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的重要思潮之一，在其传播过程中，前20余年的主角是梁启超，后20余年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国家主义派”及以此为基础而组建的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在梁启超生命历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成为其一生中最为核心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国际政治走向的巨大变化，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价值判断亦随之发生变化，他不再鼓吹国家主义的权威性及其对于中国现实政治的有效性。在此背景下，世界主义逐渐取代国家主义而成为其主导思想。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价值判断直接影响着他的文学实践活动，使其前后期文学实践呈现出巨大差异，因此国家主义成为解读梁氏文学实践的密匙。
第一节 国家主义及相关概念辨析
一、国家主义释义
国家主义作为20世纪前期中国思想界的重要思潮，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实践的巨大变化，尤其是中国青年党撤离大陆后，逐渐淡出国人视野。表面上看，国家主义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直到目前仍是一个涵义模糊的概念。[1]由于国家主义是本书的重要概念，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梳理和界定。
国家主义起源于德国，并且其发展过程及极端化在德国均有完整体现，因此我们的梳理主要以德国为例而展开。曾有人指出国家主义在德国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至马丁·路德。[2]“德意志联邦成立虽然在十九世纪初，但是从马丁路德提倡新教，已经为国家主义的张本了。马丁路德提倡精神自由，推翻旧教，后来康德根据马氏精神自由之说，加以扩充，便完成国家主义的哲学方面的根据。”[3]马丁·路德在《基督徒的自由》中提出“因信称义”[4]的修炼观点，给予了基督教徒在上帝信仰活动中的精神自由。马丁·路德精神自由的观点，被康德继承、发挥并由此建立了国家主义的哲学基础。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将世界划分为科学界（Realm of Science）和道德界（Realm of Moral），认为科学界是外在的、物质的、客观的，道德界是内在的、精神的、自由的。他认为，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组织属于科学界，它并不妨碍人的精神自由。他论证说：
人民根据一项法规把自己组成一个国家，这种法规叫做最初的契约。这样称呼之所以合适，仅仅是由于用一种有形的方式来表达一种观念，通过观念可以使产生一个社会组织的程序合法化，可以为人们所相信。根据这种解释，人民中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放弃他们外在的自由，为的是立刻又获得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的自由。从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国家来看，这个共同体就是人民。因此，不能说个人在这个国家中为了一个特殊的目标，牺牲了他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外在的自由；他只是完全抛弃了那种粗野的，无法律状态的自由，以此来再次获得他并未减少的全部恰当的自由。[5]
康德从世界二分法引申出关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思考，认为个人真正的自由是作为国家共同体成员时的自由。因此，在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上，个人必须服从于国家。康德对个人自由问题的思考为国家主义提供了哲学依据。德国国家主义思想到了费希特（Johann Gottileb Fichte，1762—1814）晚年得以发扬光大，并对后来国家主义的延续产生了重要影响。
费希特国家主义思想的契机是1806年爆发的普法战争。1806年10月7日普法战争爆发，10月27日法军占领柏林。1807年8月费希特回到柏林，面对法军的监视毅然坚持作爱国演讲，题目为《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6]“当他演讲时空气异常紧张，法军派有侦探多人侦察，外间虽不时传出费希特被捕的消息，但他仍本着他大无畏的精神，与视死如归的决心，竟平安地将他全部激昂的爱国讲演讲罢。”[7]费希特认为，普鲁士失败的原因在于民众把个人看得太重，把国家看得太轻。因此其演讲的核心就是要发扬民族精神，实现德意志民族的复兴，把普鲁士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个人要想实现自我并满足精神需求，只有效忠于他的民族或祖国。费希特认为“民族不是建筑在经济的或政治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道德与宗教的基础上。忠爱祖国乃是一种神圣的宗教的生活。”[8]费希特突出了国家的绝对权威的地位，强调个人对于国家的宗教般的虔诚。他的演讲成为了德意志民族复兴的精神食粮，此后国家主义成为了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向心力的凝聚物。
与费希特同时代的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同样积极提倡国家主义。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与他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黑格尔将其哲学分为逻辑哲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部分。而精神哲学又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其中客观精神表现于社会、国家、民族和它们的历史之中，因此国家属于客观精神的领域。黑格尔指出，“国家是伦理概念的实现——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9]他认为国家是伦理概念的实现，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精神客体，因此“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10]“国家高高地站在自然生命之上，正好比精神是高高地站在自然界之上一样。因此，人必须崇敬国家，把它看作地上的神物。”[11]由于黑格尔认为个人不能脱离国家，否则就要丧失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所以在个人与国家这一关系维度上，国家是至高无上的，个人是渺小的、卑微的，个人的道德责任在于牺牲一切以维护国家利益。黑格尔从国家伦理及个体存在的合理性前提等方面突出国家的神圣性，强调个人对于国家的依附性。
