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内斯托·贡萨莱斯·贝梅霍/1971年，巴塞罗那
最伟大的西语作家之一，或最伟大的西语作家，拉丁美洲的阿玛迪斯，哥伦比亚的塞万提斯，当代最重要的小说之一或当代最重要的小说《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抖落了奖项，身着运动服，粗硬的小胡子底下是一抹苦笑，到我下榻的酒店来串门。“都弄好了？那就出去吃点东西吧。”到外面街上时他说：“你想要采访我什么都可以，关于古巴，你想让我采访你什么都可以。赞成吗？”他带我去了阿玛亚饭店，我们用了冷汤、牛里脊肉、绿色蔬菜泥，我们无话不谈，当然谈到《百年孤独》了，我对他说：“你那部孩子气的小说还真不赖啊。”他露齿大笑，带我出了饭店，让我钻进他的西雅特（西班牙的菲亚特）1430型轿车，说道：“注意：消费社会。设想一下：如果这是我的车，那我的出版商该会有什么样的车。”我们驱车在巴塞罗那四处转悠，到达安静的沙里亚街区。宽敞的客厅，素净清朗，我们陷入两把扶手椅中，椅子大得能让人居住在里面。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下简称马尔克斯）：你知道，革命胜利后的两星期，我在古巴，置身于“真相行动”[1]，然后去了波哥大，去了拉美通讯社办公室。60年代中期回到哈瓦那，我工作了六个月，我告诉你我对古巴的认识。我逐渐熟悉了疗养大厦的五楼，拉美通讯社的办公室都在那层楼上；逐渐熟悉了疗养大厦的电梯；可以看到斜街以及街角的印度支那商店的局部景观；逐渐熟悉了另一条街上把我送到二十层楼的另一部电梯，我和阿罗尔多·瓦尔（Haroldo Wall）一起住在那层楼上。啊！我逐渐熟悉了那家“响葫芦”饭馆，离那儿有一个半街区，我们在那家店里吃饭。我们每分钟都在工作，没日没夜。我对马塞蒂（Jorge Massetti，拉美通讯社主任）说：“如果有什么东西要让这场革命落败，那就是电的浪费了。”嘿，你在干啥呢？
埃内斯托·贡萨莱斯·贝梅霍（以下简称贝梅霍）：在准备录音机呢。
马尔克斯：扔掉它，它把人搞得不自然起来了。
贝梅霍：没事的，你会看到我们是怎样把它忘掉的，就当是什么都没有似的谈话。我们会忘记，可幸运的是，磁带不会忘记。现在稍稍走个形式。加西亚·马尔克斯先生，你对《百年孤独》有什么看法？
马尔克斯：多半是大感意外吧。瞧，如果可以用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尺——销售数字——来看，那我此前的作品是卖出了一千册。《枯枝败叶》从1955年出版以来一直都买得到的。以此为参照，我估摸《百年孤独》会售出五千册。
贝梅霍：你对这本书有信心吗？
马尔克斯：我对这本书有信心。它会在批评界大获成功，这我有把握。
贝梅霍：但不是畅销书。
马尔克斯：但不是畅销书。然而，初版五千册，在两周之内，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铁站入口处就卖完了。南美洲出版社印了八千册，估计在1967年的6月和12月之间有望售出。随后他们就发现没有书了。
贝梅霍：读者是此书的主角。
马尔克斯：这是最让我感兴趣的。在拉丁美洲，在西班牙这儿，在任何地方，书都是由读者销售的。是通过口头宣传，是通过古巴人所说的“地下口口相传”销售的。
贝梅霍：到现在为止印了多少版了？
马尔克斯：西班牙语的，印了有十八或二十版。超过五十万印数，还不算古巴出的两版，第一版是八万册，第二版是一万五千册。其他语种的，我签了十七份合同。这个书架上你看到的版本是法语、意大利语、英语、丹麦语和德语的。俄语的大概也出了吧，我刚收到的一个通知上说，它刚在苏联的《外国文学》杂志上刊载了出来。
贝梅霍：翻译怎么样？
马尔克斯：我非常喜欢英译本；语言更紧凑，有了力量。意大利语译本做得没的说；我们和译者一起做了不少工作，澄清问题。法语译本也不错，但用法语我感觉不到这本书。法文本，尽管获得1969年最佳外国图书奖并且受到好评，但卖得并不好。我想是卖到了五千册吧。我始终觉得此书在法国不会走红，因为它不是一本笛卡尔式的书。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法国，在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和拉伯雷疯狂恣肆的想象之间，是笛卡尔占了上风。它在美国卖得很不错，特别是在各大高校里。即便价格是八美元一本。译者告诉我说，等平装本出来就会卖得更好的。
贝梅霍：面对这多语种的狂热，你有何感觉？
马尔克斯：能够和人们达成此种交流，我感到非常喜悦。
贝梅霍：你认为是什么使得这本疯狂之书能够达成此种程度的交流？
马尔克斯：这正是我想知道的。因为明显是有两个层面，但或许是有三个或四个，谁知道有多少个？英国人对此看得很清楚，他们把一个版本做成两个不同的封面，根据不同的情况销售：一个是提供给对文学感兴趣的读者，另一个是提供给只对冒险故事感兴趣的读者。我相信，在这两极之间有着我毫不知悉并且也不想知悉的其他层面。换句话说，我不想意识到《百年孤独》的秘诀。
贝梅霍：怕它会对你产生影响？
马尔克斯：我有几年不读《百年孤独》的评论了。我妻子保存着那些评论文章，我写完了手头的另一本书就会读那些文章。到了一定的时候你会发现，评论家是在你的文本里发现，或者说某种程度上是在追讨着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不知不觉就没办法再给予他们了。我觉得，想要找到《百年孤独》大卖的秘诀是很危险的。眼下巴塞罗那的出租车司机在读《百年孤独》，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对吧？
贝梅霍：古巴的话务员、挤牛奶姑娘、水利工程师、奥连特省的一位家畜人工授精工作者、卡马圭的甘蔗收割人……也在读。
马尔克斯：是的，很奇怪。对我来说，此书的重要之处恰恰在于它拉近了文学杰作和广大公众之间的距离。
贝梅霍：是的，这很重要。写作是为了让人们阅读，而不仅仅是让其他作家阅读。
马尔克斯：写作是为了让人们阅读，而不仅仅是让其他作家阅读。
贝梅霍：因为有些书是为作家而写的。
马尔克斯：许许多多的书是为作家而写的。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要写一本畅销书的意图，事情怎么会是那样的呢？事情还不仅是那样：随着《百年孤独》取得的突破，我其他的几本书跟了进来，在最近的两年里，它们的简装版，平均每三个月就售出一万册。那些书，正如我对你说的那样，在十年、十二年间，每本售出一千册。我想要说的是，我认为其他那些书是用相同的套路写的……
贝梅霍：写得有点不成熟……
马尔克斯：可能是写得有点不成熟吧。
贝梅霍：那些书是为《百年孤独》最精彩的部分所做的一种准备，不是吗？有人说，例如巴尔加斯·略萨就说，在那些书中，你还没有释放你的想象，你还没有献出你的一切，纵然你已经展示了一种手艺，一种表达的能力。
马尔克斯：嗯，这是在写了《百年孤独》之后认识到的。换句话说，其他那些书是以相同的柔顺写下的，这一点很清楚，我现在认识到了。我记得是怎样写其他那些书的：它们都顺从于一种进路，一个我在开始写这本书之前就确立的严格的方案。
