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它之所以被称作科学的理论，在于它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了科学的说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作出了科学的分析，为无产阶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
这种革命，按照马克思的最初解释，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高度发展，以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无法容纳此生产力的发展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并取得胜利的。但在李大钊所面临的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成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社会中还没有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独立对抗的形势，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斗争还没有成为社会中主要的阶级斗争形式。
同时，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相当低，甚至还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规模。这种社会现实使得一些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并不相信社会主义可以成为中国近期发展的目标，在稍后发生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张东荪就提出了这种疑问，并以此作为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发动劳农革命的理由。
对于李大钊来说，这里面首先是一个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李大钊在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及与胡适争论“问题与主义’时，是在矛盾的情况下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与阶级斗争学说的：他觉得马克思一方面强调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又认为阶级斗争可以创造历史，这总有些“牵强矛盾”之处和“夸张过大”的成分。现在，他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分析近代中国的社会变动，直接得出了中国处在某种“阶级斗争”状况下的结论。这样，他原来理解的唯物史观的物质决定与阶级斗争理论的某些“牵强”之处便不复存在了。
李大钊这个中国成为国际上的无产阶级的论断是别具一格的：它从世界的范围看“阶级斗争”，有着某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观念的含义。但它强调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而不是一个国家内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它毕竟又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它实际上体现的是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主义。不过，这种民族主义又是以排斥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当然也排斥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为内涵的，因此，它又不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它点明了近代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主题，同时，又准备将这一独立的民族国家纳入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他的民族主义情感和世界主义信念在这一理解中恰到好处地结合到一起。
在这里，李大钊明显地在比马克思、恩格斯，以至列宁等俄国革命领袖更广的范围使用了“无产阶级”这个名词，这也并非偶然。因为，在他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词汇之时，中国现实社会中还没有大量的产业工人给他提供准确理解这个名词含义的参照。
事实上，他一开始就把从托洛茨基的言论中得到的“无产阶级”概念理解为“无产庶民”，也就是多数“劳工”。这类的“劳工”，在他看来不仅不是单指产业工人，而且也不是指一般意义的工人，而是指包括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在内的所有从事劳动的人们。他有时也把这些人称作“庶民”或“平民”。他的这种理解同陈独秀的理解几乎一样。
陈独秀在提出“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认识的同时，给“无产阶级”划了这样的范围：“我现在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言，就职业上说，是把那没有财产的木匠、泥水匠、漆匠、铁工、车夫、水夫、成衣、理发匠、邮差、印刷排字工、佣工、听差、店铺的伙计、铁路上的茶房、小工、搬运夫，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
正是这一点同其后不久陈独秀提出的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和李大钊提出的建立一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的认识一起说明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准备为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而斗争之初，就已考虑到了中国的“实境”，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解放全中国劳苦大众，而不仅仅是少量的工人阶级的理论来看待的。
显而易见，在1919年的后半年到1920年初的半年多时间里，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思想都有较大发展。他们之间虽然还有些差距，但共同的或接近的方面已有很多。其间陈独秀的被捕及他随后辞去北京大学职务，也许是导致不到一年后他们一南一北，相约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1919年9月16日，陈独秀被释放。刚刚回到北京不久的李大钊写下一首诗：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中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出狱后的陈独秀原仍处于半被监视的状态，但他于1920年1月底应友人之邀前往上海。2月初又乘轮船到了武昌，在文华大学连续几天发表了令政府官员大为惊骇的讲演，再度引起北京政府的注意。当他离开武昌返回北京后，马上觉察到警察跟踪。他逃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中暂避。
熟悉这段情况的高一涵后来回忆道：他当时和李大钊商量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办法，“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同志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换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亮发，坐在车子里面，李大钊同志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同志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露出南方人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到了天津，即购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
陈独秀离开天津后，李大钊与时在天津的黄凌霜，及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驻天津特派员章志一同到北京大学的俄籍教员鲍立维在天津的住所与鲍会面。不料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竟刊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立即通知章志等小心提防，他本人匆匆赶回北京。
