丧地低下了头
（善良的中国孩子的灵魂呵！）
呵，母亲
古老的庄严的母亲呵！
你既以宽阔的胸襟抚育了这一代孩子
你又何忍以顽强的手掌摧毁了这一代孩子你听你听，孩子在呻吟！
你听你听，孩子在呼救！
呵！
为着千百万失掉孩子的老人
我的带血的声音
控告你——有形的、无形的怪物中国的孩子
没有罪！
这是一篇血泪的控诉书。“疯孩”并不是哪一个具体的孩子，甚至也不是作者自己。他是一个艺术形象，是一代中国人的化身。他所遭受的冷漠、屈辱，警察的棒打、老板的轻蔑以及一切的苦难，都是现实生活中国人（包括他们的孩子）身经苦难的艺术象征！这样，木斧“以带血的声音”的控告，才是那样有力，那样具有历史的深度和感情的冲击力！
呼吁反抗，控诉黑暗，目光指向未来，心中充满坚定的、必胜的信念，所以当木斧一想到美好光明的未来，诗的格调就变得高昂、跳跃和明丽。如他的《骄傲》：
云雀有飞翔的翅膀
萤火虫有发亮的小灯人有人的骄傲
不是小丑的轻浮调闹不是英雄的擂鼓呐喊迷茫的浓雾里有闪光的虹！沉寂的土地上有响朗的歌！
在《溃败》中，他写道：即使“倒卧在冰冷的荒原，我的头脑格外清醒……今天，我溃败了，我将赤裸着来也赤裸着回去，恒星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影子，洪流永无休止地歌唱着前进”。这是战士的一种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的表达。无论自己“倒卧在冰冷的荒原”，还是“我溃败了”，也要如“洪流”般“永无休止地歌唱着前进”！
是的，我并不是很健康的
不是没有受伤，不是没有痛苦有恒星的指引，在洪流中前进只要我还活着，我将大笑
是的，溃败之后，我将进击恒星不会陨落，洪流不会中断哪怕我在进击的火焰中烧毁在火的余烬中有我灼热的歌
这是1949年6月写的。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连续取得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三大战役的巨大胜利，并于1949年4月23日挥师过江，占领了蒋家王朝的“首都”南京，将红旗插上了南京“总统府”，迫使以李宗仁为代总统的国民党政府迁都广州。尽管国民党尚残存一定军事实力，但是在中国的统治即将土崩瓦解、彻底覆灭，这在残存的国统区也已经不是一种期望、一种前景，而是即将发生的确切的事实。在这种背景下，木斧写下了这首抒怀言志的诗。诗中的“恒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的理想、必胜的信念。木斧这时已把自己和革命事业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尤其最后一节，是他这时期诗歌中难以见到的抒怀言志的警句！体现了一个年轻的革命者对于中国人民的伟大的解放事业无限的热爱与忠诚！
这时期的诗作中，还有许多欢呼胜利，表达对解放热烈急切的期待的作品，写得激情荡漾，格调高昂。如《夜的童话》中，一方面表现了在国统区令人窒息的环境中，面对国民党统治者残酷镇压时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夜的沉闷的空气塞住了我的喉头
我快要窒息了！
我睁大眼睛，注视着死亡的阴影一步一步近逼但我绝不屈膝！
跌倒了，又爬起来！
即使我成了一具僵尸，也不会倒桩！
另一方面，他又坚信，“孤独和寂寞属于夜/而我属于光明”。他激情满怀地召唤着：
看呀，曙光将要从黑暗的云层中露出笑容！看呀，我的伙伴们将要从四面八方合围而来我伸开双臂，向着明天……
