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
1913年夏，李大钊在北京期间有一项重要的收获，就是得到孙洪伊、汤化龙在经济上支持他出国留学的允诺。
孙洪伊，字伯兰，直隶天津人，1909年39岁时被推举为直隶谘议局议员。同年和著名的实业家、立宪派领袖张謇等发起组织了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后来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中连续担任领衔代表，从而成为有名的立宪派人物。
民国成立前后，孙洪伊先后参与组织了立宪团体宪友会、共和建设讨论会，以及共和统一党、民主党等，后加入进步党，成为有影响政党团体活动家。
他曾参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创办，对该校情况比较关心。李大钊因办《言治》月刊事到北京与他见面时可能就给他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月刊出版后，李大钊的文章不仅数量多，而且思想文字俱佳。国内各报转载《言治》的文章，李大钊的文字被转载的最多，他因此被誉为“北洋二杰”之一，从而更加受到孙洪伊的器重。
这次李大钊应同学之邀来京办报，和孙洪伊之间有了更多接触。孙洪伊介绍他同刚刚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上当选为众议院议长的汤化龙相识。
汤化龙，字济武，时年39岁，是湖北蕲水人，曾留学日本，1909年担任湖北谘议局议长，参与组织过宪友会；武昌起义后，担任湖北军政府政事部长，后与梁启超等人组织民主党和进步党。
汤化龙和孙洪伊都是由立宪派转而成为民初政界重要人物的，政治思想和观点较为接近，关系亦较密切，对李大钊的才干当然也十分欣赏。当他们得知李大钊接到同学寄自日本的邀他前去留学的信，为经费无着而烦恼时，表示愿意给予资助。
8月间，为了躲避陈翼龙被害后政府对中国社会党成员的追查，同时也是因为须做些出国前准备工作，李大钊回到家乡乐亭。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准备，他于同年冬季，启程前往日本。
近代中国由于政治腐朽、经济落后，尤其是统治者的昏庸，在同外国的关系上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逻辑：外国人侵略中国，中国人却要向外国学习。
这个逻辑说怪也不怪。中国有着辽阔的版图、众多的人口、悠久的历史，丰富灿烂的传统文化。这些成为民族的骄傲，也成为包袱。
明清长时期海禁锁国使统治者不了解世界的进步。天朝上国、中土老大的意识经久不变，当然想不到要向别人学习。只是到了古老的弓马刀枪抵御不住入侵者的“坚船利炮”，列强势力一步步侵入，国家主权一步步丧失之时，在一部分有识之士的反复倡导下，执掌政权的统治者，才慢慢感到有改革的必要，有向外国学习的必要，于是有选派留学生的政策。
这样看来，到侵略者的国家去学习——当然不是去学习侵略，而是去学习富强之策——既是被逼无奈的结果，也体现出中国人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自己的一种进步。
经过1867年明治维新而迅速崛起的日本，是19世纪90年代以后对中国造成侵略危害最大的国家。由于它地理位置接近于中国，文化传统和语言文字与中国相近，因此也成为近代中国派出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在李大钊去日本前10余年间，每年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数以千计，最多时达到8000余人。到1914年这一年，中国留日学生的人数仍达到了五六千人。
在这些留学生中有不少人是为谋求个人生路而离乡背井的，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异地求法的爱国者。后面这部分人中间，出现不少从事新思想、新观念启蒙和宣传反满革命的社团和人物。他们中兴起过“拒俄运动”，产生过一批批民主革命者和一批批回国后在政治、军事、外交、实业、文化、教育等各界起骨干作用的人物。
和那些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前往日本的留学生一样，李大钊心底里也有着一种说不出的苦涩味道。
他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对于中岛端一类狂妄的侵略者抱有警惕。对于日本人利用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领土，干涉中国内政，欺压同胞的行径极为愤慨。就在他出国前再一次到五峰山游览时，在他上、下火车的昌黎车站还遇到一起日本驻屯军士兵枪杀5名中国警察的事件。
目睹寄放在地藏寺中的五口孤棺，李大钊的心情格外悲愤。在事后写下的《游碣石山记》中，他特别记下了这件事，并且写道：
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中华领土，以戕我国士，伤心之士，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
他乘船航经黄海海面时，不由想起当年中日甲午战争情景。
站在甲板上，眼前“落日狂涛，一碧万顷”。当年清政府北洋水师“复师之陈迹，渺不可睹”。他却感到东流的海水“怒潮哀咽”，好像其中埋藏着殉国亡灵的凄凄之恨。
