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自贸区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热门词汇。从中国——东盟自贸区，到中日韩三国自贸区，再到中国（上海）自贸区，各种自贸区在世界各地不断涌现。但是许多人并不了解，这些“自贸区”却有着不同的内涵。以大家熟知的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例，其英文全称为Free Trade Agreement（FTA），指的是两个或多个国家及经济体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相互给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待遇所形成的涵盖两国或多国及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区；而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英文全称则是Free Trade Zone（FTZ），指的是一国在自己领土上划出一块地方，单边自主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措施所形成的自由贸易区，有时也称为自由贸易园区。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自贸区建设，201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就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行了第十九次集体学习。重视自贸区建设，既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对的困难和挑战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积极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举措。相对于FTA来说，FTZ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开创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特别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和探索，为我国自贸区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013年1月1日，上海在《上海市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条例》中，首次提出要在上海“探索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自由贸易园区”。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海调研期间表示，鼓励支持上海积极探索，建立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
2013年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强调建设自贸区是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更加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有利于培育我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9月29日，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成立。
2014年12月，国务院决定推广上海自贸区试点经验，设立广东、天津、福建三个自贸试验区，并扩展上海自贸区的范围。
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进一步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指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致力于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持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和国家对外战略紧密衔接，坚持把握开放主动和维护国家安全，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大力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于积极参与全球贸易竞争构建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自贸区的战略部署与未来展望（节选）[13]
相比“京津冀”是国内不同省之间的协作，上海自贸区的着重点则是中国与海外的对接，是我国下一阶段重要的经济引擎。从国内的环境来看，我国宏观经济目前面临着潜在增速下降、人口红利消失和投资占经济体量过大等各种问题，迫切需要新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上海自贸区推进的速度和力度可以看出新一届政府对于理顺自身定位、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而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则减少了寻租机会，提高了经济效率，也为建立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体制提供了宝贵的试验田；从国际环境来看，目前WTO主导下的“多哈回合谈判”已陷入停滞，而美国推动的TPP（泛太平洋合作伙伴）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涵盖了39个国家、超过62%的世界GDP经济体量。美国介入TPP是为了开拓新市场、实现美国出口倍增计划创造条件；也希望建立起21世纪自由贸易协定新标准，推行美国的全球价值观；利用TPP谈判推动APEC贸易自由化进程，形成美国主导的亚太自由贸易体系。“项庄舞剑，意在中国”，TPP核心在于“平衡中国战略”，抵制排斥美国的“东亚共同体”的形成，遏制中国在东亚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并重建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中国目前还没有加入到TPP的谈判中，因而，借助自贸区的建立，中国有望获得参与新一轮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机会，且可能是未来中国更加深入地融入国际经济和贸易环境的窗口。
