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在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的倡导下，环渤海地区15个城市共同发起成立了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2004年6月，环渤海合作机制会议草拟了《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环渤海地区合作机制已从构想、探索进入到全面启动和实践阶段。2011年3月，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发布，提出“推进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30多年过去了，虽然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协同发展的目标仍远未实现。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在会上，他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就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7点要求，并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大家一定要增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的体制机制的勇气，继续研究、明确思路、制定方案、加快推进。自此，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到加快推进的全新阶段。
2014年12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张高丽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议。此次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讨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安排部署了有关重点工作，为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向深入指明了方向。
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业升级转移等方面率先取得实质性突破”。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指出，用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力，用发展新动力开拓发展新空间。拓展区域发展空间。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优化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形成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强化区域服务功能。支持绿色城市、智慧城市、森林城市建设和城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重点地区一体发展，培育壮大若干重点经济区。培育若干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增长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交通一体化，扩大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
作为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造世界一流的首都区、建设区域治理现代化的首善区，以及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借鉴意义。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成为在经济新常态形势下，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一环。
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明确要求及安排部署[1]
2015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动会议，就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安排部署。就此，记者采访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请问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是什么？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天津、河北调研，强调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深刻阐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推进思路和重点任务。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个大思路、大战略，要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李克强总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明确提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一环，对于优化生产力布局、提升发展质量效益意义重大，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围绕科学定位抓紧规划编制，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移接续、区域环境治理和民生改善等重点任务，把这项战略工程抓实抓好。
京津冀地区同属京畿重地，濒临渤海，背靠太岳，携揽“三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目前，京津冀地区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特别是北京集聚过多的非首都功能，“大城市病”问题突出，人口过度膨胀，交通日益拥堵，大气污染严重，房价持续高涨，社会管理难度大，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同时，京津冀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地下水严重超采，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已成为我国东部地区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紧张、资源环境超载矛盾最为严重、生态联防联治要求最为迫切的区域，加之区域功能布局不够合理，城镇体系结构失衡，京津两极过于“肥胖”，周边中小城市过于“瘦弱”，区域发展差距悬殊，特别是河北与京津两市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公共服务水平落差明显。上述问题，迫切需要国家层面加强统筹，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三省市整体协同发展。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应对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矛盾日益突出等挑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增长新动力和新的增长极、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意义十分重大。有利于破解首都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大城市病”的路子；有利于完善城市群形态，优化生产力布局和空间结构，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有利于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对接“一带一路”等重大国家战略，增强对环渤海地区和北方腹地的辐射带动能力，为全国转型发展和全方位对外开放作出更大贡献。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也是探索改革路径、构建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的需要。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平衡是个“老大难”问题，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与要素流动面临显性和隐形壁垒、区域发展的统筹机制欠缺等密切相关。京津冀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最为突出、最为复杂，关注度最高，解决难度最大。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打破行政壁垒，构建开放的区域统一市场，建立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新体制，为推动全国区域协同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子。
《规划纲要》已经印发实施，请简要介绍一下编制过程和主要内容。
《规划纲要》是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基本遵循。研究编制《规划纲要》的过程，实际上是逐步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的过程，也是深入调研、反复论证、集中各方面智慧的过程。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26重要讲话和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2014年以来，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总体部署，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党中央、国务院30多个部门、三省市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多次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科学论证京津冀区域功能定位，在充分听取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就功能定位达成广泛共识；组织专门班子，集中开展《规划纲要》编制工作。经反复研究和修改完善，并先后7轮征求各方面意见，形成了《规划纲要》稿。在此过程中，专家咨询委员会充分发挥咨询论证作用，为明确功能定位、编制《规划纲要》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三省市主动作为、密切配合，为《规划纲要》编制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研究《规划纲要》并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了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思路和方法。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规划纲要》。张高丽副总理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组织修改完善《规划纲要》稿。
