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现今在还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展开的是一部如此伟大的戏剧，以致一种未来文化中具有不同心灵和不同热情的人们，将不能不相信“在那些日子里”自然本身就是摇摇欲坠的。政治跨越城市和民族；甚至那深深影响动植物界命运的经济学，也只是接触到了生活的边缘，自惭形秽。然而，当所有别的东西都已消失和被忘掉的时候，这种技术却会将它全盛时期的足迹遗留下来。因为这种浮士德式的热情业已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这是向外和向上挣扎的生活情感——因此，是哥特式的真正后裔——就像蒸汽机出现不久时，在歌德的浮士德独白中所表达的。狂热的心灵试图飞越空间和时间。一种不可名状的热切期望把他引诱到难以确定的广阔境界。人希望除离世界，飞入“无限”，解除身体的束缚，在那星宿间的宇宙空间环行。最初圣·伯纳的火热的、高翔的内心所追求的东西，格瑞尼瓦尔德和伦勃朗在他们的图画背景里所设想的东西，贝多芬在他最后一些四重奏中的超俗之音，此时又在一个接一个的发明才智的陶醉中重新出现了。因此人们幻想一种交通方法，想在几天之内横跨大陆，想利用漂浮的城市渡过大洋，想要翻过高山，通过地下迷宫，最大限度地利用蒸汽机，进而利用内燃机，最后超越道路与铁路，在空中飞翔；因而出现了在顷刻间口语传遍重洋的情形；进而产生了一种野心，要打破一切纪录，打破一切空间，要为巨人的机器建立巨大的厂房，要建造巨大的船舶和巨大的拱桥，这是些高耸入云的建筑，是一些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服从一个孩子的操纵的神秘力量，是一些破碎、震动、嗡嗡作声的钢铁与玻璃的结构，一个渺小的人像一个具有无限权力的君王一般在其中移动，最后，他感到自然界就在他脚下一样。
并且，这些机器在其形式上越来越不近人性，越来越折磨人，神秘而奥妙。它们用一些微妙的力、流和张力，结成一块无限的大网遮盖着大地。它们的形体越来越是非物质的，越来越趋向寂静。车轮、转轴和杠杆不再有声。所有重要的东西都藏在内部。人已经感觉到机器像魔鬼，这一点也不错。在信徒的心目中，它意味着上帝被废黜了。它把神圣的因果关系交给了人，由人凭借一种预见的全知将它默默地、不可抗拒地运转起来。
在这里以外的其他地方，一个小宇宙从不认为自己比它的大宇宙还要高明，但在这里，那些小小的生命单位只是凭借他们的才智的力量就已使那无生命的东西依靠他们自己。就我们所知，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胜利。只有我们的文化才获得了这一胜利，它也许才获得几个世纪。
但正因为如此，浮士德式的人已经变成了他的创造的奴隶。他的命运和他的生活安排，已经被机器推上一条既不能站住不动又无法倒退的道路。农民、手工业者、甚至商人，跟机器为了自己的发展而培养出来和锻炼成功的三类大人物，即厂主、工程师和工厂工人相比，突然变得不重要了。从手工业——即加工经济——的一个很小的分支上，已经长出了（只有在这种文化中）一棵大树——即机器工业的经济，它的影子掩盖了所有其他各种职业。它强迫工厂主和工人同样地服从。二者都成为机器的奴隶，而不是机器的主人，因此，这时它就开始发挥了它那凶恶而神秘的威力。然而，尽管今天的社会主义学说固执地只看重工人的贡献，主张“劳动”这个词应归工人独占，可是，这只有通过工厂主的有效的和决定性的成就才会成为可能。有一句著名的成语说“强壮的臂”能使每一个车轮停止不动，其实这是一种偏见。能叫它们停住吗？——没错！可是，这并不需要一个工人来做。能让它们运转吗？这倒未必！机器的这一精巧复杂的领域的中心是组织者和管理者。使它成为一个整体的是心智，不是手。
正因为如此，要想保全经常受到危险的机器，有一个人物比那些使城市长出地面并使景色改观的、富有事业心的工厂主的全部精力更重要；这是一个在这种政治冲突中容易被忘掉的人物，即工程师，机器的牧师，懂得机器的人。不仅是工业的价值，就连它的存在都仰赖成千上万掌握技术并使技术不断往前发展的、有才干的、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安静的工程师才是机器的主人和主宰。他的思想的可能性就是机器的现实性。世人曾经担心煤田会耗尽，这完全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担心。然而，只要有优秀的技术途径的探索者，这类危险就不会存在。当——也只有当这支队伍无法得到补充时——这支队伍的思维工作与机器的工作形成一个内在的单元——工业就一定会不顾及管理者的能力和工人的作为而发生动摇。假如，在以后，那些得天独厚的人们发现他们心灵上的健康比这个世界的任何力量都重要；假如，在那种如今正在取代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的影响下，那些现时从事机器业的最优秀的才智之士因日益感到它的魔性而被慑服（从罗哲尔·培根到克莱尔沃的伯纳，过程都是如此）——那么，这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这幕由才智之士所扮演、手只是作为辅助的伟大戏剧的终结。
