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民中的成员，特别是教士，仅令自己相信他们的渴望现在已经实现了就足够了。但枚斋民族从一致或从感情相通出发，确认复活所宣示的是一种充分、确定的真理，这一真理的一致性提供了真正民族的原则，应该加以扩大，让它包括所有古老的以及概念上不完整的原则。“一个牧羊人和他的羊群”是新的世界民族的公式。超度主的民族和人类是同等的。因此，在我们考察这种文化的早期历史时，我们看到，使徒会议（《使徒行传》第15章）中的争论已经在五百年前就由事实解决了。被放逐后的犹太人（自成系统的犹太国是特殊的例外）像波斯人、迦勒底人和其他的人一样，已经不再顾及家世与起源，从土耳其斯坦直到非洲内陆，从异教徒中获得了大量补充。关于这一点，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争论。在这个团体的头脑中，这件事除了它的本来面目以外从未被看成别的什么，它本身已经是一种分散的民族生存的结果。跟古犹太的经文全然相反——那是一份小心翼翼地保存着的财富，有关它的正确解释，哈拉卡，是律法师们自己所享受的——启示文学是被书写下来的，因此，它能够达到任何有待唤醒的心灵，它也是经过阐释过的，因此人人能够获取要领。
不难看出，这些概念中哪一种是耶稣的最老的伙伴提出的，原因是他们在耶路撒冷自己组成了一个末日的团体，经常去参谒圣殿。关于这些质朴的人——其中有从前公开摈斥其兄弟，有现在信仰她的被处决了的儿子的母亲（《使徒行传》第1章）——犹太人的传统比起启示录的精神更有力量。他们企图说服犹太人的目的失败了（虽则最初连法利赛派也倾向于他们），于是他们便成为犹太教的无数教派中的一派，他们的作品“彼得的忏悔”很可以视为一种公开的显现，表明他们自己是真正的犹太人，而最高议事会则是假的。
这些人的最后结果是湮没无闻，原因是很快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形，即整个枚斋思维和感情的世界与新的启示教义相应和。在耶稣后来的门徒之中，许多人肯定地、纯粹地是枚斋的，是绝对不染法利赛精神的。早在保罗之前，他们就默默地解决了传教问题。在他们认为，不布道便等于全然不生活，他们马上在底格里斯河到台伯河之间处处结成小团体，在此，用任何设想方式表现的耶稣形象与大量早先的想象结合起来了。在此处又出现了一种关于向异教徒传教还是向犹太人传教的新的分歧，这一分歧比起争端业已解决了的犹太与世界之间的矛盾更为重要。耶稣曾在加利利住过。他的教义应该指向西方还是指向东方呢？它应该成为一种耶稣祀拜还是应该成为一种救主的教团呢，在两个正在形成的教会中间，它应该和波斯教会还是同混溶教会建立密切的关系呢？
这正是保罗所要决定的问题——保罗是新运动中的第一位伟大人物，是第一位不但具有真理感而且具有事实感的人。他是一位来自西方的年轻的律法师，是一位最著名的律法师的门徒，他用犹太教门徒的资格迫害过基督教徒。之后，他在当时经常发生的一种觉醒之后，转向了西方的无数小小的祀拜团体方面，而且从中以他自己的形式创建了一个教会；从此，异教的和基督教的祀拜教会就平行发展，常常相互起作用，直到爱安布立卡斯和阿泰纳西乌斯的时期（大约在公元后330年）。在这个伟大的理想面前，保罗极少掩饰他对耶路撒冷的耶稣社团的蔑视。在“新约”里面，再没有比致加拉太人书信的开头几段表现得更为明显确切的了；其活动是自行担负起来的；他依照他所喜欢的去教示，他依照他所喜欢的去建立。最终，经过了十四年，因为他的优越的精神力量、因为他的成功、因为他对耶稣的老伙伴可以保持有效的独立自主，他到耶路撒冷去了，目的是去强迫他们赞同他保罗的创造包含了真正的教义。彼得和他的人们对于现实是陌生的，未能抓住和体会讨论的深远意义。此后，原始的社团便成为多余的了。