《规划纲要》起草紧紧围绕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要求，重点把握四条原则：一是坚持协同发展。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布局调整，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二是坚持重点突破。把水、土地、生态等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刚性约束，抓住符合目标导向、现实急需、具备条件的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先行启动。三是坚持改革创新。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打破条块分割、消除隐形壁垒，破解制约协同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为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四是坚持有序推进。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分阶段设定规划目标、主要内容和实施路径，不搞齐步走、平面推进，既注重解决当前紧迫问题，又注重统筹长远发展。
《规划纲要》从战略意义、总体要求、定位布局、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重点领域率先突破、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统筹协同发展相关任务、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开展试点示范、加强组织实施等方面描绘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宏伟蓝图，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纲领性文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的基本遵循，是凝聚各方力量、推动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强大合力的行动指南。
请问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要求是什么？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战略部署，明确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为基本出发点，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重点突破，坚持改革创新，立足各自比较优势、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立足合作共赢理念，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以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为主线、以构建长效体制机制为抓手，着力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着力推进产业升级转移，着力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着力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努力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带。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要遵循5条基本原则。一是改革引领，创新驱动。加大改革力度，消除隐形壁垒，破解影响协同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加快建立有利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强化创新驱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建立健全区域创新体系，整合区域创新资源，形成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二是优势互补，一体发展。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调整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加快推动错位发展与融合发展，创新合作模式与利益分享机制，在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进程中实现区域良性互动，促进三省市协同发展、协调发展、共同发展。三是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加快完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序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发挥统筹协调、规划引导和政策保障作用。四是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从京津冀区域发展全局谋划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加强战略设计，推进布局调整。明确实现总体目标和重大任务的时间表、路线图，研究制定科学管用的实施方案，分阶段、有步骤地加以推进。五是统筹推进，试点示范。立足现实基础和长远需要，把握好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协同发展的步骤、节奏和力度，不搞齐步走、平面推进，对已达成共识、易于操作的领域率先突破，选择有条件的区域率先开展试点示范，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功能定位是科学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本遵循。经反复研究论证，京津冀区域整体定位和三省市功能定位各4句话，体现了区域整体和三省市各自特色，符合协同发展、促进融合、增强合力的要求。京津冀整体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三省市定位分别为：北京市“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市“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省“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区域整体定位体现了三省市“一盘棋”的思想，突出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相辅相成；三省市定位服从和服务于区域整体定位，增强整体性，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需要。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是：近期到2017年，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取得明显进展，在符合协同发展目标且现实急需、具备条件、取得共识的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深化改革、创新驱动、试点示范有序推进，协同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期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北京“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得到缓解；区域一体化交通网络基本形成，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产业联动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取得积极成效，协同发展机制有效运转，区域内发展差距趋于缩小，初步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利共赢新局面。远期到2030年，首都核心功能更加优化，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格局基本形成，区域经济结构更加合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公共服务水平趋于均衡，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区域，在引领和支撑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请问京津冀协同发展在空间上如何布局？
空间布局是京津冀功能定位在空间上的具体体现，也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经反复研究论证，确定了“功能互补、区域联动、轴向集聚、节点支撑”的布局思路，明确了以“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为骨架，推动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构建以重要城市为支点，以战略性功能区平台为载体，以交通干线、生态廊道为纽带的网络型空间格局。
“一核”即指北京。把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双城”是指北京、天津，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引擎，要进一步强化京津联动，全方位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加快实现同城化发展，共同发挥高端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三轴”指的是京津、京保石、京唐秦三个产业发展带和城镇聚集轴，这是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体框架。“四区”分别是中部核心功能区、东部滨海发展区、南部功能拓展区和西北部生态涵养区，每个功能区都有明确的空间范围和发展重点。“多节点”包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岛、沧州、邢台、衡水等节点城市，重点是提高其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有序推动产业和人口聚集。同时，立足于三省市比较优势和现有基础，加快形成定位清晰、分工合理、功能完善、生态宜居的现代城镇体系，走出一条绿色低碳智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为什么说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点和原则有哪些？