西方的工业已经使其他文化的古老传统发生了变化。经济生活的川流向煤炭王的位置和大片的原料产地移动。自然界枯竭了，地球的能量被浮士德式的思维所牺牲。工作着的大地是它的浮士德式的面貌，是第二部《浮士德》所期待的面貌，是那富有事业心的工作的至高无上的变形——浮士德是在期待中死去的，对于古典帝国的静态的而饱满的存在，没有比这更相反的了。与古典的法律思想最没有关系的是工程师，他要使他的经济具备自己的法则，这里要以力量和效率来代替人和物。
然而，金钱对这种智力的攻击也是很猛烈的。工业，也像乡民一样受到土地的束缚。它有它的场所，它的原料是从大地涌现出来的。只有巨大的财务活动是完全自由、完全不可捉摸的。从1789年以来，银行连同证券交易所，在日益扩大的工业需要信用借款的基础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它们试图（在每种文明中金钱都想要）成为唯一的力量。古代的生产经济和掠夺性经济之间的斗争，此时强化为在世界城市间进行的一种沉默的、才智之士的巨人之战，这种战斗是技术思想为了保持自由而反抗金钱思想的一种殊死的挣扎。
在浮士德文明中，跟在其他每一文明中一样，金钱的霸权在向它的物质顶峰迈进。这时，一件只有已看到金钱实质的人才能领会的事情发生了。假如它是一种实在的东西，那么它就会永远存在下去——但是，它是一种思想形式，当它已经把它的经济世界考虑完，并且还没有更多的资料赖以维持时，它就立刻消失了。它伸入自耕农的乡村生活，使大地发生移动；它的思想改变了各式各样的手艺；今天它胜利地迫使工业把工厂主、工程师和工人的生产工作同样变成它的掠夺品。机器，这个世纪的真正王后，连同其人类仆人一起，产生了被一种更强有力的力量所降服的危险。但与此同时，金钱也走到了它胜利的尽头，最后的冲突——金钱和血之间的冲突——已经迫在眉睫，在那场冲突中，文明将获得它最后的形式。
凯撒主义的到来打破了金钱的霸权和它的政治武器——民主政治。在世界城市经济及其利益长期战胜政治的创造力以后，生活的政治面终于显示为二者间的较强的一面。武力战胜了金钱，主宰者的意志再次战胜了掠夺者的意志。如果我们把这些金钱力量叫作“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能够将那种想使一种超越一切阶级利益的伟大政治经济制度在人生中实现的意志叫作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具有高尚思想和责任感的体系，它使整个社会为它的历史的决战保持良好状态，这一决战也是金钱和法律的决战。经济中的私人力量要求取得大量资源的自由途径。不应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任何法律限制。他们想自己制定法律，使法律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就利用他们已为自己做出的工具，即民主政治、靠补助金来维持的政党。为了抵抗这种猛烈进攻，法律需要一种高尚的传统和强大家族的野心，这种野心不满足于堆积财富，而是要求超越一切金钱利益的、真正的统治权。一种力量只能被另一种力量所推翻，而还是被一种主义所推翻，并且，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力量能跟金钱对抗。能推翻和废弃金钱的只有血。
生活始终是以小宇宙为形式的宇宙洪流。这是历史世界里的事实中的事实。在世代相继的不可抗拒的节奏前，各种由醒觉意识在其智力范围内所构成的东西终究都会消灭。在历史上，有意义的总是生活，并且也只能是生活——种族品质、权力意志的胜利——而不是真理、发现或金钱的胜利。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它一向偏袒较强有力的、较充实的、较有自信的生活——即给予它生存的权利，而不管它的权利在醒觉意识的法庭面前是否能够保持住。它总是为了强权和种族而牺牲真理和正义，把那些相信真理和正义、藐视业绩和权威的人和民族置于死地。所以，一种高级文化的戏剧——一个充满神祗、艺术、思想、战争和城市的奇异世界——就由于那与永远循环的宇宙长河同一的、永恒的血统的原始事实的再现而告结束。富于想象力的醒觉存在，在存在的缄默作为中消失，正像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所显示给我们的一样。时间战胜了空间，时间的无情运行将文化的生死无常的事故嵌入这个星球上的人事变幻中——在这种形式之中，变幻无常的生活暂时流动，而地质史与星辰史的全部川流不息的视野，则在它的后面、在我们眼前的光的世界中变得高大起来。
但对我们来说，命运已使其置身于这种文化并处在它的这一发展时刻——这时金钱正在庆祝它的最后胜利，即将继之而来的凯撒主义正以安详坚定的步伐走近——我们的自愿的、同时也是不得不如此的方向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之内，而在任何其他条件下，生活是不值得活下去的。我们没有迈向这个或那个目标的自由，我们只有做必须做的事或什么事情也不做的自由。历史的必然性所安排的任务，将要由个人或违背个人来完成。
愿意的人，命运领着他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