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午干活，下午学画
促成艾青赴法留学的是西湖艺术院年仅二十八岁的院长林风眠。在《母鸡为什么下鸭蛋》一文中，艾青回忆说：“我在那儿（笔者接：指西湖国立艺术院）学习不到一个学期的时间，院长林风眠看了我的画之后说：‘你在这儿学不到什么，你到外国去吧。’这样的一句话，使我在第二年的春天敢于冒险，出国到巴黎了。”对怎样留学，艾青交代的未免简单，但事实却未必简单。那么，其中的重要环节是什么呢？艾青当时在艺术院并不是知名的学生，因教务缠身，且自己也是名画家的林风眠，不可能很快就注意到他。其中，定然有个赏识艾青而且与林比较接近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极有可能是艾青最喜欢的教员孙福熙。据艾青小妹蒋希宁说“哥哥留学时，孙福熙是请来做父亲工作的‘说客’。”可见，倘艾、孙二人关系不密切，孙不会风尘仆仆地从杭州大老远地赶到金华，替学生做家长的工作。他这么“用力”，证明他是艾青留学的“始作俑者”，是他介绍艾青认识了林风眠，并以教员和朋友的双重身份极力推荐的。林风眠或许是看了艾青的画，才最后认可孙的举荐和促成这件事的。然而，出国留学并非易事，一是要经过复杂的考试和履行若干手续，倘没有奖学金资助，所需经费是非一般家庭能够撑持的。据留学早艾青近二十年的胡适回忆，应试分两场进行，上午一场考国文和英文，下午一场再考其他科目，场内气氛甚为紧张。倘有幸录取，被录取者得留在京中肄业馆预备半年至一年，然后才获准出洋留学。[76]至20年代末，官费留学的“预留期”被取消，在方式上也有较大改动，出现了官费与自费并举的现象。艾青属于校方向法国推荐、自费留学的性质，因所需经费数额较大，旅费及到法国后一段时间的生活费也要自己负担，与胡适当年留学几成天壤之别。1910年6月30日，胡适在致母亲的信中，对优厚的官费生待遇颇为自得，甚而将其与振兴家族联系起来，“吾家家声衰微极矣，振兴之责，惟在儿辈。而现在时势，科举即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且这次如果被取，一切费用皆由国家出之。闻官费甚厚，每年可节省二三百金。则出洋一事，于学问既有益，于家用又可无忧，岂非一举两得乎？”[77]艾青意识到，因为经费“甚忧”，欲出洋，父亲这关不可不过。寒假艾青回家。一天，见父亲情绪尚好，就去东厢房讲了留学一事。半晌，蒋忠樽抬了抬眼皮问：“官费还是自费？”艾青犹豫片刻，只好说了实话。蒋忠樽一听，立即坐起身子，张口就是一番训斥。意思是，本想让你学经济或法律，业，日后还可以回来接下祖业，你偏偏学什么绘画。你只读一学期，又异想天开要留洋。此等不肖之子，将来又与纨绔子弟何异！他气一上来，便猛烈地咳嗽起来，一边咳一边骂。艾青苦无良策，就写信把计划一同赴法的老师孙福熙搬来。见是儿子的先生，蒋老先生脸色有所缓和，并将孙让入兼作书房的东厢房闲谈。孙福熙在蒋家只做了两天客人，即起程回杭。由于孙氏说项并担保，蒋忠樽勉强同意了儿子的要求。据艾青说，“就这样，我骗我父亲说外国留学回来可赚大钱，他给了我去法国的路费，我就跑出去了。”[78]蒋希宁后来回忆说：“父亲给了哥哥一千块鹰洋做盘缠，另外四百光洋，是母亲私下给他的体己钱。当时留学时兴学经济、法律或者工科，想必是回国比较实用，对学艺术，是不屑一顾的。从家里境况看，当时还算得上殷实，但负担一个留学生，却难免显得吃力。”[79]
然而，真到踏上旅途，艾青的心情又有些黯淡。1929年春，他与老师孙福熙、其兄孙福源[80]、同学雷圭元、俞福祚和龚珏等结伴由杭州出发，经上海前往巴黎。他们乘的是艘法国邮船，为了省钱，买的是三等舱票。说是三等舱，条件其实相当简陋。床铺挨着床铺，所余空间甚小，如有人抽烟，空气更显污浊；稍不留意还会碰着脑袋，所以只能低下头，才好出得舱门。当时，邮船需经香港、西贡、科伦坡，然后绕道苏伊士港，最后才抵达巴黎，因路途遥远，航期约一个多月。船除了在停靠的码头补充淡水和食物外，基本上是在漫无边际的大海上航行，遇有风浪，还会有顶厉害的晕船反应，因此，生活不只寂寞，甚至近于无聊。稍晚留法的诗人戴望舒对此深有体验，并略有记载：“现在我全然后悔远去法国的轻率而愚蠢的决定。离开所爱者去远方是为了什么？如果可以，我真想返回。”之后（即1932年10月22日），他又记道：“如此的寂寞，使我不禁要哭了。整整一天沉浸在神情恍惚中。”“我们好像在沿着内陆的航道航行。萨茫大海，除了蔚蓝色的无垠的洋面，无物可看。偶尔有一些飞鱼和飞鱼般的海鸥绕船旋飞，仅此而已。”[81]虽然艾青当时没留下任何笔墨，但由此可想象他当时的心境。他发自心底的深刻忧郁，终于在十二年后得以发泄：“早晨的阳光照在石板铺的路上，／我的心在怜悯我的村庄，／它像一个衰败的老人，／站在双尖山的下面……／再见啊，我的贫穷的村庄，／我的老母狗也快回去吧！／双尖山保佑你们平安无恙，／等我也老了，我再回来和你们一起。”（《少年行》）刚踏出国门就想到“还乡”，的确不是出洋留学的准确感觉。艾青想，当你一旦确定了目标，你又即刻陷入怀疑。
那么，在近于苦涩的感觉里，他在寻找什么呢？
抵巴黎的当天，艾青与雷圭元、俞福柞等落脚市郊的玫瑰村，住在法国人格里姆家。这也是不得已，市中心的租金贵得惊人，没有厚实家底，着实很难问津。一打听大学学费，也颇令人咋舌。当时留学生分为两类，官费学生并不为衣食所虑，所以个个都有优越感；自费生的境况则普遍糟糕，不单交不起学费，生活也竟成问题。据施蛰存回忆，手头紧缺是戴望舒给他信中讨论的主要问题。因经济拮据，施要求戴“电报也还是少打，太花钱了”。有一个时期，戴曾因“不耐贫困急于回来”。后来，甚至发展到“一度在华人开的树声楼饭店吃包饭，由他的好友陆懿付钱”。[82]处境的确难堪。由于父亲突然中断寄款，艾青也不得不转与戴望舒们为伍，过起半工半读的日子。起初，艾青与俞福祚是在一个美国人的工艺作坊打工。这家作坊专做中国漆的加工。坯子材料为铜质，盒子是现代图案，比较考究。工作分若干程序，一道道衔接进行，艾青属最后工序，模仿买主的签名，描在打火机和香烟上。这工作唤起了艾青幼时的徊忆：在育德小学读书时，凡遇自习，自己总是偷偷在下面捏小泥人。江南土质性粘，不易松散，若做人像，可以有极细腻的表现，因而捏成的人物，不惟有头有脸，而且嘴巴、鼻孔和耳朵相通，朝里喷，二口烟，尚有“七窍出烟”的效果。这种儿时的游戏，练就了艾青一双巧手，但他却没想到，它在十余年后激烈竞争的生存环境中竟被派上了用场！如今回想起来，是既辛酸又略带苦味的。描打火机不比描红，只是机械的操作，毫无艺术性可言，天天如此，未免显得枯燥，艾青偶尔也觉厌烦。好在它并不繁重，若按件计酬，每天可得二十几个法郎，一月下来，尚有六百元收入，基本可免生活之虑。虽然艾青一向淡手钱财，但在用度上不得不倍加小心。他想，每月除去五十法郎房租，尚余五百五十法郎，倘吃饭每餐五法郎的饭食，加上略添书籍，极可能出现赤字。所以，他把每餐五法郎改成三法郎，将热量的摄取控制在最低限度。在玫瑰村这段日子，最难以忍受的还不是打工，而是房主格里姆的喧嚣。格里姆开的是一家自行车小装配铺，白天叮叮当当的，往往是艾青干完一上午活刚回来躺下，就被吵醒。格里姆还是个酒鬼，如果喝醉了，不仅装疯卖傻，还在客厅大嚷大叫，令人啼笑皆非。