保罗具有律法师的理智和天启的感情。他承认犹太教，然而仅承认它的发展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于是便产生了两种枚斋宗教，它们共用一种圣经（也就是“旧约”），但是有两种哈拉卡，一种倾向于《他勒目法典》——律法师们从公元前300年起在耶路撒冷发展起来的——另一种是由保罗所建立而由神学家们所完成的，倾向于福音书的方向。然而保罗进一步将启示录的所有丰富性以及当时这些地方向往得救的心情结合成为一种得救的当然性，这种当然性是直接显示给他的，是在大马士革附近显示给他一个人的。“耶稣是超度主，保罗是他的先知”——这就是他的神示的所有内容。将他视作穆罕默德是再形象不过了。他们在醒觉的性质方面，在预言的自信方面，因之在确认自己是各自的解说的唯一权威和确认其为无条件的真理方面，他们都是相同的。
同保罗一样，城里人以及其“智慧”登上了舞台。其他的人虽然知道耶路撒冷或安提亚克，然而从未理解这些城市的实质。他们的生活是束缚在土地上的、乡土的，心灵及感情全部如此。然而现在出现了一种萌生于古典型大城市之中的精神，这种精神只能生存在城市里面，它既不了解也不尊重农民所处的乡间。对保罗，了解还是有可能的，但对彼得却绝不可能。保罗是第一个将复活经历视作一个问题的人；年轻的乡下人的敬畏的狂热在他的头脑之中变成了一种精神原则的冲突。
多么强烈的一种对比！——客西马尼花园的挣扎，大马士革的时刻：儿童和成人，心灵的痛苦和理智的决定，自我牺牲和决心改变局面！保罗开始看出了新的犹太教派对耶路撒冷的法利赛派的危险性；现在他突然意识到，拿撒勒人“是正确的”——这种说法在耶稣的嘴上是无法设想的——并同他们一起去反对犹太教，因此就把早先包含于关于一种经历的知识中的东西提示为一种理智的量。然而他在倡导这一理智的量时，无意之中使它靠近了另一些理智的力量，也就是西方的城市。在纯粹启示录的环境之中是无“理智”的。依老伙伴看来，他完全是根本无法理解的——他向他们致词时，他们肯定会以悲伤而疑虑的态度看待他。他们关于耶稣的活生生的形象（保罗从未见过耶稣）在他这种概念及主张的灿烂而且严峻的光辉面前就显得黯然无光了。从此之后，神圣的记忆蜕变成为一种经院式的体系。但是保罗对他自己的观点的真正根源是有绝对真实的感情的。他的传教行程全都是指向西方的，对于东方他是不顾及的。他从未离开过古典城市的领域。为何他去罗马、科林斯而不到以得撒或特息丰呢？为何他仅在城市中活动却从未从这个村落到那个村落呢？
事情这样发展全是由于保罗的缘故。在他的实际精力面前，其他任何的感情都算不上什么了，于是，年轻的教会就坚定地采取了城市的和西方的倾向，坚定到后来竟然将余下的异教徒叫作“pagani”——即乡下人——的地步。这也就产生了一种仅有青春和青春的力量才能让成长中的教会去加以排除的巨大危险；古典城市的费拉世界的双手抓住了这种危险，那种抓住的痕迹直至今天仍能看得出来。然而，这与一生一世同乡村和乡下人结下不解之缘的耶稣的实质相距多么遥远啊！他对他出生时的假晶现象全然没有留意；他的心灵中缺乏它的影响的丝毫痕迹——今天，在他一代之后，也许还在他母亲在世的时候，因为他的死所产生的东西已经变成了那种假晶现象的形成目标的中心。古典城市迅速地成为仪式与教条演化的唯一舞台。社团向东扩展仅仅是以悄悄的、不引人注意的方式进行的。大约在公元100年时，底格里斯河彼岸已经发现了基督教徒，但就教会的发展而言，基督教徒以及其信仰几乎不存在。
