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陈布雷、陈伯达两人一生的轨迹为主线，以国共两党的“四次历史转折点”为基本环节，叙述了国共两党相关人员的群体活动，勾勒了国共两党政治思想文化宣传建设的基本风貌与当年思想文化斗争的宏大场景。
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的中国政坛上，曾经有两位风云一时的知识分子问政，并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这两位人物，一位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另一位是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
乍看起来，把两位具有不同背景和经历的秘书扯在一起，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但究其实质，在两人的背后，有着一种历史的必然联系。
今天，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分析，中国走向独立自主、繁荣富强、开放和谐的国度，是多么的不容易，经历了一条既漫长又短暂的路程。
西方人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侵入中国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这样一个时代的主题。为实现这一主题，中国人民经历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百年战争”[1]。当我们赶走了西方的侵略势力，着手认认真真搞建设的时候，中国又遇到了外部环境西方封锁、中苏关系“闹僵”，内部环境几种文化相互博弈与相互激荡的格局。看来，中国的建设走向和谐开放的格局，还需要一个“百年建设”[2]时期。本书所叙述的两大秘书，就是生活与奋斗在从结束“百年战争”到探索“百年建设”的“四个”历史转折点上的两个风云人物。
结束“百年战争”，首先是谁来领导的问题。在这场百年战争中，中国社会各阶级“轮番上阵指挥”。晚清统治者，领导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结局是签约、败北、失地、丧权辱国；农民阶级，领导了太平天国运动、北方的义和团和南方的反洋教斗争，结果是铩羽而归；资产阶级上层，领导了戊戌维新运动，最后也是流产。进入20世纪，中国出现了政党政治，开始了政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篇章。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了辛亥革命，结果被袁世凯篡夺了胜利果实。国民党的一些骨干力量，进入北洋政府系统执政后，立刻走向了腐化堕落，[3]导致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的相继败北。仰望茫茫的苍穹，俯瞰神州遍野的哀鸿，中国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依然如故。当孙中山先生处于绝望之际，遇到了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和前苏联的帮助，走出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格局。国民党搞革命，基础在华南和海外。从孙中山1905年组建同盟会到1924年国共合作，[4]国民党一共有6个基层党支部。其中4个在海外[5]，国内只有2个，一个是广州支部，另一个是上海支部。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在全国25个省中，建立了19个省市党部，把国民党的基础普及到了全国。前苏联和中共又帮助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组建起了国民革命军，进行了英勇的北伐战争。当北伐大军打到长江流域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叛变了革命，建立了南京国民党政权。这一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上，陈布雷参加了国民党，陈伯达参加了共产党。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以所谓“正统”自居，打着“统一中国”的旗号进行国民党内部大小军阀的混战，及“围剿”中国共产党与红军。1933年到1936年底，国民党的“统一”确实出现了“眉目”，从南方赶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力，统一了大西南和两广地区，蒋介石进抵西安，准备最多再有三个月，彻底“剿灭”共产党，实现“蒋氏大一统”。没想到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出现了第二个历史转折点。先是中国共产党通过“遵义会议”、“川西北风云”和“三军大会师”[6]，实现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到准备抗日战争的转变；后是蒋介石不顾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已是中国第一位政治的事实，一意孤行“剿共”，结果西安事变发生，蒋氏自己被“剿”。西安事变是蒋介石一生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上，陈伯达在华北地区经历艰难的地下斗争考验和艰苦的学术研究；陈布雷在江浙地区，先是心中凄惶，后是帮助蒋介石撰写西安事变的历史。政党政治和传统政治不一样，不在于人多枪多和有没有政权在握，而是在是否高高地举起了时代旗帜而引领时代潮流，西安事变之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逐步地转移到了中国共产党方面，领导人民结束“百年战争”的历史责任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肩上。
