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每个枚斋的一致性都是非领土的，而且在地理上是没有界限的，因此在涉及到有关祖国、母语、统治家族、君主政体和宪法的浮士德式观念的全部冲突中，我们会不知不觉地看到一个由对他说来是完全陌生的（因而也是繁琐而无意义的）形式，向与本性相结合的形式的回转。因此，“国际的”一词，不论它是跟社会主义、和平主义，还是跟资本上义联系在一起，都能激起他的热情，然而他从这个词中所能听到的也只是其无土地、无界限的一致性的本质。当宪法斗争和革命对于欧美民主制度说来，意味着一种趋向于文明理想的演化时，它们对他说来却意味着（因为他几乎从未不曾有意识地领会到）一切属于异乎他所构造的事物的崩溃。
尽管当他身上的一致的力量已经消竭而他的居停民族的生活对他发出的外来吸引，已达到一种启发出来的爱国精神程度时，然而他所支持的却总是在目标上与枚斋本质最为相近的政党。因此，在德国他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而在英国（像帕西斯人在印度一样）却成为一个帝制主义者。这种误解与西欧人士之把少年土耳其党人和中国改革家看作亲族人物——亦即“立宪主义者”——是完全相同的。假使息息相关，纵或一个人在破坏，他也会加以肯定；倘如心胸各异，尽管一个人的愿望是建设性的，他的效果也会适得其反。西方文化在它所支配的地方，以其自身类型的改革努力而加以破坏的东西已不复为人记起，而犹太人在他们所插入的地方也具有同样的破坏性。认为这种相互间的误解不可避免的感觉导致了一种深藏在血液之中的可怕仇恨，而且因为它固定在诸如种族、生活方式、职业、语言之类明显可见的特点上，一旦发生这些情况时，就会使双方陷入荒凉、毁灭和大量的流血事件。
同样，并且更为重要，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浮士德世界的信仰，这种信仰自认为受到某种存在于它中间的外来的形而上学的威胁、仇恨和暗害。从克吕尼、圣伯纳和1215年拉特兰宗教会议的改革，到路德、加尔文和清教派，再进而到启蒙时代，当历史对于犹太宗教久已完全停顿的时候，在我们的醒觉意识中间流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潮流啊！在西欧的一致中，我们看到约瑟·夸罗在他的“勺尔汗阿洛”法典（1565年）中以另外一种形式重述迈蒙尼底斯的材料，这一工作可以在1400年或1800年同样做好，也可以根本不做。(自从十字军以来，拜占廷基督教和近代伊斯兰教获得了稳定之后，同样，晚期中国的确立中间和晚期埃及的生活也具有了稳定性），一切都是正规而整齐的，这不仅表现在禁食、祈祷文字、辟邪符上，同时也表现在托勒密法典的鉴定方法上，这种鉴定方法与许多世纪以来运用于孟买的《万迪达德经》和开罗的《可兰经》上面的鉴定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
犹太人的神秘主义（这是纯粹的苏菲派）也和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一样，自从十字军以来从未发生变化，并且在最后的几个世纪里，还产生了另外三位就东方苏菲派意义而言的圣者——虽然只有在我们通过一种西方思维形式的色彩去观察时，才能如此这般地认识他们。斯宾诺莎连同他的根据实体而非力量的思维和他彻底的枚斋二元论，完全可与伊斯兰哲学中独树一帜的人物例如墨尔塔达和西拉寄等人相比拟，他利用他的西方巴罗克武库中的观念，如此彻底地生活在当时环境的空想方式之中，以至连他自己也受到欺骗，但是在他心灵的表面活动之下，他仍然是迈蒙尼底斯和阿维森纳以及托勒密法典，“更依据几何学的”方法论的毫无变化的后裔。在哈西底派的创建者巴力·舍姆（大约在1698年生于窝里尼阿）身上出现了一位真正的救主。只有原始基督教的故事能够跟他在波兰的犹太居住区周游、宣教和演示的神迹相比；这里出现了一种运动，其根源存在于枚斋派的、神秘派的神秘主义之中，它吸引了一大部分东方犹太人，并且无疑地成为阿拉伯文化宗教历史中的一件大事；虽然它也像在外族人中间那样经历着它的过程，但在实际上却不曾受到注意。
巴力·舍姆为了无所不在的上帝而向他那个时代的托勒密派法利赛人发动和平攻势，他那与基督相似的形象，以及那些很快编成的、有关他及其门徒的人格的丰富传说——这一切都属于纯粹的枚斋精神，而事实上对我们西方人士来说却像原始基督教本身对我们陌生一样。哈西底派著作的思维过程就非犹太人看来在实际上是难以理解的，他们的仪式也是如此。由于举行仪式而兴奋、有些人哈哈大笑，另外一些人则像伊斯兰教托钵僧那样翩翩起舞。
