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党国际是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以及其他一些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从1951年正式成立到现在，社会党国际已存续了60多年，经过曲折坎坷的发展而成为一个规模庞大、实力强盛和影响广泛的组织。与成立之初相比，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数量、党员总数和支持它们的选民人数都有成倍增长，其活动地域、工作范围和影响能力亦有明显扩大。然而，就这样一个跨国政治组织展开研究，于笔者而言，却有着更多的考虑。
二战后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各种类型的国际组织急剧增多，其中一些还成为国际政治格局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在当今世界上形形色色、总数已达8200个以上的国际组织中间，社会党国际独树一面，颇具特色。而与为数不多的其他同类组织相比，社会党国际的突出特点在于它有更大的国际影响。一方面，社会党国际作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国际组织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表现活跃。几十年来，它一向关注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对重大的国际问题和事件主动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特别是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党国际利用各种方式对国际局势的发展施加影响，甚至直接介入某些国际事件，调停斡旋，排难解纷，堪称“新崛起的国际行为主体”。另一方面，社会党国际又通过其成员党发挥作用。这些成员党分布在全球5大洲的60多个国家，它们或者活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者生存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大都是执政党或有过执政经历、正在为再次执政而努力的主要在野党。这些党的政治经验丰富、群众基础雄厚，因而对本国的内政外交决策有很强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协调成员党在重大国际问题和全球议题上的公开立场和共识主张，代表它们做出一致的发言并争取在某些地区或国家采取共同的行动，必然使社会党国际的意见更有分量，其号召更具实质意义。
从历史渊源来看，社会党国际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直接继承者；是第二国际破产和国际工人运动大分裂以后，社会党人另建国际组织在战后的新发展。社会党国际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是从第二国际时期发端的社会民主主义、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理论演变而成的。因此，在现实政治中，社会党国际在组织上代表着现代国际工人运动中主张改良、渐进和议会道路的一翼，在思想上代表着今日世界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中重要的一派。可以说，社会党国际不仅载负着相当深远的历史传统，而且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着国际范围内的党派性政治分野。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持续努力，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超出了其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源地，正在向广大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扩散；社会改良主义实践不仅包括了国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政策措施，而且正力图扩展到用于解决国际性危机和整个人类面临的重大的全球化挑战。在今天这个危机重重但又充满希望的世界上，社会党国际的某些主张也确实在一些地区和许多国家赢得了不少拥护者。
可以说，社会党国际的过去和现在、理论和政策确是令人极感兴趣的课题。无论是从进行国际政治交往的需要来看，或者是从总结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考虑出发，研究社会党国际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笔者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界诸多同行都曾呼吁将国际政治的研究重点转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精力集中到那些过去少有涉及但于今却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人物和组织上。同时，他们还号召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和新的框架研究国际政治历史，包括国际共运史、国际政治组织史和国际社会的变迁史，以达到重新认识和重新构筑以往的研究中已有定见但显然与实际不符、与时代不符的观点、结论、体系或框架。到目前为止，已有许多先行者将这些主张付诸实践，进行了堪足称道的尝试并产出了不少丰硕的成果。这不仅给学术同行以极大的启发，而且还是一种鼓励和鞭策。当然，要想在这里实现真正的、总体上的创新性突破，还必须有更多的研究者不辞辛劳、不计近利、艰苦工作、潜心治学，须有一大批有志于此者不避细流、不拒小成、深入探讨、耐心积累。因而笔者又感到，作为同行，理应自觉地响应这些呼吁和号召，理应有意识地追求新开拓的天地。惟其如此，社会党国际这个相对已有研究积累的主题便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我们的写作进程。
