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这两个等级中，只有贵族才是真正的等级，是血和种族的总和，是具有所能想象得出的最充分的存在之流，因此，贵族是一种较高级的农民。早在1250年，西方就已经广泛流传着一句谚语：“上午耕耘田地，下午骑马战斗”，而且一个骑士娶一个农民的女儿为妻是件很平常的事。与大礼拜堂相比，城堡是经由农民住所和法兰克时代的乡村贵族住宅的一种发展。在冰岛的英雄故事中，农家的园地像城堡一样被围攻、被袭击。贵族和农民是植物性的和本能的，深深植根于祖传的土地中，在家系中自行繁殖、培育和被培育。和他们相比，僧侣实质上是个与贵族相反的等级，是一个消极的、非种族的、脱离土地的——自由的、无时间性的和无历史的醒觉意识的等级。从石器时代到文化的鼎盛时期，世界历史在每一个农民村落中，在每一个农民家族中一点点地演出。
代替民族的是家族，代替土地的是农庄，但是它们奋斗的终极意义仍然是一样的：血统的保持，世代的嗣续、宇宙的事物、女人、权力。“麦克白”和“李尔王”二剧很可能是当作乡村悲剧想出来的——事实就是他们悲惨的真相的一个明证。在所有文化中，贵族和农民都是以家族后裔的形式出现的，语言本身使他们与两性发生联系，通过两性，生命本身得到繁殖、具有历史、成为历史。由于女人就是历史，农民和贵族家族的内在品级，是以他们的女人身上有多少种族性和她们在多大程度上是以命运为转移来决定的。因此，世界历史越纯洁，越渗透着种族性，它的公共生活就越变成和越适应个别伟大家族的私人生活，这一事实是有深刻意义的。这一点当然是朝代原则的基础，但不仅如此，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人物这一观念的基础。整个国家的存在依靠少数地位极为崇高的私人命运。公元前五世纪时的雅典历史主要是阿克墨奥尼德族的历史，罗马的历史是法比乌斯或喀劳狄乌斯那样类型的少数家族的历史。
大体说来，巴罗克时代国家的历史，是哈布斯堡和波旁家族政策的实施的历史，它的危机采取联姻和王位继承战争的形式，拿破仑第二次结婚的历史也包含了莫斯科的焚毁和莱比锡之役，教皇政治的历史，直到十八世纪，都是那些为创立王侯般的家族财产而争夺教皇冠冕的少数贵族家族的历史。这对拜占廷帝国的当权者和英国的首相（塞西尔家族可作证），甚至在无数场合下对伟大的革命领袖也同样是正确的。
对这一切而言，僧侣（及僧侣哲学）是最直接的对立面。纯粹醒觉意识和永恒真理的等级，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攻击着时间、种族和性别。作为农民或贵族的男人朝向女人，作为僧侣的男人则避开女人。贵族有把公共生活中广阔的存在川流消散和消失在——它的不重要的祖先和亲属的微不足道的小渠中的危险。相反，真正的僧侣，原则上是拒绝承认私人生活、性、家族、“家屋”的。对具有种族性的男子来说，只有无后而死时，死才是真实和可怕的——冰岛英雄故事和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同样告诉我们这一点，在子侄辈身上生存下去的人并没有完全死去。
然而，对于真正的僧侣来说，可以用“我们虽生犹死”来表达；他所遗留的将是智性的东西，被摒绝的女子在其中是没有份的。这个第二等级经常出现的现象方面的形式是独身、出家、发展到自行阉割的极点的抑制性冲动、以及表现在秘密的痛饮和神圣的卖淫上面的对母性的蔑视，这种蔑视和把性生活在理性上贬低到——康德对婚姻所下的污秽定义那种程度的轻蔑比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在整个古典世界中，例如在神圣的区域，即寺院区域内，不允许有出生或死亡。没有时间的东西不能跟时间接触。僧侣有可能在理智上对生殖和出生的重大时刻予以认可，并且有可能通过圣礼给予祝福，然而他不能亲身体验这些事情。
因为贵族是一种事物，而僧侣则象征着一种事物，单单这一点就足以告诉我们，僧侣是一切命运、种族和等级的事物的对立面。城堡及其厅堂与高塔、城垣与堑壕表示一种有力的川流不息的生存，但是大礼拜堂及其拱顶、梁柱和歌唱队却彻底地是一种意义——即，装饰；每一个值得尊敬的僧侣等级都把自己发展到了一种惊人的严肃和举止美观的境界，其中每个项目，从面部的表情和声音的抑扬顿挫到服装和步态都是装饰，私人生活甚至内心生活都已被排除在这种装饰之外，成为不重要的了，而成熟了的贵族（如十八世纪法兰西的贵族）所显示和炫耀的则是一种完美的生活。
哥特时代的思想从僧侣的概念中引伸出了不可毁灭的性格，它使这种观念成为不可毁灭的，成为与怀有这种观念的人在历史世界中的生活价值全然无关——但是，每一僧侣等级，从而也是一切哲学（从学派的意义上说），都暗中具有这种观念。如果一个僧侣具有种族性，他的外表生活就会像农民、骑士或王侯一样。哥特时代的教皇和红衣主教就是封建的王侯、军队首领、狩猎爱好者、美术品鉴赏家、以及家族政治的能手。在佛陀以前“巴罗克”时期的婆罗门之中，有大地主、打扮得十分漂亮的方丈、朝廷大臣、挥金如土的人、老饕。但在很久以前，人们就已经学会将观念和人区分开来——这种看法刚好与贵族的本质相反——直到启蒙运动时期，僧侣才按其私人生活被鉴定为僧侣，这不是因为那个时期具有了更锐利的眼光，而是因为它已忘记了观念。
