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风险概念的厘清与界定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风险”这个词已经成为人们口中常用的词语。如投资风险、健康风险、环境风险、食品安全风险、实验风险，甚至如恋爱风险和家庭风险。但是常用并非就真正了解了其中的含义，况且风险早就超越了其原来使用的领域，风险已经成为我们人类日常生产和生活的组成部分，无时无处不在。那么，风险从何而来？风险到底是什么？它是否能够被准确预测和预防？风险到底有怎样的危害？
一、风险概念的历史考察
目前为止，从词源上讲，“风险”这个词的语源仍不明晰，各家自有其论断，也因此充满了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它起源于14世纪的西班牙，有的学者认为它来自意大利文献；有的学者认为这个词来自阿拉伯语，有的认为来自希腊语和拉丁语。风险的通用英文表达是“risk”，其词根为意大利语“risco”，其含意是rips，含有暗礁或礁石的意思。[25]据艾瓦尔德的考证，风险一词源于意大利语的risque，可追溯到早期的航海贸易和保险业。在最初的用法中，风险被理解为客观的外在危险，体现为纯粹的自然现象或者航海中遇到礁石、风暴等事件。而现代意义上的“风险”概念主要出自西方语境，起初是由保险行业和该词的法律定义所界定的。据卢曼考证，这个词在德语中的现代用法于16世纪首次出现，17世纪通过法语和意大利语进入英语。而按照吉登斯的研究，这个词大约在18世纪之后才在欧洲的思想中出现。直到19世纪，英语中“风险”这个词常常以法文的方式拼写。这个词原来主要用于与保险有关的事情上，当代欧洲的许多语源学词典中已经普遍地收录了“风险”这个词条。而现代的意思也早已不只是最初的“遇到危险”，而是扩展到“遇到破坏或损失的机会或危险”。再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至今“风险”这个概念已经充斥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与人类的各项决策和行动的后果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风险”被人们视为对待可能影响个人和群体的事件的特定方式。伴随现代化进程日益深入，现代化附加的副作用也逐渐显现，由此也引起了一股研究“风险”的热潮。而从当前的研究中，学界对“风险”的来源也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即“风险”一词概念的产生背景可以追溯到近代欧洲地中海一带的频繁的商船贸易往来，“风险”这一词汇被创造出来主要是为了形容商船在航海运输过程中可能遭遇的触礁或风暴等因素招致损失的危险。我们认为，“风险”的概念体现了人们从认识到主动规避不确定性的风险，体现了当时人们积极探索、勇于冒险的一种精神，它表明人类已经具备一种主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意识，并且它的概念的发展演进是随着社会和经济技术的发展而改变的。而这也恰恰包含了韦伯所说的一种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当代社会理论家所分析的现代性的精神要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风险”这一概念从诞生时起就不单纯是一个一般性的描述性概念，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的、历史的范畴。
二、风险与相关概念的区分
“风险”这一词汇出现并被广泛应用之后，经常会被用作“危险”、“威胁”、“保险”等的替换词，很多人几乎不加区别地就随机引用。为了准确阐明本书的“风险”所指，有必要先将风险与相关概念进行一番区分。
“风险”与“危险”是易混淆词汇。在日常生活口头语中，危险的使用率比风险更普遍更生活化。比如提醒的话“注意，有危险”、“危险，别过去”等，从这简单的日常用语就可以看出危险一般多用在比较明确的、可以预见或是看得见的消极的后果。而风险则不同，如最初经常使用的“投资风险”就包含着一种不确定性、隐含性、可能性在其中，而且很多人都会把风险与收益相挂钩，认为风险越大，回报也会越大。因此“风险”一词中蕴含的不只是有消极的因素，也有可能转化为积极的后果。“灾难、威胁”两者与危险的意义相类似，多指已经发生或存在，至少是可以比较明确地确定其消极后果的客观现象，体现的是风险实现后的结果。因此，可以说，所有的“危险、灾难、威胁”都是“风险”，但并非所有的风险都会以这些形式呈现。
在含义上，“风险”与“不安全”、“不确定性”非常贴近，但也有区别。“不安全”比“风险”和“不确定性”更为粗略，是一个用于描述和修饰的形容词，是一个界定不严密、可以用于各种场合的概念。有学者概括了人们生活中常见的四种不安全：（1）物质不安全，指对人、财产和环境的威胁；（2）对国家经济和政治自主性的威胁；（3）不稳定，特别是市场的不稳定；（4）脆弱性，容易受伤害的程度，往往与贫困和不平等联系在一起。“不确定性”（或不定性）是与“风险”联系最紧密的概念，甚至有学者认为它是一个比“风险”更普遍、更基础、更根本的概念，风险都是来自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我们成为世界的参与者付出的代价。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参与者，我们付出的入场费就是与某种不确定性生活在一起。”[26]汉森认为，“风险”确实与“不确定性”联系紧密，但不是同义词。“不确定性”属于主观范畴关系，而“风险”带有很强的客观成分。经济学家奈特在1921年出版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对“风险”与“不确定性”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划分。他认为，如果一个经济代理人面对的随机状态可以用某种具体的概率值表示，那么，这种随机状态就称为风险；如果一个经济代理人面对的随机状态不能够以某种实际的概率值表述出可能产生的结果，这种随机状态则称为不确定性。换句话说，风险就是不能确定知道，但能够预测到的事件状态；而不确定性是不能确定知道，也不能预测到的事件状态。这种区分赋予风险以现代意义，使其从未知的状态转化成为可计算的存在，为从制度上和技术上控制风险提供了理念基础。玛丽·道格拉斯就说，现在人们喜欢用风险这个词来替代危险，是由于计算的理性和科学的程序已经在我们的文化中固定下来，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表述更有科学依据，而且这样更容易获得政府或其他权威性制度的回应。风险话语虽然也在平时生活中使用，但是它还更具有一种严肃的、引人深思的、让人尊重的科学理性地位。[27]
三、风险问题的演进历程
“风险”一词自出现并被运用的时候起，就争议不断，但近年来兴起的有关风险的理论研究和风险管理的探讨似乎使得学术知识领域对“风险”有了比较明确的认知。那么，“风险”又是怎样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得普遍起来的，它跟社会经济、政治形态又有什么样的联系？本书着重讨论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因此也有必要理出风险问题的演进历程，以求准确明辨。
（一）自然力量占主导地位时期的风险问题
在人类社会早期，人们主要依靠渔猎和采集为生，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自然环境神秘莫测，人的生命在自然灾害面前显得非常脆弱，人类的生存随时可能因受到威胁而陷入困境。这种原始人类还没有认识到的力量主要是外在的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生存的风险，吉登斯把它称为“外部风险”。为了生存，原始人需随时准备冒险，而野兽、林火、山洪还有疾病都是风险来源。与强大的自然力量相比，人类显得十分弱小，人类的命运主要由自然力量来支配，这是自然力量在人类社会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28]这一时期，来自自然界的风险充满着神秘色彩，人们认为风险是自然界神灵的安排。因为恐惧，所以只能顺从自然、听命自然，因而不可避免地开始崇拜自然界中有着象征意味的动物、植物和神奇现象。人们通过这种自然崇拜来祈求福祉、规避风险。其中部落图腾的出现就展现了当时人们敬畏自然的生存状态，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为了规避风险所采取的方式方法。这既表现了人类生存的自主性意识，也展现了人类开始主动地规避其生存环境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由于人口增长，自然界不再满足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随时可能发生的自然风险更加威胁了人类的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所以在生存不断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人类就必须积极主动地开发自然资源从而改变其生存环境。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学会怎样去思考，自给自足的失衡激发了人类某种巨大的潜能，在求生存的斗争中发明了工具。同时合作的观念也逐渐形成了，利益的相互依存激励着共同的追求，例如狩猎的队伍的形成就体现了人类开始追求合作。合作观念的形成和工具的制造十分有效地克服了物品稀缺的状况，使得人们征服自然的步伐加快了，这表明人类开始了人类选择自身生存方式的历史实践进程，即“人化自然”的历史。人类一旦开始了选择其生存方式的历史，就表明已开始进入“人类历史”的阶段，标志着人类开始摆脱自然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而人类历史的发展在此意义上其实也就是人类不断地适应和改造自然，规避外部风险，走向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
