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宰我的白日梦——古人到底“学”什么
学不可以已，荀子如是说。
荀子的教诲，每个上过学的中国人都知道。通行的白话翻译说，这是告诉我们“学习不能停”，一定要持之以恒，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就是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这个道理大家都懂。这样的理解，似乎并没有什么差错。对很多人来说，学习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学着学着就偷点懒是人之常情，动不动就会停下来休息一下。
《论语》里记载了一个著名的故事：孔子有个学生叫做宰我，有一天大白天睡觉，于是孔子批评他说“朽木不可雕”。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我们随后还将从多方面来讨论（毫无疑问，孔子是在批评宰我，认为他在白天偷懒睡觉是不对的，而“宰我为什么会在白天睡觉”“白天睡觉又为什么要挨批”这些问题两千年来学者们提供了太多的答案）。在此，我们先从最浅显的层面来解读这个故事：众所周知，孔子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教师的楷模，而宰我则是孔子门下72个好学生中的佼佼者，中国历史上最好的老师所教的好学生也会偷懒，这让大家更有理由相信荀子苦口婆心地说“学不可以已”，是为了提醒大家不要偷懒，因为这几乎是通病。
但是，只要稍微再多想一下，就会发现荀子的话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劝学》是《荀子》中的第一篇，“学不可以已”又是第一篇中的第一句话，可见荀子对这句话极为看重。问题是，荀子在这句话中所强调的，究竟是不偷懒的学习态度，还是“学”本身的重要性——一件一生都一直要做的事情，当然是无比重要的。两者当然是无法有明确的区分，但还是有着微妙的不同。一个面临高考的高三学生，必然知道学习对其未来人生的重要性，然而他还是会忍不住花时间打游戏或是网聊，这是前者——学习态度问题；一个读书无用论者，觉得赚钱或是吃喝玩乐才是一辈子都不应该停下来的事情，而学习对他来说完全是可有可无的，这是后者——“学”本身作用的问题。
荀子曾经担任齐国名校“稷下学宫”的校长多年，当然遇到过读书不认真的学生，不过遇到更多的恐怕是各种和他观点不同的老师，他们反对并批评荀子眼中最重要的学习内容，大肆鼓吹在荀子看来对个人对社会有害的言论（荀子专门写了《非十二子》，批评这些思想家）。这些人虽然也教授学生，但是所教的和荀子所谓的“学”大相径庭。也许正因如此，荀子才特意强调“学”的重要性。
那么，荀子所主张的“学”究竟是要大家学什么？不停地学习又是为了什么？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论语》中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趣的是，这句话也是出自《论语》第一章《学而》，也是《学而》中的第一句话（当然，以中学语文教材为代表，对这句话的解释有各种问题，我们先忽略“时”究竟是指常常还是按时，“习”究竟是复习还是练习这样的问题）。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再次从最浅显的层面来解释，既然《论语》把“学而时习之”作为全书的第一句，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和荀子一样，把“学”作为人生的第一要务——人首先要“学”，方能有道德有仁义，方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荀子》中，《劝学》篇之后有《修身》、《不苟》等，进而《王制》、《富国》。《论语》虽然没有这样霸气外漏的篇名，但是从第一章《学而》到第二章《为政》，似乎孔子和他那些编辑了《论语》的学生们也认为，“学”是为政的基础。因此《晋书》“王沈传”中才会提到春秋时期的贵族原伯鲁“不悦学”，有人就预言他必然灭亡——不学就不懂得如何管理国家。
二、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学”
如果说“学”是为了治国，那么学的内容，必然是和治国之术有关，而不是大家所认为的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于是，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松一口气，因为孔子们所说的学，和自己半点关系都没有。那些想做官的人才是需要不停学习的人。在孔子和荀子眼里，种田的农民或是赶车的马夫所需要的技艺，并不是儒生们所需要学习的内容。