贝梅霍：如果把经过《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恶时辰》、那些短篇习作，将你带到《枯枝败叶》《百年孤独》的那个过程解释为一个综合体，你不觉得这种解释会很有意思吗？可它们之间是有明显区分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你的创作生涯。
马尔克斯：以颠倒的次序来了解我的作品，起初是显得有点不公平的。没错，读者了解《百年孤独》之后会获得那种印象，他们是在读此前的作品。但是如果他们按照次序阅读，就会看到一种发展，一种贯穿所有作品的寻求。困难之处在于，要认识到人们在写的是哪一本书。就我的情况而言，我写的是马孔多这本书，它要表达的东西是最多的。但如果你仔细考虑就会看到，我在写的那本书不是关于马孔多的，而是关于孤独的。
贝梅霍：作为爱的另一面的孤独，作为团结的另一面的孤独，正如你午餐时说的那样？
马尔克斯：正是如此。我不明白评论家们何以似乎没有多加注意，但我的作品中发生在马孔多的，只有《枯枝败叶》和《百年孤独》，以及《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的几个短篇。《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和《恶时辰》发生在一个不是马孔多的小镇上。事实上，那些书中的一些人物此前是住在马孔多的，现在他们是住在那本书里了。
具体地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正如我们在《百年孤独》中见到的那位，在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2]的战争中是一位年轻的财务主管，他在尼兰迪亚协定签订之后出现了，把他负责保管的七十二块金砖放在桌上。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在收据上签字盖章，让那张收据证明他的老兵身份，这样他就可以申请那笔他在书中一直等待的退伍金了。
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你会发现此人离开马孔多的日期和时间，因为那股香蕉的气味搅得他肠胃不宁，他就到另一个小镇去住了。一个和马孔多完全不同的小镇，没有铁路，只有一条肮脏的泛滥的河，每星期五都会有一艘船到来的河。这正是《恶时辰》发生的那个镇子。
那是孤独的主题：上校的孤独，他和妻子和公鸡在一起，试图等待那笔永远不会到来的退伍金。由于社会不公，由于没完没了的繁文缛节，那笔退伍金就不会到来。
《恶时辰》也是在那个不是马孔多的小镇上展开的。有一个人物，神父安赫尔，是马孔多的神职人员，迁到那个小镇去了。他是和马孔多仅有的联系。主要的剧情则又是那位镇长的孤独，他来征服这个小镇，却逐渐败落下去，发现自己是被这个小镇征服了。这显然是反映了整个国家的形势。
存在着另一个明显的区别：那个小镇可以在当前的历史中、在哥伦比亚的背景中被辨认出来；你几乎可以确定那些日期。你看到了我是怎样为模糊不清的日期而忧虑的，但在那些作品中，日期是可以识别出来的。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马孔多——《枯枝败叶》和《百年孤独》所发生的地方——因为马孔多始终有一个神话的维度。
瞧，所有这些作品中都有一个恒常不变的特征：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与某个人物或某个地方会有点儿关系。《枯枝败叶》中的大夫拿着一封在巴拿马写的信来到宅院。小说中那位上校曾是革命军的财务主管。《恶时辰》中有一行字，简略提及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经过此地时宿夜的那幢房子。
贝梅霍：这是故意安排的吗？你是想以某种方式把一本书和另一本书联系起来吗？
马尔克斯：现在我意识到我是那么想的。我总是记着那位来自19世纪的内战、在三十二场起义中作战、统统战败了的上校。可我担心那位军人的伪造的传记，因为我觉得其结果会变得单调乏味。可在每一本书中我都会写……
贝梅霍：……那个会插进来一脚的人物。
马尔克斯：是这样的，他会插进来一脚。即便是在《百年孤独》中，我也觉得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就像在其他书中那样会是个边缘人物，只是从马孔多经过而已。但这是开始时的情况，我对书中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不了解。
贝梅霍：嗯，于是我们就有了那个永恒的主题：孤独。但现在跟我讲讲你在不同作品中对其表达方式、对其文学表现手法的探寻吧。
马尔克斯：你瞧，我起步很好，起步于该起步之处。《百年孤独》的神话表现手法正是《枯枝败叶》的神话表现手法。这是正确的道路。但是哥伦比亚出现了碰巧被称为暴力的事件，“暴力”这个说法我只是出于方便才接受的，因为暴力自始至终都贯穿于哥伦比亚的历史。在那个由掌权者策划的政治暴力时期，保守党人夷平城镇，将人们赶尽杀绝，武装警察、军队及其支持者，恐吓占据多数的自由党人。这就是他们得以继续执政的方式。
那个暴力时期对哥伦比亚尚未成为作家的那些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不少人见证了暴力的恐怖剧情，以至于他们感觉有必要讲述它。于是在四五年间，我们有了五十部以上的小说，就是现在所谓的“哥伦比亚暴力小说”。
事实上，它们不仅仅是小说，而且是当下触目惊心的证明文件，绝大多数都写得很糟，是急就章，文学价值很小。但是它们有着作为材料的优势，一旦写就，对于了解那整个时期，任何时候都会非常有用的。
那时我二十二三岁。我写了《枯枝败叶》，脑子里有了《百年孤独》的朦胧轮廓。我自忖道：“我岂能用神话的手法和领域来描绘我们所经历的东西？显得像是在逃避现实呢。”现在我相信，这是一个错误的政治决定。
我决定去接近哥伦比亚的时势，写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和《恶时辰》。我没有不折不扣地去写那种所谓的“暴力”小说，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我没有亲身经历暴力，我住在城市里；二是由于我觉得，对文学而言，重要的不是提供一份死者的清单，不是描写暴力的手段，而其他那些作家就是这么做的。对我来说重要的反倒是暴力的动机和根源，尤其是暴力在幸存者身上所造成的后果。
因此你会发现，在《恶时辰》中没有写大屠杀。“暴力”的关键时期实际上是结束了。你在书中看到的，是用蜘蛛网暂时掩盖一下的间歇期，是暴力将要卷土重来，暴力没有结束是因为根源没有去除。
当时我面临一种语言上的正式变化。因为技巧和语言是由作品的主题所决定的。我不能凭借《枯枝败叶》中使用过的语言，不能凭借我想要在所谓的《百年孤独》中采用的语言来处理那些问题。因此就有了这种语言上的基本差异。
因此，有共同语言的作品，一方面是《枯枝败叶》和《百年孤独》，另一方面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和《恶时辰》。在短篇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两种语言都有，因为那些短篇有点儿像是我组装一本书的边角料。