贵族是作为历史的人，僧侣则是作为自然的人。高级的历史始终是一个高贵社会存在的体现和结果；衡量它的各种不同事件的相对重要性的标准也始终是这个存在之流的节奏。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康奈战役十分重要，而后期罗马皇帝们的战役则全不重要。一个青春时期的到来与一种原始贵族的产生总是一致的，在原始贵族的情感里面，君主不过是“同辈中的第一人”，是一个猜疑的对象。因为不仅一个强有力的种族不需要个别的大人物，而且他的存在也是对其价值的一种反映；因此，封建诸侯的战争是早期历史借以得到完成的最卓越的形式，从此以后，贵族就掌握了文化的命运。由于沉默而愈益动人的创造力，存在有了形式和“良好状态”。血液中的节奏被抬高出来了、巩固了，而且是永久地如此。
因为这种有创造力地升华为活生生的形式对于青春时期——每一个青春时期的关系，正相当于传统的威力对于晚期——每一个晚期的关系，这种传统的威力就是旧的坚实的训练；生活的节奏是如此的稳固，以致当所有古老的家族消亡以后，它仍然存在下去，且不断地把新人和新的存在之流从底层吸引出来，置于它的支配之下。毫无疑问，在形式、节奏和发展速度上，一切晚期历史都是从最早的世代中继承下来的（并且是无法改变的）。它的成就跟它血液中的传统力量相比是等量的。在政治方面，像在其他一切伟大而成熟的艺术方面一样，成功首先必须有一个非常健全的存在，一大堆无意识和无疑问的作为本能和冲动贮存起来的古老经验。
人世间只有这种政治上的成熟，没有其他政治上的成熟。个别大人物只当他在这种形式中，并通过这种形式成为有力的（或被成为有力的）的时候、成为宿命（或具有宿命）的时候，他才是比一桩偶然事件好些的东西，才是未来的主人。这就是不可缺少的艺术和多余的艺术之间的区别。因此，也是历史上必需的政治与不必需的政治之间的区别。许多伟大的人物是否从“人民”（即无传统者的集合体）中升入统治阶层，或者甚至只有他们占据着统治阶层，这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传统的洪流在制约他们，在他们所有不知不觉中形成他们的智性的和实际的行动，指导他们的工作方法。并且，这种传统不过是远古的和早已消亡的血统的节奏罢了。
然而，文明，真正的“复归自然”，是贵族——不是作为物质的族系（这是无关紧要的），而是作为活生生的传统——的消亡，是命运的脉搏被因果关系的理解所代替。这样，贵族就变成了只是一种尊称，而且，正因为如此，文明化的历史就成了表面的历史，杂乱无章地指向一些明确的目的，因此在宇宙中成为无形式的，从属于个别伟大人物的偶然事故，缺少内在的稳定性、系统和意义。伴随着凯撒主义的出现，历史再度沦为无历史的状态、沦为原始生活的古老节奏，为了物质权力而进行无止无休的、没有意义的战斗，就像公元三世纪时罗马的军人皇帝的战斗和与此相当的中国“十六国”（公元265—420年）时期的战斗，它们与草莽中的野兽的生活状况并无本质的不同。
由此可见，真正的历史并不像一切文明发端时的哲学家和理论家所断言的一样，不是反政治意义的“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以男人和女人、家族、民族、等级、国家的形式，在伟大事实的波浪起伏中相互防御相互攻击的种族的历史、战争的历史、外交的历史、存在川流的历史。最高意义的政治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政治。每一个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是这一战斗戏剧中的一个成员，是它的主体或是它的客体——第三条路是没有的。精神的王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它是真的，但精神世界是以这个世界为前提的，就像醒觉的存在以存在为前提一样。精神世界只有对那无论如何是存在着的现实一贯说“不”才可能存在，事实上，现实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被抛弃。
种族可以没有语言，但说出一种语言则是先有种族的一种体现，就像发生在精神历史中的宗教、艺术、思想形式以及其他一切事情一样——人世间之所以有这种历史是通过血统对感情和理性的控制力而显示出来的。因为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合乎形式”的积极的醒觉意识，它们在其演进中，在其象征性中，在其热情中都表现出血统（又是血统），血统通过这种种形式在一代接着一代的醒觉存在中循环。一位英雄根本不需要知道这个第二种世界——他自始至终是生活——但是，一位圣者只能通过最严格的禁欲主义来克制自己身上的生活，与他的精神进行孤寂的交往——而他这样做的力量又是来自生活本身的。英雄轻视死亡，圣者轻视生活，但是，在伟大的修行者和殉道者的英雄主义与多数人（即《启示录》第Ⅲ章，第16节中所描述的那种人）的虔诚对比中，我们发现，就连宗教方面的伟大也是以种族性为前提的，生活必须真正坚强有力，才能与这类拼命的人相配。剩下的只有哲学。
正因为如此，世界史意义上的贵族远不是舒适的晚期所想象的样子；它不是头衔、特权和礼仪的综合，而是一种精神财富，难以获得，难以保持——对明白人来说，是值得为之牺牲整个生命的。一个古老的家族不仅表示有一批祖先（我们都有祖先），而是表示有在历史顶峰上生活过的整代整代的祖先；这些祖先不仅掌握了命遣，而且他们就是命运；在他们的血液中，由于若干世纪的经验，使事变的形式达到了完善的境界。由于宏伟意义的历史是从文化开端的，对于一个科伦那家族成员来说，把自己的祖先一直追溯到后期罗马时代，这只不过是一种夸耀。然而，对后期拜占廷帝国的贵族来说，把他自己的身世追溯到君士但丁，却不是没有意义的，而对一个当代的美国人来说，把他的身世追溯到1620年的一个搭乘“五月花号”的移民，也不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