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国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 1948— ）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活跃于英国文坛的重要作家之一。麦克尤恩出生于英格兰的军营小镇奥尔德肖特，20世纪60年代就读于萨塞克斯大学，主修法语和英国文学，1970年获英语学士学位。麦克尤恩随后进入东英吉利大学，师从著名的作家兼评论家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和威尔逊（Angus Wilson）学习文学创作，并于1971年获得文学创作硕士学位。
自1975年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First Love, Last Rites）问世以来，麦克尤恩笔耕不辍，且创作体裁涉猎甚广，至今已出版《水泥花园》（The Cement Garden，1978）、《陌生人的安慰》（The Comfort of Strangers，1981）、《时间中的孩子》（The Child in Time, 1987）、《无辜者》（The Innocent, 1990）、《黑犬》（Black Dogs, 1992）、《爱无可忍》（Enduring Love, 1997）、《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1998）、《赎罪》（Atonement, 2001）、《星期六》（Saturday, 2005）、《在切瑟尔海滩上》（On Chesil Beach, 2007），《喜好甜食》（Sweet Tooth, 2012）等长篇小说十四部，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First Love, Last Rites，1975）和《床笫之间》（In Between the Sheets, 1978）两部，还出版儿童文学作品两部、电视剧三部、歌剧两部，改编电影剧本一部。麦克尤恩获得过多种文学奖项。《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于1976年获得毛姆奖，长篇小说《时间中的孩子》在1987年获得了惠特布雷德奖。麦克尤恩先后共6次获得布克奖提名，并于1998年以小说《阿姆斯特丹》折桂布克奖。其他几部进入当年布克奖短名单的作品包括《陌生人的安慰》（1981）、《黑犬》（1992）、《赎罪》（2001）和《在切瑟尔海滩上》（2007）。《星期六》进入2005年布克奖长名单，并获詹姆斯·泰特·布莱克奖。《赎罪》还获得WH·史密斯文学奖（2002年）、美国国家书评人奖文学奖（2003年）、《洛杉矶时报》小说奖（2003年）、圣地亚哥欧洲小说奖（2004年）。根据《赎罪》改编的同名影片获得2007年度全球最佳影片奖，并获得多项奥斯卡提名奖。麦克尤恩于2010年3月出版的《追日》不仅在英美学术界倍受褒扬，也受到普通读者的青睐，荣登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2011年麦克尤恩荣膺第25届耶路撒冷文学奖。[1]2012年8月他推出小说《喜好甜食》涉及英国“军情五处”的历史题材，融事实与虚构于一体，不少书评人盛赞这是麦克尤恩的又一部力作。2014年麦克尤恩出版的小说《儿童法案》（The Children Act, 2014），关注儿童福祉，向读者展现了一个法律困境：是该尊重宗教信仰、尊重个人意志，还是应该坚持生命至上的原则？麦克尤恩于2016年出版的最新力作《坚果壳》（Nutshell, 2016），从尚未出生的胎儿的视角讲述关于背叛与谋杀的故事，与莎翁的《哈姆雷特》互文。麦克尤恩声称，他并不只是书写一个哈姆雷特的故事，他希望子宫里面的那位讲述者是莎士比亚。在持续的创作生涯中，雄心勃勃的麦克尤恩一直推陈出新，几乎每部作品都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好评。
麦克尤恩如今不仅在英国被誉为“我们民族的小说家”（Cowley, “Profile: Ian McEwan” 21），在国际范围内也被公认为活跃在英国文坛的佼佼者。有评论家这样赞扬他：“麦克尤恩是健在的最伟大的作家。不仅在英国如此，因为贝娄已经不再写作，罗斯已经捕捉不住精准的措辞……麦克尤恩现在的写作水准无与伦比。诺贝尔奖委员会若给他颁奖，诺委会应该会开始赢得尊重。”（Siegel，“The Imagination of Disaster” 1）
与同辈作家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试验相比，麦克尤恩更感兴趣的是对复杂人性的探究及其社会形塑力的再现。他的小说总体上具有现实主义的气息，同时也具有自反式元小说的特征。麦克尤恩清晰有力地描摹现代人在当代社会的生存状态，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地图绘制者”（Groes 1）。在他的小说中，人物一直占据重要的位置，这与后现代社会主体性消解的热潮形成鲜明的对照，有人因此称他为“前后现代主义者”。在访谈里，麦克尤恩对19世纪小说艺术流露出推崇之情，认为人物塑造在19世纪小说家那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值得后人借鉴。（McEwan, Conversations 88）麦克尤恩曾公开表明，自己并不认同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关的相对主义；相反，他热衷于信奉认知心理学、进化生物学等以人为研究中心的智性科学。（McEwan, Conversations 189）作为无神论者的麦克尤恩，一直坚信小说是对人性的探究，认为小说与其他文类相比更能引领读者进入他人心灵。麦克尤恩属于这样一类当今鲜有的作家之一，能“进入他人的意识，像深谙心理的维吉尔把读者也引入他人的意识”（Groes 2）。
麦克尤恩关注世界历史、政治对个体的影响，自创作伊始就对当代世界时局一直持有敏锐的自觉意识。作为当代文化的评论者，麦克尤恩在各类重要报刊上发表观点，探讨女权主义、“冷战”期间核武器的危险性扩张、宗教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9·11”后世界状态等广泛话题。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麦克尤恩在创作中将普通个体置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下，致力探究多维复杂的人性，从不回避揭露人性残忍、暴力冲动的一面。20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在麦克尤恩看来，对暴力历史的记忆和呈现是作家义不容辞的伦理责任。在创作中，他把对多维人性的探讨与暴力历史的书写有机融为一体。21世纪震惊全球的“9·11”事件，再次将全人类推入焦虑和恐慌的深渊。“9·11”事件后第五天，麦克尤恩在英国《卫报》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将自己置入他人的心灵，这便是移情的本质……如果那些持枪绑匪能够想象乘客们的思想和感情，将不会有进一步的恐怖行动。一旦进入受害者的心灵，将很难表现出残忍。想象成为他人是什么样，这位于人性的核心，是同情的本质，是道德的起点。（McEwan, “Only Love and Then Oblivion” 1）
他在访谈中也多次提到道德生活中自我对他人移情的重要性。麦克尤恩对作家伦理责任的强调以及对移情和道德生活的关注契合了文学批评界“伦理转向”以来的学术背景，伦理批评成了当前麦克尤恩研究的热点。