在当时的成都，国民党的统治正面临彻底崩溃，王陵基采取了白色恐怖政策，但屠刀阻挡不住人们对于光明的解放区的向往。许多人都在传播着解放区的消息，连报纸上也公开登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阅兵的消息。一些关于解放区的书籍秘密流传，不少团体在内部上演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欢乐的戏剧、音乐会。有一次，木斧在听到成都女中内部上演的反映解放区生活的音乐会之后，激情澎湃地挥笔，记下了自己奔涌的感情，表达了对于解放区生活的向往。这首诗题为《我听见土地在呼唤》，作者为了记下当时的时间点，特别加上了一个副题“——为一个音乐晚会演出而作”。这个时间点的确定很有意义，这恰恰就准确地表现了面临解放时成都社会的一种普遍期待，也反映出国民党、蒋家王朝统治无力阻止其彻底崩溃命运的历史事实。
今夜，我没有这样兴奋过
当我穿过夜街，我听着：
古庙在风雨中摇撼
河水冲破堤岸发出咆哮
村庄在重重重压下呻吟
城市在昏暗中沉沉欲睡
你悲壮的浩亮的声音在呼唤呵受难的中国的兄弟姊妹们！
五千年来的白昼与黑夜
你们生活在这屈辱的土地上为了你飘零无靠的儿女
你像牛马永远没有休息
弯着腰耕耘贫瘠的泥田
用泪水喂养自己……
而今，土地翻身啦从破烂的茅屋的门口
受难的兄弟姊妹
我看见你们走过来了
用手抹去哭泣过的泪痕大家聚集在一起，让歌声从阴暗的角落无限地展开我听见你们在歌唱——
种子在花的季节播下去了
我听见你们在歌唱——
成千上万的人民在一起劳动用双手高高举起锄头再掘下去歌声从你们脚下扬起
土地绽开大嘴，笑了……
当我听见你们的歌
我不能再忍受长期的窒息等着我，土地的主人
我将飞快地跑过来了
呵！我的心在燃烧
我听见土地在呼唤……
诗以对比手法，写出了解放区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苦难和成立后的欢乐。在解放区，苦难成为过去，一派山欢水笑的明朗景象。同时也写出了木斧——“我”——国统区人民迎接解放盼望早日解放的急迫心情，“不能再忍受长期的窒息”，要“飞快地跑过来”响应解放了的土地的召唤！写得多么形象生动！这里表达的仍然是一种时代的情绪，人民的心声！这种感情在《我们的路》中有更加明确的倾吐：
路
摆在我们的面前快快启程
快快向前
让我们
骄傲地
摆一摆手唱一首歌曲：
“山那边哟
好地方！”
我们正从山这边向山那边走去！
这里的“山那边”，是当时的一个“隐语”，指的就是“解放区”！你可能认为这里比较直露，不够含蓄！但处于黑暗中的人们，谁不盼望尽快见到光明；被苦难啃噬着的灵魂，谁不盼望早日获得解放？
呼唤解放，呼唤光明，急切的感情在诗中表达得最为充分的，是木斧的《献给五月的歌》。木斧回顾这首诗的创作过程是这样的：
“1949年5月的一天深夜，曙光终于闪现在窗帘之上，我扔下了笔，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在国统区漫漫的长夜中，我从未写过长篇抒情诗，也从未经历过这样剧烈的震动，没有主题，没有提纲，也来不及构思，只有一种巨大的冲动，……就要来了，这一天就要来了！那些曾经是陌生的、渺茫的、梦幻的生活在我的面前展现开了，我张开想象的翅膀去捕捉它，追随它，我要呼喊，我要歌唱！——我急速地在纸上画着，横着画，竖着画。原来写诗这样艰难，这样吃力，这样费劲，诗思说来就来，你要一转眼之间就抓住它！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字，都要尽力去挑选，写一遍，两遍，十多遍，看看要成了，中途又冒出一条拦路虎，又要停下来思索，或者掉回头重新迈步。再难，再苦，不思茶饭，诗是非写出来不可的，不，这个‘快要来了’的愿望是非表达不可的。那声音总是在我的耳边轰鸣：‘新中国即将诞生！’我不知道即将诞生的婴儿叫什么名字，我却分明地听到了莫斯科红场上的苏维埃政府建立时阅兵的脚步声，一声声向我走近。五月像巨雷一样响了，我抓住了五月这两个字，红火的五月，血的五月，于是，闸门打开，思潮滚滚倾出。