康德等人的学说虽然建构了国家主义的精神特质，不过他们对国家的定义充满神秘色彩。直到1852年伯伦知理（Johann Caspar Bluntschli，1808—1881）[12]《国家论》（Allgemeines Staatsrecht）的问世，才将国家的定义理性化并将国家哲学进行了充分拓展。其文云：“今据理推究，以求方今文明之世所谓国家之主义何如，则其要领当如下文。曰：国家者即民人团体，在建立一定国土，而自行处理政务者也。”“其主义若此，故人之崇国家、服命令、忠心事之，不敢背叛。”[13]伯氏从国家定义入手，要求国民无条件地崇敬国家、服从国家、忠诚国家。伯氏的《国家论》一方面继承了前贤关于国家的神圣性、权威性的相关论说，另一方面又以突破前贤的勇气系统地阐释了国家学说，他不仅给国家下定义，还将国家视作有生命、有意志的有机体并系统阐释其性质、精神、作用等，要求人们以爱国为第一义。伯氏的“国家有机体论”在德国思想界及民众中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将德国国家主义提升到新的高度。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伯伦知理等人的国家学说汇聚成强大的国家主义思想潮流，使国家主义成为德意志民族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自主的精神资源，为其最终打败法国并于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国家主义在德国的成功使其迅速被欧洲其他国家和亚洲的日本所接受，并使这些国家在政治实践中取得成功。对于国家主义曾发挥过的重要作用，有人总结说：“国家主义使德意志联邦成功，使意大利南北统一，使美利坚内讧止息，国家主义使欧洲中部王国复活，使巴尔干各弱国富强，使弹丸三岛之日本一跃为世界一等强国，这种大功是永远不能磨灭的。”[14]可见，国家主义在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的确发挥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不过，由于国家主义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所以当它被统治者无限鼓吹并膨胀为全民族的宗教般的狂热时，就会丧失其原初的积极意义而走向反面。扭曲的国家主义，对内表现为极端的独裁性即法西斯主义，对外表现为狂热的侵略性和攻击性即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在给他国人民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会把本国人民引入坟墓。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及二战中的日本就是其典型。
以上我们以德国为例就国家主义的发展脉络及其价值取向进行了简要梳理，在此前提下为能更为客观、准确地把握国家主义的涵义，我们不妨将已有解释举数例如下：
《新编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国家主义是指一种内心情态，即个体认为应将其最高的忠诚献给他的国家。……国家主义的中心19世纪在欧洲，20世纪转向亚非国家。”[15]“国家主义是指人们认为忠诚于自己的国家比忠诚于国际准则和个人利益更为重要”；“国家主义是一种特别的现代现象”。[16]《新编大英百科全书》指出了国家主义的价值导向，并对其发展历程进行了相应描述，不过缺少对于极端国家主义的反思和批判。
《辞海》的解释：“以抽象的国家概念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的资产阶级思想。19世纪开始在欧洲流行。对国内用‘国家至上’的口号欺骗劳动人民服从剥削阶级的国家；对外宣传‘民族优越论’，唆使本国人民与他国人民对立、仇视，并用‘保卫祖国’的名义鼓吹侵略战争。”[17]《辞海》突出了极端国家主义的负面影响，却无视原初国家主义的正义性及其贡献。
那么，对于国家主义，梁启超是如何解释的呢？说来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就笔者对梁氏文献的全方位研读来看，梁氏在其全力鼓吹国家主义期间并未对之进行过详细界定，只是大量使用这一词汇而已。直到1922年梁氏才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给出了如下解释：
欧洲自十四五世纪以来，国家主义萌茁发展，直至今次世界大战前后遂臻全盛。彼所谓国家主义者何物耶？欧洲国家，以古代的市府及中世的堡聚为其雏形，一切政治论，皆孕育于此种市府或堡聚式的组织之下。此种组织，以向内团结、向外对抗为根本精神。其极也，遂至以仇嫉外人为奖励爱国冲动之唯一手段。国家主义之苗，常利用人类交相妒恶之感情以灌溉之，而日趋蕃硕。故愈发达而现代社会杌陧不安之现象乃愈著。[18]
梁氏的解释虽然述及国家主义的基本精神，但着重指出了极端国家主义的严重后果。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解释是在梁氏已疏离国家主义的情况下给出的，因此没有对原初国家主义的积极意义予以充分肯定。梁启超的国家主义热情消退之后，中国青年党的领导人李璜、余家菊等人踏上国家前途和出路的探索之旅，大力宣扬国家主义，并结合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对国家主义作出解释。不过他们的解释注重宣扬原初意义上的国家主义的正面价值，很少谈及极端国家主义的负面影响。[19]
根据上述梳理并结合前人所作解释的分析，我们对国家主义的涵义可作如下界定：1.国家主义是近代欧洲国家学说尤其是德国国家学说的一种价值取向，其理论源头在德国。2.国家主义是国民对于国家的一种特殊情感，国民以国家为中心，主张国家利益至上，在国家需要的时候，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国家利益。3.国家主义是近现代国家争取独立自主的精神源泉，因此其传播空间19世纪以欧洲为中心，20世纪转向亚非国家。4.国家主义是近现代民族国家建国过程中的一种精神武器，在世界范围内曾发挥过巨大作用，具有积极意义，但也曾因其极端化膨胀而给世界和平带来过巨大灾难。
由此可见，国家主义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概念，不能作简单化理解。事实上原初意义上的国家主义是正义的象征，是民族国家建立和建设不可或缺的精神基因，它源于真实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旨在争取民族自强和国家独立，并不具备侵略性和攻击性。但是当其发展到极端化之时，就会成为国际和平的障碍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给人类带来灾难。联系到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梁启超积极宣扬国家主义显然是时势所需，因此本书中述及的梁启超力求的国家主义特指原初意义上的国家主义而非极端国家主义。
二、相关概念辨析
中文“国家主义”一词在现代英语中的对应词汇是“nationalism”。“nationalism”可以译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国族主义”“国民主义”等。由于“nationalism”源于“nation”，所以简要梳理“nation”一词在词源学上的演进过程，利于更好地把握“nationalism”的自身涵义及其对应于中文的翻译问题。
现代英语中“nation”一词，就词形变迁而言，“源于拉丁文‘natio’一词，经‘nation’（古法文）→‘nacioun’（中古英文）而演变成‘nation’（现代英语）。”[20]就词义变迁而言，直到中世纪晚期natio仍指“出生”“出生物”“出生地”这类含义。大约到了1400年时，natio具有了“领土”的含义。从1500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natio开始以nation（nacion或nazione）的形式出现在当地语言中并具有了政治意义。至16、17世纪，nation开始被用来表示一国之内的人民而不管其种族特征。至波兰被瓜分和法国大革命时期，nation开始成为country（国家）的同义词。后来nation就在很多场合被用来表示国家的概念，如联合国及其前身国际联盟就是用nation来表示国家的。[21]因此，《牛津英语词典》在解释nation时特别指出该词“在早期的案例中种族的意味往往比政治的意味浓；在现代的使用中政治独立体的意味更加突出”。[22]由此可见，“nation”具有“民族”或“国家”这类含义是近代以来才有的。
中文词汇中，“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都是清末民初时期的外来词汇。由于英文“nation”一词在中国可以翻译为“民族”或“国家”，与此相应“nationalism”一词也就翻译为“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等。这样当英文“nation”和“nationalism”对应于中文翻译时，就易导致“民族”与“国家”以及“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混用。