李大钊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于1914年1月初踏上日本海岸。
初到日本
东京早稻田大学，是日本著名大学之一。对于中国人，它的名气远在其他大学之上。这是因为，这所大学在培养中国留学生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不少名人曾到这所大学学习。1905年到1910年期间，每年有数百名（多时达七八百名）中国留学生来到这里。为适应日益增多的中国留学生管理需要，早稻田大学设立“清国留学生部”。6年中有4000多名中国留学生从这所大学毕业。
1906年，美国教会通过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协会，经美国驻日本大使的协助，在东京建立了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此会1910年在北神保町正式设立本部，随即取代了1902年建立的清国留日学生会馆，成为中国留日学生活动的大本营。
该会于1907年在早稻田大学设立了分会。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停办之后，这里便成为留学早大的中国学生常常聚集的地方。
从早稻田大学向南步行大约500米，登上一座绿树成荫的小山坡，便可以望见一幢欧洲风格的教堂式建筑。这里是东京牛込区下户冢町520号，早稻田大学基督教青年会就设在这座三层小楼里。李大钊到了日本之后，即由同学安排到这里暂住。
初到日本，既不熟悉环境，用日语会话还有一定障碍。几位同学忙于学业，平时难得相见，这使李大钊大有“问难无地，索居寡欢”的感觉。不久，他开始跟青年会的英文教师，一个叫瓦卡阿瑟·鲁宾逊的美国人学习英语。其间，用英文写的《我的自传》被这位美国教师精心保存起来。
20世纪初期的日本对于文化事业是十分重视的。东京设有电影院、展览馆一类场所。其中有不少令中国留学生感到新鲜有趣的东西。李大钊也曾去参观位于九段公园靖国神社附近的一家“游就馆”，不料里面陈列的展品有许多是从中国掠夺的所谓战利品。
这些掠夺品上面都贴有解释该物由来的说明，以表示国家的荣耀和骄傲。看到这些，李大钊心中不由涌起伤痛之感。
他后来写道：
鼎彝迁于异域，铜驼泣于海隅，睹物伤怀，徘徊不忍去。盖是馆者，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人以壮其气，我以痛其心。惟有背人咽泪，面壁吞声而已。
让李大钊感到欣慰的是，并非每一个日本人都是侵略主义者。他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的日本籍教师今井嘉幸就是一个正直的日本学者。
此时，今井先生已经履行完他同北洋法政学校的聘任合同，回到日本。李大钊前去拜访，正赶上今井嘉幸撰写完博士论文，准备申请博士学位。
今井长期以来关注中国和外国不平等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问题。他告诉李大钊，他对中国国内由袁世凯支持，康有为为会长的孔教会掀起的尊孔复古潮流“滋抱悲观”，认为该事将为中国废除领事裁判权一事设置障碍。他把自己论文的原稿给李大钊看，其中专门论述了各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外国行政地域”。
李大钊感到，该文“详于外力侵入中国之迹，且足为吾国将来撤去外国裁判权、收回外国行政地域之考镜”。不久后，他和一位同学将今井嘉幸在论文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国际法论》一书译成中文，由健行社出版。
在这段时间里，李大钊还受汤化龙委托，关照汤的儿子汤佩松的学习。
在李大钊到达日本后不久，汤化龙的妻子带着女儿和未满11岁的佩松来到东京，住到离早稻田大学七八里远的郊区。安顿下来之后，汤母送佩松上了目白中学，并打发女儿陪着佩松到青年会见李大钊。
李大钊也许早已从汤化龙那里知道了这位若干年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的博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内著名的植物学家，在当时是一个对学习毫无兴趣，把打球、玩耍当成唯一爱好的公子哥。
他亲切地接待了小姐弟俩，答应为佩松找一位青年会的干事作他的英文教师。按照约定的时间，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汤佩松到青年会学习两小时，然后找李大钊汇报他一星期内的学习情况。
汤佩松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
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李大钊先生对我并没有过高的要求，每周的学习汇报也容易敷衍过去。以后时间长了，李先生提的问题便越来越细致、越来越具体了。我感到有点难于招架，局面常常十分尴尬。李先生的不满情绪开始有所流露，不过，总的说来，他还是鼓励多于责备，热情多于严肃，我虽有畏惧心理，也还可以硬着头皮应付。可是，越往后去，李先生变得愈来愈严厉了。每周六的学习汇报，竟成了我身上的一种不胜重负的压力。到头来，终于导致了一次大爆发。
那照例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英文老师那里出来，怀着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情去见李大钊先生，履行每周一次的学习汇报。
李先生让我坐在他的对面，开始问起我学习英语的进展。
