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白居易指出:“太宗凭借神武之姿,拨天下之乱。玄宗以圣文之德,致天下的繁荣。”从经济方面说,唐太宗拨乱反正,采取“与民休息”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而唐玄宗则注重文治,贯彻富民政策,“致天下之肥”,把日渐发展的社会经济推向繁荣阶段。唐玄宗虽然没有系统的活跃的经济思想,但他与决策集团在实现“致肥”的过程中,留下了不少真知灼见。
“富而后教”。开元十二年(公元 724年),唐玄宗在制书中说;“人惟邦本,本固邦宁,必在安人,才能固本。”这些前哲至言,玄宗特别欣赏,说:“永言理道,实获朕心。”那么,怎么“安存”百姓呢?他认为,重要的一条是“食为人天,富而后教。”事情过了九年,他又一次颁诏云:“既富而教,奚畏不理!”
所谓“富而后教”,的确是唐玄宗的重要经济思想。“富”,要注重物质生产;“教”,要注重儒家彝礼。这两者之间有个谁先谁后的问题。古来多数统治者往往重“教”而以“富”为耻,存有“为富不仁”的传统观念,不怎么强调百姓的衣食之、“富”。唐玄宗是个比较务实的君主,他把“富而后教”提高到治国的高度,既兼顾了富与教,又置富于教之上,很有管子的“仓廪实而知荣辱”的经济思想遗风在富的内涵方面,还有一个国富与民富的关系问题。天宝二年(公元 743年),玄宗在诏书说:“古之善政,贵于足食;将欲富国,必先对人好。”把“足食”富民摆在“富国”的前面,体现发藏富于民的思想。因为只有百姓富足了,封建国家赋税才有源头,皇室贵族官僚地主才有挥霍的物质来源。凡是开明的政治家,没有不强调“家给人足”的重要意义。
唐玄宗对“家给人足”有一个逐步加深的认识过程。开元初,经历王室多难的动荡状况,他只是设想罢了,“思使反朴还淳,家给人足。”开元中,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开元之治”,认识也就到达了新境界:“为国之道,莫不家给人足。”到了天宝时期,他总结了“临驭万邦,迨今四纪”的统治经验,认为已完成了这个目标。温饱无虞,人易自重,教易收效,就像他在《天长节推恩制》里所说的:“衣食既足,则廉耻乃知”,就能实现“富而后教”了。
反过来看,“教”也能促“富”。所谓“教”虽然是指礼义,但并不全是空洞的理论,而是渗透到各种“劝农”的政策中去。早在开元二年(公元 714年),玄宗就督责州县“仍加劝课,循植农穑。”过了二十年,再次强调:“农桑之时,不妨碍剥夺他们的时间,州县长官,随时劝课。”如果劝课无效,则辅之以猛,对于游业浮堕与不勤稼稿者,则特令“惩肃”。这就从思想和法制两方面把致富的手段与目的结合起来了。
当然,发展生产是致富的最主要手段。唐玄宗和大臣强调:“赡人之道,必广于滋殖”,就指民务稼穑,才能丰衣足食之意,反映了他的发展农业生产是致富的根源的思想。只有把生产搞上去了,才能为公私提供足够的消费财富;而劝农,就是催促农民发展生产的思想环节。由此可见,劝农致富的教育,在唐玄宗经济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济生人为意”。北宋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李觏,以前总结过“开元之治”的历史经验,指出:唐玄宗“为了安天下,济生人为意,这就是为什么所以兴也。 ”所谓“济生人为意”,就是“惠养黎民”思想的表现,这是开元时期经济政策的一个特色。
开元元年(公元 713年)冬十月,玄宗亲自接见京畿县令,“戒以年成不好惠养黎元之意。”开元三年(公元 715年)盛夏,他身居避暑台榭,感慨道:“天其养生,在物最灵,惟人最贵。”天地之间人最贵,由此出发,自然地要引申出体恤思想;而从恤人思想又会引发“惠养黎元”的政策措施。具体地说,主要有灾蠲赈济与恩蠲惠免两种类型。
其一,灾蠲与“富教”有内在联系。农民遭灾,已成贫民,先要济贫,然后才能致“富”,就是玄宗所说的;“将给小康,必弘厚贷。”在“必弘厚贷”方法中,设置义仓就有这个意思。他说:“义仓元(原)置,与众共之,将以克济这个人,岂徒蓄我王府。”义仓积谷,并不是为“王府”而设,作为防荒备灾之用。这是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一种公共设施;例如排除贪吏舞弊,不能不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济贫救灾措施。州县除义仓外,有时也动用当地仓储来帮助他们。如开元十四年(公元 726年)秋,全国发生水灾加旱灾,玄宗诏遣御史中丞宇文融检覆“赈济”。至于京师逢灾,则动用太仓赈济。如开元二十一年(公元 733年),关中久雨害稼,京城闹饥荒,诏出太仓米二百万石,目的是赈济贫民。这是京师无偿赈灾发粮最多的一次。