先区分“民族”与“国家”。“民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民族强调“种性”特征，比如形貌、语言、饮食、服饰、风俗习惯等，根据这些标准我们可以把中国国内的民族分为汉、藏、满、蒙等56个民族。广义的民族突出“政治共同体”意味，比如中华民族、大和民族、德意志民族、法兰西民族、俄罗斯民族等。当中文的“民族”指涉为狭义含义时，其对应的英语词汇就是“ethnic group”（生物学意义上的种群），当其指涉为广义含义时，对应的英语词汇才是“nation”（民族、国家）。与“民族”相对应的“国家”，是由人民、领土、主权三大要素组成的政治实体，是广义“民族”的现实化和具体化。可见“民族”与“国家”关系极为密切，只不过“民族”偏重于血统、心理和文化特征，“国家”偏重于政治和法理层面。
再区分“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时至今日人们对民族主义的定义仍是众说纷纭，但是并未超越卡尔顿·海斯于20世纪30年代给出的定义：民族主义是一种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建设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一词意味着包含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的理论、原则或信念；民族主义是某种将历史进程和政治理论结合在一起的特定的政治行动；民族主义意味着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超越于其他任何对象。[23]从海斯的定义看，民族主义与我们所说的国家主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世界范围看，民族主义的起源要早于国家主义，其散布范围几乎是世界性的，因而比国家主义更为广泛。民族主义是国家主义诞生的温床，国家主义只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单一民族国家里，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是一致的，因为民族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而在多民族国家里，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就要复杂一些。民族主义的口号可能只代表国内某些种族的利益而排斥甚至牺牲其他种族的利益，这种民族主义是狭隘民族主义。过分强调狭隘民族主义往往会造成国内不同种族集团之间的仇恨和拼杀，不利于国家的和平稳定。比如，时至今日战火不断的中东各国就与狭隘民族主义有着直接关系。与狭隘民族主义相比，国家主义更具包容性，它强调国内所有民族团结一心，形成命运共同体，以此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以应对来自他国的挑战和威胁。当然在多民族国家里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也能协调一致，其前提就是提倡广义的民族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将国内所有种族凝聚在“民族”这一抽象的共同体名义之下，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就梁启超本人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而言，当他在广义上使用“民族主义”时，有些时候完全就是作为国家主义的同义语而出现的。
第二节 梁启超国家主义思想的成因探析
关于国家主义在中国的萌芽以及早期的传播情况，有学者作过如下分析：
中国在闭关时代，虽有无意的国家主义运动，但有意的国家主义运动，乃经过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役与一八六零年英法联军两次战败之后才渐渐的萌芽起来。曾国藩创办制造局，左宗棠创办船政局，李鸿章创办新式海军，都是萌芽时期国家主义运动的有意努力。这样有意的努力积了二三十年，不幸经一八九四年中日一战，所谓新式海军几乎完全化归乌有。而国家主义运动遂由对外偏向对内。本来国家主义是用“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手段达到内求统一外求独立的目的，含有对外与对内两方面的运动。这时对外的运动既经失败，便自然趋到对内的运动，以求间接得到对外运动的成功。在国家主义的对内运动中，因采取的手段不同，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变法维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人物，一派主张排满革命，以孙文黄兴章炳麟为代表人物。[24]
这段话值得注意，其一，它把国家主义运动分为“有意”和“无意”两种，所谓“无意的国家主义运动”，其实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爱国主义思想，它在东西方国家历史上普遍存在。其二，它把中国的国家主义运动分为“对内”和“对外”两种，并把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努力看作国家主义的“对内运动”，虽然不太科学，但它看到了二者所具有的国家主义的精神实质。孙中山等人在建国方略上虽未明确鼓吹国家主义思想但却行其实质，而维新派尤其是梁启超则在舆论上进行大力鼓吹，并在具体方略上进行过多维探究。梁启超作为国家主义在国内的第一阶段传播高潮的核心人物，其国家主义思想的形成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现代国家观念的崛起
就世界范围而论，近现代国家观念的出现源于欧洲资产阶级的崛起。对内而言，新势力的崛起要求以“民族国家”形态取代传统封建社会“贵族—王朝体制”的国家形态；对外而言，各“民族国家”以政治实体身份建构新的国际法规则。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出现之后，“欧洲各国彼此承认为拥有完全主权、边界清晰、遵守共同外交准则的独立国家”。[25]由此，“民族国家”观念在欧洲开花结果并不断影响至世界各地。相比而言，新国家观念在中国的崛起则是晚清以后的事。在中国统治者的传统意识里，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梁启超曾就这种心态的形成原因进行过解释：“我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中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26]此种解释主要着眼于地缘政治视角，其实“中国中心”观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27]
“中国中心”意识虽曾长期存在，不过随着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现代国家的武力挑战而逐渐消解，并因此而促使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反思“中国中心”观念。其早期代表人物及相应著作有林则徐《四国志》、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等。他们在这些著作中不仅指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具体位置，还喊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强烈呼声。林、魏诸人的反思，开启了后来者的探索之旅。冯桂芬指出：“神州者，东南一州也。驺衍谈天，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当时疑为荒唐之言。顾炎武不知西海，夫西洋即西海，彼时已习于人口，《职方外纪》等书已入中国，顾氏或未见，或见而不信，皆未可知。今则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车所通、人力所到，《周髀》、《礼》疏、驺衍所称，一一实其地，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28]原来，中国人所谓的“神州”在地球上的实际情况只不过是“东南一州”，根据西方人地图所列，世界上“不下百国”。与此类似，如皮嘉佑的《醒世歌》云：“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29]此外，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也感叹中国没有国名：“考地球各国，若英吉利，若法兰西，皆有全国总名，独中国无之。”[30]再如张之洞《劝学篇》明确发出保卫国家的号召：“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31]如此等等，足以证明“中国中心”观念已经在中国知识精英群体中破灭，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的崛起。
