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成长岁月
埃迪特·施泰因1891年出生于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兄弟姐妹11个，其中4个夭折，她最小。西蒙娜·韦伊1909年出生于巴黎，有一个哥哥，叫安德烈（André），比她长两岁。汉娜·阿伦特1906年出生于汉诺威，是独生女。她的母亲后来改嫁给了一个鳏夫马丁·伯瓦尔德（Martin Berwald），他带有两个女儿，名字分别叫克拉拉（Clara）和埃娃（Eva），年纪比汉娜稍大。
三人在幼年时都备受困苦。埃迪特在自传[5]中，花了很大的篇幅列数兄弟姐妹们的疾病。西蒙娜的母亲塞尔玛·韦伊（Selma Weil）曾多次以为要失去西蒙娜。汉娜的母亲保留了一本日记，题作“我们的孩子”（Unser Kind），把女儿的小病小灾都当作了不起的大事记载下来。
埃迪特家恪守犹太教规。曾祖父约瑟夫·布尔沙德（Joseph Burchard）出生于波森，曾当过教堂里的祈祷文吟诵人，孙辈在家里都必须练习祈祷。埃迪特的母亲奥古斯汀·库朗（Augustine Courant），出生于卢布利涅茨，在哈西德教派中地位很高。她做木材生意，坚持正统宗教仪式的传统，庆祝宗教节日，埃迪特在自传中用了整整一章来叙述这些。除了逾越节和犹太历新年，她还喜欢谈论赎罪日，这一天对她很重要，因为恰好是她的生日。“我认为，比起其他所有变动不定的宗教节日来，这个巧合更能激起母亲对其最小孩子的特殊柔情。”[6]可是她从来不陪母亲上教堂，只是躺在床上读书，思念故去的父亲，等候母亲归来。13岁起，她获得了守斋到晚的权利，直到她放弃犹太教信仰离开家庭之时，还保留着这个习俗。
西蒙娜出身于一个很有教养的艺术家家庭，她家信奉“不可知论”，甚至是无神论。她只知道祖上属第三等级。读了巴尔扎克的书，她感到“犹太人”就是高利贷者的同义词！母亲很迟才把她家的犹太身份告诉她，因为母亲的父亲是加里西亚人，母亲的母亲是维恩人，年轻时也受过苦。不过西蒙娜知道，她奶奶笃信犹太教，严守犹太人饮食规矩，不能容忍孙女和一个异教徒结婚。西蒙娜的父亲安德烈·韦伊（André Weil），出生于阿尔萨斯，已入法国籍。当父母之间说话不想让孩子们听懂时，就说德语。外曾祖父是个批发商人，文化修养很深，精通希伯来文，甚至能用它写诗。然而，1942年，西蒙娜在卡萨布兰卡准备乘船去美国时，第一次看到身着披巾、带着经文护符匣的虔诚的犹太人做祷告，却十分惊奇。乌拉迪米尔拉比（Wladimir Rabi）把汉娜·阿伦特看到艾希曼（Eichmann）案件时的发笑——她认为其荒谬性就在于其全部暴行——与西蒙娜·韦伊在卡萨布兰卡时的发笑做了比较，写道：“她笑了，这个傻瓜，像1942年5月西蒙娜·韦伊在卡萨布兰卡兵营里候船去纽约，看到一起等船的犹太老人身着披巾祈祷时发笑一样，她们同样傻。”[7]她流亡美国时，只去一个犹太教堂，还是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教堂！不过浸礼会教堂她倒是常去。