自贸区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试验田，然而，自贸区的作用并不局限于上海，随着金融、贸易的发展，整个长三角地区都会因为配套设施的需求提高而有所收益。上海自贸区会在较短时间内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也会产生溢出效应，令长三角的分工更加精细。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自贸区制度需要“可复制”和“可推广”，意味着自贸区未来能够成为其他区域效仿的榜样，这将使得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理念得以落实。
何为自贸区
自贸区按照不同功能定位可分为多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以香港、新加坡为代表的零关税自由港型，这种类型的自贸区对进口商品、当地消费和转口输出都不征收关税；第二种类型是转口集散型，这种自贸区主要利用区位优势进行港口装卸、货物储运、货物商业性加工和货物转运等业务，典型代表是德国港口汉堡和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第三种类型是以菲律宾马里莱斯为代表的贸工型，集加工贸易与转口贸易于一身；第四种是出口加工型自贸区，以出口加工为主，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出口加工区；第五种是保税仓库型，可不办理进口手续、连续长时间处于保税状态，以意大利罗马的免税仓库为代表。
虽然各国自由贸易园区的具体功能和管理政策有差异，但通用的规则包括：进入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园区的商品无需缴税；自由贸易园区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管，监管更为简便和宽松；商品进港后，可以进行各类加工、处理，也可以与外国或国内商品混合重新出口。如需运到所在国的其他地区，办理报关手续缴纳进口税即可；对进出区的活动不加限制，已纳税的进口货物可以从纳税地进入区内与其他货物混合后，再免税进入纳税地等。
自贸区的功能跟各国国情与所处地区的资源禀赋有极强的相关性，因此在不同的区域中也承担着不同的角色。
美国对外贸区。第一种是综合性自由贸易区，称对外贸易区，主要从事贸易，以方便货物进出，加快货物流转，增加就业等为目的。第二种是单一性的自由贸易区，称为贸易分区，主要搞加工业，以提高产品附加值，扩大出口为目的。
欧洲自贸区。德国汉堡自由港：外国货物从水上进出区自由，有的须申报，有的不须申报，均不征关税；外汇交易均不作限制，方便企业间贸易活动。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安特卫普港对整个港口实行更加灵活的管理制度，注重单证管理而非实物管理。爱尔兰香农自贸区：香农开发公司围绕香农机场进行深层次开发，在紧邻香农国际机场的地方建立了世界上最早以从事出口加工为主的自贸区，以其免税优惠和低成本优势吸引外国特别是美国企业的投资。
东南亚自贸区。香港自由港，第一作用是贸易自由。香港对进出口贸易基本上没有管制，不存在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凡符合惯例的贸易行为均畅通无阻。第二作用是金融自由。香港的货币市场全球最开放，资金可自由流通及调度。东南亚自贸区：主要有新加坡自由港、印尼巴淡自贸区、马来西亚柔南经济特区、菲律宾苏比克湾自由港等几个主要自贸区，其中新加坡港是仅次于香港的自由港。韩国仁川机场自贸区：进驻园区的外资企业根据不同行业和投资规模，在今后5—15年内，可享受减免税收、土地使用费等优惠政策，同时，积极鼓励货运航空公司入驻或拓展新货运航线，拓展机场连接性。此外，仁川机场不断完善物流配套设施，提升物流服务水平，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拉美自贸区。巴西玛瑙斯自贸区：区内生产并在本国销售的产品，免征工业产品税。巴拿马科隆自贸区：自由贸易区货物进口较为自由，无配额限制，不缴进口税。智利伊基克自贸区：区内企业享有免缴一级所得税权利，智利本国商品免缴增值税。
自贸区折射的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近年来，中央提出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路，比如“京津冀一体化”“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等，不难看出区域经济是我国经济转型释放红利的关键，也是这届领导班子经济发展理念的重中之重。
事实上，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自贸区的形成都指向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战略思想。对内部而言，自贸区的建立能够进一步强化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和地理优势，并带动长江中上游地区过渡带和内河航运的作用。自贸区对整个中国经济也具有重要的杠杆作用，尤其在重构区域经济结构方面，包括浙江、江苏甚至长江上游的重庆等地，其产业发展都将受到影响。而自贸区经验一旦获得进展则可以使得全国更多的区域进行效仿，进一步推动国内区域协同发展的进程。对外部而言，它能够推动我国和贸易伙伴之间的互动，并弥补我国在对外区域合作上的不足；它能对中国加入TPP谈判形成有利的环境，便于同其他国家在贸易、金融领域达成合作，共同发展。某种程度上可以称得上是构建了与贸易伙伴之间进一步互惠互利、协同发展的区域战略平台。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中亚时曾经说道，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由此可见，和邻国之间深度合作，形成更广义的“区域经济”也同样是决策层的目标之一，而自贸区则正是达成这一目标的重要通道。
自贸区未来展望
自贸区不仅是未来经济改革的试验田，也是我国未来融入世界经济的一个契机。尽管今年4月份，美国表示欢迎我国在一定前提下加入TPP，但目前根据TPP协定，我国在政府管制、知识产权、货币兑换、劳工标准上均暂时不完全达到要求，因而，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将成为我国加入TPP前的一个重要示范区域。借助自贸区的建设管理，可以结合中国实际，逐步提升中国贸易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如中国应在国际劳工标准和绿色环境标准制定中发挥作用；不断提高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为贸易自由化奠定坚实的国内产业基础。配合自贸区的深远意义，应以开放的心态和迎接机遇的眼光看待TPP发展，甚至可以待自贸区成熟后，在适当的时机加入TPP，中国有望在未来参与TPP谈判中取得话语权与规则的制定权，而不被世界经济组织边缘化。