艾青和俞福祚后来搬到巴黎第六区伏西拉尔大街一个葡萄牙人开的里斯本旅馆，除讨厌格里姆，可能还有看画方便和新住址价格低廉一层的原因。艾青所住的小房因有下水道，房价比其他房间要低。女老板心不算黑，对穷学生能容忍拖欠房租，也不催逼。这令艾青和俞福祚大为感激。在二三十年代画家的心目中，巴黎是艺术的首都，这里云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家和流亡作家，画廊遍布大街小巷，不少画廊在世界画坛首屈一指。午后的塞纳河，在阳光下静静流淌着。河边有三三两两的钓鱼者，睡午觉的流浪汉用破草帽盖着脸。艾青经常从这里到塞纳路，花钱买张门票，然后整个下午都待在画廊里。当时，巴黎正盛行野兽派和立体派画风，除少数画廊展出印象派作品外，多数画廊基本为前者占据。与立体派比较，野兽派简单而富有激情的手法更令艾青倾心。亨利·马蒂斯（1869—1954）是野兽派的领袖人物，早年在巴黎装饰美术学校和美术学院读书，素描基础和写实功力扎实。后因受塞尚和高更影响，画风转为单纯、狂野和富有装饰意味，其中《舞蹈》、《棵妇》倍受人们青睐。在艾青眼里，野兽派画家不重形而重表现主观意志，忽视轮廓、细节而崇尚夸张线条和强烈色彩对比，是生命洋溢的一种活力，就像故乡的斗牛，牛性一旦被人激起，便生死不顾，恰恰是充实、自由的生的证明。于是，他有些欣赏那些喝劣质酒、在街头神情恍惚的流浪汉，他们率性而为，喜怒于形，竟有几分像畈田蒋附近的那些乞丐，是并不以穷为耻的。每逢村人办喜事，照样贺喜的贺喜，闹房的闹房，最后，像其他客人一样有桌酒席。在艾青看来，乞丐的人格并不一定就比“上等人”污浊。野兽派的画，唤起了他异常亲切的感觉，正如他在拉乌尔·杜飞的《画家在勒阿弗尔的画室里》所享受到的轻松一样。几年后，他还由衷地赞叹道：“乌脱里育是从野兽派的运动遗留下来的一个，因为他能较现实地捉住城市陋巷与污浊的万家屋顶这些题材，使他的作品，在野兽派已盖棺了的今日，还多少有存在的命运。我们很少在他的作品里寻找到一些抄袭自遗传的东西，无论是色彩、笔触、描图，作者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处理的天才。”[83]奇怪的是，艾青还从乌氏小市民题材的作品中，找回了他在巴黎一度遗失的反城市的“乡下感”。他说：“他的作品的大部分，是巴黎的小市民式生活的巢穴，在商业的店铺门前，常常是着19世纪衣饰的老妇、小手工业者、泥水匠。他对这些感受得最真挚，于是表现这些也较迫切些。他爱小街的墙角，破落了的墙角，被尘灰的重压所枯萎的街树，磷石铺成的行人道，巴黎的永远是灰色的天，无光的白墙，褪了色的店铺门面，一切凋落了的小市民的东西，他都用似乎是和它们共同相依的命运的态度去感受它们。”[84]
当时，散布在巴黎各处收藏馆的后期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对异国的青年习画者也颇具吸引力。据艾青回忆，他与吴作人初次看印象派画展时，曾为他们不同寻常的“经历”所激动。听看门人介绍，马内、莫奈、德加、塞尚和雷诺阿也曾默默无闻，因反对学院派艺术，作品始终不能在官方沙龙中展出，因此，对官方的检查制度抱有强烈反感。1866年前后，他们经常聚集在巴黎盖尔波瓦咖啡馆，商讨如何利用光学和色彩学上的科学成果，探索一条艺术的新路。就在八年后，他们终于以“无名的艺术家、油画家、雕刻家、版画家的展览会”的名义，在一片斥骂声中“暴得大名”，给法国画坛以极大的冲击。这也使他第一次领略到了法国人独特的气质，“无论我写诗，还是他作画，都共同感到法国的存在”。[85]而这所谓法国人的“气质”和“存在”，这被人称之为“法兰西”的东西，艾青通过观察发现，它大概就是同这个民族的历史一样漫长和根深蒂固的想象力了。这一非凡的“想象力”几乎弥漫在印象派画家每一幅作品的构思和色彩里。看莫奈的画，艾青那根忧郁的心弦，被深深地触动了。他觉察到，在作画时，莫奈沉浸在光和色彩无比奇妙的实验中，他把太阳中的光和色彩分解出许多明亮而单纯的单色，用这些单色错综交并地组织在画面上，成为变幻多端的光与色彩的灿烂组合。莫奈享有盛名的《在哈佛海岸的露台上》、《林荫道上》、《圣格拉尔车站》、《学景》等，首先吸引人的是华丽的色彩和鲜明的阳光感受，其次才是模糊不清的物象。艾膏记得，自己不止一次地在故乡羊乔山目睹了这壮观的场面。两年前的夏天，当他初次听到七中学生领袖钱兆鹏被杀的消息，除了极度的恐惧外，第一次有了彻底的幻灭感。生与死，幻灭与企求，原来距离竟如此之近，如此之变幻莫测！冥冥之中，他感觉自己的心与这异族画家居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心灵感应。生命，不，应该说万劫不复的阳光所赐予人的生命，才真正是一种非时间、空间所限和不可征服的事物。一次，艾青在书摊上看到一本杂志，其中有著名作家左拉的文章《爱德华·马奈》，他惊叹于左拉对马奈技法深刻的理解，直到书贩收摊，他才发觉自己的失礼。所幸书贩也是马奈的崇拜者，见艾青如此沉醉其中，反而以笑表示理解，并未恶畜相赠。左拉写道：
爱德华·马奈一般总是把调子定得比实际亮一些。他的画，亮而且鲜，光度始终如一而且稳定。他爱用大片白光柔和地照射对象。没有一点故弄玄虚的效果；人物和风景沉浸在充满整个画面的一片特别轻柔、流畅的透明气氛之中。
其次使我震惊的就是对调子变化规律的信守不渝。当他面对某一个对象时，他就全神贯注地开动自己的视觉，观察这个对象的各种不同互相影响的颜色。例如，一个位于墙壁背景之前的某个人的头部，就变成为一个仅仅是位于或强或弱的灰色背景之上的或强或弱的亮斑；一件与身体相对比的衣服，就变成为一个同或强或弱的白色块并列的或强或弱的蓝色块……由此而产生一种强烈的单纯感，几乎完全没有细节，有的只是一个由精练、准确的局部所组成的整体，这些局部在一定距离上造成画面的一种动人心弦的浮雕感。
左拉对马奈的评价给艾青留下了深刻印象，或者说，马奈对事物深刻、准确的表现力给了他强烈的震动。马奈对他后来诗歌色彩表现的影响，大概就开始于这一时期。无论《乞丐》、《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向太阳》，还是《吹号者》和《火把》，在光线色彩的对比及用心上，大约都可以看出马奈的某些痕迹的。