鲍立维是共产国际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他每星期有两天到北京大学上课，了解李大钊拥护俄国革命的态度和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主张。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魏金斯基奉命携其随员抵达北京后，鲍立维即介绍他们与李大钊相见。李大钊热情欢迎来自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使者，约请了一些进步青年与魏金斯基一行举行了几次座谈会。魏金斯基对李大钊提起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可能性。
据罗章龙的回忆说，魏金斯基甚至在一次召开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中的会议上表示接受与会者为共产党员。但张国焘的回忆则提到，李大钊当时还在考虑成立共产党是否已经时机成熟的问题，认为还应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他写了一封信，介绍魏金斯基去上海见陈独秀。当几个月后张国焘去上海见陈独秀转达李大钊的意见时，陈独秀则果断表示：“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南陈北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就在这前后相继开始了。
北京小组和区委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一年多时间里，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及旅日、旅法的中国学生中间相继出现了共产党的组织，这些组织史称共产主义小组。
由李大钊直接组织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的一些细节还有待进一步澄清。就其发起的契机来看，在目前的几种说法中，有一种认为是陈独秀于上海小组成立后，写信给李大钊，要他在北京建立党的组织；一种认为是张申府在上海同陈独秀研究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然后由李大钊和张申府首先发起北京小组；还有一种说法是张国焘做李大钊和陈独秀之间的联络人，而后由李大钊和张国焘两人发起了北京小组。
后两种说法依据的是迄今为止被引用最多的，但却是相互矛盾的张申府和张国焘的回忆材料。
张申府又名张崧年，1916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认识了李大钊，毕业后留校担任预科助教，同时在图书馆协助李大钊工作。后来，他参与编辑出版《每周评论》，并以“赤”的笔名发表了一些宣传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字。他对罗素的思想很感兴趣，翻译了罗素的讲演稿在《每周评论》上连载。后来他成为旅法中国学生中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之一。他在有关建党历史的回忆中说：
1920年9月十几号，因罗素来中国讲学，我去接罗素，到了上海，就住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里。这就是当时党部所在。……罗素在上海呆了几天，由傅铜（英国留学生，北大教授，搞哲学的）陪着他先到长沙讲学。9月下旬，我就回北京了。在上海时，我同陈独秀谈过建党的事，我们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是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取到党内来。
从上海回京后，我把和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守常。当时北京只有我和李守常两个党员。我们一致认为要发展党员。发展谁呢，首先想发展刘清扬……她9月底回到北京。我和李守常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准备吸收她入党。她不干，没有发展。不久，张国焘也回到了北京……于是第三个党员就发展了张国焘。这时我准备出国，十月份我又到上海去了。后来听说北京方面发展了高君宇、刘静仁、邓中夏、罗章龙等，全是北大学生。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党后又退出，当时我已经不在北京了。
这段回忆中有关发展刘清扬入党的事似乎被刘本人证实了，但其中所说去上海接罗素的事却整整提早了一个月，因为罗素是1920年10月12日抵达上海的。几天后，罗素离开上海到了南京，又于10月24日抵武汉，再去长沙，于10月31日到北京。张申府如果是在罗素离开上海时折回北京，那也要到10月20日前后。因此，他回忆中说的迎接罗素后回到北京的时间应当是10月下旬，而不是9月下旬。
张国焘的回忆是这样说的：
1920年8月底，我回到北京，即以兴奋的心情将和陈独秀先生谈话（按指他自己所说在上海期间与陈独秀进行的有关组建共产党组织的交谈）的经过告诉李大钊先生。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他指出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但陈独秀先生对南方的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判断自也较为正确，现在他既已实际展开活动，那末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
我们没有耽搁时间，立即开始活动。首先我们请北大一位讲师张申府同为发起人。他是研究罗素哲学的，对马克思学说也曾公开表示赞成。他在一两个星期内就要启程到英国去留学。我们这三个发起人在李先生的办公室里曾有过两次商谈……
李大钊先生和我在北京征集参加者时，标准不免过严。我的同学罗章龙和刘仁静两位对马克思主义较有研究，由我接洽，他们欣然答应参加。李大钊先生和无政府主义者接洽，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5人也应允加入……
9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首由李大钊说明发起的意义，再由我简略的报告在上海与陈独秀先生商谈的经过……
我们讨论到工作如何进行及分配……结果决定由李大钊先生担任联络的任务，我担任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由黄凌霜、陈德荣创办一个《劳动音周刊》……李大钊担任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至于经费问题，李大钊当众宣布，他每月捐出个人薪俸80元为各项工作之用。
根据后人的研究成果，张国焘结束“全国学联募捐活动从南洋回到北京”是在1920年10月初。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张国焘回忆的时间距史实有较大的出入，他仍在张申府之前回到北京。那么，先同李大钊发起北京建党工作的究竟是张申府呢？还是张国焘呢
不管对上述问题的考证结果如何，有一点已经十分清楚：李大钊在创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他和张申府或张国焘研究制定了最初的发起计划和目标；他的办公室是发起党组织的地点；他联络了小组最初的一部分成员；他一开始就担任了组织的核心领导者；他拿出自己月收入近一半充作党的活动经费。此外，他还担任了北京地区党组织成员和党外热衷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的理论指导者。
在扩大党组织的基础方面，李大钊取得了成功，也体验到了失败。
早在1920年3月，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就组织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组织最初有哪些成员已无法确知。从该组织于1921年11月公开发起时的发起人来看，其中的罗章龙、邓中夏、黄日葵、刘仁静、高尚德等较早就对马克思主义抱有很大热情和研究兴趣。他们可能都是最初的成员。考虑到他们很早就与李大钊有密切的关系，虽然李大钊可能一开始就不是该研究会的成员，该会公开发起时也未列入发起者名单，但他始终给与这些青年学生以指导却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事。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先后阅读或翻译的马列主义著作有《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共产主义原理》、《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等。可以说，这个团体实际上是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与发展准备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基础。
另一个由李大钊参加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12月，其成员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徐六几、郭梦良、费觉天等人。
李大钊参加这样一个社团，可能出于两个考虑：一是通过团体研究来扩大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二是争取其中的一部分人走上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这个研究会刚刚成立就面临着一场激烈争论，那是由于罗素来华后的一些讲演而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