过去十年我国在外需扩张、地产和基建投资的拉动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进入了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然而，以往拉动经济的几大引擎正在逐渐转弱。外需开始动力不足，并且物价上涨，劳动工资水平上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等方方面面的现象都显示了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展望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仍有相当大的红利空间可以释放。自贸区的设立，以及相关的区域经济发展理念的实施将会是下阶段释放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战略思想。
从国家战略视角看上海自贸区建立[14]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上海自贸区）是我国第一个完全与国际接轨的自由贸易园区，2013年9月29日正式挂牌成立。从地理位置上看，自贸区位于上海的浦东新区，但从名称上可以发现，建立上海自贸区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的发展需要，更体现了国家发展的整体战略规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要切实建设好、管理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在上海自贸区成立一周年之际，回顾总结其地位作用，对未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迎接全球贸易竞争的突围之举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各个领域包括贸易投资规则的竞争更加激烈。在国际贸易领域，话语权和规模并非总成正比关系。2013年我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但是在参与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上，我国却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
1.严峻挑战
近年来，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先后发起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和PSA（多边服务业协议）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力图形成新一代高规格的全球贸易和服务规则，来取代目前的WTO规则。其主要的特点就是积极推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在这些谈判中，都不包括中国。纵观未来全球贸易格局，由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主导的新一代全球贸易与服务业规则正在形成。
2.突围之举
面对这些挑战，建立中国自己的自贸区是当下的突围之举。如果说加入WTO是货物和部分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上海自贸区则更注重投资和金融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是全方位、各领域的对外开放。相关的法律法规、管理体制都要深度调整，未来还要推广到其他沿海城市甚至全国。自贸区要通过贸易和服务规则上的先行试点以及进一步扩大开放力度，实现我国与世界的接轨，从而捍卫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1）贸易的便利化开放。上海自贸区的最大特色是“境内关外”的特殊监管制度，即“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这里的一线是指国境线，二线是指与非自由贸易区的连接线。也就是说商品从境外进入自贸区不需要缴纳关税，可以在区内自由流动、加工和使用，或者直接出境；但商品从自贸区进入国内其他地区，则需要高效监管。这种监管模式让企业可以“先入区，再申报”，最大限度地提升一线进出境的便利程度和物流效率。
（2）投资的自由化开放。我国现有的投资管理体制，对于外资要进行审批和备案，但是在国外通常都是对外资实施准入前和准入后的国民待遇，程序非常简单。在自贸区内，投资大部分会实行备案制，取消审批，取消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等诸多限制，与国际接轨。而且，重点突出扩大服务业开放，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社会服务、文化服务，六大领域将全部开放。
（3）金融的国际化开放。重点是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建立与自贸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包括利率、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等。由于金融改革和开放牵涉的面比较大，怎样在搞活金融和控制金融风险之间实现平衡，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隔离外资投机和市场操纵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不仅需要研究也需要在一定的范围内试验，上海自贸区就承担了这样的重任。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重大创举
当前，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容易改的都已经改完，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其中，有的牵涉复杂的部门利益，有的在思想认识上难以统一，有的要触动一些人的“奶酪”，有的需要多方面配合、多措并举。面对改革途中的“急难险滩”，该怎么办？
1.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
今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一项国家战略，要牢牢把握国际通行规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在28.78平方公里的热土上，上海自贸区要找到一条能够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可推广、可复制的改革创新之路，使命和压力不可谓不大。
