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本于天性，发乎自然之情，为道德之源，心中的灵明。不知是托尔斯泰的“爱”的观念确实与儒家思想暗合，还是李大钊用儒家思想认同、解释托尔斯泰的思想。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对于“爱”的价值的这种理解深深打动了李大钊的心。这也是当他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方面为马克思的严密合理的论证而感叹，同时又对马克思“忽视”道德作用而遗憾的原因。于是，他提出要用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补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缺失。作为这一理想具体化表现的就是“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亦即“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
他在同一时期发表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中写道：
我们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要作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
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生活，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
物质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动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
在李大钊看来，这两种运动是相辅相行的，缺一不可的。精神的改造不但须与物质的改造一道进行，而且，在物质的改造开始的时期，更应当抓紧。这是因为在以往的历史，即马克思所说的“前史”中，社会习染的恶性很深，如果不把人心内部的恶清除干净，即使物质改造成功了，它还会在新社会新生活中复萌。那新的社会组织将会被它破坏。另一方面，不进行物质的改造，社会组织依旧不变，精神的改造也不会得到成功。历史也已证明，在过去的社会中，也有过许多人提倡“博爱”、“互助”，但是由于只是作为社会表面构造的文化的、精神的力量终究比不上作为社会基础构造表现的经济的力量大。因而，那种单纯诉诸人心的改造没有，而且永远不会得到成功。
这个由物心两方面改造以求建成“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应该说是此时李大钊对于“新生活”建设者们指出的更高一级的目标。
李大钊强调的这两种改造的结合表面来看是十分合理的、全面的，对于单纯以改造文化、国民性的启蒙意义的思想来说，显然是一个进步。这个进步是接受了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后取得的。然而，对于两种改造的不可分离的一致性的强调，又恰恰证明了李大钊还没有完全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也就是说，他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接受了对社会经济组织进行根本改造的观念，但还没有确定仅仅依靠阶级斗争进行社会组织的根本改造，以实现中国更新的道路。或许，他已经看到，完成这个双重改造的过程是一个相当长的，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连续奋斗的漫长路程。他把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看作这个过程的第一步，因此，他号召有志于创造少年中国，创造新生活的青年，离开城市，到农村去，与农民为伍，打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隔阂，把现代人的意识，人道主义思想传播到农民之中。
这样一种思想被后世的研究者称作带有民粹主义意识的思想。它的来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李大钊初次翻译的托尔斯泰的若干语录，而在他接受俄国十月革命思想后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第一次进行了明确的阐述。
在李大钊看来，俄国十月革命既和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的胜利相联系，更是19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俄国部分革命者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反对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以图在农村村社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民粹派的斗争的最终结果。
他认为，中国的情况同19世纪的俄国虽然有很大不同，但要实现俄国革命那样的根本改革，广大青年到农村去从事准备工作是必要的。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农民人口占大多数，作为劳工阶级的大部分的农民得不到解放，那就是全体人民没有得到解放。在他看来，中国的农民一方面是受着赃官、污吏、恶绅、劣董的欺压，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中间也是按照等级互相凌虐，去结那些官绅棍役的欢心。地主总是苛待佃户与工人，佃户与工人不但不知互助，没有同情，有时也作自己同行的奸细，去结那地主欢心”。这种情况伴随着文化设施的极度落后，使农村的生活失去了其本应有的田园诗般清新雅洁的趣味，变成了黑暗的地狱。