你会发现，《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和《恶时辰》的语言更为简洁、直接、不加虚饰，恰是从新闻工作中学会的语言，因为我是试图用文学的素质写报道，花费了文学的时间写报道。我是作家兼记者，而且，实际生活中就是一名记者。
贝梅霍：是什么使得你改变语言，在《百年孤独》中又开始使用你第一本书的那种语言和手法？
马尔克斯：因为我觉得那条路子是走不下去的。任何时候只要情势一变，我就得写上一本书，就像人们在新闻报道中所做的那样。我觉得我在政治上更成熟了，而且认识到，说神话手法逃避现实是不对的。于是我便尝试冒险，用我采用过的方式写了《百年孤独》。
贝梅霍：你何以会得出那种结论，认为神话手法并不涉及逃避现实？为什么说你是以政治上成熟得多的态度而得出那种结论的？如果解释一下就会很有意思的。
马尔克斯：你瞧，事情是这样的，我对现实的概念突然有了更为清晰的想法。《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和《恶时辰》中那种当下的现实主义是有一定的范围的。可我认识到，现实也是神话、信仰和人的传奇。这些构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介入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我认识到，现实并不仅仅是警察到场开枪杀人，而且是整个神话，是所有的传奇，是构成人们生活的一切事物。这一切都必须被考虑在内。
贝梅霍：像格劳贝尔·罗沙[3]的电影所做的那样？
马尔克斯：正是那样。那些巴西人是以奇妙的方式在电影中这么做的。当你用那个更大的范围衡量拉丁美洲的现实时，你就会认识到，它抵达了全然奇异的层面。此时此刻我开始相信，存在着某种我们可以称为“准现实”（parareality）的东西，它不缺少超自然的性质，和迷信或主观臆断不相干，但在科学研究中是作为不足或限度的结果而存在的，因此我们仍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现实”。
我说的是预兆，是疗法，是拉丁美洲人每天赖以生活的那许许多多的直觉信念，赋予物体、用品、事件迷信的解释，而且是追溯到我们最遥远的祖先的解释。
瞧：有一个晚上，三年前，我坐车从巴兰基亚到卡塔赫纳去，有两小时的车程。是凌晨两点。我在后座上睡着了，中途司机把我叫醒，跟我说：“嘿，你懂机械技术吗？因为车子熄火了，实际上这不是我的车。车是我兄弟的，他把它借给我出行。我不知道该怎么修理。”没有点火器，路上几乎没有车辆。不过，还好，几个小时后我们发现是传动带的问题。我们想办法修好了，便继续赶路。在卡塔赫纳，我家的房子里，他们不知道那个晚上我要来的。可他们个个是布恩地亚！除了有我们兄弟十二人，他们的姓氏也都是一样的。事实上，我到家时几乎天亮了，我敲门，他们把门打开，就在那个时候，我的一个弟弟裹着一条床单出来，说道：“你这个老兄，真巧。我梦见加博在路上需要我们帮助呢。”
我不会给它超自然的解释的，你明白，但我相信，它们是我们并不了解的一种现实的构成物。探索这种现实，正如探索其他种类的现实一样，此时此刻让我产生兴趣。
因此我便告诉你说，我觉得我有了足够的政治成熟，以免产生某种自卑感。我可以说：我的承诺是一切现实，是涉及一切现实的文学。
贝梅霍：我相信，是这种考虑把你引向了魔幻现实主义。
马尔克斯：正是如此。我在《百年孤独》中又开始采用《枯枝败叶》的路子，原因即在于此。
贝梅霍：现在，和《枯枝败叶》做个比较，《百年孤独》有着一种语言想象力的繁茂……
马尔克斯：哦，等等，在《枯枝败叶》和《百年孤独》之间，有着大约十五年的艰难困苦，十五年的丰富经历，并且我每天都对此有所意识，试图弄清楚事情是怎么样的。十五年的生活经验和创作学徒期。
我相信，写作是通过写作学会的，而新闻工作教会我在许多年里每天都写作。现在我写小说就像我还在一家报社里工作似的。我上午九点到报社，坐下来写，这是当天的分内活，我已经知道根据工作计划应该写什么。到了下午三点钟就搁笔，戴上帽子，然后离去。
贝梅霍：但是，就丰富你的语言而言，不管怎么样，你也一定得做些繁重的体力活的，因为《百年孤独》把散文写得那么华美茂盛。
马尔克斯：如果这话听起来不那么虚夸，我就会告诉你说，那种西班牙语散文我已经通晓了。以前只是不需要罢了。你所谓的语言的丰富性，我在新闻工作中不需要，在此前的三本书中也不需要。
我的推断是，《百年孤独》必须这样写，因为我外祖母就是这样说话的。我试图找到最适合这本书的语言，我记得外祖母过去时常跟我讲最残忍的故事，丝毫没有大惊小怪，就像是她刚刚见到过似的。于是我便认识到，外祖母讲故事时那种沉着冷静，那种形象描述的丰富，是赋予我的故事逼真性的东西。写《百年孤独》遇到的大问题是如何让人相信，因为我是相信的。但是如何让读者去相信呢？用外祖母的那种方法去让人相信。
你会注意到，在《百年孤独》中，尤其是在开篇，有大量蓄意使用的古语。随后到了此书的中段，我就如鱼得水，一帆风顺了，到了最后部分就不仅有古语，而且有新词和创制的字词之类了。因为我相信，结尾部分反映了我发现此书的欢乐感觉。
贝梅霍：嗯，我们有意无意地来到怪兽的嘴边了。让我们来讨论一下《百年孤独》，而不要去说世间已经说过的关于此书的成千上万种说法吧。你是怎么看待有关《百年孤独》的评论的？其中有没有说得对的？
马尔克斯：关于《百年孤独》，就像你说的那样，写出来的文章堆积如山了。有的找到愚蠢的东西，有的找到重要的东西，有的找到相应而生的东西。但是没有人触及我在写作此书时最让我感兴趣的那个点，就是关于孤独是团结的反面的那种观念，而我相信这是此书的精髓。
这就是布恩地亚家族成员逐一挫败的原因，他们那种环境的挫败，马孔多的挫败。我相信，这儿存在着一个政治概念：孤独作为团结的对立面是一个政治概念。一个重要的概念。没有人看到这一点，或至少是没有人说出这一点。
布恩地亚家族成员的挫败是源于他们的孤独，换句话说，是源于他们缺少团结。马孔多的挫败，一切、一切、一切的挫败，即源于此。
这是爱的缺乏。奥雷良诺·布恩地亚的那种爱的无能是用书中他所有的话语写就的。最后，当长着一条猪尾巴的奥雷良诺诞生时，小说这样写道：“他是一个世纪以来第一个在爱情中孕育的生命。”
贝梅霍：正是他结束了那个世系。
马尔克斯：正是他结束了那个世系。
贝梅霍：什么地方发表的《百年孤独》的评论是最好的？
马尔克斯：说来真是不幸，但不得不这么说，最好的评论出在美国。他们是专业的、自觉的读者，训练有素，他们有些人是进步的，有些人则如其应该所是的那样反动，但作为读者都是极为出色的。
贝梅霍：敌人懂我们。
马尔克斯：此外，我们还在给他们懂我们的材料呢。
贝梅霍：组织材料写这本书费去不少工作吧？
马尔克斯：十分令人生厌。你得在脑子里组织材料。否则你就要湮没在纸堆里了。
贝梅霍：你不做笔记吗？
马尔克斯：不做，只做每日工作笔记。也就是说，弄明白要走的路径，这条路径，那条路径，务必记住的事项。当我写完《百年孤独》时，当我做了成品复印件，出版社告知已收到原稿时，我请求妻子，我们把这么大的一箱子文件给销毁了，写这本书的笔记都在那里面呢。因为，不管是谁发现这些笔记，都会了解到这本书是怎么组合起来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坦率真诚的，什么是阴森可憎的，都会了解到它并非源于真正的文学必要性，而是纯粹源于一种技术手段。一切就都会让人知道了。因此，老兄，我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