对此列文森指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32]这是很有见地的判断。晚清中国思想界现代国家意识的逐渐高扬是封闭的中华帝国遭遇现代西方强国的必然结果，尽管此前的中国人也常常使用“国家”一词，不过其涵义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涵义。对此梁漱溟有精要的分析：“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底观念。旧用‘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涵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自从感受国际侵略，又得新观念之输入，中国人颇觉悟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责任。”[33]确如梁先生所说，国际侵略与新观念的输入不仅改变了中国人长期延续的“中国中心”观念，还培育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现代国家意识。
在晚清国家观念兴起的时代氛围中，梁启超的国家意识尤为强烈，这一点在其早期著作《变法通议》中就有突出体现。现代国家意识的兴起，利于国家主义思想的孕育和传播：“夫国家主义思潮，乃缘国家本体而发生。世界上先有国家而后有国家主义，苟国家组织存在之理由一日不废，则国家主义之思潮一日不能遏止，此征诸古今中外之历史而可信者。吾国在海通以前，误以为宇宙只限于中土，四海早化为一家，故国家观念渐次消灭，士大夫言天下而不言国家；乃至海通以后，列强各挟其武力以东临，吾国倍受其侵略，乃知九州之外，尚有九州，世界并未大同，国家犹应存在，于是国家观念渐次回复，‘国家主义’于是生焉。”[34]梁启超作为国家主义在中国第一阶段的传播过程中的核心人物，其国家主义思想的形成正是晚清时期现代国家意识在新知识群体中迅速崛起的必然结果。
二、今文经学与经世之志
梁启超国家思想的形成还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密切相关。清代主流学术历经宋学、汉学而转向晚清时代的今文经学。[35]清代今文经学的先期代表人物是庄存与和刘逢禄，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文本身的考证、校勘，其后龚自珍、魏源等大力发挥公羊学“以经议政”的特点，倡导改革弊政。康有为继承了龚、魏精神，将“以经议政”的策略推向高潮，由此成为清末今文经学的灵魂人物。
1890年至1897年期间，康有为致力于理论著述，主要著作有《婆罗门教考》《新学伪经考》《史记书目考》《孔子改制考》《孟子大义考》《孟子公羊学考》《论语为公羊学考》《魏晋六朝诸儒杜撰典故考》以及《王制伪政》《周礼伪证》《尔雅伪政》《国语原本》《春秋董氏学》《日本书目志》等，其中“《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尤为重要”。[36]康氏对儒家经典的广泛研究，旨在发挥今文经学“以经议政”的特点，为其变革社会制度营造充分的理论依据。在《新学伪经考》中，他以历史考证的办法，旁征博引加以论证，指出汉代十四博士所研究的“六经”才是孔门真经，而汉代所谓的古文经全是刘歆为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因此称之为“新学”，而“新学”所传之经就是伪经。康氏认为两千多年来伪经被奉为圣统而无人敢于怀疑，由此导致人心大坏、社会混乱，因此必须予以廓清。由于康有为的大胆论断，所以《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印行后，在思想界形成飓风，引起巨大反响。梁启超认为它根本动摇了正统清学的根基，所有古书的价值均需重新估计。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通过大胆论证，把孔子阐释为托古改制、变革社会的伟大的改革家，并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变革社会的政治学说附会于孔子身上，这是一种高明的策略，因为当时守旧思想笼罩全国上下，只有在对孔子这样具有全民影响的人物阐释上寻求突破，才有可能动摇人们守旧的思想。梁启超为康有为作传时说，先生“以为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又以为中国人功德缺乏，团体散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37]即要改变传统思想，就必须在国民的信仰源头上寻求突破口，康有为正是采用了这一策略。
除《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外，康有为还在《春秋董氏学》中把董仲舒对《春秋》所进行的三个社会等级的划分，附会为孔子思想。[38]康有为所撰写的一系列论著旨在为其变革现行社会、论证国家制度演化的合理性建立依据。康氏认为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据乱世向升平世过渡的阶段，此阶段的中国亟需政治改革以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康有为“以经议政”的经世思想直接影响了梁启超。他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1897）中提出的“三世六别说”就是对康有为“三世说”的引申；在《读春秋界说》（1898）中界定《春秋》是“改制之书”“明义之书”，就是对康有为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发挥；在《读孟子界说》（1898）中有意抬高《孟子》的“经世之学”而排斥荀子的“传经之学”，并认为两千年来《孟子》被埋没和误读了，因此极力主张恢复儒家经世精神，则是对康有为“伪经论”的声援。梁启超作为康门高足极力发挥师说，志在经世致用。梁氏于1897年撰写的《万木草堂小学学记》总结出八条学约，“立志”和“经世”为其中两条。同年冬作《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提出学约十条，也包括“立志”和“经世”，而且比《万木草堂小学学记》更为详细。
“立志”云：
今二三子俨然服儒者之服，诵先王之言，当思国何以蹙？种何以弱？教何以微？谁之咎欤？四万万人，莫或自任，是以及此。我徒责人之不任，我则盍任之矣。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孔子之志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不被其泽，若己推而纳之沟中，伊尹之志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之志也。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范文正之志也。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顾亭林之志也。学者苟无此志，则虽束身寡过，不过乡党自好之小儒。虽读书万卷，只成碎义逃难之华士，此必非良有司与乡先生所望于二三子也。[39]
“经世”云：