他当时还未能够从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和地主阶级作为封建官僚统治者的社会基础来压迫广大贫苦农民的概念上来理解中国农村黑暗的原因，而只是简单地认为，那是由于一些青年有了一点知识便跑到城市去，想在官僚中求得一席地位，从而丧失了应在农村活动的责任而造成的。从民主政治普通选举的方面考虑，农村是多数选民居住之地，不开发农村，不使农民具有民主意识和能力，所谓民主选举制度就只能成为“高等流氓”（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对官僚政客的蔑称）的“藏污纳垢的巢穴，发财作官的捷径”。
他确信，只有现代青年作现代文明的“导线”，把农村变成民主主义的沃土，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柢，有了泉源”。
进一步说，“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改进的希望；只要农村有了改进的效果，那社会组织就有进步了，那些掠夺农工、欺骗农民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了”。
他希望青年们认识到，在城市漂泊，是没有出路的，农村却有广阔的活动余地；城市里罪恶、黑暗的地方多，农村光明、幸福的地方多。一句话，“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才是青年最美好的生活方式，农民才是青年的同心伴侣，农村才是青年安身立命的地方。
在《青年与农村》一文里，李大钊还只是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农民为伍的问题，而没有谈到建立农村组织的问题。也就是说，还没有从社会政治组织的网络关系中考虑农村的位置，尽管他那时已经有了以农村为政治基础的思想，而且同一时期也有了在世界范围实行联治主义的思想。几个月后，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的会员左舜生关于小组织的提倡及其引起的讨论，使李大钊这方面的思想明晰起来。
左舜生建议组成“由少数同志组织的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以各自劳动所得的收入，合成集体财产，实现一种小组织的生活。他说，这种小组织与大组织“是相成的，不是相反的”，“大组织是我们的大本营，小组织是我们的教练所。经过这种小组织的训练，然后可以做大组织中的健全分子。”这个建议得到学会其他成员王光祈和北京大学学生宗之櫆（白华）等的热烈响应。
王光祈提出在城市郊区租一个菜园，在园中建楼房作阅览、办公、游戏、睡觉、吃饭等活动的场所。此外，要开办平民学校，免费教农家子弟读书；每日从事种菜劳动及读书、游戏等活动；定期向农民传播文化等等。
宗之櫆提出在“山林高旷的地方组织一个真自由、真平等的团体”，用“合力工作”造成经济独立和文化独立，用实业与教育发展团体的经济文化，“造成一个组织完满的新社会”，“用这新社会做模范来改造旧社会，使全国的社会渐渐革新，成了个安乐、愉快、平等、自由的‘少年中国’”。
李大钊作为少年中国学会中在年龄、资历方面都稍长些的成员，他的思想显然对王光祈、宗之櫆等发生了影响。同样，他也从他们那里吸取思想营养。因此，他在谈起自己的建设少年中国的想法时，除了重申先前提出的知识阶级与劳动者相结合，青年到农村去的主张外，还明确表达了“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这一主张。
在这里，他把个人的“新生活”的范围划为小到完成自己的个性，大到谋求世界的幸福这一仍旧是传统的修、齐、治、平的框架里，以物心两面、灵肉一致的改造为原则，以青年到农村去，加入到农民中间，打破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隔阂为下手功夫，以建立村落为基础的小组织，以期实现这些组织的大联合，进而以各个国家的联合为基础，实现大联合的“大同世界”为最终目标。他长期以来反复强调的世界改造运动，他要实现的社会上、政治上组织更新的“新生活”的创造，以及他和青年朋友们提倡的少年中国运动，都体现在他的这一总体思想轮廓中。
李大钊的这一主张在当时社会改造的思潮中是非常独特的。这种独特性不仅表现在他在一段时间里始终如一地坚持知识分子要到农村去，与农民打成一片，实行对农民的启蒙，而且表现在他想以这样一种方式为中国现代政治的建设奠定广阔坚实的基础。
胡适的实用主义解决问题的考虑至少从其举例来看，并未涉及农村问题；陈独秀在这一年稍晚些时候提出的以“人民的自治与联合”作为实行民治的基础的主张里只原则地提出“乡间的地方自治，从一村一镇着手”，更多的是讲城市的“同业联合”；同一期间《解放与改造》的编者张东荪等人较多地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也关注的是城市；办《星期评论》、《建设》的国民党人及与其接近的知识分子在谈及社会改造或劳工问题时，同样注意的是城市。至于几乎可以说是“民众的大联合”口号首创者的26岁的毛泽东，虽然把农夫的联合放到了各种小联合的首位，但他所说的联合主要是作为反抗强权，实行社会政治改革的手段的联合。亦与李大钊的思想不同。
不仅如此，就是那些受到李大钊影响的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的思想，也与李大钊的思考有不同之处。