师在田间散步，见乡人挑粪灌菜。师讶曰：“菜是人吃的，如何泼此秽物在上？”乡人曰：“相公只会读书，不晓我农家的事，菜若不用粪浇，便成苦菜矣。”一日东家以苦菜膳师，师问：“今日为何菜味苦之甚？”馆僮曰：“因相公嫌龌龊。故将不浇粪的菜请相公。”师曰：“既如此，粪味可鉴，拿些来待我吃罢。”
这则《笑林广记》里的笑话，经常被用来讽刺酸腐的儒生缺乏基本生活常识。但是事实上，在传统儒家看来，普通的生活常识确实不是他们所关心的教学内容。他们要教授的是治理国家的知识，他们要教授的学生则是将来管理国家的人才，他们绝对不期望自己的学生成为技艺高超的工匠或成功的商人。因此，如果把《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先秦诸子的作品看成是给普通人看的做人道理，那绝对是一个错误。这些书中的绝大多数道理，不是讲给君王听的，就是讲给希望辅佐君王的人听的。一旦忘记了这个原则，就会对很多故事产生误解。
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
这个著名的故事，是成语“滥竽充数”的由来，每个小学生都知道这个成语故事，但是几乎每个人的理解都有偏差。小学老师告诉我们，这个故事讽刺了无本领的冒充有本领、次货冒充好货的人，讲的是做人要有真本事的道理。这样的解读，很明显是把《韩非子》当作古代的心灵鸡汤了。在战争频繁的战国晚期，韩非子作为弱国韩国的王族成员随时都有灭国危险，绝对是没有心情去给老百姓炖心灵鸡汤的。他所担心的是国家的存亡，他的书是为了让诸侯更好地治理国家，因此这个出自《韩非子》的故事，要从君王的角度出发来理解。
很显然，喜欢听一群人吹竽的齐宣王不懂得管理朝政，不知道怎么考察手下的能力，就会无谓地消耗人力物力，以至于要养着几百个鱼龙混杂的乐师。相反，齐湣王知道一个一个单独地考察乐师，知人善用，在管理人才这方面就比他的前任强多了。韩非子和他的老师荀子一样，相信人性本恶，这个世界上总是会有好吃懒做的人，总是会有希望滥竽充数、不劳而获的人，而对一个君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擦亮眼睛，把这些废物揪出来，这才可以学到治理国家的本事。
和“滥竽充数”一样被滥解为“鸡汤”的成语故事比比皆是，出自《孟子》的“揠苗助长”也不例外。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这个故事被中小学老师广泛地用来告诫家长，事物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一定不能催着小朋友去学他们还无法理解的东西哦。对于爱好“鸡汤”的人来说，孟子是在告诉大家欲速则不达，凡事要慢慢来，这符合现代鸡汤思想中的慢生活理念。但是孟子之所以讲这个故事，只不过是因为他的学生公孙丑问他，如果让孟子做齐国的宰相，他会不会心动。孟子说不会，公孙丑就问为啥不会。孟子就说自己善于养“浩然之气”，而养浩然之气的关键就在于用自己善良的内心去引导自己的行为。孟子告诫公孙丑说，一个人的内心完全不管自己的行为是不行的，不过管得太多也不行，要自然而然、恰如其分地去养气。
没错，孟子的确也在讲养气有自己的规律，但是他绝对没有想把这一规律扩大到每一个普通人身上。养气是劳心者的事情，是君子的事情，用现在的话讲，是（优秀的）公务员的事情，孟子绝对没有让全天下百姓一起来养气的意思，更不可能让小朋友们来养气。一千多年后，当文天祥面对蒙古的劝降，写下慷慨激昂的《正气歌》时，他在序言中提到了孟子的浩然之气。而像文天祥这样愿意从容就义的君子，显然并不是满大街都是的。如果忘记了孟子讲这个故事的上下文，而硬要把“揠苗助长”放诸四海，那么就会把孟子看作是“鸡汤体”的先驱，从而错误地理解孟子的本意，因为这则故事和小朋友的教育是完全没关系的。
再次强调，先秦的思想家们讲的道理，绝对不是针对所有人的。就算是孔子做到了有教无类，他所教的学生中就算有平民，也是希望将来能够成为士的平民。那么，那些希望能成为士的古代人到底具体需要学点什么？
三、圣人：学的终极目标
荀子给了我们答案：“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也就是说，成为圣人是“学”的目的，而儒家的经典和礼仪则是“学”的内容。锲而不舍地学习，是学习儒家经典和礼仪；也许不能最终成为圣人，但是一个好学之人，首先是一个恪守着道德底线的“士”。而在从士大夫到圣人的漫长过程中，就要不断地“学”。有的士会获得赏识而做官，而有的士则也许一辈子都没机会做官，但是他们都不应该因为身为高官或地位贫贱而停止道德上的修炼。
孔子的“学”，同样强调的是道德操守。在儒家思想家看来，专门的知识属于“小学”，道德礼仪的培养才是“大学”。《论语》记载，有一次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教如何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离开后，孔子感叹说，樊迟是个“小人”，不懂得礼与义才是孔子所教授的核心内容。这一故事经常被当代人用来批评孔子轻视农业生产，觉得孔子的思想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样的解释显然过于片面。