除了观赏，艾青下午时分主要是到蒙巴那斯大街一家“自由工作室”画人体素描。他所以选择这里，一是因为该室门票比较便宜；另外一个原因，则是颜料太贵，画油画不如画素描省钱。由此可见，艾青当时经济上是比较窘迫的。来这个画室的多半是穷留学生和本国的流浪艺术家，因为语言或其他原因，艾青与他们只是一般认识，没有深交。艾青颇觉庆幸的是，“自由工作室”经常雇有模特，这得以使他弥补油画训练上的缺陷，从素描方面打好基础。然而，不能在油画上有所发展，毕竟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艾青当时事实上面对的是进退两难的处境：出于反学院派与付不起学费的原因，他不会读艺术学院，受到严格的油画的训练；问题是，仅仅“泡”在业余性质的画室，要想在人才济济的巴黎画坛崭露头角，希望可以说极其渺茫。应该说，这一“处境”是颇为尴尬，也是非常痛苦的。事隔多年，从艾青回忆的语气里，人们仍能隐约体味到某种余痛来。他说，那时所谓作画，“也不过是通过简练的线条去捕捉一些动态，很少有机会画油画。只记得曾有一张画几个失业者的油画参加了‘独立沙龙’的展览。那张画上我第一次用了一个化名‘OKA’，后来我有一些诗就用了‘莪伽’这个笔名。”接着，他又补充说，“我没有条件进行有系统的学习和阅读，只能接触到什么吸收什么。”[86]在夹杂着自卑、愤愤不平也许还有某种嫉妒的复杂情绪之中，是很容易派生出诸如反学院派、反传统的心态的。在晚年的重要记述中，他特别给一篇文章标以《母鸡为什么下鸭蛋》的题目，除了谈创作缘由，恐怕还会有值得品嚼的某些东西吧！可以想象，艾青的心情一定不会轻松。他后来的诗《画者的行吟》对此也曾有所记述：
沿着塞纳河
我想起：
昨夜锣鼓咚咚的梦里
生我的村庄的广场上，
跨过江南和江北的游艺者手里的
那方凄艳的红布……
以“游艺者”手里那方凄艳的红布自比，未免太凄惨了些。前途渺茫的人，是很容易产生类似漂泊无着的联想的，或者说，当你面临多种人生的选择时，“荷戟独彷徨”几乎也是一种曲曲折折的生命的映照，是无法避免的。
二 读书、生活及其他
在巴黎，艾青的另一嗜好是买书和读书。买书的目的除了购得若干书籍之外，最大的乐趣莫过于一个“逛”字。“逛”的实际含义不在于是否“买”到，而在以一种闲散与欣赏的态度在书摊上浏览，一本一本、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看着什么。如果急匆匆抱着某种极明确的目的，或极热烈的愿望前去搜购某书，而且给弄得一头大汗，是全然体会不到“逛”的乐趣的。但倘在翻捡中偶尔发现一本好书，自然也会感到高兴，将它买下来。正因为是出于逛的目的，所以艾青每次去书店，通常不坐有轨电车，多半徒步而去。先是顺着约可伯路、大学路走，然后从巴克路拐到五桥路，旧书摊由此开始，如走到头，大约有几里路的样子。他常常从这一家书摊出来，接着又踅入另一家，看书是先看封面装饰，若封面比较独特，即特别留心。然后再看书的内容，凡有吸引人之处，干脆就当成自己的书阅读起来。果真见到很喜欢的书，恰好身上又没带钱，有时也同书商装出讨价还价的样子，如此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得到某种满足，二是真的想买，先讲好价钱，下回再买也不失一个参考。怀中有点钱，就像技痒一样，总要蹭到书店去，每回都把早先已看好的书搜罗一空，于是和俞福祚相视一笑，道：“又光了！”这话不乏当学生的幽默，或说穷学生的“苦趣”吧。但这种时候并不常见，每月打工所得，除去买画廊门票、吃饭，已经所剩无几，买书实在是清苦生活中的一种奢侈。好在逛书摊成了额外的补偿，还可从加路赛尔桥到新桥，经圣米式尔场、小桥最后抵须里桥，浏览街景，一饱眼福。如尚有余兴，还可到塞纳河右岸专售鸟石鱼虫的商行观赏，不仅能勾起孩提时的某些回忆，对个别价格低廉的小玩艺还能偶尔购得一二，拿回旅馆去赏玩。以至在晚年，艾青对自己这一“收藏癖”还津津乐道：“人各有癖好。我喜欢收集小工艺品……我常常为了想购买一个海螺，往返几次，徘徊在商摊旁边。”[87]
买书当然是为了读书。艾青首先接触的是译成法文的俄国诗人布洛克的《十二个》、马雅可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叶赛宁的《一个流浪汉的忏悔》和《普希金诗选》等，这种选择可能是因为受了国内热衷介绍弱小国家文学作品的风气影响的缘故，如鲁迅所说：“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非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然而我们的一部分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着痒痒的抚摩，只在寻切实的指示了。”[88]艾青后来说，自己“强烈排斥‘学院派’的思想和反封建、反保守的意识结合起来了”。[89]然而，这大抵与他的个人气质也有些关系。他在《我怎样写诗的》中，承认自己性格是有些神经质的，“我的思想活动是终日不停止的。我的脑在睡眠之外没有休息。我常常为我的脑痛苦；为了强迫它休息，我常常楼上楼下地走，在喧嚣的大街上走，在奔忙着的人群里走……”。他曾经幻想过那种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极其简单的生活，“有一架自行车，一架打字机，一架电话机，外用访客衣服，以及雨伞，等等”。他对“揉皱过的原稿纸”非常敏感，“钢笔一漏水”，也会波及他的情绪。[90]所以他对命运多舛的这位俄国诗人似乎有种本能的认同感。当他听到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消息时，不由得“感到惘然”，如同失去了一个相知的友人，及至五十年后还回忆说，他“死时留下一个纸条：‘生命的小船，触上爱情的暗礁。’”[91]马氏在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人之前，曾是俄国立体未来主义诗歌的中坚人物，他提倡自由主义，反对现实主义，否定古典文学遗产，随意制造生词，喜欢声音的模拟组合，以极度夸张的幻象来表达诗人的主观感受，一时被年轻的艾青引为知音。对布洛克诗歌中的深刻与神秘，他也极其佩服，但不免怀着几分敬畏，以至后来竟又疏远了。在所购置的书籍中，叶赛宁渗透着深深忧郁的诗篇令他久久难忘。在叶氏所写的小传里，他发现，主人翁的“命运”与自己竟如此相似：从小被寄养，在乡村成长并浸溃着乡下人的气质，厌恶大学，只读了一年半就辍学回乡，“离开乡村以后，我不得不很久才搞清楚自己的生活方式”。一方面，他深爱着俄国的农村和大自然，深爱俄罗斯农民的勤劳及纯朴的习俗；另一方面，又对农民悲剧性的历史宿命深怀忧虑。他一生都矛盾重重，既高呼革命的到来，新旧思想的冲突又迫使他陷入对革命的深刻怀疑之中。那些年，辗转于都市与乡村之间的他，就像一个痛苦不安的幽灵，犹如一片凋零的树叶在萧瑟的风中徘徊不定。“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简朴的木桥写进了我的歌声，／我伫立做告别的弥撒，／用白桦树叶来焚香拜灵。”叶赛宁幻灭意味很浓的诗句，唤起了艾青心里一种难以诉人的“预感”：这注定也是我人生的选择吗？这突如其来的感觉，使他不禁感到一阵颤栗。但他克制不住对叶赛宁的欢喜。诗人在生与死面前的复杂态度，以及异常的轻松，更叫他惊愕不已。叶赛宁曾自嘲：“我是光棍、无赖，写写诗，我酗酒、变傻”，“但我的心是热的，／趁它还未冷却生出霜花”。“再见，朋友，不相握，不交谈，／无须把愁和悲锁在眉尖——／在这样的生活中，死并不新鲜，／但活着，当然，也不叫人稀罕”。艾青惊讶他们洞察人性所达到的深度，和在大生大死之前的坦然，但同时，又拥有如此随意与镇静的心。诗人写道：