凡学焉而不足为经世之用者，皆谓之俗学可也。居今日而言经世，与唐宋以来之言经世者又稍异，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意，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之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以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夫然后可以言经世。[40]
“立志”要求以前代圣贤为模范，以实际行动分担天下兴亡之责。“经世”要求博学慎思以经营天下、治理国家。晚清今文经学至康有为而达其极致，康氏今文经学旨在变革现行政治以建立理想形态的国家。梁启超作为康门高足深得师学精髓，成为晚清今文经学最有力的鼓吹者。具体情况，《清代学术概论》中有详细说明。康氏今文经学铸就了梁启超的经世之志，而其经世之志的核心是中国的“政治革新”。[41]换言之，中国是梁启超经世之志的目标所指。在康师的引导之下，变革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以建立新的国家成为了梁启超政治抱负所向。早在1895年他就以极大的热情参与策划了轰动中外的“公车上书”并从此登上探索中国前途的政治舞台。由此看来，康门今文经学对梁启超经世之志的确立影响巨大，而这成为其后来国家主义思想的先期积淀。
三、日本体验及国家主义思想的确立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避居日本，寻求救国良方。此时的日本正是国家主义充溢全国之时，上至国会、下至报纸杂志，无处不在宣扬各式各样的国家主义：“由于日本的近代化，是在西洋列强的外压下产生发展起来的，所以，在整个明治时期，日本朝野上下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强调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所以，无论是启蒙主义思想家也好，还是民权主义思想家也好，他们的思想中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一种国家主义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又通过他们的著作影响了梁启超。因此，身居日本的梁启超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就是不能避免的了。梁启超思想中的那种国家至上的倾向自然与受日本的国家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很大关系。”[42]日本国家主义的逼人气势，更加激发了梁启超探寻救国方略的紧迫感，于是他刻苦钻研西方政治学说，试图找到救国良方。他研究了伯伦知理、霍布斯、卢梭、达尔文、孟德斯鸠、康德、费希特等人的著作，并撰写了一系列学案。[43]在诸多政治学说的研究对比中，梁启超结合中国实际、结合日本经验以及世界政治思潮大趋势，最终选择了以德国学者伯伦知理国家学说为主导的国家主义思想。
伯氏国家理论主要体现在《国家论》中。《国家论》对梁氏影响巨大，因此需要特加说明。梁氏对该著的接触，最早是通过康有为编写的《日本书目志》。1896年康有为编写成《日本书目志》，而伯氏《国家论》就收在第五卷的政治门中。梁氏认真阅读过这个书目并写有读书笔记《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以介绍这批书籍。不过他真正阅读此书则是在流亡日本之后。据郑匡民先生介绍，此书1852年首次出版，共在德国出版六次，后来传至日本。自明治五年（1872年）至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总共出现了不同篇幅的六种译本，[44]梁氏阅读的是平田东助与平塚定二郎的合译本。合译本《国家论》共五卷，不仅内容最全而且也最权威，因为平田东助是伯伦知理的弟子，最能理解其师著述。梁启超到达日本后很快接触到此书，并于1899年4月至10月间，共14次选刊《国家论》的主要内容，分别载于《清议报》第11册、15册、16册、17册、18册、19册、23册、25册、26册、27册、28册、29册、30册、31册上，可见他对此著的重视。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将《清议报》所载《国家论》卷一五章内容即“国家之改革”“国家之主义”“国家之建立沿革及灭亡”“国家之渊源”“国家之准的”，命名为《国家学纲领》，以单行本形式发行。在接触《国家论》的同时及其后，梁启超继续研究着其他诸家的政治学说，不过对其影响最大的还是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思想。
伯氏以生物学分析方法，将国家看作一个有机体，认为国家能生长发育并有其意志和目的。在阐释国家目的时，他既反对以国家为人生终极目标的传统学说，又反对国家只是供私人使用的工具之说。“国家有机体论”突出国家的意志和目的，意在赋予国家以权力。《国家论》卷一第四章《立国之渊源》，在讨论国家成立的原因上，同时驳斥了“以天帝之意立国”的传统观点和卢梭的“民约论立国”观点，指出国家源于“人生固有之建国心”。由此，在卷四第一章《至尊权、国权、主权》的讨论中，分别否定了“君主主权”论和卢梭的“人民主权”论，而主张主权在于国家。“主权不唯属君主，不唯属社会（即卢梭所谓的人民主权。笔者注），又不立于国家之外及国家之上。其实在国家与国家所定之宪法，即主权之所由出，而主权有无之决，实在于此”[45]。伯伦知理认为国家主权应当独立不羁，既不属于君主又不属于人民大众，只能属于现存的国家与其所定之宪法。主权在国的理论不仅符合当时德国的政治需求，也适合于梁启超对于中国的政治设想。有学者论述说：
众所周知，梁启超所追求的政治目标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内要求自由和民权，反对专制主义政体；对外则主张建立富强进步的国家，以与帝国主义列强竞争于天演界。而伯伦知理的理论恰好能满足梁启超这两方面的要求。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论强调的是国家＝群体的利益，认为国家的主权既不属于君主，也不属于社会，而是出于“国家现存及其所制定之宪法”，并且国家有自己的意志和目的，这种目的既“直接地关系到全国的利害”，又“间接地关系社会及各私人的利害”。因此，伯伦知理的这种主张，能在限制皇权的同时又能对人民做出让步，同时也很容易集权力于中央，以便与帝国主义竞争，而这一切又都同梁启超的政治理想吻合，所以梁启超当时就很自然地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论。[46]
伯氏国家理论中“主权在国”的理论，对内而言，可以比较有效地协调国家与统治者、国家与人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以缓和内部矛盾；对外而言，有利于集中全国力量，以应对外来的挑战和侵略。这种理论正好适合于处于内忧外患中的当时的中国现实——不管是清末面临建立新中国的问题还是民国后面临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伯氏的理论都适合于中国当时的政治环境。为此，梁启超在其政治学案《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与《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极力赞赏伯氏学说。文云：“自伯氏出，然后定国家之界说，知国家之性质、精神、作用为何物，于是国家主义乃大兴于世。之前所谓国家为人民而生者，今则转而云人民为国家而生焉，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务，而强盛之国乃立，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则是也。而自今以往，此义愈益为各国之原力，无可疑也。伯伦知理之关系于世界何如也！”[47]由此，梁启超认为卢梭生于十八世纪而为十九世纪之母，伯伦知理生于十九世纪而为二十世纪之母。在对各种政治学说的研读中，以伯氏理论为主的国家主义思想成为了梁启超一生中政治信仰和实践的主导思想。
第三节 以国家主义视角解读梁启超文学实践的依据
将国家主义作为解读梁启超文学实践的依据，是笔者对梁氏遗著进行了长时间的、全方位的研读之后形成的自然判断。概言之，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国家主义是梁启超一生中最为核心的思想，应当将其作为解读梁氏文学实践的最为重要的参照点。二、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及其文学实践在前后期均表现出巨大差异，而二者在不同时段的价值取向却呈现出极为一致的趋同关系。