（二）自然与社会力量相伴相生时期的风险问题
人类发明了工具并开始合作，促使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而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人类也开始使用青铜和铁等器具，开始积极主动地利用自然，开垦土地，进行大面积的种植，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从而能够维持更多人口的生存需要。随着人口不断增多，人类开始了群居的生活方式，群居充分发挥了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的合作效力，增强了人类的生存能力，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所到之处，毁林造屋，开垦荒地进行农业种植，并开始建设水利设施以灌溉耕地，这也表明人类迈向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征程，并阶段性地取得了胜利。但这一过程也暗示了在进入农业社会后人类由于不合理的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导致的生态风险。这也表明人为风险在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开始显现，但由于这一时期人类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谋取生存必需品，对环境的破坏处于自然界可恢复范围内，所以并未出现今天意义上的全球性生态风险问题。虽然人类已经进入农业社会，但是人类面临的主要风险仍然是自然风险。而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人类社会开始出现奴役、战争等暴力方式，这些暴力方式的产生使得人类开始面临人为风险。
自人类群居以来，从最早的氏族、部落到后来的庄园、村落，人类依靠群体的优势来向大自然索取物质生活资料。进入农业社会后，人们与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人身依附关系，人们也因此一直过着一种比较简单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的节奏非常缓慢，人们最注重的依然是对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满足。农业生产和生活都是祖祖辈辈世代相传，这也意味着人们重视经验的作用，用过去的经验指导现在的实践。因此，人们对风险的规避也主要依据传统的经验来进行指导。
（三）社会力量占主导时期的风险问题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带来了人类理性的启蒙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活动逐渐取代农业活动成为人类活动的主导方式。工业革命后，机器大生产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人类的生存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类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风险。机器大生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社会力量取代自然力量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力量，人类开始大规模地破坏自然界，人为风险也大大提高。这一时期，人类对自然的加速掠夺和对生态环境的加剧破坏造成了日益严峻的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科技革命一方面增强了人的生存能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空前的科技风险，例如核风险、基因风险、生化风险等。一旦科技带来的风险变成现实，将给人类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证明，一旦促使战争与工业化、高科技结合在一起，更会带来现代战争的高度工业化、高度科技化、高度组织化的可怕后果。其中类似恐怖主义行动的局部范围内的暴力滥用也成为一种直接的人为风险。
与之前各个时期相比，社会力量占主导地位的风险问题更具有复杂性、人为性和矛盾性。在工业化浪潮和科技革命的双重推动下，全球化进程加快，人类社会也开始了更加深刻的全球化进程。在全球化的时代，人类生产过程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大规模地扩散，人类开始致力于应对这些负面效应，全球性风险已经成为严重威胁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具有普遍性的“全球性问题”。正如贝克从风险的视角对工业社会以来的社会变迁趋势所作出的诊断：“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工业社会的社会机制已经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可能性，即一项决策可能会毁灭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颗行星上的所有生命，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已经与我们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各个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29]基于此，风险社会成为全球化时代人类风险境遇的重要表征，对当代社会风险的预警与回应已成为人类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四、现代风险的概念
综合上述可知，风险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各门学科也都非常重视对风险的研究，对于风险的具体概念的认知也是各不相同，几乎每门学科都是在从自身的学科特点出发来定义风险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关风险的具体概念有如下几种：
（一）统计学等学科把风险定义为某个时间内造成破坏或伤害的可能性或概率
它从经济学的角度采用的是成本-收益的逻辑对风险进行了定义，通用公式是风险＝伤害程度×发生的可能性，这个公式显示，此种意义上的风险仅仅从伤害的可能性角度来了解“风险”，因此忽略了风险所带来的潜在收益。
（二）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将风险定义为一个群体对危险的认知
此种观点以玛丽·道格拉斯和阿隆·维尔达沃斯基为代表。他们认为这是社会结构本身具有的功能，作用是辨别群体所处环境的危险性。道格拉斯认为“风险应该被视为关于未来的知识与对于最期望的未来所持共识的共同产物”[30]，知识是不断变化的社会活动的产物，并总处于建构过程中。因此，尽管风险在本质上有其客观依据，但必然是通过社会过程形成的。而由于环境的不同，每一种社会生活形态都有自身特有的风险形态。
（三）卢曼对于风险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卢曼对风险的定义与道格拉斯等人的类似，也认为风险是一种认知或理解的形式，但他还强调风险并非一直伴随着各种文化发生的，而是在具有崭新特征的20世纪晚期，因为全新问题的出现而产生的。更重要的是，风险是具有时间规定性的概念，它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时间限制形式。这种偶然性是由人的认知觉得的，有的人认为是危险，有的则认为是风险。因此，风险的重要性不在于风险本身，而在于风险的附着对象。概括而言，风险就是表示理解力而不是直觉或感觉的范畴。
（四）贝克对风险的定义在学界被认为更具有洞察力和学理性
贝克的定义深刻揭示了风险的现代性本质。他的思想在包括《风险社会》、《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世界风险社会》等在内的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中得以全面体现。他从生态环境与技术的关系切入，把风险首先定义为技术对环境产生的威胁，然后不断夸大该概念的适用范围，使之与反思的现代性理论联系在一起，从而抽象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以揭示现代性对人类产生的影响。他认为，风险是“一种应对现代化本身诱发并带来灾难与不安全的系统方法。与以前不同的是，风险是具有威胁性的现代化理论以及现代化造成的怀疑全球化所引发的结果。风险及其结果在政治上具有反思性”。[31]在后来的著作中，他进一步明确指出，风险是“预测和控制人类行为未来后果的现代方式”，而这些后果是“彻底的现代化产生的意料之外的后果”。风险已经成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力量，成为一种造成传统政治范畴过时的话语体系。贝克与道格拉斯、卢曼等人一样，把风险视为一种认知，但承认它也是客观存在的，是一种辩证的统一。他说：总之，风险就是一种“虚拟的现实，现实的虚拟”[32]。
