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紧张局势，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对广东革命政府的威胁引起苏联和西方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密切关注。9月里，当李大钊在列宁格勒参观一个橡胶工厂时，列席了厂内为报告美英帝国主义者干涉中国广东革命政府近况的工人代表大会。会议在全体与会工人的愤慨声中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议决案。在前往参观皇家花园的路上，李大钊等遇到了3名苏联军人。这几位军人在恳切询问中国革命状况后表示：他们已“执戈待命”很久了，一旦中国革命需要，他们会立即前来支援中国人民作战。与此同时，在莫斯科，全俄工会理事会和工会发起成立了“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发表《致各国工人书》，号召各国工人在各处组织“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给予中国人民以精神上的声援和物质上的支持。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城市谴责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声援中国革命的运动此伏彼起，“‘从中国收回手去’的呼声，全俄皆是，到处组织此等团体，天天都有集会，报告中国的事”。
所有这些，都令李大钊深为感动。
9月中旬，他在接待《工人莫斯科报》记者的谈话中概括地讲述了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别支持中国国内的直系和奉系军阀在华北、华中角逐的局势及英国在中国南方支持陈炯明和买办商团势力反对孙中山的事实。他指出：目前孙中山的政策尚不够明确，他还没有找到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且有向商团妥协的表示，但帝国主义的阴谋全部暴露后，可以促使孙中山到工人群众中寻求支持。他还谈到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在于说明内战的原因和性质，在全力支持南方革命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斗争的同时，组织工农群众投入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
9月22日，李大钊参加了“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盛大集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登台发表演说。他除了介绍中国的形势外，着重指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不可能发展的。”但是，“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问题，而是一个国际问题。没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援助，中国的民族运动就不能发展……共产国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东方殖民地奴隶解放运动的中流砥柱”。他盼望俄国工人聚集起力量，“帮助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
几天后，李大钊提笔为红色工会国际的机关刊物《红色工会国际》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内战和工人阶级》一文。文中略为细致地说明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如何通过控制中国海关，造成中国财政和经济的破产，使农民失去土地、工人失业，一方面造成华工外流，成为被外国资本家利用来破坏本国工人运动的工具，另方面在国内形成兵匪之源。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则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从而形成不同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不同派系军阀，从而造成中国内战的局面。
同时，他也指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府向进步方向的发展。他暗示，各国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者干涉中国运动一事表明：“工人群众已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向国际资本主义宣战了。”他表示：“中国工人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同全中国工人一道应当成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锋队。”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领导人，李大钊这些简明扼要的观点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广东局势和军阀战争的态度和在民族、阶级革命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在苏联人民和各国共产党及工人运动领导人面前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认识与理论水平。