“写着写着，我仿佛进入了一种梦呓的境界。我到了解放区，我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我把我的心情告诉所有的人，呵，小弟弟，大姐姐，老伯伯，你们看哪，到处是盛开的花朵，我扛着枪，踏进了红五月，我参加了五月风暴，‘不是五月向我们接近，是我们走在五月的道路上。’忽然，妈妈来了，不要我去冒这个风险，我告别妈妈，坚定地走上了五月的道路。新中国诞生了，我们会师，解放区的诗人和国统区的诗人见面了，我仿佛看见艾青来了，田间来了，我想让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和美国的惠特曼也来参加，呵，这些我崇敬的诗人来了，或者我看望他们去了，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模样，反正他们的诗就是他们的模样，我们在一起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歌唱，为世界上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而歌唱，歌声飘扬在中国的晴空。这个梦呓一结束，我的诗终于完成了。”（《诗的求索》，第61页）
不用做过多的解说，只要读这首诗，再读一读木斧的这段自述，就不难体会当时作者对于解放大潮“这一天就要来了”的振奋和激情！
当然，这时期，木斧也写了些其他题材的诗作。如前面章节引用的《疯孩》《海的祝福》《走》《山之恋》《给乡村的孩子》等怀人与言志的作品。但这些作品也都打上当时时代的烙印。如《花朵》一诗：
不为花的芬芳而陶醉不为花的美貌而迷惑不为娇艳的花写诗不喜欢不结果实的花不是不懂得爱呵
我爱
白色的李花
爱花的纯洁的美！
这是在谈自己对花这种自然物的喜爱，纯粹在抒发个人的一己情怀吗？不！即使只说是对花的爱好，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写出这样的诗，不也是时代风雨促成了他的早熟吗？再看他的《脆弱的生命》：
风
吹着
雨
落着
我，诞生了
听风呼呼地吹
听雨哗哗地落……
以手和脚学习爬行
我从阴暗的小区蹒跚出来
脆弱的生命在狂风暴雨中成长呵！十八年了！
流沙河后来是这样说这诗：“现在回望昔年，那个十八岁的中学生多么可爱！他写自己，也写时代。他有鲜明的社会意识，知道自己的‘脆弱’和时代的伟大。风雨意象概括中国30年代和40年代，准确、纯净。末段还以‘十八年了’作为结尾，突兀之至，仿佛一闪逼到你眼前来，那人生。这样的结尾有动势，真聪明。如果移到首段去做开头，动势就很难形成了。十八岁的小青年写出这样的诗以及别的更好的诗，我不想说木斧是神童——这两个字使人肉麻。我愿意替木斧感谢大变革时代的风风雨雨，他少年早熟，既可爱又可哀的早熟。”（《写序的故事》，见《木斧诗选》）
在这些诗中，都活跃着一个追求者的形象，这个带着时代特色的诗的精灵。流沙河在他的诗中显得早熟，许多人读到木斧这时期的诗，都不相信这是出于刚刚脱离少年时代的小青年之手。
读这三十多首诗，我们深信：木斧此时的诗，是时代催发的诗的花朵，对于木斧，没有革命，就不会有他的诗！
自然，诗毕竟是诗，不仅仅是呐喊，还必须具有诗的特点。读他的诗，我们感到了他的诗中洋溢着反抗的热情，我们更看到了不是一般刚起步的诗人所能具有的那种诗的美！
木斧谈到过他的第一首诗《沉默》，说那是在激情喷涌不可自持的时候写出来的诗。应该说，作为一个刚写诗的十六岁的少年，写出这样的诗，是难能可贵的，诗理所当然地发表了。同时，编辑刘炼虹以一首《答〈沉默〉》启发木斧，使木斧“意识到我这首诗，纵有激情，但是太直太露，缺乏诗意”。这以后他的诗，除了一些特别的例外，都非常注重诗意，注意使用意象来传达自己的诗意，这就给读者以更多的咀嚼和回味的余地，因而更含蓄，更具诗的特点。如果是按《沉默》所体现的倾向写下去，虽然也可以写出许多诗来，却绝对不可能写出他后来的许许多多富有生命力的诗来。是刘炼虹帮助木斧拨正了诗的航向，因而，木斧至今对刘炼虹都保有一份深深的谢意！
创作从小说起步
