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大家都先做低端的产品，跟着做高端的产品，我们思科生产的6500和4000是属于中高端的产品，真正可以帮你创造利润的是中高端产品的创新和销售，以及对客户的支持。今天，所谓的低端产品，绝大部分晶片来自于固定的一两家，像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美国的Brocom公司，就是很主要的晶片供应商，还有中国台湾地区的华邦公司，都是属于这类产品的供应商。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说法？跟我谈到的发展机制很有一致性。我们更强调的是除了低端产品，亚洲这些国家的公司有发展和将来长大的机会，我们也在看将来高端产品发展引进的过程会怎样，这是我们注意的问题。
问：华为会不会真正对思科公司构成威胁？
杜家滨：绝对会有威胁。但是今天对我们造成威胁的公司也不是只有华为一家，包括我们的竞争对手Dlink，它的产品线和我们的都有重叠的地方，但是来自Dlink的威胁不比华为少。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竞争对手，它本身也生产一些简单的路由器，但是更多的是代理别人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它对我们造成了威胁，但是不会像华为那么有名，在市场上还有一些对我们而言，我们很难跟它竞争的公司，像博达、迈克，他们占领市场的角度，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跟他们竞争的。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威胁，来自于不同的竞争对手。
最开心和最郁闷的事儿
问：请杜先生讲一讲2002年最开心和最郁闷的一件事情。
杜家滨：外交上的说法，最开心的事情是在年底之前，可以到《计算机世界》总裁论坛演讲。
2002年对思科而言，在中国让我觉得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在市场很艰难的时候，我们的同事都能表现出很多优秀的品质和能力，这也是平时培养出来的。我们跟我们的合作伙伴的很多合作关系也是在市场比较平坦、比较顺利的时候所体现不出来的。真的是像古人讲的，“板荡见忠诚”。在过去一年中，整个电信行业的发展放缓，但因为合作伙伴和客户的支持，我们在整个行业当中还可以继续保持应该的成长速度继续成长。
另外，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同事们继续把他们应该学的、应该做得更好的东西做好，他们都有这样的情况。2002年，包括我们的全球评估，都会跟别人说在中国看到有很明显的进步和成长，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如果谈到比较不亮的亮点，在过去的一年当中虽然我们看到了电信业的发展，但有些东西还不是很清晰，如在明年和后年综合电信业务的发展方向、技术的层次、经营的策略等。我们认为现在还是在摸索和学习当中，还应再观察整个局面的变化。
网络的方向
问：你刚才讲到互联网发展的曲线。互联网发展经过一个泡沫以后，有往下的趋势，未来它是会往上走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互联网毕竟还是在低谷区，你能不能预测一下互联网继续往上走的机会会从哪里开始，未来，什么样的互联网公司才能真正地得到实际的生存机会？
杜家滨：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我为什么说互联网会往下掉？是因为它的产值在往下掉。举例来说，思科曾经有两天的时间是全世界最有价值的公司。光荣的两天。那两天中我打遍了我的电话，和我的朋友聊，跟微软讲我们突然比你们大了。开玩笑的，其实我并没有这样做。在这个被吹捧、泡沫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产值那么大，其实等自然回归到事实之后，它就这样掉下来了，但大家真正体会到互联网帮他们创造了很多价值，也提升了生产力，当然也包括生产成本。