灾蠲不局限于发放救济粮,还有采取减免当年与来年租税的措施。如开元五年(公元 717年),河北发生涝及蝗灾,颁令不用缴纳今年租。过了六年,河南府遭水灾,玄宗下敕说: “(今)不支济者,更量赈给,务必使他们安全的生存。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 735年),玄宗于东都亲耕籍田,特地下制云,“天下诸州损免处,税地先矜放,其非损免处,有贫乏没有缴纳的人,并一切放免。”
其二,恩蠲,一般说来,与灾情无关,多属玄宗喜赶上重大庆典时的特殊蠲免,颇具推恩意思,并不常有,但一旦恩蠲则遍布全国,惠及周流。开元天宝时期,全国性的恩蠲主要有三次:第一次为开元二十七年(公元 739年),玄宗加“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尊号,下敕曰:“百姓间有时有乏绝,不自支济者,应须蠲放和救济。”第二次为天宝七载(公元 748年),玄宗受册加“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尊号,大赦天下,百姓免来缴租庸。第三次为天宝十四载(公兀 755年),玄宗颁《天长节推恩制》,宣布“天下百姓今载租庸,并宜减半。”
以上所说的措施,反映了唐玄宗“济生人为目的”,维护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蠲免赈济虽然不是主要的、直接的致富的方法,但是仍算得上是间接的致富手段。正如玄宗本人所说:“比岁小有僭亢,颇非丰稔,遂使开仓赈济,空圄恤刑,兼蠲徭省赋,所以得家给人足。 ”显然,“家给人足”局面的出现,也是跟“惠养黎元”的措施紧密相联。
“男耕女桑不相失”。大诗人杜甫《忆昔》一诗称赞“开元全盛日”时,尤其提到“男耕女桑不相失”。征之史实,并非虚语。这是唐玄宗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我们都知道,男耕女织是封建社会小农经济最根本的生产形态与劳动分工形式。耕桑及时,就会获得丰收。历来开明的政治家都强调“不夺农时”,唐玄宗也是这样。他认为,“衣食本于农桑”,当不容忽视。“农事伤则饥之本,女功害则寒之源。”养民之道,必须以耕为本,辅以之织,使耕织一起进行,粟帛兼顾。要做到这个,一要不失农事,二要不妨农事。
怎样做到不失农事呢?唐玄宗除了颁诏劝农外,还命御史督察,去往各地,巡行劝课。直至天宝十三年(公元 754年),他还重申县令须加视察:“至于上敷朝政,下字淳人,亲其农桑,均其力役。”妨农的举措莫过于力役,玄宗为了不让力役扰乱人们,多次颁诏云:“农功不可夺,蚕事须勿扰”,强调停止妨碍农事的“不当紧的事”。
当然,唐玄宗对农业的重视,其实是关心赋税收入。因为封建赋税的实物方面,不外乎农产品与丝麻织品两类,玄宗依仍继承唐初的租庸调制,征收粮食与绢布。他关心男耕女桑,目的是防止小农家庭的破坏和逃户的出现。他频繁劝农,教诫官员切勿“扰以妨农”、致失农时,是与国家“钱谷不入,杼轴其空”,税利损失是有联系的。“男耕女桑不相失”,为农民创造丰收产品增加收入条件,也为国家增加税收,可以说是公私两利。这就不难理解唐玄宗把男耕女桑提到“为国之道”的重要地位,以及为什么强调“劝农务穑,国政攸先”的目的。
“我无事而民自富”。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执政于王室危难的时候,他曾选择摘取道家某些思想观点来治理经济环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早在唐睿宗时,谏富辛替否上疏陈时政,提出“以无为为妙,按照两卷《老子》”来治理天下。当时尊崇道家学说的潮流,对太子李隆基很有影响。玄宗即位后,除了尊崇儒学外,还大力提倡道教,弘扬玄元的作风。他曾对辅臣说:“同归清静,共守玄默。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 733年)正月,下令天下士庶家藏《道德经》一本,以此阐明“清静”之政。尔后,又亲自研读并注释《道德经》,总结了理国、理身的重点。
首先,根据经文,发挥了清静致富的经济思想。他引证经文所说:“我不做什么而人自化,我无事而人自富,我喜欢安静而人自正,我没有欲望而人自朴。 ”这里,将节欲、凡事简易作为治国的起点。从主体的无为、无事、好静、无欲,达到客体的自化、自富、自正、自朴,表现了道家“无为而治”的哲理。唐玄宗特地对“我无事而民自富”一句作了这样的解释:“上无赋敛,下不烦扰,耕田凿井,家给民足,所以说云而民自富。 ”这就是从道家思想中概括出的治国要领。
其次,要做到“我无事”,就必须“少私寡欲,以虚心实腹为务。”他引证经文曰:“不贵很难得到之货,不见可欲”,不以珍物为贵,见到想要的东西之物,当作视而不见、望而不想一样,不为小东西所动,当然知足为足了。人一旦知足了,就会没有私心和欲望与虚心实腹。唐玄宗有八句道诀云:“以不贪为宝,以知足为富。内保慈俭,外能和同。念身何来,从道而果。少私寡欲,夷心注元。 ”这就是从道家思想中总结出的治身之道。