从以上代表性观点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风险的定义主要是从两个角度给出的，一是从单纯物质的角度加以定义，认为风险就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具有物质特性，代表性观点就是第一种经济学的定义；二是在肯定风险物质特性的基础上，将研究重心放在风险是一种社会建构上，后几种观点都表达了这种意义。风险的物质特性使得在个人理性的作用下，风险具有可计算性和可补偿性。但这种认识路径带有明显的经济主义色彩和理性至上的倾向。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复杂化，这种认识路径无法给人们认识风险提供一个更宏观、更综合的框架。比较而言，强调风险的社会建构性深化了我们对风险的认识。一方面，并非所有风险都是可计算的，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的；另一方面，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对同样的风险有不同的理解，因而也会采取不同的行动，因此要应对跨地域跨文化的风险，必须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除了用归纳法定义“风险”外，有的学者还用列举法来定义“风险”。比如汉森归纳了风险的三种用法：（1）通常表示某种不好的事情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而我们又不能确切预知的情况；（2）表示某种糟糕的事情的可能性；（3）这种用法是专业风险分析中通用的，指一种有害事情发生几率增长时产生的负面影响程度。[33]雷恩则认为，风险定义包括三个因素：不利的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以及现实的状态。[34]归纳法定义有助于我们对风险有一个更直观、更生动的认识。
梳理上述定义，我们发现，对风险的概念的界定不同学科各自具有本学科性质。如果只是根据本学科的研究对象、思路与方法来定义，未免有些狭窄，最后也有可能陷入各自学科的研究理路中，难以形成对风险含义的比较整体、客观和全面的把握。例如，经济学家奈特将风险定义为“具有某种确定性的不定性”。类似经济学家的这种关于风险的定义更多的是从风险的特征方面进行描述的，缺乏深层的剖析，所以，已有的研究仍然存在概念不清的混乱局面。正像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言，至今为止，风险的概念依然含糊不清。当然，贝克和吉登斯等人从社会理论的层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在一定意义上深化了对风险内涵的理解。国内学者的努力也清晰可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冯必杨将社会风险界定为“社会损失的不确定性”[35]，这虽然抓住了风险含义的关键，但忽视了风险所包含的关系特性；杨雪冬综合了国外学者的各种定义将风险界定为“个人和群体在未来遇到伤害的可能性以及对这种可能性的判断与认知”[36]；赵万里将风险界定为“选择的某种行动之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由于这种不确定性使行动者的期望目标语实际状况之间发生差异，而给行动者造成损失的可能性”[37]。后两种界定虽然比较全面，但将风险意识也纳入其中，容易引起混淆。所以，我们认为，对风险概念的界定不能按照传统思路即“风险是什么，是怎样……”来阐释，而是应该从各种风险现象所凸显出来的“不确定性”的综合矛盾状态来把握。
事实上，风险是一个现代范畴。风险虽古已有之，但风险概念只是在近代才出现的。它大概出现在15—16世纪，地中海一带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最早发明了这个概念，用以指代商船在海上触礁或遇到台风等危险的可能性。这样的风险概念的提出和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步。风险意味着人们将未来纳入现在的控制范围，这样人们的行动就不再局限于过去的经验之中，所以，风险概念的发明呈现了人们具有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观念的新风险观。在传统文化中虽然有一些与风险相关的概念，如命、运、劫等，但没有这个明确的概念。由此可见，风险概念实际上意味着人们一种新的世界观，这不同于宿命论、神定论、拜物教的世界观，表明人们更加重视人的主体性，这也是启蒙运动以来所强调的主体精神。这种主体精神在现代性中被更多地表达为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工业革命以来，人们的风险意识大都体现了这种主体自信精神，即坚信只要科学技术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正所谓“知识就是力量”、“理性控制一切”。保险制度从海上贸易到商业领域再到社会领域的迅速发展，突出表现了人们试图将普遍存在的、不确定的风险纳入确定性的制度框架中来加以控制的宏伟蓝图。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风险的内涵：
（1）风险表示一种面向未来的可能性。风险不是一定要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风险不是事实性范畴，它不是现实存在关系运动变化的一种必然结果。当风险转化为现实时，就变成了一种可感知到的灾难或危机。基于风险的可能性，所以风险本身就暗含着一种机遇。也就是说，当人们意识到风险之后，可以主动地采取一些措施来加以规避，使其在未来不发生，甚至向着对人的生存有利的方向发展。所以风险概念本身就意味着人们主动迎受风险、敢于冒险、积极探险的一种主体意识，它表现了人类企图控制未来、寻求确定性的一种主观期待和实践努力。
（2）风险始终存在于人与特定对象所形成的关系之中。风险是指在人与某种对象所形成的关系中存在的一种不确定性的可能性状态，它特指一切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相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而言可能形成的一种损害性关系状态，而非实体性存在本身。根据对象的差别，可以把风险分为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自然风险是指人类实践活动没有或不能影响到的天然存在，它主要包括地壳、火山、洪水、飓风等，相对应的自然风险是地震爆发、火山喷发、洪水泛滥、飓风肆虐。社会风险是指社会存在对人的生命存在可能形成的损害性关系状态。社会存在就是指在社会系统中承担一定的实践功能的存在，当自然存在成为社会存在的载体，和人的实践发生了一定的关系，就具有了社会性，就称为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既包括实体性的物质存在也包括非实体性的抽象存在。风险总是存在于人与特定的对象所形成的关系之中，而非实体性存在本身。我们认为洪水泛滥是一种风险，但不能说水本身就是风险。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所以人与世界的联系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只要有关系发生就有可能有风险。从这个意义上看，风险也是普遍存在的。可以说，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存在与人之间都可能形成一种风险。
（3）风险的表现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人类社会历史阶段，风险的表现形式也不同。在人类还没有诞生的许多亿年之前的地质年代，地球上曾经有过猛烈的火山爆发，有过极其强烈的地震，但是，那时的火山爆发和地震只是一种自在的自然现象，对人类来说没有意义。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存在着“无”。但人类诞生之后，火山爆发和地震对人类的生存而言才构成了一种风险，并且人们认识和应对这些风险的方式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出现了历史性的变迁。当代风险类型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人们对风险的认识也日趋理性化。不同历史阶段的风险表现形态，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状况和社会发展水平。人们的风险意识观念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的生存发展状态和自我意识水平。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类对大自然的大举进军，天然的自在自然已经少有存在，自然的人化程度日益提高。早在19世纪后期恩格斯就指出了这一点。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断言，即使有限的自然存在也或多或少和人的实践有关联，完全没有关联也就失去了价值意义，这样，自然风险从人化特性和社会化影响上也可以纳入社会风险的范畴中加以讨论。基于此，风险主要指涉与人的实践活动相联系的社会风险，它强调风险来源的社会性因素、风险扩散的社会化效应和风险后果的社会性损失。工业革命以来，风险的社会性特性日益凸显。在当代引发风险的因素主要来自人类本身：一是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制度安排以及作出的各种决定、采取的各种行动都可能带来风险；二是人类不合理的实践活动也加剧了自然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及其对人类的威胁。