我是谁？我不过是个爱幻想的人
蓝色的眼神丧失在烟雾之中
我跟世上某些人一样
随随便便地浪费自己的青春
跟你亲吻，我习以为常
因为我吻过很多人，很多人
我说那钟情、动听的话
像划火柴一样容易、轻松
叶赛宁几乎不加掩饰的人生态度，给艾青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多次向人援引过“划火柴”的比喻，在谈到自己的恋爱时，又幽默地说，“我在恋爱上性急得很”。[92]但他对叶赛宁在“时代”面前的怅然若失，似乎更有种刻骨铭心的复杂的感受。叶氏在一首诗里曾这样写道：
风雪正急速地旋转，旋转，
那是别人的马车奔驰在田间。
车上坐着一位陌生的青年。
我的幸福在哪里？我的快乐又在哪边？
啊，就在这急旋的风雪下面，
疾驰的马车把我的一切夺走了。
艾青后来回忆说，叶赛宁是患了精神抑郁症后自杀的。“他好像始终在恋爱中，被人抛弃与抛弃别人，时而悲伤，时而欢欣；他生活得颓废、狂热……”但“以旧俄罗斯农民的眼光，看着暴风雪疾驰而至的心情迎接了革命。他的诗充满了哀怨，留给人们以难忘的记忆”。[93]在另一场合，他又补充说：“我欢喜兰波和叶赛宁的天真——而后者的那种属于一个农民的对于土地的爱，我是永远感到亲切的。”[94]正因如此，他相信马雅可夫斯基得知叶赛宁噩耗后说过的一句话：“死是容易的，活着却更难。”[95]
在中国留学生中，“混日子”者不在少数。有些官费生甚至公然出入当地妓院，带着法国女人招摇过市，俨然清末某些玩世不恭的八旗子弟。对此，艾青是颇为鄙薄的。在一种近乎沮丧的心情中，艾青也时有空茫之感。这片刻的恍惚，不久就因一个朋友带来的几本书打破了。二十年后，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19世纪俄罗斯旧现实主义的大师们，揭开了我对现实社会认识的帷幕。”《外套》是果戈理创作高峰期的一部杰作，因为作品渗透着作者对小人物命运的深刻体验和同情，故读来颇有刻骨铭心之感。亚卡基·亚卡基耶奇是个九等文官，在俄国等级森严的社会倍受欺侮，上司对他冷淡而又粗暴，年轻的同事拿他开心，连看门人也瞧他不起。亚卡基默默抄写文牍，凡事忍气吞声，做梦都幻想有一件新外套，然而，新外套刚刚到手，旋被盗贼席卷而去。从汉译本序言中艾青得知，果戈理的个人生活也是相当不幸的，他贫病交加，终生未婚。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身无寄托，不得不在朋友家借住，缺少家庭的温暖。1851年，他的旧病复发，身体日渐衰弱，内心矛盾也空前激烈。1852年初春，他在把《死魂灵》第二部残稿焚之一炬后，溘然长逝。艾青把果戈理的死看作人类历史中的一次小小的“劫难”，是只能承受，而无法“绕过去”的。在后来的回忆中，他不失诙谐地联想到：“越过了多次仅免于死亡的灾难，我总算在人间混了七十个年头……没有一个人的经历，会和另外一个人完全相同。”[96]直至到法国之前，艾青过的始终是“学生生活”。虽然也为大革命的浪潮触及，但与那些直接投身社会实践的革命者毕竟不同，也就是说，他多半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表面上看，他在法国与这些俄国作家的相遇纯属“偶然”，其实，在文化的选择上是非常自然、也是不可能规避的。像果戈理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震撼艾青心灵的是他的“疾病”。他在莫斯科玛丽贫民医院里长大，目中所见多为贫困和疾病，后来又不断忍受着贫困和疾病的折磨，至死都未能解脱。所以，认为人生和病痛是不可分割的，不单成为陀氏人生观的基础，也是他内心始终焦灼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艾青看到的《穷人》并不是陀氏最好的小说，小人物玛卡尔·杰符什金与瓦连卡爱情的悲剧也未出他意料，然而却对它情有独钟。令艾青沉迷的是作品充满着一种歇斯底里式的悲剧气氛，男女主人公的通信让他感到，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不稳定、不平衡的，各种偶然的灾祸随时都会降临。对陀氏作品中高度紧张和病态的冲突，有人认为与他所患疾病及狱中经历有直接关系。在服苦役时，他亲眼目睹了刑事犯对政治犯的敌对态度，这使他对自己的思想追求非常失望，由此想到：既然人民（平民囚徒）如此敌视那些自以为了解人民的知识分子，这只能证明，革命知识分子所选择的道路在出发点上就错了。“苦役和随之而来的流放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摧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病——羊痫风——也因此加剧了……但是，他在服苦役和流放期间最不幸的后果是精神上的消沉”。[97]这也使陀氏更深地陷入偶然性的种种幻觉之中。那时，艾青非常看重这一点，因此对他的某些主张也颇为倾心。陀氏说：“被大多数人几乎称为幻想的和特殊的事物，对我来说都常常是构成现实最本质的东西。日常的生活现象和对这些现象的公认的看法，在我看来，还不是现实主义，甚至是相反。”[98]艾青一生都没有谈自己“病”的习惯，他所以注意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病”的关系，显然是把它理解成东方人的忧郁了。也许正像他本人一样，身体虽没有“病”，精神却始终沉陷在不能自拔的“忧郁”当中。再说，艾青毕竟是一位画家，以这种特殊心态，容易倾心比较非理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疏远作家屠格涅夫和安特列夫，也是不出意料的。在巴黎时期，应该说艾青读书的特点是“多而杂”的，然而又带着鲜明的个性。就是说，艾青多半是以个人情趣来评价书的优劣的。在他看来，书于人是否有益，要看作者是不是诚实，讲了真话；其次，能否真正深深打动他。这种读书上的“选择”，对他以后的创作有很大影响，却又使他一生屡遭“麻烦”。