巴力·舍姆的原始教义被扎迪克教派的一位信徒加以发展，这是一种对于圣徒（扎迪克）络绎不绝的神圣庆节的信仰，只有扎迪克的临近可以使人得救，这种教义与伊斯兰教救主降临说有着明显的亲族关系，而与本身寓居着“先知的光明”的导师所持的什叶派学说关系更为亲密。另外一位门徒，所罗门·迈梦——他的著名自传至今尚在——成为从巴力·舍姆到康德（他的抽象思维对于他勒目派智识之士始终具有巨大的吸力）的过渡。第三位门徒是鄂图·魏宁格儿，他的道德二元论是一种纯粹枚斋式的概念，他死于一次在本质上属于枚斋经验的灵性冲突之中，这成为晚期信仰所能呈现的最崇高的景象之一。也许只有俄国人才能体验到这类事物，而古典文化的人或浮士德文化的人却根本不可能体验到这类事物。
在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潮”中，西方文化逐步成为属于大城市市民和智识之士的文化，所以在突然之间与相互一致的知识界接近了。后者由于被抛入一个对他们来说相当于久已消逝的、塞法底式生活潮流之遥远过去的时代之中，因之必然要受到反应情感的鼓动，但是这些反应只属于批判和否定的一面，而其悲剧性违背自然的结局则是一种在历史上，业已完整而不能有机发展的聚合被卷入了居停民族的巨大运动之中，它使这个运动动摇、松弛、转移、并且损及内部。因为，对于浮士德式精神来说，启蒙思潮是沿着它自己的道路向前迈进的一步——无疑是越过破片碎屑的一步。而在实际上却还是肯定的——相反，对于犹太人来说，它只不过是毁灭，是对它无法了解的一种异族结构的毁灭。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这样经常看到启蒙思潮这种景象的原因所在——这种景象与帕西斯人之在印度、中国人和日本人之在基督教环境和近代美国人之在中国的情况十分近似——启蒙思潮被推向犬儒主义和无限制的无神论的境地，反对外来的宗教，可是它本民族的费拉习俗却照常进行、完全不受影响。有些社会主义者在表面上——然而十分诚挚地——攻击各种宗教，可是轮到他们自己的时候却是以一种渴望的严格态度去信奉禁食、日常祈祷和辟邪符等。
事实上更加常见的则是对作为信条的一致性的内心叛离——这种景象可以从印度学者身上看到，这种学者在英国大学里受到一段关于洛克和密勒学说的训练以后，对于印度和西方的信仰同样产生了犬儒学派式的蔑视，但他本人必然也会在这两者的颠覆下被压得粉碎。自从拿破仑时代以来，不受欢迎的旧式文明的一致性同属于城市的新式文明的西方“社会”混合起来，并且怀着一种上了年纪的冷淡的高傲采用了它们的经济和科学的方法。几代以后，同样属于古老知识界的日本人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而且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另外一个实例是由作为巴比伦文明后卫的迦太基人提供的，当古典文化还处在埃特鲁里亚—多里斯的幼年时期，迦太基人已经高度发展起来，但最后却归附了晚期的希腊式文化——在所有有关宗教和艺术方面的终结状态中僵化了，然而作为经纪人，却大大凌驾于希腊人和罗马人之上，因而倍受敌视。
如今这种枚斋民族本身，连同它的犹太居住区和它的宗教，都处在消亡的危险之中——这并不是由于两种文化的形而上学互相更为接近（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双方知识化的上层都已经不再是形而上学的了。它已经失去一切灵性方面的聚合，剩下来的不过是一种对待实际问题的聚合而已。这一民族由于长期惯于在企业方面筹划而享有的优势变得越来越小（对于美国人来说，它已经几乎化为乌有），随着这种优势的丧失，用以保持在地域上已经瓦解的一致性的最后有效方法亦将消失。在欧美关于世界城市的文明方法即将达到完全成熟时，犹太人的命运——至少是我们中间的犹太人（俄国的犹太人另当别论）——就快要完结了。
伊斯兰教的下面是拥有自己的土地的。事实上，它已经把波斯人、犹太人、聂斯托利派徒和一性派的一致性吸收到自己的身上。拜占廷民族的残余即近代希腊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土地。印度帕西斯人的残余居住在一种更为古老、更为费拉化的文明之固定形式中间，因而在其立足之地是稳固的。然而尽管与犹太人一致性的西方欧美部分曾将大多数其他部分的犹太人吸引到自己身边，并维系在自己的命运之下，但在此时却已陷入一个年轻文明的结构之中。自从许多世纪以前，它幽居在犹太居住区里借以保命时起，它就已经失去了立足之地，面临七零八落的瓦解状态。但这并不是浮士德文化内部的命运，而是枚斋文化的自身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