（4）风险是有价值取向的。在一定条件之下，关系性存在状态的风险才是风险。具体而言，只有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一种损害性关系状态时才称之为风险。这种价值取向有不同的层次，最基本的就是对人的生命活动构成损害。这里的人可以是个体、群体、社区、国家，乃至人类整体，相应的价值立场也就是站在个体、群体、社区、国家，乃至人类的立场上。人们站在不同的价值立场，对损害的理解会有所差异，这样就会影响对风险的评定。例如，在市场交换中，就有所谓的“风险爱好者”、“风险厌恶者”和“风险中性者”。从这个意义上看，风险可以围绕着人们不同的利益偏好和价值取向而加以建构，这样的风险就成了一个包含主观性的相对范畴。这里，为了概念的厘清和讨论的方便，同时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混乱，笔者将风险的主观建构纳入风险意识的范畴，而主要从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损害这一具有普适性的价值立场出发来界定风险所包含的价值取向。
第二节 风险特性的多重审视
风险具有怎样的特性？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从危险说起。危险一词更为我们日常生活所常用，那么，风险与危险是否可以同语？社会学家卢曼曾经指出：“风险的相对概念不是稳妥，而是危险，二者的差异在于，风险取决于认知决断，它引致的损失由人的决断决定，危险则是限于人的行为决断而给定的，引致的损害由外在的因素决定。”[38]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危险与风险一样，从感情色彩角度上来说，二者产生的后果都是消极的。区别在于，危险体现的是一种确定性的状态，是对消极后果确定的预测或是已然状态的描述。而风险突出的则是不确定性。哥伦比亚大学学者阿伦·威力特（Allan H.Willet）认为：“风险就是关于不愿发生的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之客观体现，它包含两层意义，一是风险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二是风险的本质与核心具有不确定性。”[39]这里，阿伦·威力特的研究主要指涉经济学和统计学领域。逐渐地，风险成为一个社会议题。关于风险的研究，也有了丰富的多学科的视角，而不再停留于技术层面。如果说，技术层面对于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量化事件发生的概率以及事件后果损害性的大小，那么，文化层面对于风险的研究则更多着眼于个体认知与态度。因此，风险的特性主要包括如下特征：
一、全球性
风险是全球化的。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往和联系日益加强。全球化给我们生活所带来的既是一种难得的新机遇，同时也是一种后果非常严重的风险。全球化的来临，机遇固然令人欣喜，但风险也无从逃避。正如吉登斯所说，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我们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充满风险的“失控的世界”。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尽管每个社会都会经历危险，但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往往不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的，而是全球性的。在全球化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各种全球性风险与危机，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对整个人类共同利益形成威胁。全球化缩短了时间和空间，它将世界变为一个整体，而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范围内，现代风险的危害已远远逾越了现代工业社会所包含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及其疆域边界的逻辑。全球化的开放性，使得风险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跨越了时空的界限，迅速地在全球所有区域蔓延和扩散，因此可能造成全球性的灾难。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意味着没有人能逃避由现代性所导致的社会转型：如核战争和生态灾难所造成的全球性风险。在全球化背景下，风险的冲突点与始发点往往并没有明显的联系，即使生活在远离风险源头的地方，同样也不能幸免风险的冲击，不得不承受风险的考验。
贝克强调，新类型的风险既是本土的又是全球的，或者说是全球本土的。这种本土和全球风险选择上的“时空压缩”进一步证实了其对世界风险社会的诊断。现代社会风险的无边界性、迅速扩散性和高风险性，使人类建立的治理制度赖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遭到质疑。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今社会已经发生的一系列风险景象找到有力的佐证，例如，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亚洲金融风波、中国SARS事件、英国疯牛病事件等都是首先在一国或区域范围内爆发，然后迅速地向其他国家扩散，把许多国家都卷了进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现代化的风险同样会冲击那些产生和得益于它们的人，使风险的分配趋以平均化，全球风险造成的后果破坏了现存制度与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导致了现有社会结构、制度以及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转变，使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和难以把握，并使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风险冲击。
二、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即使让我们了解了风险，也无法消除或解决是否必须接受风险这个问题。如风险评估专家清楚表明的那样，没有像风险就存在于自身这样的东西。风险存在的现实是创造了风险，带来了关于风险的争论。这并不是说没有客观风险，问题不在于存在着抽象意义上的风险，而是人们接受风险的事实……客观风险越大，其存在越依赖价值体系。”[40]因此，只有那些在特定语境中被公众所感知的风险才是真实的风险。道格拉斯、卢曼和贝克等人也都把风险与人的认知相联系。一方面承认风险是客观存在，另一方面也强调风险的社会建构性。风险是一种“虚拟的现实、现实的虚拟”。[41]“风险既不等于毁灭也不等于安全和信任，而是‘真实的虚拟’，风险是指充满危险的未来，与事实相对，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风险既是对事实也是对评价的陈述，它是二者在数字化道德中的结合，风险可以看作是人为不确定因素中的控制与失控，风险使在认知中领会道德知识或不知，风险具有全球性，因为它得以在全球与本土同时重组，风险是指知识、潜在冲突和症状之间的差异；一个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两重性。”[42]具体来说，公众们所感知的风险是基于客观风险，但是又不同于客观风险，是嵌入了自身的文化背景、社会结构以及心理因素之后综合的结果。“恐惧性、熟悉程度、毁灭潜在性、公平感和人们风险感知与收益以及风险接受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43]不同的个体所感知到的风险大小是不尽相同的。对风险的定义必须要连带个人所处的特定风险文化去理解。因此，一定意义上，风险是一种价值性的范畴，公众站在不同价值立场之上，对于风险造成损害的理解会有相应的差异，对于风险的评价也会有所不同。而其中有一种可能即是“被放大”。卡斯帕森等学者经过20年的努力，构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该框架解释了风险为何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危机事件之后，所有接触到危机信息的主体都会重新根据自己的喜好、目的以及熟悉程度对信息进行解构，之后又添加上一些主观的理解重新汇总传播，从而都充当着信息放大站的角色，在客观的风险中又平添了社会共同建构的主观性信息，极易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从而误导公众对风险的理解，造成对风险治理过程的复杂化。
三、不确定性
风险不是已经显现出来的客观现象与事实，人们也无法确定风险若是出现所带来的会是积极的结果还是消极的结果，甚至有些事情都不能确定它是否会带来风险。但是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事件总会引发一些意料之外的并且对动植物和人类构成伤害或是威胁的后果，所以在人们的认知与决策中，不得不把风险也纳入其中加以考虑。风险的不确定性就表现在不确定是否有风险、风险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会爆发、风险带来的伤害会有多大……关于风险的所有因素几乎都在不确定性中飘忽不定。