第三,以《道德经》作为理国、理身的根本,是以“清静无为”融会贯通的,折射在经济思想上就是:“爱民者,使之突然死搏,役之不伤性;理国者,务农而重谷,事简而不烦;则人的一生都安定,不言而化也。此无为也。”这里,服役的百姓不受到伤害、务农去烦、使民乐生等三条构成了“清静无为”的大体内容,为推行富民政策与劝农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唐玄宗孜孜不倦致力于“富而后教”、“济生人为意”、“男耕女桑”以及“清静无为”,自有很大的积极意义。虽然这些思想带有虚伪的骗人的色彩,什么“爱民”,什么“少私寡欲”,并没有那么一回事,而且唐玄宗本人向来以多欲奢豪为特点,但是,仍然不能否定玄宗经济思想多少付诸实践而取得很大的成果。
凡是提到开元盛世的,几乎没有不引杜甫《忆昔》诗的。诗人赞颂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百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都丰实。九州道路无豹狼,远行不劳吉日出……”美丽的诗句当然不是实录,但确实是盛唐的形象史诗。开元盛世,历来有口皆碑。唐朝著名的政治家陆贽说:“朝清道泰,垂三十年。”北宋欧阳修在《新唐书?玄宗本纪》赞曰:“开元之际,几乎是太平的。 ”明清之间的王夫之更从上下历史的比较中,得出了如此的结论:“开元之盛,汉、宋莫及矣。”的确,开元时期社会非常繁荣,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的黄金岁月。
社会经济的繁荣。开元时期社会经济的演进,大约分为两个阶段。
开元十二年(公元 724年)以前称为发展时期。唐玄宗即位于危难的时候,面临着长期政局动荡遗留下的各种问题,最要紧的是要采取各种措施来治理政治经济环境。他限制佛教势力,不允许新营佛寺,将僧尼还俗,目的是增加劳动力。一再颁诏体恤农民赈灾,强调不夺农时,劝以男耕女桑。推行括户授田,改革赋役,把流民列为编户,安置农业生产。罢除冗吏,去掉奢侈浪费;罢不急之役,以待农闲。这些措施的综合治理,都是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任务而展开的。至开元十二年,取得了大丰收,就像群臣上言封禅所说:“年谷屡登,开辟以来都没有。”
……从开元十三年(公元 725年)到开元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繁荣阶段。多年丰收,蒸蒸日上,一派富庶的景象。据唐朝杜佑说,天下没有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开元二十八年(公元 740年),“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也是这样。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没有一个士兵。”
总之,开元时期的确是太平盛世,封建经济的高度繁荣,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明。
第一,“累岁丰稔”的农业。
衡量古代农业经济繁荣的标准之一是人口增长,因为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必需的前提。唐朝前期的发展是和户口增长同步的,武德间全国户数只有二百余万户,贞观初不满三百万户,永徽三年(公元 652年)增至三百八十万户,这实际上是反映贞观末的户数,表明“贞观之治”二十余年间增加了近百万户。中宗神龙元年(公元 705年)又增至六百十五万户,也就是五十六年间增加了二百三十五万户。据宋代苏辙说,“开元之初,虽号富庶,而户口并没有升降。 ”经由括户,至开元十四年(公元 726年)户数为七百零七万。开元二十八年(公元 740年),增加到八百四十一万余户,即十四年间增加了一百二十六万户,为唐朝前期增长速度最快的阶段。
垦田增加是农业发展的显著标志。唐玄宗继续执行支援农民垦荒政策,当为期四年的“括户”开始时,将括田、垦荒和他联系一起,加速了全国范围内垦荒的速度。开元十二年(公元 724年),玄宗下了所在闲田、劝农民开辟的诏令。耕者多占宽乡的闲田,都不定罪,体现了鼓励垦荒的精神。除均田外,屯田垦荒也是扩大耕地面积的重要方法。比如开元二十二年(公元 734年),“遣中书令张九龄充河南开稻田使,”后又“遣张九龄于许、豫、陈、亳州建了水屯。”总之,在支援政策的推动下,调动了许多民众的积极性,海内垦田大为增多,正如元结所说的:“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也满了。”
