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以后，左翼路上的陈映真在1964年碰上日本年轻外交官浅井基文是一个转折[10]；在思想封锁闭塞的年代里，依靠着过去的旧书没有办法建立起对当前世界的认识，浅井借身份之便提供了一扇通往激进知识的窗户。陈映真在1993年的《后街》中表达了他的感念，尤其是在互动中深深体会到左翼跨界的同志连带[11]，这或许对他及参与1965年开始的读书会[12]的成员来说，都是在生命早期实践中就已形成国际主义世界观的重要契机。有了读书会当然解除了部分落单的孤寂感，但是保守的政治现实并没有因而不再让人绝望，而思想上的逐渐与现世贴近，似乎逼出了另一种心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1966年以后的作品，“都明显地脱却了他个人的感伤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相对地增添了嘲弄、讽刺和批判的颜色”。（陈映真，2001a：20—21）代表作该是《唐倩的喜剧》，批判的矛头清楚地指向已经形成崇欧风尚的思想界，而批判的外在动力则来自“文革”初期的浪漫主义与国际反越战运动。再走下去，回头来看，就会“幼稚地走上幼稚形式的组织的道路”（陈映真，2001a：21），没有条件，心有不甘，只能硬干，投狱成为逻辑上必然的结果。
1968年入狱是又一次更为关键的转折。当时他已经是成名的作家，估计在狱中已经近二十年的老同学[13]们对他是极其关爱，都想把武功传授给这个被判十年、迟早要出狱的年轻人，在众人合力的加持下，陈映真就算没有被吸收也自愿认同为精神党人，终于推向一条与过去联系起来的坚定的左翼道路。因为没有读到狱中时期思想与精神气质的转变状况的文字，以下再次引用《后街》这段经常被引诵的文字，从中似乎能管窥作家那时与历史相遇中的激动所带来终生承担的深情：
穿越时光的烟尘，他噙着热泪去瞻望一世代激越的青春，以灵魂的战栗谛听那逝去一代的风火雷电。狱中多少个不能成眠的夜晚，他反反复复地想着，面对无法回避的生死抉择、每天清晨不确定地等候绝命的点呼时，对于生，怀抱了最渴切的眷恋；对于因义就死，表现了至大至刚的勇气的一代人。50年代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籍不分大陆本省，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对于他，再也不是恐惧、神秘的耳语和空虚、曲扭的流言，而是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他会见了早已为故乡腐败的经济成长所遗忘的一整个世代的人，并且经由这些幸存于荒陬、孤独的流放之岛的人们、经由那于当时已仆死刑场二十年的人们的生史，他会见了被暴力和谣言所欲湮灭的历史。（陈映真，2001a：22）
这段高度浓缩、极具思想爆破力的文字，创作于1993年的解严后，是认识陈映真左翼道路的关键，几乎解释了他出狱之后整体工作开展的动力之所在。仅就写作计划的层面来看，《铃铛花》系列是具体的展现，这段文字几乎是《山路》、《赵南栋》与《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三篇创作的压缩版。狱中，青年作家与左翼运动的历史接上了头，掉着眼泪，跨越时空，以仰望的心情聆听左翼前辈的激情故事。在《赵南栋》那里，我们看到革命党人宋蓉萱、许月云、林添福不无眷恋地等待从容就义时刻的来到，那一代人的骨气与勇气作家看在眼里，刻骨铭心地承继了先走一步的同志们的志业。在《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那儿，我们看到飞跃在雨夜苗栗山区树林中联络党人的徐庆兰、黄逢开、罗坤春，正是在他们生命的搏斗中，作家承继了打造红色新中国的热情与韧性。《山路》则试图杀出重围，通过蔡千惠的大爱，让在资本经济快速发展年代成长的李国木这一代人，重新记起逐渐被遗忘的、50年代遭扑杀的兄长李国坤与狱中三十年的同志黄贞柏。如何留下这段在台湾的红色革命及被暴力摧毁的历史，如何确保这段属于左翼的历史不被消灭、湮灭与污蔑，如何承继前辈的精神与未完成的任务，这些构成了陈映真70年代至今的主要工作。今天来看，他做到了！
狱中七年的外在世界，除了正在高涨的“文革”运动、欧美四起的学生运动与亚洲地区的左翼地下武装斗争之外[14]，岛内外保钓运动激烈地展开[15]，文化上的民歌运动蓄势待发[16]，文学上现代主义与民族文学的论争也悄然登场，囚禁在高墙之内的作家对外界的感受是：“不知如何而来的一阵春风，是怎样开始要煽动星星之火……”（陈映真，2001a：23）他显然蠢蠢欲动，只恨锁在狱中无用武之地。
1975年4月蒋介石逝世，特赦出狱的陈映真9月底以许南村的笔名写完了复出社会（文坛）的告白书《试论陈映真》。在这篇从自省出发展望未来的文章里，看到的是狱中七年停笔沉思的总结，隐约中承载了左翼分析语汇的含量与姿态，该是1965年读书会以来，与老同学相遇后，在知识上的结晶，算是与早期郁闷感伤基调的告别。许南村以市镇小知识分子的作家概括了过去的创作，又以1965年为分水岭，1959至1961年的惨绿向1961至1965年的青苍的色调移转；1965年之后，感伤主义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明快的、理智的和嘲讽的色彩。对于这个变化的过程，前面已经提出了解释，不再重复。
