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步维艰
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授命创办的，建成于1907年4月，同年7月开始招生。按计划当年招收专科和简易两科学生。简易科分职班和绅班两个班，各150人，分别学习司法和行政，培养审判人员、律师和地方自治的行政管理人员，学制较短（实际读了一年半）。专科200人（入校后分英文、法文、德文3个班），“以造就法政通才为主”，先学3年预科，转为正科后再学3年，共6年毕业。凡毕业的学生由学校“拟请照分科大学堂或高等学堂奖给出身，其成绩优者，并可遣赴东西各国留学”。专科招生是面向全国各省的，考试较为严格，要考两场：第一场国文，出经义、史论题各一道；第二场外语和算学。每场考试早晨7点入场，下午5点交卷，长达10个小时。考生要带食物，很像以往的科举考试。李大钊有幸被录取，在永平府中学学了两年英文和自然科学课程给他帮了大忙。
在法政学堂就读费用是较高的：每月学费3元，膳费5元，此外操衣（体育课和做操时用的统一服装）、纸笔及其他零用钱概归自备。算起来，一年至少120元以上。李大钊读中学时，家中负担膳宿费已感勉强。在他考入法政学堂前后，祖父不幸去世，家中剩余的一点积蓄大半被老人的女儿、女婿“‘踢荡’干净了”，上学的费用成了问题。多亏妻子想方设法，典当挪借，使他免于辍学。就这样，1907年9月2日，李大钊开始了6年的法政学习之旅。
作为国内第一所正式法政专门学校，又膺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命，学堂各项工作都较正规。课程是比照京师大学堂设置的，既有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等清代法律典章内容，更多则是政治学、政治学史、经济学史、比较宪法、比较行政法、地方自治论、中国法制史、选举制论、警察学、商业通论、民法要义、外交通义、外国贸易论、刑法总论、财政学、经济学原理、应用经济学、货币论、银行论、外交史、最近世界政治史、社会学、中外通商史、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统计学等近现代社会科学科目。外语教学也很受重视。李大钊除继续学习英语外，开始学日语。每周上36节课。有的课由外籍教师直接用外语讲。因此，学习十分紧张，负担相当沉重。
李大钊在这个时期改用“钊”（勉励之意）作自己的名字，以及他后来的学识与文章表明他在学习上是十分勤奋刻苦的。众多新学科、新知识，对于他这个求知欲极强的青年来说，不但不成其为负担，相反，还常常给他带来兴奋和快乐。
他给同学的印象是穿着朴素、品行高尚，富于侠义之气，而且见识卓拔、学问充实、能文善诗。尤其文章行文豪放、感慨淋漓，“明可以薄汉霄（接近极高的天顶），幽可以泣鬼神，坚可以铄金石；悲歌激昂，摧山岳而震鲲鹏”。在大家的心目中，他正是著名的唐代文学家、思想家韩愈说的那种燕赵感慨悲歌之士。
然而，此时李大钊心底里还有着同学们难以觉察的苦闷。18年来抚养、疼爱自己的祖父去世给他带来极大悲伤。祖父身后家务纠纷引起的烦恼，妻子生活陷入困难使他产生的惦念，或许还有对出生不久即夭折的女儿的痛惜……这一切，使他时时感到心情沉重。而这种个人不幸又同当时边警不断、国势衰颓、危机四伏、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给他人的忧虑交织一起。他内心长期处在压抑之下。
入校后第二年，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荆天棘地寄蜉蝣，
青鬓无端欲白头。
拊髀未提三尺剑，
逃形思放五湖舟。
久居燕市伤屠狗，
数觅郑商学贩牛。
一事无成嗟半老，
沈沈梦里度春秋。
感慨韶华似水流，
湖山对我不胜愁。
惊闻北塞驰胡马，
空著南冠泣楚囚。
家国十年多隐恨，
英雄千载几荒丘。
海天寥落闲云去，
泪洒西风独依楼。
他觉得自己好比布满荆棘土地上生命短暂的蜉蝣虫，虽当青年之时，头发却要斑白了；遗憾自己没有像蒋卫平那样下决心去军事学校，以便将来挥剑跃马，疆场杀敌，反而同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那样放舟五湖，远离政事。
他又把自己比作战国时期志不得申，流落燕国与屠狗者为伍时心怀感伤的义士荆轲，为了探讨救国之道，曾多次寻找巧退秦师的爱国商人弦高那样的志同道合者，却不能得；如今事无一成，人似半老，如在梦中，昏昏沉沉地度日。
他感慨韶华似水，面对湖光山色只觉不尽忧愁。虽然听说北国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边患，却也只能像做了郑、晋两国囚徒的楚臣钟仪一样，仅仅以不摘掉楚国的帽子来尽爱国之心。想到国家多年来屡屡受辱，仇恨累积，几千年雄居东方的祖国如今几乎成为荒原土丘；望着海面天空慢慢飘去的云朵，感到一丝悲凉的西风吹过，小楼里面孤独的他不禁潸然泪下。
悲凉的诗篇诉说了李大钊深深的忧国之情和壮志未酬的遗憾。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筑声剑影楼”。
所谓“筑声”，取意荆轲的好友高渐离击筑的乐声。高曾在荆轲流落燕市时为其击筑排遣烦恼，在其行刺秦王出发时为其击筑壮行，后又用筑声吸引秦王，用筑击杀秦王，以至被杀，成为同荆轲齐名的义士。“剑影”之剑即宝剑之剑，亦可喻荆轲刺秦王的“匕首”——短剑之剑。
“筑声剑影”隐意可有数层：