风险从来就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的，不同时期的风险特征也各不相同。原始社会中，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主要靠渔猎及采集为生，对自然的依赖程度极高，此时，人类所面临的风险是自然风险，而消除、规避风险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对自然的崇拜，期待神灵的庇佑；到了农业文明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相应程度的提升，人类开始使用工具去利用自然，但是对于自然的依赖性依然较高，因而，这个时期的风险主要来源依然是外部的自然风险，同时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小规模的战争成为人类所面临的人为风险；工业社会的来临，理性的启蒙和科学技术的提高，使工业成为人类的主要实践活动。人类在摆脱自然束缚的同时，也在人为地制造风险，但是，工业社会的风险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可感知性，所以风险具有一定的可控性。也正因为如此，工业社会产生了许多控制技术，如通过提升科技水平，控制科技领域的不确定性；通过科层制等，控制社会领域的不确定性。但是，这些控制技术所能应对的也只有低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人类社会迅速进入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44]“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工业社会的社会机制已经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可能性，即一项决策可能会毁灭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颗行星上的所有生命。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已经与我们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各个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45]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风险也变得高度复杂和不可控制。现代风险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过了人类社会所能控制的程度，正如吉登斯所言，风险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失控的世界。工业社会中所建立起来的控制技术，在风险社会中已经失去了效力，面临着“功能性障碍”，谁也无法真正预测并准确计算出风险可能产生的结果和损害大小，谁也无法真正控制风险的发展趋势和发展速度。在风险面前，没有了权威。工业社会下的风险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可感知性，所以风险具有一定的可控性。但是风险社会下的风险却具有不可控制性。“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工业社会的社会机制已经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可能性，即一项决策可能会毁灭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颗行星上的所有生命。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已经与我们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各个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仔细琢磨这一似是而非的趋势，我们不难想象，今后的风险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无法保险的社会。”现代风险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过了人类社会所能控制的程度，正如吉登斯所言，风险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失控的世界。[46]
四、自反性
风险尤其是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人为风险”具有相生相克般的自反性。现代风险开始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在工业化的最初阶段，社会贯彻的是财富分配原则，物质财富和“我需要”成为人类社会最终的追求目标，而此时的风险就隐藏在追逐财富的面纱下面，直到出现了灾难性的事故，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时才慢慢觉醒。发展到现代工业化阶段，人类的几乎每一项实践行动都存在着风险，也就是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风险是人类最初为求发展而衍生出来的，现在风险又成了制约或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大因素。要发展就难免会产生风险，要规避风险又要求社会更加进步、科技更加先进，这就是现代风险的自反性逻辑。
贝克指出，风险社会以自反性为其典型特征。由于风险的应对是一种复杂的博弈，在其中，诸现实因素既相互融通，又相互砥砺，从而使自反性成为风险社会的标签。贝克说：“风险社会也是一个具有自我批评倾向的社会。”简单现代化阶段，单子式的主体化的自我实现的个人经历着社会性的自反，个性的实践的社会性维度重新受到重视，“个人重返社会”、“个性化”被看作“社会形态的个性化”，“标准生活经历”被看作“自反性生活经历”；政治经历着“亚政治”的自反——各种各样的团体和各种层次上的决策和参与调动立宪国家的各种手段并使之相互对抗；自然经历着“非自然化”的自反——自然、人与社会历史是有机互动的，自然不仅仅是“一个社会计划，一个有待重建、有待塑形和转变的乌托邦”——自然的社会化与社会的自然化是同样重要的，两者相反相成，使自然在祛除其抽象社会附加的自反运动之中“非自然化”，“这意味着社会和自然通过自然的社会化或社会的自然化融为‘社会的自然’。”风险社会的自反性，就其根本意义来讲，意味着实践理性的自我建构和自我解构，因此，贝克认为：“自反性现代化从根本上意味着一种理性改革。”工业现代化阶段，崇尚工具理性，重视确定性、控制和秩序，制造了传统与现代、普通人与专家的对立，并因社会对科学理性的完全信仰而遮蔽了科学生产机制的内在悖论。[47]
第三节 风险社会的理论探索
“风险社会”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并逐渐被重视的一种社会理论。1986年，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出版了德文版的《风险社会》一书，该书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用它来描述充满风险的后工业社会。“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在欧美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风险”已经成为理解和解释当今世界的一个关键观念。作为社会问题的当代话语形式的风险理论，特别是“风险社会”理论，不仅为把握当代社会问题的形成机制和特征提供了全新的观察视角，而且也必将重塑社会学中的社会问题传统。因此，“它不仅产生了跨学科的影响，而且远远超出学术的围墙，在公共媒体上也引发了热烈的论争”。[48]
一、理论确立
风险社会的语义生成与当今社会发展的背景息息相关。风险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的重要议题，甚至是核心议题。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人为灾难不断发生，人们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能感受到潜在风险，如核泄漏、疯牛病、非典、禽流感、战争和恐怖事件等。公众变得越来越敏感和恐惧，人们的焦虑感与日俱增，对风险问题的关注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风险议题也逐步从专家的纸上争论成为公众日常所关注的话题。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社会中关于风险的公共争论一浪高过一浪，这种趋势将来还会不断地得到加强。当代人的这种风险境遇也迫切需要从整体的视角加以关照，这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风险问题由此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的主题。当科技发展与工业生产所引发的潜在风险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时，就需要从社会学的综合视角对当代风险问题作出理论层面的深层解释。基于这种时代需要，社会学家走进了关于风险问题研究的争论中，并表达了社会学的独特的问题意识。