一、国家主义是梁启超一生中最核心的思想
将国家主义判定为梁启超一生的核心思想，是根据其全部生命时限中的实际思想倾向及实践行为推导出来的。
梁氏1873年2月23日出生，1929年1月19日逝世，享年56岁。在这短短的56年中，尽管其言论多变，但其爱国之心始终未变。就其国家思想而论，1891年是一个转折点，本年梁氏正式问学于康门。《康南海自编年谱》说：“始开堂于长兴里讲学，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48]可见，“救中国之法”是重要的教学内容。对于问学康门的最初情状，梁启超回忆说：“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徇通甫与余之请也。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49]梁氏认为“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自然也包括康氏所授的“救中国之法”。康氏的“救中国之法”涉及对内对外诸多方面，其策略是通过中外比较而在舆论上造势，进而在实践行动中以当时的欧美发达国家及近邻日本为取法对象。据康梁留下的上述相关文字可以推断，至迟在1891年，梁氏已经具有明晰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了。以此为起点至1929年去世（梁氏一生为国操劳，从未离开过“国”之一字），则梁氏国家思想足有38年之久。在这38年里，梁氏一生中于国于民相关的所有重大事件全部囊括其中。退一步讲，即便从1895年参与发动“公车上书”开始，抑或从1896年著《变法通议》开始，甚至从1898年的“戊戌变法”开始，梁氏强烈的国家意识也有30余年。
如果说这种推算还不太准确的话，即便以其明确倡导国家主义开始，直至对国家主义进行全面反思的时间段而言，也是较长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其后梁启超居东，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褊狭的国家主义，惭其死友矣。”这里的“其后”特指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据此可以将梁氏倡导国家主义的时间最早上推至1898年年底。其实，就准确的文本材料而言，最迟至1899年梁氏文本中已经出现极力鼓吹国家主义的文字了。梁氏不仅于本年4—10月间在《清议报》上连续选刊伯伦知理的《国家论》，还在作于本年度的《自由书》系列论文之《答客难》中明确提出国家主义是时势所趋，是中国的必需之物。其文云：
客难任公曰：子非祖述“春秋无义战”、墨子“非攻”之学者乎？今之言何其不类也？任公曰：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50]
由此观之，最迟1899年，梁启超已经对于国家主义之于中国当下的政治有效性深信不疑，认为只有国家主义才能救中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鼓吹不遗余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梁氏开始反思国家主义，这种反思直至1922年著《先秦政志思想史》才基本结束。1922年之后梁氏著述中“国家主义”一词便很少出现了。仅就1899—1922这一时间段而言，梁氏明确鼓吹或探讨国家主义的时间也足有20余年。
事实上，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反思主要是基于直接的政治层面的反思，即国家主义对于中国的政治实践是否具有有效性，反思结果是否定的。这一判断建基于国际政治格局的现实变化，即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及结果的深刻反思，尤其是对于德国的反思。因为德国是国家主义的发源地，也正是德国的国家主义使得梁启超觉得找到了救国的思路。一战中德国的失败一方面证实了国家主义潜在的负面风险，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又掀起了否定国家主义的思潮，知识精英普遍认为国家主义救不了中国。基于上述背景，梁启超对国家主义进行深刻反思后，不再鼓吹它对于中国政治实践的有效性，从而其主导思想也由国家主义而转向世界主义。关于梁启超主导思想的转向，本书第五章有具体论述。
由此观之，国家主义的确是梁氏一生中坚持时间最长而且最为核心的思想。就文学研究方法论而言，古有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之说，今有社会历史研究法、传记研究法之说，这些方法归其底就是要结合作家的生平、志趣、所处社会环境等进行研究。由于国家主义作为梁氏一生中最为核心的思想，因此以之为切入点考察其文学实践，不仅可取而且必要。
二、国家主义的价值判断与文学实践的高度趋同
从现有文献来看，梁启超国家主义思想大致可以191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梁氏撰写《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1914），开始反思国家主义。不过他抨击的对象只是极端国家主义，所以直到1918年的《春秋载记》，他仍认为国家主义功大于过。真正对国家主义进行全面反思并指出其负面影响的是1919写成的《欧游心影录》以及其后的相关论著。因此将1919年作为梁启超国家主义价值立场变化的基本界线是较为合理的。梁氏前期充分肯定国家主义的价值，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全方位思考。要点如下：
第一，只有国家主义才能救中国。相关文章有：《自由书·答客难》（1899），指出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和将来，国家主义属于事实和现在，岌岌可危的中国只有采取国家主义才有希望。《杂答某报》（1906），指出欲救中国，只有倡导国家主义，其他各种主义皆在国家主义之下。《新出现之两杂志》（1906），指出狭隘民族主义将亡中国，而国家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之责任》（1911），主张以国家主义立国。《大中华·发刊辞》（1915），认为失去国家主义是亡国心理的表现之一。
第二，国家主义是时代潮流，不可违抗。相关文章有：《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1902），在比较卢梭民权论与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时肯定后者，并预言国家主义是今后世界各国政治建设的原动力。《论教育当定宗旨》（1902），认为当今时代是国家主义时代，耶稣教已经过时。《关税权问题》（1906），认为今后只有取国家主义才能立国，中国不能例外。《对外与对内》（1911），认为当今之世是国家主义的全盛时代。
第三，国家是人类最高团体。此论点旨在强调国家在人类所有团体类型中的至高无上的威性地位。如《新民说·论国家思想》（1902），指出国家是团体的最大圈，竞争的最高潮，因此国家是人类的最高团体。《世界大势及中国前途》（1907），指出国家是人类的最高社会，是历经种种形式进化而来的。
第四，强调国家主义与教育的重要关系。《异哉所谓支那教育权者》（1901），强调中国不要丢失自己的教育权，不要丢失自己的国家主义。《新民丛报章程》（1902），认为国家主义教育是世界所趋，希望借此培养国人的国家思想。《论教育当定宗旨》（1902），强调国家主义时代确立以国家为根本目的的教育宗旨的重要性。《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倡明之其道何由》（1915），强调提高国民素质，并以此为基础更好地实现国家主义。
第五，强调国家主义与经济竞争的关系。如：《现今世界大势论》（1902），指出20世纪的竞争是经济竞争，而经济竞争依赖国家主义，因而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倡导国家主义以保障竞争能力。《欧洲战役史论》（1914），指出当今社会的竞争是国家主义与经济的竞争。