国外对麦克尤恩的研究总体上呈上升趋势。21世纪随着麦克尤恩在国际文坛上逐渐声名显赫，麦克尤恩研究持续升温，近年迎来了研究热潮。与其创作相对应，麦克尤恩研究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早中期是麦克尤恩研究的起步阶段。麦克尤恩早期的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和《床笫之间》以及最早的两部长篇小说《水泥花园》和《陌生人的安慰》探讨怪癖、乱伦、性变态和谋杀等颇具争议且令人震惊的阴暗题材。这些作品出版后曾引起骚动，评论界忧心忡忡地将它们称之为“惊悚文学”（“literature of shock”），麦克尤恩也因此被贴上“恐怖尤恩”（Ian “Macabre”）这一戏谑性标签（Mellors, “Animality and Turtledom” 112）。散见于各报刊的书评聚焦麦克尤恩作品中乱伦、性虐待和谋杀等题材，褒贬不一。以普里奇特（V.S. Pritchett）为代表的批评家对麦克尤恩的创作持负面的看法。在《纽约书评》里，普里奇特指出，麦克尤恩作品的主题“通常道德败坏、令人恶心；他的想象力总是令人不快地迷恋于青少年性变态和性奇想的秘密”（Pritchett 31-32）。在该阶段，麦克尤恩和同辈作家艾米斯（Martin Amis, 1949— ）一起背负“英国当代文坛坏小子”（the enfant terrible）之名。尽管其题材惊世骇俗、富有争议性，麦克尤恩以独特而超凡的想象力在英国青年作家中崭露头角。有评论家认为，《水泥花园》的问世已经表明麦克尤恩是英国同辈作家中的佼佼者。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麦克尤恩的创作从早期关注幽闭的私人空间转向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等领域，写作技法也日趋成熟。从《时间中的孩子》摘取惠特布雷德奖，到《阿姆斯特丹》折桂布克奖，麦克尤恩在英国当代文坛已占据重要的地位，麦克尤恩研究也步入稳步发展阶段。在该阶段，系统研究麦克尤恩的专著已开始出现。1994年瑞恩（Kiernan Ryan）所著的《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是英语界第一本系列介绍作家、作品的麦克尤恩研究专著。该书评述了麦克尤恩在1975年至1992年期间出版的所有作品，虽然没有套用时髦的理论框架但却试图挖掘麦克尤恩创作的道德意蕴。瑞恩指出，麦克尤恩将道德寓言根植于叙述，其小说里反复呈现的一种力量“扰乱我们道德的确定性”，“令人不安的艺术”是阐释麦克尤恩作品的关键。（Ryan 5）瑞恩认为，麦克尤恩早期迷恋于“令人恶心的少年奇想”，在走出这些奇想后才成为负责任的小说家。（Ryan 2）斯莱（Jack Slay）在1996年出版的《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对于较全面了解麦克尤恩其人其作则起到推动作用。斯莱指出，麦克尤恩的创作聚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透过作品中人际关系中的暴力、混乱能窥见现实世界的混乱与孤寂，从而揭示现代社会的痼疾。斯莱不赞同瑞恩对麦克尤恩早期作品的评价，认为其早期创作中令人惊悚的主题仍然蕴含道德内涵，指出这些作品的道德效果源于“有意识地期望读者感到震撼，强迫读者直截了当地凝视当代社会的恐惧”（Slay, Ian McEwan 6）。斯莱认为，麦克尤恩和他的同辈作家作为“愤怒的青年”作家的传人，继承了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秉承了以良知为特色的英国文学传统。（Slay 4）斯莱高度评价麦克尤恩说“他不仅是小说家，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富有良知的历史学家”（Slay, Ian McEwan 148）。可以看出，无论是瑞恩还是斯莱都关注麦克尤恩作品的道德主旨。
除了道德批评，该阶段还有学者从性别研究、精神分析和文化研究等多种视角对麦克尤恩做出系统研究。罗吉尔（Angela Roger）在1995年发表论文《伊恩·麦克尤恩笔下的女性》（“Ian McEwan's Portrayal of Women”），从性别研究的视角，较系统地分析麦克尤恩早期至1995年期间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指出以《时间中的孩子》为分水岭，之前作品中的女性多是父权系统下的受害者形象，之后作品中的女性则多是倍受肯定和褒扬、孕育生命、滋养男性的女性形象。罗吉尔既肯定麦克尤恩对当代社会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批判，也指出麦克尤恩作为男性作家难以超越男性视角的局限性。[2]伯恩斯（Christina Byrnes）是较早从性别研究和精神分析视角关注麦克尤恩创作的学者，她在1995年出版《伊恩·麦克尤恩作品中的性和性行为》（Sex and Sexuality in Ian McEwan's Work）之后，于1999年完成博士论文《从精神动力学角度解读伊恩·麦克尤恩作品》（The Work of Ian McEwan: A Psychodynamic Approach）。在该博士论文里，伯恩斯借助荣格（C. Jung）、埃里克森（E. Erikson）等人的精神分析理论，结合麦克尤恩的个人生活经历，对麦克尤恩《阿姆斯特丹》之前的作品进行解读，认为麦克尤恩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从无意识深处呈现写作素材，指出这些素材在不同层面与作品中人物意识和读者阅读体验交织成一体。该研究从心理分析角度，深层次解读作品人物的意识、无意识，进而挖掘麦克尤恩的创作在社会文化方面的意义。但是，伯恩斯完全将作品人物和麦克尤恩个人生活的细节联系甚至等同起来，有牵强之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本身的深广内涵。[3]2000年裴安迪（Hossein Payandeh）的博士论文《警世噩梦：伊恩·麦克尤恩小说研究》（Waking Nightmares: A Critical Study of Ian McEwan's Novels），从文化批评的视角系统研究麦克尤恩2000年前出版的所有小说。针对“恐怖尤恩”的标签，该论文指出以往评论界对麦克尤恩的接受存有偏见，希望重新评价其价值。裴安迪认为，贯穿麦克尤恩创作的一条主线，是他对当代生活经验里最紧迫问题的批判性探究。（Payandeh 13-15）裴安迪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以往评论界对麦克尤恩的某些误读，彰显了麦克尤恩批判性想象力对现实的折射。
除了专著、博士论文以外，还有不少对麦克尤恩单部小说进行解读的学术论文，且研究视角日趋多元化。在该阶段，《时间中的孩子》成为研究热点，批评者从时间意象、孩子意象、时间与浪漫主义诗学和现代主义形式实验的关联等角度，探究该小说的深层内涵。[4]
进入21世纪，随着《赎罪》《星期六》《在切瑟尔海滩上》等作品相继问世，麦克尤恩在国际范围内的名气日渐显赫，麦克尤恩研究也随之升温，进入兴盛繁荣的第三阶段。无论是对单部或多部作品解读的学术论文还是系统研究麦克尤恩的专著都明显增加，研究视角多元化的态势也更为明显。《赎罪》自2001年出版以来就一直受到热议，评论家们从互文性、心理分析、叙事虚构的伦理性、文化创伤等多种视角对《赎罪》进行解读。[5]
除了关注新近问世的作品外，该阶段还将麦克尤恩早期和中期的作品重新置入批评视野，并在新的理论观照下对其重读。2009年由葛诺斯（Sebastian Groes）编辑出版的《伊恩·麦克尤恩：当代批评视角》（Ian McEwan: Contemporary Critical Perspectives）收录八篇从各种当代批评视角研究麦克尤恩的论文另加一篇访谈录。评论家们既聚焦分析麦克尤恩近期作品也关注其早期作品。文章《伊恩·麦克尤恩早期作品中的超现实主义际遇》（“Surrealist Encounters in Ian McEwan's Early Work”）在超现实主义传统下重读麦克尤恩的早期作品，探寻形式和主题方面的超现实主义元素，聚焦考察色情想象力，并质疑当代文化对“淫秽”这一概念的规定。[6]有论文借助文化色情批评理论和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解读《无辜者》中的童年意象，探究童年的政治、文化意蕴。[7]关于后期作品，有学者并置《赎罪》和《星期六》以探究麦克尤恩小说对时间和世俗经验的关注，审视麦克尤恩的现代主义时间观。[8]也有文章在互文性语境中分析《星期六》对现代主义城市意识的呈现。[9]该论文集视角新颖，富有时代气息，呈现了当代麦克尤恩研究的广阔视野。
除单部作品的研究外，该阶段还涌现出一些系统研究麦克尤恩的新专著。2002年出版的《理解伊恩·麦克尤恩》（Understanding Ian McEwan）中，迈尔科姆（David Malcolm）对麦克尤恩的创作生涯做了道德寓言式的概括，指出其早期作品的主人公缺乏道德判断，而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的作品则具有鲜明的道德立场。（Malcolm 15）迈尔科姆的论述有简单线性化概括之嫌，忽视道德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作品形式与道德问题呈现之间的复杂关联。《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The Fiction of Ian McEwan）出版于2006年，其主编为英国当代批评家齐尔兹（Peter Childs），他较全面地梳理了评论界对麦克尤恩所有短篇和长篇小说的主要批评，并对其代表性观点做出精辟的评述和节引。在该书引言里，齐尔兹简要回顾了麦克尤恩的创作历程，认为麦克尤恩始终惯常的一点，与其说是对恐怖的兴趣，还不如说是致力探究个人在危机时刻中的种种反应并毫不感伤地呈现人际关系的温情和残酷。（Childs, The Fiction of Ian McEwan 6）