对此，中央多次强调要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从2013年3月底李克强总理在上海的考察调研，到7月3日国务院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再到9月29日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成立，不过短短半年时间。这充分显示出中央推动新一轮改革时不我待的信心和决心。
2.不栽盆景，而是种苗圃
对于进入深水区的攻坚战改革应该怎么走，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用“不栽盆景，而是种苗圃”的形象比喻做了回答。自贸区的所有制度、规则，所有改革举措都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实现可复制、可推广，这就好比“种苗圃”。所谓“不栽盆景”，意思是说不要特殊照顾，不要额外政策，不做“好看不好用”的面子工程。换句话说，上海自贸区就是要通过制度创新、通过体制改革而不是政策优惠来释放经济活力。
3.政府放开该放的、管住该管的
上海自贸区的意义不仅仅是促进贸易领域的自由化，而是更多肩负了其他重要领域的改革、创新和试点。对此，李克强总理指出：“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中重要方面也是简政放权，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政府放开该放的、管住该管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正是基于此，上海自贸区的主要设计都指向一个中心：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这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负面清单是相对于正面清单而言的。正面清单管理是规定企业“只能做什么”，而负面清单管理仅限定企业“不能做什么”，并用清单的方式列出来。法无禁止即可为，这体现了放权的改革思路，实质就是要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不在无形市场上错伸有形之手。
简政放权的另一个重点是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从上海自贸区的实践来看，从核准制到备案制的转变，大大简化了政府办事手续。如投资者通过自贸区的“并联办事系统”，4天就可以拿到企业的营业执照，而过去则需要29天。据统计，截至2014年7月底，上海自贸区内新设企业9585家，外资企业1032家。
负面清单变“潜规则”为“明规则”，告诉政府哪些该管，哪些该让给市场、让给社会来管。同时，自贸区内试点的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先照后证”登记制等举措，也在不断降低企业进入门槛。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在降低准入门槛的同时，对企业的诚信、对政府的监管能力却提出了新的考验、新的要求。显然，“宽进”的同时必须“严管”，也就是要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只有这样，才能够提供并保障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
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驱动引擎
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之所以万众瞩目，主要在于，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党和政府，都期盼它能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新的发展动力，为国家的富强、民众的幸福提供新的创新平台。李克强总理指出，设立上海自贸区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举措。
1.促进贸易升级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到大型客机，小到智能手机，都由分布在众多国家的企业合作完成，越来越多的国家专注于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某些增值环节，“微笑曲线”正是对这一价值链的形象描述。曲线的一端是高利润的研发、设计，一端是高利润的销售和服务，中间是低利润的加工生产，而我国就长期停留在这个底端。对我国经济而言，当下正面临着如何转型升级的问题。
（1）促进低端的货物贸易向高端的服务贸易转化和延伸。我国的服务贸易从数量上看，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2012年，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为10.8%，不仅低于外贸环境类似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更是低于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而欧美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占比均在20%左右。从质量上看，高端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国外一些大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量来自于金融、创意、物流、会展等在内的高端服务业。如纽约的高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66%以上，伦敦更高达70%，而上海高端服务业占GDP比重只有40%左右。上海自贸区的最大看点就是服务贸易，这次不仅对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社会服务和文化服务六大领域全面开放，而且寻求管理、税收、法规等方面的创新。如果自贸区的先行先试取得预期的成功，更多贸易活动和高端服务业将聚集到上海，这将有效地促进上海经济的转型并成为引领全国发展的主要动力。
（2）通过创新驱动、结构调整来提高产业本身的含金量。由于我国加工贸易的零部件和原材料过度依赖进口，因而形成了研发和营销“两头在外”的模式。而且，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过短，对配套产业的带动作用不足。所以，上海自贸区所承载的使命就体现在：尽快提高加工贸易原材料、零部件的本地化率，加强国内企业自身优势的培育，使跨国公司将更多的设计、生产、流通和服务环节放在中国，促使加工贸易由单纯生产向综合服务和全球运营方向转型，进而推进我国产业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环节向技术密集和信息、管理密集的高附加值环节升级。
2.助力企业转型
