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鱼类中，我们看见具有简单形体的软骨类怎样先是出现在历史的前景中，之后又怎样渐渐地消灭，同时硬骨类却逐渐地让一科更完备的鱼型取得优势。羊齿及木贼的植物世界也是这样，仅有最后几种现在还残存于充分发展的有花植物界中。但是关于这些现象的有效原因或别的可见的原因的假定，并无现实的根据。将生命本身、植物与动物之间的越发尖锐的对立、每一单独类型、每一属、每一种引入世界的是一种命运。和这种存在一起，还产生了形体的确定的能力，依靠这种能力，形体在自我完成的过程中保持其自身的纯粹性，或相反变得模糊不清，或无法捉摸地分裂为许多的变种；最后还产生了这一形体的生命的延续，除非偶发事件再把它除去，这类生命延续将让种类自然地达到高龄，最后走向灭亡。
对人类来说，洪积世的若干发现更加清晰地指明，那时存在的人的形态和现存的人的形态是相同的；关于向着一种能够更有效地“适应”的种族的演化，并没有丝毫的痕迹。再者，在第三纪的各种发现中依然未发现人类这件事，也更加清楚地表明：人类的生命形态，和其他所有生命形态一样，起源于一种突变，这种突变“从哪里”、“怎样”以及“为什么”发生，还是一个难测的秘密。当然，假如真有英语意义的进化，那么便既无法有明确划分的地层，也无法有特殊的动物种类，而只能有一个地质的聚合体与若干单个的活的形体的一团混乱。这些形体，我们能够假设是生存斗争所遗留下来的。
可是，我们在自己周围所看到的全部，都让我们确信，深刻的且很突然的变化一再地在植物与动物的存在中发生，这个变化是宇宙性质的且决不仅局限于地球的表面，它们在原因方面是人类的知觉与理解所无法达到的，显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还看见，迅速且深刻的变化在这些伟大文化的历史中表现出来，并没有任何可找出的原因，影响或目的。哥特式和金字塔式，就似始皇帝的中华帝国与奥古斯都的罗马帝国，就似希腊化文化、佛教与伊斯兰教一样突然地完全出现了。对每个重要人物的个人生活中的事件来说，也完全如此，谁不懂得这一点，谁便对世人一点也不知晓，对儿童则更不知晓了。所有存在物，活跃的或沉思的，全都经过各个转折点向着其最后的目标前进，并且我们必须假设在太阳系的历史与恒星世界中具有这样的转折点。地球、生命与自由活动的动物的起源是这样的转折点，因此也是我们必须承认的神秘。
目前我们所了解的人类历史，显然把它的存在划分成两个大时代。就我们看来，第一个时代的限制有两个方面：一是行星命运的那种深奥的赋格曲，这种赋格曲我们称其为冰河时代的开始，而且对于它，我们仅能（在世界历史的图景的范围中）说一种宇宙的变化发生了；另一个就是尼罗河及幼发拉底河上的一些高级文化的开端，随着这些文化的开始，人类生存的整个意义突然变得不一样了。我们到处都发现了第三纪及洪积世的鲜明的界线，并且在界线的这一边，我们看到人是一种完全形成了的类型，熟知习俗、神话、机智、装饰与技术，且赋有一种直到现在在体质上也没有多大改变的肉体结构。
我们将把第一个时代看作原始文化的时代。这种文化在第二个时代一直延续（虽然一定是一种非常“晚期的”形式），今天依然存在并几乎原封未动的唯一地区是西北非洲。列奥·弗洛贝尼乌斯的伟大功绩是，他十分清楚地认识了这一点。一开始他便假定，在这个地区内原始生活的整个世界（不但是若干的原始部落）还没有受到高级文化的影响。与之相反，民族心理学家却喜欢从五大洲各地搜集诸民族的断片，这些民族实际上是没有共同点的，除了这件消极的事实——在这一或那一高级文化中过着一种从属的生活，而并没有参与其内部生活。结果便得到了一堆民族，一些是静止的，一些是劣等的，还有一些是堕落的；另外，他们各自的表现方式还被未加区别地混同起来。
但是，原始文化并非支离破碎的，而是某种具有极强韧性与完整的东西，某种十分生气勃勃的与有效的东西。只是，这种文化与我们高级文化的人在精神的可能性方面所具有的所有事物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我们能够怀疑：那些已经将第一个时代深深地引入第二个时代的居民，在其目前的存在与醒觉存在的方式中，是否能够当作古时的情况的可靠证据。
经过几千年，现在人的醒觉意识也已将部落与民族之间经常互相接触的印象当作明显的日常事实。但在对待第一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人在那个时代是结合成一小簇一小簇的团体，完全被淹没于广阔无垠的自然景观之中的，其中的主要因素便是那些强大有力的大兽群。我们的发掘物的稀少便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奥纳瑞人的时代，或许有若干人群，每群有数百人，流浪于法兰西的整个地区，当这样的人群发现有同类的人存在的时候，他们肯定会将这事看做是印象十分深刻的、并且是困惑不解的。
对我们而言，整个自然早已变成人群的背景，我们这样的人究竟能不能想象生活在一个几乎没有人的世界中是什么样子吗？除了森林与兽群之外，当其他“正与他自己一样”的人们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在乡野被遇到的时候，人的世界意识一定会有很大的变化。人的数目的增加——这毫无疑问地也是突然发生的——让“同伙”的体验成为习以为常的，并用愉快或敌对的情感取代了惊愕的印象，而这种情感又引起了一个由各种经验与不由自己决定的、无法避免的关系组成的全新的世界。对于人类心灵的历史而言，这可能是一切事件中最深刻的和最意味深长的。人是通过对异己的生活形式的关系，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形式的，而这时氏族的内部组织也充满了丰富的部落间的关系形式，从此之后，这种关系形式便完全支配了原始的生活与思想。因为在那时，从感官领悟的非常简单的形式中，产生出了词的语言的（因此也是抽象思维的）萌芽，在其中有少数是非常幸运的，我们或者可以将它们看做是后来印欧语族及闪语族的起源，虽然我们并无法知道其结构。
