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军阀毕竟是军阀。首先是直系军阀内部以曹锟为首的“保派”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派”之间的角斗，使“好人政府”无法存在下去，被罗织罪名挤垮；随后是1923年“二七”罢工时，吴佩孚终于撕去“保护劳工’的假面，对罢工的京汉铁路工人大开杀戒，将北方兴起的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镇压下去。这个结果或许为李大钊始料未及。他对吴的“统战”工作以失败而告结束，他同白坚武长达十余年的友谊也因此画上了句号。——他的“和”是有原则的，那镇压人民的刽子手和为虎作伥者只能是他的敌人。
与此同时，李大钊同胡适之间在怎样看待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分歧。
10月1日，胡适在他主办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了《国际的中国》一文，抨击中国共产党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勾结论是“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他断言远东局面10年来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已是一个自觉的国家，“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日本、美国、英国“都不能不让中国人民来解决本国的政治问题”，中国人“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因此，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目标简单做去”就足够了，因为“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工商业可以自由发展了，投资者的正常利益有了保障了，国家的投资便不发生问题了”，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便有一大部分可以解除了。完全没有必要在进行民主革命的同时，牵扯帝国主义问题。
胡适的这一文章发表在“好人内阁”成立以后，亦即是中共第一次关于时局的主张公之于世后3个多月，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他是对自己的好政府主义初见实施产生了过度的自信。
和几年前争论“问题与主义”不同，李大钊没有正面反驳胡适。但他在稍后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中重复了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意义；又在另一篇文章中分析了“旧国际共管与新国际共管”都是资本主义列强压榨中国的产物。
这实际上是对胡适反对意见的回答。而胡适在好政府主义的实验失败之后，仍时有对共产党主张的攻击。
同时，在批判五四运动以后已成为新文化运动反对者的章士钊文化保守主张方面，他又有着与李大钊等相一致之举。1926年，他在作为英国方面聘请的“庚款咨询委员会”委员赴英国参加会议时，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取道莫斯科，对苏联情况进行了考察。尽管他没有也不可能因为此行改变自己长期形成的政治信仰，他同李大钊之间友谊的维持毕竟与李大钊同白坚武绝交成为明显的对照。
促成国共合作
20年代中国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
1920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与殖民地问题被列为大会讨论的一项内容。列宁向大会提出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初稿”，并在会议讨论中对自己的提纲和印度人罗易提出的“补充提纲”做了说明。
列宁提出了这样一些思想：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把世界分成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部分；在当时的形势下，“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全世界国家体系，将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的斗争”——这意味着，巩固和发展苏维埃运动和以俄国为首的苏维埃国家的力量应当是国际共产主义者的首要任务，而发展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即反对少数帝国主义的斗争正有利于这一任务的完成。落后的被压迫民族，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即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占有优势，在这些国家里从事民主斗争的资产阶级既有着民族独立的要求，也有与帝国主义妥协的倾向。当这些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暨民族解放运动具有革命性时，也就是说，当这些运动带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意义时，共产党人便应当支持这一运动。如果在落后国家里，共产党能够获得民主革命的领导地位，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并进行系统有效的苏维埃思想的宣传，那么在各国苏维埃政府的帮助下，这些落后国家可望“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列宁的思想经讨论得到了补充和完善，如罗易提出的“补充提纲”明确提出：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殖民地国家“革命的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的压迫。这样，帮助推翻外国统治的斗争，并不是赞成土著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趋向，而只是给殖民地无产阶级开辟一条达到其解放的道路”。这类见解和列宁的提纲一道，成为共产国际制定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支持和发展革命群众运动方针与策略的理论出发点。
1922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上述思想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贯彻。
这次会议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等各团体派出的共30余名中国代表参加。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共代表张国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询问了国共合作的可能性。
张国焘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中共成立后“一向认为社会革命是它的主要任务”，而这次会议提出将反对帝国主义作为“应该立刻开始的主要活动”，并提出“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的新观念，这两点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认为：前者为中共政治纲领的确定指出了方向，后者“无异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石”。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主张即在张国焘等回国后不久中共发表的对于时局的主张中首次提出。随后召开的中共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提出民主革命纲领，并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就这样确定下来。
实际上，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召开前，共产国际陆续派来中国的工作人员魏金斯基、马林等人就已先后同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进行了接触。
孙中山在袁世凯专制野心暴露之后，一直没有停止为重新争取民主政治而进行的斗争。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给了他很大鼓舞。在他指导下的上海《民国日报》是国内首先报道十月革命消息的报刊。1918年夏，孙中山还亲自给苏俄政府和列宁发电，表示自己对他们的“极大的敬意”，并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1919年10月，他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希望该党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有更大作为。在此前后，他发动了两次护法运动，不过均没有取得成功。特别是1922年6月，他长期扶植的陈炯明对他的背叛使他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通过马林等人的工作，孙中山表示接受共产国际对他的帮助，愿意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但他坚持自己多年间形成的对中国历史、国情和革命道路的看法，不同意在中国建立苏维埃制度，也不同意国共两党采取党外合作的方式。这使国共合作在一开始就面临困难。李大钊在解决这一困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国民党实行合作的交涉工作，同在工人群众中开办夜校，进行讲演或政治鼓动不同。它需要经验、学识，乃至需要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人来承担。陈独秀作为中共的主要负责人，不可能抽出全部精力去从事这项工作，中共中央其他领导者大多年轻。相比之下，只有李大钊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合适人选。他不仅有丰富的学识、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他的一些同乡、故旧、同学、好友如孙洪伊、张继、王法勤等，或与孙中山关系密切，或在国民党内有较高的地位或较大影响。而且，据说马林与孙中山1921年的初次会见，也是李大钊通过好友林伯渠安排的。