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对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先导作用。当前，北京人口过度膨胀，雾霾天气频现，交通日益拥堵，房价持续高涨，资源环境承载力严重不足，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北京集聚了过多的非首都功能。要清醒认识到，北京作为世界为数不多的超大型城市，再按照老路走下去必然是“山穷水尽”。习近平总书记对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明确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和主要矛盾，降低北京人口密度，实现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相适应。目标要明确，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思路要明确，坚持改革先行，有序配套推出改革举措。方法要明确，放眼长远、从长计议，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首要的、也是最核心的任务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从疏解对象讲，重点是疏解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和企业总部等四类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原则是：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既充分发挥政府规划、政策的引导作用，又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坚持集中疏解与分散疏解相结合，考虑疏解功能的不同性质和特点，灵活采取集中疏解或分散疏解方式；坚持严控增量与疏解存量相结合，既把住增量关，明确总量控制目标，也积极推进存量调整，引导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功能向周边地区疏解；坚持统筹谋划与分类施策相结合，结合北京城六区不同发展重点要求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统筹谋划，建立健全倒逼机制和激励机制，有序推出改革举措和配套政策，因企施策、因单位施策。
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放眼长远、从长计议，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制定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控增量、疏存量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按照“有共识、看得准、能见效”的原则，突出重点，先易后难，积极稳妥有序推进。
请问交通、生态环保、产业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重点要推进哪些工作？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任务繁重，难度很大。既要有明确的长远目标，又要从现实出发，分步稳妥推进。2014年6月18日，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第1次会议提出，对看准的事情要先做起来，对符合目标导向、现实急需、具备条件的领域要先行启动，对一些带动性、互补性、融合性强的重大项目要抓紧实施，争取早起作用、早见实效，并要求在交通、生态环保、产业三个重点领域集中力量推进，力争率先取得突破。
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的工作重点和任务是：在交通一体化方面，按照网络化布局、智能化管理和一体化服务的要求，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多节点、网格状、全覆盖的交通网络，提升交通运输组织和服务现代化水平，建立统一开放的区域运输市场格局。重点是建设高效密集轨道交通网，完善便捷通畅公路交通网，打通国家高速公路“断头路”，全面消除跨区域国省干线“瓶颈路段”，加快构建现代化的津冀港口群，打造国际一流的航空枢纽，加快北京新机场建设，大力发展公交优先的城市交通，提升交通智能化管理水平，提升区域一体化运输服务水平，发展安全绿色可持续交通。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按照“统一规划、严格标准、联合管理、改革创新、协同互助”的原则，打破行政区域限制，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促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扩大区域生态空间。重点是联防联控环境污染，建立一体化的环境准入和退出机制，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实施清洁水行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谋划建设一批环首都国家公园和森林公园，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在推动产业升级转移方面，从全国生产力整体布局出发，明确三省市产业发展定位，理顺产业发展链条，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打造立足区域、服务全国、辐射全球的优势产业集聚区。重点是明确产业定位和方向，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业转移对接，加强三省市产业发展规划衔接，制定京津冀产业指导目录，加快津冀承接平台建设，加强京津冀产业协作等。
京津冀三省市之间社会事业发展差距大，社会各界对此高度关注，请问下一步如何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目前，河北省在社会发展、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层次上差异明显，有些方面甚至呈现“断崖式”的差距。对此，中央高度重视，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推动提升河北公共服务能力。但受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不足的制约，短期内还难以有效消除，需要持续加大对河北省的支持力度、不断缩小差距。
为此，必须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引入市场机制，促进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合力推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险、公共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逐步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总的目标是，到2017年，实现京津冀公共服务规划和政策统筹衔接，在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开展改革试点，逐步推广。到2020年，河北与京津的公共服务差距明显缩小，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体制机制初步形成。重点是建立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统筹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医疗卫生联动协作，推动社会保险顺畅衔接，提升公共文化体育水平。
目前，京津冀三省市已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合作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比如，京津冀三省市均出台了本地养老保险跨区域转移接续办法实施细则，发行了符合全国统一标准的社会保障卡，为实现区域内社会保障卡一卡通奠定了基础；目前三省市基本实现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名称、政策标准、经办服务、信息系统“四统一”；北京市与河北省就燕达国际医院合作项目签署协议，以合作办医和专科扶植的方式，由北京朝阳医院对河北燕达国际医院医疗管理和学科建设进行整体支持，共同探索解决医师异地执业、医保结算等难题；河北省6所交通职业学校纳入北京交通职教集团，破除了京津冀交通人才培养的地域限制，成立了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联盟；三省市共同推进旅游“一本书、一张图、一张网”合作项目，成功举办京津冀旅游投融资项目推介会，取得了初步成效。下一步，领导小组办公室还将加强统筹协调，积极推动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跨区域转移接续、推动京津两地高校到河北办分校、支持开展合作办医试点等政策，力争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管理等公共服务领域一体化上不断取得明显进展，让广大群众切实得到实惠，感受到好处。
在强化创新驱动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哪些考虑，提出了什么举措？
京津冀协同发展从根本上讲要靠创新驱动，这既包括科技创新，也包括体制、机制、政策和市场等方面的创新。京津冀地区人才资源密集、创新要素富集，是全国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但也存在区域内创新分工格局尚未形成、创新资源共享不足、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融合不充分、区域创新合作机制尚未建立等问题。
推动京津冀创新驱动发展，要以促进创新资源合理配置、开放共享、高效利用为主线，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动力，推动形成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立健全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弥合发展差距、贯通产业链条、重组区域资源，共同打造引领全国、辐射周边的创新发展战略高地。在推进举措上，一要强化协同创新支撑。加快北京中关村和天津滨海高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做好北京原始创新、天津研发转化、河北推广应用的衔接，构建分工合理的创新发展格局；在大气污染治理、绿色交通、清洁能源等区域共同关注的问题上，联合攻关，协同突破。二要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构建体制、机制、政策、市场、科技等多位一体的创新体系，共同培育壮大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完善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促进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三要整合区域创新资源。集聚高端创新要素，促进科技创新资源和成果开放共享，加强科技人才培养与交流，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通过努力，力争到2017年，京津冀科技创新中心地位进一步强化，区域协同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转化率明显提升。到2020年，科技投入明显增加，研发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明显提高；区域科技功能分工明确，产业链与创新链高效衔接，创新要素有效流动与共享，创新驱动发展局面初步形成。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决策部署，目前，中央有关部门已编制完成关于京津冀创新驱动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促进京津冀创新驱动发展做出工作部署。同时，还在抓紧制定相关工作实施方案，确定具体工作任务、时间节点和责任分工要求，落实到具体产业、创新平台和示范园区中，将创新驱动发展各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请问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加大改革力度方面有哪些考虑，下一步有什么安排？