实际上，社会党国际所具有的独特之处已使它成为战后历史非但不能回避且应先行而上的研究对象，成为战后历史欲图突破而须首先解决的难题之一。首先，社会党国际是在战后初期“冷战”高潮年代里酝酿并最终建立的，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它已基本放弃了早期支持“冷战”的立场，改变了持续相当久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和“白种人俱乐部”形象，转而向第三世界国家开放和靠拢，已演成为国际政治中的进步性力量。因此，社会党国际本身的变化便成了二战后国际形势演变及其影响的典型标记。对它的研究可以为我们了解二战后国际政治发展和演变的时代条件及国际社会环境的变动提供绝好的观察口。其次，研究社会党国际的政策及其活动可以为我们研究二战后国际政治历史提供一个独特的分析角度。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社会党国际研究很难归入以往共运史学科的范畴，但它又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直接参照物而存在的。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讲，社会党国际代表着国际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主张改良的一翼，属于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分道扬镳而此后既对立又竞争的客观存在。研究社会党国际显然可以为我们研究二战后跨国性的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开通新的思路，为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提供新的材料。最后，进行历史研究的难点之一，便是后世的研究者很难将研究对象完全置于历史上的客观条件之中，很难充分根据当时当地的条件对研究对象作出合乎客观历史的分析并得出合乎历史事实的结论。在对第二国际后期的活动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与之对立的第三国际的研究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而研究距我们相对较近且至今仍在活动的社会党国际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某些启发，为我们向上追溯研究社会党国际的前驱者提供便利。综上所述，研究社会党国际显然又具有方法论上的创新意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整个世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二战后国际性的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研究必将越来越多地联系全球问题而加以综合考察。就此而论，研究主要活动于国际政治舞台的社会党国际可为新的研究提供框架。而前面所提到的从社会党国际看国际政治运动，从现在的社会党国际看过去的前驱者，似乎也都属于由此及彼的逆向思维。这恰好是过去的研究所往往忽略，于今却是不可缺少的。
也正是社会党国际所具有的那些独特之处，因而国际社会对社会党国际的关注和研究自其正式成立时起便开始出现，于今更盛，虽因时而异但历久而不衰，虽因地而变但普遍而不缺。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研究者大多是处在与社会党人对立和竞争地位的共产党人，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社会党国际所代表的历史传统、集中于社会党国际的成立和初期活动所表现的国际工人运动战后新分裂的意义和影响。因此，这一时期有关社会党国际的研究和论述明显地带有附属性和批判性的特点。前者典型地体现在美国共产党领袖福斯特1955年所发表的著作《三个国际的历史》，英国共产党人帕尔姆·杜德于1964年出版的《国际》以及苏联东欧国家许多有关工人运动国际组织的历史著作之中。这些著作往往是在论述第二国际破产后社会党人另建国际组织的题目下，专设章节论述社会党国际的有关问题。后者最集中地体现在1955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论现代右翼社会党》，书中收集了苏联、德国和法国等国共产党人及学者的7篇论文，几乎篇篇论述了社会党国际，同样也是篇篇语词激烈地批判攻击了社会党国际。甚至在西方，在社会党人中间，对社会党国际的研究也带有附属性的特点。例如社会党国际第一任总书记、奥地利社会党人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在1956年退休后全力以赴撰写了3卷本巨著《国际的历史》。有关社会党国际的建立及最初三年的活动内容便收入在1971年出版的德文本第三卷之中。当然，其观点和结论与共产党人研究者是截然相反的。直至1970年代即社会党国际成立20多年以后，西方和东方的学者才真正开始将社会党国际当作独立的课题进行研究和著述，研究重点也移至其现实活动而将其历史传统作为论述的一部分。例如在民主德国，1973年有《社会民主党的国际：对其历史和政策的分析》出版，1975年又有《社会党国际：历史和政策》问世。同年，保加利亚也出版了《社会党国际与欧洲安全》一书。与此同时，也开始出现以社会党国际成员为划定标准、从国际性运动整体意义上研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或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批著作。例如戈兰姆夫斯基的《现代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与政策》（华沙1974年版），波波夫的《社会改良主义：理论与政策》（莫斯科1971年版）、尼基京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质和演变》（莫斯科1978年版）等等。在西方国家，情况也大体相似。1972年，奥地利社会党人、前驻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代表切尔内茨发表了《社会党国际：思想与现实》一书。此外，还有一些侧重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学术著作，如1977年佩特森和托马斯根据3年前的一次学术讨论编辑出版了《西欧社会民主党》（论文集），奥地利学者佩林卡在1979年发表了《西欧社会民主党》专著（1982年被译成英文出版）。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社会党国际进入了空前活跃的时期，由此，首先在西方国家，对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研究亦达到新的高潮。