江南农业也得到了发展。因为人口与垦田的大量增加,为水稻集约经营提供了便利。双季稻需要劳动集约化程度更高,它的出现在水稻种植史上很重要。开元十九年(公元 731年),扬州改种双季稻达一千八百顷,后又在广东地区得到推广,稻米产量骤增。小麦虽已在前代传播到长江流域,但种植还没普及,唐玄宗大力推广麦稻轮作制。云南地区水稻与大、小麦隔开种植与轮种兼行,充分利用地力,增加单位面积产量。
第二,官私手工业与商业。
手工业主要有纺织、印染。矿冶、金工、造船、玉雕、木器瓷器、制糖;制茶、印刷、造纸、服饰、皮革等行业。技艺高超,分工细密。例如, 1970年在西安市郊发现了窖藏金银器,经考古确定,系李守礼邠王府的遗物。从出土的碗、盘、碟、壶、罐,锅、盒、炉等金银器来看,工艺非常细致,以焊为例,就有大焊、小焊、两次焊、掐丝焊等。器物图案,花形不同,鸟状各不相同,灿烂夺目,整齐中有变化,变化中有规律。镀刻也是巧夺天工,一件模仿皮囊形制的银壶,两面各铸一马,马身涂金,脖子上系着飘带,嘴衔一杯,昂首扬尾,形象逼真,生气勃勃,是盛唐金银器的著名作品。
私营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更能表明当时经济的繁荣。例如,定州何名远以纺织作坊主身份,购定绫机五百张,成为当地豪富。以行商走南闯北、货贩致富的有不少这样的例子。货币在商品流通中愈益重要,甚至产生了货币拜物教。名臣张说撰了《钱本草》一文,认为钱既是“善疗饥寒困戹”、“能利邦国”的惠贫剂,又是“污贤达”的腐蚀剂。在儒臣的传统观念中,钱神只要游荡官场,“贤达”也就难以保持洁白无瑕。因为这个,张说主张以儒制利。以“道”、“德”、“仁”、“义”、“礼”、“智”、“信”等给予约束。这种论调也许迂腐,不过,从中也透露出商品经济较前发展的潜讯。开元二十二年(公元 734年),货币问题专家刘秩针对市场铜钱短缺、私铸制造的质量不好的现象,主张压低铜价,多铸公币,这样“钱又日增,末复利矣。”他敢于冲击传统的轻末观念,提出利末而不伤农的观点,也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在思想上的反映。
兴修水利的成就。水利是农业生产的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兴修水利的成就反映了开元盛世的一个侧面。
据统计,贞观年间兴建水利工程共二十六处,唐高宗时期三十一处,武则天时期十五处。唐玄宗开元时期,兴修了三十八处水利工程,加上天宝时期八处,共计四十六处,是唐朝前期的最高数字。
水利建设以开元初、中期最为杰出,开元后期已比不上以前,天宝年间又不如开元时期。这种滑坡的状况,正是唐玄宗政治上走向昏庸的体现。不过,从全局来看,开元时期还是有唐代水利工程兴修最多的时候。建设的重点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唐玄宗在先人成就的基础上,完善了关中平原的灌溉系统,对调节气候和保持水土起了良好的作用。开元诗人李华歌颂“咸阳古城下,万顷稻苗新”,描写了古老的关中平原渠水潺潺、稻苗油然的肥绿状态。这种景象毫无疑问与唐玄宗重视水利关系是分不开的,也为盛唐的“累岁丰稔”创造了前提条件。
科学文化的异彩。科学文化大放光彩,是开元时期的兴盛景象之一。
唐玄宗十分关注翰林“学士院”与“伎术院”的建设,那里集中了两类专门人才:一是文学之士,二是伎术之士,供皇帝随时选用。玄宗给他们以优厚的物质条件,让他们彼此交流、切磋技术,这对于唐代科学文化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唐玄宗与杰出的科学家僧一行的交往佳话,治唐史者说得特别多了。确实,一行的科学成就,也离不开玄宗的支持帮助。例如,僧一行进行世界上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实测子午线的活动,玄宗命大史监督协助。观测点分布范围至盛唐疆域的南北两端,如果没有中央皇权的支持,是很难顺利完成的。又如,唐玄宗鉴于《麟德历经》推步渐疏,僧一行考前代诸家历法,改写新历,于是一行推《周易》大衍之数,改撰《开元大衍历经》。可惜,新历写成人也去逝了,僧一行逝世后,由兼集贤殿学士的特进张说献上《开元大衍历》,唐玄宗传下正式颁行。唐朝前期,从傅仁均“戊寅历”到崔善写“校定历”,再到李淳风《麟德历》,再到僧一行《大衍历》,体现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唐玄宗还对文化事业很热心,被后世史家称颂为“好文之君”。“贞观开元述作为盛,盖光于前代矣。”看来,开元更“盛”超过贞观。太宗时,粲然毕备的“秘府图籍”,经魏征等校定分类,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体制。