贝梅霍：嗯，不过还是招了吧，为了不至于迷失在那团乱麻中，你不得不做一份布恩地亚家族的族谱。我们有些人或多或少都开始做了。
马尔克斯：是的，我做了。但那个族谱确实是比看起来更容易做的。有一个简单的诀窍。给家族传宗接代的是叫何塞·阿卡迪奥的那些人，不是叫奥雷良诺的那些人，除了何塞·阿卡迪奥第二和奥雷良诺第二。可他们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婴儿时期就很可能让人分不清楚，在整本书中继续让人分不清楚。线索是有的，一是他们有着与奥雷良诺们和何塞·阿卡迪奥们相符的特性，换了个位置。另一条线索是在他们下葬的时候。因为他们死在同一个时辰，被放在一模一样的棺材里，所以埋葬他们的那些小酒鬼就搞错了，把他们的坟墓给弄混了。他们的一生看来好像都是错的，只是在死亡时事情才得到了纠正。
是的，我做了一份族谱，免得写作时纠缠不清。你可以想象：如果读起来都那么难，那写起来该有多难啊！
贝梅霍：为什么是“布恩地亚”呢？
马尔克斯：因为在我看来好像是合适的。而且，自《枯枝败叶》以来一直就是布恩地亚。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像幽灵一样在其他作品中穿梭而过，直到在《百年孤独》中才终于显得栩栩如生。
贝梅霍：开始写这本书时，你决定要讲述上校的生平故事和那三十二场战争吗？
马尔克斯：没有，我觉得上校应该像在我的其他作品中一样，是个边缘角色，只是经过马孔多罢了。可我并不知道布恩地亚上校是诞生在马孔多的，并不知道他是何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和乌苏拉·伊瓜兰的儿子。他们有两个儿子，某一时刻我意识到，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是上校，可我并不知道哪一个角色（是身上刺了花纹、环游世界七十五次的何塞·阿卡迪奥，还是另外那个，那个孤独的金匠，奥雷良诺）最终会成为上校。
贝梅霍：怎么看那些重复的人名？
马尔克斯：嗯，这是非常拉丁美洲的。我是以我父亲的名字起名的。你大概是以你父亲的名字起名的吧。
贝梅霍：是的。
马尔克斯：我家里是兄弟十二个，最小的那个也叫加夫列尔，像我一样。我已经离家求学了，母亲便说，她想在家里有另一个加夫列尔。于是她便将我的名字给了最小的弟弟。这是非常拉丁美洲的。我的意图并不是要把事情给搞复杂了。
贝梅霍：你是如何逐步完成《百年孤独》的？你是如何构造这部小说的？
马尔克斯：是以这句话开始：“多年以后，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面对行刑队时，会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你知道这是真的；我会解释一下的。有关《百年孤独》的最初的想法，初始的那个形象（因为我写一本书的最初的东西就是形象，不是想法或概念，而是形象），就是一个老人带着孩子去看冰块的形象。
贝梅霍：是你外祖父吗？
马尔克斯：形象是来源于外祖父带我去看马戏团的单峰驼的那个时刻。然而，在我们居住的阿拉卡塔卡，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机会看到冰。香蕉公司的行政管理委员会曾经收到过某种冰冻的鲷鱼。那些看起来像岩石的红鲷鱼让我受到触动，于是我便问外祖父了。外祖父，向来什么都要给我解释的外祖父，说它们是冰冻了，所以看起来才像岩石。我问他“冰冻”是什么意思，他便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委员会那儿，要求他们把一箱冰冻的鲷鱼打开，我便见识了冰。在单峰驼和冰之间做决定时，我自然是倾向于冰了，因为从文学的立场看，它更加容易引起联想。现在，让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是，《百年孤独》居然是从这么简单的形象开始的。
贝梅霍：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这本书的？
马尔克斯：在我十八岁的时候，当时书名叫《家》，因为我觉得故事是绝不会走出布恩地亚之家的。可是要写那样一本书，我还缺乏动力，缺乏生活经历和文学资源，我就没有写下去。我写了《枯枝败叶》。没料到会写它。
贝梅霍：你写了它时……
马尔克斯：对我来说它是一场嘉年华，尤其是在该书结尾部分，我能够掌控的时候。我戏弄人们，塞入私人笑话和给朋友的秘密信息。我知道这书逃不脱我的掌心了，便抽出时间尽情玩耍。
贝梅霍：有一点我想要澄清。我读到过你的一个声明，你在声明中说评论家严肃对待《百年孤独》是错误的，因为这是一部丝毫没有严肃性的小说。因为我相信它是极为严肃的，而且相信你也是这么相信的，所以我想让你告诉我，如何解释你的那个声明。
马尔克斯：你瞧，应该这样来理解。很少有比严肃更让我害怕的东西了。老兄，我来自世上最严肃的国家，就是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唯一不严肃的地方就是加勒比地区。在我们加勒比人的眼中，哥伦比亚其他地方，尤其是波哥大的那些人，严肃得可怕。在沿海地区，我们开玩笑，我们接受最严肃最伤脑筋的事情，像是出于害怕严肃而不拿它们当真似的。如果你想这么说，就可以说是古巴风格吧，反正差不多，既然加勒比地区是一个国家。
我想对那些严肃地诠释这部小说的批评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些非常认真的批评家坐下来开始高谈阔论一部反严肃的小说的那种严肃，是让我心烦的。
当然了，我跟他们说不要当真时，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即他们应该按照此书写作的那种方式去和它打交道。因为他们用了主教的帽子和长袍给它装扮起来，这才是真正可怕的。
贝梅霍：你正在写的新书《族长的秋天》，是用同样的基调写的吗？
马尔克斯：不，那是完全不同的调子。我坐下来写《族长的秋天》时，意识到它是像《百年孤独》那样写出来的。我的胳膊还是热的，写起来太容易了。据此我得出结论，必须和《百年孤独》的风格完全分离开来，另起炉灶。怎样另起炉灶呢？从零开始。怎样从零开始呢？我想要写一些童话故事。于是我就写了五篇童话故事。你一定读过《美洲之家》杂志上的那一篇了吧。罗贝托·费尔南德斯·雷塔马尔（Roberto Fernández Retamar）要我给他寄点东西，我就把这篇寄给了他，还没有发表过。然后他便问我要其他几篇，我就把它们寄了过去。可它们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它们像是为寻找新书所用的风格而做的钢琴练习。直到写到第五篇时我才说：这就是它的样子，我要写的那本书。
贝梅霍：《族长的秋天》是像《百年孤独》那样以一个关键段落开始的吗？