1977年由根舍和兰特尔曼撰写的《社会党国际简史》在波恩出版，1979年又被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发表。此后，仅在1983年一年，法国便有两种版本的《社会党国际》问世，一是由多纳尔撰写，另一则是由波尔利主编的论文集。偏重于社会党国际成员党的则有佩特森和托马斯再次合作主编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牛津1986年版）和拉迪斯夫妇合著的《萧条时期的社会党人》（伦敦1986年版）。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者西比列夫在1980年发表的《社会党国际》和捷克人埃尔班1982年出版的《社会党国际：伙伴和敌人》标志着对社会党国际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有关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活动以及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著作和文章层出不穷。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接着，他所倡导的“新思维”在前苏联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引起了巨大反响，与之相应，前苏联学界对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研究也表现出比以往更大的兴趣和热情，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和新见解。
在中国，如同其他各个领域的理论研究工作一样，有关社会党国际及成员党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政治环境的制约。还有并非次要的、物质条件方面的限制。因此，这方面的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除了苏联外文书籍出版局以中文印刷并在中国发行的一些书如顾西宁《论现今右派社会民主党人》（1951年莫斯科中文版）以外，仅仅出版了少量翻译著作和材料。其中最著名的，一是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各国社会党重要文件汇编》第一辑（1959年）和第二辑（1961年）两书，收入了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一些宣言、纲领和会议文件；二是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并出版的“花边书”系列（因其封面设计中有一框住书名、著者、译者和出版者的花边图案而得名），以译介外国政治书籍为主，进而又包括了欧洲社会党领袖人物的若干著作。例如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的《工党的展望》，另一位领袖比万的《代替恐惧》等等。唯一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论著则是1956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黄葆桢所著《右翼社会党》一书。上述所有书籍几乎无一例外地属于内部读物，因而印数极其有限，少者仅千余，多者也不过5、6千册，以致今天查找起来变得十分困难。
十年动乱期间，单纯的译介工作也不可能维持了。只是在后期，唯有上海人民出版社为研讨1960年代末国际上开始兴起的“缓和”热潮例外地译介了一批外国领袖人物或政党状况的著作或传记，其中收入了社会党著名领袖如德国维利·勃兰特、英国威尔逊等人的著作。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共与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开始或建立了党际来往和党际关系，我国有关方面的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套丛书《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的近百种译著中有相当部分涉及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研究，其后各家出版社零散译介的有关书籍更是接连出版，不胜枚举。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开始了更精细的研究工作，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或文章，有的亦已结集出版。如姜士林、郭德宏编辑的《当代社会民主党与民族主义政党论丛》（北京1986年展望出版社版）和张契尼、潘琪昌主编的《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北京1987年东方出版社版）。这两本文集均收入了有关社会党国际的论文，更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由殷叙彝先生主编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第一批共5种著述，其中不仅有论述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论文和译文文集，而且还有收入了社会党国际1951～1987年各次代表大会、理事会和执行局会议文件的资料集，因此可以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近十年的积累，已经奠定了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地开展研究工作的基础，也明确提出了从整体意义上对社会党国际进行独立分析和论述的要求。