玛丽·道格拉斯是第一位研究风险问题的社会学家。她从文化理论的视角，率先解释了公众不断增强的风险意识和关注科技风险的新现象。[49]然而，相对于当前社会风险问题的复杂性来说，从单一视角或学科出发显然难以给出全面科学的解释，风险问题分析需要多元的视角和跨学科的综合的社会科学知识。[50]针对这种复杂的情况，詹姆斯·肖特强烈呼吁社会学要将注意力转移到从宏观出发并侧重于“风险分析的社会转型”维度。[51]尽管对风险问题研究存在着分析视角上的差异和解释观点上的冲突，但社会学家开始提升以前所提出的解释理论的层次，并系统地建构风险社会学理论和风险社会理论，真正改变了风险研究的方向。[52]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是尼古拉·卢曼，他提出了“生态交往”分析方法和风险社会学。卢曼的《生态交往》一书关注生态问题的“原因与责任”，他认为，观察生态问题的方式，在于找寻生态问题的社会原因。生态问题的原因若在社会，就意味着社会有责任。社会性的原因，必与人的决定有关。卢曼指出，原因与责任的关系是异常复杂的，但是“如果一个系统是其自身损害的部分原因，这意味着人的决定的悲剧”。在《风险社会学》一书中，卢曼区分了风险与危险，他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其与人的决定的关系，如果可能的损害是由某个决定导致的，这个决定是有风险的；如果可能的损害与人的决定无关，即完全是外在的，这就是危险而非风险。[53]贝克借助于反身性现代化理论改变了风险问题研究的方向，突破了技术-经济学和自然科学-技术学的“概念垄断”。“风险”概念由此成为社会理论的一个关键范畴。在1986年首次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他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明确将未来社会界定为一个风险社会，指出现代社会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之中。两年后又发表了《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学》（1988），这部著作是对卢曼的《生态交往》一书作出的批判性回应，他提出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概念。在后来的《世界风险社会》（1999）、《风险社会理论修正》（2000）、《第二次现代性的社会与政治：世界主义的欧洲》（2004）等一系列论著中，他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阐述。《世界风险社会》一书集中展示了贝克对风险社会研究的理论成果。值得指出的是，在贝克、吉登斯、拉什合著的《反身现代化》（1994）一书中，这些著名社会理论家对风险问题进行了独到而深刻的阐述，使得研究风险问题的社会理论范式得以确立。
二、理论发展
沿着贝克等人的开创性工作，众多的学者不断地展开研究，推进理论的发展。著名社会理论家吉登斯几乎与贝克同步做着类似的工作。早在贝克《风险社会》（1986）出版之前，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1984）中就开始研究“行动的意外后果”和社会结构断裂的机制，以此为基础，在后来的著作《民族-国家与暴力》（1985）中延续了结构化理论这一分析路径，展开对现代性的后果的研究。在贝克的《风险社会》出版以后，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1990）、《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和《失控的世界》（1990）等著作中则明确采用了风险这一概念并展开了其风险社会理论。吉登斯将现代社会视为“失控的世界”，指出传统社会风险是一种局部性、个体性、自然性的外部风险，当代社会风险则是一种全球性、社会性、人为性的结构风险。吉登斯的研究充实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内涵。在贝克的英文版出版（1992）之后，在1994年，贝克、吉登斯和拉什更是联手推出了《反身性现代化》这一重要著作。从社会风险问题在贝克和吉登斯的著作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一点来看，二人可以并称为风险社会理论的代表。这一称谓不仅为他们本人所强调，也已经得到世界社会理论界的公认。他们在《反身性现代化》一书中的合作，更是扩大了风险社会理论在国际上的影响。
从理论意义看，风险社会理论既意味着风险问题研究范式的一种转变，又意味着对传统社会学视角的一种突破。以往关于风险问题的讨论大多围绕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展开，风险社会理论使风险问题成为社会理论的重要议题。正如贝克所言：“有关空气、水和深林的污染和毒化问题的争论，同时也包括对一般性的自然和环境破坏问题的讨论，仍旧完全或主要为自然科学的术语和方程式所引导。我们还没有认识到，在科学的‘摆脱贫困的方程式’中，固有着一种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意义。”[54]吉登斯指出，社会学的经典的缔造者们“都看到了现代工厂工作对人的不良后果，它迫使许多人受制于寡味的纪律和重复的劳动。但是他们都没有预见到，‘生产力’拓展所具有的大规模毁灭物质环境的潜力。在理论传统中，生态关系完全没有融入社会学之中。即使在今天，如果社会学家们发现自己很难对生态问题作出系统的社会学论说，也毫不奇怪”。[55]风险社会理论之所以能够对当代社会做出独到的研究，正是由于其将人为因素、自然因素、生态因素、制度结构因素等纳入研究视野，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同时将风险问题置于社会变迁的宏观考察中，开辟了从风险转型研究当代社会重大变迁的新视角。
三、理论成熟
风险社会理论以其独特的概念和理论建构开始了反思批判现代性的“第三条道路”的探索。风险社会理论开辟的反思、批判现代性的“第三条道路”是我们开阔理论视野、深化对现代社会本质和现代化进程的认识的重要理论资源。至此，风险社会理论逐步走向成熟。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待现代性问题的辩证立场来看，风险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既有其理论贡献也有其理论局限。
概括而言，风险社会理论的理论贡献主要有：其一，它以全球化的开阔视野对现代化过程的自反性特征的深入揭示，为我们深入分析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风险景象”的根源具有启示意义。其二，它继承了德国社会批判理论对现代性的批判精神，从现代性内在的自反性特质中引出反思的必要，倡导现代性的多样性和多种可能性，具有建设性的理论态度。其三，它从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抗中走出来，强调政治革新与全球公民社会的多层次合作，强调个体的社会责任和政治参与，强调政治和道德对经济、科技发展的引导，使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批判更具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反观风险社会理论的局限性，主要在于：首先，它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仍然局限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其基本理论前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和价值理想不可超越，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在其发展进程中通过高度的反思自我完善。它虽然摆出了激进批判的理论姿态，但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揭示，因而没有也不可能区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和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其实质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其次，它虽然从制度层面来说明现代风险和现代性问题产生的根源，但它所说的制度主要指的是工业生产体系和国家政治体系，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层面，没有从资本逻辑的控制和扩展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各种危机的病根及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扩散。再次，它把超越风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由于对风险的反思而随时组成公民联盟开展社会运动的“亚政治”或“生活政治”上，本质上仍然是想通过知识观念的变革来塑造社会。其四，它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高度现代化后的社会境况为背景提出来的，但又凭借全球化话语宣称这种理论分析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政治方案也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适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隐性的西方中心主义。最后，它把风险社会作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新社会形态来描述和建构，把风险冲突看作当代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没有科学的社会历史观为其提供哲学基础。