长期以来，虽然我国一直致力于经济转型，但以往出台的产业政策引导、经济补贴等，没有促进企业真正形成创新能力，反而造成过度贷款、过度投资，最后形成大量低端过剩产能。上海自贸区致力于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所有投资者，无论是外资的、国有的、民营的都能在一个公平开放的平台平等竞争。有竞争就有创新，就会形成优胜劣汰，落后的产能、落后的产品自然就会被市场所淘汰，这就是倒逼企业转型的一种机制。
更重要的是，上海自贸区凭借着投资管理体制和融资渠道的便利化，有助于聚集全球要素资源，加快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步伐，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平台。
3.推动金融创新
人民币要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中国的金融实力要在全球化层面“越级而升”，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上海自贸区这块“金融试验田”取得成功。目前，上海自贸区内的企业可以办理跨境双向人民币业务，实现自贸区内账户和香港账户之间自由联动，让人民币更加顺畅地在境内外自由流动。市场预期，随着众多的境内外贸易企业、金融机构、物流企业等主体大量进入上海自贸区，以人民币为主的计价与支付手段将迅速发展，包括转口贸易、离岸贸易、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业务将蓬勃开展，这些都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
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创新不仅有人民币业务，外汇业务也在加速改革。一是自贸区内率先实现了外币存款利率市场化，二是出口企业可以自主选择时间结汇换成人民币，有效规避汇率风险。
当然，开放与自由从来与风险相生相伴，金融越“自由”，国内外资本尤其是国际游资，很可能利用上海自贸区作为平台，实施资本的快进快出、疯狂套利，扰乱我国的金融市场，冲击我国的金融秩序。所以，金融制度创新对于上海自贸区来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
2014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内将在自贸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体制机制，开展若干新的试点”。当前，天津、广东等地的自贸区申报方案正在加紧筹划。我们期待，以上海自贸区为支点和起点，推动我国的改革向纵深发展，并撬动起中国经济奇迹“第二季”。
自贸区“雁阵起航”引领全国深层次改革[15]
四大自贸区的挂牌，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深层次改革的战略布局已然构建完成。这四大自贸区将立足国家总体战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深度融合、两岸经济发展等，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实现多层次、全方位的发展。
4月20日，国务院发布中国四大自贸区负面清单，4月21日上午，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统一挂牌。听到这一重大消息，看到这一重大决定，我极为宽慰。自贸区“雁阵起航”，决不能迷失方向，而方向就是党中央、国务院以自贸区引领全国深层次改革开放的决定。
要发挥试验区、桥头堡和排头兵的作用
自贸区是撬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支点，要发挥试验区、桥头堡和排头兵的作用。四大自贸区都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完善法治领域的制度保障等作为主要任务，涉及行政管理、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开放政策，具体体现在：
贸易便利化。监管上采取“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模式。自贸区势必还将进一步推动贸易便利化，同时提升贸易开放程度。更重要的是，还要一并推进与自由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的发展，如包括航运、贸易及相关服务业的开放，一定程度上放松现有的贸易壁垒，推动区内要素转移、资源配置。贸易便利化既是自贸区建设的目标和任务，也是自贸区对接国际的手段和方法，是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标志。
投资自由化。自贸区要成为改革的桥头堡、排头兵，要自始至终采取高标准的投资规则，第一是公平竞争的政策，第二是整个过程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基于负面清单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要求是投资自由化进程中的核心议题。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出发，负面清单需要兼顾BIT等一系列国家谈判，以及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新变化，四个自贸区使用同一张负面清单，体现我国新时期的国情与特色。
金融国际化。金融行业在自贸区受益面最广，而且未来自贸区金融方面的发展愿景也很大。四大自贸区在金融方面的试点内容主要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汇兑、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产品创新等，也将涉及离岸业务。自贸区推动离岸金融业务，拓宽外商金融投资范围，包括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人民币国际化方面，自贸区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行先行先试。
行政精简化。即政府职能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按照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简化审批程序，以综合监管和法制化管理为主，提高行政透明度，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可以预见，未来四大自贸区内，会不断实践“小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实行高效的市场化宏观调控和管理，理清市场和政府最优边界。
四大自贸区要进一步理清各自的战略定位
中国四大自贸区的挂牌，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深层次改革的战略布局已然构建完成，往前走，还要进一步理清各自的战略定位。