在苏联居住的四五个月给李大钊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感到自己是亲眼看到了梦想多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他在莫斯科近郊马拉霍英卡居住时，发现这里原来是贵族和资产阶级避暑的场所，现在则成为工人和儿童避暑的地方。在列宁格勒，他住在一个称作“国际海员之家”的海员俱乐部里，发现那里有图书馆和种种娱乐设备，凡停泊在列宁格勒海港船上的海员都可以到这里读书游玩。他还看到列宁格勒郊区的“皇家村”已经成为儿童村（即孤儿院），那里的孤儿过着集体的、有人照料的幸福生活，这同他从大阪和上海报纸上看到的上海17万多为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挣扎在工厂车间的童工生活形成极鲜明的对照。他感到在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里，工农大众真正当家作了主人。当他回国后，仍旧路过哈尔滨留住王芳田家中时，他动情地把这一感受告诉了王芳田。当他回到家中见到妻子儿女时，他带着幸福的回想，将他在儿童村戴着红领巾和苏联儿童的合影拿给她们看。
同情人民疾苦，过惯节俭生活的李大钊似乎没有留意“新经济政策”虽然实施，但仍旧没有摆脱物质缺乏的苏联人民生活上的贫困。他甚至感到列宁格勒居民衣履的“朴素而大方”比莫斯科“新经济政策下的暴发户的女子千奇百怪的样子”更为可爱。他看重的是新制度下的人民——工人、妇女、儿童、军人那蓬勃向上的精神，那国家主人翁的气概。可以相信，对苏联社会主义生活的美好感受增进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坚定了他要在中国推翻压迫者，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他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为了中国这一美好日子的到来，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直系首领曹锟，提出欢迎孙中山北上解决国是。政局出现了向有利方面发展的征兆。李大钊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回国投入了新的斗争。
中山主义观
冯玉祥，字焕章，安徽巢县人。辛亥革命期间在北洋军第20镇40协任营管带时，参加了王金铭、施从云、白毓昆等领导的滦州起义，被推为总参谋长。起义失败后，他被解至保定，后入陆建章左路备补军。1921年任陆军第11师师长，随后相继任陕西督军、河南督军、陆军检阅使，属直系吴佩孚部下，但与吴关系不洽。有材料说在此期间，孙中山曾派人与他联络，致使其思想倾向革命。
1924年10月23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不久，作为吴佩孚任命的讨奉前线第三路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同胡景翼、孙岳等合谋倒戈，占据北京城。随后发表和平停战主张，并宣布成立“誓将为国为民效用”的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被推为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与冯结成反直同盟的陕西陆军暂编第1师长胡景翼和新任京畿警备副司令不久的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分别任副司令兼第2、第3军军长。
考虑到自己力量的不足，冯玉祥等一面派人请孙中山入京“指示一切”，一面电请段祺瑞出任国民军大元帅来京“表率一切”，并主张由“一国贤豪同集京师，速开和平统一会议”，处理善后和国家建设问题。由于孙中山一时不能到京，冯玉祥和张作霖、段祺瑞达成一致，组成了由段祺瑞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
这时，吴佩孚的军队已被击垮。国民军相继控制直隶、河南、察哈尔、绥远、陕西等地，奉军背弃事先与冯玉祥的协定，攻占天津并向山东方面发展，与国民军形成日益尖锐的对抗形势。李大钊正是在这时赶回北京。
等待李大钊的是繁重的工作和复杂的斗争。
1925年1月，中共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未出席大会的李大钊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为了加强北方工作的领导，在这一期间成立了中共北方区委，由李大钊担任书记。
中共北方区委负责领导的区域涵盖北京、天津、河北、吉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等省。在其后一年多时间里，它的工作除大力发展组织外，还领导了北方地区的国民会议暨抵制“善后会议”运动、为“五卅”惨案抗议帝国主义暴行运动、“关税自主”运动、试图推翻临时执政府的“首都革命”运动、抗议为大沽口事件英、美等8国提出的“最后通牒”示威请愿运动等等。
与此同时，李大钊还为争取国民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现有材料似乎难以说明是胡景翼、冯玉祥的国民军先向国共及苏联提出援助请求，还是李大钊等先拟定争取国民军的方针。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联合国民军的工作首先是由李大钊为首的北京地区党组织配合国民党中人首先做起来的。中共中央在1925年10月执委扩大会议之前几乎没有在任何文件中提起此事。那次扩大会议的主要文件《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写道：“最近一年来，中国发现所谓国民军，他们与国内解放运动发生关系，一方面可见他们有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别方面他们为民众运动所推引参加反帝国主义斗争运动，产生了军队力量对于革命运动的新作用”。
文件指出，冯玉祥国民军与奉军的冲突与“民众争政权的革命运动有直接关系”，但并没有提出团结或争取国民军的政策，而只是含糊地说：革命形势愈发展，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组织愈巩固，国民军与奉系军阀的冲突“成熟得也愈快，国内军力卷入这一斗争的也愈多”——意思大抵是，那种情况对于革命便愈加有利。