之后，从一种由部落间的关系联系起来的人类的这种一般的原始文化中，埃及与巴比伦的文化突然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兴起了。在那时期之前大概有一千年之久，这两个地域一直在培育着某种在性质和目标上与所有原始文化根本不同的东西，某种具有内部的一致性的东西，这种内部的一致是它的所有表现形式所共有的，在它的所有生活中是指示方向的。就我看来，很有可能的是，人的本质上的一种变化不管怎样在那个时候是完成了的，即便在整个地球表面上显然不全是这样；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每一种日后在高级文化当中仍旧存在、不断退化的名符其实的原始文化，本身便必定是某种与第一个时代的文化不同的东西。但是，我所称作前文化者（能够证明，它在任何一种高级文化的开始时是作为同一的过程而出现的），是与一切的原始文化在性质上不一样的东西，是某种全新的东西。
在所有原始生存中，“彼物”、宇宙的事物，是用这样直接的力量产生作用，以至于所有小宇宙的表现，不管是在神话、习俗、技术方面，还是在装饰方面，仅服从于瞬时的压力。对我们而言，关于这些表现的持续期间、速度及发展趋势，并没有可以参考的定则。例如，我们看到一种装饰的形式语言——不要称其为一种风格——支配着一个广大地区的居民，在那里传布着、变化着、最后又逐渐趋于消灭。
在这个地区的一旁，并且可能在一些非常不同的扩张范围内，我们能够见到形成及运用武器、部落组织、宗教习惯的各种方式，各自在其特殊途径中发展，各自具有其转折点、自己的开始及结束，完全受其他形式领域的影响。当我们在某些史前地层中已经认出一种确知的陶器的类型时，我们无法根据这些便安然论证拥有这种陶器的居民的习俗及宗教。并且，假如同一地区偶然具有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譬如说，某种纹身样式，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共同的基本观念，就像火药的发现与绘画中透视法的发现所表示的。在装饰品与时代相同的组织之间，或在对神的祀拜与农艺的种类之间，并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在这些场合下，发展自始至终指的是原始文化的某一个特别方面或某一特征的某种发展，而决非那种文化本身的发展。就像前面所讲到的一样，这基本上是浑沌不清的；原始文化既非一个有机体，也非若干有机体的总合。
可是，随着高级文化类型的出现，这个“彼物”让位于一种坚强且统一的倾向。在原始文化中，部落与氏族是仅有的生气蓬勃的存在物——当然在个别的人之外。然而，文化本身便是这样的一个存在物。所有原始的事物全都是一个总合——原始群的表现形式的总合。反过来，高级文化就是一个巨大的单独有机体的觉醒存在，这个有机体不但让习俗、神话、技术与艺术、并且让合并在它里面的民族与阶级全都具有单一的形式语言及单一的历史。我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语言属于原始文化，并有其无法则的命运，这种命运是无法从诸如装饰或婚姻之类的命运来推断的。但是文字的历史却完全属于几种高级文化的表现历史。埃及文化、中国文化、巴比伦文化、墨西哥文化，每个都在其前文化时代造了一种特殊的文字；与此相反，印度文化及古典文化却没有出现这种东西，而是在很晚的时候才承受了它的一个近邻文明的高度发展的文字；在阿拉伯文化中，任何新的宗教、任何新的教派也同样会立刻创造其特殊文字——所有这些事实全都与这些文化的整个形式历史和它的内在的意义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我们关于人类的知识仅限于这两个时代，并且这些知识确实不足以证明每一种关于可能的或确定的新时代的结论,或关于这些新时代的“时间”及“情况”的结论——更不用说这样一件事实，即那些支配作为一个种类的人的历史的宇宙关系，不管怎样都是我们的手段所完全无法接近的。
我的这种思想及观察仅限于对现实的体察。当“知人论世”的经验对于一个人的周围人事，或者“作为者”的经验对他的事实变为无效时，这种见识也就走到尽头了。这两个时代的存在是一种历史经验的事实；此外，我们对原始文化的体验不但在于从其遗物中看见一种独立的及隔绝的东西，还在于凭借我们对于原始文化（仍旧存在于我们之中）的内在关系来反应其比较深刻的意义。可是，第二个时代为我们展现出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经验。高级文化的类型在人类历史的范围之中突然出现，这是一种偶然事件，其意义在目前尚无法究查。当然，可能性较大，这是在地球历史的领域之中发生的、让现象的生存中出现一种新的不同形式的某种突然事件。
可是，我们面前有八种这样的文化，都具有相同的结构、相同的发展和相同的持续期间，这一事实证明我们用比较的方法去观察它们是可行的，从而也证明，我们将它们看作能够比较的、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它们，以及从我们的研究中得到一种能让我们回顾过去并前瞻未来的知识，也是正确的——假设另一种命运始终不以另一个形式世界突然从根本上代替原有的形式世界。我们这样处理的充分理由，来自于有机的存在物的一般经验，我们在猛禽类动物或松柏科植物的历史中无法预言一个新的种类是否存在，并在什么时候将会出现，同样在文化的历史中我们也无法预言一种新的文化是否存在，并在什么时候将会出现。但是从一个新的存在物在子宫里怀孕，或一颗种子落在土里的时刻起，我们便知道这个新生命过程的内在形式；我们也知道，它的发展与实现的平稳过程可能会被外部力量的压力所扰乱，但其永不会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