其一，自己未能从军征战杀敌报国，只是在书斋里似闻筑声，似见剑影，以荆轲、高渐离志不得申时的境地自比；其二，以荆轲和高渐离诸义士为理想的人格榜样，每向往之；其三，以学文为习武，把精研法理比作击筑舞剑，为将来报国杀敌而学习本领。
李大钊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在这座“筑声剑影楼”内整整奋斗了6年。
感受时潮
清朝末年的天津是直隶省一府，下辖1州6县。由于西距京师不远，东临渤海湾，是运河北端重要口岸，附近又有清政府重要食盐产地——长芦盐场，军事、经济地位都很重要。这里早在雍正时期就置水师营。咸丰年间海禁初开之时，一度置三口通商大臣。同治以后，天津渐成洋务运动重镇。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先后在这里设立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机器局。1888年，和唐胥至开平铁路相接的津沽铁路修竣；1897年津卢（天津至卢沟桥）铁路开通，同年该路通至京城右安门外。
同一时期，为培养各方面人才，洋务派在这里陆续建立水师、武备、师范等学堂。
1895年，袁世凯奉命到天津小站练兵，先后练成6镇新军，共7.8万人，形成北洋陆军的骨干。他接替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在天津建有衙门。按清政府规定，他每年要从保定“移节”此地，住上半年。
天津也是戊戌时期维新思潮的发源地之一。1895年，正当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借“公车上书”声势，开强学会、办《中外纪闻》，进行维新动员准备之时，担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的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了影响颇大的《辟韩》、《原强》、《救亡决论》、《论世变之亟》等一系列文章；不久，又在《国闻报》连载轰动一时的《天演论》。这些文章和译著按语，抨击皇权制度和专制思想，指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号召国人变法图强。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观念；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亡主张。随后，严复陆续翻译亚当·斯密、孟德斯鸠、斯宾塞、约翰·密尔等西方近代著名思想家有关经济学、政治学、逻辑学等方面的经典著作。这些书大部分成为后来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一大批法政学生、学者必读的、重要的教科书或参考书。
1898年光绪皇帝在维新派支持下实行的新政虽然仅仅持续了103天，但它的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它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梁启超成为其后启蒙运动和立宪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它的失败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清政府失去信心，走上革命道路。而谭嗣同等“六君子”为中国政治改革流血，则给了蒋卫平、李大钊，以及许许多多爱国志士极大的激励。
李大钊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之时，革命和立宪两股思潮都在发展。不过对于他所居住的北方来说，立宪思潮的影响更大一些。
早在1901年，清政府为应付内外压力，宣布实行新政，陆续颁布了诸如调整官制、改定法律、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兴办学校等措施，但数年间收效不大。1905年，在一些驻外使臣、督抚和朝廷中其他一些官僚多次奏请下，慈禧太后派出端方等5位大臣分别出访欧美、日本等国考察宪政。次年9月，军机处以皇帝“上谕”名义转发太后根据5大臣报告发布的《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懿旨”，其中说道：西方之国所以富强，“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兼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基础”。
清政府这一举动受到戊戌以来一直主张改良的那些官僚士大夫欢迎。
以创办通州大生纱厂、师范学校、博物苑等实业和教育、文化事业闻名遐迩的光绪朝状元南通人张謇等率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随后，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海外从事保皇活动的康有为把他的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中颇有影响的湖南人杨度等成立了宪政讲习所、宪政公会，并联络时任翰林院编修的谭延闿组成湖南宪政公会；梁启超等人亦在日本组成拥护立宪的政闻社，并于不久后将该社迁回上海……