同时，会议在“京区报告议决案”中指责说：“京区同志中，对于工人阶级与国民军的关系，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即“假定国民军是比较开明的军队，对他存了过量的希望与幻想，甚至依赖国民军领袖是工人之保护者；这是应当痛改的”。
中共中央明确的把国民军定性为“从旧军阀分化出来的左派”，提出“帮助国民军”，“加紧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帮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的策略，是到1926年2月才正式提出的。而在此之前至少近一年，李大钊已在实际上从事争取国民军的工作了。这些工作包括充当国民军与苏联方面的接线人、亲到开封和张家口与胡景翼、冯玉祥商谈援助计划和在军中开展政治工作等。其结果是国民一、二军得到了苏联和中共提供的顾问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和武器弹药的援助。
李大钊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并没有过高估计冯玉祥和国民军的革命性。当几位在冯军中工作的苏联顾问同李大钊谈起他们在冯玉祥那里曾见到一幅中国“耻辱图”并问起李大钊怎样看待这件事情时，李大钊回答说：“要是冯玉祥元帅赞许这样一张地图都会使你们吃惊，那你们就太天真了！你们以为冯玉祥当真有志于革命活动吗？即使他再活这么多年，他也绝成不了革命家。最多也不过是有激进情绪，这可能反映在他的具体实践活动上。当然 ，我不怀疑，冯玉祥元帅可能是孙中山所提倡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热烈的信徒。请不要忘记，中国可能有这样的时代，到那时不仅会涌现出冯玉祥元帅这一类型的人，而且还会涌现出口袋里装着共产党党证，但思想情绪跟他不相上下的人……”
1924年11月，孙中山接受冯玉祥等的邀请，发表《北上宣言》，明确提出速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随后经日本北上天津，于12月31日扶病入京。段祺瑞则不顾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的反对，召开了由军阀官僚及部分知识分子参加的善后会议。
正当李大钊等领导国民会议运动与“善后会议”对抗之时，孙中山不幸逝世。
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孙中山到北京后指任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成员，李大钊参加了孙中山治丧处秘书股和移柩抬送等工作。在此期间，他为孙中山写下了一幅长篇挽联：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陶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陵，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这对挽联上半部分评价了孙中山顺乎世界之潮流，为中华民族的独立、更新而鞠躬尽瘁的一生；下半部分表达了对领袖于革命尚未成功之时不幸逝去的哀痛和对后继者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完成民族革命大业的期望。
同时，这对挽联也暗示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理解或解释。
李大钊似乎已经预料到，孙中山身后国民党中会有人对他的思想作另外的解释，而后用其作为分裂国共联合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借口和理由。
事实上，由冯自由和曾为李大钊朋友及介绍第一批中共领导人加入国民党的张继等组成的分裂国民党的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在孙中山逝世前夕就成立了。不过，在理论上奠定了分裂统一战线，排斥共产党基础的却是那位在移送孙中山灵柩时与李大钊同组抬棺的戴季陶。
戴季陶于1925年六七月间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文，前者意在阐述他所说的“纯粹的三民主义”；后者从所谓人类生存过程中伴随求生的冲动和生存的欲望而必然有的独占性，排他性出发，暴露国民党内国共两派的矛盾，提出排斥共产党人的理由。
戴季陶把孙中山的思想说成“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
他说仁爱是孙中山哲学的基础：孙中山由“爱中国人”而发明救中国的三民主义，又由爱全亚洲、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爱全人类之心为世界大同而奋斗。“三民主义不单是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要拿来解决世界问题。”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是要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地位，实现国家的完全自由独立，同时复兴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文化；民权主义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普通民权；民生主义是要在经济生活平等的基础上满足人民衣、食、住、行、育、乐诸方面的生活要求。
他解释说：孙中山主张的国民革命是联合各阶级为受苦的平民而革命，是要各阶级的人抛弃阶级性，恢复国民性，抛弃兽性，恢复人性来进行革命。这个革命“是从仁爱的道德律产生出来，并不是从阶级的道德律产生出来的”。“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需要取阶级斗争的形式……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