开元初期,玄宗下令在东都乾元殿刊校图书,“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数年间,四部充备。”后来,成立丽正修书院继续工作,到开元九年(公元 721年)完成《群书四录》,一共有书四万八干一百六十九卷。开元十三年(公元 725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由宰相张说负责,著名人士徐坚为副,重文之举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及至开元二十三年(公元 735年),宰相裴耀卿“入书库观书”,忍不住赞叹:“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
至于其他方面如唐诗、书法、绘画、雕塑等,也是万紫千红,体现出开元时期的盛唐气象。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受报收功,极炽而丰”。上述农业、手工业、商品货币、兴修水利和科学文化的繁荣,充分地表现了盛唐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算得上黄金时代。如果翻阅一下世界历史,作横向比较,还会知道,盛唐帝国是最昌盛强大的国家,比当时世界强国法兰克、拜占廷和阿拉伯等还强。
为什么会出现开元盛世呢?所有社会经济文化从初步发展到繁荣昌盛,都要经历很久的历史时期。汉初,经由“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出现繁荣,花了七十多年。唐初,经由“贞观之治”,又历唐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直到开元时出现极为繁盛,花了近百年。社会繁荣总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决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这是历史的真理。
中唐思想家韩愈说到开元盛世的历史原因时,指出:“高祖、太宗,边除边治;高宗、中(宗)、睿(宗),休养生息;至于玄宗,受报收功,极炽而丰。 ”真是真识灼见!就算最杰出的人物,在他谱写历史的新篇章时,不能只凭一张“白纸”。玄宗正是基于前代的“休养生息”,继承着留传下来的生产力,才能创作出“极炽而丰”的盛世强音。
众所周知,“贞观之治”是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的必然结果,当时社会经济处在恢复与发展阶段,还算不上繁荣盛世。唐高宗时期,继续贯彻均田、赈济、轻徭薄赋等政策。武则天执政,更是采用“务在养人”的重农方针,督令州县长吏“务在田蚕”,只要“田畴垦辟,家有余粮”者晋级,反之,“若为政苛滥,户口流移”,是全给予贬职。她亲自删除修定《兆人本业》,颁示天下,指导农桑生产。这样,社会经济发展到了新的水平,户数增加速度超快。如武则天下台那年(公元 705年),全国户数六百十五万户,比贞观末年增长了快一倍。当时粮价便宜,耕地面积也不惭扩大。
显然,武则天晚年弊政丛生,但伤不及下;酷吏打击的是政治上反对派,没有破坏社会经济秩序。接着,唐中宗、睿宗时期,“王室好多都去逝了”,长达七八年的内乱造成了唐初以来最黑暗的政治局面,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内争限于封建统治集团上层,局限于宫廷,乱不于民。广大乡村的农业生产仍然在发展,只是增长速度慢了一些。韩愈说:“高宗、中、睿,休养生息。”就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来说,确实是这样。至于唐中宗、睿宗,并没有采取新的“休养生息”政策,但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基本上沿用从前的旧政策,也就是说,仍然处于“休养生息”之中。
总之,唐玄宗即位时,唐朝近百年的发展已经创造了非常高的生产力水平。开元时期的社会发展,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上千疮百孔,亦或是说是一张“白纸”,绝对画不出又新又美的图画。韩愈说玄宗“受报收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时势造就了盛世之君,某些封建史家把一切都归功于唐玄宗,那就错了。
“开元之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当然,盛世的出现,也是跟唐玄宗和臣僚们的努力分不开的。唐玄宗的历史功绩,是不能否认的。