2.0版上海自贸区由保税区、张江、金桥、陆家嘴、世博5个片区构成，应该在各区域间形成协调发展，提高整体竞争力。一是要思考如何与“四个中心”建设和全球科创中心建设结合起来，加速建设一批高能级、面向国际的金融、贸易、航运平台和创新平台，把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作为上海自贸区的重中之重。二是完善组织架构，扩区之后的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已正式推行“双主任制”的领导架构，从而起到更高效管理和建设自贸区的效果。三是推动上海自贸区建设与长三角乃至长江经济带发展有机结合。
广东自贸区强调了粤港澳概念，明确提出依托港澳、服务内地、面向世界，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促进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融合，深入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强化粤港澳国际贸易功能集成，探索构建粤港澳金融合作新体制等。值得一提的是，在深化粤港澳合作方面，广东自贸区建设相关事项纳入粤港、粤澳合作联席会议制度，相向互动，在CEPA总体框架下，探索对港澳更深度开放。广东自贸区有望在金融改革中推出更多的新创举。广东自贸区的重要任务就是探索更开放、更便利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
天津自贸区将着重于制造业和商业物流的并重开放；天津市是综合改革实验区，中央赋予天津先行先试政策；天津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一极，天津港是京津冀最大的综合性贸易港口，在京津冀吸引外资过程中发挥引擎作用。此外，由于金融业的业态和体量规模等都与上海不同，天津自贸区金融创新的侧重点也将有所区别。如果说上海作为金融中心是总体金融实验，天津自贸区则要发挥在融资租赁领域的潜力，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服务。
从国家层面考虑，福建自贸区最大的战略意义在于对台，以“对台湾开放”和“全面合作”为方向，进一步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一来吸引台资入驻，二来便利与台湾的经贸往来，促进两岸经济和人员更好地融合。福建在对接台湾产业、加快两岸产业融合方面独具优势，因而福建自贸区需要扩大对台服务贸易开放，以此进一步促进服务要素的自由流动，推动海峡两岸经贸的深度发展。在金融创新方面，两岸跨境人民币业务是福建自贸区金融业发展的一大特色和未来方向。
总之，这四大自贸区都将立足国家总体战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深度融合、两岸经济发展等，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实现多层次、全方位的发展。
自贸区扩大试点的战略深意[16]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加快了以周边为基础的自贸区谈判进度，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中韩、中澳自贸区在去年底已结束了实质性谈判，预计在2015年可进入实施阶段。与此同时，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也加快了改革开放试点的进度。去年12月，国务院又原则批准在天津、广东、福建增设三个国内的自贸园区，并同意上海自贸区内涉及服务业开放的有关内容可以在上海浦东范围内扩大试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14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第19次集体学习专门安排了自贸区专题讲座，习近平主席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深刻领会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精神是我们贯彻落实自贸区战略的重要依据。
推动自贸区建设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我国对外开放新要求。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
从国际形势看，各国纷纷谋求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特别是以美国为首推动的TPP和TTIP谈判等超大型自贸区谈判，正在推进并将产生巨大影响。这些大规模的自贸区谈判一旦达成协议，其影响范围是巨大的，并且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新的贸易规则将形成国际主流影响力，这将对我国形成新的约束和影响，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自贸区谈判的推动下，特别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导致亚洲及我国周边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得更为复杂，国际形势对我国推动的自贸区战略构成巨大挑战，在当前自贸区战略快速推进之际，我国要想保持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保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只能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主动参与到各类自贸区发展中去，形成以我为主的一批自贸区安排。一方面可以扩大我国对外贸易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可适应新的开放规则和要求，避免我国在国际贸易新一轮规则竞争中被边缘化。同时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也有利于我国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而且鉴于自贸区协定的签署是一种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性开放安排，将有利于形成开放促改革的新局面。