作为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贝克和吉登斯明言：“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争论久拖不决，已使我们厌倦，而且类似争论到头来毫无结果。不管用什么样的术语来表达，自反性现代化的思想打破了这类争论往往会强加于概念创新之上的束缚。”[56]
第四节 风险社会的现实景观
在风险社会中，各种引发风险的因素和风险引发的现象错综交织、纷繁复杂。因此，需要对由风险构建的复杂景观进行深入剖析。在风险景观中有一些惹人眼球和备受关注的现象：人口大爆炸的挑战，环境污染、资源紧张的威胁，科技发展带来的隐忧，社会结构的疯狂演变，等等。这些现象之所以在庞大繁芜的风险景观中凸显，不仅是因为它们的现有规模大、演化速度快，更在于它们的影响深远，关涉风险社会的全局，甚至关涉人类社会的未来。风险构筑的现实景观在全球化和科技等因素的推动下不断演化，更加复杂，勾勒出一幅壮美而又引人深思的画面。
一、风险社会的主要表现
第一，人口密度持续攀升。全球人口总量的持续增加已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根据联合国最新人口统计数据，全球人口总量将在现有68亿人的基础上继续增长，到2050年将超过90亿人，其中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幅尤为显著。人口剧增会使社会承担巨大的风险：（1）加剧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紧张状况，对资源环境造成空前的压力；（2）人口高度密集的居住方式将使社会面临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公共卫生风险；（3）影响到人类社会系统自身的结构、功能与发展，如人口老龄化问题；（4）对各国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严峻挑战，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能会对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第二，资源环境危机重重。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是全球资源环境状况愈加严峻的主要原因，而人类自身也反过来要承受其带来的巨大风险：（1）气候变化。近百年来全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过程，可能导致极端气候现象和重大灾害频发，并对农业、种植业和人体健康产生影响。（2）生态环境危机。主要表现在臭氧层破坏、酸雨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大气、水源、土壤和生物污染严重，海洋、森林、草地和农田四大生命系统受到损害等。（3）资源紧缺。淡水、土地、粮食、能源紧张，越来越难以满足人类持续增长的需要，这将是我们要长期面对的问题。随着全球资源风险的扩张，以美国为主导的工业化程度较高国家的金融寡头开始垄断国际资本，加紧操控资源市场，展开对国际资源的争夺。国际资源争夺变成国际金融寡头之间的金融战。他们通过兼并、收购的方式，在国际资源竞争中占得先机。20世纪80年代以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以新建或“绿地投资”为主，而80年代中期之后，跨国并购迅猛增加，直接垄断国际资源市场，20世纪末，跨国并购占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80%以上。
第三，科技发展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显现出了自反性的特征。一方面，科技的发展大大提升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为人类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环境和状况。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工业事故、生态危机、核泄漏等巨大风险，其后果越来越难以预测和控制，潜在的负面作用日渐显露。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和福祉的同时，也潜藏着对人类社会的各种威胁，成为现代风险社会的重要根源。科技的风险主要来自于：（1）高新科技和技术进步本身带来的不确定性；（2）技术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3）现代社会人们对科技的高度依赖甚至过度依赖；（4）对科学技术的研究日益突破限制和禁区；（5）科学研究的逻辑在很多领域已经发生改变。
第四，组织制度带来“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人类具有冒险的天性，也有寻求安全的本能，组织制度的完善为这一矛盾取向提供了实现的环境及规范的框架。但组织化和制度化亦使得某些人为风险加速成形和定型。（1）组织化的行为使得某些简单的风险变得复杂，也使得风险可能成倍扩大，尤其是它与技术因素的相互混合，更加剧了风险的隐蔽性、复杂性和摧毁性。组织的复杂性还增加了应对风险问题的困难程度，甚至带来“有组织的不负责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57]（2）工业、法律、科学等各个领域的制度在规范各自活动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风险。社会正在制度性地生产和制造风险，因为制度本身就是风险的重要来源。
二、风险社会的典型事例
恐怖主义、核危机、全球变暖问题、生态危机、贫困问题、和平利用太空等挑战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整个世界逐渐演变成为风险蔓延的世界。
（一）风险蔓延的世界
风险社会是现代理性主义逻辑发展的必然，它与全球化的进程同步。风险社会是一个全球风险社会，全球化的过程就是风险在世界范围内生成和扩张的过程，是一个不管人们愿不愿意都必然会被拉入到风险社会之中，或者说至少作为风险社会的承受者而存在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三个典型事例来阐释当今世界风险蔓延所带来的威胁，如2008美国金融海啸、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和2014年的马航失联事件。之所以选择这三个事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影响之大，从一个国家发生的风险事件发展到世界广泛的地区，引发了全球震动，彰显风险的威力。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三个事例代表着至关重要的三大领域：一个是备受重视的经济领域，一个是愈益重要的环境问题，还有一个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社会生活领域。
典型事例一：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
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的破产就暴露了次级抵押债券的风险；从2007年8月开始，美联储作出反应，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以增加市场信心，美国股市也得以在高位维持，形势看来似乎不是很坏。然而，2008年8月，美国房贷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股价暴跌，持有“两房”债券的金融机构大面积亏损。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被迫接管“两房”，以表明政府应对危机的决心。但随着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委身”美银、AIG告急等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世界各国都为危机而震惊。华尔街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和对次贷危机的估计不足终酿苦果。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愈演愈烈，从发达国家传到新兴市场，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使得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所面临的风险显著升高。
众所周知，2008年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从华尔街到全世界，从金融界到实体经济，各国政府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一金融危机的全球蔓延直接印证了风险社会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球化的、世界的，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风险面前人人平等”。在风险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紧密相连，风险链条上的每一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引发连锁反应，危及全球。