马尔克斯：不是的。由于该篇的结构问题，第一章只写了半截儿，因为我需要小说其余部分的信息，而小说还没有写完。
贝梅霍：像你所有其他作品那样，它是从一个简单的形象开始的吗？
马尔克斯：它是从那样一个形象开始的，一个老得难以置信的独裁者，孤零零地住在一座满是母牛的宫殿里。
贝梅霍：这个形象是怎么产生的？你知道吗？
马尔克斯：我知道……我知道，我想我是忘记了。我知道我是从何处得到要写一本关于独裁者的书的想法的。是在加拉加斯，1958年初，佩雷斯·希门内斯[4]倒台的时候。
佩雷斯·希门内斯已经离开了。军政府在观花宫的一间议事厅里开会。我们，加拉加斯所有的新闻记者，在前厅彻夜守候，凌晨四点，等待着在那个议事厅里完成的有关这个国家命运的通告。
在某一个时刻，那扇门第一次打开，出来一位身着战斗服的军官，靴子上沾满泥浆，冲锋枪指着房间。指向里面，拉腊萨巴尔[5]和其他人正在决定委内瑞拉命运的地方。他在我们新闻记者中间倒退着行走，穿着他那双靴子，下了铺地毯的楼梯。他钻进一辆小汽车，离开了。
我不知道那个军人是谁。我确实知道他在圣多明各获得了庇护。但在那一刻，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我洞悉了权力为何物。通过极微妙的交涉而离开的那个家伙是怎样缺乏权力的，如果那种交涉没有让那个家伙失望，他和整个国家的故事是会怎样改变的。
因此，权力是怎么产生的？权力是什么？太神秘了！我的作品中的那位独裁者说，权力就像是“一个热闹的星期六”。
现在我试着回忆你问我的东西，关于那个形象的来源，独裁者独居宫中，身边围着母牛的……
贝梅霍：为什么是母牛呢？
马尔克斯：嗯，母牛，是的，显然是的。它写的是拉丁美洲的独裁者，是封建的、畜牧业的独裁者，他们喜欢牲口。此外，我觉得宫中的母牛的形象很美。书中甚至有一个场景，写一头母牛从阳台上探出脑袋，下面街上的人说：“哦，该死，总统府里的母牛。”拉丁美洲的独裁者就像是牧牛人。
贝梅霍：小说是独裁者的独白？
马尔克斯：不是，但它写得仿佛是独白那样，因为叙述者从不与那个独裁者的角色分离，而独裁者是书中唯一的角色，因为所有其他的角色都是因他而存在的，他们是通过和他的接触而存在的。由于他是一个消息极不灵通的人，读者就一直和他一样消息不灵通了。
贝梅霍：你能具体指出此书故事发生的那个国家吗？
马尔克斯：是加勒比地区的一个国家。它所面对的大海（是此书开始时的大海，因为独裁者后来把它卖给一个外国政权了，剩下的国土是一片硝石沙漠）是加勒比海，从宫殿的各个窗口都可以见到。但它是西语加勒比和英语加勒比的混合物，因为建筑物有圣多明各、波多黎各和卡塔赫纳的许多特点。但同时有印度商店，有荷兰人，有海盗。
贝梅霍：因此你就一点儿都不关心时间概念了？
马尔克斯：一点儿都不关心。下面是一个例子：有一天，独裁者醒来。他是海军陆战队扶植的一位独裁者，海军陆战队签署了一项协议，确保他们永久管理海关，而且万一黄热病再次爆发，就有权回来占领这个国家，签完协议之后，有一天他们就离开了。他们迅速离去，留下那艘海军驱逐舰在港口腐烂。有一天，独裁者醒来，下了床，发现宫中人人都戴着红软帽，扫地的侍女啦，送牛奶的人啦，卸载绿色农产品的传令兵啦。于是他就问道：“所有那些人及其红软帽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说：“噢，您瞧，有一些奇怪的家伙载着成批的红软帽到来了，他们想要用红软帽交换一切东西：蜥蜴蛋啦，鳄鱼脂和皮革啦，烟草啦，巧克力啦，所有的东西，所有你有的东西他们都想用红软帽来和你交换。”
于是，那位说任何话之前都要认真琢磨一番的独裁者想要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打开那扇面临大海的窗子，看到了海洋，看到了那艘海军陆战队的驱逐舰，在那艘战舰后面，他看到了三艘抛锚的轻快帆船。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到达了。
因此你可以说出我是如何处理时间问题的。对我来说重要之处在于，这一切都是在一个瞬间中。年月日的时间顺序对我来说一点儿都不重要。
我以同样的准则处理物件。如果独裁者是坐着一辆装甲凯迪拉克外出，这让我觉得合乎诗意，那么他就会坐一辆装甲凯迪拉克出去。如果我在诗意上更在意他是乘坐一辆19世纪的四轮马车，那么他就会乘坐一辆19世纪的四轮马车。这没多大关系，有很多种写法。
贝梅霍：这书写起来难吗？
马尔克斯：很难写的一本书。
贝梅霍：为什么？
马尔克斯：因为我想把它写成一首关于权力之孤独的长诗。于是我就不得不像人家写诗那样来写：逐字逐句，逐字逐句。
贝梅霍：每天进度多少？
马尔克斯：现在我感到幸福。现在我几乎一天写两页。我已经写了三年了，但是——哦，老兄——我有一星期只写一行的时候呢。直到我习惯了那种方法，不管是把它叫作方法还是叫作别的什么吧，总之和我之前的任何方法都不一样。
贝梅霍：你不会将不完全满意的句子暂时搁置起来吗？
马尔克斯：不会。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此刻我在写它，所以那个句子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如果我把它暂时搁置起来，留到以后再来看它，那么在作品的上下文中它就会失去重要性，就会一直是这样了。因此我不会放过一个句子，我感到不完全满意的任何一个句子我都不会放过。
贝梅霍：今天你写了什么？
马尔克斯：啊，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片段。有关孩子们的插曲。
贝梅霍：说给我们听听吧。
马尔克斯：关于这部小说，这是我最后要说给你听的东西。
贝梅霍：为什么？你觉得否则我就不会读到它了吗？
马尔克斯：你和任何其他人都不会读到它的！
独裁者一直在出售彩票中奖的方法。有个家伙露面说：“我有万无一失的彩票中奖的方法。”他向他做了解释，方法是那么简单，简直让独裁者晕倒。这是一张只有三位数的彩票，值两百万比索，抽奖是在总统府的阳台上公开进行的。
总统府前面的武器广场挤满了前来观看抽奖的人。主办者要求人群随机选出三个纯真无邪的孩子，年龄是五岁到七岁之间。人们把三个孩子送到阳台上抽取那三个数字。
球上的数字总是和独裁者的彩票一致。他中了头彩。
一切都吉祥如意。几个月过去了，又过去了几个月。直到有一天才有人上前问道：“那么，将军，长官，我们拿那些孩子怎么办呢？”他答道：“什么孩子？”他们说道：“彩票孩子啊。安全局为了您的利益，于是决定对他们严加监视，不放他们出去，免得他们瞎说八道。我们关了两千个孩子，我们说我们并没有关押，那些孩子的父母造反了，我们就用子弹喷射他们。您夜间听到的那些音乐都是为了不让您听见枪声啊，我们向那些前来索要孩子的父母亲开的枪。”
独裁者思忖道，嗯，为什么呢？他便开始调查，发现那个把方法卖给他的家伙，那个收取头奖四分之一金额的家伙，把二等奖也卖给了安全局局长，把余下的奖项卖给了参谋部的各位首长。整个参谋部都卷入这个事件中了，因此，独裁者每次问他们那个人怎么样，那个家伙怎么样，他都会得到关于某个圣徒的无可挑剔的报告。结果是那个家伙拥有一连串的妓院和赌场。于是独裁者便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美洲国家组织发来了电报，教皇发来了电报。独裁者召集参谋长联席会议，从把他们召集起来的那一刻他便意识到，他们害怕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在众人面前他感到形单影只，便告诉他们说，不要担心，这儿不会出什么事的，我会承担责任的，照常工作吧，现在要紧的是武装部队的美名和荣誉。我会担不是的，你们就别管了。