这是保罗的亲近随从进行的第二创造；那大体上为新教会划定形式的就是这个创造。耶稣的人格及生平大声疾呼地要求写成诗的形式，然而只是由于马可一个人的缘故，才有各种福音书的出现。保罗和马可跟前有着团体中的一个坚实的传统，即，一份持续下来的、传播着的传说，也就是“福音”，和为了支持它而用阿拉米语和希腊语所作的但全然未写定的、不成形的、不重要的注解。当然，严肃的文件最终会出现的。但作为与耶稣一起生活过的人们的精神（以及一般的东方精神）的产品，它们的形式当然就是一种详述其言论、替其言论结论性地下界说、合乎宗规的汇编，而且附以宗教会议所制定的、围绕第二次降临的经文注解。
然而在这方面的所有尝试都被《马可福音》全部摧毁了，那是公元65年左右写成的，同最后保罗诸书信同时，也是以希腊文写的。或许作者并未怀疑他那小书的意义，然而它却不但令他变成了基督教中极其重要的人物之一，而且令他变成了一般阿拉伯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人物之一。所有旧的尝试都消失了，剩下的福音书形式的作品成为有关耶稣的唯一资料（因此“福音”这个词由指佳音的内容变成了指形式的本身）。作品是那些从来没有听到过耶稣的伙伴谈过耶稣的保罗的文学团体的愿望的产物。它是从远处看到的一种与生俱来的生活图景；经历被叙述所替代了。叙述是如此平易直率，以至于启示的倾向静静地消逝了。然而启示录又是它的前提。构成《马可福音》的实质的并不是耶稣的言语而是保罗形式下的耶稣的教义。第一本基督教的书是从保罗的创造中产生出来了。但事后不久，后者本身假如没有这本书及其后继者，就成为不可设想的了。
由于当时马上产生了一种事物，那是天生的经院学者保罗所从未指望却又是其作品的倾向所无法避免地要引起的，便是基督教民族的祀拜教会。混溶派的教理团体愈是意识到自己，它就愈是将无数古老的城市祀拜和新的枚斋宗教联结起来，并且通过一种最高的祀拜赋予这结构以拜一神教的形式，与此同时，最古老的西方团体的耶稣祀拜长时间受到剖析，得到充实，因此它也同样地包括了另一大群祀拜。围绕着门徒们一无所知的耶稣的诞生，产生了有关他的童年的一种故事。在《马可福音》中，这故事还未出现。实际上，在古老的波斯启示中，作为末日救主的沙夏安便已经相传是一位处女所生的。但西方的新神话却另有意义，有着无数的后果。由于在假晶现象的区域中，立即出现了一个耶稣之外的人物，对她而言，耶稣是儿子辈，她凌驾于耶稣之上——就是圣母。
她同她的儿子一样，是一位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单纯的人类命运的支配者，因此她高出混溶教派的全部一百零一个圣处女与圣母——埃西、塔尼、西比里、狄米忒——之上，高出有关出生与痛苦的所有秘密之上，最终，就将它们都汇集到她本人身上了。对伊立纳斯来说，她是一种新人类的夏娃。阿利振为她的继续保持童贞作辩护。因为诞生了超度主的上帝，超度了世界的，实际上就是她。玛利亚“齐阿托可斯”是古典的疆域之外的基督教徒的绊脚石，这种观点在教义方面的发展便引发了一性派和聂斯托利派徒的脱离与重建纯粹的耶稣教的行动。然而当浮士德文化觉醒了，并且需要一种象征来表达它对于时间上的无止境的原始感情和它的世代相继感时，它又将圣母玛利亚而非将受难的超度主视为哥特时代日耳曼天主教的中心；在多个世纪的光辉丰硕的性灵中，这个女人的形象成了浮士德世界感情的综合，成了所有艺术、诗歌和虔信的目标。甚至现在在罗马天主教的仪式及祷词中，特别是在其信徒的思想之中，耶稣的地位都不及玛利亚。
与玛利亚祀拜的同时，产生了无数的圣者祀拜，他们的数目自然比古代的地方神多；当异教教会最终归于消灭之时，基督教教会就能以崇拜圣者的形式将所有的地方祀拜吸收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