随着理论界伦理批评的转向，伦理批评逐渐成为麦克尤恩研究领域的热点视角。斯葛姆布格（Claudia Schemberg）于2004年出版的《与自我达成和解：伊恩·麦克尤恩的〈时间中的孩子〉〈黑犬〉〈爱无可忍〉和〈赎罪〉中的故事讲述和自我概念》（Achieving “At-one-ment”: Storytelling and the Concept of the Self in Ian McEwan's The Child in Time, Black Dogs, Enduring Love, and Atonement），恰是顺应这一背景并从自我概念切入而对麦克尤恩几部重要小说进行伦理解读的一部专著。斯葛姆布格将故事讲述和自我概念纳入伦理批评家们令其复兴的价值话语内进行讨论，重点分析这几部小说中“自我”的叙述性建构和小说意义的创造之间的关系，认为尽管小说呈现的世界充满偶然性、缺乏形而上的根基，但对善的生活的追寻、对意义和目的的追寻构成小说人物生活的重要内容。[10]赫德（Dominic Head）2007年出版的《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是伦理批评框架下较为深入研究麦克尤恩的一本专著。赫德认为，麦克尤恩继承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文学与默多克紧密联系的传统，“该传统谨慎地思考小说和小说家在促进伦理世界观方面所发挥的作用”（Head 8）。赫德指出“麦克尤恩小说创作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将偶然性对生命的重要影响戏剧化，探究人物经历不可预见事件后所承受的道德考验”（Head 11-12）。赫德借用叙事伦理学关于自我的概念细读文本聚焦小说人物和道德探究之间的关系。赫德的研究以细致的文本分析见长，较深入地探究了麦克尤恩小说创作中自我所遭遇的道德考验问题。
加拿大学者威尔斯（Lynn Wells）2009年出版的《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也考察了麦克尤恩创作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特别关注麦克尤恩作品中道德问题的讨论与小说文类、叙述结构、叙述声音等形式审美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威尔斯的研究涵盖麦克尤恩2007年以前出版的所有小说，质疑了批评界就麦克尤恩艺术创作涉及的道德观所做的简单化线性概括，指出随着艺术观日渐成熟，麦克尤恩的道德视界也随之变得复杂化和问题化。（Wells 12）威尔斯结合文本形式审美建构的探究，强调麦克尤恩日益复杂的审美策略，邀请读者就文本所呈现的道德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因而较前人的伦理研究有新的发展。
伦理问题的探究不仅是威尔斯专著的核心问题，也是2009年3月在德国洪堡大学举行的麦克尤恩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各位与会学者热烈讨论的议题。此大会上，学者们就麦克尤恩创作中政治与艺术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议论文集《伊恩·麦克尤恩：艺术与政治》（Ian McEwan: Art and Politics）于2010年出版。尼克拉斯在大会主旨发言里开宗明义地指出，“麦克尤恩诗学的核心，就是渴望通过他人的眼睛审视世界。柏拉图把艺术创作过程中自我与他人的混淆视为史诗和想象性写作的特征而具有道德风险性，但是在麦克尤恩这里却敞开了文学的伦理之维”（Nicklas 8）。与会学者主要探讨麦克尤恩作品中美学、政治和哲学话语等彼此渗透、相互交织的领域，这同时又与写作的伦理问题密不可分，因此跨学科的批评话语是该论文集的特色。学者们从跨学科的批评视角解读麦克尤恩新近作品或重读早期、中期作品。譬如，有学者探讨麦克尤恩在《星期六》中如何利用达尔文进化论、医学等科学话语来诊断当代西方的社会问题；[11]有研究者从麦克尤恩诗学与政治的关联入手揭示《无辜者》中“冷战”后的道德地理；[12]也有学者探究麦克尤恩小说的白日梦诗学，认为白日梦是麦克尤恩描摹小说人物或叙事人心理的重要手段，从而成为了小说叙事核心。[13]当然，该论文集里还有直接从伦理视角进行研究的论文。《作为道德家的谋杀者或早期麦克尤恩伦理视阈》（“The Murderer as Moralist or The Ethical Early McEwan”）一文，从考察早期短篇小说《蝴蝶》入手进而推广到其他早期作品，从叙事结构功能层面探究伦理之维度，指出文本在内容上虽涉及非道德的青少年谋杀者，但在叙事策略、激发读者的反应等形式方面却能实现文学的伦理功能。[14]该论文从形式功能角度丰富了麦克尤恩的伦理研究，为读者重新审视“恐怖尤恩”提供了伦理依据。论文《伊恩·麦克尤恩21世纪小说的伦理：个人、社会与自由意志问题》（“Ethics in Ian McEwan's Twenty-First Century Novels: Individual and Society and the Problem of Free Will”）聚焦发表于21世纪的三部小说《赎罪》《星期六》和《在切瑟尔海滩上》，探究个人的决定权利、自由权利与社会、历史和其他具体情境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写作过程中作者对隐含读者应承担的伦理责任。该论文从文本内外切入伦理批评，既探查了文本内人物的伦理生活与一定的历史、社会环境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也考察了文本外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伦理关系。[15]该论文虽然提及移情在人物伦理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但却没有深入展开论述，这给本研究从移情切入伦理研究留下了空间。另外两篇论文《元叙述伦理：伊恩·麦克尤恩小说〈陌生人的安慰〉〈时间中的孩子〉〈赎罪〉和〈星期六〉中的移情》（“The Ethics of Metanarration: Empathy in Ian McEwan's The Comfort of Strangers, The Child in Time, Atonement and Saturday”）和《作者人物、移情和伊恩·麦克尤恩后期小说中的叙述认同伦理》（“Figures of Authorship, Empathy, ＆ The Ethics of Narrative（Mis-）Recognition in Ian McEwan's Later Fiction”），都以麦克尤恩本人关于移情是道德系统核心的观点为起点，联系小说叙述形式特点探究伦理问题。[16]前文考察小说的隐含作者如何用元叙述策略表达一定的道德观，认为其道德观在一定程度上契合麦克尤恩本人关于移情的观点，同时又存有疑点；后文则借助哈尼斯（Alexl Honneth）关于主体间认同的社会哲学理论探究文本外作者的控制功能与移情和叙事性认同（误认）伦理之间的关系。前文将移情看成人物具有的叙事性想象力，考察不同情境下移情的不同作用所具有的启发意义，但是该文对相关文本的分析极其简略，且没有涉及人物之间的误解和矛盾问题与移情理解障碍之间的紧密联系，而这一点在麦克尤恩作品中却尤为突出。后一篇论文在哈尼斯相关理论的观照下，探究文本内人物间移情的局限性及移情失败的情形，该讨论主要和作者掌控功能相联系，没有探究作品中人物之间移情失败与残暴人性的显现之间的深层关联，这些问题将是笔者深入研究的重要话题。