据说，除胡乱和盲目地在巴黎各大学旁听之外，艾青花时间最多的是学习法语。与他在绘画和写诗上显露的天赋相比，艾青的语言能力则要蹩脚得多，后来他也说：“我的法文基础很差。”[99]有意思的是，学法语却给他沉闷的留学生活带来两个意外收获。学法语使他得以深入了解法国现代大诗人阿波利奈尔、兰波，以及用法语写作的比利时大诗人凡尔哈伦，这对他由画画转向写诗，起到了重大影响。可以说，他一生的创作都是与这几位诗人紧密联系着的（因后面将有详述，这里暂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学法语使他得以结识一位波兰女学生，平生第一次获得接触异性的经验。刚开始，艾青上的是一所法文补习学校，该校上课没有固定时间，这倒给厌倦上课的艾青，“制造”了某种方便。某日，同屋的俞福祚请一位波兰女孩担任法语教师，约定每周辅导三次，时间为七时至八时。最初几次，艾青未曾留意，印象比较平淡。日子稍久，不知怎的，每当这女孩要来之前，艾青情不自禁从心里泛起一丝兴奋，或者叫期待的那种东西。一天，女孩突然发现艾青桌上堆着许多诗集，颇觉好奇，见艾青正在看一本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不由问道：“听说这位诗人自杀了，你知道吗？”艾青放下书说：“那是叶赛宁。”女孩马上纠正道：“不，确实是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五年前死的。”艾青这是第一次与异性如此接近，以他异常敏感的心，是不会毫无所动的。但他毕竟缺少经验，一时竟找不到合适话题，好在女孩还健谈，且对文学颇有兴味，并没因此冷场。那天在慌乱中胡乱说了些什么，艾青已不记得了，只隐约记得对她滋生出某种好感，还约定跟她学法语来着。
怀着朦胧初恋的男女之间起初的交往，大凡是以借书为借口的。借书必有还书，还了并不影响下回再借，这种方式是再文雅、体面不过的了。借还书之间不仅可以不经意使对方产生极其美好的联想，它更可以使双方的来往由不自然到自然，以至有一天发现，“借还书”竟然变成心灵之间一缕细细的丝线。艾青跟波兰女孩学法语究竟有多少长进，是很难估计的，不过她到艾青住处借书的数量，却是一天天明显增加了的。起初，她倒是什么书都借，并不加以挑选。后来，艾青渐渐发觉，她对拉辛、莫里哀和雨果等作家的偏爱，似乎远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波德莱尔等人。据她说，这是因为现代作家的描写“让人太压抑”的缘故。在言谈之中艾青还得知，她毕业于华沙大学，到巴黎是为了攻读心理学学位。这显然意味着，因为心地善良，故心理上不自觉地排斥“太压抑”的东西；选择心理学专业，正好印证了她有着一颗异常敏感和极其细腻的心。艾青不禁有了一种“知音”之感。不仅在读书的情趣，在生活的细节上，也是可以轻易感受到一个女性的气质的。她独居的家在巴黎郊区，坐车去需一些时辰，但非常幽静。在她宽大的闺房里，路易士式的家具疏落有致，干净而又温馨。书柜里摆满书籍，透出女主人性格中浓浓的书卷气。她不单熟知欧洲古典文学，甚至对毕加索的作品也有不俗的见解。当艾青听着她“微颤的金声”时，也会忽然有走神的时候。但奇怪的是，两人居然都没有捅破心里的这一层纸。一天晚上，图书馆里的灯一盏盏灭了，波兰女孩走出来预备回家，在环绕图书馆的林荫道上，她“恰好”与正在此处散步的艾青相遇。周围晚雾环绕、月光稀疏的气氛，是很容易在已有好感的男孩女孩之间“发生点”什么的，然而据艾青的朋友回忆：当时艾青“同她一起走路，隔得远远的，像鲁迅所说柔石一样，挺学究的”。[100]艾青后来在《古宅的造访》一诗中，明显流露过对她的爱慕，他动情地写道：“当那静静的风，／拂动了静静的白的窗帷，／你开始以微温的呼吸，／嘘动你大波形的，／单薄的胸间衣皱”，不只观察到房间里特有的女性的气息，甚至注意到对方单薄的衣衫，继而涌出了一缕怜惜之情，作者本人已然起伏的内心活动，可以说是和盘托出了。尤其是“那使我遥遥地想起／拉飞尔的／充满妩媚的日子”的怅然有失的微叹，更使人相信这是一则“仅留半阙”的人生的故事，是因为女孩年岁稍长于艾青，还是他出于一时迟疑，使这一艨胧的初恋终致中断，现在已无从猜测。时隔不久，她被母亲接回波兰。艾青回国之后，还曾收到她寄来的一帧小照及书信，遂请友人代为回函，但随着他被捕入狱，两人之间的联系也从此中断了。
在此前后，艾青生活中发生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与李又然的结识。李又然，又名李家齐、李罗曼、李则兰。浙江慈溪人，为艾青乡党，散文作家。他年长艾青四岁，曾为学徒，后入上海南洋高商和群治大学学习英文、法律，1928年赴法国留学，就读于巴黎大学哲学系。在法期间，思想左倾，成为法共中国支部一员，并为中共欧洲刊物《赤光》秘密撰稿，对艾青有所影响。抗战爆发后，与艾青同去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后赴延安，曾为女大、延大教员。解放初期，先在鲁艺任教，继而被错划右派，之后长期在商务印书馆供职，1984年逝世。李又然是艾青为数不多几个保持了终生友谊的朋友之一。据李又然生前回忆，他和艾青1931年结为知己，但两人此前已见过一两次面的，“我记起来，在卢森堡火车站上遇见过他；他说更早，在巴比塞的《世界》周刊社主办的一次集会上见过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从此天天在一起了。他有钱，分一半给我；我有钱，分一半给他。两人都很难向人借钱的，但都为了对方，会去借，分了用”。艾青讨厌大学，视其与教堂同类。有时被朋友拖去旁听，也不用心听讲，而在下面偷偷画某教授的光头，以为游戏。[101]他与艾青的认识是颇为戏剧性的。李又然当时亦为穷学生，经常吃了上顿，下一顿就没了着落。一天，他又没了饭钱，便去巴黎的一家叫天津饭店的饭庄寻一位朋友。时近中午，朋友因故未来，而这时吃饭的人已陆续就座，为遮掩窘状，他要了一份最便宜的菜，打算一边慢慢吃着，一边等朋友来。眼看饭快吃完，仍不见朋友踪影，李又然不免有些着急。邻座一位青年似有觉察，走过来会意地说：“我来请客。”两人起身走出饭店，那青年又拿出十张饭票和五十法郎给他，待李又然跟他到寄宿的里斯本旅馆，才知他叫蒋海澄，也是留学生；更让李吃惊的是，房间里除一些画册、诗集，搞雕塑的木架子和凌乱丢着的颜料外，几乎徒空四壁。如此困窘的人，却又如此仗义，李又然不由不大发感慨了。艾青的义气，还表现在一次送一位朋友夫妇回国的事情上。当时，艾青也正预备回国，父亲寄来的几百元钱仅够他一人的旅费，但听说朋友迫切需钱，使借给了他。那位朋友表示，回国后即还给艾青。李又然后来说，这话等于白说，艾青“回来后在杭州遇见这个同学，做了官，很阔气，根本不提这笔钱。艾青也不提，只谈这个同学的一幅风俗油画。他妹妹生气，去讨这笔钱，他却不让”。[102]令艾青庆幸的是，李又然亦乃热血忠义之男儿，在他身遭不测时，同样是在所不顾，挺身而出的。1932年秋，李又然一回国就听到艾青被捕的消息，马上赶到苏州探监，一时激愤，甚至预谋揍狱警一顿，借此陪他坐牢。后来，又多方奔走，冒险照顾艾青，替他传递诗稿及各种讯息，令艾青颇为感动。