以思科为例，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变成了世界的生产基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靠互联网。思科所有的订单和在中国的生产伙伴跟我们的订单往来，都在互联网上，我们把它当成我们的工厂，只是稍微远了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公司把工厂设在整个大院里面，只是我们的大院大了一点，比较远，我们就通过互联网，就像用局域网一样跟它联络。IBM也在做同样的事情，美国福特汽车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互联网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为什么中国的很多公司在接国外订单时都在用电子商务，但电子商务还没有有组织、有系统地在中国推广起来？我认为将来它的发展机会还是在于今天投入和产出，大家慢慢会得到一个有秩序、有道理的方法，当泡沫慢慢消失时，互联网的价值就会慢慢浮上来。
我的经历
问：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您在讲演当中没有过多地提到您自己，我们想知道您在中国市场有这么多年的经历，您觉得现在的生意是越来越容易做还是越来越难做？
第二个问题，您在来思科之前是微软（中国）公司的总裁，在两年中您出了两本书，一本是《神采飞扬》，一本是《我的微软计划》。您现在准备再出一本书吗？
第三个问题，您在中国的市场经历非常丰富，曾经主导过三个公司的业务，一个是惠普，另外两个是微软和思科。您觉得这些企业在这些业务当中有什么不同，您有什么看法？
杜家滨：看看这个行业的改变。我刚开始要加入微软的时候，所有的人，包括我太太都跟我讲千万不能加入微软，人怎么可以往火坑里跳呢？其实我认为微软是一家很好的公司，惠普也是一家很好的公司。当时我来中国，一个是惠普派我来，因为本来在惠普工作站工作，在1990年时，并购了一家公司叫阿波罗。并购之后，产品线也融合好了，公司看到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在中国，那个时候我的任务之一，是要在中国生产720的CPU，专门是720的生产线。当时为什么在中国生产720的CPU呢？因为当时有一个“巴同”在中国发展CPU，等我们把规矩稍微改一下，就是规格最高的工作站。我当时也是“巴同”的检察官，我一边卖、一边生产，还要一边写报告，写别人多不乖，我们多乖，类似这样的事情。
其实在当时跑了很多地方，尤其在1992年、1993年时，也遇到很多的机会，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中国不是没有计算机，不是没有设备，而是中国在当时讲CAM、讲MI这些东西。中国很大的市场是在软件的市场上，当时的硬件的条件就是客户机服务器，这个名词很多年轻的记者没有听到过，都是一些老大哥讲，大概就是在10年前。在中国有很多的机会，软件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不是用的比较高档的CPU，包括互联网的CPU，本身没有什么障碍了，在这上面传播的软件，能够在中国的市场甚至于结合中国市场的优势开发出来的产品，其实卖到全世界的都很多。
我加入微软是因为我自己对微软很有兴趣。我看了很多关于微软的书和资料，我认为这是一家很好的公司。刚到微软的时候很辛苦，如果我真的要写书的话，我可以讲得很多很详细。当初在微软，每天中午吃饭时我们就知道今天谁没来。我有一个同事叫王树同，我去看他时，他一边走路一边拿着有一个汤匙的碗，我们又碰到一个同事叫刘斌，然后一起走到科学院招待所旁边的餐厅去吃饭，在那里我跟他们吃了第一顿饭。从那到后来我们一直在中国做Windows95。刚开始我们只有一个Windows32，而且只有简体中文。我们后来花了很长时间，把Office95到Office97做出来，这中间有很多曲折离奇的经历，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包括怎样跟国家各种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单位打交道，我们一起处理微软当时在中国碰到的很多危机，我从处理过程当中学到很多，我相信微软也学到了很多。
在我工作的过程当中，第一次跟着比尔·盖茨拜访江主席，江主席第一句话就说：“盖茨先生，你知道中国有5000多年的历史吗？”从这样一句话到安排比尔·盖茨第二次访问，说一定要把他的好朋友带来，结果他把沃伦·巴菲特带来了。他们两个带了其他几个人一起访问中国，去拜访江主席。那时，大家还不知道沃伦·巴菲特是谁，他还带了他的太太，比尔·盖茨当时也刚刚结婚。他也坐了毛泽东的专列，去了新疆，去了沙漠，去了西安，后来去了长江、桂林，玩了很多地方，还骑了骆驼，骑了摩托车，还在北京骑自行车。有一个师傅说“你旁边那个人很像比尔·盖茨”，比尔·盖茨就跟他说“是啊，很多人都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