体制机制改革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制度保障。当前，京津冀统一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市场壁垒仍然存在，协同发展还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必须消除隐形壁垒、破解制约协同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把国家层面的重大举措与京津冀地区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改革措施，下决心破除限制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尽快建立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制度体系，打造区域体制机制高地。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要从以下几方面加快改革步伐。一是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包括推进金融市场一体化、土地要素市场一体化、技术和信息市场一体化等；二是构建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包括建立行政管理协同机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机制、生态环境保护联动机制、产业协同发展机制、科技创新协同机制等；三是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包括建立区域内统一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和劳务协作会商机制，落实养老保险跨区域转移政策，统筹三省市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等。
按照领导小组安排部署，目前有关方面正在研究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体制改革的相关意见，一些重大改革方案和措施已相继出台。下一步，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督促协调有关部门和京津冀三省市持续加大改革力度，按照“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的原则，抓紧出台重大改革措施实施方案，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体制机制改革措施，建立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制度体系。
示范带动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尤为重要，请问下一步如何推动试点示范工作？
开展试点示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效举措。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的主体多元、领域广阔、层次复杂，因此，要从实际出发，选择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推进，积极推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创新驱动、公共服务、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对外开放等领域先行先试，通过试点示范带动其他地区发展。
推动试点示范工作的方向和重点是：一是着力打造若干先行先试平台。开展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合作区改革试点，推进北京与河北共建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等。二是推进重点领域率先试点。在交通领域，积极推进京津冀重点城市公交“一卡通”互联互通、汽车电子标识、货物多式联运和公路甩挂运输等试点工作；在生态环保领域，开展环首都国家公园试点，探索开展跨区域排污权交易、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工作；在产业领域，鼓励京津冀国家级开发区共建跨区域合作园区或合作联盟，鼓励和推动中关村在天津和河北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三是统筹推动其他领域改革试点。选择部分市县先行开展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同城化试点；开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综合改革试点，稳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等。同时，通过在土地、财税金融、对外开放等方面开展试点示范工作，推动区域整体协同发展，让老百姓看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进展新变化。
目前，有关部门已经在京津冀率先开展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正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和京津冀三省市抓紧研究试点示范的具体方案，逐项做好推进落实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2·26重要讲话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取得了哪些新进展？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一年多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领导小组加强统筹，领导小组办公室、专家咨询委员会、三省市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共同努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一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序推进。北京市已制定并严格落实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4年版），截至今年7月底全市不予办理的涉及禁限目录的工商登记业务累计达6900件，目前已对照《规划纲要》对禁限目录进行了修订，即将发布实施2015年版禁限目录；北京市中心城区内已有36个商品交易市场外迁，大红门地区8家批发市场签约入驻河北永清服装城，600多家商户迁入河北白沟服装城；2015年确定淘汰的300家污染企业已退出185家。同时，聚焦通州，加快北京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规划选址、方案制定等前期工作抓紧推进。与河北、天津的项目对接也有序展开，凌云化工、首农集团等一批央企和北京市属企业已整体或部分搬迁至河北；天津市发挥自贸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优势，正积极打造一批承接平台。
二是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取得积极进展。按照要求，去年7月以来，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了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工作方案并已印发实施。2014年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方案确定的61项重大项目、重点工作都按进度完成了预定的目标任务。2015年确定的113项重点任务正在全力推进。交通方面，北京新机场加快建设，石家庄机场纳入首都机场集团统一管理；京津城际延长线和津保铁路将于今年10月底前完成联调联试；张唐铁路年内建成，京张铁路、丰台站改造工程前期工作加快推进，年内开工建设；首都地区环线高速、京秦高速、京台高速等一批“断头路”“瓶颈路”段正在打通或扩容。生态环保方面，支持张承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的指导意见印发实施，三省市制定了2015—2017年植树造林实施方案，已将山东、河南毗邻河北部分区域纳入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范围，区域联防联控污染机制已经建立，今年1—6月，京津冀区域13个城市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22%。产业方面，北汽集团黄骅整车项目建成投产，北京现代汽车第四工厂25万辆整车项目于今年4月在沧州动建，曹妃甸千万吨炼油项目已核准；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张承生态功能区、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等重点合作平台加快建设。
三是重点领域改革创新加快推进。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底正式挂牌运营，注册资本100亿元，通过投资一体化促进区域轨道交通网络一体化，已启动京唐城际铁路前期工作。医疗保险转移接续和异地就医服务障碍加快突破，河北燕达医院已纳入北京市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正进一步推进燕达医院与天坛医院、安贞医院合作。北京海关、天津海关率先启动京津冀海关通关一体化，并扩大至石家庄海关，新的流程启动以来，通关时间平均缩短41天。北京市启动编制《中关村服务京津冀创新合作行动计划（2015—2017）》，积极推动自主创新相关试点政策率先向津冀有条件的园区溢出，努力打造区域创新发展新高地。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经国务院批准后由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实施，推动迁出地与迁入地区之间建立财政利益共享机制，促进区域间产业合理流动和布局。协调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已于8月1日取消京津冀手机漫游费和长途费。积极推进三省市汽车电子标识试点，采取智能化手段提高交通便利性。
四是京津冀发展整体性增强。北京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重点，着力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正在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2014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达两成；今年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12.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4.1%，服务业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78.5%。天津市以创新引领转型发展，密切与京冀合作，2014年吸引京冀企业在津投资1128亿元，占天津全市利用内资的40%，北京、河北货物占天津口岸出口总额的35.8%；今年上半年，吸引京冀企业在津投资774亿元，占天津全市利用内资的44%，地区生产总值增长9.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5%。河北省以化解优势富余产能、推进结构调整为重点，强化创新驱动，培育形成新的增长点，2014年完成压减炼钢产能1177万吨、水泥产能2863万吨、平板玻璃产能2533万吨，超额完成年度压减产能任务；今年上半年高新技术产业增长11.5%，从京津引进项目2697个、资金1474亿元，分别占全省的49%和46.3%。总的看，三省市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正在逐步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密切配合，共同朝着协同发展的目标推进。