三 凡尔哈仑的信徒
1940年底，艾青在应重庆《抗战文艺》之约写的一篇文章里，首次涉及他与凡尔哈仑的“关系”：“我不隐讳我受了象征主义的影响……我的诗里有些手法显然是对凡尔哈仑的学习——这位诗人如此深刻又广阔地描写了近代的欧罗巴的全貌，以《神曲》似的巨构，刻画了城里与乡村兴衰的诸面相，我始终致以最高的敬仰。而他的那种对于未来世界的向慕与人类幸福彼岸之指望，更是应该被这艰苦的世纪的诗人们公认为先知者的声音的。”[103]之后不久，他在《我怎样写诗的》一文中，再次不无好感地谈到这位比利时大诗人：“凡尔哈仑是我所热爱的。他的诗，闪耀着对于近代社会的丰富的知识，和一个近代人的明澈的理智与比一切时代更强烈更复杂的情感。”
直至晚年，他还多次提及这个心目中的“艺术偶像”，久久不能释怀。
为什么凡尔哈仑令艾青如此倾心？
艾青后来在回忆巴黎时期的心境时说，那时他“很孤独”。显然，在经历了画家之梦的幻灭、爱情的夭折等一系列人生的失意之后，那个赴法后一直被深深埋藏在心底的“走出去”还是“返回来”的困惑，重新死灰复燃了。它啃噬着艾青敏感、有时也不免脆弱的心，摧残着已若薄翼的留洋宏志。这使他陡然发现，出国也好，回去也罢，人生不过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圆圈”，最终都要回到起点上，为你那不能排遣的“东西”所折磨。目过辛亥革命的失败，对此早有沉痛体验的鲁迅，在小说《在酒楼上》中借吕纬甫之口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吗？”身在五光十色的都市巴黎，艾青时常觉得就在畈田蒋的泥泞不堪的小路上，在内心深处感受不到任何的变化。他在金华，在杭州碰上的人生难题，在巴黎不仅未能“解决”，倒似乎更为深重起来。因此，艾青需要有一种东西，使他能够刻画“城里”与“乡村”兴衰的“诸面相”，在极度孤独的心境中找到另一个“彼岸”。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他与有着相同人生感受的凡尔哈仑“相遇”了。凡尔哈仑此时就像一个先知，将惶惑不安的艾青引上了另一条路：写诗。写作在本质上是不能解决生活意义上的“圆圈”一难题的，然而，它从始到终、周而复始所产生的强大旋律，却在另一层意义上使因前者引起的烦恼变得无足轻重了。这是因为，写作是一种远比世俗的存在要强大、明确、坚韧和富有诗意的人生的形式。艾青敏锐地觉察到，“我的心被更丰富的世界惊醒了。我对生活，对人世都很倔强地思考着，紧随着我的思考，我在我的画本和速写簿上记下了我的生活的警句——这些警句，产生于一个纯真的灵魂之对于世界提出责难的时候……这些警句的性质，它们包括了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所显露的一切矛盾：恋爱、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矛盾。”[104]紧接着他发现，作品里，凡尔哈仑表现出对“原野”（更广大的“乡村”）更独特和深邃的理解；或者说，凡尔哈仑看出了深藏于混沌之中的乡村灰色的灵魂，而它几乎有一种宿命的意味。凡尔哈仑是这样写的：
从很久，他们就经历麓时间
从原野到原野地走着：
牵引着或是跟随着他们的
那些伸长着的轨道上的货车，
朝向小小的村庄和小小的道路，
那些不间断的货车，轧碾出悲痛的嘶声，
白日，黑夜，
由它们的轮轴朝向无限。
——《原野》
凡氏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的圣·阿芒镇长大，由于与乡下同学接触较多，从其父辈身上感受到比利时农人深沉的苦痛。这一经历使他认识到，时间对某一个农民可能是具体的，生死病痛与悲欢离合可以以时间来衡量，然而，它对于整个农民的生存而言，则是无法来衡量的。因为，那一种“死”是真正的大死，无以表达的死。这一观念，使艾青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对农民的命运始终持一种很悲观的看法。在看到埋葬士兵的尸体时，他沉痛地说：“不只一次了，我体验到这些穿着草黄色的脏制服的命运，他们每日以最粗糙的草秣饲养了自己，而又以一个生命所可能贡献出的血液，毫无悔恨地，去染红了无边的暴怒了的土地——”[105]一位老妇在谈及儿子的死时，艾青发现，“她竟那么平静，像述说一只鸡死掉一样”，“而且是宿命的事”。[106]不能不使他深感惊愕，以致无以言对。
在读凡尔哈仑的诗作时，艾青还觉察到，凡氏是站在深刻反省资本主义文明的角度描绘大都市的生活面貌的。破产农民盲目流向城市的惨状，屡屡出现在他的笔端：他们拖儿带女，背井离乡，带着舍不得丢弃的牛羊猪狗，“喝着雨，舔着风，吸着雾”，走在无尽的贫困的道路上，“脚下的大地打着圆圈，在茫茫苦海和黑夜，这圆圈，套着世界”，而城市，也并非是王道乐土。
一个盲女靠着墙
卖着五个生丁一盒的火柴，
…………
广场呀，旅馆呀，商铺呀，市场呀
这般，强烈地叫嚣着激动着暴力
而垂死者们
却徒劳地在寻找着，
应该瞑目的静寂的时刻。
这些诗句不禁唤起了艾青对孝顺镇的回忆：十二岁时，故乡忽降大雨，两个多月不止。山下农夫因山洪冲毁房屋，无处栖身，成群涌到镇上避难。有些商铺怕灾民起事，连忙紧闭房门，很多衣不遮体的老人和孩子倒卧街头，连口水都喝不上，哭声连天，其景甚惨。城里人对乡下人的冷淡，他本人也是饱尝过的。在金华省立七中，他最盼望也最怕的就是周末，城里同学纷纷回家，偌大的校舍顿时只剩下几个家住乡下、有家不得归的人。因此，除前面说过的到郊外画画，艾青整日都在街上闲逛。偶尔遇上熟识同学，有的还略一点头，表示认识；有的则老远绕开，形同路人。这种屈辱中夹杂的孤独，以至到了杭州西湖国立艺术院都未曾消散。他说：“因为自己处境的孤独，那种飘忽与迷蒙，清晨与黄昏的，浮动着水蒸气的野景，和那种为近海地带所常有的，随气候在幻变的天色，也常为我所爱。”[107]或许是出于对城市的某种对立的潜在意识，艾青很是欣赏凡尔哈仑“现代城市是一条章鱼”的讽刺性比喻。章鱼头顶生有八只腕足，上面有若干吸盘，每次向敌人发动进攻，腕足便会突然一齐伸出，吸盘将对方狠狠吸住，然后以尖嘴刺入毒汁，置敌手于死地。遇到强敌袭击，它会喷出浓墨，令敌人晕头转向，自己则溜之大吉；它有时还会像霓虹灯般变幻颜色，巧布疑阵，引人上当。章鱼象征着新兴现代城市对破产农村的巧取强夺。在艾青看来，这正是现代都市典型的文化性格。在他后来为数寥寥的与城市有关的诗作中，这种文化性格一再被呈现为诸如“白痴”、“醉汉”、“肮脏的咖啡馆”等病态的意象，让人依稀辨认出了凡尔哈仑的影子来……显然，凡尔哈仑所吸引艾青的不只是对城乡对立中农民历史命运的深刻考察，而是把留学期间的他带向另一个全新的境界。他后来说：“我们喜欢惠特曼、凡尔哈仑，和其他许多现代诗人，我们喜爱《穿裤子的云》的作者，最大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把诗带到更新的领域，更高的境地。”[108]