在南宋有一个著名学者叫做胡实，根据《宋元学案》的记载，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开始练习诗词歌赋写文章。他的族兄胡五峰对他说，写文章只是雕虫小技，最重要的是懂得“道”，而“道”是圣贤之所以为圣贤的根本。胡实于是才在胡五峰的引导下“就学”。很显然，即使在宋朝，儒者对于“学”的观念和一千多年前的孔子比起来也没有不同：“学”指的是道德操守，而其他的所有东西，无论是写文章、做诗词还是种田，都不是君子所必须掌握的，“技艺”而已，所以单纯指责孔子轻视农民是毫无道理的。正如荀子所说，儒家传统所指的学习，应该是通过儒家经典和礼仪，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成为管理国家的人才。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会告诉学生，你们要向最高的目标看齐。那么，最高的目标是什么呢？
答案只有两个字：圣人！
毫无疑问，圣人是学习的终极目标。无论是一般被视为儒家经典的《论语》《孟子》，还是道家经典《老子》《庄子》，都把圣人作为最高境界的代名词。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圣人所说的话，和上天所赋予的责任一样，是君子们必须遵守的。孟子说：“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显然在孟子看来，圣人是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最佳能手。《老子》中则动不动用圣人为榜样，经常在讲一个道理时用“是以圣人……”这样的句型来总结：既然圣人都是这么做的，大家就都学着点吧。同样的，《庄子》也不止一次提到圣人，《庄子·天下》中提出的“内圣外王”思想，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人理想的境界。简单来说，内圣外王就是内心有着圣人一样的道德境界，对外则以仁义王道对待别人，内和外就这样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
一人往观武场，飞箭误中其身。迎外科治之。医曰：“易事耳。”遂用小锯锯外竿，即索谢辞去。问：“内截如何？”答曰：“此是内科的事。”
《笑林广记》里的这位外科大夫觉得，治疗箭伤只要把露在身体外面的箭杆锯掉就可以了，留在身体里面的那半截箭不归他管。就像有的君王觉得，让老百姓吃饱饭就可以了，不用真心地去爱护百姓。像这位庸医这样认为内和外是可以机械分开的人，就无法理解什么叫做“内圣外王”。
那么，到底怎样才算是圣人？这似乎并没有明确的定义，甚至连哪些人算圣人，都没有一份清楚的名单。在儒家历来公认的圣人名单里，孔子算一个，不过孔子自己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圣人。他曾经明确说过，圣和仁这两种境界自己还达不到。孔子还说过，圣人自己没福气见到，能遇到几个君子就已经很满足了。如果我们不把孔子的话当作自谦，那么显然在孔子看来，他所处的时代并没有一个现实存在的圣人。在孔子眼里，周公才是圣人。周公是公元前11世纪的人，比孔子早了五百多年，也就是说，圣人也许是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因此，一个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是，既然成为圣人的机会如此渺茫，为何要把圣人设为大家学习的终极目标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吓退一大批人！再次强调，孔子终其一生，也不过教了72个比较不错的学生，就算是这些学生，也经常被孔子批评。这些学生里面，虽然不少以圣人为榜样，怀着成为君子远大的理想，最后也只有颜回才有一点“圣”的气息，被后人称为“复圣”。其余的子路、子夏等人无论是政绩还是为人，都不能算是毫无争议的君子。可见，即使是有孔子这样的老师，一个学生想要成才还是极其艰难的事情。因此，孔子和荀子们所推崇的“学”，本来就不是面向一般人的。
这里的一般人，并不是就地位或是财富而言。那么，孔子是用什么来区别特殊和一般的呢？这要从孔子一派为何觉得周公是圣人说起。孔子在《论语》中几乎没有对“圣”下过定义。不过孔子的学生子夏说过，只有圣人才可以做到有始有终。的确，仁也好，义也罢，在一瞬间做到并不难，难就难在要一直如此。这就是荀子说“学不可以已”的原因。所谓的一般人，就是绝大部分不能锲而不舍地追求仁义的人，而要成为孔子或荀子的学生，首先一定是要有超常恒心之人，并且在拥有超常恒心的同时，还有一颗治国平天下的心。