2011年穆勒（Swantje Mǒller）出版的专著《遭遇并接受危机：伊恩·麦克尤恩小说中的方向迷失与重新定向》（Coming to Terms with Crisis: Disorientation and Reorientation in the Novels of Ian McEwan），联系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有关异质性的理论，探讨麦克尤恩主要小说主要人物在后现代语境下遭遇的伦理困境，探究小说主要人物与他者相遇的过程中如何从伦理方向的迷失中走向伦理方向的重新定位。[17]该研究跨学科地将西方当代伦理哲学研究成果应用于麦克尤恩小说研究，丰富了已有的麦克尤恩伦理批评，并就文学与伦理学的互动关系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我国对麦克尤恩的译介和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与西方学界兴盛的麦克尤恩研究相比，国内对于麦克尤恩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有升温的趋势。自20世纪末以来，国内几个版本的20世纪英国文学史、小说史基本上都有专节论述麦克尤恩，包括阮伟、徐文博等合著的《20世纪英国文学史》，王守仁、何宁合著的《20世纪英国文学史》，和瞿世镜、任一鸣合著的《当代英国小说史》。蓝纯在《外国文学》1998年第6期上最早译介麦克尤恩的两篇短篇小说，国内对麦克尤恩多部作品的正式翻译出版则始于新世纪。2001年12月，译林出版社出版王义国翻译的《阿姆斯特丹》。2003年12月译林出版社又出版何楚翻译的《时间中的孩子》。此后，其他出版社也竞相推介麦克尤恩的作品。2007年6月新星出版社出版丰俊功翻译的《阿姆斯特丹》，7月出版冯涛翻译的《水泥花园》。200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夏欣茁翻译的《星期六》。同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黄昱宁翻译的《在切瑟尔海滩上》。2009年5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孙仲旭翻译的《梦想家彼得》，2010年2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潘帕翻译的《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由著名作家余华作序。2010年6月余华发表题为《伊恩·麦克尤恩的后遗症》的文章，他结合自己阅读其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的感受，高度评价麦克尤恩在这部处女作中所显露的文学天才，“这些短篇小说犹如锋利的刀片，阅读的过程就像是抚摸刀刃的过程，而且是用神经和情感去抚摸，然后发现自己的神经和情感上留下了永久的划痕。我曾经用一种医学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杰出，那就是在阅读了这个作家的作品之后，是否留下了阅读后遗症”（余华58）。在余华看来，麦克尤恩无疑是留下阅读后遗症的作家，他这样阐释麦克尤恩的后遗症：“读者的好奇心促使他们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唤醒自己过去阅读里所有相似的感受，然后又让自己与此相似的人生感受粉墨登场，如此周而复始的联想和联想之后的激动，就会让儿歌般的单纯阅读变成了交响乐般的丰富阅读。”（余华60）余华认为中国读者对于麦克尤恩这位文学巨人的态度还显沉默，藉这部处女作的翻译问世，希望中国读者能重新认识麦克尤恩。201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冯涛翻译的《只爱陌生人》、郭国良翻译的《黑犬》和朱乃长翻译的《无辜者》。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推出黄昱宁翻译的《在切瑟尔海滩上》和《追日》，2015年出版黄昱宁翻译的《追日》，2017年出版了郭国良翻译的《儿童法案》。近年来各出版社对麦克尤恩作品的陆续引进和翻译无疑极大地推动了麦克尤恩在中国的接受和研究。
据“中国知网”检索，截止到2017年10月，我国期刊共发表有关麦克尤恩的评论文章三百多篇。蓝纯在1998年《外国文学》第6期上发表的《麦克尤恩其人其作》和《评〈陌生人的安慰〉》是国内最早有关麦克尤恩的学术文章。进入21世纪，《世界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动态》等有影响的外国文学杂志及其他部分高等院校学报，陆续刊登有关麦克尤恩作家作品介绍和研究的文章，但这些文章多是对麦克尤恩单部作品的探讨。2000年，陆建德发表解读麦克尤恩布克奖获奖作品的论文《“文明生活的本质”——读麦克尤恩的〈阿姆斯特丹〉》。陆建德认为该作品从人际关系、媒体影响等方面揭示了“文明生活的本质”，流露出对当今英国社会流行价值的辛辣讽刺。[18]21世纪伊始，陆建德对麦克尤恩获奖作品的评介带动了麦克尤恩在中国学界的接受。随后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并研究麦克尤恩，他中后期的代表作《时间中的孩子》和《赎罪》成为研究的热点。有数篇代表性文章较深入地探讨《时间中的孩子》，多视角地探析了孩子与时间意象折射出来的深层主题意蕴，强调了该作品在麦克尤恩创作转型中的重要地位。[19]与《时间中的孩子》相比，《赎罪》更受国内学界研究者的青睐，研究视角呈多元化态势，且出现数篇较有深度的论文。陈榕的《历史小说的原罪和救赎——解析麦克尤恩〈赎罪〉的元小说结尾》是国内首篇探讨《赎罪》较有深度的论文，主要探析了《赎罪》中的元小说结尾。[20]有论文从问题“谁该赎罪？赎罪何益？”入手从文本内外深入探析小说的伦理经纬[21]，也有研究者探讨《赎罪》中的叙事认知暴力，[22]有论文运用米勒的解构叙事理论探讨《赎罪》中叙事话语的解构功能，论证麦克尤恩运用解构叙事手法以实现其人性探讨的终极书写动机[23]，也有研究者在成长小说视阈下解析布兰妮的成长历程。[24]国内掀起的《赎罪》研究热带动了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持续关注麦克尤恩创作的最新动态。《追日》于2010年问世后，我国学界不仅有引介性文章，而且有论文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从性伦理、生态伦理和科技伦理的角度较深入地探究《追日》的主题内涵。[25]
除了刊发有关麦克尤恩的研究性文章外，国内迄今有7篇研究麦克尤恩的博士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沈晓红于201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伊恩·麦克尤恩主要小说中的伦理困境》从伦理视角探讨了《水泥花园》、《时间中的孩子》和《赎罪》这三部主要作品中伦理困境问题——自由的悖论、伦理反乌托邦和伦理两难之境，通过对这三部代表作品的讨论试图论证伦理困境在麦克尤恩各部作品均有体现，且呼应了时代伦理环境的变化和写作技巧的提高。该论文是国内首篇较系统地研究麦克尤恩的成果，但是作者仅从三部作品总结麦克尤恩的创作特色，具有一定的局限性。2011年四川大学的王悦完成博士论文《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与不可靠叙述》，从叙事学入手探讨麦克尤恩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艺术。这是国内首篇以麦克尤恩为研究对象的中文博士论文。
近年来关于麦克尤恩研究的文章和学位论文逐渐增多，说明麦克尤恩已经受到我国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研究者的重视，但与国外兴盛的麦克尤恩研究相比，国内麦克尤恩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且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研究对象不平衡，现有的研究文章和硕士论文多集中探究《赎罪》，虽然这也呼应了国外麦克尤恩研究界《赎罪》热的现象，但是国内学界对麦克尤恩其他作品关注的程度还不够，不利于全面了解麦克尤恩的创作。二是对国外麦克尤恩研究的最新动态缺乏了解，有些国内研究者的“新”观点数年前在国外学界就已经论及，在梳理、综述现有学术成果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新的观点方面尚欠缺国际的学术视野。三是对麦克尤恩缺乏系统性深入研究。鉴于麦克尤恩目前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坛的重要地位，我国对麦克尤恩的创作亟需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从现有的国内外伊恩·麦克尤恩研究（尤其是国外研究）可以看出，有关其作品的道德、伦理问题历来是麦克尤恩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从早期围绕“恐怖伊恩”的道德论争，到20世纪90年代瑞恩、斯莱在各自批评专著里有关其道德主题的探索，再到21世纪出版的几本伦理批评专著以及穆勒新近问世的批评著作，有关麦克尤恩作品的道德、伦理问题的争论和探究一直以来都渗透于麦克尤恩研究的各个阶段。道德、伦理问题的研究也日趋复杂，批评者们从以往对作品道德主旨的简单探索逐渐拓展至对叙述伦理的考量；或跨学科地借鉴当代伦理学的批评话语或将文本的审美形式功能策略与伦理批评结合起来，探究文本内外的人物、作者和读者之间多重伦理关系问题。在研究视角日趋多元化的态势下，伦理批评方兴未艾，对其作品中伦理、道德问题的多维探究依旧是日后麦克尤恩研究的热点。