汉娜家是受过教育的犹太家庭，已经被基督教社会同化。父亲保罗·阿伦特（Paul Arendt）是个工程师，母亲玛尔塔（Martha）学过钢琴和法语。他们不遵守犹太教教规，但让汉娜陪着爷爷奶奶守安息日，和他们一起上教堂。可能就是应他们的要求，她才去柯尼斯堡，跟一个改革派犹太教教士赫尔曼·福格尔施泰因（Hermann V?gelstein）上宗教课。不过，她认识到自己的犹太特性，不是从家里，而是从大街上，是在一些幼稚的反犹思考之后。她承认自己“在形体上”是犹太人。——“我小时候稍大一点就知道，我有犹太人的相貌，也就是说，我的相貌与别人不一样”[8]——可是，后来当乌韦·约翰逊（Uwe Johnson）骂她：“汉娜，你可真像是从漫画‘七会堂’（sept synagogues）里出来的！”[9]，她还是装出了一副很吃惊的样子。确实，在此期间，纳粹散布的丑化犹太人的这种漫画形象，已经给他们带来了伤害。埃迪特·施泰因在改信天主教后，谴责这种“令人讨厌的漫画形象，它就像在哈哈镜里看我们”，否认“这种犹太人性就是犹太种族的必然结果”。不过，汉娜在儿时就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丝毫没有对她产生震动。“就那样，仅此而已”，这就是所谓“爱命运”吧？
埃迪特的父亲在一次生意旅行中突然死于中暑，当时她还很小。“我记得，父亲在开始那次不归的旅行之前与我们告别时，我就被妈妈抱在怀里，因此在母亲看来，我就是父亲的临终嘱托。”[10]
西蒙娜比较走运一些，双亲一直健在。他们十分爱护她，密切地关注着她的行踪，甚至偷偷地不让她知道，一旦她脱身不见，就立即设法把她找到。她死时确实太年轻，因患结核病，竟绝食死在英国医院里。据她在亨利四世中学的同学莫里斯·舒曼（Maurice Schumann）说，她的家人带她在美国流亡时，她坚持要去英国。父母对她的困境一无所知。直到临终，她还给他们写了几封感人的信，让他们开心，要他们放心。
汉娜7岁丧父。同年，爷爷马克斯·阿伦特（Max Arendt）也撒手西去。她很喜欢爷爷，当染上梅毒的父亲病重时，爷爷就像父亲一样照顾她。
埃迪特的父亲死后，母亲不得不接管锯木厂，因此无暇照顾两个最小的孩子——埃尔娜（Erna）和埃迪特。埃尔娜比埃迪特大1岁8个月，和她很亲，埃迪特还为她写了一卷回忆录[11]。她们就像孪生姐妹，由哥哥们带大。大哥保罗（Paul）给幼小的埃迪特讲歌德（Geothe）和席勒（Schiller）。埃迪特认为母亲“减轻了她所有痛苦，所有忧伤”[12]，对她百依百顺，直到她进入加尔默罗修会，这使她母亲伤透了心。
塞尔玛·韦伊是女儿的“贴心人”，对女儿充满柔情。女儿在外地工作，接二连三地迁居，还故意过一种艰苦朴素的生活，这常使母亲牵肠挂肚，总想设法改善她的处境。虽说塞尔玛·韦伊和埃迪特的母亲不同，对女儿改变宗教信仰似乎并不很在意，既不去细究她的神秘主义，也不责难她的宗教立场[13]，可是一想到女儿要皈依天主教，她还是很担心。因为西蒙娜在很小的时候，在师从阿兰之前，就和一位已皈依天主教的犹太女教师有来往。安德烈·韦伊对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谈及他父母时坦陈：“那时候，他们对此很生气。对一个有犹太血统的人来说，最坏的事情就是去受洗了……他们当然会反对。”[14]玛尔塔·阿伦特也是这样一位“犹太母亲”，对女儿关怀备至，但又十分宽容大度。她很早就发现女儿有独立思想，天资过人，在老师面前很有主见。觉得女儿需要支持时就支持她，让她和自己一起崇拜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她一起流亡法国和美国。说到母亲，汉娜·阿伦特很干脆：“我非常感激她，尤其感激她没有偏见、开放自由的教育。”[15]她肯定地说，她母亲虽然不信教，“也一定会做一辈子犹太人，决不会受洗”，还说，“要是我背弃了犹太教，母亲知道了很可能会打我两个耳光的”。[16]她和埃迪特·施泰因及西蒙娜·韦伊不同，从未有过背弃犹太教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