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与京剧的区别不仅仅停留在唱腔、调式、剧本等方面，更重要的是，昆曲作为我国古典词曲艺术仅存的活化石，其蕴含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价值是其他任何剧种都无法匹敌的。京剧是在北京形成的戏曲剧种之一，至今已有将近200年的历史。它是在徽戏和汉戏的基础上，吸收了昆曲、秦腔等一些戏曲剧种的优点和特长逐渐演变而形成的，在其形成过程中，昆曲起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昆曲也正是在京剧兴起的时候式微的，花雅之争中，精致优雅的昆曲终不及花部的热闹活泼，慢慢淡出了历史舞台。许多人觉得她精致过分了，不再被人们需要了。但昆曲并没有走向灭亡，她依然存在，被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人守护着。
苏州大学周秦教授说，因为有了自己的文化因素支撑着，“昆曲才绵绵若存”。但或许她的式微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精致，而是人们的心越来越浮躁了。著名戏剧导演郭晓男认为，昆曲与京剧相比，在形式上有劣势，但却更有文化味道，“从表现形式上来看，昆曲可能不像京剧那么容易图解，可以用脸谱、翻跟斗这些很炫的形式来表现。但昆曲的魅力，在于一支笛子、一只水袖足以胜过千军万马。它的音律、古韵、味道，更能传达精神的信息、中国古文化的信息。和表面化的翻跟斗、武戏相比，更有文化底蕴，更有品位和味道。”
在于丹教授看来，昆曲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昆曲那种细腻、婉转、精致、唯美的特点，完全可以作为一种‘元素’，进入当下的时尚生活。”这样传统与现代对接的例子，在书中有很多。比如，我们现在流行一种“慢活”的生活方式，所谓“慢活”，“它是指我们每天可以做一些从容舒缓的运动，比如说打太极拳，练瑜伽；过环保的生活，能够节约能源，能够有悠闲的时间与家人、与朋友分享。而这种‘慢活’的例子和元素，在昆曲中，触目皆是。”
现在的我们常常会羡慕古人的生活方式，羡慕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羡慕魏晋时期的仙风道骨，但我们一直在忙碌地工作，忙碌地生活，忙碌得没有时间去看看自己要什么。我们隐约知道什么是精致，什么是优雅，什么是从容不迫，我们都很想去拥有，但总是被各种貌似更重要的事情所牵绊。
余秋雨先生在《追寻东方美学》中曾说过，“东方美学虽然为现代孕育了不少美的实迹和创造者，却未能在理论上构建起自身的现代形态。它在现代学者中能够找到不少眺望者、理解者和赞赏者，却很难真正找到魂魄与共的代言人”。昆曲艺术之所以遇到瓶颈，我们之所以与前人在艺术上存在差距，主要是因为文化内涵决定了生活方式的选择，我们缺乏为艺术而献身的人，没有继承、没有传播，也就出现了荒芜。
闻名全国的京剧“坤旦皇后”、昆曲名伶言慧珠，在那一场运动中，她宁可白绫自绝，也不愿苟且偷生。她的尊严和生活方式都是昆曲文化内涵的缩影，她很好的保持了这一点，可也正因为这一点，戏剧的舞台上少了一位杰出的昆曲艺术家。出生于清王族气韵犹存之家的言慧珠，从1955年开始，向昆曲表演艺术家俞振飞学习昆曲，两年后，她便嫁给了这位比自己年长近20岁的“老师”。她是一个勇敢而热烈的女子，也正是因为她的热烈与激情，她无法屈从那个时代的生活。我行我素言慧珠，一如张爱玲的不顾世人，然而张爱玲只是远离人群而已，她的意识根本就不在世俗。而你是偏要活在世人当中，精彩给她们看，自得给她们看。人生若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活下去，又何需继续？最终，一条唱《天女散花》时使用过的白绫结束了这个只有47岁的美丽女子坎坷多姿的一生。
“言慧珠的一辈子活得太超前了，时代跟不上，历史不允许，她没有生路！”著名戏曲理论家龚和德先生心痛却真诚地说出了这番令人刻骨铭心的话，为这位风华绝世的一代名伶唱出了最后的挽歌。
戏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称赞言慧珠为自己“最得意的女弟子”，而他本人亦对昆曲有很深的感情。谈起自己十一岁第一次上台，“串演的就是昆曲。” “我家从先祖起，都讲究唱昆曲。” “戏剧界的子弟最初学艺都要从昆曲入手。馆子里经常表演的，大部分还是昆曲。”
为什么以前学戏，都要从昆曲入手呢？这个问题梅兰芳先生曾作过解释。其原因有二：“一、昆曲的历史是最悠远的。在皮黄（京剧）没有创制以前，它在北京城里就流行了。观众看惯了它，一下子还变不过来。二、昆曲的身段、表情、曲调非常严格。这种基本技术的底子打好了，再学皮黄就省事多了。因为皮黄里有许多玩意儿就是从昆曲里吸收过来的。”
余秋雨先生曾说过“艺术修养的基础是艺术直觉。有了艺术直觉，那么，前面所说的艺术知识、艺术理论则全盘皆活，反之，则全盘皆死。”梅兰芳先生就有这样一种直觉。在1913年前后，北京戏剧界对昆曲的态度，己经由全盛时期渐渐衰落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对于那时的情况，梅兰芳先生讲“台上除了几出武戏之外，很少看到昆曲了。”而梅兰芳先生因为受到已故伯父的熏陶，眼看着昆曲有江河日下的颓势，觉得这将是戏剧界的一个绝大的损失。