虽然已经有评论者结合麦克尤恩本人对移情的重视来探讨其作品中的移情问题，但是尚未展开深入、系统的学术性探讨，这为笔者在伦理批评的框架内，从移情视角系统考察麦克尤恩小说中的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移情问题以及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留下了研究空间。在综述移情的渊源和流变之前有必要对当代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做一番梳理和回顾。
在西方，文学批评对文学伦理功用的关注可谓源远流长。诗人虽然被柏拉图驱逐出了理想国，评判诗人的依据正是道德；亚里士多德也强调用道德的眼光审视诗人及其作品；贺拉斯有“寓教于乐的主张”；锡德尼认为文学创作应该导致德行；约翰逊博士强调“小说家要灌输可信的价值”；雪莱认为诗能唤醒心灵并扩大心灵的领域；阿诺德主张文学的最终目的乃是“一种对生活的批判”；利维斯认为伟大的小说必须显示出深刻的道德关怀；克莫德强调小说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对于改造个人和社会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祝平33-34）
但是在20世纪各种文学理论竞相登场后，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亮相以来，伦理内涵和文本意义随着德里达所提出的“延异”（differénce）概念而变得不确定。[26]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20年里后结构主义大行其道，那些试图从伦理视角解读文本的行为则被视为“affective fallacy”（移情谬误）。20世纪80年代批评界兴起的新历史主义、文化物质主义等各种文化研究流派、各批评派别都对文学的伦理内涵不予关注，甚至将伦理看成是权力、虚伪、非真实的代名词，或者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伦理本身也就成了受轻视、嘲讽和误用的对象。（Harpham 387）文学批评的伦理根基逐渐消失。帕克尔（David Parker）指出，20世纪70、80年代后结构主义大行其道的同时也压制了一些可能性的话语，即评价性话语特别是伦理话语，而在各种宗教和人文主义传统里正是这些话语部分地构成了我们本身。（Parker 3-4）
帕克尔在1994年评价道，当代文学批评话语里伦理兴趣明显缺失这一现象首先是由罗蒂（Richard Rorty）和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等一些著名的道德哲学家指出来。这些道德哲学家从伦理哲学领域里关注文学批评，为日后理论界的伦理转向起了建设性的作用。另外福柯在晚期著作里一改早期对主体在权力/知识领域里话语建构的重视，转而关注自我，并将之视为伦理行为。这无疑推进了文学批评界的伦理回归。解构派的主将之一德·曼（Paul de Man）在20世纪40年代效力于纳粹报刊的陈年劣迹于1987年12月1日在《纽约时报》上得以披露，从而引发了理论界对解构主义学派伦理立场的质疑和论争。伦理成了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由此，哈柏姆（Geoffrey Harpham）严肃而又戏谑地宣称“在1987年12月1日后，文学理论的性质发生了改变”（Harpham 389）。这标志着文学理论界的“伦理转向”（ethical turn）。其实，说成文学理论界的“伦理回归”更为贴切。
PMLA在1999年设立伦理学与文学研究专号，刊发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成欣欣向荣之势的伦理批评研究成果。虽然理论界掀起了伦理回归热，但是并没有形成连贯统一、同质性的伦理批评范式；相反，伦理批评成了“复数形式的批评话语”。布伊尔（Lawrence Buell）在1999年的PMLA的专号里指出，“伦理（ethics）在成为倍受青睐的能指（signifier）的同时，其意义也越来越灵活多变，由此带来更多的理解困惑”（Buell 7）。凯拉普斯（Stef Crarps）根据哈柏姆（Geoffrey Harpham）的提法，将内涵各异的文学伦理学理论大致划分为两类：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新人文主义伦理学派，主张中心、本质的价值观有助于恢复人文主义传统，关注作为道德个体的自我的成长；二是以他者为中心的解构主义伦理学派。（Craps 389）
新人文主义学派主要从英美道德哲学和古典亚里士多德哲学获得灵感，主张做出具体实在的道德判断。代表性的哲学家包括：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泰勒（Charles Taylor）、罗蒂（Richard Roty）、默多克（Iris Murdoch）等。该派别的伦理批评家包括帕克尔（David Parker）、布斯（Wayne Booth）等。
努斯鲍姆是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她不仅是道德哲学家也是文学批评家。其著作《爱的知识：有关哲学和文学的散文集》（Love's Knowledge: 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和《诗学正义：文学想象力和公众生活》（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集中体现了她有关文学与伦理学研究成果，她强调文学想象力在道德哲学和公众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她在文章《精确且负责任地辩护伦理批评》里，开篇就引证詹姆斯（Henry James）的观点来论证作家通过写作让我们更明晰地洞察现实，写作本身就是伦理行为，而我们作为读者“我们的阅读也是伦理行为”。努斯鲍姆倡导诗学正义，主张读者在该过程中作为“文学法官”（Literary Judge），通过同情、想象和理性等方式而达到理解他人目的，认为这是正直、自由和民主的根基。（Nussbaum, Poetic Justice 120-121）努斯鲍姆和其他一些哲学家、教育家等达成共识，认为可以通过培育公民情感而走向民主，移情是其中最为普遍的一种情感。总观努斯鲍姆的伦理批评思想，她始终关注的伦理问题是“我们该怎样生活？”（How should one live？）这个基本的伦理探究问题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其他的新人文主义伦理学派的哲学家、批评家也始终关注该问题。
布斯是新人文主义伦理批评派别的另一位代表性评论家。他在著作《我们结交的朋友》（The Company We Keep）里指出，伦理批评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无处不在，而且伦理批判是最难的阐释范式。鉴于其反对者们常常把该批评范式误读为道德说教，他争辩说“伦理批评试图描述故事讲述者和读者或听众的情感相遇。尽管伦理批评者并不需要一开始就带有评价的意图，但是他们的描述总含有对所评价对象的评估”（转引自Womack 111）。沃迈克（Kenneth Womack）认为布斯支持的是一种反思式阐释方法论，指出该伦理批评考虑了读者生活与阅读经历之间的相互联系，强调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认为阅读对读者的道德生活产生作用。[27]可以看出，新人文主义伦理批评强调读者在阅读文学过程中文学对读者的道德影响作用，试图让读者通过阅读文学获得作为道德个体自我的成长。
泰勒是一位著名的道德哲学家，他的著作《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Modern Identity）无论在伦理哲学界还是在文学批评领域都影响甚巨。泰勒认为自我的概念（the concept of self）与道德（morality）缠绕一体，不可分离。他认为我之所以成其自我、我的身份，本质上是由事物如何对于我来说具有意义而被定义的。剥离对自我的阐释而仅在抽象意义上询问自我是什么是没有意义的。（Taylor 34）他还强调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对自我的阐释进行定义，是“讲话人之间的交换”。仅我一人不能成为自己，只有在与某些对话者（interlocutor）的关系中才能成为自我，这些对话者对于自我理解的语言极其重要。（Taylor 39）对于泰勒来说，道德感和自我感之间的联系意味着我们的基本愿望之一，便是需要感觉与我们看来对于我们和我们群体来说是“善”和至关重要的事物是紧密相连的。我们便有了某些根本的价值观念把我们引向这些基本问题的思考，诸如“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的？”以及“什么构成丰富而有意义的生活而非空虚而无意义的生活？”（Taylor 42）在不同的文化里，“善”的生活的内涵也不一样。泰勒的根本论点的前提在于身份认同与道德空间的伦理指向之间具有本质的联系。不同概念的“善”也就与不同概念的“自我”相联系。泰勒从历史的角度强调，随着关于善的新的概念、新的叙述形式的出现以及对社会关系的新的理解，现代自我认同概念与早期文明里的自我概念迥然不同。泰勒关于现代自我的论述在新人文主义伦理批评里有很大的影响。文学批评者们分析文本里人物的道德、伦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探究现代自我在道德空间的伦理指向问题。