典型事例二：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
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反应堆所在建筑物爆炸后，日本政府于13日承认，在大地震中受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可能正在发生“事故”，2号机组的高温核燃料正在发生“泄漏事故”。该核电站的3号机组反应堆面临遭遇外部氢气爆炸风险。2011年3月13日，共有21万人被紧急疏散到安全地带。之所以引发这种风险后果，一方面是由于自然原因，日本地震引发的海啸波及核电站并导致重大核泄漏事故。但最主要的还是人为因素导致了风险叠加，即福岛核电站的设备落后、东京电力公司失职。发生地震后，福岛核电站电力供应被切断，加之海啸把所有备用的柴油发电机冲坏了，福岛没有任何电力可供使用。在没有电力的情况下，核电站的整个冷却系统就会瘫痪。可以把核电站想象成一个压力锅，如果没有冷却系统，压力锅的压力会不断增大，最终爆锅。而且几十年来，福岛核电站的安全隐患一直存在，东京电力一直没有采取解决措施，而且一直篡改数据。这次也表现得非常糟糕，因为不愿废弃核电站，因而拒绝了美国的援助，更是出现了数据误报、数据误分析的情况。东电、政府、自卫队三者的沟通非常混乱，没有配合好。
日本福岛核泄漏使恐慌蔓延，在碘可以防核辐射的谣言蛊惑下，中国人疯狂抢盐，导致“盐慌”，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日本地震带来了福岛核泄漏，而福岛核泄漏又引发了金融市场大地震。可见，环境问题引发了经济、政治等其他风险。
典型事例三：2014年马航事件
2014年3月8日凌晨2时40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称：一架载有239人的波音777-200飞机与管制中心失去联系，该飞机航班号为MH370，原定由吉隆坡飞往北京。该飞机应于北京时间2014年3月8日6:30抵达北京，马来西亚当地时间2014年3月8日凌晨2时40分与管制中心失去联系。马航已经启动救援和联络机制寻找该飞机。2014年3月24日晚10时，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吉隆坡宣布，马航失联航班MH370在南印度洋坠毁，机上无一人生还。6月8日，马航MH370客机部分失踪乘客的家属由于对当局失去信心，准备出巨资鼓励“线人”站出来提供有效线索，以便破解飞机失踪之谜。直至目前，也未找到马航失事的原因。
这一事件最大的影响是对普通民众留下了公共交通尤其是飞机存在巨大风险的心理阴影。在交通发达的现代社会，公共交通工具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必备之选，人们可以更深切感受到自己身处客观存在、无处不在的风险社会。
（二）风险蔓延的中国
不论是全球化本身抑或风险社会本身，都已是世界各国所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中国亦不能置身世外。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和风险具有同质性，即二者都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中国而言，全球化和风险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力图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扩张到全球，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弊端扩散到全球，造成世界性的风险和危机。
中国融入全球化和加速经济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参与世界风险社会与自身风险社会之形塑的过程。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中国的风险社会已是世界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已经被拉入到世界风险社会的进程中。作为一个快速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大国，中国国内问题的多样性以及与国际社会的全面接触直接导致了风险来源的复杂化——风险既可以产生于国内，也可以引发自国外，更可以是二者互动的结果。从以下几个典型事例中可以看出，风险蔓延的中国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危机。
典型事例一：纷争不断的PX事件
近年来，在南京、杭州、宁波、厦门等地相继发生了放射源铱-192丢失、垃圾焚烧项目选址和PX项目等导致的突发性公共事件。这些突发性公共事件既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是对政府信息公开能力的拷问。从这几个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应对来看，政府信息披露的不及时、不对应甚至不真实的问题充分暴露出来。在信息传播手段日益发达的今天，如何建立健全权威、及时、准确的政府信息公开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闹得沸沸扬扬的宁波PX事件，最终以市政府发布：坚决不上PX项目；炼化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停止推进，再作科学论证，从而宣告整个事件告一段落。近年来我国重化工项目、环保型项目在各地上马过程中，引起当地民众反对，以致于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恶劣影响的事例也不在少数。纵观这些项目的启动，也不是盲目或者心血来潮突发奇想的，而是都有规划作为依据的，或为国家重点项目，或为地方重点项目，被列入国家或省级规划中。但有规划不等于公众都知道规划、了解规划。即使公众了解规划内容，但未必对项目的来龙去脉及环境影响有清楚的认识，未必参与了规划的决策过程。简而言之，规划是离不开公众参与的。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规划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面临重大转变，特别是规划在制度、性质、功能、作用和管理等层面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都会强化公众参与规划的意识，使规划与公众更加息息相关，没有公众的深度参与，就没有规划的贯彻和落实。公众参与要求保证公众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决策权，尤其是决策权，要把公众真正纳入决策过程中，而不是简单地、表面地形式参与。当然，公众参与决策的机制要进一步完善还有待于公众自身素质的提高、公众民主意识的觉醒，需要政府搭建的公众参与平台，由专家技术人员作出方案解读，等等。随着微博等网络自媒体和众多新媒体的出现，对公众参与决策是一个有利的支撑平台，使公众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有了更多的表达渠道，同时也有了更多的响应群体，政府管理者应充分利用这个平台来推动公众参与规划决策过程。当然，公众参与规划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方法，更需要理念，也需要手段。不仅需要规划师从工作方法上进行创新，更需要政府从制度上进行公众参与程序和内容的设计，也需要公众从认识上提高参与的水平和能力。
典型事例二：公交车纵火案
公交车几乎是每个人都会乘坐的公共交通工具，但是近年来却成为安全的重大隐患。数据统计显示，从2003年到2014年，我国共发生公交纵火案12起，其中：2013年两起、2014年5起，伤亡惨重，共88人死亡、258人受伤，近十年来的公交车纵火者有接近一半已经被烧死或者炸死。纵火者的作案动机各不相同，但常见的原因均包括：厌世、悲观、泄愤、迁怒等。
由于公交车是人口密集、流动性大且相对封闭的公共场所，一旦发生有人蓄意犯罪，后果不堪设想。纵火案造成的伤害不仅是受害的家庭，更是整个社会对公共安全的恐慌与质疑。公交车成了浓缩的高风险汇聚之地，一旦发生纵火，风险即转变为灾难。大多数纵火者是由于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公以及难以获得发展机会，导致对政府和社会的不信任，甚至仇视，这导致一部分人铤而走险、产生过激行为，成了一种潜在的社会风险。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过“风险社会”的概念，我们当前生活的后工业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人类正在遭受现代风险的威胁。风险有三类，一类是地震、飓风、传染病等；二是安全事故、劳资矛盾、两极分化、失业、群体事件、报复社会等；三是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核技术威胁等。这三类风险中，公交车纵火就是一种报复式的滥杀，杀人者有“自我中心”的性格缺陷：错误都在别人身上，因此，他在报复别人时没有一丝的怜悯，没有一点人性。而面对如此邪恶的人性弱点，最好的防线来自于每个人的内心自律和严明的社会制度规范。
上述是风险社会的现实景观。全球化的过程也是风险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是全球化进程最快的时期，因此，全球风险社会对于中国风险社会肯定有着不可避免的影响；相应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对全球风险社会之形塑势必也会产生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