与此同时，国内外华文报刊出现愈来愈多宣传、讨论宪政的文章。杨度等向清政府提出召开国会的请求。一场大规模的立宪运动由此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在清政府实行新政运动和筹备立宪过程中，袁世凯也很积极。他作为新政督办政务处的参赞之一，参与了包括请求废除科举开办学堂、实行宪政等在内不少新政措施的奏议，同时还在他担任总督的直隶省天津府试办地方自治。
根据袁世凯给朝廷写的报告，地方自治的试行工作自1906年开始。首先设立自治局，选派“曾习法政熟谙土风之绅士为宣讲员，周历城乡宣讲自治利益，复编印法政官话报，分发津属州县以资传习，并将自治利益编成白话，张贴广告，以期家喻户晓”。接着设立自治研究所，培训乡绅，使之回到本地筹设自治学社。然后由自治局和乡绅、学会、商会代表组成的会议起草、议定自治章程。按章程选举地方议事会议员。此议事会就成为地方自治的实行机构。
到1907年夏季，试办工作结束。袁世凯准备以天津为样板，在3年内将地方自治推广于直隶全省。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为了推行新政和准备实行宪政，他命人筹建了天津北洋法政学堂。
袁世凯这些表现，很大程度是为自己谋取政治资本。他或许没有想到，继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之后，他作为朝廷中权势显赫的汉族高级官员已经引起满清皇族统治者的疑忌。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驾崩”后不久，他就被3岁登基的清代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削去权力，不得不回河南项城老家“养疴”。不过，他在当时的表现或许可以给本省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像李大钊一样经验有限的青年学生留下一个赞助革新的印象。
袁世凯对新政和立宪的积极表现使直隶地区立宪派和立宪思潮得到较大发展。1910年，直隶省谘议局代表参与了十余省谘议局议员代表共同发起的三次要求清政府提前召集国会的请愿活动。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学生和本府其他各校学生一道在第三次请愿之后，举行了全体罢课，投入了这一运动。
这年10月，根据清政府预备立宪程序安排设置的资政院在北京正式开会。立宪派因先前分别于这年1月和6月进行的两次召集国会的请愿都被驳回，这一次发动了更大的攻势。他们一面向资政院递交请愿书，一面动员各地群众向当地督抚请愿。清政府迫于压力，答应缩短原定9年的预备立宪期，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集国会。由于这个结果和请愿团提出的在第二年即1911年召集国会的要求仍有距离，一部分代表准备发起第四次请愿。
正当此时，东三省人民激于日本强施安奉铁路改建工程和俄国侵蚀边境，窥视蒙古造成的危机，组成了第四次请愿赴京代表团。代表团路过天津，受到学生热烈欢迎。天津学生当即组织“帝国学生同志会”、“全国学界请愿同志会”等团体，发动各校学生投入请愿运动。法政学堂的学生由于所学专业的关系，尤其活跃。在学校“大讲堂”举行的学生大会上，一个名叫秦广礼的同学慨然断指，在白布上用指血书写“立宪救国”、“速开国会”、“誓死请愿”等十几个大字，贴在墙壁上。另一名叫孙可的同学用刀刺破肘臂，血流不止。会场上同学相率痛哭，愤怒呼叫，声音震动大厅——13年后李大钊在该校纪念会上回顾当年的情景时说道：“那种悲惨激昂的光景，我终身不能忘！”大家选出8名代表，李大钊是其中之一。当天，全校和其他各校学生一起罢了课。
12月20日，是各校议定的集会日子。
一大早，李大钊和同学一起走出校门，先到天津公园和师范学堂、北洋大学堂、陆军军医学堂等校学生会齐，再一同前往预定开会地点——广东会馆。
当他们的队伍到广东会馆时，设在城南的海军军医学堂等校的学生已经先到了这里。几路学生汇合，连同一些市民，总共达到2000多人。他们当即开会，决定三条办法：“（1） 誓死请愿，立宪救国，不达目的不止；（2） 先向当地最高长官钦差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部堂衙门请愿，如无结果，即再以函电呼吁全国学生力争，以罢课为后盾，如再无效；（3） 即四出运动工商界，以罢市或效法外国罢工。”
会上推举爱国绅士，普育女学堂校长温世霖为请愿总代表，通过了请愿书。随后，全体学生向总督署进发。
此时，交通汽车已经停驶，学生们排着队伍走在街中央。忽然迎面驶来一辆带有玻璃窗车箱的马车，里面坐着一位候补道台。那道台见学生队伍拦住去路，竟不知趣地大声喝叫让路，结果被愤怒的学生揪出车来打了个半死。
时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见学生来势激烈，恐怕激起事端，采取了缓和态度，答应代学生上奏请愿书。各校学生于是整队回校。不料陈在上奏被驳回，复由各校监督对学生规劝恐吓均不奏效之后，竟调来军队、警察、督辕卫队，准备实行镇压。一些同学听到消息后产生恐惧。李大钊和本校另一名由学生选出的代表白坚武却相约拭目以待。后来经一些政府官员疏通，学生才免遭武力镇压。而在几次请愿中都表现积极的温世霖却被以“结会敛钱”，“妄图煽动”等罪名，发戍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