他们便告诉他说：“是的，将军，长官，您会负责的，不过，我们如何处置那些小孩呢？”
“是的，我们如何处置那些小孩呢？”他说道。
美洲国家组织、红十字会和那些父母亲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要来和您交涉了。他说道：“嗯，别让那些孩子跑了，把他们送到最南边去。”委员会来了，四处搜寻，得出结论说没有孩子，说值得做的事情就是在适当期限内举行选举，为了民主。独裁者答应了，他们便走了。
另一边的参谋人员觉得很好。可是他们说道：“是的，将军，长官，不过，我们如何处置那些小孩呢？”“把他们送到北方去。”独裁者担心起来，下令给他们空运玩具。不过，我们如何处置那些小孩呢？翻来覆去就是这句话。
独裁者最好的顾问是他母亲，她从前是养鸟的，会给鸟儿涂上别的颜色，然后当作珍禽出售。她住在总统府的一间屋子里，仍在给鸟儿涂色，给鸟儿的羽毛着色，它们是怪物，她把黄鹂扮成鹦鹉，把公鸡扮成……于是……独裁者把孩子和彩票的事情瞒着不和她说，这是他对她隐瞒的极少的几件事情之一。直到有一天他再也忍不住了，才对她说道：“我碰上了这样一个问题。”他的母亲答道：“让我想想办法，实话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全都说了，说完后他母亲便告诉他说：“你不明白吗？除了把他们杀掉，你别无选择。”他说道：“可是有两千个孩子呢。”她说道：“反正他们是要死于战争的。”于是独裁者便下令把他们杀死。他们被弄上一艘大船，被迫唱着歌，这样就不会哭泣了。他们沉入了水中。
这就是我刚刚写到的地方。
（录音机在沉默中继续转动着。）
与孩子们相关的问题拖得太长了点。
贝梅霍：甚或构成了此书的一个重要方面？
马尔克斯：不是的，你瞧，这正是问题之所在。书中有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我刚刚跟你说的这一切在小说中占了五页！有比我跟你说的更细的细节。这是书中并不重要的一个插曲；这是一本能够吞噬素材的书……
贝梅霍：嗯，《百年孤独》吞噬了……
马尔克斯：……但这一本胃口更大。这让我很烦恼，因为有大量我寄予厚望的素材，它们在三四页里就被吞吃了。
贝梅霍：显然是因为你想要让它们被吞吃的。
马尔克斯：确实，我是这样想的。为了避免以描写为乐，避免以诸如此类的东西为乐，我始终想要抓住事情的实质。我对孩子们的那个插曲不感兴趣，对彩票的那种聪明把戏也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独裁者对这些事情的反应方式和处理方式。
贝梅霍：你对这部小说已经有完整的想法了吗？
马尔克斯：啊，有的，就像读过它似的，心里早就有数了。
贝梅霍：那么问题就是写作了。
马尔克斯：问题就是写作了，而我觉得语法就像是一件紧身胸衣。
贝梅霍：那你是怎么做的呢？
马尔克斯：我刚刚把它送进了地狱。
贝梅霍：你在写作过程中更改之前拟定的方案吗？
马尔克斯：嗯，这本书不一样，因为它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成形的。
贝梅霍：你为小说最终选择的解决方案就是你一开始处理的那个方案吗？
马尔克斯：你知道，写这本书我有许多种形式，其中一种我放弃了，那就是古巴对索萨·布兰科的审判[6]。审判时我在场，我想要想象我的独裁者处在和索萨·布兰科相同的境地里，通过审判，提供角色的真实性。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因为这么做给不了独裁者的主观性，他是怎么想的，他是怎么反应的——这是让我感兴趣的东西。
后来我想，可以写成独裁者在被告席上的独白，但是这让我碰到了另一个问题：独裁者必须用一种不属于他的语言说话。独裁者不会读也不会写。他是后来才学会的，但从海军陆战队的时代起他就一直是用拇指的指纹签名的，他感到疲倦了的时候，便让人做了一枚刻有他拇指指纹的橡皮图章，他会用这枚图章签名。但是他目不识丁，却将不得不用叙述者的那种文学语言说话，这会显得虚假。
此外，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独裁者知道的东西，而是他不知道的东西。这一点他是不会在独白中说出来的，因为独裁者不能谈论他不知道的东西。
贝梅霍：可你刚才说，其他那些角色偏离独裁者时，叙述者却并不跟着他们偏离。那么你如何能够表现独裁者并不知道的东西呢？
马尔克斯：有信息流，间或流到他这里。有时候，他会像在彩票事件中那样亲自调查。可他越是巩固权力，就越是变得隔离，因为整个机构开始自我完备了，当组织达到了这样一种完备的程度，即他获得绝对的权力时，他就完全隔离了，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到他这儿来了。
贝梅霍：多米尼加人曾对我解释特鲁希略[7]的一个特点：他的镇压手段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当事实证明那种镇压活动是变化莫测和不可预料时，人民的不安全感就要大大增加了。你笔下的独裁者有这种特点吗？
马尔克斯：有的。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民懂得越少，就越是害怕。”
贝梅霍：是否存在这样一个节点，在这个点上，他极度脱离现实，竟然相信他自己的谎言了？
马尔克斯：这是我眼下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本质上，我的独裁者并不是那样……但是……
贝梅霍：……但是他所参与的那种游戏似乎要把他带到……
马尔克斯：是的，可是他从来没有完全相信过，因为他是那种真正怯懦的人，非常犹豫，总是怀着极大的不确定感，而且总是处在永久性的危机之中。也就是说，这个家伙的生活限制在这样一个层面上，他幻化出一场危机，结果却陷入另一场危机，有着两百多年的永久性的危机。
他在何种程度上认为他就是他本人的性格，这我并不确切地知道。但是小说家比历史学家有优势。历史学家必须摈弃独裁者身上神奇的方面，对我来说，这是最让人感兴趣的方面。
问题是，我只是通过写这本书才从中学到很多东西的。今天我在跟你讲的这种东西，三个月前我是讲不出来的，一年半之前我还云里雾里的，完全没有着落呢。我有的只是信念，相信那个形象，相信来日我能到达那个地方，在那儿，那个老得不可思议的人最终是和母牛一起独居宫中的。现在我才真正有了完善的方案，我知道它即将到来的那一刻。
贝梅霍：你相信你创造了一个活生生的角色，这个角色会用他自己的生活向你解释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马尔克斯：嗯，这在我写的每一部小说中都会出现。正如我之前解释过的那样，我并不知道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是出生在马孔多的，当我确实搞清楚这一点时，我并不知道马孔多创始人的儿子当中哪一个是上校。