解构主义学派的伦理批评家则主要从欧陆道德哲学汲取营养。法国当代伦理学家利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伦理哲学思想是其重要的源泉。代表性的伦理批评家包括伊果史东（Robert Eaglestone）、米勒（J. Hillis Miller），纽顿（Adam Zachary Newton）和吉布森（Andrew Gibson）等。利维纳斯关于异质性（alterity）的概念，及我们对与他人所负有无限责任的论述对批评领域影响甚巨。沃迈克（Kenneth Womack）在引介伦理批评的论文里，集中讨论了利维纳斯的异质性（alterity）概念和我们对他人的责任问题。简言之，异质性要求我们天生就对他者负有责任，这是“伦理学的原初场景”（转引自Womack 115）。异质性具有包括他者他性的无限可能性，以及让我们理解他人生存状态的无限可能性，这就表明了其基本伦理要求。异质性是外在性的，我们都有被异质的可能性。因此，当我们与他人相遇，我们就不能再（至少在伦理上）终止对他人的责任。解构主义伦理学派强调语言在文本中的作用，关注的不再是文本内的意义而是意义的建构。在伦理学意义上，“新人文主义伦理学派的阅读方式是把文本纳入熟悉的同一秩序中；解构主义伦理学派则拒绝赋予文本单一的主题思想，所采用的阅读方式是尊重作为他者的文本，拒绝把他者还原为同一”（Craps 9）。
尽管各伦理学派在对文本的阐释时其伦理要旨各有侧重，思柏瑞斯（Tobin Siebers）认为“承认伦理学在批评理论里占据的位置会赋予批评实践者批评的自主性，从而得出有关文本的结论，揭示其丰富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内涵”（转引自Womack 108）。他指出：“以伦理视角做出批评，批评者就进入特殊的行为领域即一个有关人的行为和信仰的领域。”（Siebers 1）伦理批评具体考察文学人物在虚构世界面对各种力量作用时如何做出回应。他们的各种行为也就为道德反思和结论提供了阐释的基础。可以看出，无论是新人文主义伦理批评关注的自我，还是解构主义学派伦理批评强调的他者，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伦理批评关注的重要内容。
伦理批评关注自我、他者及二者间的相互关系，这无疑是对后现代主义时期主体性解构热潮的反驳。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特征是持续不断的否定、解构，反对传统哲学所追求的总体性、完善性、连续性、同一性，强调破碎性、片断性、非连续性、非整体性。主体性自然成了后现代主义批判的矛头，福柯以“人的死亡”宣告主体的消解和现代性的终结。随着主体的消解，一切与主体相关的东西也就行将消亡，这又势必陷入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泥潭。伦理批评对自我和他者的关注，把主体性从被消解的困境中解救了出来。理论界的“伦理转向”给陷入相对主义困境的人们带来了希望。无论是关注道德自我成长的新人文主义伦理批评，还是以他者为尊的解构主义伦理批评，都恢复了人的主体性，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生活、伦理关系成了关注的对象。
虽然麦克尤恩创作的早中期阶段正值后现代主义思潮活跃的时期，麦克尤恩本人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却无甚兴趣，他公开表示自己不认同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联系的相对主义，但热衷于信奉认知心理学、进化生物学等以人为研究中心的智性科学。[28]在《文学、科学和人性》一文里，麦克尤恩指出，“用认知心理学的术语来说，我们有关于心灵的理论，能够或多或少地自动理解成为别人意味着什么。没有这样的理解，我们将发现彼此几乎很难形成并保持相互的关系，无法读懂他人的表情或意图，也无法洞察我们如何被他人理解”（McEwan, “Literature, Science and Human Nature” 40）。这里所说的“或多或少地自动理解成为别人意味着什么”也就是他在多次访谈里反复提及的移情想象力。麦克尤恩认为移情想象力在人际关系和道德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一次访谈里，他说道：“正是我们的想象力使我们能够明白成为他人是什么情形。我认为你压根儿没有任何道德可言，除非凭想象你能明白成为那个你正考虑用棍子敲打他头部的人将会有怎样的感受。残忍的行为完全因想象力失败所致。”（McEwan, Conversations 70）在麦克尤恩看来，正是我们能把自己想象成他人这一点，构成了我们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的基础，而残忍、暴力等非道德的行为皆因想象力的失败所致，即对他人移情能力的失败。在“9·11”事件后第五天，麦克尤恩在《卫报》上发表的见解更加明确地表达了他有关移情的观点：“将自己置于他人的心灵而进行思考，这是移情的本质……如果那些持枪绑匪能够想象乘客们的思想和感情，将不会有进一步的恐怖行动。一旦进入受害者的心灵，将很难表现出残忍。想象成为他人是什么样，这位于人性的核心，是同情的本质，是道德的起点。”（McEwan, “Only Love and Then Oblivion”）在麦克尤恩看来，作为人性核心的移情是道德的起始点，是“人们联结的前提条件”（Schemberg 88）。人性里自我对他人不同类型的移情想象力直接影响和决定人际关系的种种情形。麦克尤恩笔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始终是重点描摹对象。用英国麦克尤恩研究学者齐尔兹的话来说，“麦克尤恩毫不感伤地呈现人际关系的温情和残酷”（Childs, The Fiction of Ian McEwan 6）。人际关系或渗透暴力与残酷，或充溢误解与矛盾，或交织悔恨与宽恕，或充满爱意与温暖，凡此种种皆呈现于麦克尤恩的笔下，因为他坚信“小说是对人性的探究”[29]。麦克尤恩对移情的重视不仅呼应前面所论及的新人文主义伦理哲学家努斯鲍姆所倡导诗学正义与移情的观点，也契合哲学、社会心理学、伦理学等领域内学者们对移情的重视。
当代哲学、社会心理学、伦理学等领域的学者们都很关注“移情”（empathy）。移情之所以重要，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移情与我们能否把握他人心灵的能力关系重大，能预测和解释他人的想法、感觉和行动。第二，移情的重要性还体现在我们对他人做出的伦理回应，我们不仅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而且以某种伦理的方式做出适当的回应。（Coplan and Goldie Ⅷ）
社会心理学家、伦理学家以及专门从事移情研究的学者都纷纷追溯“empathy”的渊源，一致认为“empathy”作为德语词汇（Einfühlung）的英译词虽然在20世纪早期才出现在英语词汇里，但是“移情”在英国哲学和心理学领域受到重视可谓源远流长。移情概念可以追溯至休谟（David Hume）在《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里的相关论述。休谟用“同情（sympathy）”一词来解释各种心理现象，把“同情”看成是对于人性来说至关重要的沟通原理。[30]他把同情看成自然的、自动产生的过程。18世纪中期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里关于同情的论述则源于休谟的传统，并在其基础上加以修正然后成为他自己关于道德理论的关键概念。（转引自Coplan and Goldie Ⅺ）
通过想象置于他人的处境，假想自己正经历着相同的折磨，我们仿佛进入到他的身体，并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与他一样的人，因而大约知道他的感官感受，甚至也有了些感觉，尽管程度上要弱些，但并不表示与他们的感受完全迥异。因而，多为他人着想，少为自己想，抑制我们的自私，而多多散发慈善之情，这就是人性的完善；这样就能在人类彼此间产生情感和激情的和谐，而我们人类的光辉和体面也就洋溢在这和谐中。（Smith, Adam 9）
跟休谟一样，斯密诉诸“同情”来解释我们能体验他人的情感。但对于斯密来说，这还需要借助视角换位（perspective taking）的想象力来实现。在斯密看来，通过对他人表现出同情，多理解他人的感受，克制自私的倾向就能够完善人性。那么，斯密所说的同情指称高层次、需要想象力的移情。（Coplan and Goldie Ⅺ）