“一本书快学完了。”我简单地回答。
“我是问你学了些什么内容，有没有总结一下自己的收获。”
“没有总结，反正单词、语法什么的，我都学了。”
“讲得具体一点：学了多少单词，记住了多少？教过哪些语法，你理解了没有？”
“我记不得了。”
“那么，你说一说，今天老师教了些什么内容？”李先生显然不满意，说话的声调也提高了。 我搔着头皮，冥思苦想了好一阵子，还是回答不上来：“这……这……我记不清了，可能是……”
“‘可能’什么？刚讲过的东西，你就还给老师了？”李先生激动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这说明你根本就没有好好听。既然如此，有什么必要浪费这个时间呢！”
我从来也没有受过这么严厉的责备。听了李先生的话，我简直感到如芒在背，浑身都不舒服。想辩，觉得理亏；想哭，又怕更加丢脸。我只好强忍泪水，呆在那里一动不动。
哪知道李先生更加激动了，不，简直是愤怒了，话也越来越刺耳：“你可知道，远渡重洋到日本来求学，一个要花多少钱吗？你也许认为你家有钱，不在乎。不错，你家里是有钱，但有钱并不能给你增加光彩，也不能让你随便浪费。像你这个样子，钱等于扔到海里去了。”
这每一句话都像鞭子似的抽打在我身上。我终于忍不住了，哇哇地哭了起来。
“别哭了！”李先生走到我跟前，似乎在安慰我，可那话的份量丝毫没有减轻，“眼泪洗刷不了耻辱，唯一的办法是迷途知返，懂得发愤。你回去以后，可以好好想想我的这些话，择其善者而从之吗。”
我抹着眼泪走了出来，心里很不是滋味。过去的担忧全被证实了，我算是领略了李先生的厉害，现在该要想一个办法来对付了。向母亲诉说吧，肯定不会得到支持；不再学英语了吧，又难于向家里人交待。想来想去，终究没有一个好主意，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去学英语，而不再去向李大钊先生汇报。
对，就这样决定了。在下一次学过英语以后，我便从青年会的办公室里溜了出来，悄悄地躲过了一场可能落到身上的责罚。
然而，这样做，心里总不十分踏实。当又一个星期六来临的时候，我来到青年会的大门前，心里不免紧张起来，既担心万一碰上了李先生，也担心李先生会对我的家长“告状”。
可怕的事情果然发生了。我刚进大门，见李先生正站在网球场的旁边。于是，我急中生智，连忙转过身去。打算快步穿过网球场。
“汤佩松，你过来一下。”我终于没有逃脱李先生的眼睛，被叫住了。
李先生走了过来，平静地说：“上个星期，你为什么没有到我这里来呀？今天，我特地到门口来堵你来了。”
我低着头，用脚尖踢着地上的草皮，一言不发，似乎在等待一场灾难的降临。
“你多大年纪了？”李先生还是用平静的口吻问道。
“10周岁。”我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来。
“10岁不算太小了。”李先生大概是为了缓和眼前的紧张空气，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做校书郎的时候，只比你大两岁呢。”
听了这番话，我的心开始平静了。于是，我用忏悔的、低沉的声调说：“那天，我看电影去了，所以没有……”
李先生在我面前蹲了下来，态度仍然是那么平和：“看电影并不是不可以，不过，那只能偶尔为之。我们千里迢迢到日本来，毕竟不是为了看电影呀。临来之前，你父亲反复嘱托我，要我督促你学习。这对我来说，自然是应尽的责任；但我终究不能代替你，学好学坏，主要在你自己。”
网球场上的谈话就这样匆匆结束了。李先生看了看表，知道到了该学英语的时间，就对我说：“去吧，先去上课，然后再到我房间里来。”
我像遇到特赦一般，转身便跑。
两个小时后，我又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了李大钊先生的门口。房门关着，屋子里甚为寂静，连李先生翻动书页的声音，我也听得清清楚楚。我刚要伸手敲门，心却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把手缩了回来，想让心绪平静一点后再进去。哪知道，那颗跳动的心却象一只野兔，完全控制不住了。我终于失去了敲门的勇气，静悄悄地从房门口溜了出来。
这段时隔73年的生动回忆虽然可能加上了一些修饰成分，但其中说到的李大钊的平静温和的表情，热情执著、偶然也流露出急躁的性格，以及为达目的而不厌其烦，极尽委琬的处事方式，不仅和其他一些接触过或熟悉李大钊的人回忆有颇多相似之处，而且其表现出的性格特征在李大钊的许多文章中也一再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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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日本，对李大钊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他见到景仰已久的著名学者、报人章士钊。
章士钊，字行严，湖南长沙人，生于1881年，早年担任过上海有名的进步报纸《苏报》的编辑，主编过《国民日日报》，又先后在日本、英国留学，熟悉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思想。辛亥革命后，他一度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的主笔，因其政治主张与同盟会不完全一致，受到指责，于是辞去编职，另办《独立周报》。
《独立周报》的宗旨按章士钊的解释是“袖手旁观”、“不偏不倚”，就是不参与实际政治的竞争，对竞争的各方无所偏袒，独立发表自己的政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