第六，以国家主义阐释中国历史，试图为国家主义寻求历史依据。《周末学术余议·识语》（1902），指出屈原是国家主义者，认为其国家主义思想是先秦思想界一大特色。《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认为中国的国家主义起源于管子，并阐释当时各学派的国家主义思想。
第七，强调国家主义与国民的关系，激发国民对于国家主义的认同和支持。《答某君问德国日本裁抑民权事》（1903），认为只有国家自由才有国民自由，因此肯定国家主义的价值。《中国立国大方针》（1912），肯定国家主义的保育政策（国家集权的干预政策），认为中国应采取保育政策。
上述诸多文章，不仅证明梁启超对于国家主义极力鼓吹的事实，而且见证了他对于国家主义在中国现实政治实践中如何运用于诸多维度的思考。对于国家主义，梁氏绝不停留于口头鼓吹，而是想方设法将之行诸实践。比如，辛亥革命后他回国组建政党时就采取了实际行动。“民国肇造，民主政治推行，促成政党之发展，而新政党之产生，如雨后春笋，葱葱林立”。[51]梁启超与国内现代政党发生关系，正是这一背景促成的。1913年2月24日梁启超加入共和党，此后在其大力策划下，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于同年5月29日合并为进步党。共和党党纲为：“（一）保持全国统一，采用国家主义。（二）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三）应世界之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52]合并之后的进步党的党纲为：“（一）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二）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三）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53]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参与和组建的政党，不管是共和党还是进步党，其党纲均包括国家主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共和党还是合并后的进步党，其实际党魁均为梁启超。两党党纲的第一条均为“国家主义”，这表明以梁启超为核心的极力宣扬“国家主义”的一批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政党组织的形式，将国家主义作为国家建设指导思想的决心。
梁启超高调宣扬国家主义，目的在于解决中国实际面临的政治问题，即如何创建一个新中国的问题。与政治层面对于国家主义的推崇相应，梁氏此间文学实践活动的主要价值取向是对于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关注，由此极力将文学纳入到构建现代国家的进程之中。梁氏所做的相关实践探索，本书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将作充分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对国家主义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反思的结果是其主导思想发生了变化，即世界主义取代了国家主义。与此相应，其文学实践与前期相比亦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从前期激进的文学救国实践转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以及诸多文学论题的学理探讨，这种变化将在本书第五章进行阐释。
鉴于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独特情感以及国家主义与其文学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笔者认为国家主义是解读梁启超文学实践的最为重要的参照点。循此思路，本书的重点在于，以国家主义为坐标，根据梁启超前后期对于国家主义所持的价值立场，系统探究与此相应的前后期文学实践活动，以此展示出梁启超国家主义思想与其文学实践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梁启超明确倡导国家主义虽是东渡日本之后的事，但其国家思想、国家意识在此之前就已萌发并有明晰表现，只不过这种国家思想或意识还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东渡日本之后其国家思想便通过对国家主义的鼓吹而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梁氏国家主义思想与其初期的国家意识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我们的探究并不机械地以1898或1899年为界而排斥此前的相关文献。
注释
[1]最近几年，学界对于国家主义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如孙承希《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思想之演变》（复旦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张少鹏《民初的国家主义派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田嵩燕《国家主义派政治思想研究（1924—193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等。不过这些论著并未对“国家主义”进行明确界定和学理阐释。
[2]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国伟大的宗教改革家，提倡精神自由之说。
[3]陈逸凡讲稿，吴俊升记，《国家主义今昔观》，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第八册），辽宁大学哲学系，1984年版，第97页。此文中马丁·路德的姓名中间没有实心号，不规范。
[4]即只要内心虔诚地信仰上帝，就能真正领悟上帝的“义”，从而达到基督教徒的最高境界。
[5]法学教材编辑部《西方法律思想史》编写组编《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21页。
[6]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梁志学、沈真、李理译，《费希特著作选集》第五卷，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50—489页。费氏演讲地点是柏林科学院大讲堂，时间是每星期日晚间。自1807年12月13日至1808年3月20日，共14讲。
[7]贺麟《德国三大哲人歌德黑格尔费希特的爱国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0页。
[8]贺麟《德国三大哲人歌德黑格尔费希特的爱国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2页。
[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3页。
[1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4页。
[1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5页。
[12]伯伦知理：瑞士裔德国人，著名国法理论家、社会改革家和学者，“国家有机体论”的重要代表人物。
[13]《清议报》，第16册。另见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3页。
[14]陈逸凡讲稿，吴俊升记，《国家主义今昔观》，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第八册），辽宁大学哲学系1984年版，第99页。
[15]The New Encyclopdia Britannica，Chicago：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c.，1989，15th ed.，Volume 8，P.468—469.