从国内形势看，当前国内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的若干特征，且经济增长持续面临下行压力，资源能源约束日益加剧，产业升级面临明显压力，海外需求不振，导致出口维持在中低位水平，金融汇率改革面临新的风险，财政货币政策回旋余地有限，我们既不能回归大规模刺激经济的老路，又必须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我们唯有通过深化改革向市场要活力，通过激活民间的内在增长动能，靠体制和机制的活力形成新的增长引擎，要做到这一点更重要的是营造法治的营商环境，通过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引进更多的国际投资资本，以支撑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以深化国内市场改革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来调动各种经济成分增长的积极性，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局面，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唯有突破自贸区的发展束缚。通过扩大自贸区安排，带动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并加快同国际规则的接轨，形成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
加快自贸区建设是适应我国不断走向国际治理前台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善于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仍处于艰难的调整中，美欧等发达国家企图通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构筑自己的利益网，再度形成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和影响力，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被排斥在这一进程之外，新一轮的全球治理及规则重塑已成为当前国际经济范畴的重点和难点。现在我国虽已成为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绝大多数国家的第一或第二大贸易伙伴，我国的经济利益已延伸到世界各个区域，维护并拓展我国的自身利益是我国未来发展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我国除了继续在WTO中寻求贸易和投资利益外，更需要在双边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下拓展空间，通过建立多边区域、双边经贸合作机制以促进共同发展，相互补充，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为此，加强自贸区建设是维护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新机遇，是参与广泛的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合作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而有助于确立我国在世界经济新格局中的地位。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贸易大国，经贸利益早已超越国境，延伸到全球各地，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利益的大国。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大国和强国必须要着眼于全球视野来规划本国发展，着眼于全球资源推动本国增长，只有通过全方位开放才能形成与世界各国拥有众多利益交汇点，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开放格局。因此，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应该慎重思考如何构建大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如何实现并处理好出口与进口并重，走出去与引进来并举，获取利益和防范风险并行，坚持不做追随者，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确保国际规则向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提高整合全球资源为我所用的能力，实现我国经济全方位的国际化。
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自觉或不自觉地终将走向国际治理前台，发挥世界经济贸易大国影响力。在新一轮的区域经贸规则重塑过程中，不能以“鸵鸟”心态置之事外，更不应回避敏感问题，一定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谈判，主动提出新主张、新倡议、新方案，提升我国对国际和区域经贸规则制定的影响力，引导规则向于我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为新规则的形成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在未来对外贸易谈判时，我们也不能只停留在关税减让、开放服务贸易等方面，而必须要面对有关的新议题谈判，并以此促进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减少行政审批等诸多领域的改革，为中国经济持续和良性增长打下基础。因此我们通过加强自贸区建设，认真应对谈判内容和开放重点，主动深化市场化改革，努力突破传统体制机制障碍，最终才能实现习近平主席要求的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做好两种“自贸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17]
盘点2014年年度经济热词，自贸区肯定榜上有名。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围绕自由贸易区问题组织集体学习。12月12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推广上海自贸区经验，要求在广东、天津和福建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这两处所讲的“自贸区”，是两种自贸区，前者叫FTA（Free Trade Agreement），是两个或多个国家及经济体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相互给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待遇所形成的涵盖两国或多国及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区；后者叫FTZ（Free Trade Zone），是一国在自己领土上划出一块地方，单边自主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措施所形成的自由贸易区，有时也称为自由贸易园区。