于是梅兰芳先生决定自己唱几出昆曲，提倡一下，也许会引起观众和其他演员们的兴趣与关注，好让大家一起来研究它。梅兰芳先生说，“您要晓得，昆曲里的身段，是前辈们耗费了许多心血创造出来的。再经过后几代的艺人们逐步加以改善，才留下来这许多的艺术精华。这对于京剧演员，实在是有绝大借镜的价值的”。于是，在昆曲于戏剧界每况愈下的情境下，梅兰芳先生先后向乔惠兰、陈德霖、李寿山等名家学习，从中吸取养分，丰富自己的表演艺术，又在演出中不断发展和创新，一口气学会了三十几出的昆曲。1915年开始登台演出，引起观众对昆曲这一古老剧种的注意与重视。梅兰芳使昆曲得以复苏，昆曲又充实了梅兰芳的表演艺术，这枝“兰花”又重放异彩。
梅兰芳与言慧珠，一为京剧大师，一为昆曲名伶，皆为业界所赞誉；前者的高尚情操，后者的卓尔不群，皆为后人所敬仰。京剧与昆曲，一为中国“国粹”，一为“百戏之祖”，皆为戏剧双姝。
2008年4月8日，农历三月初三，梅派传人史依弘和俞派第三代传人张军在上海兰心大戏院合作《游园惊梦》，雅致的丽娘，英俊的柳生，在水袖的交缠里，在迤逦的唱腔中，完成了青春的美好翩跹。如今的梅派艺术与上海昆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没有明显的分水岭了。看来梅派艺术与上海昆曲的“瓜葛”不断，其渊源可谓是前世缘未尽，今世情未了！艺术作品能否做到异地共赏、异时共存，才是检验它是否文艺精品的一项标准。
用心炼出的璀璨
◎流光溢彩五色石
任何一段历史都太粗糙、太混杂，都需要烧冶，烧冶历史的结晶，烧冶历史的琉璃，而历史的琉璃就是文明。
——《琉璃》
在西方，人们曾把琉璃当成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最佳礼物而加以珍藏，它的晶莹剔透和流光异彩常能达到变幻莫测、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所以琉璃带给人类的是生活的喜悦和创作的灵感。西方的当代琉璃艺术仿佛是对玻璃可塑性的考问。简单的线条和几何形体用西方人的语言为现代雕刻作了完整的诠释。而东方的琉璃，不是单单借助一种光与影的交相辉映，而是一种骨子里的迷人和不可抗拒的魅力。
在中国，琉璃被誉为五大名器之首（金银、玉翠、琉璃、陶瓷、青铜）。中国琉璃艺术历史悠久，可谓源远流长，尤其是关于“西施泪”的传说。
相传，春秋末年，范蠡为刚继位的越王勾践督造王者之剑，历时三年得以铸成。当王剑出世之日，范蠡在剑模内发现了一种神奇的粉状物质，与水晶融合后，晶莹剔透却有金属之音。范蠡认为这种物质经过了烈火百炼，又有水晶的阴柔之气暗藏其间，既有王者之剑的霸气，又有水一般的柔和之感，是天地阴阳造化所能达到的极致。于是将这种物品称为“剑道”，并随铸好的王者之剑一起献给越王。越王感念范蠡铸剑的功劳，收下王者之剑，却将“剑道”原物赐还，还以他的名字将这种神奇的物质命名为“蠡”。
当时，范蠡刚遇到西施，为她的美貌折服，惊为天人，他认为金银玉翠等天下俗物俱无法与西施相配，所以访遍能工巧匠，将以自己命名的“蠡”打造成一件精美的首饰，作为定情之物送给了西施。不料，这一年战事又起，勾践闻知吴王夫差日夜操练兵马，意图讨伐越国以报父仇，所以决定先发制人。范蠡苦谏未果，越国终于遭到大败，几近亡国，西施被迫前往吴国和亲。临别时，西施将“蠡’送还给范蠡。传说西施的眼泪滴在“蠡”上，天地日月为之所动，至今还可以看到西施的泪水在其中流动，后人称之为“流蠡”，意为“从此人间再无悲离”。今天的琉璃就是由这个名字演变而来的。
作为艺术品的琉璃是传统的中国语言与充沛的人文思想的结晶，那些很容易被感知的、丰盈的器皿或是雕塑体现的是东方人的精神、思维及情感。它向人们昭示：琉璃是有生命的，只有在遇见知音的时候才会碎裂。就是在某一个不经意间，它滑过冰冷的空气，跌碎在地板上，微笑着变成玲珑的碎片，让人心痛的碎片。《史记》中关于范蠡的记载有这样一句话：“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在前人眼中，人们认为与范蠡有关的琉璃和水晶一样，具有记忆与传承功能，更重要的是，琉璃可以保佑拥有者升官发财。传说中最早的财神聚宝盆，就是用琉璃做的，因此琉璃被认为是聚财聚福的财神信物，比人们常用的黄水晶更加直接有效。
而关于琉璃艺术的最早记载则是在商周，但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工艺就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在历史的起初，厚重的青铜、华丽的景泰蓝、质感的陶瓷遮掩了琉璃的光彩和清灵，但是琉璃的华彩并没有逃过那些有着与生俱来独特美感的中国工匠的眼睛。无论是紫禁城金銮殿一角堂皇的琉璃砖，还是皇帝御用书桌前端放的吸纳着真龙华彩的琉璃半卧侍女像，都有些可着人心的精致。而在南北朝时期，琉璃又和玉石、珠宝一起，成为贵族比阔的奢侈品。与西方透明亮丽的玻璃不同，中国的琉璃是温润光滑，半透明的玻璃，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琉璃是为了比拟珠玉，宝石而烧出来的。西晋文学家潘尼留下了《琉璃碗赋》，其中盛赞玻璃盛器明澈精美，“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