下一步，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如何抓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贯彻落实？
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已经有了好的开头，已进入抓紧贯彻落实《规划纲要》的阶段。7月24日，张高丽副总理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动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学习李克强总理重要指示批示要求，总结前一段的工作，围绕全面贯彻落实《规划纲要》，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按照会议部署，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以推进实施《规划纲要》为工作主线，统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制定贯彻落实《规划纲要》分工方案，深化细化分解工作任务，落实到具体单位，明确路线图、时间表和责任人。推动京津冀三省市抓紧出台各自贯彻落实《规划纲要》的实施方案和支持政策，协调加快编制土地利用、城乡、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专项规划，搞好地方规划及各专项规划之间的相互衔接。以《规划纲要》为基本遵循，抓紧编制京津冀三省市“十三五”时期统一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切实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增强京津冀整体性。
二是突出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一核心，在牵住“牛鼻子”上下更大功夫。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加强各方面统筹协调，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抓紧出台实施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控增量、疏存量等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先行启动一批疏解示范项目，深入开展相关重大问题研究，稳妥推进相关工作。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北京市行政副中心，抓紧研究推进市行政副中心规划选址、方案制定等前期工作，加快市行政副中心建设。对重点地区要统一规划，强化土地供应管控，严格城镇开发边界，防止在北京周边地区盲目搞房地产和炒作房价。
三是持续推进交通、生态环保、产业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力争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抓紧推动重大项目和重点工作任务，当前和长远结合，科学论证选准选好项目，按照在建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的要求制定有效投资滚动计划，充分发挥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协同发展的重要作用。按照每月了解报告工作进度，每两个月调度工作进展的机制，加大调度衔接和检查督导力度，加强和有关方面的沟通衔接，全力抓好推进落实工作。
四是强化深化改革、创新驱动、试点示范三个关键支撑，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积极协调有关方面加大创新驱动、公共服务、体制机制等重点领域的改革力度，以点带面、先易后难，进一步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选择有条件的地区和领域率先开展试点示范，按照“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的原则，研究制定每项改革措施的具体操作方案并加快组织实施，务求每项举措都能落到实处。
五是进一步完善协同发展工作机制，确保各项任务按时高效完成。领导小组办公室加强统筹指导和综合协调，推动实施重大规划、重大政策和重大项目，协调解决跨地区、跨部门重大事项，健全完善督促检查机制；推动三省市深化合作联动，中央有关部门立足自身职能，积极落实相关工作，充分发挥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咨询论证作用。建立健全宣传工作机制，及时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政策，积极宣传有关部门和地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工作进展和成效，把中央战略意图宣传好，让京津冀协同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让人民群众及时了解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推进实施情况并积极参与和监督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同时，深入开展修法立法、优化行政区划和协同管理机制重大问题研究等工作。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既要落实好顶层设计，又要发挥基层的首创精神和群众的能动性。领导小组办公室、三省市和有关部门将坚持“三严三实”，敢于担当，攻坚克难，推动政策措施落地生根，把工作抓实抓好抓出水平。建立健全工作督办机制，主动沟通协调，及时解决问题。加强重大问题调研，充分发挥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作用，提高政策措施的科学性针对性，确保京津冀协同发展今年实现良好开局。
京津冀一体化特点、挑战和政策难点[2]
最大特点是“行政色彩”
京津冀一体化，首先是一个区域问题，中国的区域问题和国际不太一样，我们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区域特点。
第一，以行政区为主导的区域发展大框架。行政区导致基础设施的配置和公共服务体系的供给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封闭。
第二，区域内有不同等级的行政区。通过不同层级城市来体现，使城市的等级和行政区紧密联合在一起。
第三，中国的区域某种程度上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不是协作的关系。行政区域的政绩考核和公共资源的供给差异，导致这种竞争在近三十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越来越强烈。在这种竞争格局下，大量政府配置的要素和资源价格被大大压低。
第四，自然、环境和区位条件不同，区域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所以，不同区域的协调发展与合作规律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认识框架内，如何认识京津冀一体化？
第一，京津冀是中国行政区划中最具有特点的一个区域，有强烈的行政色彩，是两个政治局委员领导的北京和天津，和两个中央委员领导的河北省，他们在区域等级上是不对等的。
第二，在整个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一系列思维方式都是围绕着“保北京”为前提提出的，这就使整个区域出现了不均等的机会，也使资源配置出现了巨大的空间差异。
第三，由于历史的原因，也有发展阶段的原因，三个地区的发展呈现不同的特色：北京通过绝对的行政权力和行政机构设置，高度聚集了服务业，尽管也有很多工业，但是以服务业发展为重要特色。天津是传统的工业城市，到今天工业化已经发展到中后期阶段。河北在“保北京”的前提下，享受不到北京对它产生的各种功能辐射，大量的人才资源还被吸引到北京来，只能在已有的资源条件下发展特色产业，比如有铁矿、有煤矿，所以发展钢铁工业。但是在发展阶段、人均投资水平、人均财政收入上，三地有非常大的差距，“环北京贫困带”就明显呈现出这个差距。
第四，在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下，整个区域中出现了强烈的同构竞争。大家都希望按照中国城市发展模式获得更多的优质资源。河北在环北京经济圈的规划中，确定了沿北京的14个试点城市，在他们各自制定的城市发展规划中，出现了竞争的姿态。本来从北京的角度讲，低端产业外移，向河北等城市辐射，但是河北则希望吸引北京更多的优质产业进来，周边14个城市提出的概念同构，都希望把北京的房地产项目移到本地。在都以房地产发展作为重大依托的情况下，周边的中小城市形成了同构竞争。这种态势不仅没有得到资源特点的互补，反而产生了强烈的竞争，加剧了封闭。
第五，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巨大，使这种合作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户口，北京的户口只能和上海对调，和天津都不能对调，更不要说河北的中小城市了。这种户口所带来的优质公共资源的福利化供给，会使大量的其他资源和人口，为了享受这种福利，偏向于向北京集中。2008年以后，北京的招商引资为什么具有绝对的优势？就是因为有福利供给的特点，使这些资源更多集中到北京。2008年到2010年这三年，北京年均人口增长80万，和它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有直接的关系。
行政主导易导致“虚化”
在这个体制下研究京津冀一体化，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要知道现在研究京津冀一体化不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是要更多强调市场化资源的配置，但是在以行政为主导的时候，原来的协作变成了还是“保北京”，就使整个一体化的概念变虚了。
挑战之一，到底是“保北京”还是促进协同发展？京津冀和长三角、珠三角不一样，上海的工业对长三角、对浙江、江苏形成强烈的辐射，香港服务业的辐射则带动了珠三角商业的发展。可是北京对周边缺乏辐射能力，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北京对自己辖区内都缺乏辐射能力。所以我们看北京郊区的乡镇企业比天津、比浙江、广东差很多，因为北京工业很小，而且管制得非常严。在这个前提下，怎么样发挥对河北、对天津的辐射作用呢？
挑战之二，天津和河北在发展中还有强烈的同构性，都是发展工业。只不过河北以民营为主，天津发展水平要高一点，已经跳出了钢铁工业一家独大的趋势，发展多元化的现代工业企业。
挑战之三，市场关心的和我们研究所关心的完全是两码事。前几天传言说“保定要成为政治副中心”，一下子把保定房地产价格大幅度抬高了，我想这是中央不愿意看到的。河北制定京津冀一体化的时候，更希望通过北京优质资源外移，以帮助河北解套，他们在过去三年大拆大建过程中走了一些不正确的发展路径，搞了一些生态城，由于后续没有资源的供给，这些生态城面临“鬼城”的危险，于是想着能不能通过一体化把资源给唐山、廊坊等地，使这些新城重新起死回生。
难点在优质资源配置
对中央来讲，制定京津冀一体化政策，要面临以下几个具体的问题。
第一，北京到底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一体化？因为雾霾、交通拥堵……把这些都归结于人口过度膨胀，就通过人口外移和控制人口的方式缓解“城市病”吗？这个是要进一步去考虑的。当这个城市有足够多优质资源的时候，一定会有大量所谓的中低端资源的配套。白领、企业总部的老板，包括大量的高档饭店，需不需要服务员、需不需要清洁工人、需不需要快递、需不需要保安、需不需要保姆？可是这些人，他们去购买东西是会到大商场、超市，还是去和他们收入水平相近的小饭店、小零售商、小市场呢？这就是所谓低端产业的来源。当城市有大量精英人士聚集的时候，会需要更多的服务。以排斥人口的方式来缓解北京城市压力，进行京津冀一体化，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案。北京还有一系列中低收入人口需要充分的就业来支撑。