很多批评家指出，休谟和斯密所说的“同情”（sympathy）其实就是“移情”（empathy）。达维斯指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亚当·斯密提出“同情”概念一百多年后在《心理学原理》（1970）里关于同情的论述颇有影响。（Davis 3）在斯宾塞看来，同情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成员之间交际的方式，因为他人的反应能够表明关于环境条件的重要信息。群体里的成员能很快体验同样的感情，也就有可能协调许多个人行为。20世纪早期麦克杜格尔的《社会心理学导论》里也包含关于同情的重要论述，聚焦于生物机制的讨论，正是通过该机制观察者和目标方才得以共享情感反应，这与斯密通过想象实现相似情感体验的观点不同。（Davis 4）从休谟、斯密斯到斯宾塞，尽管对于同情的论述存有差异，但都聚焦基本的现象——两个个体之间共享情感，且都用“同情”来描述。差不多同一时期出现了描述自我与他人之间联系的另一概念即“移情”（empathy）。该词是从德语词Einfühlung翻译过来。Einfühlung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用于美学和心理学。1873年维斯切尔（Robert Vischer）首先把Einfühlung用作美学术语。不久，利普斯（Theodor Lipps）用该术语来解释人们体验审美对象的过程以及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的过程。[31]在利普斯看来，Einfühlung（移情）指自然本能的内在模仿和内在回应的过程，它使我们模仿所观察到的物理对象和社会对象的运动和表达。利普斯所说的移情也就是主体将自我投射到审美对象之中。这种移情的自我投射不仅发生于我和审美对象之间，而且也可以发生在我和其他主体之间，因此我具有直接进入并把握到他人心灵生活的能力。特钦纳（Edward Titchener）于1909年在其著作《思考过程的基础心理学》（Elementary Psychology of Thought Process）里介绍Einfühlung时使用了“empathy”一词。利普斯和特钦纳都认为移情发生的机制内在模仿他人情感的过程。（Coplan and Goldie ⅩⅢ）
达维斯指出了“移情”与早些时候的“同情”概念的微妙区别。从休谟、斯密到斯宾塞，他们所阐述的关于同情的概念具有被动的意味，重点在于观察者以某种方式感受另一个人的感情或者为他人的经验而感动。相形之下，“移情”则包涵更加主动的意味，个人主动进入到他人的情感世界并以某种审慎的智性方式抵达对方。当然，达维斯也指出该区分未必完美，因为斯密关于以想象进入他人情感的说法与主动意味的移情更接近。（Davis 5）总之，尽管与以往的“同情”有渊源关系，“移情”凸显了情感共享的主动性，即自我主动走出自我的情感世界而进入他人的情感世界。
20世纪初期，在利普斯有关移情观点的影响下，移情与现象学传统下的“理解”（understanding）概念关系密切。现象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斯坦因（Edith Stein）和舍勒（Max Scheler）都详尽论述过移情。胡塞尔和斯坦因批判性地吸收了利普斯的观点，把移情概念的讨论引入到他们各自关注的哲学问题，尤其是主体间性的问题上。从广泛意义上来说，主体间性的问题有时候被指称为有关他人心灵的问题，即关于我们是否能了解他人心理状态的理论。胡塞尔和斯坦因都抛弃了当时普遍的看法——对他人的认识是类比推论的结果，转向主张通过移情来了解他人心灵。在他们看来，移情是一种独特的意识模式，借此我们能体验他人的想法、情感和欲望。斯坦因认为，移情就是我们感知他人意识的过程，并把移情描述为“主体间性体验的基础”和“可能对外在世界认识的前提条件”（转引自Coplan and Goldie ⅩⅢ）。斯坦因强调移情的主体间性和关系性层面，认为移情使我们不仅能够了解他人，还了解我们自身，感受他人体验我们的状态。因此，通过移情我们不仅辨析他人的心理状态，而且可以通过了解他人如何感受我们的经验来获取关于自我的知识。这种自我知识对于我们的发展至关重要。与利普斯相似的是，胡塞尔也认为我们对他人的认识是一种感知。但与利普斯不同，胡塞尔认为我们对他人的感知不具有一般感知的直接性，不仅是一种被动的情感投射，而更多的是一种与情感不能完全分割的认识。胡塞尔指出“当我以原初的方式在我称作我的身体上体验到‘心灵生活’、感觉活动、表象活动、感受活动、意愿活动等，我就首先发现了我自己是人。然后如果我发现通常具有相同空间事物类型的，与我的身体处于相同的行为类型的事物，我就以移情作用的方式将它们经验为其他主观之表现，就这样我经验到其他的人，如我本身所是的人的人们”（胡塞尔102）。与利普斯相比，胡塞尔所注重的并不是移情概念的审美和情感涵义，而是其认知性的意蕴。胡塞尔拒绝利普斯关于直接认识他人（内心生活）可能性的主张，在胡塞尔看来，这种基于审美幻觉的直接认知，完全抹杀了自我经验与他人经验之间质的区别。（孙小玲88）
正如胡塞尔、斯坦因等现象学家在探讨移情时强调认知意蕴，随后不少从事移情研究的理论家都强调移情过程的认知特质。不同于以往理论家对感受他人情感的强调，科勒（W. Kohler）首先肯定移情的认知特质，认为“移情应该是更多地理解他人情感而不是分享他人的情感”（Davis 6）。著名理论家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也认为移情过程中认知因素胜过情感因素，反复强调个人具有扮装他人角色的能力进而理解他人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认为这是人们学会在高度社会化过程中有效相处的重要因素。（Davis 6）他所说的装扮他人角色的能力，就是后来很多理论家所说的“视角换位”（perspective taking）。通过“视角换位”性的移情，人们能够理解他人眼中的世界，欣赏和尊重他人的认知视角，并在情感上与他人保持联结。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个体之间未必充分地运用了“视角换位”，人际之间存有很多移情理解的障碍，从而妨碍了相互间的理解和沟通，造成人际关系的疏离。有关“视角换位”的移情理论为笔者探究麦克尤恩小说中疏离的两性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自利普斯将移情与心理学语境相联系之后，心理学领域有关移情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弗洛伊德曾这样描述移情：“我们考虑某人的精神状态并把我们自身放置其中，通过和我们自身相比较而试图理解他的状态。”他认为移情“在帮我们理解他人身上较我们自我而言异质性的内在特征时作用重大”（Coplan and Goldie ⅩⅧ）。精神分析学家柯胡（Heinz Kohut）也重视移情在精神治疗方面的作用，并如此定义移情：“移情的能力也就是具有感受和体验他人内心生活的能力。”（Coplan and Goldie ⅩⅪ）柯胡认为移情具有认识工具和观察方式的作用，能有效地抵达他人的心灵世界。移情不仅在诊断心理学、精神分析学里受到重视，20世纪60年代后也引起了社会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领域学者们的极大兴趣，他们通过各种研究方法进行有关移情的实验。一些颇具影响的关注点包括：（1）建立研究移情的客观尺度；（2）个人移情能力的发展和其相关过程；（3）移情在亲社会行为和利他主义行为中的作用；（4）移情的准确度；（5）移情回应中的性别差异。（Coplan and Goldie ⅩⅫ）
近年，在学界涌现出一批关于移情研究的新著作，其中巴伦（Simon Baron-Cohen）[32]的著作最具代表性。巴伦多年从事有关移情研究的实验，并根据其实验数据在2010年出版了著作《零度移情：关于人性残忍的新理论》（Zero Degrees of Empathy: A New Theory of Human Cruelty）。和以往学界对移情的关注相比，巴伦有关移情的研究对于人们从移情视角洞察人性残暴面呈现的缘由具有启迪意义，而且普通人能根据巴伦基于科学实验的描述审视自己的移情水平及其变化情况。巴伦这样定义移情：“移情指我们具有确认其他人正在想什么和感觉什么的能力，并且以适宜的情感回应他人的思想和感情。”（Baron-Cohen 11）巴伦的定义深入浅出，既包括了移情所具有的情感特质，也强调了移情具有的认知特质。他认为移情过程至少包括两个阶段：认可和回应。巴伦强调这两个阶段必不可少，如果只是认可他人思想和情感，没有相应的情感回应则不能称之为移情。当一个人全神贯注关注自己的目标时，往往忽视他人的情感和思想。在这种情况下，移情被屏蔽了。如果一个人能够移情他人，则意味着他能够准确地理解他人处境，能够确认他人处境。巴伦这样描述移情：“当我们搁置我们单一思维的注意力焦点，取而代之以双重思维的聚焦点，那么移情就产生了。”（Baron-Cohen 10）单一思维的注意力指我们只是关注我们自己的心灵，关注我们当下的思维和观察力，而双重思维的注意力则意味着我们同时也考虑其他人的心智情况。当移情被屏蔽后，我们考虑的只是我们自己的利益；当开启移情后，我们也聚焦他人的利益。