木斧多次谈到，他的文学创作是从小说起步的。确实，木斧最早创作的是小说，本书前面也记叙了他在成都西北中学读书时受王育民影响，接触了鲁迅，读了大量的鲁迅作品和其他新文学作品后尝试写的作文《洗衣妇》，那是他的第一篇小说性质的创作作品；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也是小说。本书也记叙了方然在《学生报》上发表木斧的第一篇文学作品《胡先生》的情况。当然此后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向了诗歌创作，而他在这一个时期以及以后的长时期内，都是以诗歌作品驰名于文坛，作为一位小说家，为他的诗歌盛名所掩。一提到木斧，人们就会说，这是一位诗人，一般没人会提到他还是一位小说家。比如，与木斧关系十分亲近的杲向真在为木斧《汪瞎子改行》这本小说集写的序中就说：“我和木斧相识四十多年了。时间虽长，见面的次数却很少。他在四川，我在北京，他隔几年总要出差到北京来一次，每次都要来我家小坐片刻，回忆过去，谈谈现在。木斧是诗人。”张大明也说：“木斧同志是诗人，但他的经历适合写小说。”这肯定的是诗人，其实也就仅仅承认木斧的经历丰富，适合写小说。当然，张大明并没有否定木斧小说创作的价值的意思，他只是讲他历来对于木斧的认识而已。在读到木斧这些小说之后，认识也就变化了。
其实在各个时期，木斧除了写诗，也写了一批很有特色的小说。即使是退休后，他还写了长篇小说《十个女人的命运》，并且还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大奖。可谓一炮打响，一炮走红。
对于自己作为小说家未能引起重视一事，木斧本人也很有些委屈、不满，但是更多的是无奈。他在为他的小说集《汪瞎子改行》写的后记中抱怨说：“很多人都说我是一个诗人，很少有人知道我常写小说。近年来有人看到了我发表的小说，断言我写诗写累了，眼看写诗不吃香了，改行写小说去了。其实，我是从写小说步入文坛的，我最早的作品都是小说，后来也没有放弃写小说，只是写小说与写诗在我身上是互不相容的，写小说和写诗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写小说的时间内无法写诗，写诗的时间内无法写小说，写诗写多了，写小说就吃力了。我从来没有一鼓作气地写过小说，总是断断续续，时写时停，所以写了五十多年的小说，现在经过挑选，只选出了这么一点产品，可以出一本小说选集了，这是我的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小说选集了。”（《汪瞎子改行》，第292页）
现在让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时期木斧小说创作的情况。按照木斧的说法，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所创作的小说作品，经过多方收集，一些作品的保存也还颇具传奇色彩，到现在能见到的，就是收在《汪瞎子改行》这个集子中的十七篇了。这个数字，据木斧估计，尚不足自己在1949年前小说创作总量的一半。可见他那时所写的小说数量也是很大的。
木斧从1945年6月开始学写小说，到1946年6月正式发表小说作品，至1949年12月成都解放，现在所能见到的小说一共是十七篇。除了我们一再提起的《洗衣妇》《胡先生》之外，还有《一个诗人和他的诗》《残废者》《失学日记》《李掌柜的水烟袋》《跛脚先生》《马四少爷的消遣》《纠纷》《疯话》《信号》《上帝的女儿》《排剧》《盛会及其收获》《她来了没有？》《在茶馆里》《巡官老爷》等。
关于木斧此期小说的社会、艺术价值和特点，我对那个时代不了解，也无那个本事来评说。还是听听熟悉那个时代、熟悉那个时代社会风气的权威人士来评说吧。杲向真认为，“给我最突出的感受，是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读着读着，就会从作品中呼吸到浓郁的时代气息。对于年长的过来人，会在作品中感到以往生活的脉搏又在内心跳动起来。对于年轻的读者来说，便能在作品中见到活着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在过往的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有着什么样的命运”。（《汪瞎子改行》杲向真序，第1—2页）