第二，很多人提出把北京优质资源外移，我想应该从增量优质资源上考虑。制定一个政策的时候一定要想每个人的选择。大量的优质医院、教育资源是不会迁出的。所以优质资源增量放缓进入北京应该是一种措施，新增的一些总部、大学新校区是不是考虑不要集中到主城区？可以分布到北京的郊区，或者到与河北交界的地方去。即便解决了增量，人口还是会继续向北京市区集中，市区有这么多的优质资源，它还会承载未来城镇化的人口。只不过放缓了增长速度，给未来改善基础设施提供了时间。放缓增长速度应该是一个主前提。
第三，如何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人向哪里去，政府不应该通过行政的方式来规定，而是把路径搭好，他们自主选择去哪里。现在的问题是基础设施资源的配置被行政分割，如果我们在这三个地区建立交通资源的配置体系，由中央政府引导民资、外资的力量来修建交通，根据人口的聚集方式来选择运输承载方式，市场就会确定人和技术等要素向哪里去。很多北京市的居民觉得雾霾很严重了，想到外面去选择一个适合生活的环境，他会自主选择，这是整个一体化非常重要的前提。
第四，北京对外辐射的最大优势是服务业。怎么样通过交通设施的改造，加快服务业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形成新的增长点，这是需要我们研究政策的时候认真考虑的。
最后，中国城镇化高速增长还要持续二三十年，不是一年两年就完成了，京津冀一体化政策的实施也不会在一两年就完全落实。只有在这些大前提下，我们以市场化为主导，制定长期的发展政策，政府做该做的事情，京津冀一体化的目标可能就更为合理。还有就是我们不能期望在十年内就可以出现一个所谓合理的城市布局，三十年形成的框架、结构、人口和产业的组合，不可能瞬间搬出北京，如果要这么做，肯定是短期行为在主导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路，最后还是事与愿违，并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的浪费。
其实重点在于思路，在于机制的建设。所以，我个人认为京津冀一体化的规划，重点在于机制建设，通过十年的努力，形成协同发展、市场主导、政府规划的合理机制，才是最终解决问题之道。
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方位[3]
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优质生产要素富集区，已成为当今世界最活跃的区域经济中心之一。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已成为事关我国经济未来走势的重大国家战略，京津冀地区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要性
京津冀地区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制约了其作用的充分发挥。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实现了快速发展，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行政分割严重，缺少协同发展的机制体制；二是定位不清晰，内部发展差距大；三是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弱，京津两大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资源存在“虹吸效应”，河北环绕京津还有20多个贫困县、200多万贫困人口。京津冀只有协同发展，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并增强对全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北京的城市病问题严重阻碍了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和国家发展战略落实。北京城市发展中人口非理性增长、交通拥堵、水资源短缺、空气污染严重、房价居高不下等问题，已导致北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能力下降、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目前北京的人均生产总值为15000美元，仅相当于纽约、东京、伦敦等城市的1/3。我们离发展的目标还很远，但发展的资源几乎被耗竭了。解决北京城市病问题，使北京放下沉重的发展包袱、增添发展动力，是北京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凸显京津冀协同发展刻不容缓。近年来，大范围雾霾天气的出现，凸显京津冀地区城市人口过度集中、机动车增长过快、产业结构不合理、重化工业比重过高等弊端。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增进居民福祉，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刻不容缓。
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遇
城市功能疏解的机遇。疏解非核心功能是北京城市减负的主要手段。北京在几年前就有疏解冗余功能的做法，但收效不大，症结在于错综复杂的关系使任何一个疏解行动都面临巨大阻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良机。北京城市功能疏解的目标是优化资源配置，把更多资源用到发展城市核心功能上。这就要求在疏解中坚持城市发展定位，优化产业结构，巩固核心功能，抑制一般功能，疏解非核心功能；提高空间效率，合理改造城区，丰富发展郊区。这样做的前提是准确识别哪些是非核心功能，防止“误删”影响北京的长远发展。
产业转移持续加速的机遇。进一步推动产业有序转移和优化配置，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随着产业价值链不断分解和区域专业化分工加深，中心城市拥有知识、技术、人才等高端要素资源的创新集聚区将更加专注于高端产业发展，制造业、部分生产性服务业、部分陆路物流业等将北靠、南移，促进环京津周边地区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加快产业转移，目的是让核心城市的产业结构更加优化、企业更好发展。实现这个目的，首先要完善鼓励和保护政策，解决好企业转移中遇到的问题；其次要保障资源供给，在土地、能源、用工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帮助；再次是营造良好环境，使企业在聚集中加强生产联系、提升协作水平。
推动交通建设和大气治理一体化的机遇。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突破口，加快高速公路、高铁和轨道交通的建设和衔接，服务三地要素流动，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大机遇之一。治理雾霾天气，需要京津冀加强合作。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健全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并以此为契机，加强水资源保护和治理、清洁能源使用等领域的合作，为区域发展提供坚实的生态保障。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要点
加强顶层设计。首先，增强京津冀区域认同，新方位是实现对“首都经济圈”的普遍认同。其次，明确京津冀地区在全国区域发展总体规划中的角色定位和区位优势，以此为依据确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再次，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协同发展改革试点，逐步丰富协同发展的内容。
协调地区利益。应建立健全地区利益协调机制，具体包括：一是制定生态环境建设和补偿机制，加强区域援助，特别是对河北北部生态涵养区和水源汇集区的区域援助；二是推进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把比较成熟的转移支付政策应用到对区域内贫困地区的扶助中来；三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市场开放、打破公共服务的省市分割，逐步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四是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调整空间关系。随着京津冀区域分工程度的加深，空间上的合理布局成为重点。优化空间布局，涉及基础设施共建共享、重点城市——产业带构建、主要经济增长极选择、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等，都是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应建立一种柔性的、有利于消解地区矛盾和实现互动发展的空间关系，这是协同发展能否实现的重要标志之一。
统一产业规划。要使区域经济保持强大生命力和强劲发展势头，就必须打破行政分割，加强发展规划协调。应从各地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出发，统一制定产业发展规划，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具体分工可以是：北京集中发展高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天津集中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河北集中发展基础制造业和交通物流业。
“京津冀一体化”顶层设计新思维[4]
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的七点要求，是迄今为止在最高层级谋划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最新战略。这“两最”具有丰富的内涵，需要用新思维深入解读。
顶层设计首先要进行观念的顶层设计
我们必须承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中，京津冀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发展。这种落后，某种程度上也许正暴露出体制的落后。顶层设计首先需要进行观念的顶层设计，没有相当的共识，顶层设计就无法走到“顶层”的高度。首都经济圈的早日形成，不仅仅是经济的聚焦，更是改革这把利剑在体制胶着中的较量。
“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敢于深化到京津冀这样的老大难问题中去，啃了“硬骨头”，才能产生改革的深度效应。进一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就看我们能否破除体制机制的壁垒，在能力上展示“设大局、下大棋”的国际水平。而要做到这一切，首先必须聚焦一个字——“破”——破除一切阻挡“首都经济圈”形成的障碍。
首都经济圈的“障碍清单”
“首都经济圈”究竟被什么阻碍了呢？
一是行政区划障碍导致缺乏跨界思维。行政区划天生带有行政的权威性和较为固化的框架，这种权威性和框架便于区域管理，但是不利于要素的流动。当市场经济最宝贵的自由流动要素遇到行政的壁垒，就犹如大潮遇到堤坝只能折身返退。近在咫尺的北京和天津，一个是首都、一个是直辖市，按理说，北京、天津如此大的两个城市双子座，联动效应至少应该是一加一等于二，或者大于二。然而，现状则是两强相峙，结果不仅没能一加一大于二，反而产生了互相排斥的“物理效应”。因此，京津冀在体制上要保持现有的行政区划，也要在机制上突破行政壁垒。我们必须要有跨界思维，大量植入商业元素，开辟市场经济长驱直入的大通道。