结束“百年战争”，第二是用什么思想来指导的问题。中国是一个靠指导思想来治国的国度。这一点，既是中国的政治传统，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自西汉社会中期以来，无论是谁，无论哪个阶级，干大事者都寻找和运用指导思想。中国近代“百年战争”以来，寻找和运用指导思想就一直没有停止过。[7]中国共产党接过了马克思主义，到延安以后，提出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蒋介石则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掺入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一些西方文化，形成了“蒋记三民主义”体系。陈布雷早年接受的是中国儒家文化和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近代新文化。加入国民党之后，他就为丰富和发展“蒋记三民主义”而努力，并积极协助蒋介石用“蒋记三民主义”大抓“干部培训”和“党的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陈伯达早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延安之后，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主题，积极协助毛泽东推进中国共产党九年大学习。同样是抓学习，抓“党建”，国民党是越抓越腐化堕落；共产党是九年大学习、“大党建”，结果使自己实现了历史性的升华。国民党在江西“剿共”时，高举“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旗帜，殊不知他就输在“七分政治”腐化堕落上了。抗日战争结束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兴起，中国革命又一次进入了历史转折点。陈布雷肩负起了国民党宣传战线“总指挥”的历史责任，陈伯达肩负起了中国共产党宣传战线“旗手”的责任。国共两党展开了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总决战，结果是国民党败北，陈布雷“自别人世”。
中国经历近代“百年战争”的历史沧桑，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由“百年战争”到“百年建设”的历史转变。一是在贫穷落后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前无古人，曲折、挫折和错误在所难免；二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和平环境，促使“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阶级斗争文化”四种文化都要求大发展、大繁荣。社会主义探索的曲折和“四种文化”的内在矛盾纠葛与日益激烈的矛盾斗争，终于导致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陈伯达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旗，“拼命挥舞”，大张挞伐，结果他被大浪淘沙。
书生问政，靠的是知识、靠的是思想、靠的是文化。从1927年到1948年，陈布雷跟随蒋介石21年，国民党的政治、思想、文化宣传等建设，都有他的心血和付出。他用他的“软实力”，深深影响了国民党政治。国民党在大陆除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创始人外，也分三代。一是“元老派”，以蔡元培、于右任、戴季陶、林森、吴稚晖、胡汉民、谢持、邹鲁、张静江等人为代表；二是国民党“中生代”，以蒋介石、何应钦、钱大钧等保定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毕业生合成；三是国民党“新生代”，以蒋经国、陈诚、俞国华、沈昌焕、李惟果等人为代表，而陈布雷对俞国华、沈昌焕、李惟果等人的帮助、栽培，可不是一点半点的工夫。同时，陈布雷在进入国民党阵营后，把20世纪20年代中国报业几个脱颖而出的人才，如潘公展、程沧波、张季鸾等人，都援引入国民党的思想宣传战线。当年在重庆抗战时期，正是这些人，给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思想文化宣传工作造成一定的麻烦和损失。从1939年到1970年，陈伯达跟随毛泽东31年，在这31年中，陈伯达也用他的知识、他的思想（包括“坏的思想”）影响了中国政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也团结、培养和使用了一批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如冼星海、艾思奇、范文澜、周扬、丁玲、陈伯达、艾青、柯仲平等人，也正是这一代进入延安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经过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开创了延安和各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新天地。
本书以陈布雷、陈伯达两人一生的轨迹为主线，以国共两党的“四次历史转折点”为基本环节，叙述了国共两党相关人员的群体活动，勾勒了国共两党政治思想文化宣传建设的基本风貌与当年思想文化斗争的宏大场景。对陈布雷与陈伯达个人的人格人品、学养学风、情感与家庭生活、行为的是与非、优点缺点与错误、世界观人生观的转变与演变轨迹，及与各自政党领导人的交往、恩恩怨怨等，都有较为细致的叙述。本书虽是一部文化学性质的传记作品，但对于学术问题，也有一些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和独到的见解。
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我逐篇逐卷地查阅了延安时期党的《解放》周刊和《群众》周刊，及《中国青年》、《共产党人》、《中国文化》、《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几家重要杂志。逐页查阅了延安1937年1月到1941年5月的《新中华报》和1941年5月16日至1947年3月23日2130天的延安《解放日报》；逐版翻看了1948年6月至1970年6月22年间的《人民日报》；逐目查阅了1958年至1969年春十一年中的《红旗》杂志，并做了一定的数字统计和分析测算。[8]这种笨功夫使我初步弄清了从1938年到1969年31年间陈伯达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比较客观地把握了陈伯达发展演变的过程。对于陈布雷，我仔细阅读研究了《陈布雷回忆录》，及唐纵、蒋君章、陶希圣、左舜生、程沧波、张道藩和仆少夫等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留下的原始文字，佐之以我对蒋介石的研究，[9]勾勒出了陈布雷一生的梗概。陈伯达赴延安之前的活动，资料甚少，我只得从叶永烈《陈伯达其人》一书中，转引了一部分。在此，也请叶先生原谅。
本书所述，除分量不够、为学不精外，尚有诸多缺点和不足，因此，恳望前辈、同仁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在今后的学习和互相探讨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
张希贤
初稿完稿于1992年10月底
1998年第二次修改
2009年秋至2010年春第三次修改于中央党校