首先,清理政治环境,维护内外安稳局面,保障了经济文化的顺利发展。开元初期,唐玄宗果断地采取各种措施,巩固皇权,清除祸乱因素;同时任用贤能,尊信旧老,克己从谏,终于出现了“开元之治”。“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这是社会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国防形势也非常有利,没有一个强大的番国或民族肯定会威胁到盛唐的安全。边境少事,“人情欣欣然”。史称:“天下大治,河清海晏”。“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隍的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好一派“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
其次,推行富民政策,加快了经济发展的进度。前面说的“富而后教”和“清静无为”等,虽然没有比唐太宗的经济思想先进,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予以实施,却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唐玄宗重视地方官吏的选拔,依靠他们贯彻富民措施与“清静”的治理力量。模仿汉初物色“循吏”的做法,任命了一批尚清静、务简易的干吏。如:倪若水为汴州刺史,“改治清静,人吏安之。”宋庆礼兼检校营州都督,“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百姓生活日渐富裕。”姜师度以水利专家而受到重用,拜为河中尹,“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大收这的好处。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见,全国各地经济的发展,有赖于“良吏”们的努力。而这,也正体现了唐玄宗的英明。
继“开元盛世”之后,天宝时期社会经济仍旧是繁荣的。人们所说的“盛唐”,包括开元与天宝两个阶段。《开天传信记》序云:“窃以国朝故事,没有盛过于开元、天宝之际。”诗人刘禹锡唱咏:“重见天宝承平时。”可见,天宝是后人所羡慕的时代。当然,与“开元”相比较,又有所不同,正如诗人元稹所说:“天宝之后,一天天衰落。”
政治昏暗与经济繁荣的反差现象。从开元后期起,唐玄宗由明而昏,懒于处理政事,在政治上走下坡路了。天宝时期,沉溺于享乐和美色,志求神仙,委政于李林甫与杨国忠,政治上昏暗是人们都知道的。但是,经济上却呈增长趋势。社会繁华,歌舞升平。这么鲜明的反差现象,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
第一,户口继续不断上升。开元二十八年(公元 740年),全国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户,共有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人。天宝元年(公元 742年),户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万九干八百。天宝十三年(公元 754年),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十多年间,增加了五六十万户,增长速度虽不是很高,但户口数字却是唐代最高的记录。元代史家胡三省评说:“有唐户口之盛,最盛的也就在这了。”
第二,耕地面积相应增加。天宝中,唐政府掌握的垦田数是六百二十余万顷。因这隐户隐田不少,所以,实际上耕地面积大大超过。据汪筏先生估算,约在八百万顷至八百五十万顷之间(依唐亩积计),比西汉时的垦田数稍微高点。这一点也说明盛唐为汉所不能比的。元稹描述“四海之内,末耜亦满”时,是将“开元、天宝”并称的。其实,天宝中垦田之多就超过了开元时期。
第三,储粮更为科技情报殷实。天宝初,两京“米粟丰贱”。天宝五年(公元 746年),斗米钱十三,青、齐间仅只三钱,绢一匹钱二百。如果跟开元中对比,几乎一样,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的长期稳定。天宝八载(公元 749年),州县仓库丰实,据杜佑记载:“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诸色仓粮共计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其中)北仓六百六十一万六干八百四十石,太仓七万一千二百七十石,含嘉仓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太原仓二万八千一百四十石,永丰仓八万三千七百二十石,龙门仓二万三千二百五十石。 ”这是玄宗朝国家最高的储粮数,体现了农业连年丰收的硕果。安史之乱前一年,边远地区的陇西,人口一年年在增加,土地日辟,桑麻遍野;至于中原地区的繁庶可以想像。