二是骨子里的小农意识。我们必须反思为何京津冀一体化格局十年未实际形成，“靴子”为何迟迟落不了地？当下中国，虽已进入全球化，科技水平突飞猛进，但在行政区划的框架内，各地依然习惯于画地为牢，只要在地域边界处，思想上、制度上就会竖起一道城墙，拒人于城墙之外。“一亩三分地”意识强烈，融入与合作意识必然缺乏。这就导致我们的许多机会失去了，资源被碎片化地流失了。小农意识强化了落后体制的顽固性，而体制的庇佑又使得小农意识在官场很有市场。站在“小圈子”作“大评价”，这就使得“一亩三分地”永远进入不了大格局。以小农意识为根源的狭隘的政绩观，使人坐井观天，既耽误自身发展，又延误了大局。以语言为例，中国的方言之多，既是一种历史和文化，客观上也是一种交流的壁垒或障碍。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交流障碍，我们推广了普通话。而今天，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又何尝不需要用一种新的“经济普通话”来推翻以往的壁垒呢？农村的改革要将土地集约化使用，放大了看，京津冀一体化也是要将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交出去，主动融入“集约化”大格局。我们必须要有“转身思维”，把小农转化为“股东”，完成身份的转变。
三是缺乏工业化思维。京津冀一体化的障碍，还在于管理思维的滞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我们必须全面导入工业化管理思维。一个社会进入到工业化时代，不仅仅是生产和使用工业产品的时代，而且是用工业化思维管理社会的时代。工业化管理思维表现在顶层设计中，就是将社会诸多要素看成一个个齿轮，再将这些齿轮进行最佳排列组合，以产生最优功能。工业化管理思维讲究标准、流程、精确，最终体现的是“逻辑”的力量。而与之相对的“小农管理思维”，更多则是碎片化的随机应变。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邯郸、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廊坊、沧州、衡水、邢台……这些齿轮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怎样的排列才是最佳组合？在工业设计中，从来不会人为地放大一个小齿轮的作用而放任齿轮组合不合逻辑。换言之，我们必须把原来那种模糊的、概念的、感性的“语文模式”转化为“数学模型”，用坐标和数字清晰地勾画出首都经济圈的确定框架和最优价值。
以“底线思维”破解区域经济发展难题
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无论是眼前难以对付的城市病还是将来的发展，京津冀一体化已到了“底线思维”阶段——不是选择不选择的问题，而已经是别无选择。这是北京的不二选择，是天津的不二选择，也是河北的不二选择。环境不可持续，资源不可持续，生产方式甚至生活方式不可持续，必须有一次彻底的变革才能生存。这种严酷的倒逼考试，有可能逼出真正的创新思维。唯有新的切分与重组，才能让这三地相加大于三。北京的“大饼”不能再摊（城市扩容）；天津的“麻花”不能再卷（产业重叠）；河北的“灯下”不能再黑（方向不明）。该动行政区划的动区划，该产业调整的调产业，该形成链接的形成链接；该靠拢的靠拢，该转移的转移，该合并的合并，该拆分的拆分；该成为领子的成为领子，该成为袖子的成为袖子，该成为衣身的成为衣身。
一件衣服不能领子太大，袖子太短，衣身太破。总之，我们要把这块布重新裁剪，清晰的定位可以是：作为衣领，北京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流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在工业经济上可以“虚”一点，为自己获得更精确定位和更大空间；作为衣袖，天津可以“长”一点，成为环渤海地区先进制造业中心和物流中心，延长经济手臂，更多外向发展；河北作为衣身，当“实”一点，急需在重要基础工业和先进制造业基地上夯实基础，沉淀经济元素，在拉动内需中保证京津冀一体化稳步发展。如是，棋局已成，棋子之间的关系和价值也就明晰了，规模与产业链效应相得益彰的“大象经济”便呼之欲出了。
我们希望看到京津冀三地在首都经济圈的统领下，各自进行良好的“自转”，同时进行准确的“公转”。而最终，区域经济的绩效评价，就看自转和公转能否沿着顶层设计的轨道有序进行。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使命和责任的定位[5]
使命和责任定位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顶层设计的首要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使命和责任可以定位于“一圈一极一体两区”。
一、世界一流的国家首都圈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10年内还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国际经验表明，作为高收入大国多功能中心的首都与其周围地区组成的首都圈通常是具有全球一流影响和水平的。北京是比较典型的多功能中心型首都，加之京津冀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国家目标，面向未来打造世界一流的国家首都圈，无疑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使命和责任。
建设世界一流的国家首都圈，一要在明确北京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交往中心战略定位的基础上，下决心以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交通、行政功能为先导，采取外科手术式的方式，调整和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同时，将天津建成全国高技术产业基地，提升天津北方经济增长极以及综合交通、金融市场和物流贸易中枢的功能；提升河北教科文卫功能和商贸物流业基地功能，强化河北首都圈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区功能，实现河北产业升级和绿色崛起；二要巩固提高北京、天津国家中心城市地位，强化石家庄、唐山区域中心城市地位，把沧州、邯郸建设成为新的区域中心城市，把保定、廊坊、秦皇岛、张家口、承德、邢台、衡水建设成为专业化中心城市，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以一小时通勤圈为先导培育各具特色的都市圈，形成多中心多圈层均衡发展格局；三要加强多中心一体化综合交通网络建设，实现从单中心放射型向多中心网络型交通布局的转变；四要以“燕山——太行山、黑龙港流域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为基本，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以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为方向，着力推进区域生活水平均等化；五要建立健全区域共同价值观、共同市场。
二、国家空间经济协同发展极
打造国家空间协同发展极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又一重要战略使命和责任。首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空间经济发展形成了国内国际空间新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京津冀地区是中国与世界经济主要结合部之一，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中心地，也是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区，是实现新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重要引擎。其次，协调东中西、平衡南北方是国家经济空间协同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京津冀位于环渤海地区中心，是中国北方地区最重要的核心区，是有效协调东中西、特别是平衡南北方的中心地。
打造国家空间协同发展极，一要以自由港为远景目标加快建设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并适时将试验区优惠政策向京津冀其他重点功能区延伸；二要按照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原则和要求，加快发展世界性总部经济；三要将河北曹妃甸新区、正定新区、沧州渤海新区提升为国家级新区，建设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黄（骅港）石（家庄）新（疆）欧通道，着力引导人口和经济功能向渤海滨海地区和冀中南转移，建设“一轴两纵两横”空间经济轴线格局。“一轴”即京津发展主轴，“两纵”即京石邯发展纵向次轴、京唐秦发展横向次轴，“两横”即渤海滨海发展纵向次轴和石沧黄发展横向次轴。
三、国家创新中心区域共同体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国家核心战略。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创新资源最丰富、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最大限度地发挥京津冀地区创新潜力和优势，支撑和引领创新型国家建设，是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应当打破条块分割，营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家创新中心区域共同体。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家创新中心区域共同体，一要进一步打破科技市场的条块分割，探索建立技术市场监管的区域标准和制度，建立健全开放、自由、有效的科技共同市场；二要围绕产业链（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链）、科技园区和创新服务体系，培育和壮大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网络，着力推广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建立天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完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一区多园”制度；三要设立国家教育区域协同改革示范区，加快研究型、教学型、职业型现代高等院校制度的分类改革，建立健全区域共同高考招生圈，形成开放、统一、均等、充满活力的区域教育体系。
四、国家生态文明区域协同建设示范区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总体布局的新方面。探索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是当今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自然环境是一个结构化的整体，牵一发动全局，一个区域对当地自然环境的干预或多或少，或早或迟都会影响别的区域的自然环境。这样，生态环境问题几乎无不是跨越特定尺度区域的。因此，跳出自家“一亩三分地”，区域协同作战是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生态效率两极分化严重；另一方面，水极度短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因此，无论从必要性、可能性还是从紧迫性来看，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区域协同建设示范区应当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定位。
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区域协同建设示范区，一要着力节流开源，推行水权交易制度，构建区域互通共济、统一调配、永续利用的水资源新格局；二要重点完善区域重大能源基础设施布局，推行节能量交易制度，构建安全、智慧、清洁、高效、可靠的现代区域能源体系；三要健全环境污染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的区域共同市场、标准、法规和监测预警网络；四要统筹山、海、田、林、水等生态环境要素，建立地区间生态补偿制度和国家公园制度，建设坝上高原生态防护带、燕山——太行山生态涵养区、华北平原宜居生态保障区和滨海生态防护带，构筑一体化的区域生态安全格局。