在清朝学者钱大昕看来，“圣贤之学，教人改过迁善而已矣”。也就是说，学的内容并不复杂，儒家经典也无非教人怎样改正错误做善事。改正错误并不难，难的是不断地发现错误并能改正。钱大昕还说：“士大夫不可以无学”，如果士大夫们不学的话，整个古代的公务员阶层就会忘记道德底线，那么不但个人可能会落得诛连九族的下场，而且还会导致王朝的崩塌。在这个意义上讲，“学”必须是片刻也不能停的。南宋思想家胡宏批评当时的学者们稍微有一点收获，就以为自己是全天下道德最高尚的人，然后就开始自暴自弃。因此，胡宏也反复强调“为学是终身事”。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一般人最难做到的就是坚持，这些人也就是孔子等老师眼里应该吓退的。
四、老师应该有权威吗？
这种以研习儒家经典和礼仪为手段，以成为“士”为基本目标，以成为“圣人”为终极目标的学习，很容易让人觉得说到底就是为了做官。在一百年前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用来维护帝王统治的“糟粕”，于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被视为中国落后的主要罪人。1925年，郭沫若写了一篇叫做《马克思进文庙》的“穿越小说”，一开头就说“孔子和他的得意门生颜回、子路、子贡三位在上海的文庙里吃着冷猪头肉的时候”，马克思来了。接着马克思和孔子交流了很多看法，最后马克思走了，孔子和学生接着咀嚼冷猪头肉……
虽然有不少人觉得，郭沫若的这篇小说让孔子和马克思对话，表明他对孔子还很推崇；但是从他的描写来看，孔子的形象却是多少有点猥琐的，比如马克思在说要回家看老婆的时候，“我们的孔圣人他不惟不骂马克思，反而很艳羡地向他问道：马克思先生，你是有老婆的吗”；而两人在谈到理想社会的时候，孔子“摇头摆脑，呈出了一种自己催眠的状态”，这样的一个孔子显然是一个自得其乐的失意者，即使被供在文庙里，也早就没有了往日的风光，只能啃啃冷的猪头肉了。而陈独秀对孔子的批评则更为直接，在《孔子与中国》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三权一体的礼教，创始者是孔子，实行者是韩非、李斯……世人尊孔子而薄韩非、李斯，真是二千年来一大冤案。”言下之意，孔子的思想是罪恶的、过时的。
即使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持较为严厉的批判态度。以汉学家毕来德（Jean Fran?ois Billeter）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中最为推崇的是权力，中国人都自觉地处于权力结构中，宰制下级，屈从上级。毕来德甚至认为，中国和其他古国的不同，就在于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通过建立阶级制度，“很高明地将这种宰制系统制度化”，“让人民习惯服从和奴役”。
这样的评价很容易让人对中国古代思想反感，毕竟奴役、服从这样的词汇似乎与现时的观念不符。尽管早就有不少思想家指出，所谓的自由，也需要以容忍为前提，但是显然大多数人更喜欢一个“自由”的社会而不是“奴役”的社会，因此对于古代思想的价值就容易有所怀疑。其实在批判和颂扬之间，我们可以想一个简单的问题：人需不需要老师？如果答案是“需要”，那么我们接着问：为了让课堂教学可以顺利进行，老师在学生面前需不需要相对的权威？学生可以质疑老师，但是是不是应该尊敬老师？如果学生在课堂上睡觉或玩手机，老师有没有权力批评学生？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也许有人会问，这和孔子有什么关系？在儒家的传统中，一般是用家庭中的父子关系来比喻国家中的君臣关系的。这一对比的问题在于，一个家庭中父亲只有一个，一个国家中君王也只有一个，这容易让现代人想起“集权”“专政”等字眼。而就师生关系来说，就更加地具有弹性（千万不要一提到师生关系就想到小学生和老师，现实生活中的师生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一个50多岁的数学家可能去参加插花课，在那里他就是学生；一个20出头的大学生也可以去教电脑课，在那里他就是老师。每个人都有机会和可能在一定的场合成为权威，那么每个人都有可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当然这种尊重是用自己的知识与操守赢得的。
如果我们承认在当代社会中，师生之间一定的“等级和礼仪”仍然是需要的，那么主张“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孔子，其实等于主张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一种特定的“师生”关系中处于等级的高端。这意味着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等级观念并不必然与所谓的专制和奴役相关，而是完全可以适用于当代社会的。诚然，圣人这样的观念已经不再被大家接受了，但是把终身做一个有道德感的人作为我们学习的目标，似乎并没有过时，尽管我们知道，这对于绝大部分的人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