在此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有关社会党国际及其所代表的政党群体和思潮派别的研究曾一度略有沉寂，但相关学者们仍持续关注这一主题，并且以更加注重知识积累的方式从事着学术研究工作。有意思的是，随着英国工党的再度执政及其作为执政主张的第三条道路理论的重新阐释，中国学者对于安东尼·吉登斯的著述给予了极高的关注，于是，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2000年出版）和《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孙相东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出版）很快得到翻译和出版，连带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也受到追捧。接着，曾于1990年代前后组织出版“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重庆出版社，也连续出版了斯图亚特·汤普森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思想意识、治理与全球化》（贺和风、朱艳圣译，2008年出版）、沃尔夫冈·麦克尔等合著的《社会民主党的改革能力：西欧六国社会民主党执政政策比较》（童建挺译，2009年出版）、安德鲁·格林编写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社会民主主义：1980年以来的左翼和经济政策》（刘庸安、马瑞译，2010年出版）以及托马斯·迈尔等编写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概念》（殷叙彝、张世鹏等编译，2012年出版）。这些著述均出自国际社会党著名理论家和资深研究者之手，全面表达了世纪交替之际社会党国际主要成员党的理论思考和政策主张。这无疑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必要的观察对象和思考素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自于年青一代学者之手、脱胎于博士学位论文的一批研究专著也得以问世，包括龚加成的《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探索：冷战结束后社会党国际纲领与政策演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史志钦的《全球化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转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涂用凯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球治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以及邵鹏的《后冷战时代的民主社会主义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还有一些未曾出版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如禄德安的《社会党国际与全球治理》（博士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完成答辩）、王淑娟的《冷战后社会党国际的全球治理思想研究》（硕士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8年完成答辩）和吕桂梅的《社会党国际基本价值观的演变研究》（硕士论文，新疆大学2009年完成答辩）。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侧重思想主张剖析还是偏好政策方案评估，这些著述的问世，不仅标志着有关社会党国际的研究始终得到学界的关注，而且体现出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研究转向。更确切地说，这些著述注意到，冷战结束之后以及全球化浪潮兴起之际，新的社会问题和政治挑战给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所造成的困惑；也注意到，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在努力回应和解决这些困惑时，已经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主张和政策方案。就其问题意识和研究旨趣而言，中国学者的研究工作实际上表现出了特定指向的焦虑：对于同处于全球化迅猛发展势头之下且走向与世界接轨的中国，究竟应当如何回应新的挑战和新的议题；而国际社会党人的理论思考或许可以为我们带来新的启发和启迪。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确实得到了新的知识发现：较之于科技界对于全球化发展的欢呼、经济界对于全球商品生产链条形成的肯定，国际社会党人更关注于全球化发展所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包括一国之内贫富差别的进一步扩大、国家之间原有差距的加大、环境问题的恶化以及全球治理难题的出现等等；较之于国别政治家立足于本国利益而思考如何从全球化的发展中获益的政策偏好，社会党国际更关注于从全球共同利益的角度处理社会价值的分化与冲突、人际关系的衰败和恶化以及国际关系中的对抗与暴力。这些研究无疑丰富了我们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理解，加深了我们关于全球化挑战的认知，因而构成了我们应对全球治理问题的基础性知识之一。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知识推进中，笔者却不无焦虑地发现，关于社会党国际以及国际社会党人的研究尚缺少从历史发展视角展开的系统理解。而这样的知识缺失无疑会妨碍我们更全面地体悟社会党国际的思想主张和价值立场、更全面地把握全球化进程中跨国政党组织的角色和作用、更全面地认知特定的政治派别和理论思潮面对新的全球挑战而出现的演进和变迁。
惟其如此，笔者意图按照时间发展的前后顺序，大致论述社会党国际的产生、发展及其政策主张和纲领思想的形成和演变。当然，为着论述方便和说明问题，笔者又对社会党国际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作了详略不同的分析，同时又特别选取了几个重要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本书的主要意图，便是要在论述社会党国际的主要经历和主要活动的同时，剖析其组织性质、政策和纲领，结合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之加以说明，着重考察社会党国际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扩大影响的尝试，分析社会党国际的未来发展趋势。此外，还考察了它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总之，本书力图提供一幅历史的画卷，用以说明社会党国际自二战后重建直到今天所经历的组织、意识和政策等多个方面的演化和变迁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