第四,百工兴旺,百货流通。天宝初,唐玄宗支持陕郡太守韦坚开凿广运潭,虽然以通漕运为出发点,但也与玄宗的加强物资交流的想法是有联系的。广运潭开成后,首先到达的是全国“轻货”,俨然是盛大的博览会。数百只新运船,满载着以江淮为主的优质特产,如广陵的锦、镜,京口的绫衫缎,会稽的铜器、绛纱,豫章的名瓷、酒器,宣城的糯米,南海的碡瑁、珍珠等等。这些产品虽然带有“上贡”性质,很受人欢迎,难道商人就不货贩畅销吗?广运潭的货利通航,正是天宝年间经济繁荣的一幅图画。
手工业发展也很出色。如丝织业,就有水纹绫、方纹绫、鱼口绫,绯绫、白编绫、绸、绢、八蚕丝、轻容、花纱、紧纱、宝花罗、花纹罗等花色品种,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也好。不少丝织物还以独具地方特色而引人注意。又如制瓷业,北窑向以邢州窑独享闻名,南方的越州、婺州、温州、洪州、岳州、饶州等郡,均为名窑,窑区之多已多列前茅,瓷质之佳也可与邢窑不,相上下。越州生产之瓷名闻遐迩,典雅精美,历来有邢一越二之说。值得注意的是,豫章郡也产名瓷,《新唐书?地理志》没有列入郡产土贡之内,很可能是民窑所产,几乎异军突起,韦坚开凿广运潭,汇集江淮各地名优特产时,不以越瓷、而以豫章郡“名瓷”展出,说明它必有自身独具的特点。
第五,驿驴运输的发达。“京兆府奏两京之间多有百姓僦驴,人们所说的之驿驴,往来速度很快。”东都、西京是全国商业中心,客商来往特别多,运输最为繁忙,城坊行肆比肩,百工争辉,万商云集,店铺林立,需要各地物资上市,行商货贩,需要沿途留宿歇脚或奔波代足。于是,私人模仿官驿制度建立私驿,经营客栈兼营畜力运输,超过开元天宝年间。开元中,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都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称为驿驴,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这种为客停止接送的新兴旅运业,便利经商,业务繁忙,经营有方,能致大富,天宝时有了新的发展。
第六,江南地区经济更加发展。开元时,江南经济已有很大的进步,天宝时期显露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南方的水稻种植具有很优越的条件,双季稻进一步推广。经济作物如茶叶、甘蔗、柑桔等种植明显增多,如柑桔产区普及南方各地。唐玄宗喜欢吃柑桔,天宝十载(公元 751年)对侍臣说:“近日于宫内种甘子许多棵,今秋结实一百五十颗,与江南、蜀道所进不异。”丝织业与北方比较,不仅数量上领先,而且质量上也不差。制瓷业也表现出超越北方的态姿。扬州是冶铜业、铸造业、制镜业的中心,天宝年间北方流传的歌谣有“扬州铜器多”的辞句,正是江淮采制铜器发达、名列榜首的体现。
以上几点,从各个表现显示了天宝时期的繁荣氛围。天宝八载(公元 749年)二月,唐玄宗引百官参观宝货如山的“左藏”库,赐帛有差。历史上把这叫做:“是时州县殷富,仓里存的粮食,动以万计。”唐玄宗“以国用丰衍”,得意洋洋,陶醉在一片繁荣之中。
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因。为何政治上日益昏暗而经济上继续发展呢?政治与经济是密切相关的,但也不是一回事。两者不相统一的时候。开元初、中期,政治的开明,让经济发展,彼此是协调和谐的。而天宝时期则是不同步的,政治状况日益“滑坡”,经济上却沿着原有的方向前进。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政治昏庸尚不构成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本书说过,天宝时期政治昏暗主要表现为:玄宗荒于理政,宠信李林甫(后来是杨国忠),用人不当,不纳忠谏,偏信谗言,制造冤案等等。这些,在某些方面也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并没有造成“天下大乱”,社会生产秩序仍还较正常地维持着,广大农民远远没有到了“揭竿而起”的地步。后来,安禄山爆发了叛乱,但没有爆发农民起义,这就清楚地说明,创造物质财富的千千万万劳动群众生活得还可以。正因为这样,天宝时期,社会生产力依照固有的上升方向前进,没有出现断裂、阻滞或者倒退的情况。