《试论陈映真》需要被认真讨论的是文中对未来的想法，依据的是他对于现代史的理解。显然，在1975年，陈就对省籍问题所牵动的“统独”问题有非常清楚的看法，他认为本省人具有分离意识的部分，来自帝国主义的运作，虽然没有点名，但指称的是战前日帝与列强入侵，战后美国新帝国主义的介入，阻绝了对历史整体的正确认识。孤立起来，从小市民简单的角度来看待混乱与落后的中国，而没有看到中国正处于走向“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地动天摇的过程中”（陈映真，1988:11），是产生分离意识的主因。这里指出的历史认识的错误点到为止，没有言明的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建国是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却被国共内战与全球冷战双重体制下的史观所遮盖。雪上加霜的是，大陆来的部分外省人承继了他称之为“前近代的大华夏主义”（陈映真，1988:11）的遗毒，激荡了分离主义的生长。今天来读，能够指出大华夏主义的批判基础，该是与陈所深信的第三世界论有关，中国已经不是古人幻想的宇宙的中心，而是跟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试图在殖民、战乱中重新站起来。因此，他对“在台湾成长的年轻一代新锐的、革命的中国文艺工作者”（陈映真，1988:12）喊话，要大家“克服和扬弃落后的大华夏主义和新旧殖民主义所残留的被害者意识、孤儿意识或弃儿意识，重新建立我们在中国现代史中的主体的地位，昂扬地前进”。（陈映真，1988:12）对日据、美帝二者反抗却又无力的古老大华夏主义，造成了丧失主体精神的哀怨自卑，把问题往外指向帝国主义，对内指向封建落败而使台湾与大陆分离，这些顾影自怜的真实情结，阻扰了前进的力量，必须通过分析与自省才能克服，从而重建批判的主体性。他以文艺工作者为对话对象，暗示的是对于局势的分析，亦即，左翼未来的工作只能在文化生产的场域中展开：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人们总是在各种艺术作品中寻求他们生活中最急切的诸问题的解答；寻求指导他们的人生的理念；寻求他们在起而变革生活和世界时所能信赖和认同的人物的形象；寻求经过各种艺术形式集中起来的民众自身的愿望和心声。因而文艺工作者就应该有自觉的自己批评的意识，谦抑谨慎，同一切愿意为更好、更合理的明日贡献力量的文化工作者，一道工作，一起进步。（陈映真，1988:12）
与其说是对文艺工作者的期勉，倒不如说是许南村对陈映真的冀望。青年陈映真狱中七年非但没有闭门忏悔自己身上藏匿着左翼思想，反倒是闭关修炼，出狱后斗志昂扬，增进的武功终于派上用场，想要点燃星星之火的驱力跃然纸上。因此，1979年10月再次被捕侦讯，是可以想见的，后来70年代后半期在《夏潮》，80年代中期在《人间》，乃至于90年代在《人间》丛刊的工作，可以说都是依循着以上宣示的精神前进。换个角度来看，与早期不同，70年代中期出狱以后的陈映真不再处于孤立状态中的孤独，也不再有时间孤单，转而活在左翼团体中，扮演着思想界红色旗手的角色——当然，这也许是进入不同种的孤独。
在以上铺陈的几个脉络中可以想见，出狱后的创作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以坚定的思想为后盾、前导的规划性甚强，1982年12月出版了“华盛顿大楼系列”后，1983年4月、8月就陆续在《文季》发表了《铃铛花》和《山路》。或许是因为规划、执行《人间》杂志的出刊，一般被视为“铃铛花系列”的第三篇的《赵南栋》，到了1987年6月才问世。1987年解严后，思想管制逐步拔掉，陈投入政治运动，1988年4月参与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出任首任主席，同时全力投入《人间台湾政治经济丛刊》，提供左翼思想理解、介入现实的分析武器，至1993年7月，共计出版六卷，为台湾90年代以降的战后台湾研究奠定了思想与理论的基础，影响甚巨。在暂时的喘息中，1993年9月底完成了《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1994年1月正式出版。
如果把《铃铛花》（1983）、《山路》（1983）、《赵南栋》（1987）、《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1993）视为同一个系列的写作计划，读者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政治气氛逐步松绑的轨迹，《铃铛花》中的左翼分子高东茂处于文本的周边位置，《山路》的主体是党人的眷属蔡千惠，1987年解严之际，虽然情势尚未明朗，《赵南栋》中左翼分子叶春美、赵庆云等人已经以主体姿态出场，以幸存者的角色追忆过去，到了1993年，革命行动者成为《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的主体，对左翼历史的书写就此可以毫不避讳，火力全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