五、国家区域治理现代化首善区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域差异十分显著的巨型国家，地方和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分重要的方面。京津冀地区是国家首都、国际交往中心所在地，是展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窗口。因此，创新区域协同发展体制机制，打造科学、民主、法治、有效的国家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善之区，应当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使命和责任。
打造国家区域治理现代化首善区，一要按照兼顾规模经济、多样性偏好和外部性内部化的原则和要求，设立管理跨省市事务的机构，优化省、直辖市设置，推行省直管县，探索实行县辖自治市，强化以谈判和协议为基础的横向合作网络；二要探索设立京津冀协同发展基金和政策性银行，完善区域治理的投融资支持系统；三要赋予区域一体化先行先试政策，制定“首都圈治理法”，实行依法治区。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共补“短板”[6]
2014年9月，农工党中央邀请国家发改委、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京津两市有关领导和专家组成调研组赴河北就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开展专题调研。调研发现，河北发展历史欠账多、产业结构不合理、交通对产业发展和人口转移掣肘严重，已经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短板”，农工党中央经过认真调研，从多个方面为补齐这个“短板”提出了意见建议。
数据显示，毗邻首都北京的河北省人均生产总值仅为北京的41.2%、天津的38.2%，其城镇化率只有48.1%，环京津集中连片贫困带有29个县、266万人，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明显的“短板”，且与京津的差距呈进一步扩大趋势。农工党中央调研组认为，当前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充分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的重要作用，提高大气污染治理与协同发展的工作效率，尤其应从政策上给予河北更多倾斜，加快京津冀交通网络设施建设，支持河北转型升级、绿色崛起，缩小河北与京津差距。
一、加大国家政策对河北发展的支持力度
建议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总体要求中，将河北定位为：首都圈城市群功能拓展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环渤海改革开放新兴区、国家级健康产业示范区、全国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并在以下八个方面给予具体政策支持：
一是改革政策支持。将河北作为相关重点领域先行先试的改革试点。如新型城镇化和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混合所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改革试点，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改革试点，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排污权交易等改革试点。
二是开放政策支持。把天津滨海新区政策赋予河北曹妃甸区、渤海新区、北戴河新区三大开放平台，支持曹妃甸建设中外合作平台，支持建设北戴河国际健康城，打造国际医疗旅游服务贸易示范区。
三是科技政策支持。改变河北传统产业结构，加强创新驱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发可以放在北京，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基地可以放在天津、河北。但如果河北政策不如北京、天津政策优惠，北京的单位和企业就难以过去。因此，建议将北京中关村的政策延伸到河北的高新技术开发区。
四是土地政策支持。允许土地占补平衡政策在河北全省范围内调剂使用。简化用地审批流程，提高建设用地审批效率，对经国家批准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控制性工程，经报审国土资源部同意后，可以先行用地；属单独选址的重点建设项目用地，涉及补充耕地的可以依据经审查批准的补充耕地方案边占边补。
五是财政政策支持。针对河北省为中国革命作出较大贡献、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财政较为困难的革命老区县（市），建议在《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并参照西部政策在分配其他财力性转移支付时给予倾斜。
六是生态政策支持。按市场经济原则进行生态补偿，使张家口、承德等担当生态涵养任务的地区，从根本上解决生态价值补偿问题。
七是扶贫政策支持。比照西部大开发政策，在扶贫攻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河北重点支持。中央财政扶贫资金逐步加大对河北贫困地区的扶贫资金投入力度，主要用于贫困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种植和养殖业、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和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与培训。加大中央转移支付力度，提升河北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
八是产业政策支持。参照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出台推进其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加大在财政、税收、审批、信贷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如，提高对产业升级改造项目的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比例，对具备条件的企业，适当降低资源税税额标准，允许新购进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税金予以抵扣等。
二、加快首都产业转移和承接，强化京津冀科技、教育、卫生协同发展
多年来，河北省牺牲自身利益支持京津发展，在阻风沙、供水源、保稳定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其产业发展尤其是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与京津相比始终处于落后地位。河北产业体系相对完整、自然禀赋好，建议国家在重大生产力布局上向河北倾斜，尽快缩小河北与京津发展的落差。一是加快河北承接产业转移平台建设，支持曹妃甸区、渤海新区、北戴河新区、新机场临空经济区、白洋淀科技城、正定新区、冀南新区等重点园区平台建设，打造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引擎；二是推动石化、汽车、机械加工等制造业，以及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生物制药等高端制造业的生产和配套环节向河北转移；三是鼓励河北沿海地区发挥地域优势，遵循循环经济理念，建设新型重化工业基地，重点发展现代钢铁、大型先进技术装备、石油化工、大型海水淡化、先进能源转化等产业；四是加快推进中石化曹妃甸千万吨级炼油项目开工建设，打造曹妃甸世界级石化基地；五是支持河北依托重要交通干线和产业聚集平台，加快发展新能源装备、节能环保产业、生物制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物流、研发设计、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
同时，重点解决河北在民生领域的“短板”问题，加大干部交流和智力支援，促进人才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快向河北疏解科技、教育、卫生等功能。一是支持和鼓励京津科研机构在河北建设中试基地，实践产学研一体化模式，推动建立京津冀区域内科技成果的发现、筛选、评价和转化机制。建议科技部以国家科技专项、“863”、“973”计划等成果为重点，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促进重大科技成果在河北转化。采取多种形式促进高端科技人才到河北创新创业；二是设立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改革试验区，支持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职业院校，通过建立合作共建方式，实现办学增量或整体存量向河北转移。建议教育部增加河北“211”高校数量，支持省部共建办学模式，协调驻京津高校对河北高校开展对口帮扶合作、增加在河北的招生规模，推行京津冀高考统一招生。与京津建立职业教育订单培养模式，建设面向京津的劳动力输出与技能培训一体化的劳务基地；三是以临近首都的区域为重点，支持驻京医疗机构通过合作办医、设立分院、整体搬迁等形式疏解到河北。用好京津冀医院成功合作的试点经验，鼓励医疗机构加强技术协作、组建医疗联合体、建立转诊和疑难重症会诊制度。积极推进高端优质医疗资源向河北转移和集聚，建设北戴河国家医疗保健中心，提高暑期医疗服务水平。加强京津冀医疗定点医保衔接，逐步实现信息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异地查询和即时结报。完善社会办医和医师多点执业制度，通过报付比例调节引导居民就近就医，积极探索建立京津冀合作的异地健康养老服务模式。
三、加快京津冀地区轨道交通建设
建议按照统筹规划、一体化建设的思路，发挥轨道交通快捷、高效、绿色、安全，以及大容量、低成本等优势，加快跨区域轨道交通建设，建设相邻中心城市之间“一小时交通圈”，中心城市和卫星城之间的“半小时通勤圈”。
一是抓紧启动北京轨道交通延伸至河北燕郊、廊坊、固安、涿州等周边卫星城的前期工作，力争2017年建成通州至燕郊轨道交通。可借鉴广州、上海的做法，组建市场化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机构，通过轨道交通沿线及站场周边土地开发，筹集建设运营资金。目前，北京市政府已经同意开展城市轨道交通向河北延伸的前期论证工作，建议有关方面尽快开展该项工作，尽早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是加快启动京唐高铁客专建设，打通北京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京唐城际铁路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快速客运铁路项目。因2013年铁路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模式调整，影响了建设进程。鉴于该项目在国家铁路网中的功能作用，建议将“京唐城际”改为“京唐客专”，作为实现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重点突破的一个重大项目尽快启动，与在建的京沈客专一起构成关内外双通道联络格局，提升路网综合运输效率。
三是加快启动京九客专京衡段前期工作。目前，受京九铁路线路条件和运力紧张等因素影响，北京至衡水客运列车难以满足协同发展需求。建议尽快启动京九客专京衡段项目前期工作，并与正在建设的保津快速铁路、石济客运专线相连，有效疏解北京新机场客货流，缓解北京市交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