贝梅霍：是他们自己决定的？
马尔克斯：是他们决定的。瞧，我这样说听起来很像是作家的戏剧性夸张，可是，根据我的笔记，俏姑娘雷梅苔丝是和一个家伙私奔的，布恩地亚家族为保全面子，说她是肉体升天了。可是当真相来临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她真的肉体升天了，那就更好了。
贝梅霍：不知道你是在何种程度上有权利把那个奇特的女孩带离尘世的。
马尔克斯：写作之妙恰恰莫过于此：去发现那本书，发现那些人物，看到他们是怎样创造他们自己的。
贝梅霍：你笔下的独裁者，他一开始就真的老了吗？
马尔克斯：一直是老的。我对老独裁者的形象感兴趣，我对他的演变过程不感兴趣：他在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的年龄上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会让我卷入我不想卷入的历史学家的那种难题里去的。
贝梅霍：有什么还需要解决的严重的问题吗？
马尔克斯：在书中找到一种困难的平衡。这部小说是对权力的沉思；为权力而权力。此刻，我碰到了一个重大的良心问题，担心所有那些沉思会为独裁者开脱罪责，就这种意义而言，也许会让人觉得他是某种机制和一系列境遇的受害者，某种我认为缺乏历史真实性的东西。因此，平衡就是我需要去寻找的东西。
贝梅霍：难道不正是独裁者决定了事件的进程吗？
马尔克斯：是的，是他决定的，可他是凭不良信息做出决定的。
贝梅霍：他做决定的原则是什么？
马尔克斯：仅仅为了继续执政。
贝梅霍：他可曾考虑过人民的利益？
马尔克斯：没有。曾经有人告诉他说，为了改善穷人的境况他可以做诸如此类的事，他说那是废话，穷人没有指望的，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到了臭大粪也值钱的时候，穷人生下来就会没有屁眼了。”
贝梅霍：那么，他想要权力的原因就很清楚了：他要的是权力本身，而非别的东西。
马尔克斯：为权力而权力。
（录音机里又一次短暂的沉默，伴随着打火机的声音和酒杯里冰块的声音。）
还有别的什么要问的吗？
贝梅霍：有一个问题是留到我们谈你的书谈得差不多的时候再提的。我想要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个人的摩西十诫，他的准则，他的原则。
马尔克斯：嗯，瞧。你在做了那些决定（是文学性质的，而非如我们所说的是由你的政治背景所限制的决定）之后，就会发现自己是处在我目前的境地之中——被新闻记者追逐，被出版商追逐，总之，被我们所知的此种境况所导致的一切东西追逐。
接着就会出现一个我没料到的问题：生活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一个进步而非好战的作家的行为问题。
也就是说，它迫使你创造一种你必须依靠自己去慢慢创造的伦理观，因为你在学校里没有学过这个东西。你是从日常生活中逐渐学会的，对我来说，那种伦理观是和金钱密切相关的。我相信金钱的那种腐蚀力量，我在这方面活得小心警惕，对自己负责。
我没有金钱上的野心，或者说，我只在容许自己购买创作时间方面有金钱上的野心。我相信，在资本主义体系内，我能挣到的唯一干净的金钱就是从自己作品的销售中获得的金钱。我对钱没有兴趣，但我不允许出版商剥削我一分钱，因为，你知道一本书的赢利是怎么分配的吗？
贝梅霍：不太清楚。
马尔克斯：我们作家是产奶的母牛啊，老伙计。人人都靠我们生活。此刻我坐下来写这本书，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靠它生活。干活的那个人是我，可有那么一些绅士闲坐在那儿，等着我把它写出来，这样他们就能拿它去印刷、发行和销售了，书价因此而上涨了。书籍是昂贵的。
书价的百分之九十是在出版商、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分配的，具体如何分配我不知道。剩下百分之十，作者的税要从这里面扣除，你得将这个数额的百分之十付给你的经纪人。那么，算算看吧。在西班牙，买一本《百年孤独》要花一百八十个比塞塔。我拿到（约整数）十八个比塞塔。扣除给经纪人的，比方说还剩十六个比塞塔。如果我想带妻子和两个孩子去看电影，票价要多少？每人五十个比塞塔，共两百个比塞塔。我每本书挣十六个比塞塔。为了带他们去看电影，我需要卖多少本书呢？我不知道：是十二本还是十三本。你明白吗？我还得为别的东西付款：住宅，千百种开销。与此同时，出版商和其他中间人挣多少？瞧，一切都归结为这样一句话，颠扑不破的一句话：出版商个个有钱，作家个个没钱。
所以我不让他们糊弄我。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干干净净的成果。我看护我金钱的来源。我反对一切写作补贴，任何种类的津贴：不管是基金会经费还是资助，甚至奖金。我认为，这种钱无论如何都会限制和损害作家的。我相信这一点有很长时间了。很久以来，任何时候我都没有接受过一项写作补助金，没有接受过一个官职或外交职位。
贝梅霍：最近你拒绝了请你担任哥伦比亚驻巴塞罗那领事的提议。
马尔克斯：是的，他们发电报请我出任这个工作。我自己发了回电，拒绝那个提议，说是很忙之类。我不想去仔细考虑其他东西。我以为事情就结束了，但此后不久哥伦比亚政府将此事公开了，我便意识到那个提议不像我认为的那样纯真，意识到这显得像是我写完小说就会接受似的。于是我便写了一封公开信，解释说我回绝这个职位是有政治动机的：我拒绝的是我国那种落伍过时的体制的长度、宽度和深度。不用说，这就被解释为我求名心切，不把巴塞罗那的领事职位放在眼里。我一点儿都不在乎，因为我相信，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这么说，对拉丁美洲来说有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8]担任那个职位就足够了。我觉得，既然你并不积极好战，你就需要在消极好战中变得非常小心谨慎。他们不许我进入美国，我并不想要那个签证。我认为，拒绝给我去美国的签证这一点成了我政治资本的一部分，恰恰是因为古巴流亡分子在猪湾登陆时，我是拉丁美洲通讯社的记者。
贝梅霍：刚才你在解释你对金钱来源的关注，可我却让你偏离了话题。
马尔克斯：我意识到，我必须做的就是继续从事相关的工作，在我能够靠自己的作品养活之前。我从事新闻工作、宣传推广、电视电影，不接受别人提供的任何帮助。现在我是用我的版税来购买时间，好让我专心从事写作。
然后有趣的方面就来了：我关心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个作家独立的问题将如何得到解决，因为我相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仍然会是一个问题。苏联的解决办法是危险的，就是作家靠一份专门用来写作的国家工资为生的那种办法。首先就已经有了对作家的一种限制，因为作家或许会尽其所能地取悦官方，他要依靠他们持续发薪水呢。或者他写他觉得应该写的东西，结果没有取悦官方，于是就当不成作家了，哪怕或许仍然是一位作家，他也会当不成的。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个问题是一样的。