四 受到“超现实主义”影响
艾青到巴黎前后，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正呈燎原之势。1924年11月，安德烈·布勒东执笔的《超现实主义宣言》发表，该团体正式成立。布勒东为超现实主义所下的定义是：“现实主义，阳性名词。纯粹的精神的自动性。人们打算通过它，以口头、书面或任何其他的形式表达思想的真正活动。它是思想的照实记录，没有丝毫理智的控制，摆脱了任何美学或伦理的成见。”为便于活动，超现实主义者在巴黎格勒奈尔街设常设机构。就在艾青抵达巴黎的9个月后，布勒东又在《超现实主义革命》上推出了他著名的文章《第二次超现实主义宣言》。
当时立志做一名画家的艾青，显然未注意到弥漫在整个巴黎文艺圈子中的这一特殊气氛。他把注意力转向超现实主义，还是在读了该流派的精神导师阿波利奈尔的诗作后。后来他回忆道：“我也读了一些法文诗：《法国现代诗选》、阿波利奈尔的《酒精》等……”由于“没有条件进行有系统的学习和阅读，只能接触到什么吸收什么”。[109]起初，他对超现实主义的了解是颇为表面的，甚至还有那么一点“陌生”之感，但不久即不自觉地发生了变化。艾青发现，1913年版的阿波利奈尔的《酒精集》，虽多写爱情的失意及早年生活的坎坷，现代生活的变化作为一种潜在的背景，却又被诗人巧妙地隐藏在个人的生涯深处，表现出一种不动声色然而又令人吃惊的“诗意”。
过去一天又过去一周
不论是时间是爱情
过去了就不再回头
塞纳河在密腊波桥下奔流
让黑夜降临让钟声吟诵
时羌消逝了我没有移动
——《密腊波桥》
阿波利奈尔1914年参军入伍，先是炮兵，后升为步兵少尉。1916年头部负重伤，遂出现幻听，曾非常痛苦。在这首诗里，他将人间至痛至惨之事，以“游戏”的态度待之，或如鲁迅所说，“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110]后来，艾青多次在他的诗作里平静地写到“死”，并赋予它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的超脱与沉着。显然，他虽没有对死报之以游戏的态度，却是透露出不为所动的内心品质。
更令艾青着迷的还是阿波利奈尔处理“现实生活”的奇特方式。在阿氏的人生观念里，人生意味着痛苦，摆脱它的最有效的方法即是创造出一种“想象”。阿波利奈尔认为，现实并不依附于物质的物理属性，而要依附于头脑的创造。因此，文艺要像科学那样把非自然的现象变为现实，造出世上本不存在的东西。他的剧本《被杀死的诗人》中有这样一幕场景：“紧靠海处，一男人买了一份报。在提词人旁边的房子里出现了一个两手是电灯泡的兵士。一位三米高的巨人从一棵树下走过来。他摇撼灰泥做成的报贩。她倒下，碎裂开来。此时一位法官走上台，用一把剃刀乱砍一通，杀死了所有的人。一截跳过舞台的小腿踢中了法官的鼻子。法官倒下。小腿唱起一首美妙的流行歌曲。”对这类超现实主义“情景”，阿波利奈尔解释说，当人想摹仿行走的动作时，人没有发明机械腿，而是发明了轮子。轮子就是人类纯粹的创造性工作的产品，是一种无意识的超现实主义的表现。1930年前后，艾青的写作状态很有些“超现实主义”意味，据他回忆：“我开始试验在速写本里记下一些瞬即消逝的感觉印象和自己的观念之类。”[111]但由于所写多半是梦幻似突如其来的片断，或是跳越过大，不甚连贯的半截意象，因此，1930、1931年两年之间的这些残简断篇，完全未予留存，基本上都已散失。这颇有些像超现实主义者的“自动写作”，可能在艾青看来，是不太值得仔细保存的。不过，这种影响倒使他的“语感”获得了明显的飞跃，对语言创造的重视，差不多贯穿在他一生的写作之中。对阿波利奈尔这一潜在的影响，艾青并不否认：
当我不得已而采用一些现成的词汇的时候，我是每次都感到恶心的。但是为了那些现成的词汇比自己创造出来的更自然，更完全地表达了思想情感，我又不得不袭用了它们。
但我确是如一些批评者所说，在同时代的诗人里面，比较的欢喜努力着创造新的词汇的人，我最嫌恶一个诗人沿用一些陈腐的烂调来写诗。我以为诗人应该比散文家更花一些功夫在创造新的词汇上。我们应该把“语言的创造者”作为“诗人”的同义语。[112]
然而，正如他后来所说，由于“生活与艺术都促使我走上革命的道路”，超现实主义终究没有成为他创作的主导倾向。对艾青本人而言，这究竟是他之不幸，还是他之所幸呢？
五 圣约克街六十一号的革命者
巴黎的酒吧和夜总会是很兴盛的。灯火初上，夜总会门前便会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起来，空气中弥漫着法国人特有的崇尚享乐的气味。沿街的房屋结构标新立异的酒吧，更令人眼花缭乱，浓烈的烟草味，异样的法国香水味，偶尔随某一穿着妖冶、神色放荡的应召女郎的出现飘散而来，令艾青感到厌恶。虽然他听说，法国的艺术家、诗人历来与酒吧有某些“缘分”，也常有朋友来拉他前往“寻找”艺术灵感，不知什么原因，艾青对这类场所素无好感。但这倒不妨碍他对电影抱有兴趣。当时，巴黎影院里上演的电影可谓形形色色，即有内容严肃的影片，也有近乎色情的娱乐作品，偶尔还能看到苏联革命电影。看电影者也是阶层混杂、良莠参差的，甚而有人在影院里拉皮条。一天，艾青刚刚在一家影院坐下，黑暗中就听见坐在前面的一位女郎回头对他讲起法语，意思是你想快乐一下吗？略感吃惊的艾青本想起身走开，或许是恶作剧心理作怪，他低声用法语开了一个玩笑。那女郎听了，反而先自溜掉了。这件事倒给了艾青一个教训，凡看电影，也不是不可以挑挑影院的。所以，打那日之后，艾青就把常看电影的地方改在了工人区，一是票价便宜，“不愉快”的场面可以避开；另则是这里时常偷偷放映苏联电影，倒很有些刺激的意味。