[16]The New Encyclopdia Britannica，Chicago：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c.，1989，15th ed.，Volume 8，P.552.
[17]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925页。
[18]《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第2页。
[19]李璜、余家菊等人认为中国因为自身贫穷落后且外遭世界强国的威胁与压迫，因此必须采取国家主义才能救国，他们认为在中国宣传国家主义不会把中国带上侵略的道路，因为中国不具备走上此路的条件。在此前提下，他们对国家主义的解释只突出其正面价值。如李璜的《国家主义释义》，见少年中国学会编《国家主义论文集》第1—24页，中华书局1925年版；余家菊《释国家主义》，见余家菊《国家主义教育学》第3—5页，中华书局1925年版；余家菊《粗释国家主义》《再释国家主义》，分别见余家菊《国家主义概论》2—5页、29—37页，新国家杂志社1927年版。
[20]黄现璠遗稿，甘文杰、甘文豪整理，《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一），《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21]关于“nation”词义的变迁参考王联主编《世界民族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22]J.A.Simpson＆E.S.C.Weiner，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2nd ed.，vol.x，p.231.
[23]Carlton J.H.Hayes，Essays on Nationalism，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8，p.5—6.转引自王联主编《世界民族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9页。
[24]方庆秋《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56—57页。
[25]马戎《现代国家观念的出现和国家形态的演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1页。
[26]《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第15页。
[27]详见李华兴、张元隆、李海生《索我理想之中华：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129页。该著从地理观念、政治模式、文化地位、物质条件、技术条件各方面对“中国中心”观念的成因做出了全面阐释。
[28]冯桂芬《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29]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75页。
[30]黄遵宪《邻交志上一》，《日本国志》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31]张之洞《劝学篇·内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32]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青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3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66页。
[34]方庆秋《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35]相传儒家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孔子所编，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六经遭到浩劫。汉朝建立后，官方下令所搜民间儒家典籍，主要凭借老儒生记忆而写。这些经书因用当时流行文字隶书写定，故称“今文经”，与之相对的是“古文经”。据传西汉时期，鲁共王刘余、北平侯张苍、河间献王刘德等人从孔子故宅夹壁及从民间发现一批用籀文、蝌蚪文等古文字写成的经书，即“古文经”。今、古文经不仅书写文字不同，而且篇幅、内容、读音有别，于是西汉时期经学分为今文、古文两派，遂有今、古之争。从西汉武帝时期到西汉末年，今文经学占据官学正统地位。西汉末年著名学者刘歆大力提倡古文经学，并因争取使之成为官学而与今文学派激烈争辩。其后刘歆助王莽建立新朝，因而古文经学地位急剧上升。虽然东汉末年郑玄集各家之大成，融合古、今文经，但是此后古文经却成为一般研究经学者的主要依据。清初宋学所尊崇的经典即“古文经”，晚清时代“今文经学”异军突起。
[36]隗瀛涛《维新之梦——康有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37]《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67页。
[38]《春秋》所记历史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历经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共242年。后人解释《春秋》时形成了《春秋》三传，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其中《春秋公羊传》以对答体形式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成为汉代今文经学的权威著作。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就是汉代公羊学的代表作。董氏在《春秋繁露》之《楚庄王》篇中把《春秋》所记十二公分为有见、有闻、有传闻三世，董氏的划分成为《春秋》“三世说”的源头。康有为把《礼记·礼运》篇的“大同”“小康”之说与公羊学“三世说”相结合，使原本划分春秋历史的三世说，变为划分世界历史演进的三个阶段即治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并把它附会于孔子。
[39]《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23—24页。
[40]《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28页。
[41]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42]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页。
[43]如《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近世欧洲四大家政治学说》《国家原论》等。
[44]明治五年至十二年版的加藤弘之译本《国法泛论》；明治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版的平田东助译本《国法泛论》；明治十三年版的石津可辅译本《国会泛论》；明治十四年版的平田东助译本《国家论》；明治十五年三月版的平田东助译本《国家论》；明治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平田东助与平塚定二郎的合译本《国家论》。
[45]《清议报》第28册。
[46]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261页。
[47]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1902年《新民丛报》第1号。
[48]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49]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50]《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39页。
[51]杨幼炯《中国政党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48页。
[52]杨幼炯《中国政党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56页。
[53]杨幼炯《中国政党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