通常说来，少数人具有较高的移情能力，大部分人具有中等移情水平，另一些人的移情能力较低。他指出，具有极端低水平移情的那些人可能是我们称之为“邪恶”或者残忍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人从来没有也可能永远都不会有较强的移情能力。而其他人也可能在特定的处境下暂时关闭移情而达到极低点。也就是说他们原本具有移情能力，但是暂时丧失了移情，不论其持续时间多么短暂。在移情的天平上，不管你是如何抵达了移情的极低点，结果皆一样，即你会把他人看成非人对象，将他人视为物体，而导致悲剧性的结局。（Baron-Cohen 13）作为从事移情研究的心理学家，巴伦通过各种科学实验证明人的大脑存有移情回路（empathy circuit），大脑的各个部分在移情机制发生作用的时候会有相应的活动。不同人其移情回路的作用也有差异，故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移情。他认为人们移情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基因、神经和后天环境等因素。他提出“零度移情”（zero degrees of empathy）的概念：
零度移情意味着你将不会有这些意识：将如何理解他人？如何与他人交往？如何预测他人的感情和行为？即你的移情机制（empathy mechanism）处于零度水平。你对自己人际关系的种种障碍大惑不解，自我中心主义变得根深蒂固；他人的思想和感受都远离你的雷达；你仅仅顾及自己的事务，陷入自我的小世界；你不仅忽视他人的思想和感情，而且忽视了还可能存有其他观点这一事实。你认为仅自己的思想和信仰百分百正确，那些持不同信念的人都被你判为错误的、愚蠢的。（Baron-Cohen 29）
持零度移情的人完全处于孤立的生存状态，在追求和实现自己欲望目标时，丝毫不考虑自己的言行会对他人造成怎样的影响。极端的情形下会犯下谋杀和强奸罪。持零度移情的人对他人感觉迟钝，会导致完全与社会隔绝的生存状态。巴伦深刻地提出有关人性的问题：我们所有人都可能杀人吗？根据巴伦提出的理论，只有那些具有较低移情能力的人才会攻击或者杀害他人，也就是那些暂时或永久地屏蔽移情力量的人。（Baron-Cohen 115）我们大多数人的移情能力在中等水平，不会表现出残忍的行为。但是在特定情境下，普通人会遭遇“移情腐蚀”（empathy erosion）而屏蔽移情能力或移情能力降至“零度移情”水平，进而对他人做出暴虐的行为，展露人性的残暴面。巴伦从移情而非邪恶的角度理解人性残暴面的呈现，他提出的“移情腐蚀”和“零度移情”等有关移情匮乏的理论概念给笔者从移情视阈考察麦克尤恩对人性暴力面的剖析以及暴力历史书写提供了理论基石。
移情不仅在心理学领域备受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关怀伦理学（the ethics of care）也重视移情的作用。关怀伦理学是对以原则为基础的传统伦理学的挑战。传统的伦理生活模式强调公正性的抽象原则，其伦理主体首先是独立、自足的个人，往往运用理性而压抑情感。关怀伦理学的倡导者则认为，道德的思想和行为既需要理性也需要情感，应该关注他人的具体需求。在关怀伦理学家看来，个体是处于关系中的，在认识论和道德上个体之间彼此关联。诺丁斯（Nel Noddings）在《关怀：关于伦理和道德教育的女性视角》（Caring: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一书里首次提出关怀伦理的思想。她认为关怀伦理要求个人行为具有关怀他人的性质，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的行为表现出关怀他人的态度或者动机，则是正确的、被允许的。（Slote 10）以诺丁斯为代表的关怀伦理学家关注移情在关怀态度和关怀关系中的作用，某个人要关怀他人就得设身处地处在他人的情景中，开放地接纳他人的思想、渴望、恐惧等。当人们行为出于关怀他人的动机，则不会把自己关于何为善或者自认为将如何有益于所关怀对象的想法强加给对方。（Slot 12）诺丁斯所说的关怀行为要求我们在情感和动机上对某一特定的个体具有高度的敏锐性，真正做到以他者为尊，因而关注的重点是具体的个体需求，不是求助于抽象或宽泛的道德原则。（Slote 12）哲学家斯洛特（Michael Slote）在诺丁斯等人提出的关怀伦理的基础上，吸纳了移情研究的理论成果，于2007年出版著作《关怀和移情的伦理》（The Ethics of Care and Empathy）。与诺丁斯等关怀伦理学家相比较，斯洛特更加重视移情在关怀伦理中的作用，他明确指出，关怀是以移情为基础的关怀，也就是移情关怀（empathic caring）。斯洛特还指出，关怀伦理并不局限于女性视角，而是对哲学家们探讨的所有道德和政治问题都具有意义。他认为，以移情为基础的关怀伦理能够描绘出私人/个人层面和公共/政治层面的道德图景。（Slote 16）诺丁斯和斯洛特的相关理论，为笔者在移情视阈下透视麦克尤恩小说中一些主人公对他人移情关怀能力的嬗变过程以及他们探寻伦理存在的尝试提供了理论基础。
回顾有关移情的渊源和发展，从18世纪休谟和斯密最早强调同情（移情）于道德生活的重要作用，到现象学领域的哲学家重视移情在“理解”他人心灵过程中的作用，再到心理学家们强调通过移情了解他人异质于自我的精神状态，以及关怀伦理学家们对移情在关怀他人过程中的道德功用的重视，可见，移情在自我与他人之间构建伦理关系的可能性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移情视阈下研究麦克尤恩小说，也就是在伦理批评框架内从移情切入考察小说中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把握麦克尤恩小说所蕴含的伦理意蕴。本论文从移情切入，分三章论述麦克尤恩小说中自我对他人不同的移情类型以及相关的伦理问题。
第一章以小说《无辜者》《黑犬》和《赎罪》为主，考察移情匮乏和暴力历史之间的关联，探究小说人物如何在特定历史、政治情景下遭遇移情腐蚀、经历移情脆弱性和移情枯竭，从而呈现出人性的残暴面。麦克尤恩从细微的个体层面书写宏大的欧洲暴力历史，将暴力历史书写与残暴人性的探究融于一体。麦克尤恩把《无辜者》放置于“冷战”鼎盛时期，描摹主人公在特定意识形态下遭遇移情腐蚀后从一位内敛、单纯的英伦青年变成残忍暴徒的过程，既揭示了人性潜存的暴力冲动，也批判了“冷战”意识形态、军事暴力对普通个体的移情腐蚀作用；《黑犬》以审美逾越的方式间接再现大屠杀事件，探析大屠杀后人类移情脆弱性的表征并曝光人性阴暗的暴力欲望；在《赎罪》中，麦克尤恩对敦刻尔克大撤退中战争暴力的生动再现颠覆了民族记忆里关于大撤退奇迹的美化叙事，杀戮肆虐的战场使士兵们的移情濒临枯竭并显露出“平庸的恶”，个体在集体病态的癫狂下显露出潜伏于人性深处的暴力习性。
第二章以《爱无可忍》和《黑犬》为主，分析移情理解的障碍如何导致两性关系的疏离。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们尽管相爱，但是他们往往囿于各自的性别身份、思维范式、价值取向，没有践行以“视觉换位”为特征的移情理解，即使对伴侣表现出了移情，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我中心主义认知框架的束缚，在情感和认知方面都没有抵达对方的异质性存在，故双方产生种种误解和冲突，最终情感趋于疏离状态。在《爱无可忍》里，男主人公经历道德自我的考验后，没有向伴侣袒露自己内疚的脆弱情感，试图重新建构自己的男性气质来获取对方的认可，虽然伴侣曾一度对他表现出移情理解，但却没得到他的移情回应，其封闭的男性自我妨碍了彼此之间的移情理解和沟通。《黑犬》中叙事人的岳父母双方都囿于各自的认知范式和价值取向而否定对方的他性存在，造成多年的情感疏离。
第三章以《时间中的孩子》《赎罪》和《星期六》为主，探析移情他人与自我之伦理存在的关系。麦克尤恩探究小说主人公如何经历了对他人缺乏移情关切嬗变至对他人的移情能力增强的过程，这些主人公通过不断移情理解和移情关怀他人行走在通往伦理存在的旅途中。《时间中的孩子》的主人公遭遇创伤后陷入自我中心的关切，最终在移情关怀伦理指引下移情关怀亲人和朋友，创伤才得以愈合。《赎罪》的主人公自幼缺乏移情关怀的滋养，年少无知的她将他人纳入自我中心主义的阐释框架而误解他人，让无辜者遭受牢狱之灾。随着年岁的增长她的移情能力不断增强，最后以移情书写他者的形式加深对他人他性的理解，以此来赎罪，实现自我伦理意识之反思。《星期六》的主人公沉浸于自我中心主义的隔离性自我而忽视了对边缘他者的移情关怀，经历了他者外在性的闯入后将移情关怀对象扩展至陌生人，对异质性他人的召唤做出了伦理回应，趋近了列维纳斯所说的作为责任存在的伦理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