为什么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如此重视这两种自贸区的建设？原因就在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发展变化。
从国际看，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深刻调整期。主要经济体都在着力解决发展中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一方面更重视抢占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纷纷推出了振兴传统产业和发展新兴产业的规划及战略。另一方面，根据新一轮国际经济竞争更多发生在科技研发、投资、服务、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等新的领域，而多边的自由贸易谈判进展缓慢，不利于保护发达经济体利益的情况，使许多国家转向更积极地推进区域性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谈判。美国近年大力推进以它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标准为模板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试图重构国际贸易规则。尽管这些谈判也十分艰难，但是谈判由多边转入区域，纳入了包含服务、投资、竞争政策、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在内的许多“21世纪新议题”，协定内容由“边界措施”延伸至“边界内措施”等，却是大势所趋，代表着新的国际分工和竞争游戏规则。
从国内看，我国已经进入由低收入工业化迈向中高收入工业化的发展新阶段。人口红利递减，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在放慢，但对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从主要依赖要素投入为主的发展转变到创新驱动为主的发展。必须参与更高层次国际分工和竞争，从主要依赖传统低成本优势转变到依赖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主的新的综合竞争优势。过去国家工业化的重心是制造业，现在则要优先发展服务业。过去产业的提升主要靠大规模承接产业转移和释放人口红利，现在则要更多地依靠自主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怎样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缩小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等方面的差距？总结30多年来的经验，关起门来搞是不行的，只能靠进一步改革和开放。30多年前，我国以建立四个经济特区为起点，与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规则接轨，抓住了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今天，新一轮国际产业进步和经济竞争孕育并催生着新的游戏规则，我们作为后来者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积极地参与自贸区（FTA）谈判。而且我们谈的不应是低水平的自贸区，必须是高水平的自贸区。因为中国不能停留在低水平产业链分工上，而是要加入中高收入工业化国家竞技场，与新一轮国际产业技术进步所要求的新的游戏规则接轨，抓住经济全球化调整期的历史机遇，实现新兴大国由低收入工业化向中高收入工业化的历史跨越。
具体到现实发展路径，就是要建立、发展两种意义上的自贸区。对外，加快建立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自身瞄准高水平自贸区标准，主动自觉地进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开放尝试，倒逼国内深化改革，加快建立和完善国际化、法治化和更加开放的贸易投资环境。这两种自贸区在功能上是有内在联系的。对外进行自贸区（FTA）谈判和参与国际贸易规则重构是战略目标，对内建立自贸园区（FTZ）是战役部署，是脚踏实地的改革试验和实践，通过不断扩大的试验和实践，帮助修正和完善我们的开放目标，最终实现民族复兴、和平崛起的中国梦。
现在，国内各地方争建自贸园区的积极性很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与更高水平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接轨就像当年入世一样，是推进改革开放的新的动力。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其中有一定的跟风或从众因素，也不排除有些地方企图以此来圈地搞开发。但从根本上讲，自贸园区热反映各地从上海自贸试验区看到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新突破的希望，看到了自贸园区带来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重大利好。不同地方有不同情况，不应当一哄而起。但是为了进一步发展，都要进一步开放，营造与国际先进水准看齐的体制和法律制度环境，这一点是一样的。所以，中央应当爱护和引导这股自贸园区热，鼓励更多条件成熟的地方参与到自贸园区试验中来。
同时，对于争建自贸园区的地方来讲，一定要找准目标，端正认识。第一，自贸园区是开放高地，不是政策洼地。建立自贸园区主要是靠进一步开放、建立与高水平贸易投资自由化规则接轨的体制和规则环境，而不是靠财税政策优惠吸引投资者。第二，自贸园区是改革试验田和压力测试场，不是仅供参观的盆景。建立自贸园区会带来一定风险、一定压力，必须承担起排头兵的责任，坚持先行先试，应当控制好风险，同时要有迎难而上的勇气和坚韧。第三，建立自贸园区是国家战略，不是短期行为。地方开放改革和发展的规划及战略必须与国家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创新驱动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等相适应和配合。
总之，自贸区是新形势下我国扩大开放，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上世纪80年代第一轮开放的重要载体是四个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他们率先开放带动了全国的开放。进入21世纪以后第二轮开放的重要载体是加入世贸组织，入世带动了各个领域与多边贸易组织所代表的国际贸易规则接轨。现在，第三轮开放的重要载体就是实施自贸区战略和建立自贸园区。我们应当做好自贸区这篇大文章，借自贸区之势推动我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更高水平国际分工和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