现在古巴的情况是最有趣的，因为从供我使用的极少的信息中我得到了那种印象，就是它在这个方面还没有出现一项明确的政策，或许很快就会出台的，能够依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因为我相信，要想出一个积极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古巴是有着极好的机遇的。
贝梅霍：我相信，正如你相信，解决的办法会在古巴找到。但金钱肯定会不重要了。古巴有一种去除金钱作为价值尺度的倾向。重要的是作家的使命、工作和产出，他和革命打成一片，有创作自由的保障，就不必为基本需求的供给方式而忧虑了。但是坦率地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投身革命的古巴作家几乎没法考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搞文学。其他需要执行的迫切任务和他们的工作分去了搞文学的时间。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街上太吵闹了，没法开始那样写作的。但我们讨论的这件事让我想要问你作家的战斗性的问题。你认为作家的战斗性会以写作而告终吗？
马尔克斯：这恰恰是一个良心问题。我不认为作家的战斗性会以写作而告终。我认为无论如何都是有时间进行别种类型的战斗的。但这把我们引向了另一个问题，使命和信念之间的冲突。所以我确信，作家的政治活动是不会以这种文学工作而告终的，他反而能投入更多。但我的使命是全身心投入文学，我就是这么做的。解决这种冲突的办法也许取决于每一个个案。
贝梅霍：最近你在访谈中声称，这个世界上最让你感兴趣的东西是滚石乐队的音乐、古巴革命和四位友人。总结一下你和古巴革命的关系。
马尔克斯：我没有一天不相信古巴革命。
贝梅霍：这场革命的哪个方面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马尔克斯：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它通过对其自身状况的考虑来创造它的社会主义，一种看起来像古巴而且只像古巴的社会主义：人道，富于想象力，令人快乐，没有官僚主义的锈蚀。这对整个拉丁美洲来说好极了，拉丁美洲和古巴的状况非常相像。
贝梅霍：你什么时候去古巴呢？
马尔克斯：随时都会去。到12月我会把作品的初稿写好的，我希望在来年的头几个月里去古巴。之前没有去古巴，纯粹是出于实际的原因：我得把小说写完。
贝梅霍：嗯，我觉得我们什么都谈了。现在我问你：还有什么别的要谈的吗？
马尔克斯：还有别的要谈的。我不打算再写小说了。
贝梅霍：这是怎么回事？
马尔克斯：我已经枯竭了，伙计。《族长的秋天》结束了孤独的循环：一位年迈的独裁者独居宫中，处在他的母牛中间。不再需要孤独了。我脑子里没有写新小说的主题了。
贝梅霍：那你写什么呢？
马尔克斯：短篇小说。我有上百个点子，我会写出不少的。还有别的东西要写：小说化的报道。有点像是杜鲁门·卡波蒂[9]写过的那种，但是，怎么说呢，不那么煞费周章，不那么戏剧化吧。我的报道会写得实事求是并且被赋予整个历史、神话、人民……瞧，上次我在哥伦比亚，在波哥大附近的一个镇上时，许多人吃面包中了毒。你知道这是一个多棒的题材吗？逐点追踪这个真实的故事：面包是怎样有毒的，谁吃了面包，谁没有吃，死亡就这样随机选择，那个镇上的生活，它的传奇和面包，面包里的毒物……
磁带又都录完了。我们重新开始。录音机要冒烟了。面对这个用形象和语言变戏法的人，你想要不停地听他说下去。但在某一时刻你需要打住，因为和看上去相反，这个访谈竟用了二十四个昼夜。以雪茄、纸烟、鼻烟和烟斗烟丝的形式，我们把几天前从加勒比海某港口驶达巴塞罗那的三艘帆船装载的烟草全都抽光了，我们用完了从荷兰进口的大约十英里长的磁带。
当最后一天夜幕降临时，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和我们说再见，俏姑娘雷梅苔丝抓起床单从窗子里逃走，只剩下几头母牛在扶手椅中间寻觅残剩的青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妻子梅塞德斯（Mercedes Barcha）进来了，我松了一口气，因为从外表看，她和乌苏拉·伊瓜兰长得不像。她是一个从马孔多朝你凝望的沉静的美人。这对夫妇的两个儿子，罗德里戈和贡萨洛，胳膊上刺着文身，有动物、花卉和他们告诉我的名字，而我想要相信它们是贴花纸。我也告辞了，其实我在离开时，却草草看了一眼他们臀部上的裤子，我可以作证：他们没有猪尾巴的。家族的香火在快乐地延续着。
“And Now，Two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by Ernesto González Bermejo / 1971 from Triunfo（Madrid）vol.25 no.441（November 1971），pp.12-18.Reprinted in Alfonso Rentería Mantilla，ed.García Márquez habla de García Márquez（Bogotá：Rentería Editores，1979），pp.49-64.Translated by Gene H.Bell-Villada.
注释
[1]“真相行动”是指菲德尔·卡斯特罗指挥的对巴蒂斯塔独裁政府的战犯进行的公开审判。
[2]本书中有关《百年孤独》的引文基本采用范晔的译文，该小说人物的姓名（包括范晔译文中的人名）均统一采用已通行的旧译。
[3]格劳贝尔·罗沙（Glauber Rocha，1939—1981），巴西电影编剧、导演、制片人，新电影运动初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大地的年纪》等。
[4]佩雷斯·希门内斯（Marcos Evangelista Pérez Jiménez，1914—2001），委内瑞拉总统、军事独裁者。
[5]沃尔夫冈·拉腊萨巴尔（Wolfgang Enrique Larrazábal Ugueto，1911—2003），委内瑞拉海军少将、政客，1958年推翻希门内斯之后就任委内瑞拉第36任总统。
[6]1959年古巴革命政府对前陆军少校赫苏斯·索萨·布兰科（Jesús Sosa Blanco）的审判。
[7]拉斐尔·特鲁希略·莫利纳（Rafael Leónidas Trujillo Molina，1891—1961），多米尼加政治家、总统、大元帅、独裁者。
[8]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ángel Asturias， 1899—1974），危地马拉诗人、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9]杜鲁门·卡波蒂（Truman Capote，1924—1984），美国小说家、报告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