消费刺激生产,也是一个原因。天宝风俗奢靡,皇室贵族、官僚地主骄奢淫逸、靡费不节、追求奇巧、觅取宝货,大大超过元朝。所以,消费品的生产比重增大,奢侈品生产特别兴隆。例如,丝织品有绸、絁、绢、绵、绫、罗、纱等,绫的种类又分细绫、两窠绫、瑞绫、熟线绫、独窠绫等。还有一种叫“轻容”的,它是纺织高档丝罗的优质原料。“蜀烟飞重锦,峡雨测轻容”,“轻容”指由这种高级薄纱精织而成的名贵罗绮。诗人赞不绝口的“轻容”,不是一般人用的。又如夜明枕,光照一室,不假灯烛,工艺是何等的高超。很明白,贵族官僚的特殊消费,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因而也使工艺技术的进步。
天宝时期货币政策的改进,有利于商品经济的流通,这也是社会繁华的因素之一。唐代常用的货币是铜钱,但官铸不足,钱不敷用。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矛盾更加突出,私铸活跃,严禁也无济于事。开元晚期,唐玄宗似已意识到增加铸钱的必要性,但没有足够的铜源,也难以增铸。因此,他采取增开加置钱炉、铜矿的办法。天宝末期,置天下钱炉九十九,每炉年铸钱三千三百缗,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全国铸钱总量可达三十二万七千缗。对唐朝而言中最高。每炉只役丁匠三十,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产量,让铸钱成为获利颇丰的产业,刺激了国爱投资冶铸业的积极性。而铸币的大量增加,加速了商品流通,使市场更加繁荣。此外,自然灾害较少,也是客观上有利的条件。杜甫《忆昔》诗云“百余年问无灾变”,抒写了唐朝从立国到极盛时期景象。当然,全无灾害不是事实,但也确无大灾或者特大灾害,就少灾而言,天宝比开元更为突出。
盛极而衰,危机潜伏。无可置疑,天宝时期是繁华的。但是,在“繁华”的背后,潜浮着社会危机。“气盛而微”,其理固然!一方面,各种消费激增;另一方面,社会财富丰实;这是当时封建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特点。军费日益增多:开元前期,每年边防费用不过钱二百万。“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农民非常痛了。”官僚机构耗费惊人:机构重叠,官员众多。唐初依品制禄,一品官月俸钱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千斛。开元时一品月俸增至三万一千,而天宝时期的数字,又比开元时期要多。上述军费与行政费,可以说是正常开支。至于特殊的赏赐也不少,如天宝六载(公元 747年)十二月,“命百官阅天下岁贡物于尚书省,既而悉以车载赐李林甫家。 ”这样大的开支,这样惊人的浪费,不能不压抑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势头。
为了保障封建统治者极度需要,唐玄宗千方百计地搜括财富。正如宋代苏辙指出:“(宇文)融既死,而言利者争进。韦坚、杨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杨国忠而聚敛极矣。”王珙身兼二十余使,杨国忠身兼四十余使,是历史少见的。这批聚敛之臣的出现,正是适应天宝经济繁荣而又潜伏危机的时势需要,是这时期形成的怪胎,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畸形儿。“聚敛”活动反过来又刺激了权贵的物欲胃口,让封建机体更加腐蚀。当然,后果是极端严重的。“盖玄宗在位岁久。聚敛之害在整个天下,故天下遂分。”封建统治阶级日渐贪婪,是后来爆发安史之乱的最大原因。
隐性的社会危机还表现在贫富差别。“海内富实”的局面,根本而言,是千百万劳动者创造的。历史上叫做“人情欣欣然”,一般是赞美的话。但劳动者的生活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大概也是事实。唐玄宗在位四十多年,没有发生农民起义,指明安定的社会生活。当然,开元天宝时期,越到后来,贫富差别日益明显。天宝十四载(公元 755年)十一月初,杜甫写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表达了农民的痛苦。注意!路“有”冻死骨,不等于哀鸿遍野的惨境。如何估计天宝末人民生活状况,恐怕不能以偏概全,而且是整个黑暗。那样估计,还没有符合盛唐气象的事实。贫富对立更加强烈,但还没有到了“揭竿而起”的地步。这就是叛乱发难于北疆而不渊源于内地的根本原因。
最严重的问题是“朱门酒肉臭”,豪华荒淫的生活方式和瘟疫一样。其中,特别以唐玄宗本人为最突出:晚期荒于理政沉醉于歌舞,“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最后走上了衰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