正是由于李大钊具备从事领导国共合作工作的条件，张国焘到北京传达中共中央对于时局的主张时，特请李大钊到上海参加准备讨论统一战线问题的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无疑是经陈独秀同意，也即是中央局所作的决定。
李大钊这段时间里除授课和担任学校其他一些工作，还担任刚成立不久的北京非宗教同盟大会常务干事、北京教育会关于自治问题的研究编著部成员，与交通部长高恩洪联系派遣铁路密察员一事似也在此期间。因此，他没有及时抽出时间赶往上海。8月，他在北京迎接苏俄特使越飞，并于18日同蔡元培、胡适等在东方饭店设宴为越飞洗尘之后，于下旬匆忙前往上海，转赴杭州，参加中共在那里举行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在杭州西湖召开的这次会议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要决定中共以什么方式与国民党合作。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共合作只是一句空话。
提出召开这次会议的马林刚从莫斯科返回上海，他向共产国际汇报的国共合作方案已经得到批准。他指出中共二大通过的有关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还是一个空中楼阁，因为孙中山不同意以党外联合的方式实现合作，所以必须召开一次中央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参加杭州会议的有二大选出的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的4名：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以及李大钊、张太雷、马林共7人。
张国焘的回忆说：马林是会议的主角，他提出中共党员应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这种方式实现国共合作。他的主要理由是国民党“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
马林的这些主张遭到了与会多数人的反对。张国焘和蔡和森的反对态度尤为激烈，以至提出请共产国际重新考虑方案的意见。
陈独秀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详细说到，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但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但是，孙中山必须改变他在日本创建中华革命党时采用的打手模和宣誓效忠他本人的办法，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坚决反对。
与会4名中央委员中有3位明确表示反对意见，这使会议的气氛十分尴尬。面对这种情况，李大钊发言了。
他对张国焘等的反对意见和陈独秀提出的条件表示了同情的看法，但同时指出，国民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多年，依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并没受到任何约束。即使是单纯的国民党员也抱有不同的政见，单独从事政治活动的例子也不少。这样看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样也不会受到约束。他认为实现联合战线不是件容易的事，“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他并向张国焘等进行“疏通”，指出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以作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既是实现二大的既定政策，同时也是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
李大钊在这种“调和的立场”上的一番周到有理的发言说服了大家。会议最后“以一种谅解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所提国民党取消打手模的入党手续以后，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的决定。
从当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当时其他有关情况来看，中共党人以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或许是无法更改的选择。但杭州会议最后决议的形成却不能不归功于李大钊。倘若不是他坚持对马林主张的支持和对陈独秀、张国焘等的委婉劝说，很难想象会议将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李大钊对国共联合的积极态度既体现了他处事的灵活性，同时也因为他的思想上有更为坚实的成立联合战线，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基础。对比一下李大钊从阶级斗争的视角来看待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地位的思想，即把中国看作帝国主义国家掠夺下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同列宁关于世界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思想，对理解李大钊会有所帮助。
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者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他的观察问题的范围是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他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以他的帝国主义论和他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形势的观察为依据的。
李大钊作为一个生长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的刚刚兴起的，首先以拯救自己民族国家为目标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他既关心劳苦大众的解放，更关心中华民族的独立。他的观察范围更多的是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和中国如何摆脱外来压迫的道路。他固然也关心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灭亡问题，但首先是赶走它在中国的侵略。
尽管如此，两个人的看法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首先，李大钊把中国作为无产阶级，强调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亦即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压迫和被压迫关系，这同列宁把世界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所用的概念不同，意思却十分接近。
其次，李大钊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和世界资产阶级的矛盾，同时反复强调中国人民同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平等、互助，这也就是说：中国人民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及人民群众之间并不存在矛盾。这同列宁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要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联系起来，共同打倒世界资本主义的思想一致。
第三，李大钊强调了中国的被压迫地位，是把中国民族的反对外来压迫的斗争放在解决民族问题的首位，这同共产国际提出的落后国家的革命首先应当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相同，而李大钊思想中具有的中国除专制卖国的军阀官僚政客之外的所有平民大众联合起来的思想又恰同列宁的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同从事民族解放斗争的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支持民主革命的思想相一致。
正是思想上有着这么多的相似相同之处，加上李大钊在此期间事实上比中共的其他领导人更多地从事着带有统一战线意义的斗争，便使他有比其他人更为自觉的联合战线意识。由此可见，他在杭州会议采取维护马林意见，亦即是维护共产国际的指示的态度绝不是偶然的或无原则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