在巴黎，要完全避开这个民族天生的政治嗜好，就像你拒绝那些遍布城市大大小小的艺术博物馆一样，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艾青体会尤深，他说，“无论我写诗”，还是干其他的什么，你都能强烈地感受到“法国的存在”。[113]在出国之前，艾青对《马赛曲》略有所闻，及至踏上法国的土地，听人说起有关它的故事，才真正领悟其中的所谓“法兰西性格”。据说，1792年4月20日，驻守在斯特拉斯堡的工兵上尉鲁日·德·里斯尔，突然收到凯勒曼将军的一封简信，请他为志愿军出征写一首歌。他连夜谱写了一首名为《献给吕克纳尔元帅的军歌》。次日凌晨6时，赶到迪特里希的私邸，坐在钢琴前自弹自唱起来。当时在场的共有十人，除市长迪特里希夫妇，还有市政厅书记官格鲁梯埃、家庭教师和两名大学生等。当里斯尔唱出“前进，祖国的儿女们……快拿起武器，同胞们”的歌词时，客厅陷入死一般的沉静。忽然，检察官先生竟像孩子般放声大哭起来。一位大学生举起手中的帽子，高呼：“法兰西万岁！”另一名大学生激动地补充道：“它们是一个整体！”里斯尔顿时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写出了久蓄在法兰西民族内心深处的史诗。后来，马赛的义勇军在向巴黎的进军路上，不断高唱着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将它传遍整个法国。这种特定的“马赛情绪”，在艾青学法语所接触的书籍中随处可见。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发表了他独特的见解，他说：“由于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同样理由，主权也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意志要么是公意，要么不是；它要么是人民共同体的意志，要么就只是一部分人的。在前一种情形下，这种意志一经宣示就成为一种主权行为，并且构成法律。在第二种情形下，它便只是一种个别意志或者是一种行政行为，至多也不过是一道命令而已。”[114]较之卢梭，孟德斯鸠则要冷静得多，他在其著作里着重讨论的是管理国家的“细节”问题。比如他说，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每个人都被认为具有自由的精神，都应该由自己来统治自己，所以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然而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因此人民必须通过他们的代表来做他们自己所不能做的事。代表的最大好处，在于他们有能力讨论事情。人民是完全不适宜于讨论事情的。这是民主政治的重大困难之一。
然而，在更深入的阅读中艾青发现，渗透在法兰西民族血液中的“马赛情绪”，同时也与深刻的精神矛盾相伴随。从1789年到1870年，短短八十一年中，法国竟爆发了四次革命，经历过君主专制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民主专政制、帝国制的频繁更迭。起义与恐怖、革命与反动、内战与卫国战争，把近代法国搅得天翻地覆。在这种异常过激的革命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政治文化传统，深深刻有革命派特有的政治危机意识的痕迹，从而呈现出浓郁的分裂性、激进性和二元对抗性。在与法国人的接触中，艾青深切感受到了这个民族性格中鲜明的内在矛盾：既崇尚理性，又热情奔放、富于幻想，常常沉迷于不切实际的空想，陷入非理性的狂热之中。对后者，他是深有感触的。一天，艾青照例背着画架外出写生，在路上，突然与一个神经兮兮、面目丑陋的法国人相遇，那人见他是个中国人，向他说出一连串侮辱性的话，并像疯子似地挥舞着拳头。这使艾青深受刺激，让他一瞬间陡然发现了被卢梭和孟得斯鸠疏漏了的“另一个”法国。一件小事，居然给他留下如此之深的印象，以至在晚年还曾向人说起。有意思的是，艾青在工人区又“看到”另一群大智大勇的法国人。因为放的是苏联革命电影，常常在放映当中，突然会有警察闯入，胡乱抓人，有几次都是一群当地人把艾青往人群中一夹，然后才得以从地道溜掉的。对这种“有惊无险”的经历，艾青后来也大为感慨。有如变魔术一般的法兰西文化，对艾青后来做人和写诗无疑都是有很深的影响的……然而，艾青1932年1月16日晚前去参加圣约克街六十一号的集会，却纯属偶然。李又然是该组织的成员，适逢开会，便拉上了艾青。在此之前，他曾约艾青参加过在法国作家巴比塞的《世界》编辑部召开的一次左翼会议。艾青猜想，这次活动大概又是讲演之类。待艾青与李又然走进会场，他忽然感受到了一种与上次集会完全不同的气氛。
参加这次集会的大都是来自东亚的青年，可能因最近受到歧视的缘故，情绪十分偏激。有人在激烈争辩着什么，也有人在低头看报纸，烟雾腾腾的房间里，还不断传来谁急剧的咳嗽声……反帝虽然是今晚的会议话题，但倍受欺凌的民族命运所掀起的更广泛和深入的讨论，就像是朝会场投出的一团火，把大家的情绪即刻点着了。突然激动起来的艾青从桌上抓来几张纸，低下头就飞快写了起来，因为情绪过于激动，手微微颤栗着，以致纸都被划破了。在这首题目为《会合》的诗里，艾青写道：
团团的，团团的，我们坐在烟圈里面，
高音，低音，噪音，转在桌边，
温和的，激烈的，爆炸的……
火灼的脸，摇动在灯光下面，
法文，日文，安南话，中文，
在房子的四角沸腾着……
长发的，戴眼镜的，点卷烟的，
读信的，看报纸的……
思索的，苦恼着的，兴奋的……
这些急切跳越的诗句更像是速写的线条，看似没有规则，然而极具感情的张力，把在场的众人的一幅幅“肖像”飞速勾勒了下来：他们“流着汗，／闪出泪光……／紧握着拳头，／捶着桌面，／嘶叫／狂喊！”他大概没想到，他在会场上随手写下的诗，形象地记录了30年代留法学生当时的革命情绪。关键是，他真正“懂得”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了。十年后，他才说出这种感触：“革命的理论是从思想上去影响人朝向革命，组织人为革命而行动；那么，革命的文艺创作则是从情感开始到理智去影响人走向革命，组织人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115]
如果不是一系列突发的事情，艾青也许还会在巴黎盘桓些时日，每天出外看看画展，或躺在旅馆里读读闲书、写点什么，继续做他未完的梦的。因法国政府政策上的歧视，艾青在求职、租房等方面，开始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刁难。最使他难堪的，也许是沿街咖啡馆里销售的一种名叫“中国人”的点心，倘此时正巧有人前来就餐，便会唤小伙计道：“喂，来几块‘中国人’！”这使他深切体验到了弱国的屈辱，继而是心灵无地可置的茫然。还有一天，严济慈约艾青去看歌剧，当他们经过地下道时，突然听见一声呼叫：“中国人，在法国不要讲中国话，讲法语！”艾青不觉愕然立定了。刹那之间，他终于明白了，卢梭所说的人类意义上的“法兰西”原来是仅仅就法国而言的，它并不适用于其他民族，尤其不适用于弱小、贫穷的民族……在灵魂深处，他不禁有了一种空落落的感觉，直透心底……意识到这一点，艾青感到分外地沉重。
一缕思乡的情绪，这时悄悄爬上了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