张大明具体说道：“这些小说都很短，接近人物素描或人物速写。他在一封信中，把它们称为‘电筒小说’，说‘好比按电筒，一闪就完了’；注重人物塑造，不注重故事情节，因为电筒一闪只能看清人物面貌的大致轮廓。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写了众多的社会相。”
张大明说：“我喜欢他的《李掌柜的水烟袋》。不到两千字的篇幅，通过李掌柜手中的水烟袋的‘失’而复‘见’，‘传家宝’谜底的自我揭穿，画出了一个小店主的灵魂：他们说大话不要本钱，吹牛撒谎不红脸；说死说活，言新道旧，全凭一张嘴；怎么说能招徕顾客、赚到钱，就怎么有理。无是非，无真理。变来变去，都‘理直气壮’。李掌柜很有小店主的代表性。他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活灵活现；说明他又是‘这一个’，没有因为共性而忘了个性。作者用笔不多，但人物形象灿然明亮，足见其深得‘画眼睛’的诀窍。《她来了没有？》几句话就把一个到学校混文凭的花花公子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笑啥子？我讲的是真情实话。’李明一本正经地接下去说，‘所以说，读文学作品有个屁用，只有宝器才读文学作品！那些作家编的书只晓得哄瓜娃子，哄不倒我们这些精灵人！老子赌咒，哪个龟儿早晨还跑出去看书！’
“一个中文系大学生自作多情，欲以晨读的样子求偶；‘所谓伊人’没有等来，自感晦气，只好吹牛自我解嘲。书中没有颜如玉，就说书无用。完全是口水话，却十分传神。逼真的形象，独特的话语，令人忍俊不禁。小说很有时代感，50年代的大学生、80年代的大学生，都不是这个模样。李明仅仅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疯话》显然是学鲁迅《狂人日记》的，《马四少爷的消遣》无疑受到沙汀《联保主任的消遣》的启发，但其情节设计和性格描写，却又是新鲜的，完全属于木斧自己。他有模仿，但决不减轻自己的匠心。文学创作以独创为贵。总之，十七篇小说都具有可读性，表现了四川人的幽默气质，透露着时代声息。”（《汪瞎子改行》张大明序，第3—5页）
至于木斧1949年前小说的艺术特点，杲向真评价说：“木斧的作品有自己的风格。作品的构思巧妙奇特，情节简练而曲折回旋，峰回路转，给人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妙感受，令人心神为之牵引，情感为之震动。作品中写了不少人物，各有自己的独特性格和音容笑貌。人物一出场，几笔扫过，就以活生生的具体形象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令人难忘。语言的朴实精确和洗练，是木斧作品的又一特点，这是非常可贵的特点。小说的语言没有着意雕琢，却古朴、自然而流畅。可能由于木斧是诗人，诗的语言是要经过锤炼的。以经过锤炼的语言写小说，给人以不可多得的美的享受。”（《汪瞎子改行》杲向真序）
张大明则认为：“木斧的小说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坚持说真话；二是语言具有四川风味。”（《汪瞎子改行》张大明序）
在笔者看来，读木斧这些早期的小说，应该看到这是一位中学生、最多也就是一位高中生所写的小说作品。开始写作这些作品的时候，木斧才是一位十五岁的少年，到1949年底，他还不到十九岁，却在作品中能够抓住不同人物的突出特征，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准确地加以表现；他的语言具有浓浓的地方特色，而又不晦涩，不卖弄，叙述故事不枝不蔓，勾连起一个一个的片段、场景，在极简省的文字中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和时代风貌、社会风气，不得不说，这是一位具有超凡驾驭文字能力、把握人物性格的少年作家。这也是木斧在以后的岁月里能够写出更具有时代气息作品的成功的艺术尝试。
真所谓“丹山万里桐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