王光祈在应该打破知识分子与劳动者之间的隔阂，应该把活动的“地盘”放到农村，与农民打成一气，应该以农民为唯一的良友这些问题的看法上同李大钊是一致的，但是他所设想的菜园子新生活是到离城市不近不远（四五里路）的地方过一种团体生活。这种团体住的是离农民近了，但其生活与农民只有接触，而无结合关系。而批评这种生活带有“高蹈隐居”意味的宗之櫆提出的“逃到深山旷野的地方，另自安炉起灶，造个新社会，然后发大悲心，再去援救旧社会”的见解和王光祈的意见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实际上，他们的想法更多地掺入了“新村主义”的内容。
“新村主义”是在1919年3月《新青年》杂志刊登了周作人介绍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思想及其在日本九州一个叫做“日向”的地方发起的“新村”实验活动之后，开始引起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兴趣的。
周作人的介绍中说：新村运动“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显然，新村主义就是一种主张劳动互助的主义。从周作人的简单介绍中得知，日向的新村就是十几个人到乡间买一小块土地，居住在一起，共同从事种菜种麦劳动。过新村生活的人并不负担对农民的教育启蒙义务，只是要通过这种生活实验，为人们提供一种理想的生活模式。
周作人后来曾明确地说，这种新村与俄国的“往民间去”的运动是很不相同的，其不同之处大抵就在这里。
王光祈、宗之櫆的小组织理想很大程度上带有这种新村主义的色彩，至少应该说，它是“到民间去”的民粹主义思想和新村思想的结合。他们虽然也考虑了定期开讲演会，向农民进行宣传及办平民学校的问题，但却更注意对团体生活自身的设计。这样，原本有的和农民打成一片的动机，反而在这新村形式的生活中被推到次要地位去了。也许正是受到这种新村主义的影响，王光祈在自己的城郊菜园的新生活设想证明无法实现后，转而提倡城市中的新生活——工读互助团。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响应，在北京先后成立了4个工读互助团小组。在上海、南京等地都有类似团体的发起。
李大钊与王光祈等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站在社会根本改造的高度，从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基础的意义上去看待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这件事的。
对于他来说，青年到农村去主要的不是去寻求一种摆脱社会黑暗和压抑的，能够完满实现人的个性和互助两方面需求的新的生活方式，而是为了深入农民的生活，“开发他们，慰安他们”，把知识和现代文明的光明带到农村，改造农村，建设农村，“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
他的设想无疑也带有一种空想性。但他的空想仅仅在于尚没有把这一设计和他事实上已经承认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紧紧地联系起来。一旦将二者联系起来，那就是一条由革命者深入农村，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地主阶级的压迫，建立一块块红色根据地，而后以农村一个个“活泼泼的新村落”为基地，打垮盘踞城市的黑暗势力，建立一个光明的新中国之路。
正如后人所知，这条路是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经过了一番曲折的10年后发现的。
当然，1919年时的李大钊还没有条件继续不停地在这个方面探索，直到找到这条后来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改造中国的道路。
按照他的思维习惯，他对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团的试验同样予以了热情支持。他参与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发起，并捐款10元予以资助。他还在《新生活》周刊写随感宣传“工读”生活，并以较多精力研究了美国的新村运动。工读互助团的试验很快失败，使他感到把这种试验新生活的团体作为一个共同生产的组织，并把试验场所选在地皮贵、房租高的城市，显然是不适当的。他不失时机地再次提出到农村去进行新生活实验的建议。
然而，也许是意识到了他一年多来的号召看起来很难引起广泛的社会行动，他实际上已经把改造社会的着眼点放回到城市中来。在1920年1月写的《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一文中，他提出了大范围的民众“自治联合”说：
将来学生有学生的联合，教职员有教职员的联合，商界有商界的联合，工人有工人的联合，农民有农民的联合，妇女有妇女的联合，乃至各行各业都有联合，乃至超越国界种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联合，合全世界而为一大横的联合……就是大同的景运。
这里不再仅把“村落”作为大联合的基础，而是把农民的联合作为社会各种联合中的一部分。这是吸收陈独秀以“人民的自治与联合”作为实行民治的基础思想的结果，也是他重新考虑城市社会改造的表现。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发展进化的问题，研究城市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同时，进一步细致地研究世界工人运动史，关注城市民众为争取自由平等权利而奋起努力斗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